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8——皇帝迷踪

第二节 亡命天涯

　　建文帝本来要到浙江浦江的，结果却跑到了吴江去避难，最终又上了云南就在建文君臣商议好出亡之计后，众人终于喘上一口气，心想：天亮以后就逃离南京，到了浙江浦江郑家落下脚，那就比较安全了。可就在当天夜里又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建文帝的脚痛病发了，估计天亮以后走不了路，这下急坏了大臣们，怎么办？眼下只能是熬呗，一直熬到了天微微有点亮光时，大臣牛景先与史仲彬就急着出去找可以让建文帝载乘的交通工具。当他们走到城南的中河桥时，听到河里有“稀里哗啦”的划船声，牛景先与史仲彬赶紧轻声地喊话：“哪家客船？欲往何处？”船上的人用一口苏州话说：“我们来看看我家老爷！”史仲彬听出是苏州话，知道不可能是朱棣带来的北方人，心里就放心多了，赶紧与牛景先上前再仔细查问，这一问还问出个“巧”了。

　　原来这是史仲彬老家派人来南京打探消息的，史家老早就听说燕军南下，兵向京师，他们决定派家人来南京探探看，说不准还能帮上什么忙，碰巧给赶上了。

　　这下大伙儿别提有多高兴，史仲彬与牛景先赶紧回到神乐观，将建文帝悄悄地扶上了船，然后乘着天色尚未全亮的有利条件，建文君臣载乘船只逃离了南京。大约经过8天的行程，又是在天亮时终于到了位于吴江黄溪村的史仲彬家里。与建文帝一同逃到史家避难的有7位大臣，他们是程济、叶希贤、杨应能、牛景先、冯傕、宋和、史仲彬，其余的就各自散去，相约好每月碰头一次。

　　再说，史家人听说皇帝来了，他们既喜又悲，喜的是史家有这么大的荣耀——皇帝驾临了，悲的是那么仁慈的一个好皇帝居然落到了这步田地。但不管怎么说皇帝来了就应该好好地招待，史仲彬将建文帝安置在他家大院西边的“清远轩”住下，各大臣赶紧出来拜谒建文帝，建文帝将他的居所“清远轩”改名为“提水月观”，并亲自提笔用篆体写下了这几个字。过了三天，其余各个大臣偷偷地来到史仲彬家聚会，他们在一起待了两天，建文帝就命令他们各自回去。

　　不久从南京传来消息，那个蛇蝎一般心肠的燕王朱棣在大肆屠杀建文忠臣的血雨腥风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下令严厉审查建文朝在职逃跑官员，共查出463人，他们全部被朱棣从“国家公务员”花名册与档案中除去。到了建文四年的八月，朱棣又命令礼部下发文件到各地方州县衙门，彻底追查出逃的建文君臣的下落。这时，苏州府衙可能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他们派了吴江邑丞巩德前往史仲彬家里“探探”，巩德在史家瞄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他临走时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跟史仲彬说：“有人说建文皇帝在你们家里？”史仲彬回答道：“那是别人瞎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巩德最终无获而返，但这次官府的“探风”很大程度上给建文帝君臣一个警示：敌人可能已经盯上了。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六日，建文帝与叶希贤、杨应能两个比丘和道人程济一同偷偷地离开了吴江史家，其余大臣也各自一一散去。

　　建文君臣4人从吴江悄悄出来后，搭乘船只来到了镇江，打南京北边的六合经过，一路西行，大约走了两个月的路程，在十月到达了襄阳兵部侍郎廖平的家里。刚巧碰上朱棣缉拿建文“奸党”的最高指示下达到了湖北，襄阳地方官府正在紧锣密鼓地追查建文君臣出亡踪迹，建文帝觉得：襄阳不能逗留，于是就决定，马上离开，前往云南去。

　　漏洞百出的“完美答案”——建文帝出亡后归葬于北京西山一路上，建文君臣为了躲避朱棣的追杀，他们风餐露宿，可怜一代天子，在品尝了4年人上人的甜蜜和快乐以后，开始吃起了人下人的苦头。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正月，在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建文帝一行人来到了云南的永嘉寺。从此，他们就以云贵为根据地，往返于云贵、重庆、四川、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江苏、浙江、两广、福建等省份，进行了长达39年的秘密活动，最终建文帝还是回到了大明皇家宫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所载：正统五年（1440）云南罗永庵一和尚假冒建文帝案爆发，明英宗下诏将涉案的所有“案犯”押赴北京。据说，当时建文帝与“神算子”程济刚好在罗永庵，所以他们也一同被逮去了。后来英宗朝廷查明：那个自称是建文帝的和尚是个冒牌货，倒是其余涉案的12个“案犯”中有一个是真正的建文帝，因为他年老了有着特别的思归之情，于是就跟审讯他的御史从实相告，御史秘密地给皇帝上了一个折子。明英宗马上选派了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出来辨认。经过确认后，最终将建文帝迎入北京明皇宫西内。

　　程济听说以后，颇为感慨地说：“今日为止作为大臣我才算真正尽到了职啊！”他回到了云南，一把火将他们“修道”的大喜庵（最近网上有人说“大喜庵”即为“罗永庵”）给烧了，并遣散了那里的“修道”弟子。

　　建文帝入宫以后，明皇宫里的人都喊他为“老佛”，最终他老死在那里，死后葬于北京西山，皇帝下令对建文“老佛”“不封不树”。

　　以上就是建文帝下落之谜的一个“完美”的答案，典型的中国式的故事结局，这样的“智慧杰作”在我们的传统文学中尤为多见。我不太爱看传统小说，它们几乎一个样，什么公子落难，碰到一个美丽的富家小姐，两人一见钟情，以身相许，公子发奋苦读，金榜高中，小夫妻团圆。即使是谴责小说或者用现在时髦词语来讲，就是反腐倡廉小说也要将“皆大欢喜”作为故事的结尾，否则我们民族的情感上接受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大差别。西方文化中以悲剧结束的相当多，留下更多的是后人对前人、前事之思考；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大团结”、“一团和气”，既然是“大团结”了还用反思与思考吗？所以我们传统社会几千年中后人不断地重复着前人的故事，以前人为榜样，帝王情结尤为严重。而对于帝王的认识，我们国人就喜欢成功类型的帝王，相信“胜者王败者寇”的“真理”，那么要是胜者帝王有严重的罪恶，我们中国人都不大愿意去触及，因为他们都是“伟人”，所以更不敢去批判，只好曲意地编造，上述“建文帝出亡后最终归葬于北京西山”就是这样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