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8——皇帝迷踪

第一节 千钩百索，只字不留——建文帝出亡之事

　　在建文帝出亡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建文帝出亡，就说他被烧死了；一是自认为当地的某物某寺庙就是传说中的建文帝出亡之物证。要是谁不赞成或有异议，有人就会迅速地“提升”个人感情，甚至发动“群众”进行围攻，缺乏应有的理性。要知道，科学是理性的产物，再说真理是常常躲在许许多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表象之背后，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发现真理，而对于历史真相的探究，也应该如此。

　　600年前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本是去避难的，其政敌“好叔叔”朱棣也是秘密寻访的，那么这个下台的侄儿皇帝“躲猫猫”躲过去了？

　　通过上文的分析比对和严密的考证，我们已在整体上破解了大明第一谜案，但有人可能要这样发问：既然你已考证出来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那为什么600年来在文献资料中就没人发现这样的史实呢？换言之，明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在史料中是否有所记载或披露？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以后蛇蝎一般心肠的朱棣对建文君臣所干的“好事”。他不仅以奸党罪的名义，用“灭十族”和“瓜蔓抄”等极端残忍的手段，大肆杀戮建文朝的忠臣节士及其亲族与朋友、乡邻，而且还将他“斗争”的矛头直指他的皇家兄长及其曾经的皇上朱允炆。不过朱棣这人实在是工于心计：先是他抱着所谓的“建文帝尸体”放声大哭：“痴儿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好像他这个叔叔是如何的仁慈与如何的无奈。接着他还假模假样地为侄儿“发丧”，甚至“停朝三日”，但这都是表面上的功夫。在暗中，朱棣加紧了对建文帝兄弟、儿子一行人的迫害，就连自己的亲哥哥、已经死去了的朱标太子也不放过，他上台没几天，就下令“迁兴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园，仍称懿文太子”。

　　永乐朝朱棣宠信酷吏陈瑛说：不拿建文君臣开刀，我们这些人怎能出名？人们常说：死了，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可朱棣就不让已死了的人一切都了，与死人过不去，由此可想，那些与朱棣所痛恨或忌讳的已经死去了的人有关的活人，他们在朱棣手下能有好日子过吗？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的3个弟弟，后来没一个得好死；曾经被朱棣请到燕军军营中作为“统战”对象的懿文太子朱标的妃子、朱允炆的母亲吕氏也被朱棣一道圣旨打发到懿文太子陵园，为她那个仁慈但英年早逝的倒霉丈夫守坟。

　　不仅如此，朱棣掌权以后还发布诏令，革除建文年号（大约过了170多年后，万历帝下诏才将明成祖朱棣“革除”的建文年号予以恢复），将建文纪年记在朱元璋的洪武年号名下，将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此类推。依照朱棣这等做法似乎是要将他的侄儿皇帝从大明帝国的皇家政治队伍中永远地“开除”出去，对建文政治予以坚决的“反动”，这等情势造成了当时无人敢言建文君臣，唯恐祸及，而建文朝之史事更是被“千钩百索，只字不留”。

　　更有甚者，朱棣唯恐不及，他还任用了纪纲、刘江、袁刚和陈瑛等一批酷吏，残害建文朝“漏网之鱼”，“深挖”、虐杀政治异己。在这些酷吏里边最为臭名昭著的就要数陈瑛。

　　“陈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贡入太学。擢御史，出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北平佥事。汤宗告瑛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燕王称帝，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陈）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帝曰：‘朕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后二十九人中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与此数者，勿问。’后瑛阅方孝孺等狱词，遂簿观、叔英等家，给配其妻女，疏族、外亲莫不连染。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

　　谈迁在《国榷》中也载：“（陈）瑛性残刻，怨革朝（指建文朝）甚深，暨入朝，曰：不以叛逆处彼，则我辈何名？举朝大吏俱不答，瑛遂决意泄忿。”

　　“不用叛逆罪名来处置建文朝大臣。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出名？”这是陈瑛之流的奸臣酷吏的就职“政治宣言”。朱棣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的就是对前朝切齿痛恨的人来出面为他清除可能潜在的政治危险。于是“（陈瑛）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

　　有一天，陈瑛听说，建文帝尚在人世，与诸逃亡在外的大臣正加紧联系，图谋东山再起。他马上给明成祖朱棣上了一个密奏，说：“方孝孺、黄子澄等建文朝忠臣节士及其亲属虽然都被杀了，但他们的门生故吏却在暗中结党，实在危险啊！皇上应该下令将这些人马上逮杀，他们的妻子儿女发配到两千里以外，家产全部没收。”朱棣看完奏章后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给了陈瑛一个答复，让他“便宜行事”，就是叫陈瑛看着办。有怎样的主子，就有怎样的走狗。陈瑛领旨后，肆意罗织罪名，接二连三地参劾、诬告建文朝的旧臣及其亲族家眷等，逐渐将迫害建文君臣的范围从“犯罪者”自身之九族扩大到“九族”之外的外亲之外亲，制造出一出出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

　　这等恶行，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了只要与建文朝君臣有“师友交友只字相同，即诬奸党，蔓延十族，村里为墟”。

　　此时的朱棣简直是将大明帝国置身于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之中。在这样的政治恐怖下，还有谁长了几个脑袋会将建文朝君臣的“故事”直接地记载下来呢？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是有这样的人，也早就被揭发出来而招致杀身甚至灭族的大祸了，他们的“历史记录”也早就毁之于大火了。

　　从朱棣到朱瞻基三十余年充斥着对建文君臣的杀气朱棣的血色高压政治虽说是行于一时，但它的恶劣影响相当之大，流毒也相当之广。

　　永乐九年，有个叫钱习礼的读书人来南京参加大明的会试与殿试，中了进士，按照惯例他被选为庶吉士，没多久又被改任为翰林院检讨。正当钱习礼“春风得意马蹄疾”时，他的乡人上告，说他是建文朝忠臣练子宁的奸党。这等上告就意味着要将钱习礼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听到这样的消息，钱习礼新近中举的喜悦顿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恒惴惴”，惶惶不可终日。幸亏大学士杨荣及时地向朱棣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明，这时朱棣登基已经10年了，或许他感到统治根基已经相对稳定了，所以最终没有深究钱习礼。

　　京师南京是永乐朝血色恐怖的中心，但大明帝国的其他地方也深受其害。同是永乐九年，浙江黄岩有人出来告官，说他的一个同乡富豪保存着建文奸党分子给楚王的书稿，应该予以治罪。可能是永乐朝这样的诬告事情实在太多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天天揭发出“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一个样，弄多了，谁也不信！就连朱棣自己到头来也不信有这么多的建文奸党分子，于是他就说：“此必与豪民有怨而欲报之。”

　　朱棣毕竟不是一个糊涂之君，他明察到，这一定是那个黄岩小民与富豪之间有怨而借着这个由头来报复啊。乡间小民种好一亩三分地就算不错了，哪还顾得了那么多的国家政治，但永乐朝的小民就是“讲政治”、“讲原则”，要不是肃清建文朝奸党运动“深入人心”的话岂会这样？

　　胡广原本是建文朝的大臣，金川门之变后，他与其他28个“识时务”者一起马上归降了朱棣，朱棣甚是喜欢，对胡广等人很为重用。后来胡广老家的母亲死了，他就回江西吉水去奔丧，三年“守制”结束以后，胡广回到了南京，朱棣就问胡广：“胡爱卿，你这次回家‘丁忧’守制，一待就是三载，想必对民间事情有了很多的了解，你如实说说现在的老百姓生活还安宁？”胡广回答说：“百姓生活还算安宁，就是地方官吏穷治建文朝奸党这事株连甚广，深究不尽，老百姓都十分害怕啊。”

　　这事表明，永乐朝穷治建文奸党“运动”已经波及了大明帝国的各个地方和各个层面，试想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还有谁觉得自己活得不耐烦了，要将建文君臣的言行一一记下来，随之就让自己的脑袋搬个家？

　　所以说，永乐朝没有建文君臣行踪的直接记载纯属正常。而后继承朱棣皇位的洪熙帝朱高炽虽说上台伊始就下令释放了在锦衣卫、教坊司、浣衣局以及各功臣家为奴的建文大臣家属，将之宽宥为民，发还田土，给予生计，并明白地告诉大臣们：建文朝方孝孺等诸大臣都是忠臣，从此“天下始敢称诸死义者为忠臣”。

　　朱高炽的这项指示有没有完全执行下去，就很难说清楚，因为6个月后他就归天了，大明朝皇位一下子转到了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的手里。朱瞻基十分聪明，从小深得他爷爷朱棣的喜欢，他当然懂得皇爷爷对建文君臣那般处置的“良苦用心”，所以在他当政的十来年里，也基本上是“按既定的方针办”。

　　总之，从朱棣到朱瞻基前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建文君臣出亡之事几乎是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自然也就无人敢去如实记录或搜集这类的史实了。“国初杀气浑不除，越三十年还相屠”。换句话来讲，以当时的情势，知道建文君臣出亡事实越少越安全，天底下还有哪个大傻子撑饱了自招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