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8——皇帝迷踪

第二节 上金贝古墓“奇巧”多多，实为明建文帝魂归地

　　宁德市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原本是一个与外界的交往很不密切的畲族人居住的闽东山区村落。2008年初宁德市委组织部部长郑民生等领导率领大家搞“新农村”建设，来到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深入田间地头展开工作，无意间发现了一座金贝古墓。为此，他们邀请了原福建省博物馆副馆长王振镛等考古专家对它进行勘察，随后认定其为元末明初的僧人墓，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自此开始，上金贝古墓的认定成为国内外新闻媒体与相关人士的关注热点。2009年5月、8月和10月笔者三上福建宁德进行实地考察，并对相关史料进行反复研究与比对，提出如下观点：

　　咋看上去，言之凿凿，但如果你仔细阅读其所开列的书籍、认真比对其观点与所谓的证据，就会发现其实难以自圆其说，笔者兹列于下：

　　“佛日圆明大师”为忽必烈的老师，从严格的历史学来说：查无实据。

　　认为上金贝古墓系僧人墓者依据古墓的碑铭的20字进行一一解读，这本来是件好事。笔者也曾顺着其思路进行查找和考证：忽必烈在大都尚未称帝之前曾拜了印简为老师，要是忽必烈真有这样的老师，众所周知，我们传统的正史是以皇帝为轴心，对于皇帝极其亲近之人（只要没有政治讳忌和负面影响的）应该是大书特书。皇帝拜师学习，说明圣君好学，并不存在什么不可言之，再说忽必烈以异族入主华夏内地，巴不得有人将如此光彩的“圣迹”载入史册。可实在令人失望的是，笔者翻阅了《宋史》、《元史》和《新元史》，它们都没有记载说：印简或“佛日圆明大师”就是忽必烈的老师。

　　按照常规，正史中的《释老传》是记载佛道最为集中的地方，可《元史·释老传》中却没有提一下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

　　《元史》说：“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接着《元史》记载了八思巴、亦怜真等十几个国史帝师，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佛日圆明”或印简。

　　诚然，由于当年朱元璋要结果要得太急，宋濂等人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赶出了一部《元史》，故而其向来颇受研究者非议。民国时有人就着力编写了《新元史》，那么《新元史·释老传》中有没有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

　　《新元史》中对等重量级的元帝师、国师记载如下：“八思巴、胆巴、必兰纳识里、丘处机、马钰、谭处端、刘处元、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康泰真、祁志诚、张宗演、张留孙、吴全节、郦希诚、张清志、萧辅道、李居寿、莫起炎。”

　　《新元史·释老传》中也没有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由此笔者怀疑自己查找的方向错了。既然认为上金贝古墓系僧人墓者说“佛日圆明大师”就是忽必烈的老师，那么会不会在元朝皇帝的《本纪》里有所记载呢？查《元史》、《新元史》中所有的《本纪》，但依然是一无所获。此时笔者忽然想到忽必烈为宋末元初之人，为了谨慎起见，又查阅《宋史·释老传》，结果还是未见所载。最后笔者想到忽必烈时代有位影响大元国策制定的重量级人物——刘秉忠，查《元史·刘秉忠传》，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世祖在潛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后数岁，奔父丧，赐金百两为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复被召，奉旨还和林。”卷157，列传第44）

　　既然见到有海云的记载，笔者回头再仔细阅读《元史》，但查遍了《元史》，有关海云禅师的记载也只有《元史·刘秉忠传》中2处提到，这就让笔者产生这样的疑问：要真是海云被忽必烈拜为老师的话，正史应该有更多的记载啊？

　　当然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会说《五灯全书》、《补续高僧传》等非正史或言野史中有所记载呀，其曰：“佛日圆明”就是“印简”，“印简”就是“海云”。

　　《五灯全书》：“庆寿璋禅师法嗣北京大庆寿海云印简禅师，宁远宋氏子，生而神悟……于是，俾从中观沼受业，年十一纳具戒，十二，沼听参问……年十八，元兵破宁远，四众逃散，师侍沼如故……元世祖至元庚辰五月，沼将迁寂，书偈曰：七十三年如掣电，临行为君通一线，泥牛飞过海东来，天上人间寻不见。无疾而逝。阇维，收顶骨舍利，师为乞缘造塔供奉……及开法后，两主庆寿，世祖以师道事之……师年五十六。忽患风痹。仁宗延祐丁巳闰四月一日。集众说偈毕。遂泊然而逝。茶毗，获舍利无算。谥佛日圆明大师。”

　　《补续高僧传》载：“海云大士传印简，山西之岚谷宁远人，姓宋氏，微子之后，生于金之泰和壬戌年，人品恢伟，童幼神悟……师年十三时，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师在宁远，于城陷之际，稠人中俾师敛髻。师告曰：若从国仪，则失僧相也，遂获如故……师既入燕，至大庆寿寺……丁酉正月，加师先天镇国大士之号。己亥冬，命主大庆寿寺。壬寅，护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王大悦，从师受菩提心戒。因奏曰：我释迦氏之法，于庙堂之论，在王法正论品，理固昭然，非难非易，恐王者不能尽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当有所闻也。王大悦，锡以珠袄金锦无缝大衣，奉以师礼。将别王，王问：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师曰：‘……恒念百姓不安，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一切时中，尝行方便，皆佛法也。’……王益敬焉，寻奉命统僧，赐白金万两，即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蒙哥皇帝即位，顾遇隆渥。丙夏辰，旭威烈王奉以金柱杖、金缕袈裟，求法语开示。七月，师会诸耆旧，录所长物见数，令主后事。丁巳夏，说偈毕，师云：汝等少喧，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人至，师吉祥，泊然而逝矣，世寿五十六，茶毗，获舍利无算。护必烈王为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谥佛日圆明大师，望临济为十六世。”

　　看了上述两段有关佛日圆明的“史料”记载，笔者产生了四大疑问：

　　第一，正史上的“海云”在野史里一下子“变脸”了：“海云”就是“印简”，也就是“佛日圆明大师”，这三者真的能画等号吗？

　　第二，正史《元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相比明清之际成书的《五灯全书》和《补续高僧传》至少要早200年，难道明初正史史料价值反而不如大讲仙道神异的明清野史？（如果存在政治上的忌讳当属例外，但从海云与元主之间的关系来看不存在什么政治忌讳）

　　第三，《五灯全书》载，佛日圆明大师死于元仁宗延祐年间。《补续高僧传》载，佛日圆明死于蒙哥时期，这就怪了：一个人死的时间居然相差了50来年，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人？

　　第四，从《五灯全书》和《补续高僧传》记载的内容来看，其宗教传说与民间轶闻甚多，甚至还有许多鬼怪迷信，这等野史能否作为信史？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不难回答的，明眼人一看便知。

　　那么“佛日圆明”到底作何解释呢？查《辞海》“佛日，佛家语，佛能觉悟众生，如日之破暗，故以日为喻。《涅槃经》：‘佛日将没大涅槃山。’《隋书·李士谦传》：‘佛日也，道月也，佛五星也。’”“圆明”中的圆即圆圈、圆形，明者，光亮也。故而，圆明即为圆光，应该指佛之圆光。

　　透过上面的查找、比对与考证，笔者认为，所谓“佛日圆明大师”为忽必烈的老师，从严格的历史学来说，查无实据。

　　既然如此，那么他的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又是何许人也？

　　上金贝古墓碑刻上的“沧海珠”就是上金贝古寺的建造者“止云沧海”？

　　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认为古墓碑文上的“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就是上金贝古寺的建造者“止云沧海”，其曰：“明嘉靖和万历版《宁德县志》也记载：‘金邶寺，唐大中八年建。至和间圆轨居之，宋季圮废。元大德间，住持止云沧海重建’，众多地方志中提到的‘止云沧海’，和僧塔碑刻‘沧海珠’、蒙泉石刻‘住山沧海作’，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就是元大德年间重建金邶寺的僧人，‘止云’、‘珠’都属于他的别名法号。”

　　看了上述的文字，给人的感知：沧海是一个僧人，“止云”就是“沧海”，“沧海珠”也就是“沧海”，那么依据呢？按照上述的逻辑：在一个僧人名字前面或后头加上一两个字就是原来这个僧人的别名与法号，“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我们姑且沿着这样的逻辑进行一番考证，就拿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深信不疑的非正史作为例证：《五灯全书》不同地方记载着不同朝代的几个“圆明大师”：“临安府灵隐正童圆明禅师”；“柳州宜章圆明希古禅师”“瑞州清凉觉范慧洪禅师……高宗建炎戊申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赐宝觉圆明之号。”

　　如果按照上述的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的逻辑，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等量关系”：“正童”就是“圆明”；“圆明”就是“希古”；“宝觉”就是“圆明”，原本三个不同朝代不同地方的禅师在荒诞逻辑演绎下顿时被推定为一个人，这岂不是笑话？因此说，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在大打文字太极游戏时，始终没有确切地回答重建金贝古寺者是不是金贝寺古墓之主人的问题，仅凭猜测，没有提出任何确切的依据；同时他们又回避了上金贝古墓一个最大的怪异难题：金贝寺古墓为什么既有墓又有塔？

　　既有墓又有舍利塔就能认定它是元末明初僧人墓？

　　众所周知，元朝的国教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信徒死后是天葬，没有坟茔；而我们内地佛家人死后一般是火化塔葬，也不用墓葬，但宁德上金贝古墓主人却十分奇特：他既有墓又有塔，这究竟是为什么？

　　对此，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解释说：沧海的祖师爷印简道行孤高，为朝野所重，曾为忽必烈说法。成吉思汗赐予“告天人”称号，圆寂后封号“佑圣国师”。印简的大弟子赜庵环禅师，封荣禄大夫、大司空。第三代弟子刘秉忠是元代丞相，显赫一时。与刘秉忠同辈的沧海蒙罩着这么一层光环，所以处处都不忘抬出祖师爷以示夸耀。况且，根据民间“金太监”的传说，可以得出沧海具有高贵的家世，也很可能担任过僧录司这样一级的官员。就是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凭借以上的两条优势，再加上元代僧人都拥有大量田产，沧海建造一座亦僧亦俗、亦墓亦塔的豪华寿域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又说：“据元代孔克齐《至正直记·卷一·茔墓建庵》：予尝谓茔墓建庵，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正寝之东，不必重造也。但造舍与佃客所居，作看守计足矣。至如梵墓以石，墓前建拜亭之类，皆不宜。此于风水休咎有关系，慎勿为之可也。”（2009.6新浪博客《建文帝墓论证考辨》）

　　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的上述观点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元代佛教徒活着的时候风光并不等于死后一定要造墓，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再说元朝统治者并非对所有佛教派系都是扶持与崇尚的，他们主要尊崇的是藏传佛教，对禅宗是实施抑制。而宁德金贝寺等流传的是禅宗而非藏传佛教，怎么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肯定地说元末宁德上金贝古墓主人——僧人显赫非凡？

　　就此疑问，笔者曾向南大潘群教授请教，潘老热情地向笔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中国史稿》对元朝的佛教政策和海云大师有所介绍，成吉思汗专门颁布命令，要部属对临济宗僧侣中观、海云师徒好与衣粮养活着，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

　　看来这个叫海云的禅宗高僧在成吉思汗及以后的蒙古诸汗时还颇受礼遇和尊重，但没有说他被拜为国师和帝师，换句话来说，他的特殊礼遇还没有达到藏传佛教领袖的那种规格，更有，在他身后，忽必烈出于统治的需要逐渐开始“崇教抑禅”。对此，吴泰、陈高华等学界前辈在《中国史稿》第五册中这样说道：“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政权统治下的北方佛教，以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为盛，律宗趋于衰落。十三世纪四十年代，吐蕃地区归附蒙古政权，吐蕃的喇嘛教随着传入中原和蒙古地区。喇嘛教内部也分成许多派别。其中萨迦派的领袖们最受蒙古统治者尊崇，相继被封为国师或帝师。此外，许多喇嘛教上层人物都封官拜爵，‘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喇嘛教势力盛极一时，禅宗就相形见绌了。不仅如此，忽必烈在一度推崇禅宗之后，还转而采取‘崇教抑禅’的态度。在统一全国以后，这种倾向特别明显。他在召集江南佛教上层人物聚会时，‘升教居禅之右’，还从北方派遣禅宗以外各教派的僧侣三十人到江南各大寺院宣讲，扩大这些教派的影响。因此，无论南北，禅宗的势力都有所下降，天台宗等教派有所上升。”（吴泰、陈高华等人编写的《中国史稿》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P603—604）

　　连受皇差宣讲于南方的30僧侣中都没有禅宗的份，何来禅宗极盛南方之状？元代福建又不是佛教禅宗特区？

　　第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佛、道、儒三家往往不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内地佛教徒中往往有不少人精通阴阳风水，据此你能肯定上金贝古墓主人或建墓者就一定不懂风水？若是，依据何在？

　　第三，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明确讲元代和尚圆寂后造塔，没讲造墓；而金贝古墓既有墓又有塔呀？

　　就按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的说法，“佛日圆明”大师是忽必烈老师，他如何地生的伟大，死后殊荣，云云。翻阅《元史》其明确记载：元代佛家人是没有墓葬，而是舍利塔葬。“蒙古崇尚释教，及得吐蕃之地，思因其俗而柔之，乃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又立宣政院。其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帅臣以下，亦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宣命同于诏敕。凡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郊祭饯。大德九年，专遣平章政事帖木儿乘传护送，赙金五百两、银千两、币帛万匹、钞三千锭。皇庆二年，加至赙金五千两、银一万五千两、锦绮杂彩共一万七千匹。”卷157，列传第44）

　　国师、帝师尚且塔葬，何来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反而要墓葬？野史《补续高僧传》和《五灯全书》也载佛日圆明为他的师傅“收顶骨舍利，师为乞缘造塔供奉”。

　　按照《五灯全书》的说法，佛日圆明是属于佛教禅宗的分支临济宗，禅宗的和尚圆寂后也是塔葬而不是墓葬，这是常识。

　　而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对宁德上金贝古墓既有塔又有墓的怪异难题始终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者干脆就回避不答，随即就作出上金贝古墓是元末明初的僧人墓之结论，让人看了顿感坠入云里雾里。

　　至此，我们看到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所列出的依据与证明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当我们否定了上金贝古墓为元末明初僧人墓的观点以后，人们很自然要问：那宁德上金贝古墓的主人到底是谁？

　　宁德上金贝古墓应为明建文帝陵寝通过上文我们对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的观点及其所列出依据的逐条分析与甄别，发现其在“根”上面出了问题，他们将是否真的存在的“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作为考证的“原点”，在找不到确实证据的前提下陷入了逻辑与思维的误区。对此，我们不妨将其作为借鉴。

　　或许上金贝古墓舍利塔上碑文“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本身就是伪托的，从而导致世人对其无法解释清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上的图饰与构件等古物是否向世人“透露”了什么信息？对此，笔者反复进行了实地考证与资料比对，发现下列六者值得我们关注：

　　宁德上金贝舍利塔造型与明中前期霞浦明教神龛佛座造型相同，更为巧合的是它还与南京明皇宫午门底座造型相同缺乏相应的文献记载，碑文上的文字又无法解读通，因此有关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的断代问题一时难倒了不少人。但笔者在本书的第一次出版时曾做了考证，而2010年春夏之交的霞浦考古之旅更使笔者确信，先前观点应该是没问题的（后文笔者将要详述）。

　　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唯一支撑其观点的依据，就是至今无法给人解读清楚的“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几个字，进而就断定古墓为元末明初僧人墓，但事实上就在上金贝古墓不远处的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中的明教神龛佛座就告诉了我们问题的答案。

　　更为巧合的是上金贝舍利塔底座造型竟与我们南京明皇宫午门底座造型相同或言相近似。

　　而按照有人的说法，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是元代的，那么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中明教神龛佛座和南京明皇宫的午门也就变成元代的了？对此，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元代僧人墓的相关部门与考古人员又能做出如何的解释呢？

　　由此反倒使我们更加确信，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的建造年代应该就断在明初或明中前期，这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读者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上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和南京午朝门公园去一看便知。

　　宁德上金贝舍利塔上的莲座装饰与大明皇室有关？

　　在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的大致建造年代问题解决后，我们再来看看其“身”上所隐含的其他一些重要信息。由于笔者研究过中国绘画艺术史，因而对图饰与造型艺术一直都比较关心。尽管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被破坏得很厉害，但笔者还是能注意到其残留的一些“构件”所隐含的信息，譬如我们传统宗教尤其佛教中的重要图饰——莲座在上金贝古墓的舍利塔上就被雕琢得相当精致。

　　由此看来莲座还真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享用的。查阅《元史》，以崇佛著称于史的元朝居然对佛家圣物“莲花”与佛座“莲座”没有专门的记载，而在《明史》中却有着非同寻常之规制。

　　明朝皇帝生日大宴让歌舞队来助兴，其中有一支舞就叫《百戏莲花盆队舞》，“万寿圣节大宴，用《九夷进宝队舞》、《寿星队舞》。冬至大宴，用《赞圣喜队舞》、《百花圣朝队舞》。正旦大宴，用《百戏莲花盆队舞》、《胜鼓采莲队舞》。”

　　皇帝的顶级轿子大辂就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大辂……（车）轮内车心，用抹金铜鈒莲花瓣轮盘装钉，轴中缠黄绒驾辕诸索。辂亭高六尺七寸九分……亭内黄线条编红髹匡软座，下莲花坠石，上施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亭外青绮缘边红帘十扇。辂顶并圆盘，高三尺有奇，镀金铜蹲龙顶，带仰覆莲座，垂攀顶黄线圆条……辂亭前有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左右转角阑干一扇，皆红髹，内嵌雕木贴金龙，间以五彩云。三扇共十二柱，柱首雕木贴金蹲龙及线金五彩莲花抱柱……”

　　除了大辂外，皇帝御用的“大凉步辇”也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大凉步辇……四面红髹匡，装雕木五彩云板二十片，间以贴金仰覆莲座，下红髹如意绦环板，如其数……辇顶高二尺七寸有奇，又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一尺三寸有奇……”

　　还有皇帝御用的人力轿子也是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轿者，肩行之车……元皇帝用象轿，驾以二象。至用红板轿，则自明始也。其制，高六尺九寸有奇。顶红髹。近顶装圆匡蜊房窗，镀金铜火焰宝，带仰覆莲座，四角镀金铜云朵。”

　　除了皇帝还有皇后的辂也是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的，“皇后辂……每轮辐十有八，皆红髹，辋以抹金鈒花铜叶片装钉。轮内车毂，用抹金铜鈒莲花瓣轮盘装钉，轴中缠黄绒驾辕诸索……（辂亭）外用红帘十二扇。前二柱，戗金，上宝相花，中鸾凤云文，下龟文锦。辂顶并圆盘，高二尺有奇，抹金铜立凤顶，带仰覆莲座，垂攀顶黄线圆条四……辂亭前后有左右转角阑干各二扇，内嵌绦环板，皆红髹；计十二柱，柱首雕木红莲花，线金青绿装莲花抱柱。”

　　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舆服的大明第三号人物就是皇太子，“皇太子金辂……（辂亭）屏后红髹板，皆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红髹匡软座，红绒坠座，大索四，下垂莲花坠石，上施红毯红锦褥席……辂顶并圆盘，高二尺五寸有奇，又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九寸，垂攀顶红线圆条四。”

　　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舆服的大明第四号人物就是诸皇子亲王，“亲王象辂……（辂）亭前后阑干同金辂，左右阑干各一扇，内嵌绦环板，皆红髹。计十四柱，柱首雕木红莲花，线金青绿装莲花抱柱，前阑干内布花毯。”

　　从《明史》的记载来看，在明朝的凡界俗人之舆服规制方面，莲花和莲座图饰是大明皇帝、皇后、皇太子和诸皇子等皇家主要成员享用的，这一点我们今天在凤阳旧城还能找着例证（2008年秋天笔者与南大潘群教授上凤阳考察时，曾意外地发现明中都城的旧城墙遗址就有莲座图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福建宁德上金贝舍利塔也用上莲座，它“托起”了“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以“碑铭”来看，舍利塔主人应该是高僧或佛神，但舍利塔又与古墓连为一体，这似乎说明其主人应该既是得道的佛家人，又是我们俗界的凡人。那么这位亦俗亦佛的“高人”会是谁呐？他是否应该与大明皇家有关吗？

　　宁德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云与洪武年间的如意云造型风格相同。

　　上金贝古墓和舍利塔上还有一个为人所大惑不解的如意云，即媒体曾热炒的火龙珠。“如意”在今天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就是清宫戏中西太后用来挠痒痒的那玩意儿，其实“如意”没那狭义，且在我国的发展还很有历史。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如意云纹图饰之古物当数山西五台元代如意云纹金盒山唐代建筑南禅寺博风板上的下垂“悬鱼”，以后中国历代古建筑上都有采用如意云纹作为装饰，元朝起就连瓷器上也使用了如意云纹图饰。但元代如意纹图饰的构图却十分讲究，云头的垂弧为三层，最上面一层的两个尖角深深向里勾卷，两个相邻云头之间的连线为反向的弧线，相交后形成一个顶端朝上的两重垂弧如意云。且云头里的装饰还十分繁褥，构成了华丽的图案。可到了明初洪武时期开始如意云纹又有了新明洪武釉里红如意云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 变化，云头明显变小，里面的装饰大为简易化。云头的垂弧有三重或两重，相邻两个云头基部的弧线直接相交，使两个垂弧之间形成一个凸起的尖角。这时期还流行一种云头内饰叶脉纹的如意云纹，云头轮廓用外粗内细两条线勾出，里面所饰的叶脉纹显然是从蕉叶纹借鉴来的。其二者不同之处在于蕉叶纹的侧叶脉由平行的斜直线构成，而如意纹内的侧叶脉由平行的弧线勾成。此外该时期还有一些仅用双线简易勾轮廓的如意云纹以及云头内饰折枝花卉的如意云纹。

　　到了永宣时期，如意云纹的云头变得很小了，垂弧均为两重，第二重垂弧的弧线向内勾卷于中心相交。结构上由以前的相互勾连变为各自独立，云头一个挨一个连成一周。有时云头排列较松，在其空隙处加画小圆点等简单图案作为点缀。云头的方向也由以前一律向下的“垂云”变化为根据装饰需要可上可下。

　　再仔细考察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云，将其与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云作比较，你就会发现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前者的云头似乎更小点，但其实这不难理解，据明初流传至今的古物来看，洪武开始一反元朝大头如意云的“做法”，将如意云的云头做得小，使其更加简易化，我们还有实物依据。

　　又明皇后辂规制，“前后车棂并雁翅，四垂如意滴珠板”。皇后常服规制“绶带玉坠珠六，金垂头花瓣四，小金叶六，南京明孝陵八字形影壁上众多的如意云红线罗系带一。白玉云样玎榼二，如佩制，有金钩，金如意云盖一，下悬红组五贯，金方心云板一，俱鈒云龙文，衬以红绮，下垂金长头花四，中小金钟一，末缀白玉云朵五。”

　　由此看来明初定制中如意云图饰为皇帝和皇后所享用，这是相当有讲究的。而宁德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须弥座上偏偏就有好几处的如意云图饰，难道这又是巧合？如不是，那就表明上金贝古墓墓主与大明皇家有关？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云与距离上金贝5公里路程的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下方22个灯笼顶部的如意云极为相似或言相同，这难道又是巧合？

　　上金贝古墓舍利塔须弥座造型与洪武年间周王府造铜鎏金佛坐像如出一辙，与明故宫、明孝陵须弥座底部造型相类。

　　要说宁德上金贝古墓的“奇巧”还真不少，笔者在仔细观察上金贝古墓舍利塔的造型时意外地发现其须弥座竟与“明初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须弥座也有极大的相似，这又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点的审美情趣与造型艺术，上金贝古墓的舍利塔须弥座造型与“明初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须弥座造型相同，说明两者极有可能是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产物。除此之外，还能作何更好的解释？

　　金贝古墓前的龙刻构件与大明皇家规制

　　尽管上金贝古墓迷雾重重，但只要我们认真考察和研究的话，有些谜团还是能解开的。譬如曾经引起了人们极大争议的上金贝古墓前的龙刻构件就是一例。

　　笔者与郑自海、郑宽涛先生第一次上宁德时曾十分留意上金贝古墓前的龙刻构件，回宁后几上明孝陵实地考古、比对，提出了“龙刻构件”的概念（闭嘴龙的说法不是笔者提的），但没想到的是一个学术问题却招来了莫名的攻击，有人言道：“这哪是什么‘闭嘴龙’呀，它的名字叫螭首，我们在南京张府园发掘元代龙翔集庆寺遗址时，出土的螭首与这件一模一样。”“这完全是一场闹剧……在没有确凿实证时，不能草率地发表什么定论。否则会产生误导，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举动。”（蔡震：《福建文物局称宁德古墓并非明朝建文帝之墓》，2009年10月2日《扬子晚报》）

　　不知出于何种心态与何种目的，在对宁德古墓没作任何考古研究、更没有上当地去看一眼的情况下，放言者居然一下子成了真理的化身。诚然，宁德上金贝古墓前的“龙刻构件”是不太好辨认，笔者初见到时也曾犯迷惑，这到底是不是螭首？

　　就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曾经以精湛的传统雕刻技法赢得日本友人一致赞誉的中年篆刻专家、笔者之友潘方尔先生在反复观察宁德上金贝古墓“龙刻构件”后极为认真地跟笔者说：“从古墓这些构件的刻纹来看，它不是螭首而是龙纹，龙纹上有鱼鳞。”随即他向笔者展示了《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一书中的中国古代龙纹玺，经过比对，笔者发现，两者几乎成了一对“孪生姐妹”。如果再将宁德林聪墓前的螭首刻件拿来对比，其刻纹迥异，由此，笔者认为宁德上金贝古墓前“龙刻构件”的说法不应该有多大问题。

　　当然有人还是硬要说上金贝古墓前的石刻构件不是龙，是螭首。我们姑且就照着这样的说法再对螭首作一番考察与论证。

　　“螭首：（一）碑碣上刻有螭头的装饰。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六《碑碣》：‘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丧葬令。’唐刘禹锡《刘梦得集》二八《唐故朝议郎……奚公神道碑》：‘螭首龟趺。德煇是纪。’（二）古钟、鼎、彝器、印章、带钩之属的雕饰。宋张揄《绍兴内府古器评》上《周叔液鼎》：‘是器，耳作当形，纯缘，饰以立螭首，作蹄状。’（三）宫殿陛阶上刻凿的雕饰。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七：‘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所谓螭首者，盖殿陛间压阶石上镌凿之饰，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于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应史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以上是对螭首的权威解释，当然这不是现在我们所要讨论问题的关键，大家所关心的是螭首能不能乱用的问题。

　　远的不说，我们先来看看元朝对螭首的享用有何规制？

　　元中统二十一年，“闰五月己卯，封法里剌王为郡王，佩虎符……癸巳，赐北安王螭纽金印。”

　　《元史·礼乐志》中载：“编钟一虡，钟十有六，范金为之。笋虡（横曰笋，直曰虡）皆雕绘树羽……笋两端金螭首，衔鍮石璧翣，五色销金流苏，绦以红绒维之。”

　　《元史·舆服志》载：“一，车舆，除不得用龙凤文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间金妆饰银螭头、绣带、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素带、青幔。”

　　又载：皇帝“玉辂……前辕引手玉螭头三，并系以蹲龙”。皇帝“金辂……前辕引手金涂鍮石螭头三，并系以蹲龙”。皇帝“象辂……前辕引手描金象牙雕螭头三，并系以蹲龙”。皇帝“革辂，前辕引手摆白螭头三，并系以蹲龙”。皇帝的“木辂……前辕引手金嵌镔铁螭头三，皆以蹲龙”。皇帝的“大伞，赤质，正方，四角铜螭首，涂以黄金，紫罗表，绯绢里。诸伞盖，宋以前皆平顶，今加金浮屠”。元皇宫“正阶下二十四甓，香案一。护尉席内各所迤内第四螭首取直，边北，左右护尉第五席相向布席，北二席宿直。次殿中，次典瑞，次起居，每席函丈五尺。设殿前板位八，各以左右戺道内边丹墀迤内第五甓纵直，北空路五丈五尺，东西走路各违四丈九尺，中布席四十，席函九尺，设护尉板位二”。

　　元顺帝“（至元）五年秋，（脱脱发动政变）遂与世杰班、阿鲁议，候伯颜入朝禽之。戒卫士严宫门出入，螭坳悉为置兵。伯颜见之大惊，召脱脱责之”。

　　那么，百官能不能享用螭首呢？《元史·刑法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诸章服……车舆并不得用龙凤文，一品至三品许用间金妆饰、银螭头、绣带、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素带、青幔。”

　　由此看来百官中只有一品到三品的高官或特别为元帝宠爱的宠臣或功劳特别大的功臣才能用螭首，“岳璘帖穆尔，回鹘人，畏兀国相暾欲谷之裔也……（为表彰岳璘帖穆尔之兄仳理伽普华归附，元太祖成吉思汗）赐以金虎符、狮纽银印、金螭椅一、衣金直孙校尉四人，仍食二十三郡。”

　　“阿鲁辉帖木儿，灭里大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灭里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亲为王，灭里其一也。灭里生脱忽，脱忽生俺都剌，俺都剌生秃满，至大元年，始封阳翟王，赐金印螭纽，俾镇北藩。秃满传曲春，曲春传太平，太平传帖木儿赤，而阿鲁辉帖木儿袭其封。”

　　除此之外，元朝对佛、道领袖也格外看重，允许他们享有蟠螭图饰：“全节字成季，饶州安仁人。年十三学道于龙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师，从留孙见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见，赐古雕玉蟠螭环一，敕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著为令。”

　　从上面《元史》史料来看，元朝规制中可以享用螭图饰的是皇帝与皇家成员、一品到三品的高官、为元帝宠爱的宠臣或功劳特别大的功臣以及佛道领袖或极有影响的佛道人士。

　　再从宁德上金贝古墓的碑铭来看，墓主人是沧海珠，而考正史又无从查证，这显然与上述元朝可享用螭图饰的四种人不相吻合，由此证明该墓不是元墓。当然，有人硬要说这是个元墓，我们姑且再顺着这些人的思路来看一段史料：

　　洪武三年八月丁丑，朱元璋“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及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如旧有者，限百日内毁之”。

　　正史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洪武三年八月丁丑日，朱元璋下令对全国范围内乱用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等图饰造型进行大清理，期限是百日之内。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上金贝在元朝时造过什么特别像样的古墓也早在洪武三年的大清理中清掉了，要知道洪武年间的政治是极为严酷的，有哪个大傻子为保全一个元朝的和尚墓去冒杀头的危险呢？

　　潘群先生曾跟笔者反复强调：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民，当了皇帝，对其独尊的地位看得比历代皇帝更重。因此，他在制度与器物甚至礼仪、音乐等方面处处都要体现帝位的专制独裁。例如，洪武三年定朝贺乐章，奏的第一首曲子是《起临濠之曲》，也名《飞龙引》即人们通常所称的《飞龙之曲》，其内容为“千载中华生圣主，王气成龙虎”，云云。可见朱元璋自以龙为王气，是千载独生于临濠的中华圣主，是王气而为龙，除他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惟有他这条“龙”独尊。在《仪卫》上规定“黄双龙扇”，而皇后仪仗、太子仪仗、亲王仪仗均无。朱元璋还规定：在皇帝的“大辂”上要有龙头、龙尾、龙鳞等饰；皇帝玉玺用宝，皇后虽也用宝，但饰以“蟠龙”非龙；皇太子用“金龟纽”，余用“印”皆无龙饰。凡此等等，可见，“龙”饰为皇帝所独用也。另，从洪武十六年四月初一到是年九月二十四日朱元璋还曾下令修建造了“大龙兴寺”，凡三百八十一间，他亲自撰文刻碑《龙兴寺碑》，并在盛家山前亲书“第一山”，这一切无不表明了其内心拥有浓烈的朱皇帝是“龙”，是“第一人”的独尊思想。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立国建制对于龙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禁忌与限定，要是有人违制，那么只有死路一条了；要是前代已有龙物龙饰，大明朱皇帝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坚决的清理。

　　除了清理，朱元璋还在大明帝国的规制上对于与龙相近的螭首等类图饰的享用也作了明确的限定。

　　《明史》载：“亲王府制：洪武四年定，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后改为龙。立山川、社稷、宗庙于王城内。七年定亲王所居殿，前曰承运，中曰圜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太祖曰：‘使诸王睹名思义，以藩屏帝室。’九年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又命中书省臣，惟亲王宫得饰朱红、大青绿，其他居室止饰丹碧。十二年，诸王府告成。其制，中曰承运殿，十一间，后为圜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间。承运殿两庑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运，周回两庑，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殿后为前、中、后三宫，各九间。宫门两厢等室九十九间。王城之外，周垣、西门、堂库等室在其间，凡为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弘治八年更定王府之制，颇有所增损。”

　　“明初，文武大臣薨逝，例请于上，命翰林官制文，立神道碑。惟太祖时中山王徐达、成祖时荣国公姚广孝及弘治中昌国公张峦治先茔，皆出御笔。其制自洪武三年定。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五年，复详定其制。功臣殁后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广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麟凤盖，三品天禄辟邪盖，四品至七品方趺。首视功臣殁后封王者，递杀二寸，至一尺八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其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递杀二寸，至二尺四寸止。”·丧葬之制·碑碣》卷60，志第36）

　　“亲王象辂，其高视金辂减六寸，其广减一尺。辕长视大辂减一尺。辂座高三尺有奇，余饰同金辂。辂亭高五尺二寸有奇，红髹四柱。槛座上四周红髹绦环板。前左右有门，高四尺五寸有奇，广二尺二寸有奇。门旁槅各二及明栨、后五山屏风，皆红髹，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施红花毯、红锦褥席。其椅靠、坐褥、帷幔、红帘之制，俱同金辂。辂顶并圆盘，高二尺四寸有奇，用抹金铜宝珠顶，余同金辂。天轮三层，皆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六十三片，内饰青地雕木五彩云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六十三片，四周黄铜装钉。上施红绮沥水三层，每层八十一折，绣瑞草文。前垂青绮络带二，俱绣升龙五彩云文。圆盘四角连辂座板，用攀顶红线圆条四，并红髹木鱼。亭前后阑干同金辂，左右阑干各一扇，内嵌绦环板，皆红髹。计十四柱，柱首雕木红莲花，线金青绿装莲花抱柱，前阑干内布花毯。红旗二，与金辂所树同，竿上只垂红缨五。其踏梯、行马之属，亦同金辂。帐房用绿色螭头，余与东宫同。”

　　“百官乘车之制：洪武元年令，凡车不得雕饰龙凤文。职官一品至三品，用间金饰银螭绣带，青缦。四品五品，素狮头绣带，青缦。”

　　“亲王册宝：册制与皇太子同。其宝用金，龟纽，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宝’。池箧之饰，与皇太子宝同。宝盝之饰，则雕蟠螭。”

　　“公主册印：银册二片，镌字镀金，借以红锦褥。册盝饰以浑金沥粉蟠螭。其印同宋制，用金，龟纽，文曰‘某国公主之印’。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印池用金，广取容。印外箧用木，饰以浑金沥粉盘凤，中箧用金鈒蟠凤，内小箧，饰如外箧。”

　　“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赐。永乐元年遣使入贡。四年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玉印，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与护教、赞善二王，必力工瓦国师及必里、朵甘、陇答诸卫，川藏诸族，复置驿站，通道往来。十一年，中官杨三保使乌斯藏还，其王遣从子劄结等随之入贡。明年复命三保使其地，令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其后贡益频数。帝嘉其诚，复命三保赍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绒锦、彩币往劳之。已，又命中官戴兴往赐彩币。”

　　从《明史》的记载来看，明代对螭首的享用范围作了明确的限定：皇帝的诸子亲王、公主、一品到三品的高官和特殊地位的佛教领袖。

　　上海学者建文帝研究专家徐作生先生对宁德上金贝古墓进行实地考古后认为：“如果在明朝初期，闽东如若没有状元出家当和尚，古墓主人为皇室成员的概率极高。”而据宁德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王道亨的考证，明初闽东状元出家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缪洪通：《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十一》，2009年10月19日刊载于中国新华社宁德支社主办的《宁德新闻网》上）

　　上金贝古墓前的金水桥与金水河与明朝皇家陵寝规制

　　通过上面对金贝古墓的构造、图饰等方面的比对与论证，我们看到宁德上金贝古墓实在奇特。其实当你一走进上金贝古墓区时，只要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它不仅在形制和规模上与众不同，而且连它前面的涧溪等名字也十分另类。

　　按照常理，高僧圆寂后一般是建塔而不造墓的，蹊跷的是金贝寺古墓则两者兼而有之，非僧非俗，实在奇特；更有金贝寺古墓规模很大，其主体建筑：前为祭亭（已毁坏，但很多构件尚存），其后为圈椅状主陵，主陵内为一印状舍利塔。就整体而言，它是目前福建省发现的规模最大、形制最罕见的“僧人墓”，距离宁德不远的福州闽侯雪峰寺是福建地区著名的佛教中心，那里高僧云集，但笔者前去考察时发现那儿的塔陵不仅制作比较粗糙，而且规模远没有宁德金贝寺古墓那么大。

　　最令笔者惊奇的是上金贝古墓前居然有金水河与金水桥。2009年5月笔者首次来到宁德考察时，出于好奇随口问起位于上金贝古墓前面的涧溪叫什么名字？当地的畲族老乡与宁德市相关领导告诉我：它叫金水河。

　　只要到过明孝陵、明祖陵、明故宫和北京故宫等地的朋友肯定会有印象，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些皇家陵寝和宫殿建筑前都有金水河，尽管这些金水河都很小、很狭，但它们上面都建有精美的石拱桥，名为金水桥。换句话来说，金水河与金水桥是皇帝阴宅——陵寝与皇帝阳宅——皇宫等建筑群中的必备组成部分。而宁德市郊的金贝寺古墓前面的溪涧叫金水河，要是这座古墓正是人们传言中的某个皇帝之陵寝的话，那它前面必定有金水桥！问题是笔者没有见到什么桥啊，更别提什么桥精美不精美了。

　　带着这样的疑惑，笔者出席了第二天宁德市举行的“建文帝研讨会”，当我在发言中刚刚说出自己的疑问时，一位与会者认真地介绍道：“马老师，我就是上金贝山脚下的六都村人，自小在那儿长大，对当地情况再熟悉不过了。那古墓前不仅有溪涧，叫金水河，而且其上面还曾有三条桥，叫金水桥，前些年山洪大爆发将它冲毁了。”

　　上金贝古墓前居然有皇帝阴宅——陵寝与皇帝阳宅——皇宫等建筑群中的必备组成部分金水河与金水桥，这难道又是一种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