《大明风云》系列之8——皇帝迷踪

第四节 上福建最妥当、最安全？

　　如此看来，建文帝出亡浙江，小住郑义门是可能的，但久留绝不可。那么建文帝能上哪儿？前述，大明西北是朱棣的“双重亲家”宋晟的势力范围；西南又是朱棣的双重亲家沐英家的天下；湖湘地区呢？朱棣后来在武当山一带大搞土木工程建设，到处都是朱棣的“走狗”；南京周围的江南地区？如苏州曾是建文帝铁杆支持者苏州知府姚善管辖的地盘，那儿有不少的“亲建文”分子，因此说建文帝极有可能先往苏州方向跑（上海学者徐作生先生的考证很有价值），但苏州毕竟距离京畿太近，危险性极大；上江西，那可是建文帝老师黄子澄的家乡？但也是目标太明显，危险性也大，因此，从整体来看只有上福建一带去才最为合适。

　　第一，建文帝在福建有着很好的人脉关系与深厚的情感基础，但不显眼。

　　建文新政期间或以前的朝廷中枢中许多高官都与福建有着一定的关联。

　　建文新政时的户部尚书王纯曾是福建参政（可能相当于副省长）。“王钝，字士鲁，太康人。元末猗氏县尹。洪武中，征授礼部主事，历官福建参政，以廉慎闻……二十三年迁浙江左布政使。在浙十年，名与张紞埒。帝（指朱元璋）尝称于朝，以劝庶僚。建文初，拜戶部尚书。成祖入，踰城走，为逻卒所执，诏仍故官。未几，与紞俱罢……永乐二年四月赐敕以布政使致仕。既归，郁郁死。”

　　建文朝工部尚书郑赐就是福建建宁人，“郑赐，字彥嘉，建宁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监察御史……及惠帝即位，成祖及楚王桢皆举赐为长史。不许，召为工部尚书。燕兵起，督河南军扼燕。成祖入京师，李景隆讦赐罪亚齐，乃相背耶？赐曰：‘尽臣职耳。’帝笑释之，授刑部尚书……赐为人颇和厚，然不识大体，帝意轻之。为同官赵羾所间，六年六月忧悸卒。帝疑其自尽。”

　　建文朝吏部尚书张紞的知己张祖也是福建人，“张祖，惠安人，建文时以宪史入部考，入格，留为吏部吏……文皇即位，除罢建文所置官，出祖为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绩，方（张）紞被谴自经，舁尸归，属吏无敢往视，祖日经理其殡，殡毕，哭奠去。”

　　“张显宗，汀州宁化人。少丧父，某母黄氏守志教之。洪武辛未，进士第二人，授编修，升太常寺丞。建文中，自国子监祭酒升工部右侍郎，往江西招集丁壮，募民出粟。太宗即位，显宗及江西布政使杨连、按察使房安、佥事吕升等并为军卒执。告其罪，上释不诛，谪戍兴州。显宗有文学，多所著述，惜其功名不终。一时皈附之臣，有政事者如大理寺卿虞谦、侍郎徐守实；文学者如侍读王景、司业张智、修撰李贯辈。虽免于罪咎，然文皇帝未尝重之。”

　　建文朝监察御史林英原籍为福建宁德古田县人、刑部给事中叶福为莆田人。

　　“王继之，福建莆田人。为某官，壬午年死于国事。其死与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为浙江按察使，是年阖室自焚。见《杭州志》。”

　　更有与朱元璋、朱标和朱允炆祖孙三代都有着非同一般关系的浙江浦江郑家之子郑湜曾经还当过福建参议。“……入国朝（即大明开国以后），曰（郑）渊、曰（郑）洧、曰（郑）濂、曰（郑）湜，皆以行谊闻。上（指朱元璋）召濂等入见，问以治家长久之道。对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奖之，拜（郑）湜为福建参议。”

　　虽然上述这些洪武朝和建文朝要员最终都没有随建文帝而去（其中林英、叶福和王继之为建文帝殉难），但他们个个都是正人君子，有这么多与福建有着一定关系的高官或要员出现在建文政治的舞台上，想必建文帝对福建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更有一个长期以来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建文帝在福建社会中下层有着一定影响与基础。

　　“陈思贤，茂名人。洪武末，为漳州教授，以忠孝大义勖诸生。每部使者涖漳，参谒时必请曰：‘圣躬安否？’燕王登极诏至，恸哭曰：‘明伦之义，正在今日。’坚卧不迎诏。率其徒吴性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曾廷瑞、吕贤六人，即明伦堂为旧君位，哭临如礼。有司执之送京师，思贤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龙溪人。嘉靖中，提学副使邵锐立祠祀思贤，以六生侑食。”

　　跨越四个年头的“靖难”战争最终以建文帝失利而告终，漳州官学校长陈思贤率领他的学生誓死不降朱棣，上演了集体就义的悲壮一幕，由此也说明建文帝在福建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这里顺便再说一下，若朱棣上台后发布的诏谕内容属实（即说建文帝派人上闽浙选美女），那么福建地区许多人家就是朱允炆的丈人家了。这样说来，建文帝出亡福建就有着更加宽泛的社会关系了。

　　再有一个福建宁德民间提供了一个较有价值的信息，当地百姓口头相传：当年建文帝出亡到福建宁德是与他的老师周斌有关。明代文人黄仲昭在《八闽通志》这样记述周斌：“周斌字质夫，宁德人。洪武中领乡荐，授建宁府学教授。时兵革甫息，斌修废起弊，严立教条，作新士习。郡县长贰非公事弗造其室，与之语曰皆政教大端，弗及私事。十五年，云南平，撰贺表称旨，有金币之赐。秩满，召至便殿，承顾问，以质直见重。明年拜中都国子监司业，约度明信，诸生悦服。又明年，召还，升齐王府左长史，辅翼开陈，一以正道。丁内忧，以病卒。”

　　从史料来看，周斌是一个与明初皇家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宁德籍文职要员，洪武中期他就当上了皇帝的顾问，后来出任中都国子监的教官，最后担任齐王府左长史，负责齐王府公务之类的事情。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明初朱元璋经常让朱标等皇子上凤阳学习锻炼，想必“以质直见重”的周斌与仁弱端庄的朱标太子肯定熟悉。建文帝从小在明皇宫里长大，周斌又当过宫廷顾问，可以想象他们俩肯定很熟悉，两人又都是正人君子，其相互关系肯定也不会错，至于是不是师生，目前没有充分依据不敢妄断。但建文帝失国之际，周斌已在宁德老家守孝，最后也病卒于家乡（当地有一种说法是周斌诈死）。

　　古时候通讯不发达，建文帝遭遇国破家亡之大难后不得不出亡，到了福建，来宁德找周斌（周氏为宁德地区的一大族）合乎情理，它比上浙江和江西等哪儿地方去躲藏都合适，既不招眼又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与社会基础。

　　因此综合起来看，建文帝最终出亡到福建宁德是个聪明又理性的选择，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除了我们俗界之外，在600多年前的佛门圣地还有一位皇爷爷朱元璋晚年曾做过特殊安排的特殊人物，极可能就是皇孙儿建文帝出亡要寻找的“庇护者”，他就是洁庵法师。

　　据明代《雪峰山志》所载：“第六十七代中兴雪峰寺正映洁庵禅师。师讳正映，号洁庵。江西抚州金溪县洪氏子，幼不茹荤。先投宁德安仁、三峰寺为沙弥。明洪武十九年，试经得度，谒灵谷谦禅师。方入门，怀中香忽坠地，遂有省。谦命任维那职。谦示寂后，往天界雪轩。典藏会有旨云：泉州开元寺僧临难，选的当家住持乃阄选而出。乃引见；谕曰：著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难，善则欺侮你，恶则毁谤你。但清心洁已长久。钦此。师奉诏来院。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开堂演法，众志翕然。首竖法堂、次建甘露戒坛。不数年，百废俱兴。”

　　明代地方志上记载的有关洁庵法师的这些信息，应该来说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洁庵原本是江西抚州金溪县人，俗姓洪，青少年时代在福建宁德安仁寺和三峰寺当沙弥。据福建省宁德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王道亨先生提供给我的清乾隆版《宁德县志》资料来看，“安仁寺，在二十三都”，即今天宁德市蕉城区石后乡境内；“南峰寺，亦名三峰寺，在二十三都”，即今天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境内。洪武二十九年洁庵上南京参加僧人选拔考试，后往东郊灵谷寺拜慧明谦法师为师。慧明谦法师圆寂后，洁庵离开了灵谷寺，前往南京天界寺。洪武晚期，素有东南名刹的福建泉州开元寺出了住持空缺这档子事，大家正准备用抓阄的办法来选个住持，朱元璋闻讯后在明皇宫里召见了洁庵法师，并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叫你上开元寺去当住持，如今这年头做住持不容易啊，你人善要被人欺，人不善就会有人说你坏话。只有清静洁心才能长久啊！”朱元璋晚年的这个任命耐人寻味，而洁庵也不负朱皇帝的一片皇恩，他一到开元寺就开堂演法，振兴佛事，成绩斐然。

　　“永乐元年朝京，（洁庵）回福州，诸山长老举师主雪峰。”但据朱棣秘密特使胡濙在《雪峰崇圣禅寺碑文记》中说：洁庵是永乐二年来雪峰寺当住持的，永乐十六年，他主动将位置“禅让”给了远芷法师而归老于南京的灵谷寺。从表象来看，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的，但如果再仔细追问一下，问题就出现了：永乐十六年洁庵法师从雪峰寺“消失”后，他到底上哪儿去？胡濙说他自己要求“内退”归老灵谷寺，但笔者查阅《灵谷禅林志》，发现洁庵并没有归老于那里。有人说他上了北京，这样看来胡濙在说假话，胡濙说假话很有本事，他是朱棣的密使，为人处世极鬼。胡濙的同事叶盛曾记下了这样的事情：“礼部尚书致仕毘陵胡公，予赴广时谒之，尚强徤，取酒命酌，因有请曰：‘老先生身承列圣宠遇，圣德、圣训，不可无记录，否则百年后，门人故吏多谬误矣。’公笑曰：‘无之’”。《明史·胡濙传》曾这样评述胡濙的：“濙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

　　由此看来胡濙是个极富城府的政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比谁都清楚，因此他说洁庵归老灵谷寺不足为信，事实上南京灵谷寺没有洁庵的塔陵就证明了这一切。既然洁庵没有归老灵谷寺，那他又会上哪里？谢元福在《灵谷禅林志》作了解释——上北京去，而且一去去了六年，直到洪熙元年才被明仁宗重新“安排”回南京。洁庵是临济宗的，与朱棣的第一红人姚广孝不属于一个宗派，他上北京总不会是去作学术交流吧？

　　我们再比对一下明嘉靖时的学者郑晓所著的《今言》和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就会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巧合”：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阴人。洪武初，荐高僧入京，历升左善世。靖难兵起，为建文君设药师灯忏诅长陵。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君削发。长陵（指朱棣）即位，微闻其事，囚南洲十余年。荣国公疾革，长陵遣人问所欲言，言愿释溥洽。长陵从之。释出狱时，白发长数寸覆额矣。走大兴隆寺，拜荣国公床下，曰：‘吾余生少师赐也。’仁宗复其官。卒年八十二。”

　　《明史》也说：永乐十六年姚广孝病危时，他恳求永乐皇帝朱棣释放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的临济宗的掌门人溥洽，结果，朱棣依了。

　　姚广孝的辅助促成了朱棣最终起兵造反，但就在“靖难”成功的关键时刻，朱棣却并没有听从姚广孝的话：勿杀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而偏偏在过了十多年后将一个被指认为与建文帝出亡有染的老和尚老囚犯给放了，姚广孝面子固然大，但这与做事一向做绝的朱棣风格很不相符。更为蹊跷的是，据福建宁德民间流传的说法：永乐年间，在宁德一带的古官道上不下有20座寺庙一起被毁，出奇的是这些寺庙都属于临济宗的。再联想起永乐十六年临济宗高僧洁庵从雪峰寺突然“失踪”，笔者认为，洁庵“后游北京”是一种隐晦说法，事实上他是被捕了，因为朱棣可能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溥洽并不完全知道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而一肚子阴谋诡计的朱元璋晚年特殊任命的洁庵法师是建文帝万一罹难所投靠的主要“保护神”。可谁知最终“保护神”洁庵也给逮了起来，建文帝很自然会逃亡到洁庵曾经出家当沙弥的宁德安仁寺或三峰寺等寺院去避祸；更有“巧合”的是，洁庵法师当年出家的三峰寺就在传说是“帝师”的周斌家乡宁德蕉城洋中镇区域，因此说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应该说“再正常不过了”。

　　第三，长期以来，福建在建文朝的地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在阅读《明神宗实录》时无意间发现了这样一段史料：“万历十三年三月壬辰，释革除年坐忠臣方孝孺等谪戍者，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广东三十四人。”

　　从万历朝平反的“建文奸党”分子分布范围来看，浙江位列第一，达713人，江西其次，371人，福建位居第三，大约有244个“建文奸党”分子遭到了迫害。前文说过，建文帝上浙江、江西去避难目标太大，而上福建不仅不大引人注目，而是还有相当广泛的基础。

　　第四，建文帝出亡福建闽东还有一个极不为人注意的因素，那就是那里有建文朝核心风云人物外围的“亲建文”分子子孙居住在附近。

　　“郑居贞，闽人。与孝孺友善，以明经历官巩昌通判、河南参政，所至有善绩。孝孺教授汉中，居贞作凤雏行勖之。诸人皆坐党诛死。”

　　《明史》中对郑居贞记载极略，《明实录》对他更是没什么记载，倒是向来不被“正史嗜好者”看重的文人笔记或言野史对他记载得较为详细：“郑居贞，徽州人。父潜，有文名，国初，历任潞州同知。洪武中，居贞以明经举，授巩昌府通判，升礼部郎中，甚见重。太祖时，至河南布政司左参政。以永乐初坐累，死于南京。有《闽南集》、《关陇行》、《藁归来》、《藁随桧》、《庭藁》。子孙因留住，居福建瓜山。方孝孺之为汉中教授也，居贞以诗送之，孝孺亦尝赠之文，谓其为参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岁月不可考，盖亦因孝孺之故云。”

　　无独有偶，明嘉靖时期的文人黄佐在《革除遗事》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郑居贞，徽州人。父潜，有文名，国初历仕路州同知。居贞丰颊美姿髯，从父官闽中，因从尚书贡师泰甫游。洪武中，以明经举，授巩昌府通判，升礼部郎中，甚见重高帝时。终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坐累卒于南京。有文曰闽南集、关陇行稿、归来稿、随稿、桧庭稿。子孙因留福州瓜山。方孝孺之为汉中教授也，居贞以诗送之，曰：‘翩翩紫凤雏，羽融备五彩，徘徊千仞冈，余音散江海。于焉览德辉，济济锵环佩，天门何嵯峨，群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阳，夜息饮沆瀣，如何复西飞，去去秦关外。岐山谅匪遥，啄食良自爱，终当巢阿阁，庶以鸣昭代。’又次韵寄孝孺：‘阙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华曾动主，论议每过人。汉水元通蜀，台州亦近闽。何时江海上，樽酒话西秦。为问天台客，何时别草堂。千岩空剑气，万卷有虹光。为政惭吾拙。擒辞羡子良。方思歌伐木，深负咏甘棠。’孝孺亦尝赠之文，谓其为参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岁月不可考书，或因孝孺之故云。”

　　从上述两书对郑居贞的记载来看，他原是洪武朝的“老人”，最终当官当到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可能就相当于河南省副省长或省长助理。建文帝当政后，郑居贞没有升官，一直在河南“原地踏步”，按理说，他是摊不上建文“奸党”的罪名，但他有一段历史是“致命的”：方孝孺在汉中教书时就与郑居贞结为至交，郑居贞将方孝孺比作是三国时代仅次于诸葛亮的风云人物庞统，称之为“凤雏”（赠诗：“翩翩紫凤雏”），而方孝孺亦曾赠文给郑居贞，对他为官政绩极为肯定与赞誉，再说透一点，两位君子惺惺相惜。尽管方孝孺被“灭十族”时，郑居贞也挨了刀，但他的子孙可没遇害，而是在福建福州瓜山生存了下来。

　　对照上述三段不同出处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郑居贞祖籍徽州，父亲郑潜曾在福建为官，郑居贞跟着父亲来到了福建，所以有人误以为他是福建人，但从郑居贞子孙最终没回徽州而是留在福州来看，经过郑居贞父子两代人的“经营”，应该来说郑氏子孙在福州瓜山及其周围有着一定的基础。问题是瓜山在福州什么地方？笔者向福州与宁德的朋友请教，他们告诉我：瓜山在今天的闽侯县境内，距离闽侯县内的东南名刹雪峰寺不远，而雪峰寺距离发现建文帝袈裟的宁德支提寺大约有驱车3小时的路程，我们将这一系列的“巧合”都连贯起来看，问题就逐渐明朗了：原来建文帝出亡福建和闽东绝不是“盲流”，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第五，相比于八闽大地的其他地方，闽东宁德地区不仅有着复杂的山区地形，而且还有个天然良港三都澳，在此进退自如。“进”则可躲进港内或大山里头，退则可迅速驶入茫茫大海。夺取建文帝帝位的朱棣“靖难军”之主体来自北方，他们不习水上活动，就拿“靖难”战争来说吧，当燕军打到长江边时，要不是建文朝掌管长江水师的都督佥事陈瑄的叛变，朱棣是一时难以渡江的。相比于北方的这些“旱鸭子”，南方人擅长水上生活，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早在建文政权瓦解之际，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就意识到了要设法借用水上兵力来恢复建文政权，“及燕兵渐南，与齐泰同谪外，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苏州，与知府姚善倡义勤王。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难，不宜弃闲远以快敌人。’帝复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欲与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嘉兴杨任谋举事，为人告，俱被执。”

　　连迂腐的书生大臣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都想到了水上军事，更别说那务实的建文朝地方官员了，就在建文帝危机四伏发出“勤王”令之后，部分地方的“勤王”水师行动起来了。“宁波郡守王公琎，山东日照人，闻变造战舰，将完，文庙（指朱棣）已入宁波卫。官械公至南京，上问造舰何为，答曰：由海道趋瓜州以截来路。上义而释之。”

　　浙江王琎督造战船“勤王”，福建也是临海省份，更是建文帝有良好人脉关系与社会基础的地方，大明君主有难，想必福建也会有所表示，就算没有，“壬午国难”后，朱允炆最终出亡福建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闽东地区复杂的山区地形，使得建文帝一行人易于躲藏，更有天然良港三都澳，建文帝一行来此以后进退自如，这是长期藏身的好地方。虽说建文帝是个文弱书生，但他人很聪明，守住君位非其所长，但凭其聪明的智慧逃生还是绰绰有余的。纵观上述，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是个理性的选择。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上面的考证：支提山上华严寺内稀世珍品云锦袈裟、上金贝古墓前的金水桥、金水河、古墓建筑的龙刻构件、怪异的墓制、舍利塔上的莲座、吉祥云，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大明第二位皇帝不仅去了，而且最终卒于那里。

　　至此，破解大明第一悬案可以告个段落了。不过，这个600年前的第一大案还有诸多的谜团没解开，譬如，建文帝到底怎么来到福建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最终他到底怎么死的？究竟是谁将他葬在福建宁德的上金贝山上和建造那么一个怪异的“僧人墓”？朱棣有没有真正发现建文帝躲藏在福建？等等，诸如此类，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