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8——皇帝迷踪

第二节 史料中建文帝出亡福建的蛛丝马迹

　　既然正史与文人笔记都没有直接记载建文帝的下落之谜，那么在间接的历史记载中是否有所披露呢？笔者在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觉得下列几段史料实在耐人寻味：

　　靖难战争中大宁总兵官刘贞战败后回朝廷，居然先上福建

　　再回南京，为何？明朝中期学者姜清给后人留下了这么一段史料：“（刘）贞，合肥人。洪武中，宁献王封大宁，贞为总兵官。北平兵入大宁，宁王尽以护卫官军之北平，意贞亦降，籍其家下之狱。俄而贞由海道自福建还京师，家人遂得释。”

　　这是讲“靖难战争”时东北大宁总兵官刘贞吃了败仗后南归的事，可奇怪的是刘贞并没有直接回南京，而是去了福建，再由福建回南京，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那么刘贞究竟上福建绕一圈干什么？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刘贞后来成为了“国丈”，“（刘）贞女为文庙（即朱棣）昭顺德妃”。

　　朱棣登基后的诏谕内容增益变化说明了什么？据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发布的“燕王令旨”等史料而钦定的《奉天靖难记》所载，大明第二位君主建文帝朱允炆简直是禽兽不如：时诸王坐废，允炆日益骄纵，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毀后宫，掘地五尺，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为。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通夕饮食，剧戏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谓羊不肥美，辄杀数羊以厌一妇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悅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玉锦绣。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婬药，药燥性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牝羊母豬与交。荒眈酒色，昼夜无度。及临朝，精神昏暗，俯首凭案，唯唯数事而已。宫中起大觉殿，于内置轮藏。（原无“置”字，据明天一阁抄本补。）出公主与尼为徒，敬礼桑门，狎侮宗庙。尝置一女子于盒以为戏，谓为时物，舁入奉先殿荐新，盒开聚观，大笑而散。倚信阉竖，与決大事，凡进退大臣，参掌兵马，皆得专之。陵辱衣冠，毒虐良善，御史皆被棰挞。纪纲坏乱，构成大祸。自是灾异叠见，恬不自省。夜宴张灯荧煌，忽不见人。寝宫初成，见男子提一人头，血色模糊，直入宫内，随索之，寂无所有。狐狸满室，变怪万状，徧置鹰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无光，星辰无度，彗扫军门，荧惑守心犯斗，飞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疫疠，连年不息，锦衣卫火，武库自焚，文华殿毁，承天门灾，虽变异多端，而酗乐自如。

　　明朝成化年间出了一位被史学家称誉为“搜辑建文忠臣遗事”第一人的福建莆田籍进士宋端仪，他在《立斋闲录》中抄录了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日朱棣发布的诏谕：

　　“皇帝敕谕天下文武群臣军民人等知道：昔者元末昏君坏其祖宗成法，荒淫无度，奸臣擅权，涂炭生民，群雄并起，旷世无君，糜烂鼎沸。天命我父皇高皇帝龙飞淮甸，扫除祸乱，救民水火之中，措之袵席之上。立纲陈纪，政令惟新，官守其职，民乐其生，天下太平三十余年。不幸太祖宾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为禽兽之行，信任奸臣黄子澄、王叔英、齐泰等，改更祖宗法度。太祖不豫，不报各王，一日而殓，七日即葬。初崩之时，将鬼见愁、硫黄、雄黄调水遍洒满殿，使秽气触忤梓宫。及至发引，仗剑在后，谓人曰：我仗此剑，不畏强鬼。矫称不许诸王会葬。如此诡秘，事皆可疑。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将后宫拆毁，掘地二丈，大兴土木之工，军民不得聊生。溺于佛教，印经饬像，礼忏饭僧，糜费钜万。甚至改去公主名号，舍与道姑为徒，尼媪出入官闱，秽德丑露，渎乱人伦，灭绝天理。又将父皇母后御容尽行烧毁。上天怒其无道，灾于承天门，灾于乙字库，灾于锦衣卫，飞蝗蔽天，饿殍盈路。犹不改过，愈加为恶，起夫运粮，点民为兵，造作科征，天下被害。将欲成造炮架，雷火烧其木植；将欲练习水战，雷震其大将之船；将欲守城，雷雨震陷其城，屡修屡陷，数十余次……故敕。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日。”

　　比较上述两段大体内容相同的直接诋毁建文帝的史料，我们发现其有两个显著的变化：

　　其一，朱棣在《奉天靖难记》中信口雌黄地说建文帝如何荒淫地“奸兽”和逼奸老太太这部分内容，在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朱棣发布的诏谕里没有了。问题是为什么一下子没有了？

　　因为历史上真实的建文帝是个好皇帝，他当政时的社会影响与社会风气相当之好，“闻之故老言，其时（建文年间）道不拾遗。亲有见遗钞于涂者，第拾起一观，恐污践，更置阶所高洁之处耳，竟不取也”。

　　建文失国时，南京城里哭声震天。对于这么一个好皇帝，尽管朱棣肆意诋毁，但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尤其是南京及江南地区的老百姓对建文帝是如何之人还是一清二楚的。先前朱棣在北方发动“靖难之役”时可以任意胡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北方人不怎么了解建文帝，但是朱棣登基后向全国臣民发布诏谕时就不得不考虑不能将建文帝说得太过头，否则其诏谕的可信度和政治效应就大大降低。建文帝有没有那样荒淫无耻，别的地方人不知道，南京城里人多少还是听说一点的。因此，朱棣及其御用文人意识到，很有必要将建文帝如何荒淫地“奸兽”和逼奸老太太这部分实在荒诞的内容予以删除。

　　其二，宋端仪抄录在《立斋闲录》中的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日朱棣发布的诏谕里多了“（建文帝）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一句话，这看似令人费解。究其实，在“靖难战争”期间远在北方的朱棣尚不知南京城里的建文帝已派人上福建、两浙地区去，姑且说就是选美女吧，但后来他来了南京不仅连建文帝的影子都找不到，反而还时不时地传来建文帝出亡云南、福建和两浙等地的流言。如果朱棣所说的建文帝即位初就派人上闽浙地区去选美女这事属实的话，那么闽浙地区的好多人家就是建文帝的“丈人家”了。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建文帝后来出亡福建完全有这种可能。

　　但当时朱棣搞不清楚建文帝到底要出亡何处？于是他的心中时不时地泛起阵阵之隐痛，最终他精心地作出了追查建文帝下落和防止建文帝东山再起的一系列秘密安排与部署。

　　永乐元年朱棣任命“六亲不认”的“冷面寒铁”周新巡按福建，巧合吗？有人说建文帝跑到西北去了，为了彻底追查建文帝和加强对大明西北边境的统治，朱棣上台后就与西北地区军事长官（总兵官）宋晟结为儿女亲家，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安成公主和咸宁公主分别下嫁给了宋晟的2儿子宋琥和3儿子宋瑛。

　　有人说建文帝出亡到了云南，朱棣又与黔国公沐英家联姻，他将自己最小的也是最为宝贝的女儿“常宁公主，下嫁沐昕，西平侯（沐）英子”。

　　有人说建文帝跑到浙江浦江郑渶家去了，朱棣“遣人索之（郑）渶家厅事中，列十大柜，五贮经史，五贮兵器备不虞。使者至，所发皆经史，置其半不启，乃免于祸。人以为至行所感云”。

　　又有人说建文帝上了福建去，朱棣于永乐元年派“冷面寒铁”周新“巡按福建”。不过也有人认为周新巡按福建是为了整顿那里的吏治，这确实不假。《明史》中《周新传》是这么记载的：“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独呼‘新’，遂为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诸生贡入太学。授大理寺评事，以善決狱称。成祖即位，改监察御史。敢言，多所弹劾。贵戚震惧，目为‘冷面寒铁’。京师中至以其名怖小儿，辄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请都司衞所不得凌府州县，府衞官相见均礼，武人为之戢。改按北京……还朝，即擢云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冤民系久，闻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当是时，周廉使名闻天下。锦衣衞指挥纪纲使千戶缉事浙江，攫贿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顷之，新齎文冊入京，遇千戶涿州，捕系州狱，脫走诉于纲，纲诬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锦衣私人，在道榜掠无完肤。既至，伏陛前抗声曰：‘陛下诏按察司行事，与都察院同。臣奉诏擒奸恶，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临刑大呼曰：‘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竟杀之。他日，帝悔，问侍臣曰：‘周新何许人？’对曰：‘南海。’帝叹曰：‘岭外乃有此人，枉杀之矣。’”

　　从铁面无私的大清官周新之官场履历来看，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南方省份，其中在浙江的任上时间最长，最后也在浙江任上“出事”，被皇帝朱棣冤杀。这似乎是已经定论了的事。但细细想来，周新这一生的官场活动有三个疑点：

　　其一，周新巡按的第一省份是福建，换个角度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朱棣要在永乐元年派“冷面寒铁”周新去福建巡按？是福建地方吏治出了问题还是铁面无私的周新被赋予了特殊之使命？从周新与朱棣的关系来看，周新原名周志新，因他受知于文皇帝（指朱棣），尝呼为周新，因以志新为字。这说明两人关系很不错，周新又是“六亲不认”，所以朱棣完全有可能将肃清吏治与刺察建文帝等政治异己之类的重任委托给周新。当然也有人说没有充分的依据，这样的说法不能成立。我们暂不深入讨论，先看下面另一个疑点：

　　其二，周新在官场上进行纪检和监察工作的主要省份是福建、北平、云南（有的说他没去云南就任就被改任了）和浙江，除了北平以外，其他三省是永乐年间盛传建文帝出亡地区，那么，周新巡按是否与建文帝出亡有着一定的关系？

　　其三，周新最终被杀是由于大坏蛋“（纪）纲诬奏（周）新罪”，到底什么罪？史书没说，要知道明成祖朱棣不是一个昏君，他与周新关系本来就不错，与纪纲关系也不错，朱棣“既即帝位，擢（纪纲）锦衣卫指挥使，令典亲军，司诏狱”。而“（纪）纲觇帝旨，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帝悉下纲治，深文诬诋”。纪纲是朱棣肚子里的蛔虫，他对篡位上台的永乐帝之心思摸得很透，其为永乐朝专门刺察与残害“建文奸党”及其家眷的一条凶恶的猎犬，虽说周新“六亲不认”，但官场上的这种利害关系，想必他不会不知道吧，可最后他又偏偏被诬陷冤杀了。

　　场面上的理由人们都懂，那么最本质的东西又是什么？难道上述三点都是巧合吗？

　　郑和是从永乐三年开始不断下西洋，且其正式起航地是在福建，就这么巧？要说永乐朝怪异的“巧合”还真不少。周新在永乐元年巡按福建，二年巡按北平，接着就是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心腹太监郑和正式开始出使西洋，“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最近福建泉州海交馆研究员刘志成先生找到了一条重要史料，编撰于明代的《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载东南地区航海世家蒲氏家族的先祖，会讲阿拉伯语、波斯语又熟娴海外事务的蒲日和曾作为通事（即翻译）跟随郑和一同下西洋：“（蒲）日和，字贵甫，寿成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至永乐十三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资料来源于2009年12月7日《郑和七下西洋为寻建文帝蒲氏族谱提供佐证》，载福建《东南网》，《大众网》等）

　　这段族谱记载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有个叫蒲日和的蒲氏先祖因为下西洋有功而被永乐朝授予泉州卫镇抚司的官职，换句话来说，蒲日和是当时明朝军队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曾在泉州市区的灵山圣墓三贤四贤墓回廊西侧立了一块“郑和行香碑”，1999年笔者与朋友龚扬先生上泉州师院开会时曾参观过灵山圣墓，看过此碑，该碑高约1米、宽约0.5米，用灰绿岩石雕刻而成，其上刻有“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从蒲氏家族族谱与宗教信仰来看，蒲日和是伊斯兰教信徒，他的名字也似乎带有一定的“外来”化，因此，有学者认为“郑和行香碑”上的“蒲和日”就是蒲氏族谱里的“蒲日和”（另外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两个略带差异名字的人是同时代、同职务——明永乐时代的镇抚），由此笔者认为，上述《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记载的有关信息应该是可靠的。

　　第二，《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载“蒲日和”跟随郑和“往西域寻玉玺”，前文笔者已述，朱棣进入南京明皇宫后挖地三尺就是找不到他“老爸”朱元璋的传国宝玺，于是就有了燕军闯入南京城的第7天，即“（建文）四年六月辛未，（朱棣）制皇帝亲亲宝”。第13天，即“（建文）四年六月丁丑，新作奉先殿。盖旧殿为建文所焚，至是，改作于奉天殿之西。制皇帝奉天之宝，制诰之宝，勅命之宝”。

　　从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明太宗实录》记载来看，这位自称是高皇帝“嫡子”和大明帝国君位的“正宗传人”对宝玺的渴求是何等之急切！这也难为他了，因为原本大明帝国君主的宝玺不见了，它们可是大明帝位合法依据的象征啊。

　　据《明史》所载，“明初宝玺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曰‘皇帝之宝’，曰‘皇帝行宝’，曰‘皇帝信宝’，曰‘天子之宝’，曰‘天子行宝’，曰‘天子信宝’，曰‘制诰之宝’，曰‘敕命之宝’，曰‘广运之宝’，曰‘皇帝尊亲之宝’，曰‘皇帝亲亲之宝’，曰‘敬天勤民之宝’；又有‘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及‘钦文之玺’。丹符出验四方。洪武元年欲制宝玺，有贾胡浮海献美玉，曰：‘此出于阗，祖父相传，当为帝王宝玺。’乃命制为宝，不知十七宝中，此玉制何宝也。”

　　也就是说明代合法皇帝应该拥有17枚宝玺，可新皇帝朱棣找不到它们，于是他就像现在社会上违法犯罪分子那样来个私刻图章，在一周不到的时间内，居然让人连刻了4枚皇帝宝玺，接下来有没有再叫人刻下去呢？笔者在明代正史中没查到，但仔细阅读《明实录》，发现其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朱棣对那些高皇帝流传下来的但已“丢失”的宝玺耿耿于怀：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上（指朱棣——笔者注）宴闻御谨身殿，阅太祖皇帝《御制文集》，顾学士解缙等曰：‘皇考文章，固天资超迈，然宜学问所至，观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语简理至，蔼然可见。’缙等曰：‘诚如圣谕’。上曰：‘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

　　不是自己已经私刻了宝玺，还要这样“深恸之”？恐怕还是朱棣做贼心虚吧，因为私刻的宝玺说到底不是开国皇帝传下来的，就同他在政治宣传中所讲的“老爸”老早就有意将皇位传给他一般虚假，又唯恐别人非议，所以最好能找到宝玺的“真品原件”。事实上朱棣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在大明帝国上下对于皇帝玉玺的真假还不乏甄别高手和辨伪专家。《明史》载，明孝宗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弘治十三年，鄠县民毛志学于泥河滨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色白微青，螭纽。陕西巡抚熊翀以为秦玺复出，遣人献之。礼部尚书傅瀚言：‘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真伪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篆文与《辍耕录》等书摹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所纪文盘五龙、螭缺一角、旁刻魏录者不类。盖秦玺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摹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以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我高皇帝自制一代之玺，文各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何借此玺哉！’帝从其言，却而不用。”

　　陕西小民毛志学献宝玺讨了没趣，礼部尚书傅瀚的鉴宝方法不一定科学，但多少让我们看到，对于宝玺是否“正宗”，世间还真有识货人。朱棣篡位登基本身就十分心虚，皇帝宝玺又是私刻的，一旦被人鉴别或发现其不真，岂不成了天下第一笑话！最可怕的是那些代表正统皇权的宝玺下落不明，“有言建文自焚并宝玺皆毁矣”，朱棣聪明绝顶，怎么会相信用高级石头做的宝玺会烧成灰而找不着？所以说寻找宝玺与寻找宝玺最为合适的携带者——前朝皇帝朱允炆本为同一事。《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说他们的先祖蒲日和“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说白了就是寻找建文帝之下落，因此权威的《明史·郑和传》说：朱棣“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故而派遣郑和屡下西洋，“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这等说法，看来含义多多。

　　以秘密刺察建文帝下落为其主要使命的朱棣心腹密使胡濙居然也到了福建，巧？郑和远航还没有回来，以秘密刺察建文帝下落为其主要使命的朱棣心腹使者胡濙又上路密访去了。“胡濙，字源洁，武进人。生而发白，弥月乃黑。建文二年举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永乐元年迁戶科都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徧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朱棣“遣胡濙西南行，求之湖湘黔筑洞中（后转向福建，笔者注）；遣郑和东南行求之瓯越闽广间、海外，几穷尽禹迹矣！《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寻不见’，差类！”

　　胡濙秘密刺察于陆上，郑和耀威于海上，两者联系在一起就是明成祖朱棣迫不及待地要寻找到建文帝的真正下落。那么，胡濙到底有没有完成新皇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外人不得而知，明人黄景昉作了这样的假设：“偶思濙出，倘真遇建文，奈何？将纵之乎？执之乎？最难处事。阅小说果云：‘濙又在湖湘，数遇建文不窘之，使得逸去。’或疑故加濙美名，即尔何终无形迹？抑事在天人间。濙素好神仙术，不测为神，殆非可常意揣欤？传濙入闽，道泉州，见董伯华，甜于衢舆，式之董亦异人。”

　　黄景昉说得很谨慎，“传（胡）濙入闽，道泉州”，其实胡濙到过福建是有可靠依据的，因为他曾在福建武夷山留下的诗篇为后人收辑在《武夷山志》里，其诗为《题武夷图》：“武夷形胜一蓬莱，山下停舟几往回。未尽平生游览兴，云缣写入画图来。”

　　上述史料至少说明了肩负明成祖赋予特殊使命的胡濙曾来过福建武夷山和泉州，甚至还到了福州等地（他在福州雪峰寺还留下了碑记），下文我们详述之。

　　更有洪武以后福建宁德周围有着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军事布防《明史·地理志》“福建·福宁州”条有一段为人不注意的重要的记载：“福宁州（元属福州路）洪武二年八月降为县，属福州府。成化九年三月升为州，直隶布政司。（北有龙首山。东有松山，山下有烽火门水寨，正统九年自海中三沙堡移此。东北有大姥山。东南滨海，海中有嵛山、台山、官澳山、屏风屿。东有白水江。西有长溪，源出寿宁县界，至县西南古镇门入海。东有福宁卫，南有守御大金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西北有柘洋巡检司，又有芦门巡检司，后移桐山堡。又东北有大筼筜巡检司，后移秦屿堡。又东有清湾巡检司，后徙牙里堡。南有高罗巡检司，后移闾峡堡。又有延亭巡检司，后移下浒堡。又东北有蒋洋，又有小澜，西北有小澳、库溪，西南有蓝田，南有西臼六巡检司，后废。）领县二。西南距布政司五百四十五里。”

　　又“宁德”条载：“宁德，州西南。洪武二年属福州府。成化九年来属。北有霍童山，有龟屿。东南滨海，中有官扈山，下有官井洋。又东有瑞峰，亦在海中。西有穹窿溪，西南有赤鉴湖，北有外渺溪，下流俱达於海。北有东洋麻岭巡检司，后徙涵村，又徙县东北之云淡门，又徙县东之黄湾，后还故治。南有南靖关。东有长崎镇。”

　　上述史料大致是说，福宁州在元代时属于福州路，洪武初年降格为县，隶属于福州府，明成化年间升格为福宁州，直接隶属于福建布政司，其下有毗邻两县即福宁县和宁德县。本来人口并不多的宁德和福宁两县仅有驻军4处：即宁德北边的东洋麻岭巡检司、南边的南靖关和福宁东边的福宁卫、南边的守御大金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时设置），可是随着“后洪武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福宁、宁德地区的驻军由4处一下子猛增到了16处，新增了12处，它们分别为宁德北边福宁县西北的柘洋巡检司、芦门巡检司；东北的大筼筜巡检司；东边的清湾巡检司，南边的高罗巡检司、延亭巡检司；又，东北有蒋洋巡检司、小澜巡检司，西北有小澳巡检司、库溪巡检司，西南有蓝田巡检司，南边有西臼巡检司等，可谓叠床架屋，更有这些驻军还不断地变更驻地，这等局势在当时大明帝国境内还真找不出第二例来，若不是这里有十分敏感又隐秘的特殊军事任务的话有必要这样吗？若是，那么这个十分敏感又隐秘的特殊军事任务是什么？剿灭倭寇？没必要隐秘！郑和下西洋？在福宁与宁德南边的长乐为其正式始航地。对了，郑和下西洋每次率领的军队人数均在25000人以上，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长乐的大明军队肯定远不止这个数。这样问题来了：南北均设有重军，中间的宁德及其周围地区若不是被怀疑有潜在的重大政治危险的话有必要这样布防吗？

　　明初福建霞浦等地的明教组织出奇地保存完好、明清皇帝御座前的角端居然在霞浦小山村里也有，怪否？要说明初与福建宁德相关的怪异之事，还远不止上述这些。在大明帝国建立后，原本作为自己“护身符”的明教也逐渐地被朱元璋严厉地管制起来，明教起义遭到了镇压，各地明教势力相继被摧残，可令人感到万分惊诧的是，由宁德翻过一个山头就能达到的霞浦，那里的明教组织却出奇地保存完好（可参见当地的林氏族谱等），这究竟是为什么？

　　2010年春夏之交，笔者在宁德考察，偶然间想起了明朝末年西学东渐过程中有个叫艾儒略的西方传教士曾到过福州与闽东等地传教。艾儒略特别博学，人称“西来孔子”，声誉仅次于利玛窦，想必其当年在宁德与福州一带会留下一些古物和古迹吧？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宁德朋友直言相告：艾儒略有没有在这一带留下什么，我们不知道。但由我们宁德市驱车一小时就能到达的霞浦县，那里倒是有什么摩尼教遗址。一听到摩尼教遗址，笔者顿时来劲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就信了这个教，走上了抗元、反元和开创大明帝国之路的。说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好奇：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参见起义时信的是明教，现在怎么又变成了摩尼教？要想解答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要从摩尼教与明教、弥勒教等相互之间的关系讲起。

　　摩尼教也名末尼教、牟尼教、二尊教和明尊教等，公元3世纪由古代波斯人摩尼（MANI）糅合了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佛教等教义而创立。

　　摩尼教，看过金庸武侠名著《屠龙倚天记》的朋友可否记得其中的这样几句话：“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里边就浓缩了摩尼教教义的精华，崇尚光明神，其具体形在就是日、月，光明神的使者就是摩尼光佛或称具智法王。

　　摩尼教教义的核心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的是光明与黑暗，也就是善与恶、理与欲；三际为初际、中际和后际，用现代英语的表达即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初际时没有天地，只有明暗，明性知慧，暗性痴愚，明暗两宗处于对立状态；中际是指现在时，暗的力量不断地扩大，大大地压迫着明的力量，纵情肆意，形成大患。就在这个时候，明王出世了，将暗的势力、暗的力量赶走；后际是指将来时，经过斗争后，明暗二宗各复本位，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复归于积暗。由于摩尼教崇奉的神为明王（也叫做明使、明尊），向往光明，故又被人称为明教。

　　从摩尼教的教义核心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充满反抗性和向往美好未来的宗教，因此它在传播过程中很受社会底层百姓的欢迎。

　　明教传入中国大致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当时的明教教规是，不设立偶像崇拜，也不拜鬼神，吃斋念佛，严禁杀生，教徒们穿戴白衣白帽，天黑了才吃饭。因为当时崇信明教的以回鹘人为多，而回鹘人又帮助唐朝打仗有功，故而明教在那时受到了保护。但到了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明教也被一同禁止了，由此开始它就成了秘密宗教。

　　明教否定现世，主张通过斗争，开创清明新世，其最为响亮和激动人心的口号为“明王出世”，故而宋元之际明教在秘密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批的底层穷苦百姓，他们不断地组织发动起义，但先后都一一遭到了镇压。

　　明教后来又与弥勒教和白莲教混合在一起。

　　白莲教本于白莲社之说，出自佛教净土宗。其教义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里的白莲社供养着阿弥陀佛（梵名amita，又称无量清净佛、无量光佛和无量寿佛等），谁要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便可免除几十亿劫生死重罪；如果平日里还能经常念佛持戒、好好修行、多做善事的话，那么死后就可被“净土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和势至菩萨迎往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白莲池去，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因而其也被人称为“往生净土”。（杨訥：《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

　　白莲教创于公元5世纪初，到12世纪时揉入了天台宗的格言，不饮酒、不杀生，忌葱乳，等等，渐渐发展成了后来人们所熟悉的白莲教。因其与明教教义十分接近，两者后来就混在一起。

　　与明教混在一起的还有弥勒教。弥勒教也是出于佛教净土宗，根据佛教的传说，弥勒曾经是个好国王，对老百姓十分慈仁。佛祖释迦牟尼在世说法时，弥勒经常在旁认真听法，是佛祖忠实的好学生。但自佛祖灭度（死）后，世界变坏了，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出现了。不过佛祖灭度前曾经说过，大约要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弥勒会下降人世而成佛；弥勒降生后，人世间又开始逐渐变好了。由此憧憬弥勒降世和好日子的来临成为弥勒教的最大亮点，历史上只要人们一听到哪个地方有弥勒佛出世，大家就抢着去参加起义。而信仰弥勒教的人也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烧着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也相信世界上有明暗、好坏两种力量在不断地斗争着，这样的宗教主张与明教或摩尼教的教义几乎混同了。

　　无论是弥勒教的“弥勒降生”，还是明教或摩尼教的“明王出世”，都是以现实为黑的和暗的为前提，而要想改变黑的和暗的现实，走向美好的明的未来，就必须要起来斗争，赶走黑暗。因此宋元之际明教或言白莲教一类的宗教起义绵延不断，此起彼伏，而“明王出世”和“弥勒降生”成为了当时吸引人们参加起义斗争的最为通俗和最为响亮的号召。

　　既然说“明王出世”或“弥勒降生”了，那么他在哪里呐？各地以此类宗教为外衣的起义领袖都以“明王”等名号而自称，元至正十一年（1351）北方白莲教主要领袖韩山童就以“明王”名目来组织起义。韩山童被杀后，刘福通等推举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作为红巾军大起义的名义上最高领袖。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年就是加入到了“小明王”名下的南方红巾军支系郭子兴队伍中去，并以此作为起家的资本，不断地做大做强，最终夺得了天下。就在称帝前夕，一直位居自己头顶上的“小明王”顿时成了累赘，朱元璋派遣手下大将廖永忠等前往滁州，迎接“小明王”来南京“享福”。不料在横渡长江时，“小明王”乘坐的船只发生了“交通事故”，一路人马都没死，偏偏就淹死了一个“小明王”。

　　没了“小明王”，“小明王”底下的第一号人物朱元璋自然而然就成了“明王”。不过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过去的朱重八，也不是什么红巾军的一个支系领导了，他称雄天下，“明王”这个概念太没气派了，要称就称皇帝，国号“大明”。

　　自己参加并在随后领导了元末农民起义军，朱元璋深知以“明王出世”和“弥勒降生”这类教义和口号作鼓动的明教起义的厉害，所以在自己夺得江山社稷后对于此类宗教组织尤为“关注”。正因为自己曾是明教徒，正因为自己曾崇奉弥勒佛，也正因为自己是从明教和弥勒教的秘密传播过程中得到了机会的成功，成为了新兴帝国的最高领袖，朱元璋要把手创的这份产业永远地保持下去，传之子孙万代，决不允许别人学样，危害他的帝国统治，于是自大明开国那年起，从凤阳乡下走出来的朱皇帝就不断地颁布诏书、诏令等，禁止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吴晗：《朱元璋传》，1965年2月第1版，P142～143）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日朱元璋考察汴梁，闰七月丁未日回南京，因李善长之请，诏禁白莲社及明尊教。“高帝幸汴还……又请禁淫祀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巫觋，扶銮祷圣书符咒水邪术。诏可。”

　　洪武三年六月甲子日朱元璋颁“禁淫祠”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万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听民人祀天地祈祷，无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间，祈天者不知其几，渎礼僣分莫大于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当时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上奏：“凡民庶祭先祖、岁除祀灶、乡村春秋祀土榖之神，凡有灾患，祷于祖先。若乡属、邑属、郡属之祭，则里社郡县自举之。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章奏上表、投拜青词，亦不许塑画天神地祗。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女巫师）觋（xi男巫师）、扶鸾（扶箕术）、祷圣、画符、咒水诸术，益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朱皇帝下诏，从之。

　　不仅如此，朱元璋君臣还将对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一类的所谓“邪教”的禁令编入了《大明律》，使其具有永久的法律效率：“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纵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除了法律上予以严厉禁止外，大明帝国还采取了非常举措，严酷打击直至摧毁大明教、弥勒教和白莲社等“旁门左道”。浙江宁波、温州等地自南宋以来一直流传着大明教，到明初时“造饰殿堂甚侈，民之无业者咸归之”，引起了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忌恨，“君以其瞽俗眩世，且名犯国号，奏毁之，官没其产，而驱其众为农。”宁波当时名称为明州，这是宋元以来一直所沿用的，但在严抑明教的情势下，明州也不再叫明州了，改称为宁波。而对于江西、湖广和西北等地原本元末红巾军起义过程中就十分活跃的大明教、弥勒教和白莲教的传播及其起义活动更是予以不遗余力的打击和血腥镇压。

　　众所周知，明初法治相当严酷，政治严寒，但出奇的是，当时福建地区的明教也称摩尼教势力却似乎没被摧毁。至今为止，人们熟知的可能就要数福建泉州晋江县华表山草庵摩尼教寺遗址（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参观草庵后，认为它是这次考察活动的“最大发现”），还有就是这几年在福建宁德当地人中热议的霞浦摩尼教遗存。前者即晋江县华表山摩尼庵之所以能被保存，在明代人的文献笔记中有所透露其“秘密”，比如明代福建籍名人何乔远就曾这么写道：“华表山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苏邻国人，又一佛也，号具智大明使……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祐得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真宗朝，闽士人林世长取经以进，授守福州文学”；“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又嫌其教名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留之。”

　　由于户部尚书郁新的奏请，福建泉州晋江县华表山草庵摩尼教寺保存了下来，而从朱元璋“凡事都要做绝”的处事风格来看，这里边是否另有玄机？更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在明初严厉禁教的情势下，在晋江北边不远处的宁德郊县霞浦山村里居然也保留了这么一个规模还不算小的明教据点？有人可能要说，那是不是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笔者最初也曾这么想过，2010年春夏的那次霞浦之旅，开始时一路顺行，到达霞浦县城也不过1个小时。可从霞浦县城前往明教神龛佛座所在地柏洋乡盖竹上万村却花了我们整整四个小时。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是一个较为偏僻的小山村，在那里明教的传播既有族内亲属之间的传播，也有非直系亲属之间的师徒传播，这样的情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明教势力不易被人发现的有利格局，所以即使是当地明教创始人林瞪的第29代在京裔孙林鋆先生等自家人，却也一直不知其祖上是信奉明教的，直到2008～2009年间的偶然“发现”，在邀请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亚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博士后陈进国等对其拍摄的明教遗迹照片进行辨认以及随后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同志的集体考察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家乡原本是当地明教的主要据点，自己的祖上还是当地的明教的创始人，由此拉开了揭示与研究霞浦明教遗址、遗物的序幕。

　　霞浦明教得以保存的“环境决定论”果然有着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后来又想到了另一个与闽北甚至霞浦有着一定关系的明代重量级人物——汤和。因为安徽电视台曾邀请笔者前去主讲过《大明风云人物系列》，而其中有一次就要求专讲汤和，为此笔者头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汤和这个人还真不简单，在洪武中晚期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情势下，公侯级别的，只留下了3个人，其中侯爵有耿炳文和郭英两人，而公爵唯汤和一人。《明史》对汤和做了如下记载：“汤和，字鼎臣，濠人，与太祖同里闬。幼有奇志，嬉戏尝习骑射，部勒群儿。及长，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郭子兴初起，和帅壮士十余人归之，以功授千户。从太祖攻大洪山，克滁州，授管军总管。从取和州。时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

　　《明史》的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汤和与朱元璋原是光P股兄弟，传说中小时候朱元璋常当孩子的头头，看来不太吻合实际，很有可能当时的孩子王就是汤和，更有汤和“闹革命”要比朱元璋早，甚至还有人说，当年朱元璋“参加革命”就是汤和介绍的。可到了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朱元璋“进步”得更快，成了汤和的领导，而汤和似乎也乐意拥戴朱元璋。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的。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汤和在“守常州时，尝请事于太祖，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太祖闻而衔之。”

　　上述汤和的那一段话含义多多，朱元璋当然要恨了。可洪武中晚期汤和却极其识趣地率先交出了兵权，朱元璋由此龙颜大悦，“复命其子（指汤和儿子）迎至都，俾以安车入内殿，宴劳备至，赐金帛御膳法酒相属。（洪武）二十七年，病浸笃不能兴。帝思见之，诏以安车入觐，手拊摩之，与叙里闬故旧及兵兴艰难事甚悉。和不能对，稽首而已。帝为流涕，厚赐金帛为葬费。明年八月卒，年七十，追封东瓯王，谥襄武。”

　　洪武皇帝见到晚年汤和居然亲自手拊摩之，后又追封其为东瓯王，由此看来一向记仇的朱元璋开始变得“不记仇”了？而且还将汤将军的功勋定格在温州（东瓯为温州一带的别称）军事行动上，那么汤和在温州一带究竟有着怎么的军事行动呢？

　　洪武中晚期，就在汤和告老还乡没多久，东南地区发生了倭寇之患。朱元璋立马召见汤和，“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人颇苦之。或谓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讟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明年，闽中并海城工竣，和还报命，中都新第亦成。”

　　看来这次汤和的东南之行还不仅仅在浙南，而且还深入到了闽北，构筑海城工程。而霞浦恰恰就是闽北的海边城市，作为老明教徒的汤和难道就一点不懂或不知道霞浦明教？如果知道了，他会跟朱元璋说？依照汤和一向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又不可能不说；说了朱元璋又会作出如何的处置？后被定格为“东瓯王”的汤和是否有所受命呢？《明史》说汤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还有，在明代文献中随处可见各地明教势力被摧毁的记载，唯一见不着明代霞浦明教被破坏的历史记录，这又是为何？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霞浦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明教遗迹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一般只有在皇家宫廷中才能见着的角端。角端是什么东西？老版本的《辞海》有着这样的解释：

　　角端：兽名。《史记·司马相如传》：“兽则麒麟角偳”，《集解》引郭璞曰：“角偳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尝以此弓十张遗苏武也。”亦作角端。《后汉书·鲜卑传》：“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注：“前书音义曰：‘角端似牛，角可为弓。’”按《史记》集解云角偳似猪，《后汉书》则谓之角端牛，《汉书》音义亦云似牛，当以其有角之故。又《宋书·符瑞志》：“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之事，则捧书而至”，此为神异之兽，与角可为弓之角偳，似非一物。霞浦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明教遗物角端由此看来，这个叫角端的宝物还不是一般人所能用的，尽管先前人们的考古认为，该角端可能为霞浦明教创始人林瞪流传下来的道仪法器，但这也是猜测。我们所知道的是，角端一般出现在明清宫殿里皇帝御座之前，代表“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要是普通人拥有了它岂不有造反之嫌？或会招来大祸呢？由此，我们能不能解释为明清皇室成员或言皇帝出亡到此而遗留下了该宝器呢？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更让人无法置信的是清人整理修撰的《宁德县志》中宋至清历任县令都是有名有姓，唯独明朝永乐年间三任县令却只有姓而没有名。这到底是为什么？

　　清代乾隆年间问世的《宁德县志》相关记载据目前人们所能掌握的宁德方志来看，清代乾隆年间问世的由卢建其、张君宾修撰的《宁德县志》可谓比较完整。乾隆时期距离明初永乐时代已有300多年，且老早就经历了改朝换代，不太可能存在着对永乐时代一个山区知县有什么政治讳忌呀，但为什么《宁德县志》在宋至清历任知县都记全的情况下，独独永乐年间三任知县有姓没名，也缺乏相关的信息？在那个让人一头雾水的疯狂年代里，这三任“芝麻官”到底犯上什么大事让人不可触及？

　　至此，如果将以上所引的八个方面的史料通盘起来看，我们的思维或许会豁然开朗。

　　永乐朝的“国丈”刘贞、朱棣的赏识直臣周新、明成祖的知心内臣郑和、永乐帝的心腹密使胡濙、明初福建宁德郊县霞浦等地的明教出奇地保存完好、一般只在明清宫廷中使用的角端居然出现在宁德郊区的霞浦山村、在宋至清历任知县都记全的情况下独独永乐年间三任宁德知县有姓没名，以及宁德及周围地区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军事布防……在“建文”转向“永乐”的非常时期，这些与永乐帝君主宝座有着关联的大明重量级人物、非常事件和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都先后在福建一一登场、上演，本来在大一统帝国中并不引人太多注目的福建在大明帝位更替中一下子成为帝国政治舞台上的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