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8——皇帝迷踪

第三节 文献史实与考古实物相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上述列举的史实证据与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史料上到底还有没有间接地披露建文帝出亡闽东或宁德之信息？答案是：有！

　　建文帝曾现福州雪峰寺明末清初学者查继佐在他的力作《罪惟录》里大致讲了这样一件事：“初别郑时，留隆网为记，走往福州雷峰寺。三保下洋过之，泣拜于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泣对不能，别去。”

　　建文帝出亡到福州的雪峰寺（今属闽侯县）时，曾与朱棣的心腹使者郑和“碰巧”相遇了。对于郑和来说，建文帝是故君，作为昔日君主的臣民理应尽忠报效建文帝；但郑和身份很特殊，他又是燕王府的旧人，跟随朱棣一路来到南京，大明帝国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在雪峰寺“邂逅”建文帝的郑和十分尴尬：建文帝轻声嘱咐手中握有几万兵马准备下西洋的郑和举兵造反，郑和一边给建文帝揉着脚一边哭着说：“我不能！”，随后就离去。

　　可能有人认为查继佐所记的这段史料不足为凭，一来，孤证；二来，查继佐是明末清初之人，其生活年代距离建文帝出亡已近300年了，因此说，其记载不一定可信。

　　我们不妨再看来一段史料：清康熙二十二年纂修的《江宁县志》中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有奇功，密知建文踪迹，回朝皆奏不闻，史称其有隐忠云。”（清康熙版《江宁县志·陵墓》卷5）

　　由此，南大老教授、明史专家潘群先生这样说道：“郑和确实‘踪迹建文’，并且终于在福州雪峰寺找到了建文帝。”

　　既然建文帝在雪峰寺出现过，“邂逅”的又是秘密寻访他的郑和，即使郑和对故君再忠，建文帝谅必也不敢在雪峰寺久留了。而与雪峰寺相距驱车3小时山路路程的原本闭塞落后的山区宁德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一带何尝不是藏身的好地方。那么依据呢？

　　并无多少佛教信仰的篡位皇帝朱棣敕赐建造宁德华藏寺背后的动机前阵子笔者上宁德考察时还曾得到另外一个意外的收获：在雪峰寺东北方向大约驱车行驶3小时的宁德市霍童支提寺内收藏了一大块明代的木刻拓片，虽然该木刻板以前曾被当地农民作为栏猪的猪圈板，其上面的好多文字与部分图像已经被猪八戒的子孙啃到了肚子里去了，但我们今天还是能看到木刻拓片上剩下的一些图像——郑和航海舰队的盛大境况和部分字样，如：“尊宿澄鉴荷南宋荥封于嘉定迨我”、“成祖文皇帝握乾符以昇位泽被九流”、“仁孝皇太后体坤德以资他恩隆三宝”、“圣像铸千尊”、“郑和”等字样，结合明代大学问家谢肇淛等人在《由霍林上支提记》中记载的“瞻圣母所赐金身莲座、《大藏经》及文皇帝仁孝皇后所赐天冠千尊”和支提寺内所藏的“千尊铁铸圣像”和大殿后堂所挂的那块署有“敕赐华藏寺，大明永乐五年钦差太监鼎建禅林”之匾，综合起来看，永乐五年，朱棣的老婆徐皇后有旨：给宁德霍童支提寺即当时的华藏寺捐赠千尊铁铸佛像，而护送千尊佛像到宁德霍童支提寺应该就是大航海家郑和。

　　查正史，笔者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回来，为何？

　　正史明确记载说：“永乐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国榷》也有相同的说法，“（永乐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后，中山王长女，仁明贤淑，汉马氏、唐长孙氏之流也，年四十六岁。”

　　由此看来，宁德华严寺

　　这样比对下来就存在着2个月的时间差了，当然有人可能要说，那也没什么的，徐皇后可能临死前作了嘱咐，这才有了郑和从西洋回来就马不停蹄地赶往福建宁德，赠送千尊铁佛。

　　问题是当时朝野上下人才济济，就在国内护送些佛像，非要等到肩负寻找建文帝等特殊使命的大航海家郑和回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怪了，没什么过重宗教情结的徐皇后居然临终前没忘要给宁德送铁佛？

　　徐皇后临终前有没有交代要给福建宁德赠送千尊铁佛？换言之，徐皇后有没有十分浓烈的宗教情结？翻阅《明太宗实录》，其对徐皇后一生及其临终遗言的记载还颇为详细：

　　“（永乐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后，中山武宁王（徐）达之长女，母夫人谢氏，后自幼贞静、纯明、孝敬、仁厚。王与夫人言：‘此女天禀非常，宜以经史充其知识’，后于书一览，辄成诵不忘，姆师咸惊异之。由是，博通载籍，每览昔人言行之懿，未尝不一再以思，曰：‘古人书之册，固欲后来者仿而行之也。’太祖高皇帝闻王有贤女，一日，召王谓曰：‘朕与卿同起布衣，至今日同心同德始终不间。古之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朕第四子气质不凡，知卿有令女，能以配焉，佳儿佳妇，足以慰吾两翁！’王拜稽首谢。洪武九年正月，册为燕王妃，恭勤妇道，高皇后深所爱重，尝曰：‘燕王妃所行，足以仪范宫闱。’又曰：‘此吾孝妇也。’上之国北平后，理内政，宫中肃然而和厚，逮下有周南樛木之德焉。孝慈皇后崩，哀毁动左右，执丧三年，疏食如礼，免丧或语及先，后未尝不流涕。上举义靖内难，后所赞画多协上意。上帅师在外，留世子守国，敌兵攻城甚急时，城中守卒不支，凡部分措置备御抚绥激厉之方，悉得其宜，城卒以全，虽事总于世子，亦多禀命于后云。上既正大统，是岁十一月，后正位中宫，愈益只勤，数言南北战斗累年，兵民俱敝，宜与休息。又言：‘帝尧施仁，自亲族始。’又言：‘人材难得，昔汤武之佐伊尹、太公，皆先代之人，况今日贤材，皆太祖皇帝所成，望陛下不以新旧为间。’上悉嘉纳，曰：‘后所言皆合吾意。’侍上燕闲语及先朝事，上问：‘犹忆先后遗言何者其至要乎？’后历举以对曰：‘赏罚惟公足以服人，过于仁厚不犹愈于刻薄，理天下者以贤才为本，自奉欲薄养贤欲丰。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天下安危系民之苦乐，民心之所归，即天命之所在。凡此之言皆帝王要道，理乱大原，愿陛下朝夕无忘！’上喜。后弟增寿，素归诚于上，义兵之兴，阴有翊戴功，为建文君所害。上悼惜不已，将追命之爵以语后，后力言不可，上曰：‘后欲为汉明德耶？顾今非以外戚故封之，竟迨定国公而命其子景昌袭爵’。命下，乃以告后，后谢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之志也。’上曰：‘爵命非有功不与，朕方以至公治天下，岂有私意哉？后继今勿复有言。’后曰：‘上命已行，妾何言？顾穉子未有知，惟上赐之师教，庶几上不辱大恩，下不累先人。’上曰：‘后言良是。’命礼部择师教之。初立皇太子，封汉、赵二王。后曰：‘太子，国家之本，诸王藩屏所资，愿择老成端正之士辅养德器！’”

　　上曰：‘此朕所注意也。’又语后曰：‘皇考之制，东宫官属率以廷臣兼之任使，一则疑隙不生，今凡宫臣之重者，悉择廷臣贤者兼之。’后曰：‘此先朝鉴戒往古之失，诚良法也，虽万世当守而行之。’曰：‘长子仁厚，足为令器，不泰祖宗矣，二子三子，陛下宜早教之！惟陛下留意！’上曰：‘吾亦知之。’一日，上退朝晏，后请其故，上曰：‘吏部选人每循资格，朕今日亲拔二十余人，方岳为郡守，故不觉晏耳。’后曰：‘国之理乱，于民之安否，系于牧守之贤、不肖，奈何悉用资格任牧守哉？资格可□□选曹之弊，然贤才不免于淹滞，故往古之制，有出众之才，必有不次之擢，积年劳之多，亦有叙升之典，二者并行，则士无枉才，官得实用，而治效可致。’上曰：‘然！’上勤于政事，或日昃未食，后亦不食以俟。尝问曰：‘陛下日与共图政理者谁何？’上曰：六卿治政务，翰林职思典词命朝夕左右者。尝请于上，悉赐其命妇冠服、钞币，且谕之曰：‘妻之事夫，其道岂止于衣服、馈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诗歌者，有载诸史传者矣，古今人岂相远哉？常情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吾在宫中，旦夕侍皇上，未尝不以生民为念，每承顾问，多见听纳。今皇上所与共图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数辈，诸命妇可不有以翼赞于内乎？百姓安，则国家安，国家安，则君臣同享富贵，泽被子孙矣！’后观《女宪》、《女戒》诸书，其取义作《内训》二十篇，居常志存内典，复采儒、释、道嘉言善行类编之，名《劝善书》。后奉祭祀尽诚敬，事上恭（敬）[谨]不懈，晨夕与皇太子、诸王言：惟孝亲、恤民；与妃嫔以下言：惟恭敬、和睦；与亲戚言：惟奉法循理。闻外家稍有纵肆，召至责之，有谦慎者，时加赐赉为劝。后言动以礼，喜怒不形下人，有过教之使改，亦靡不畏服焉。后识达治道，言必师古，性不喜华饰，自御俭素，宫阃之内化之。

　　既得疾，医药勿效，日益剧。上临问，后对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上恩，位中宫不得给事，此遗憾耳！’又曰：‘今天下虽定，兵甲不用，然民生未大苏息，惟上矜念之。’又问：‘复有何言？’曰：‘愿广求贤士，明别邪正，不以小过而废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孙成之以学，宗室亲之以恩，妾不能报上恩矣，愿无骄畜外家。’上泣，后亦泣，曰：‘人生死有定数，惟上割恩自爱，无以妾故伤圣心遗今。’白皇太子曰：‘吾只事皇上于今三十有一年，上不能继承先皇后懿德，吾甚愧之，今至此命也！奚悲？尔，吾之长子，孝仁、淳厚，当夙夜恪勤、敬事君父，勿以吾故过哀毁以伤君父之心，吾素菲薄无德，及人身殁之日，丧务从简省，毋妨臣民。往者皇上遭罹内难，躬率将士在外，吾母子留北京，敌兵围，将校士民之妻皆擐甲胄，挟矢石，登城列阵，协力一心，以死固守，及内难平，吾正位中宫，富贵已极，而将校士民之妻至今报赉未称，吾寝食未尝忘。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呜呼！主器之任，在尔匪轻，敬以事上，仁以抚下，肃以正家，恩以睦亲，尔念之。’顾皇孙曰：‘尔将来有宗社之寄，大平之任，宜励学笃志。’又谓上曰：‘此孙远大之器，幸善视之。’后崩，上哭恸，群臣奉慰。上曰：‘皇后仁明、贤淑，汉马氏、唐长孙之伦也，虽处中宫，其一念惟在仁民，继今朕入宫，不复闻直言矣！’后年四十六。皇太子及汉王赵王、皇女永安、永平、安成、咸宁四公主，皆后出也。

　　以上这段文字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徐皇后一生及其临终遗言的最早官方记载。从《明实录》的这段记载来看，徐皇后似乎对佛教无所“涉足”，相反她倒是积极有为，老公在外打仗，北平老巢受到李景隆大军的围攻，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她竟然率领北平城内的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奋勇抗敌，也不愧为大将军之女，其身上颇有魏国公的遗风，在北京保卫战中奇迹般地取得了成功。再从朱棣篡位以后徐皇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其多属积极有为：邀请内阁大臣的妻子上大内去“聊天”，一句话要她们当好贤内助；并时不时地询问朱棣有关国家治理之事，提醒、敦促丈夫要以仁为本，要注意贤才的发现与提拔；同时她又能做到母仪天下，从记载历代女贤善德佳行的《女宪》、《女戒》等书中缉取精粹，编成《内训》二十篇，规范后宫；又从儒、释、道诸家中选取嘉言善行进行类编，统名为《劝善书》，以此来教育后宫女眷……就连她临终时还不忘关怀丈夫的帝国事业、皇太子和皇太孙的未来，压根儿就没提到什么赠送千尊铁佛上宁德之事，或言之，看不出徐皇后有好佛之举，而且她也没有这方面从小家庭教育的基础。据笔者的个人研究，在大明开国大将军徐达家人中好佛者甚少，只有一个小女儿是“好佛”的，但这也是被她姐夫皇帝朱棣给逼的。

　　居然有这样的皇帝：死了老婆，将贼眼盯在小姨子身上。

　　那是在徐皇后死后，朱棣因为经常想起昔日患难与共的贤妻徐氏，有时想得很投入，居然不知不觉地暗自落泪，太监看到了，跑来劝导：“皇上，人死不能复活，徐皇后虽然千古难寻，但她毕竟走了，陛下龙体重要，再说后宫佳丽数千……”太监还没把话说完，就遭到朱棣一顿臭骂，自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劝了。

　　朱棣伤心是一回事，要想找个替代徐皇后又能使自己称心如意的贤惠女子那是另一回事。其实在悲伤之余，朱棣也在活动活动心眼，由徐皇后想起了她的娘家人，其中有一个妙龄美女最近老在自己头脑里闪现，直把朱棣弄得心猿意马。皇后大丧期是不能提这种事的，好好熬吧，终于熬到大丧期过了，自恃大明第一人的朱棣感觉特别好，徐家的那个小美女非我朱棣莫属了。想到这里，朱棣就将贴身太监叫来，让他直接到南京城南徐达府上去提亲，直截了当向徐达妻子谢夫人（徐达早逝）开口要那貌若天仙的小美人即徐皇后的小妹妹。

　　徐皇后有3个妹妹，二妹嫁给代王朱桂，三妹嫁给了安王朱楹，四妹最小，尚未许配，这些情况朱棣难道不知？丈人家的这些女孩子数人品二妹最差，简直就是一个泼妇，论贤德，长女徐皇后最好；若论品性与才貌，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四妹，尤其这四妹从小就饱读诗书，吟诗作画，无所不能，目下又值二八妙龄，满身散发出仙女甚至妖精一般的魅力，想起她，就让人茶饭不思、情不自禁。但朱棣疏忽了一点，对于徐家四妹的脾气没摸摸底。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儿女婚姻还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朱棣心里稳操胜券，只等贴身太监从城南回来向他道喜。

　　再说朱棣的那个贴身太监风风火火地赶到徐达的魏国公府，徐达夫人谢氏赶紧出来接待了皇帝的“钦差”，双方一阵寒暄过后直接进入了主题。

　　有个小丫鬟在旁听到了这一切，她马上跑到徐皇后的四妹闺房去道喜，四妹很惊诧：“何来之喜？”小丫鬟说：“小主子，您马上要接你大姐的班当皇后了，这不是大喜事？”哪料到四妹听到以后，马上一脸怒气，对着小丫鬟斥责道：“嫁给他？一个禽兽都不如的暴君，简直是魔鬼，你们没看到他在我们南京城里杀了多少人？厚颜无耻的家伙，还把自己打扮成‘孝子’和圣君的模样，到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什么都要做大做强，为了他的个人私欲，天下有多少人家被搞得家破人亡……要我嫁给他？除非我死了。”

　　四妹的话很有分量，她个性特别刚烈，小丫鬟怕出意外，赶紧将小主子讲的照实“翻录”给了谢夫人，谢夫人听完后，沉默了好久，最后跟朱棣的贴身太监这么说道：“谢谢皇上洪恩，不过，小女实在年龄太小了，等她长大以后再说。”

　　其实小丫鬟跟谢夫人偷偷讲话就在朱棣贴身太监所在客厅的隔壁，主奴之间的对话，太监都听得一清二楚，太监也怕事，万一徐皇后的四妹真出了什么意外，自己这条小命也就没了——朱棣完全可以以没办好事为名把他给剁了。所以，太监看到谢夫人从内屋出来就知道答案了，他极为知趣地与谢夫人道别，然后直奔明皇宫向他的主子汇报提亲遭拒的事。

　　朱棣听后顿时脸就铁青，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将丈母娘谢夫人请到了明皇宫来。朱棣是“奔五”的人，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再说他是皇帝，皇帝要个把女人，多大的事？！再说你们老徐家已奉献过一个，再献一个又何妨？于是他就开门见山地跟丈母娘要了：“朕欲得夫人季女继中宫？”自我感觉良好的朱皇帝没想到丈母娘也看不起他，不过年长者毕竟会说话：“妾女不堪上配圣躬。”这不是变相的拒绝么，朱棣马上就板脸，带着杀气但脸上又装着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道：“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等婿耶？”换句话来说，你家女儿连皇帝都不肯嫁，还想挑选什么样的女婿呢？谢夫人何等聪明，只是应付几句就匆匆告辞回府了。

　　得罪了魔鬼皇帝能有好结局吗？四妹哭着与她的妈妈道别，然后毅然决然地前往南京城南聚宝门外的一寺庙里当尼姑，后来该寺庙被人称为王姑庵（徐达死后被追封为中山王）。

　　从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来看，老徐家也就这么一个被强势女婿魔鬼皇帝朱棣逼得走投无路的小女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走上“好佛”之路的。因此说，要讲徐皇后好佛尊释实在是无史为凭。

　　再说，徐皇后是在13岁时嫁给燕王朱棣，并伴随朱棣在北平度过自己的少女、青年以及中年岁月，等到朱棣“靖难”成功，再次回到故乡南京定居时她已经是40出头的半老徐娘了。要说北方名山圣迹或许她还能一一道来，但要说东南地区偏于一隅的支提山什么华严寺，对于一个刚从北方来南京又待在深宫里的中年妇女来说未必会知道，即使听说了，也未必会感兴趣。既然如此，要说徐皇后有旨赠送千尊铁佛给福建宁德华严寺似乎也就讲不过去了。那么到底是谁做了这等尊释重佛之事？

　　来路不明的皇家“龙种”朱棣之宗教信仰是什么？从朱棣诡异的人生轨迹与“摇摆不定”的宗教态度来看，赠送千尊铁佛到宁德华严寺的动议主创者应该就是大明君主永乐皇帝朱棣。

　　朱棣自来到这个世上起就是一个神秘莫测之人，就连他的生母是谁？人们争了500多年直到近来才逐渐弄清楚。那他爸就是朱元璋？这也是无法绝对肯定的；再看朱棣“靖难”，那更是疑雾重重（读者朋友欲详知，可见笔者另一专著：《大明帝国》系列之《永乐帝卷》），因此说，朱棣的一生是诡异的，也是极为神秘的，就同他的宗教观一般，扑朔迷离。

　　原先在北平当藩王时，朱棣接触最多的宗教人士可能就要数姚广孝了。从表象来看，姚广孝是个出家人，但在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姚广孝授予朱棣更多的可能是韬光养晦的谋略与法家的权术，因此说朱棣人生前半期主要受影响的是姚广孝的“杂家”思想，没有多少宗教情结。若要有的话也就是他在元都故地受当地人们奉行的喇嘛教熏染，所以当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就派人上西藏去恭请藏传佛教领袖哈立麻来京讲法。

　　除了藏传佛教以外，永乐皇帝开始时对于其他的佛教派别基本上都是遵循了朱元璋时代制定的宗教政策——适度的抑制和控制。永乐五年春正月的一天，礼部有官员向皇帝请示：“直隶（今江苏与安徽两省）与浙江各州府有许多军队与百姓的子弟私自剃度为僧，前来南京冒领和尚证件——度牒的就达1800人。”朱棣听后十分恼火，咆哮道：“我家高皇帝早就制定了规矩，庶民40岁以上才可以出家，如今违反禁令者居然有这么多人，他们眼里还有我大明的朝廷吗？”他当即命令兵部官员将这些前来冒领度牒的私自剃度者全部编入军籍，发往辽东和甘肃去戍边。随后朱棣感慨道：“朕即位以来谨遵祖制，一点也不敢懈怠，这些下等贱民竟敢如此放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对他们决不可宽宥，况且这些都是人渣或言‘小人’，不能再让他们繁衍后代了！”

　　不能让“小人”繁衍后代，朱棣对那1800人实行阉割？史书没有说下去，笔者不好瞎说，但就将违反祖制冒领度牒的“假和尚”发配当兵守边，处置不可谓不重。朱棣所作所为似乎一切都在按照高皇帝的“既定方针”去执行，但其实不然，他自己就在南京天禧寺的旧址上建造了当时最大最豪华的佛寺佛塔——南京大报恩寺塔，且口口声声说那是为他的父皇朱元璋和母后马氏荐福用的，但在大报恩寺的主殿内供奉的却是秘不外宣的自己生母——碽妃。从南京大报恩寺的建筑遗物考古等角度来看，朱棣似乎信仰的是藏传佛教，可谁能想到的是就在朱棣下令准备动工建造南京大报恩寺前后，这位“伟大君主”又对道教产生了疯狂的热情，永乐九年朱棣“命（工部侍郎郭琎）往湖广督武当山宫观”，武当宫观建设就此拉开序幕。永乐十年六月戊午日“建湖广武当山宫观，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董其役”。

　　对于倾力打造武当道宫的缘由，明代官书记载朱棣是这么说的：“武当创见宫观，上资皇考、皇妣之福，下祈福天下生灵，如岁丰人康、灾沴不作，此朕素愿。”看到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们自然想到朱棣要建造大报恩寺时也是这般说辞，问题的关键在于朱棣是个不信神仙鬼怪之类的一代“明君”，那么这个永乐皇帝大造武当宫观到底是为什么？

　　翻阅《明太宗实录》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官方史书对好多敏感问题的叙述十分隐晦，但朱棣“钟爱”“北极真武之神”还是不断地跃然纸上。建文四年六月中朱棣打入南京，在夺得皇位一个月不到的七月辛卯日，这位明皇宫里的新主子就派了大明帝国道教管理专门机构官员“神乐观提点周原初祭北极真武之神。”随后，朱棣对真武之神的“尊崇”不断提升，永乐十年二月乙丑，皇帝“给授太子少师姚广孝及其祖父母父母封赠并诰命”，又“命武当山道士孙碧云为道录司右正一，不任以事”。

　　佛、道不一家，作为皇帝的朱棣连这起码的常识还是知道的，但是在追赠自己的心腹、“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父母、祖父母尊号的同时，永乐皇帝居然任命武当道士孙碧云任道录司右正一（相当于全国道教协会名誉会长），从表象来看，实在令人费解。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姚广孝的“出身”，事情似乎逐渐明朗了。“姚广孝，长洲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朱棣“靖难”造反是姚广孝一手教出来的，而遁入“佛门”的姚广孝原本就是一个假和尚，更关键的还是姚广孝最早拜师的不是和尚，而是苏州一带以精通阴阳之学而出名的道士席应真。后来姚广孝碰上了朱棣，两人一拍即合，燕王的“雄心壮志”被姚广孝觉察出来，那么他的造反思想顾虑难道姚广孝会坐视不管？因此明代中期进士高岱在《鸿猷录》里这样说道：“成祖屡问姚广孝师期，姚屡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有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明末清初学者傅维鳞也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太宗因问师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师’，又数日，入曰：‘可矣’。遂谋召张昺、谢贵等宴，设伏斩之。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见披发而旌旗者蔽天，太宗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

　　原本就没有什么上帝，自从有人说了信了，就有了上帝。一个传说中的民间神“玄武真君”在“点子公司”总裁姚广孝的包装下顿时变成忤逆造反者朱棣的保佑神，而且在他从北京到南京的“靖难”造反路上“玄武神”一直在保驾护行，“壬午靖难兵起……每两阵相临，南兵（建文军）悉见空中真武（即玄武）二字旗帜，皆攻后以北也”。

　　朱棣每次深陷困境差一点就将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但“巧遇”的是他的对手建文帝是个仁弱君主。建文朝廷军队北伐时，皇帝朱允炆迂腐地告诫将士：千万别伤了我的叔叔！正因为有这样的圣旨，朱棣才成为打不着射不死的“活阎王”，这下可好了，在朱棣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玄武真君”福佑他的“明证”。自古以来，话语权就掌握在权威高势能者手里，后来朱棣胜了，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自己篡位不仅悖逆伦理，而且也践踏了“祖制”与高皇帝的遗命，夺天下易而守天下可不易，尤其自己守的原本就是政敌之天下，最不容易驾驭的是人心啊。自古“君权神授”最神秘也最有“说服力”，那么朱棣心目中的“神”在哪里？将谁也没有看到过的“曾经保佑过自己”的玄武神抬出来，继续为自己所用！这是朱棣的高招。于是人们看到，就在朱棣踩着建文朝大臣满地鲜血登上累累白骨堆积起来的皇帝宝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赶紧派人去祭祀“玄武真君”之神，更有他极力地渲染“玄武真神”福佑他的神迹神像，甚至在他下令打造天下第一道观——武当宫观的敕书里公开进行这样宣传：“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指玄武）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

　　既然如此，对于这样福佑自己的神明，已经拥有天下的永乐皇帝能不为他老人家修座像样的宫观？

　　又一个道家的上帝被抬到了天空，当然最为关键的还在于朱棣用暴力与血腥手段夺来的“灰色”皇权一下子给“漂白”了，“君权神授”有了新的注解。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呜呼！英雄御世故多术，卜鬼探符皆恍惚，不闻成祖帝王须，曾借玄天师相发”。

　　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考察朱棣的宗教信仰及其炫世夺目的“丰功伟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难看出，在朱棣“尊佛重道”的表象背后都有着其极为复杂的政治动机。那么永乐五年原本没有多少宗教信仰的篡位皇帝朱棣以徐皇后的名义给宁德支提山华严寺赠送千尊天佛和“鼎力建造华藏寺”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朱棣死了老婆，要为老婆荐福？犯不着舍近求远，而且正史已记载，就在徐皇后驾崩后的第三天，即“永乐五年秋七月丁巳，（朱棣就）命礼部于灵谷寺天禧寺设荐扬大斋”。因此说给福建宁德赠送千尊铁佛和建造华藏寺是为徐皇后荐福之说，不能成立；更为奇怪的是，朱棣将护送千尊铁佛到福建宁德这等算不上多大的差使非要交给率领数万人马肩负特殊使命的大航海家郑和，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想：护送千尊铁佛到宁德与朱棣交予郑和秘密的特殊使命有关？

　　前文说过，郑和下西洋肩负着秘密寻找建文帝的使命，结合建文帝在距离宁德驱车3小时路程的雪峰寺出现过的事实，笔者认为：极有可能当时朱棣已经耳闻到，建文帝出亡到了福建宁德等地了！

　　为了谨慎起见，笔者再次查阅永乐五年到永乐六年之间与福建相关的史料，结果惊讶地发现：在此前后福建省官场上先后有七个大员倒台，如：永乐五年五月壬午，“福建都指挥佥事张豫，坐困顿置番国方物不如法，谪戍安南”。永乐五年六月甲午，“福建按察司副使陈思聪有罪，降常德府同知”。永乐六年五月乙卯，“福建按察司副使卢文达有罪，谪戍边”。“（永乐六年）七月甲子，福建行都指挥佥事刘达受赇，贷死，檄海捕倭，御史殷昶又受达赇，戍卢龙卫”。

　　前后一年多时间里福建官场这么多的高层官员倒台，虽说他们倒台的主要原因是贪污，还有人说是因为他们对福建海域猖獗的倭寇围剿不力，就这么简单？一个省里七个大员相继“倒下”，“倒下”的时间恰恰正好是朱棣以其老婆名义给福建宁德霍童支提寺送佛像前后，送佛像者又正好是肩负踪迹建文帝的朱棣心腹郑和，而这个郑和还正好在雪峰寺与建文帝碰过面……这一系列的“正好”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朱棣可能已经嗅到：建文帝出亡福建闽东地区了。而福建地方官员居然“玩忽职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弄得“伟大的政治家”实在是火冒三丈，但他又说不出口——先前他已经告诉全国臣民建文帝阖宫自焚了，所以只好以治贪为名，将这些“不讲政治”的封疆大吏们逐一收拾。

　　有人可能认为，以上这些都是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的间接证据，那么有没有最为直接的史料记载呢？有！

　　皇爷爷临终留铁箧，皇孙儿临难披袈裟前文所述福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是建文帝的，好问的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建文帝的这件袈裟哪来的？是他事先知道自己要出亡而提前准备？翻阅《明太宗实录》，我们可以看出：朱棣是在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城的，但几个月前他还在北方流窜作案，而那时大明君主建文帝在皇位上还坐得好好的，怎么会在后来的短短几个月里这个仁厚的大明君主突发奇思妙想做件袈裟以备不测？从常理上说不过去，也不吻合建文帝的个性；再说，制作一件极品云锦袈裟非几个月内所能赶得出来的。而最近有媒体称，南京云锦研究所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做的那件袈裟就花了两年的时间，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建文帝出亡时的那件袈裟不可能是他自己下令制作的。那么到底是谁为建文帝准备了这么一件“宝贝”？说来大家可能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建文帝的皇爷爷朱元璋！

　　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大约自明朝中期开始文人学者高岱、郑晓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来了珍贵的记载。高岱在《鸿猷录》中如此说道：“成祖（指朱棣，笔者注）朝见建文君，左右惟数人，欲出迎，复叹曰：‘我何面目相见？’遂尽闭诸后妃宫内，纵火焚其宫。惟挈三子，变服出走，仓卒复弃三子宫门，被执寘师中。相传谓太祖顾命时，以小箧封识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难发之，及是发视，则被剃具及缁衣，并僧杨应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为僧。”

　　郑晓在《今言》里这样说：“或曰帝顶颅偏颇，高皇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婴大难，乃发此。’以故遂为僧去。”（郑晓《今言》卷2）

　　吕毖在《明朝小史》里也留下记载：“高皇大渐时，封钥一小匣，固甚，密授于帝，戒遇急难乃启。及靖难兵入城，启之，则杨应能度牒也，诸披剃物悉具。遂削发披缁，从御沟中出亡。时宫中火起仓卒，咸以为建文君自焚死，竟无知者。”

　　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说：“建文君，太祖一夕梦二龙斗殿中，黄胜而白负。明日见建文、成祖同戏，建文着白，心知后必不协；且见建文头颅颇偏，匣髡缁之具，戒曰：‘必婴大难乃发。’靖难师临城，启视，一刀一度牒，有敕曰：‘欲生，怀牒为僧，密地去；不然，自尽。’遂焚宫去。地道出东南，似当时齐泰、黄子澄知之而传于人。故文庙靖宫之日，以为匿于僧录洽南洲，以他事禁锢之。”

　　何乔远在他的《名山藏》里这样记载道：“或言高祖始尝问后嗣事于刘基，知建文君不终，与之藏函，函一僧牒、一剃刀、一缁衣。牒曰：杨应能。宫之火也，建文君削发披缁，怀牒从御沟，出郊坛亡。成祖使中使捄宫中使出马皇后之烬，曰建文君！遂以葬之，建文君既葬，或言其亡，或言蜀王迎之西，皆参差莫实，成祖亦心疑之，其时，有异人张玄玄者，以术重，已去，莫知所之，乃使礼部尚书濙行天下，名访玄玄，实私察建文君，竟莫得其要领，其言建文君亡者。谓群臣多为僧而从之。”

　　明代大史学家焦竑在他的史学著作《国朝献征录》中也留下了相类的记载：“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阴人。洪武初，荐高僧入京，历升左善世。靖难兵起，为建文君设药师灯忏诅长陵。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君削发。长陵即位，微闻其事，囚南洲十余年。荣国公疾革，长陵遣人问所欲言，言愿释溥洽。长陵从之。释出狱时，白发长数寸覆额矣。走大兴隆寺，拜荣国公床下，曰：‘吾余生少师赐也。’仁宗复其官。卒年八十二。”

　　就连明代国史《明实录》也作了记载：“（万历二年十月）戊午，上御文华殿讲读。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当时逃免果否？’辅臣张居正对言：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

　　上述最后一段史料来自于大明官方文书的记载——《明神宗实录》，记录的是明代万历初年最高统治者明神宗与权相张居正的对话，话题核心是建文皇帝是否穿了袈裟逃亡？从何处“走出”？后来如何？等等。要知道，明神宗血统继承的是明太宗的嫡系而非建文帝的系统，《明太宗实录》已记载了建文帝死于火中并葬之，怎么后世皇家子孙还在讨论他是否被烧死了还是出走了？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张居正又怎敢冒欺君之罪胡言乱语建文帝穿了袈裟逃亡之事迹？而后，《明神宗实录》初修于天启元年，又经天启三年、天启五年复修，至熹宗崩时犹未成书直至崇祯年间由温体仁等续成，几经周折和考虑方始定稿，如果建文帝真的已经死于火中，何敢留此明神宗与张居正对话讨论建文帝逃亡的史迹？

　　此外，从上述“正史”的字里行间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建文帝“削发披缁”亡命天涯是明太宗朱棣以后大明朝廷历代口头相传的头号秘密，在听张居正讲述建文帝故事之前，万历帝已经听说了一些有关建文帝“削发披缁”而亡的事情，只是他不能完全肯定这些传闻信息是否正确，所以才问自己的老师、内阁首辅张居正。

　　有关建文帝临难削发披缁故事叙述最为精彩、影响最大的当数明末清初谷应泰的《明史记事本末》与谈迁的《国榷》，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过去人们一直将其作为野史、传说或文学小说一类看待，没人认为它是信史，而现在的事实是，建文帝的这件袈裟出现在福建宁德，换言之，正史中的“先朝故老相传言”和非“正史”的史料文献记载居然都与考古实物相吻合，这说明了什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

　　看过西方大片《特洛伊》的观众可能被那古代地中海边上曾经发生的恢宏、悲壮的战争场面所惊叹和折服，“特洛伊”之名就此一夜之间为地球人都知道，但实际上在19世纪以前不说我们东方人就是西方人自己也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传说中的特洛伊故事，尽管《荷马史诗》已经流传了2000来年，但就是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1870年德国商人谢里曼开始对传说中的特洛伊进行考古挖掘，最终揭开了特洛伊传说的神秘面纱，逐渐地为世人所熟知。谢里曼考古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有时一个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的一丝线索或传说或许是未来揭开历史之谜的一把金钥匙。这是笔者在2008年年底成稿2009年年初正式出版上市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中所讲过的一席话，笔者向来主张，治学应该实事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没想到的是在笔者成书一年后。古希腊式的“特洛伊”传说找到了“中国版”，明代“先朝故老相传言”、文人笔记或言野史中建文帝临难削发披缁之事在福建宁德找到了相应的物证，谁能否认建文帝出亡之事！

　　至此，从整体上而言，建文帝出亡福建、最终卒于宁德之谜案被揭开了。但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答，那就是建文帝为什么要出亡福建宁德？

　　§§第七章 超常思维认识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