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建文帝最终出亡地时常常被西南说困扰而忽视了东南说,诚然东南说不被重视还有一大“目障”,即朱棣对方孝孺、齐泰和黄子澄等南方籍或东南籍为主体的建文朝核心人物及其亲友家眷的惨绝人寰的屠杀与迫害,尤其是“灭十族”、“瓜蔓抄”、“挖祖坟”和“轮奸”忠臣女家眷的恶行更是亘古未有。明末清初学者谷应泰曾指出:“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故步、阐之门皆尽,机、云之种无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又况孔融覆巢之女,郭淮从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诛,从无玷染,而或分隶教坊,给配象奴,潘氏承恩于织室,才人下降于厮养,此忠臣义士尤所为植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
朱棣施恶300年后,谷应泰尚且发出“忠臣义士尤所为植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的感叹,那么更何况300年前的“当事人”与同朝人了。他们中可能大多数人被朱棣的淫威所震惊而集体无意识地将目光聚焦在新皇帝的暴行上。朱棣不是天生的魔鬼,但他自童年时代起就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生母碽妃的突然“逝去”,大明皇家对他的冷漠,使得朱棣自小十分孤独、自卑与多疑。(读者朋友可详见笔者的《大明帝国》系列之《永乐帝卷》)对此,与他差不多是同龄的建文朝核心人物方孝孺等人似乎还是很了解的。自卑的人往往表现出极度的自尊,尤其权位高势能者原本就是一个自卑者,当他的权威受到挑战或鄙视时常常会表现出极度的残忍与非人性或歇斯底里的发作,这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但并不表明古代中国人不懂心理学。在建文朝军事不断失利的情况下,方孝孺曾采纳了门人林嘉猷提出的“反间计”。
“方孝孺门人林嘉猷尝居北平邸中,知高煦、高燧弗恭于燕世子。中官黄俨素奸险,俨方曲事高燧。高燧与世子协守北平,高煦从燕王军,时时倾世子。而是时河北师老无功,德州饷道绝,方孝孺乃言于上曰:‘兵家贵间,燕父子兄弟可间而离也。世子诚见疑,王必北归;王归而我饷道通,事乃可济。’上善之,立命孝孺草书,遣锦衣卫千戶张安如燕贻世子,令归朝廷,许以王燕。世子得书,不启封,遣人并安等送军前。中官黃俨者,比书至北平,则已先使人驰报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问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孙。’语未竟,世子所遣使以书及张安至。燕王启视,遽曰:‘嗟乎!几杀吾子!’乃囚安等。”
尽管这是一次流产的“反间计”,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方孝孺等建文朝的核心圈内人物懂得心理战,面对军事一败涂地,他们不得不“孤注一掷”,在燕军进入南京城时不仅拒不投降朱棣,反而在“新主”到来的喜庆日子里披麻戴孝,表现出了对朱棣极度的鄙薄与蔑视甚至可以说对着干,加上明皇宫宫中莫名大火,这一切使得朱棣进入南京稳定局势增添了无数的麻烦,并把人们的眼球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胡闰、陈迪、暴昭等等,个个都是好样的,面对魔鬼的到来,他们视死如归,甘于斧钺,此时双方进行的是一场心理战,从表象来看,赢家是朱棣,但从历史长河角度来看,朱棣输大了,一来近似于精神病的歇斯底里发作使自己永远背上了恶名,二来为建文帝等人的出逃赢得了时间,以至于燕军开入南京城那天,建文朝“其在任遁去者,四百六十三人”。
由此看来,不像是有些人说的方孝孺等人太迂太呆,而是很有可能是个“金蝉脱壳”之计,有史为证。尽管朱棣灭了方孝孺“十族”,对胡闰、陈迪、暴昭等人实施了夷族和“瓜蔓抄”等极端残忍的手段,予以肉体上的消灭与精神上的恐怖,但细细想想朱棣杀的都是建文朝核心圈内的风云人物及其家眷,而在他们的外围有一些不被人们关注的“亲建文”人士却奇迹般地被“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