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8——皇帝迷踪

第一节 华严寺云锦袈裟“出世”，“暴露”建文帝最终出亡秘密

　　目前就建文帝出亡各地之说而言，几乎每个地方都宣称他们有所谓的“物证”。但细细推敲的话，要么是孤证，要么是一家之言，自说自话，缺乏层层相连的科学考察证据链，故而笔者一直没对哪一种之说表示出过分浓烈的兴趣，但3年前的宁德考古却使我改变了观点。2009年因宁德地方政府的邀请，笔者曾3次前往当地进行实地考古，因发现其有诸多的奇特之处：如支提寺袈裟“透露”的“秘密”既与历史文献相合，又与当地的上金贝古墓所隐含的信息相“呼应”，等等。由此笔者与南京大学潘群先生等一致认为：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

　　对此，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中文频道和新闻频道等国内外著名媒体都做了如实的报道。不料却也招来了非议与责难。从纯学术角度来讲，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问题是这种非议和责难带有极大的非理性，有人甚至想重演他们及其老鼻祖在“文革”中的拿手好戏，这一切想来让人鄙薄不已！

　　要知道，攻击是代替不了史实与科学研究的，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历史学是一门唯史实为依据的学科，与其密切相关的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起到先导性与补充性、核实性等作用，考古正确与否就必须要与历史文献相比对。就目前各地所谓的“建文帝出亡地”而言，惟福建宁德的古物与古文献相合相应，因此说，宁德支提寺稀世袈裟的“出世”本身就“暴露”了建文帝最终出亡的秘密……2009年年初，笔者在苏北盱眙明祖陵考察时，突然接到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郑自海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告诉笔者：福建宁德最近发现了疑似建文帝墓。这样的消息近年来特别多，也没什么新鲜感，当时笔者就没多大在意。几天后回宁，郑老嘱咐公子郑宽涛先生将福建宁德古墓的相关信息发了过来。说实在的，光看照片上的古墓，几乎什么也看不出来，这事也就在不经意间过去了。过了段时间，福建宁德方面发来了有关上金贝古墓更多、更详细的资料，由此逐渐改变了笔者的最初想法。就在这时，福建宁德方面向我、郑自海先生、郑宽涛先生和南大教授潘群先生等人发出了邀请，让我们前往他们那里去实地考察一下，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宁德的考古历程。

　　笔者曾三次前往福建宁德考古现场，其中10月份的一次时间最长，一个人在那儿待了一周，收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拍摄了几百张照片和十几小时的视频，在掌握了翔实的第一手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我查找与比对《宋史》、《元史》、《明史》和《明实录》等正史以及最新的考古成果，然后展开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将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和上金贝古墓的神秘主人“锁定”为失踪了600年的明朝第二位君主建文帝，由此破解大明第一大谜案（好几篇相关文章已在报刊上发表过）。其理由和证据如下：

　　华严寺位于福建宁德市霍童镇辖区的支提山上，故世称其为支提寺。支提山坐落于闽东鹫峰山脉中段东麓，远近有九十九峰，层峦叠嶂，绵亘百里，俯瞰全景，宛如莲花，峻秀深邃，古称“闽国东岳”。有名山则有菩萨说法，有刹土则有佛现身，据宋代《高僧传》所载：“释元表，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东南方有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于时属会昌搜毁，表将经以华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唐大中元年，保福慧评禅师素闻往事，躬率信士迎于甘露都尉院，其纸墨如新缮写，今贮福州僧寺焉。”这是有关支提山的最早文字记载。历经沧桑，至闽属吴越时，吴越王钱俶闻其事，宣问祖籍福建福清的杭州灵隐寺了悟禅师，了悟禀说：“臣少游闽至第一洞天（指宁德霍童，笔者注），父老相传，山有菩萨止住，时现天灯照耀，宝馨鸣空，知是天冠说法地也。”钱王遂委了悟南来觅圣，开山建寺，此为支提建寺的缘起。

　　结合宁德地方史料，今人可知华严寺的兴盛始于宋代，但就其闻名范围而言，恐怕最主要还是在福建、浙江一带。据清代崔嵸编写的《宁德支提寺图志》所述，自明朝永乐起，支提寺渐为大明帝国皇家所重，并不时地得到皇帝、皇后或皇太后的御赐，御赐之物很丰富，有佛经、佛像等，甚至还说明万历时大明朝廷赐给支提寺和尚大迁好几件云锦袈裟。据此有人就认为：宁德支提寺内至今还保存完好的那件特殊云锦袈裟就是万历朝廷赐给支提寺的。

　　不过据笔者在宁德实地考察与查阅相关的史料后发现，史实并非如此。

　　云锦、袈裟为何物？2009年10月初，在宁德当地统战部杨部长的帮助下，笔者找到了当年“发现”云锦袈裟的支提寺前住持妙果法师，妙果法师已年逾古稀，一般不接待外人，但因陪同笔者一同前往的杨部长曾任过当地的乡党委书记，所以笔者不仅有幸地见到了妙果法师，而且还当面聆听了他“发现”云锦袈裟的经过（妙果法师说的是当地闽东语，幸好杨部长为笔者作了“翻译”）：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当时年轻的妙果听说有一件与皇帝有关的云锦袈裟流落到了当地一个农民的手里，妙果曾向他要，可那农民不肯给，最后妙果法师竭尽财力用120斤的地瓜粉同他进行了交换，这才将云锦袈裟从凡界接回到了佛门圣地。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该云锦袈裟一直没有引起世人的真正认识。2009年6月7日《扬子晚报》刊载了《南京为少林寺造云锦袈裟——明代云锦袈裟明年复制成功》一文，文中说：“（南京云锦研究所）张洪宝告诉记者，2001年，古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提出能否为他定做一件云锦袈裟。所里接到任务后，十分犯难，因为从来没有听过有云锦袈裟这一说，更没见过实物。2003年张洪宝开始查找资料，但毫无收获。2005年他开始设计，拿出了10多个方案，也没有被认可。正当所里为如何制作袈裟犯愁时，福建宁德华严寺提出能否为该寺复制一件寺里珍藏的明代袈裟。这件袈裟非同寻常，是目前世上仅存的一件云锦袈裟。据说，明万历年间只做了四件，目前传世一件。华严寺的高僧称这件袈裟比万历要早，是明永乐年前制作的……华严寺藏的这件明代云锦袈裟与现代的袈裟有着异同点，现在大家看到方丈们披的袈裟大多为大红底色明黄格纹，在工艺上明显的古代比现代要复杂精细得多。记者问为何从照片上看，明代的云锦袈裟色彩没有新制作的这件鲜艳？张洪宝说：‘那是因为年代久远，500多年了，还不褪色？’他告诉记者，从他的经验判断，明代的云锦袈裟应当与现在新制作的一样鲜艳，以大红和明黄为主，中间织有多种金线，图案也十分复杂。”（蔡震：《南京为少林寺造云锦袈裟——明代云锦袈裟明年复制成功》，载2009年6月7日《扬子晚报网》）

　　可是7个月后的2010年2月1日，同一张报纸《扬子晚报》上发表了同一作者的“新作”《华严寺金龙袈裟不是建文帝的》，一个原本说是500多年前的宝物在半年后顿时像魔术大师刘谦所玩的魔术一般，一下子变成了400年前古物，其变化之快真令人目瞪口呆，这究竟是哪门子的事？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里边至少涉及两大关键性的专业与学术问题：一个是云锦，一个是袈裟。我们先来讲讲云锦。

　　据南京云锦权威的资深老专家徐仲杰先生的研究：云锦，有说因为它的图案纹饰应用‘云纹’较多而得名。据考证，元、明、清三代南京生产的传统提花丝织锦缎，过去并没有‘云锦’这个名称。根据民间云锦业中的艺人谈：它是晚清以来，南京民间丝织业划分为‘花’、‘素’两个行业后才出现的名称。

　　我们将徐老的考证做个最为简洁的概括：云锦在元明清时代本无其名，是晚清以后南京生产的各种提花丝织锦缎的统称。那么南京云锦有何特点呢？

　　由此看来，南京云锦是大量用金并善于用金装饰织物花纹的提花丝织物。这里面突出了用金的问题，以此来考察福建宁德支提寺袈裟的话，其原料为南京云锦看来是不成问题的，更有前文所引的《扬子晚报》报道——南京云锦研究所同志进行的实物鉴定为证。现在人们所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袈裟。

　　说到袈裟，一般人所知道的无非是电影里或佛事大法会上方丈们所穿的那种特殊衣服。那么，从学理上又将如何来表述它？

　　袈裟是指“佛教僧尼的法衣。梵语‘迦沙曳’的省称。孟郊《送谈公》诗之十一：‘牵师袈裟别，师断袈裟归。’吴融《还俗尼》诗：‘柳眉梅额倩妆新，笑脱袈裟得旧身。’”此为袈裟简明之解释，若要详尽一点的话，由史东等人编写的《简明古汉语词典》这样说道：“佛教僧尼的法衣。将布帛割截成长方形小片，染以间色，更缀合缝制而成。用意在防垢秽，并不同于俗。故又有割截衣、间色衣、无垢衣等名称。”

　　今权威的《辞海》说：“袈裟，梵语迦沙曳之略，译曰不正怀、浊染等，亦云缁衣，以其色浊而名。又其制作法，先将布割截为长方形小片，更缀合之而成，宛如田畔，故亦云割截衣，又名田相衣。”

　　但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恐怕明代学者朱国桢对袈裟名称的解释最为详细：“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维诗：‘乞饭从香积，裁衣学水田’；王少伯诗：‘……一名无垢衣，一名忍辱铠，一名销瘦衣，一名离尘服，一名莲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名逍遥服，一名无尘衣，一名去秽衣，一名离染服，乃知袈裟之原，始于迦罗沙曳’。至（晋代——笔者加）葛洪始加衣字也。”

　　而同为明代人的郎瑛对袈裟颜色变化之考证则为今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僧衣，僧旧着黑衣，元文宗宠爱欣笑隐，赐以黄衣，其徒后皆衣黄。故欧阳原元《题僧墨菊》诗云：‘苾蒭元是黑衣郎，当代深仁始赐黄；今日黄花翻泼墨，本来面目见馨香。’又萨天赐赠《欣笑隐》诗云：‘客遇钟鸣饭，僧披御赐衣。’正谓是也。今制禅僧衣褐，讲僧衣红，瑜伽僧衣葱白。”

　　以上对袈裟的诠释很到位，既讲了袈裟的颜色变迁，又讲了它的构成——是由割截成长方形的一片片布帛染以间色后缀合缝制而成的，这是人们对袈裟的概括性认识。

　　而福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却与众不同，如果是不经意瞄一眼的话，那它就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该袈裟是由长约100厘米的15个长方形小片云锦缀合缝制而成，其整体呈长方形，长度约为一个170厘米高度人伸出双手手臂（人呈大字型）的长度，宽度约为100厘米。由于年代久远，它确实给人的感觉是“其貌不扬”，甚至有的地方还有较为严重的破损，套用时下一些人中流行的一句话：“不就是那个破玩意儿”。但要是你仔细观察的话，或许就有石破天惊的大发现。

　　八吉祥等图饰特征告诉人们：华严寺云锦袈裟应为明代早期的一件法衣按理说，袈裟是出家人的法衣，即使再高档的袈裟也是佛家之物，因此，其图饰主题应该是以佛教为主，它的位置应该是在特别显眼的地方，且其图案也应该大而醒目。可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却很特别，八吉祥、卐字与狮子（又像麒麟）相间的佛家题材图饰在整个袈裟中不仅显得不怎么显眼，而且其“占据的面积”大约不到整个袈裟的1/20.具体分述如下：

　　八吉祥图饰分散在袈裟的三个地方，只有集中注意力才能看清楚。

　　佛教八吉祥图饰是指法螺、法轮、宝伞、宝幢、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等八种宝物。法螺，据佛经所载，佛祖说法时声震四方，如海螺之音，故而每遇佛家大型法会之际常常吹鸣海螺，其象征佛音声震四方，名声远扬；法轮，原是古印度的一种很有威力的武器，后来有人将它引申为宇宙间速度最快的交通工具，佛教法轮寓意佛法无边，又像轮子一样旋转不息，普度众生。宝伞，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遮蔽一切魔障和痛苦，保佑人们平安；宝幢，原是古印度呈圆柱形的一种军旗，军中首领以此统率全军击败敌军，后引申为战胜一切烦恼魔军，取得事业的巨大成功与胜利，故而宝幢又可称为胜利幢；根据佛教的传说，当年佛祖出生时就与众不同，他诞福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整体图生在莲花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纯洁柔美，予人愉悦，在佛教中象征着解脱一切烦恼、清静、圣洁和吉祥；宝瓶是佛之一切善法的宝库，象征财富和智慧诸宝汇聚无漏，福德与智慧俱备，寓意财运亨通，福智圆满，长寿无疆，吉祥如意，故而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金鱼眼睛常开着，因此在佛教中金鱼眼象征着佛眼，表示佛时时在关照着芸芸众生，又金鱼自由畅游，引申为自由、超越和永生；盘长结又称吉祥结，今称中国结，佛教说，佛有无穷无尽的教法，如网状型，人们若依此就能从生存的海洋中获取智慧之宝和觉悟之宝，寓意为心灵沟通与永恒的爱。

　　佛教八吉祥最初源于古代印度文化，在早期佛教绘画与造型艺术中，八吉祥图饰大多出现在佛祖释迦牟尼成佛图中，或装饰于象征释迦的双足图案中。它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可能就要数西藏了，内地开始流行八吉祥图饰比较晚，大致是在元代。元朝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因而八吉祥随着藏传佛教的流传而为人们所普遍熟悉，但那时主要用于佛教活动。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虽然一反元制，但在治藏问题和宗教信仰方面却基本上延续了元代的做法，加上明前期皇帝都崇信藏传佛教，故而使得明代前期藏传佛教依然大行其道，伴随之，在中国内地已流传的佛教八吉祥突破了佛教活动的范畴，加上它与中国本土的趋吉避害心理相通，所以其更为人们所乐意接受。明初朱元璋甚至规定将八吉祥作为他诸子亲王府宫殿上的装潢图饰。

　　《明实录》载：洪武四年春正月戊子日，“（朱元璋）命中书定议亲王宫殿制度，工部尚书张允等议，凡王城高二丈九尺五寸，下阔六丈，上阔二丈，女墙高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五分，月台高五尺九寸五分，正门台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后宫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黑。四城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立社稷山川坛于王城内之西南，宗庙于王城内之东南，其彩画蟠螭改为龙，从之。”

　　《明史》载，明初定“亲王府制：洪武四年定，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

　　那么明前期的八吉祥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杨鸿姣在《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一文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与论述。他指出：法轮在元代是花轮，到了明初变化成八辐或六辐轮；法螺在明初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刻画，尤其是对尾部旋进的内部结构的表现；宝伞在明初以继承元代风格的捆住型居多，但相对于元代则更加华丽，较突出流苏和帷幔；明初莲花花瓣排列较为密集，装饰性增加；一对金鱼呈对称式布局，等等。“吉祥结在永乐时期还保留元代的上下成尖状的特征，宣德时期则演变为上下各有一结的形制，这一形制被后世所承袭，成为吉祥结的固定样式，直至现代的中国结也与此一脉相承。此外，在汉地八吉祥图形中，飘带自永乐时期开始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杨鸿姣：《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载《西藏艺术研究》，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2008年11月5日发布）

　　如果我们将上述明朝早期八吉祥的这些特征用来考察和研究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中的佛教图饰的话，都能一一找到相对应的答案。该袈裟的法轮是六辐轮，法螺尾部旋进结构刻画细腻、形象，流苏与帷幔装饰下的宝伞正被捆着，还有起到点缀作用的飘带自然流畅……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与破损的缘故，袈裟上的宝瓶之类的个别法物，我们现代人很难辨别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认定，结合明清不同阶段南京云锦织法技术与用料、用色、用金之特征进行综合考察（后文详述），我们认为：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应该宁德华严寺袈裟八吉祥图饰是明代早期的一件法衣。

　　另据云锦研究专家的研究表明，华严寺云锦袈裟为明永乐以前制作的。2009年6、7月间，各媒体相继报道：“南京云锦研究所设计室主任、云锦研究专家张洪宝介绍说，南京云锦研究所曾为北京十三陵（管理处）复制过多件龙袍……宁德支提寺（即华严寺，笔者注）提出能否为该寺复制一件寺里珍藏的明代云锦袈裟。经鉴定，这件袈裟是明永乐之前制作的。”

　　佛教图饰在华严寺云锦袈裟整体中不占主导，说明袈裟主人身份很特别？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上还有佛教内涵题材的就要数卐字图案与狮子（又像麒麟）图饰。在该云锦袈裟的上方横幅下的左右对称的地方，有两个小方块的佛教题材的图饰——六瓣花形内狮子（又像麒麟）图案，中间杂以佛教卍字如意云纹相间字与狮子图饰），如此位置之图饰咋看起来还真让人看不清，这意味着华严寺云锦袈裟中佛教题材的图案是辅助性质的？更有3块分散的八吉祥图饰加上这2小块佛教卐字与狮子（又像麒麟）相间的图饰几乎构成华严寺云锦袈裟佛教题材内容的全部，其所“占据面积”可能是整个袈裟的1/20还不到，且在整个袈裟的图饰中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切似乎是在告诉人们：袈裟主人或置办者拥有较少的出世意识或迫不得已出家或作为装饰点缀？由此笔者联想到明中都鼓楼上的卍字，中都凤阳是大明帝国都城之一，亦即非佛教圣地，但它的鼓楼上居然用着大大的卍字，看来明初卍字是表达万事吉祥如意的一种心愿，当然也不排除宗教性质在内。但如果我们将袈裟上的卍字与狮子（又像麒麟）图饰相间在整个袈裟中所占据的位置与“面积”综合起来分析，笔者认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图饰所要表现的主题应该是以非出世内涵为主，如果再将明代早期佛教八吉祥图饰之特征用来考察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该袈裟的主人应是明代早期之人，而且他的身份还很特别？那么他究竟是谁？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该袈裟的缘边图饰是什么？

　　宁德华严寺袈裟缘边图饰至少向世人“表明”：该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 袈裟的左边和右边皆为云龙文图案，这说明该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

　　宁德华严寺袈裟最左边的一长条云锦上绣有20条小五爪龙，其中间是云纹；最右边一长条云锦上绣有约22条小五爪龙，其中间也是云纹，左右形成对称，这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审美情趣；而最吸引笔者注意的是其云龙纹饰边，由于生活在南京，笔者经常上明孝陵和明故宫，那里残存的大明皇家殿陛上的石刻云龙纹早已深深地镌刻在脑海里，所以当笔者在宁德华严寺见到袈裟上的云龙纹图饰时就不由自主地发问：这袈裟会不会是大明皇家的？

　　翻阅《明史》，其清楚地记载着，整个明代对于舆服的制作要求和“享用”等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能够享用云龙纹舆服的第一号人物当数大明天子了。除了龙袍，皇帝坐的轿子上也应有云龙装饰。“大辂，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广八尺二寸五分……辂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长五尺八寸四分。槛座皆红髹。前二柱戗金，柱首宝相花，中云龙文，下龟文锦”。“以青饰辂盖，亭内贴金斗拱，承红髹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黄绮，谓之黄屋；中并四周绣五彩云龙九。天轮三层，皆红髹，上安雕木贴金边耀叶板八十一片，内绿地雕木贴金云龙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八十一片。盘下四周，黄铜钉装，施黄绮沥水三层，每层八十一折，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垂青绮络带，各绣五彩云升龙。圆盘四角连辂坐板，用攀顶黄线圆条，并贴金木鱼”。“玉辂，亦驾以二象，制如大辂，而无平盘下十二槅之饰。辂亭前二柱，饰以搏换贴金升龙。屏风后无上四槅云龙及云板之饰。天轮内用青地雕木饰玉色云龙文。而太常旗及踏梯、行马之类，悉与大辂同。”

　　除此之外，皇帝衣服外面的饰品如玉钩、玉带之类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史书记载：“皇帝冕服……玉钩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饰云龙文描金……”

　　第二个可以享用云龙纹服饰的是皇后，“皇后冠服：洪武三年定，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其冠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十二钿。祎衣，深青绘翟，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黻领，朱罗縠逯襈裾。蔽膝随衣色，以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玉革带。青袜、青舄，以金饰。永乐三年定制，其冠饰翠龙九，金凤四，中一龙衔大珠一，上有翠盖，下垂珠结，余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数如旧。三博鬓，饰以金龙、翠云，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十二，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皂罗额子一，描金龙文，用珠二十一。翟衣，深青，织翟文十有二等，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以为领缘，织金云龙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黄绮约其下，韬以黄囊，金龙文。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带，表里俱青红相半，末纯红，下垂织金云龙文，上朱缘，下绿缘，青绮副带一。绶五采，黄、赤、白、缥、绿，纁质，间施二玉环，皆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二璜相触有声；上有金钩，有小绶五采以副之，纁质，织成。青袜舄，饰以描金云龙，皂纯，每舄首加珠五颗。”

　　第三个可以享用云龙纹舆服的是皇太子，“皇太子金辂，高一丈二尺二寸有奇，广八尺九寸。辕长一丈九尺五寸……辂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亭内周围青斗拱，承以丹漆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红绮，顶心绣云龙，余绣五彩云文。天轮三层皆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七十二片，内饰青地雕木贴金云龙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七十二片，四周黄铜装钉。上施红绮沥水三层，每层七十二折，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之饰与大辂同，第圆条用红线。”

　　第四个可以享用云龙纹服饰的是皇太子妃，“皇太子妃冠服：洪武三年定，礼服与皇妃同。永乐三年更定，九翚四凤冠，漆竹丝为匡，冒以翡翠，上饰翠翚九、金凤四，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九树，小珠花数如之。双博鬓，饰以鸾凤，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九，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珠皂罗额子一，描金凤文，用珠二十一。翟衣，青质，织翟文九等，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

　　总之，从《明史》的记载来看，在大明帝国能够享用云龙纹舆服的只有四个人，即皇帝、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我们将之再概括一下，即只有皇帝与其配偶和皇帝接班人及其配偶才能享用云龙图饰的舆服，而福建宁德华严寺袈裟左右两边长条云锦上偏偏是云龙纹，难道这是巧合？或言这云锦袈裟就是大明皇帝或皇家的？笔者不敢妄断。

　　袈裟的最下方22个灯笼里绣有“福寿”的字样，居然在《明史》上有“对应出处”再看华严寺袈裟最下边上的那些并立而排的22个灯笼，仅粗看看除了灯笼还是灯笼，好像什么信息也没有，宁德华严寺袈裟上的灯笼但若你仔细察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内有各式字体的“福寿”两字，那它们在大明皇家有无“对应出处”？

　　《明史·舆服志》“大辂”（皇帝坐的大轿子）条中这样说道：“大辂……亭内黄线条编红髹匡软座，下莲花坠石，上施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靠背上雕描金云龙一，下雕云板一，红髹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椅靠坐褥，四围椅裙，施黄绮帷幔。”

　　大明皇帝的人力轿子上也有“福寿板”，“轿者，肩行之车……其制（明制），（皇帝轿子）高六尺九寸有奇……轿杠二，前后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有黄绒坠角索。四周红髹板，左右门二，用镀金铜钉铰。轿内红髹匡坐椅一，福寿板一并褥。椅内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椅裙，下铺席并踏褥。有黄绢轿衣、油绢雨衣各一，青毡衣，红毡缘条云子。”

　　大明皇后的大辂上也有“福寿板”，“皇后辂一，高一丈一尺三寸有奇，平盘……辂亭高五尺八寸有奇，红髹四柱。槛座上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门，高四尺五寸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沉香色线金菱花槅各二，下绦环板，有明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后红髹五山屏风，戗金鸾凤云文，屏上红髹板，戗金云文，中装雕木浑贴金凤一。屏后红髹板，俱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一。靠背雕木线金五彩装凤一，上下香草云板各一，红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黄绮帷幔（或黄线罗）。”

　　查遍整个《明史》记载，能够享用“福寿”字样舆服的只有两人，即皇帝和皇后。由此看来，华严寺袈裟周边饰以云龙纹图案和下方22个灯笼内绣上“福寿”字样都似乎是在“暗示”人们：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袈裟，而是极有可能与大明帝国皇家有关！

　　鉴于上述几个因素，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福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

　　宁德华严寺“九五之尊”龙饰主题云锦袈裟向世人“表明”：

　　它与大明皇帝有关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有龙饰物就与皇家有关。尤其是明代对龙凤图饰的使用极为讲究，规制也极为严格。

　　洪武三年八月丁丑，“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及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如旧有者，限百日内毁之。”

　　洪武四年二月壬申，“上将幸临濠，谕中书省臣，制：‘奉先殿、四代帝、后、神主及龛，须精致。’朕还日，视其成。礼部遂奏：‘神主之制，高一尺二寸，阔四寸，趺高二寸，用木为之饰，以金镂、以青字，神龛高二尺，阔二尺，趺高四寸，朱漆镂金，龙凤花板开二窗，施红纱，侧用金铜环，内织金文绮为借。’从之。”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朱元璋“诏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诸儒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官民人等所用金银、磁碇等器，并不许制造龙凤文，及僭用金酒樽、椅桌、木器之类，亦不许用朱红金饰。公侯伯至二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盏许用金，余用银；六品以下酒器许用银，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用磁漆。官民人等所用床榻，不许雕刻龙凤并朱红金饰，床帐不许用玄、黄、紫及织绣龙凤文。”

　　《明史》载：“明初俭德开基，宫殿落成，不用文石甃地。以此坊民，武臣犹有饰金龙于床幔，马厩用九五间数，而豪民亦或熔金为酒器，饰以玉珠。太祖皆重惩其弊。”

　　上述史料明确告诉人们，明初太祖立制：擅用金龙图饰和“九五”礼数要以重罪论处。

　　明代“胡蓝大狱”的“原始”审讯记录——《逆臣录》载：当年大明中青代大将军蓝玉之所以最终被杀就是因为有人控告蓝玉在自己的裤子膝盖处绣有龙饰图案，有谋反之嫌。

　　朱元璋的心腹大将廖永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最终走上了不归路，“（洪武）八年三月，（廖永忠）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

　　洪武时代惟一杀剩的两位开国侯爷之一、建文朝第一次北伐统帅耿炳文一生小心谨慎、忠君为臣，但在“建文”转向“永乐”的那个血雨腥风的非常年代里，最终他还是被按上了逾制擅用龙凤图饰的罪名而被迫自绝。史载：“燕王称帝之明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僭妄不道。炳文惧，自杀。”

　　以上都是明初之事，那么明中叶以后对严禁龙凤之类图饰的使用执行得怎么样？

　　明代后期著名的文人学者沈德符给今人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今揆地诸公多赐蟒衣，而最贵蒙恩者，多得坐蟒。则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袞龙。往时惟司礼首榼常得之，今华亭、江陵诸公而后，不胜纪矣。按正统十二年，上御奉天门，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织绣蟒、龙、飞鱼、门牛、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服用之人，重罪不宥。’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奏禁蟒衣云：‘品官未闻蟒衣之制，诸谙书皆云蟒者大蛇，非龙类。蟒无足无角，龙则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龙形。宜令内外官有赐者俱缴进，内外机房不许织。违者坐以法。’孝宗是之，著为令。盖上禁之固严。但赐赉屡加，全与诏旨矛盾，亦安能禁绝也！”

　　这段史料是说：正统十二年，明英宗曾在北京明皇宫的奉天殿下诏谕给大明工部，严令帝国臣民必须要遵照服舆的“祖制”规定，凡是在衣服上绣有蟒、龙、飞鱼、门牛以及其他违禁图饰的，制作工匠要论罪处斩，工匠的家族成员要发往边疆卫所去充军；而穿用此类严重违禁的服饰者更是重罪不饶。严禁服舆“违制”大约执行了几十年，到了明孝宗时，违禁之风又“卷土重来”。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给明孝宗上奏，要求严禁蟒衣，理由是当时的蟒衣上制作的“蟒”很像龙，他指出了蟒与龙之间的差别，蟒是没角没脚的，而龙是既有角又有脚。明孝宗是个有道之君，当即准了都御史边镛所奏，诏令天下，凡是乱用蟒衣者，或以假乱真者，要以国法论处。但随后不久，皇帝赏赐的蟒衣逐渐多了起来，这本身就与先前孝宗的诏令相抵牾。大约到了明代后期，皇帝赐给大臣的蟒衣更是屡见不鲜。但即使这样，就连最受皇帝厚爱的大臣也最“多得坐蟒”。

　　沈德符对有明一代蟒服的实际使用状况之考察使我们看到：尽管蟒服在明代中后期大行其道，但它毕竟不是“龙袍”，因为蟒与龙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即有无角和脚的问题。

　　而笔者在福建宁德华严寺见到的那件云锦袈裟不仅布满了各种“走势”的龙纹：如正中偏上有两个“蓝地逐珠龙纹”、中偏下有“黄地夔龙团花纹”、正上现有六个“金地龙赶珠纹”，等等，而且它们都是有角有脚的，绝非是蟒衣，由此，笔者进一步认定，该袈裟为皇家或皇帝所享用。

　　问题在于皇家与皇帝不是同一概念，那会不会该袈裟是某个大明皇室成员的？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再来看看该袈裟的主题图饰向人们诉述了什么？

　　华严寺袈裟除了两边饰以云龙纹的2长条云锦以外，从左到右约有13长条，再加上正上方1长条，共计约有14条云锦，由此形成了该袈裟的主题图饰——“九五之尊”的龙饰图案。其正中间间隔分布着5条张牙舞爪的五爪龙（该袈裟右下方有一三角形褶皱，平放时其内3条龙常被遮住），它们大致有我们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而在整个5条五爪龙的上边即袈裟的“横幅”上，笔者曾与南京大学潘群教授反复数了几遍，却只有6条与正中间5条五爪龙差不多大小的五爪龙。当时笔者一时纳闷：怎么会是6这个数，但在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横幅”上的6条五爪龙并不居中，而是靠右了，若按照居中去比划的话，那么“横幅”上6条五爪龙的左边应该还有3条五爪龙的位置已经被黄色丝绸“补”住了。据此，笔者认定，此袈裟原本“横幅”上应该有9条五爪龙。

　　以上所论是将该袈裟平放时所呈现的图饰情景，那么要是将该袈裟穿在身上又将出现何状？笔者当即向华严寺当家慧净法师提出了这样的请求，但没想到他不同意，慧净的解释是，华严寺口头相传的规矩，除非是有着特别德行的高僧，一般住持和方丈等都不能穿此特别的袈裟，幸好陪同笔者的统战部杨部长在旁，他帮助笔者向慧净作了说明：“因研究之需要，您就试着穿一下吧！”慧净碍于情面，就为笔者穿起了袈裟。

　　当慧净穿好袈裟时，笔者一下子愣住了，原本“横幅”上的那9条五爪龙顿时“跑到”慧净的领子上，原先袈裟右下方一三角形褶皱处平放时被遮住的3条龙此时却全“跑”了出来，笔者当即对慧净身上袈裟的正面与背面所“露”出的五爪龙数了数，恰巧又是5条。更为巧合的是，整个袈裟披在身上时那9条龙与5条龙之分布格局与清朝乾隆帝年轻时的正装画像有着较大的相似。（清代皇帝画像较多为西方传教士所作，其写实主义成分极高——详见马渭源《论明清西画东渐及其与苏州“仿泰西”版画的出版、传播》和《论西画东渐对明清中华帝国社会的影响》，分别载于澳门《中西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与2009年第1期）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九五之数”是人世间的最高礼数，只有皇帝才能享用，不得任意造次，尤其自明代开始对其规定更为讲究、更为严格。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三年，定朝会宴享乐舞之数。其中有首歌颂皇帝朱元璋的曲子《风云会》，它是这样唱的：“天眷顾，淮西真人起布衣，正乾刚九五，龙飞驾驭，英雄收俊杰，承永命布皇威，一剑立鸿基，三军拥义旗，望云霓四海人归，整顿乾坤，除暴虐，歌圣德，庆雍熙。”

　　洪武六年六月辛巳，“中都皇城成，高三丈九尺五寸，女墙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城楼台基俱高五尺九分，午门东南西南角楼台基与城楼台基同，玄武门城楼台基高五尺九寸五分，其东北西北角楼台基亦与城楼台基同。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朱元璋“诏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诸儒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其官民房屋并不许盖造九五间数，及歇山、转角、重檐、重栱，绘画藻井、朱红门窗，其楼房不在重檐之例。公、侯、伯前厅、中堂、后堂各七间门，屋三间，俱用黑板瓦盖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桶彩色绘饰，门窗枋柱俱用黑漆油饰……”

　　具体到舆服，据《明史·舆服志》等史料所载，能享用“九五礼数”之龙饰舆服的也只有贵为人极之主了。皇帝的大辂亭、卤簿大驾等都是如此规制：“以青饰辂盖，亭内贴金斗拱，承红髹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黄绮，谓之黄屋；中并四周绣五彩云龙九”。“（洪武）二十六年，（大明）始定卤簿大驾之制。玉辂一，大辂一，九龙车一，步辇一”。甚至连皇帝的舆服一类的制作尺码也得严格遵循“九五礼数”，“大马辇……其制，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广八尺九寸五分，辕长二丈五寸有奇，辇座高三尺四寸有奇，余同大辂。”

　　如果乱用礼数那是要受到非常的处置。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礼制集要》成。先是，上谓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来，累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谋为不轨，僣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迩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而苏州府民顾常亦用金造酒器，饰以珠玉、宝石，僣乱如此，杀身亡家。尔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编类成书，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僣用者，必置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书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服制，颁布中外。’”

　　朱元璋讲因为宰相胡惟庸家里帐幔用了金龙凤纹，大将军蓝玉不仅床帐、护膝用了金龙图饰，而且他家在建造马坊、廊房时还用了九五间数，这等违制，只能招来杀身亡家了。由此说来，“九五礼数”只能是皇帝享用，其他任何人要是乱用了都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置。

　　而华严寺袈裟的主题图饰恰恰就具有“九五”礼数，在它们的中间间隔性地排列着许多饰有9蟒的长条云锦。而最为重要的是，与饰有九蟒的长条云锦相间的还有那9条五爪龙和5条五爪龙有规律地分别居正上与正中位置，谁敢享用这等“九五之尊”龙饰主题的袈裟？只有皇帝了！至于其他皇室成员根本就没资格享用，更别提文臣武将了。由此，笔者认为，该袈裟必定与大明皇帝有关或为皇帝享用。

　　万历朝官方史书和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所作的“碑记”等告诉我们：支提寺五爪龙袈裟不是万历朝明廷所赐的！看了上述考证，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会不会这件袈裟是哪个高僧或道士的？

　　根据《明史》所载“僧道服：洪武十四年定，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僧官如之。惟僧录司官袈裟，绿文及环皆饰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文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襕，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襕。道士，青道服，木简。”

　　我们否定了华严寺袈裟为高僧服或道士服，可能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会不会是大明皇家赐给哪个高僧的？

　　2010年2月1日《扬子晚报》一整版发表了《华严寺金龙袈裟不是建文帝的》一文，全文较长，从标题来看真可谓大吸眼球，但仔细阅读后却令人十分失望，该文中居然没有一条确实与可靠的依据，纯凭直觉感官得出了结论，其所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意思是，现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是明万历皇帝御赐给大迁国师的。文中说：“华严寺史称支提寺，在《支提寺志》中明确记载着，这件紫衣袈裟为明万历皇帝御赐给当时的主持大迁国师的袈裟，一共四件，如今只保留下独此一件。”“从龙的纹样看，与明初早期的龙纹有所区别，应该是明中期的龙纹图案。而五爪龙出现在袈裟上，不一定证明就是皇帝穿的，三爪龙、两爪龙，反而皇帝龙袍上会有的。”“从这些纹样看，与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龙袍纹十分相似，证明确实是万历年间的东西。”

　　那么依据呢？文中提到的唯一可查询的依据叫《支提寺志》，但据目前公开出版的该书压根儿就不叫这名，而叫《宁德支提寺图志》，因为该书除了文字外还有一张大图，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次出版，它为清康熙年间贡生崔嵸等人编写；文中第二大常识性错误是说大迁为“主持”，而就实应该是“住持”，连“主持”与“住持”这类基本知识都没有搞清楚，让人看了不能不晕；第三处常识性错误是说大迁为国师。明朝对藏传佛教领袖有封国师的称号，但笔者孤陋寡闻，却从未见过明朝对内地佛教领袖有这样的隆遇，要不然福建一下也变成了藏传佛教特区不成？

　　撇开种种硬伤，我们来说说“现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为明万历皇帝所赐”论者的主要依据，即清朝康熙时期崔嵸编写的《宁德支提寺图志》中的有关章节，笔者不妨将它录下公布给广大的读者朋友：

　　该书第二卷“寺”部分记述了这样的信息：“至万历元年，北京吉祥寺大迁和尚感明肃皇太后兆梦事，以师礼敕命中兴，赐额‘万寿禅寺’。其规制自髻发脉，三折而下为祖堂、为大雄宝殿，左为伽蓝堂，右为祖师堂，东西两廊连于钟鼓二楼，前为天王殿，殿下甬道距山门长可百武，一时殿阁寮舍备极雄丽。十八年春，迁师诣京复命，太后迎居慈寿寺。八阅月，请乞还山，敕赐全藏六百七十八函，金冠一顶、五爪金龙紫衣一袭、黄盖一把、御杖、金瓜锤、龙凤旗各一付。十九年，抚院赵公参鲁以支提居万山中，艰于祝诵，题请于朝，遵旨奉龙藏及御器并师于本省开元寺供养。师惮应接，诸宰官捐修升山寺为师宴息之所，委藏务于护藏日新法师。二十五年，皇太后遣内官张文赉赐渗金大毗卢一尊，绕座千佛，重一千斤，供大殿中。二十七年，神宗显皇帝体圣母意，钦差御马监太监赵永复赉赐全藏镇山。”

　　有关中兴大迁和尚，崔嵸这样介绍说：“中兴大迁和尚，师讳圆慧，大迁其字也。北京左护卫指挥杨公邦卿少子。年十九依本京吉祥寺翠峰禅师披剃受具……万历元年，兹（应为慈，笔者校）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一夕梦僧人导至东南支提山，礼天冠菩萨，及醒，命中使图迹僧仪，唯师酷肖梦中，召见称懿旨，事以师礼，因敕入闽中兴梵刹。时支提遭钟奎之诬，寺毁僧散，守山僧一阳，志存兴复，力不从心。先是，阳公梦赤虬绕树之祥，适师奉命来山，喜符夙愿，力任兴造之役。师遂命工度材，凡七载告竣。殿宇廊庑焕然一新。其时，三山王参知应钟、林方伯懋和诣师征诘奥义，赞赏不已。及当道刘中丞尧悔、商直指为正、郑观察善及诸藩臬大臣、乡搢（应为缙，笔者校）绅先生，莫不延之上席，以及海内缁素望风皈向参请，殆无虚日，座下恒绕数千指。至十八年，诣京复命，皇太后迎居慈寿寺，遣近侍张近朝左右供奉。未几，请乞还山，太后传旨云：‘是山皆有寺，何处不为家？’复留八阅月，赐金冠、黄伞、紫衣、御杖，遣替僧万安赉赐龙藏并随藏器物种种，悉备镇山，甚隆宠也。越三年，诣阕谢恩，太后传旨慰劳。居五阅月奏归，乃赐紫衣四袭，敕中使王文送至江南……”

　　上述两段文字记载中主要有这样几个信息：第一，明万历时有个叫大迁的和尚受皇家之命到宁德来重新建造支提寺，时间是在万历十八年以前；第二，大明皇家两次赐给大迁和尚紫衣袈裟，共计五袭；第三，万历十八年左右，明神宗母亲慈圣皇太后曾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第四，万历二十五年后慈圣皇太后“遣内官张文赉赐渗金大毗卢一尊，绕座千佛，重一千斤，供大殿中”。

　　那么清代人崔嵸这样的记载是否可靠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明代中后期学问家、福建八大藏书家、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在《支提山华藏寺重建佛殿碑记》中是如何说的：“今皇帝御极之元年，大比丘大迁公既以无上法宝引导当途，诸宰官为天冠菩萨重建华藏寺于宁德县之支提山。其后十八年，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以迁和尚道臻觉路，化被海邦，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二十五年，复赐渗金大毗卢铜佛一尊。二十七年，皇帝陛下复赐藏经如皇太后。是时和尚已圆寂矣。而高足弟子明启住持当山，实膺二圣敕命。先是，和尚之建寺也，特以安处徒众，修习梵业，以故梁栋仅侈于鸟巢，而殿宇远逊于龙藏。及是，则一亩苔龛，不足副九重之睿藻；数椽花窟，宁堪奉半满之灵文？于是明启遂与诸僧而庨豁之，而邑侯区君日振与余友今蜀参知曹君学佺离辞题疏，为明启怂恿。明启乃肃恭斋法，为众生植根，遂命佣度材，撤鄙陋而架峥嵘；庚□□而就轮稛。赤墀开杜噜之花；缥瓦响频伽之鸟。慧灯与紫泥而并朗，法云扶绀殿以高张。是盖匪但珍藏御赐之三乘，亦所以恭祝蕃厘于二圣者也。是役也，工始于癸卯夏五月，竣于己酉秋八月。兹者，余以服除，将赴阕下，因为支提之游，明启辈谓余有泉石夙根，乞一言以纪始末。余闻昔日了悟禅师之初入山也，一夕之间，丛林宝堑，忽有忽无；香界僧伽，倏聚倏散，愚者疑为幻化，智者赞为神灵。以余观之，成住□空，不分彼此，旦夕尘劫，何较短长？当宋开宝之初，此寺建于侯王，鸳瓦虬檐亏蔽云日，何其盛也。及我正德之末，奇祸中于阐提，千门万户列遘郁攸，又何衰也。迁公兴复于前，弟子夸丽于后。此与了悟所见虽殊迟速，然入佛法眼则百千万亿劫又何异于一瞬者乎？但始者起灰烬为化城，既而由化城为宝所。今诸闍黎欲余记其始末，是以宝所为有是所，有是所者则白坏空，是非余所谓宝所也已。”

　　从这篇《支提山华藏寺重建佛殿碑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谢肇淛是明万历年间支提寺佛殿重建的见证者，文中提到了大明皇家赠送的藏经六百七十八函和渗金大毗卢一尊，但没有说大迁和尚将支提寺修得“殿宇廊庑焕然一新”以及大迁本人“海内缁素望风皈向参请，殆无虚日，座下恒绕数千指”，而是说“和尚之建寺也，特以安处徒众，修习梵业，以故梁栋仅侈于鸟巢，而殿宇远逊于龙藏……”，到了万历十八年以后“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以迁和尚道臻觉路，化被海邦，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更为重要的信息是谢肇淛只字未提到什么五爪龙的袈裟或紫衣袈裟什么的。

　　那么是不是谢肇淛不识货？绝对不是。

　　谢肇淛，明中后期福建长乐人，长乐与宁德相距行车2小时左右的路程。有朋友向笔者介绍说，宁德与长乐曾在历史上被划入一个行政区，因此说谢肇淛是宁德当地人或言宁德周围地区人也不为过，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更有，谢肇淛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官宦之家，他的原配岳丈郑逑是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广东布政司参议，他的继母为明中后期福建文化名人徐的姐姐，而谢肇淛本人又是万历二十年进士，他先后在浙江、南京、云南和广西等地为官，天启元年升任广西按察使，第二年又晋升为广西右布政使和左布政使。由此说来谢肇淛是个官位高、见识广的福建名人，他“喜博览，自六经子史，以至象胥、稗虞、方志、地志、农圃、医卜之书无不蓄”。他满腹经纶，一生著作等身，堪称明中后期的大学问家，如此之人怎么会连五爪龙的袈裟或紫衣袈裟所包含的价值与荣耀都不懂？相比之下，崔嵸是相距谢肇淛半个多世纪后的清代贡生，无论是治学学问、人生阅历还是社会地位都比不上谢肇淛；再说记述明万历时代的事情难道清代人记述得要比明万历时代的见证人还要可靠吗？打个最为通俗的比方，发生在五六十年前的事情，难道民国时代见证人所了解的还不如当今人们清楚？

　　再说，要是大明皇家真的赐予什么样的重大宝物宝器的话，明代的官史《明实录》应该是有所记载的。万历朝的事比较集中记载在《明神宗实录》中，翻阅没有标点的300多万字、596卷的《明神宗实录》，笔者终于找到了福建宁德支提寺与大迁和尚的相关史料，其仅有两处，今引如下：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丁卯”条载：“福建所属建安、瓯宁、政和、浦城诸铁炉旧已禁开，其宝丰、遂应二银坑邻近有支提寺，奸宄易藏，僧大迁等称奉赐藏经将铜物、旗仗等件贮住，又海上有番僧，欲效香山故事，乞内地建寺，抚臣曹参鲁请将支提寺僧移入省城寺中，并申矿禁，其海上勾番者，分别首从，照私通日本禁例重治。贩广□船许至高州部覆。从之。”卷234）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己丑”条载：“礼部题异端之害，惟佛为甚，缘此辈有白莲、明宗、白云诸教，易以惑世生乱，故禁宜严。近福建有僧妄称钦差，欲重建支提寺，以觊银坑之利。又有番僧亦乞内地造寺，为通番之计，汉上栈道亦复有游僧，妄称差遣，即京师中近有五台僧，自号密藏禅师，潜住惑众，合严行禁逐。上命严逐重治之。”（明神宗实录）卷234）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明朝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官方正史记载，两段史料中透露出有关福建宁德支提寺与大迁和尚的信息如下：

　　第一，“大迁”和尚没有像有人所说的那么高的地位，更不是当今一些所谓“考证者”与“行家”所热捧的“国师”，《明神宗实录》明明白白地呼他为僧，明朝有国师封号，不过大迁没得到，只要翻翻《明实录》便可知之。

　　第二，那个叫“大迁”的和尚奉命欲往宁德，但因为宁德周围有银矿，支提寺和尚都被要求从宁德迁往省城去；

　　第三，万历十九年“有僧妄称钦差，欲重建支提寺，以觊银坑之利”，万历帝“命严逐重治之”。

　　第四，大明皇家没给支提寺赠送袈裟，赠送之物为藏经、铜物、旗仗等。

　　有人看到上述引用的史料“僧大迁等称奉赐藏经将铜物、旗仗等件”中的“等件”里会不会包含了五爪龙的袈裟或紫衣袈裟什么的？

　　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五爪龙的袈裟何等珍贵，一般来说，它不是人臣所能享用得到的！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大明朝号称为两大“宰辅”之一的张居正从万历皇帝或皇太后那里得到了什么御赐之物？

　　隆庆六年八月己巳，“（万历帝）遣中官赍赐大学士张居正奖谕，敕书一道、银一百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彩叚四表里，敕略曰：‘天植忠贞，性成渊懿，抱匡世之才略，行以诚心，富华国之文章，本于正学，苟利社稷，则无爱发肤，能定国家而不动声色，为朝廷爱惜人材，为祖宗谨守成宪，纪纲繇之振肃，庙社赖以奠安，毕公勤劳四世，盖多弼亮之功，潞公历事三朝，犹执谦恭之节。’居正疏谢，上报闻。”

　　万历元年四月丙子，“大学士张居正等□辞广捷升荫，不允，温旨嘉之，赐居正银百两、纻丝六表里、调阳六十两四表里，仍各蟒衣一袭。”

　　万历元年八月甲寅，“以建元圣寿，赐辅臣张居正银六十两、钞罗、斗牛、蟒衣各一袭，吕调阳银四十两，纱罗、仙鹤衣各一袭，讲官陶大临、丁士羙各银二十两、二品胸背罗衣一袭，陈经邦等四员各银十五两、五品罗衣一袭，正字官二员各银十两、本品罗衣一袭，居正等疏谢，上报闻。”

　　万历元年十一月壬辰，“以辅臣张居正六年考绩，赐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钞五千贯、茶饭五卓、羊三只、酒三十瓶，又持谕先生启沃朕心，平治天下，功在社稷，兹当六年考满，特于例外加赐银一百两、蟒衣、斗牛各一袭，少示优眷，不必辞。居正疏谢，上复报闻。”

　　万历二年五月辛巳，“上（指万历帝）御文华殿讲读时，辅臣张居正偶患腹痛，上知之，手调辣面一器以赐，并辅臣吕调阳，各赐金镶牙箸一双同食。”

　　万历二年十一月丙子，“上（指万历帝）以圣母慈圣皇太后圣节，赐辅臣张居正等银纻蟒衣有差，讲官丁士美等六员及正字官徐继申等二员各赏次之。”

　　万历二年十一月壬午，“以平建州王杲，遣英国公张溶告太庙。辅臣张居正言：‘辽东功次，近年所无，总兵为最，巡抚次之，总督又次之，升赏之典宜以此为准，兵部居中调度，亦宜升赉。疏中推叙，臣等实为滥及，决不敢当。’次日，上御皇极殿鸿胪寺宣捷，百官致辞称贺。上手札嘉奖辅臣，欲加升荫，居正等恳辞，准免。各赐银两、表里、大红纻丝蟒衣。”

　　万历三年十月辛巳，“上御文华殿讲读。是日，命中官持《论语讲章》，指其中所引《南容三复白圭》一语，出问辅臣：‘白圭何诗也？’辅臣张居正具以诗旨对，中官领以复。上之究心文学如此，赐辅臣张居正貂皮六张，吕调阳、张四维各四张，讲官申时行等各三张。”

　　万历三年十一月己亥，“赐圜丘分献陪祀执事管官彩币，又特赐辅臣张居正大红彩织坐蟒胸背纻丝一表里、大红彩织蟒衣膝襕纻丝一表里，吕调阳、张四维各大红彩织仙鹤胸背纻丝一表里、大彩织蟒衣膝襕纻丝一表里，申时行大红金织孔雀胸背纻丝一表里，陈经邦、何雒文、许国、王家屏各大红金织白鹇胸背纻丝一表里，沈一贯大红金织鹭鸶胸背一表里，正字官马继文大红金织白鹇胸背一表里，何初大红金织鹭鸶纻丝一表里。”

　　万历三年十一月癸卯，“先是，上出郊视，牲毕，微感风寒，次日当传制誓戒，百官以进药，免朝，旋愈，至日出，诣郊坛，以扈驾赐辅臣张居正金嵌宝石瓢一个、蟒衣带二条、斗牛箧袋一个、刀筋叉三事……”

　　万历五年五月己酉，“初，兵部以罗旁叙功及辅臣张居正等，居正拟票乃差第诸有功者，各赏赉而不及阁臣。是日中官传谕改票来行，于是居正等疏言：‘前已奉旨，以后边功不许叙及辅臣，臣等又岂敢身自犯之？请赐停寝，以安微分。’上乃从之，仍赐居正银百两、蟒衣、彩叚，调阳、四维各银币。”

　　万历六年正月戊辰，“赐元辅张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等斗牛、蟒衣各一，讲官申时行等本衣各一。”

　　万历六年正月癸酉，“初，上践阼即修建慈宁宫，以居圣母。张居正奏言：圣龄方幼，慈驾且居乾清，朝夕与处，俟大婚之后，移居未晚。至是，期迫乃还御慈宁，因谕居正曰：‘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看管，先生其敬承之。’仍赐蟒衣、彩叚等物以示意居正。”

　　万历六年正月丁卯，“上元节赐辅臣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等酒膳有差。”

　　万历六年正月辛未，“赐辅臣张居正脯醢酒果等物。”

　　万历六年正月甲戌，“以皇太后还御慈宁宫，赐大学士张居正等银币有差。”

　　万历六年正月（己卯），“是日，特赐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等金万喜字及银抹金喜字等物有差。”

　　万历六年正月辛巳，“仁圣皇太后万寿节，上御皇极门受群臣朝贺，诣慈庆宫行礼，赐大学士张居正等酒馔。”

　　万历六年二月戊申，“以恭视写昭妃宜妃金册，赐张居正等各银二十两、纻丝表里。”

　　万历六年三月乙卯，“以册妃礼成，上御皇极门，百官致辞称贺，赐辅臣张居正等各银三十两，纻罗四表里。”

　　万历六年三月戊午，“以恭上两宫徽号礼成，赐辅臣张居正等银币有差。”

　　万历六年三月己未，“以写诏书成，赐辅臣张居正等、中书徐继中等各银币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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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是万历帝的老师，又是内阁首辅，可以说贵近人主，万历帝对他是恩宠有加，即使皇太后也对张先生格外礼尊，但是翻遍了300多万字、596卷的《明神宗实录》的每个角落，记载着万历皇帝与皇太后赐给张居正的只是银两、彩币、纻丝表里、美味佳肴、好酒、金嵌宝石瓢、斗牛箧袋、貂皮、金镶牙箸、脯醢酒果、手调辣面，等等，要说最为贵重还有“蟒袍”或言“蟒衣”，而不是“龙袍”或“龙衣”。换句话来说，万历年间即使是贵近人主的宰辅张居正得到皇帝或皇太后的赏赐之物也只是蟒袍或蟒衣，没有龙衣。

　　而有人说：福建宁德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是明万历朝廷赐给大迁和尚的，大迁是僧，难道张居正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僧吗？（笔者在此声明：绝无贬低“僧”或“大迁”之意。）要不然，万历帝或其母亲犯浑了？

　　当然，要说龙衣或言龙饰衣服赐给人一例没有，这也太过于绝对。不过就要看看被赐予对象是谁了？万历朝还真有这么一个特例：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丁未，“内阁以皇孙诞育……皇帝致书叔祖岷王：‘朕仰承昊穹锡佑，祖德垂庥，于今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太子第一子生，专书奉报，薄遣仪物，用表亲亲之意，至可收纳。’惟叔祖亮之礼物大红织金闪色团龙常服纻丝一袭、纱一袭、罗一袭。叔祖唐王文与礼物俱同，叔沈王、楚王、肃王、蜀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惟叔亮之弟潞王、崇王、鲁王、荣王、淮王、襄王、代王、吉王、韩王、庆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致书为书與，又改专书以报，又改惟弟亮之侄，周王、赵王、晋王、秦王、德王、衡王、侄孙荆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致书为书與，又改专书以报，又改惟王亮之郑世子益、世子靖江王大红织金团龙常服纻丝一袭，文俱同，但改致书为书與，又改专书，以报惟亮之。”

　　整个《明神宗实录》只有这么一段史料记载，由此看来能享受“织金团龙常服纻丝”的只有大明皇室成员。换句话来说，万历年间大明皇家成员由皇帝特赐是可以享用龙饰图案的，除此之外，那是严厉禁止的。有史为证：

　　万历二年十二月乙巳，“礼部覆礼科右给事中梁式题禁左道三条：一曰：‘清祠宇。盖寺观庙宇俱载令甲间，有创建必俟奏闻，所以重祠典而端好尚也。今各处大小庵观寺院不可数计矣，而鼎建日繁，募徒相望，规制僭拟于王，度淫祠煽惑，于民风甚非，所以尊主威伐奸萌也，如蒙敕礼部下所司，毁其太甚，罪其擅作，非但民风晓然，各归本业，而奸党渊巢亦彻过半矣；二曰：禁僭踰。夫印文，非官长不用，所以示法守；龙凤之制非皇家不用，所以明等威。今寺观焚修疏文，皆用自刻木印，小民进香旗旛等物多绘龙凤，是公符可以模拟，而禁物可以私造，小民无知窃弄，往往陷于刑辟，臣愚以为禁之，便又徒众广集，崇奉者如市，则私度之禁与夫约省之条，又不可不申明也；三曰：禁香醮。盖小民进香势之所不得禁也，然揭龙旗而鸣金道路，顶香马而混迹妇男不亦甚乎？民间祈禳势之所不得禁也，然悬榜而高筑坛场，张盖而公行衢巷，不亦甚乎？异端粉饰，声客以诳惑愚俗，未有如近日之盛也。乞敕下礼部申饬严禁。’俱从之。”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癸亥，“户科都给事中姚文蔚题接凤阳抚臣李三才揭报，税监陈增搜获参随程守训、王惟忠等奇珍异宝、潜逆龙文及家人所供银四十万，惊心骇魄，恨此辈积恶之久而败露之迟，又喜税监能自觉悟而责发之也。但此一事，属人心观望，纪纲存亡，关系不小，前此言者虽多，而增为揜护犹可谓，上未及知，今增自发于地方抚按，会报于阙下，业已形诸邸报，传诸四方矣。夫皇上既已闻且见之，而处置稍不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