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8——皇帝迷踪

第三节 东南一带“潜伏”着“亲建文”人士

　　“宋怿，字子夷，金华人，宋濂之孙也。怿父璲，中书舍人。怿思绍父学，奉母居蜀。蜀献王悯之，时赐粟帛赒其家，由是益得专于学，其书益工。建文君即位，念濂为皇考兴宗皇帝旧学之臣，召怿复官之于翰林，为侍书，与刘彦铭、朱思平皆见知于建文时，而濂门人有声称者，同郡楼琏、浦阳郑楷，皆见擢用。”

　　“（宋濂）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帝数试璲与慎，并教诫之。笑语濂曰：‘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濂行步艰，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永乐十年，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诏特宥之。”

　　宋濂是朱元璋时代的重臣、朱允炆的父亲朱标太子的老师，又是方孝孺的老师。他自己学问好，儿子也不错，尤其是二儿子宋璲最有名，擅长写诗又工于书法，在当时文人中声名鹊起，洪武九年因宋濂的缘故，他被皇帝朱元璋召到了南京明故宫，担任中书舍人，此时宋璲哥哥家的儿子宋慎也在朝廷任职。朱元璋一有机会就考考宋璲、宋慎叔侄俩的学问，并时不时地进行一番训导。过后朱皇帝又不无得意地跟宋濂说：“你为朕教育太子与诸藩王，朕为你教育子孙啊！”宋濂赶紧谢恩。当时宋濂已经岁数很大了，连走路都困难。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朱元璋就在大殿上命令宋璲、宋慎叔侄赶紧前去扶持宋老先生，宋氏三代同仕一朝，这在大明历史上实属少见，人们无不投之以羡慕的眼光，那时可谓宋家达到了顶点的辉煌。但随着洪武十三年新春的到来，宋濂家开始倒大霉了。那年新年刚过，有人举报，说宰相胡惟庸“谋反”，宋濂的儿孙宋璲、宋慎与此牵连，前后一一被杀，宋老先生本来也要被处死的，但由于马皇后与朱标太子的全力相救，最后落了个发配到西北茂州并病死于道的结局。

　　转眼间，大明历史从洪武转到了建文，朱允炆是个“仁孝”之主，他追念宋濂教育他父亲朱标太子的恩情，便下诏让已被杀的宋濂二儿子之子宋怿来南京担任翰林学士，“与刘彦铭、朱思平皆见知于建文（帝）”，换句话来说，建文帝与宋怿既是世交又是政治同道朋友。可“靖难”战争最终残酷的现实打烂了年轻君臣的理想治国宏图，建文帝人间蒸发，宋怿却不知何故并没有在“壬午殉难”中被杀，一直到了永乐十年，在朱棣大肆倡导的群众性的“告讦”运动中被人检举出来，“坐（建文）奸党郑公智外亲”，但魔鬼朱棣或许是感到自己帝位稳定了或许觉得杀一个没有什么“奸党”前科者，不值，最终居然宽宥了宋怿。

　　从朱棣篡位登基到永乐十年最少有十一年的时间，“漏网”的建文“奸党”外围分子宋怿居然在浙江金华老家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实在耐人寻味。

　　除了宋怿外，在金华地区还有一个“亲建文”分子及其子孙们也居然平安地生活了下来，他就是为宋濂所器重、与方孝孺为密友的建文朝文臣王绅。

　　“王绅，字仲缙，金华义乌人。父祎，以文行重海内，与宋濂齐名。国初擢儒台校理，历起居，出判南康、临漳二郡，会修元史，召为总裁官，寻推翰林待制，使云南，仗节死。时绅甫十三，聪敏过人，落笔为文，沛然不可御。鞠于伯氏绶，事母何尽孝，及卒，衰毁踰礼。未几绶亦殁，绅独综理生业，茕茕忧患中而杰然负奇志。暇日益取经史百氏言，穷其旨归，纵横磅礡，出入上下，宋濂一见即器之曰：‘王华川其有后乎！’一时俊杰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献王闻其贤，驰书币聘致，待以客礼，俾教授蜀郡。绅痛父遗骼未返丘垄，白其情事，王悯之，给道里费以行。至云南，访求不获，遂即死所奠祭，仰天号恸几绝，过者为之泣下沾襟。述滇南恸哭记以着志。云南布政张紞尤重之，作吊王翰林文纾其情。既还，王慰劳备至，蜀人无贵贱咸知敬爱。建文君即位，召为国子博士，遂入词垣，编撰太祖实录。与缑城方孝孺交游，尝尊孝孺为百代儒宗，劝之著书，以淑来世。孝孺不以为然。绅自是益响道德而略文艺。尝以其父死节事闻于朝，得旨：赠翰林院学士，谥文节。开国以来，文臣有谥者实自祎始。庚辰十二月丙午，绅卒，年四十有一。有《继志斋集》三十卷行于世。”

　　“王稌，字叔丰。绅子，从学方孝孺，甚为所器，许妻以女。逮其难之及也，尝周旋其间。又尝与孝孺表侄郑珣至聚宝门外，求其遗骼以归葬而不可得，卒坐逮系。文皇帝念祖祎死国之功，特从宥免，且方向用之。而稌力以疾辞，还金华，读书结屋清岩之下，将终身焉。复集孝孺遗文私藏之。稌性至孝。初，绅痛念父没，每食必斥兼味，稌一遵其志，子孙相承，阅数十年不变，事母亦如事其父，送终尽礼，三年酒食未尝入于口。学问该博，士之从游者日众，郡邑交重之。但礼为乡饮，宾至以分献于先圣庙。稌疏髯伟貌，出必俨然古冠服，人争观之，曰：‘此王先生也。’所着有青岩稿、圣朝文纂、金华贤达传、续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门人私谥曰孝庄先生。”

　　王绅的儿子叫王稌，他跟建文帝一样，是个大孝子，“性至孝”。回归老家金华后，“读书结屋清岩之下，将终身焉。复集孝孺遗文私藏之”。“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缑城集》，故后得行于世”。

　　除了金华地区，在方孝孺老家的台州也有“亲建文”分子“潜伏”着，“魏泽，字彦恩，应天府溧水人。有学行。累迁至刑部尚书。先是燕师南下，姚广孝请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上纳之。既至，建文帝亡，遂召孝孺，问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来，成王不在，当议所立。’对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来，成王不在，当立成王之子。’忤旨，因有灭十族等语。上大怒，囚于狱。以广孝言未即杀，以次收捕其族党，每捕者至，辄欲服之，不屈，乃令尽诛之。泽是时谪为宁海典史，当捕方氏时，悉力保护，使免于辱，且资以行费。后过孝孺故居，有诗云：‘笋舆冲雨过侯城，抚景令人感慨生，黄鸟向人空百啭，清猿堕泪只三声。山中自可全高节，天下难居是盛名，却忆令威千载后，重归华表不胜情。’闻者壮泽之义。”

　　更有浙江浦江郑家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第二位君主朱允炆等祖孙三代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明朝前期，浙江浦江郑氏家族是一个有着300来年历史的江南望族。据记载，郑氏曾15世同居共食，故有“郑义门”之称。明洪武初年，郑氏家族的家长郑濂为朱元璋所赏识，在大明帝国的京师南京供职。“胡惟庸谋反案”爆发后，有人出来检举说，郑氏家族是胡惟庸谋反的帮凶。这个罪名可大了，重则家族抄斩，轻则家长掉脑袋，一般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可郑氏兄弟就是与众不同。当官差上郑家捕人时，郑濂的6个兄弟个个都争先恐后地主动承当“罪名”，争了好半天最后由郑濂的弟弟郑湜出面来担当罪责，但当他被带到南京时，哥哥郑濂死活都不让弟弟郑湜来受罪，而弟弟郑湜更是一条道跑到底，说什么也不让哥哥来受刑，兄弟俩就这么争着，消息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朱元璋十分感慨地说：“像郑氏这样的家族里怎能会出乱臣贼子？”于是他就下令，宽宥了郑氏兄弟的“罪行”，并将郑湜延请出来担任大明的左参议。据说，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为了表彰郑氏家族的“忠孝仁义”，他还特地赠予郑家“江南第一家”之匾，该匾后来就一直被挂在郑氏宗祠里。

　　转眼到了洪武十九年，郑濂又受到一个案子的牵连，论罪当死。这时郑濂的叔伯兄弟郑洧出来说话了：“我们郑家人称‘义门’，先世有兄代弟而死的，今天难道我就不能代兄捐躯吗？”说完就去“投案自首”，没几天他就被杀了。

　　郑氏家族一门忠义的动人事迹后来又被朱元璋听到了，他大受感动。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的事业的接班人朱标太子不幸薨世，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位继承人。朱元璋为了培养好自己的皇太孙，他从“郑义门”中挑选东宫属官，将郑濂（当时已病亡）的弟弟郑济任命为春坊左庶子，将郑濂的另一个弟弟郑忻从一个普通的百姓直接提拔为礼部尚书。

　　从上述的《明史》记载来看，既然郑济出任过朱允炆的东宫属官，那么由此可以说建文帝朱允炆跟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之间还真有非同一般的关系。除此之外，朱允炆的父亲朱标太子也与郑家有着一定的关系，这话怎么说呢？朱标的老师宋濂早先居住在金华潜溪，因仰慕郑氏家族“九世同居”的“孝义家风”而迁徙到距离“郑氏宗祠”约1公里的青萝山麓，先在“东明精舍”读书，后来又在那里教书，直到1360年他被朱元璋聘请到南京出仕为止，前后在青萝山麓呆了32年，宋濂退休以后又回去居住在那儿，这就是世人熟知的“青萝山房”。虽说朱标与郑氏家族没有直接的“搭界”，但有他老师宋濂这个“中介”，所以说朱标与郑氏家族也是有着一定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上台后没多久，就表现出对郑氏的亲近，他曾大力旌表郑氏家族，当时郑氏家族的家长郑渶还专门到南京去朝谢建文帝。建文帝亲笔御书“孝义家”并赐予郑氏，后被郑氏家族所收藏。

　　既然浙江浦江郑义门与大明皇家正统嫡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加上金华地区和方孝孺老家台州都“潜伏”了一些建文政权核心阶层外围的“亲建文”分子，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建文帝出亡时选择东南方向的浙江等地应该是极为明智的。不过说到这里，可能有同志不禁要问这样的问题了：既然你分析了建文帝会出亡东南尤其是浙江金华等地，那建文帝为什么最终没有将其作为长久的藏身之地？笔者的观点是，正因为郑家与大明皇家正统嫡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作为大明皇家重要的一分子朱棣难道对此不知？即使朱棣不知，他身边的人难道就不会将洪武与建文年间的“热闹”人物——郑氏兄弟的“那些事”告诉给朱棣？所以出亡浙江长时间地躲藏在“郑义门”实在是目标太大，易于暴露。这不是笔者猜想，是有事实依据的。前文已讲过，《明史》记载说：朱棣“靖难”成功以后，有人告发说，建文帝藏在了郑家，朱棣就立即派了人前往浦江郑义门进行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