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明朝人没法肯定,那么清朝人编撰的《明史》(“殿本”)凭什么要说“建文帝烧死了”?
可以这么说,整个明朝官方都没有真正弄明白,建文帝到底是否被烧死了。转眼到了清代,遵循中国历代的后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清康熙帝着手开局编修《明史》,那么清朝人编撰的《明史》(即现今通行的“殿本”,另外在乾隆四十二年增修的《明史》即“四库本”《明史》流传不广,下文详述)对建文帝下落又留下了什么样的记载?
《明史》(即“殿本”,以下略)中有14篇《列传》是有关建文帝下落的,除了《方孝孺传》中直书“燕兵入,帝自焚”外,其余诸《传》,间或有“相传”建文帝“遁去”,就连皇帝朱允炆《本纪》中也没有肯定地说建文帝被烧死了,它是这么说的:“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综观《明史》中对于建文帝的下落留下了三种自相矛盾的观点:第一,烧死了;第二,“不知所终”;第三,“遁去”即逃跑了。至此,人们不禁要问了:这么一部花费了百来年时间、集中了几代博学鸿儒最终修订而成的、被人们誉为“二十四史”中的“佳史”的《明史》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瑕疵”?
其实答案不难寻找:第一,大明帝国的国史《明实录》从来没有把这事说清楚,换句话来说,作为复印件的原件不清楚,何来清楚的复印件;第二,《明史》修订的特定历史背景。《明史》创修于清世祖顺治二年,大规模纂修于康熙十八年,那时虽说清朝大体上已经一统江山,但全国各地潜在的反清势力还在秘密活动着,尤其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朱三太子流落于民间,成为许多地方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子。为了瓦解与泯灭各地的抗清斗争,以明朝正统后继者自居的清朝统治者除了使用军事镇压以外,还时不时地模仿明朝的做法,致力于思想与文化方面的稳固统治,如继续开科取士、开馆修史等等。就开馆修《明史》而言,当时就召集了许多各有所长的优秀史学人才,但这些修史官的观点并不统一:撰写建文帝本纪的史官徐嘉炎经过考证,认为建文帝最终出亡了,这一种观点从明中叶以后开始到清初流传甚广;但撰写明成祖本纪的史官朱彝尊则主张建文帝被火烧死了。这样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史官在撰写《明史》时不免要发生冲突,而时任《明史》编纂总裁的是王鸿绪,他也主张建文帝“阖宫自焚”。“康熙中,王鸿绪、揆叙辈党于廉亲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稿》,于建文君臣,指摘无完肤,而于永乐及靖难诸臣,每多恕辞,盖心所阴蓄,不觉流于笔端。”
换句话来说,王鸿绪是一个对朱棣充满好感而对建文帝极度诋毁的人。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有着不同的见解,这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但问题是王鸿绪的身份特殊,他是《明史》撰修馆的总裁,他的思想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朝统治者的政治态度有关。对此,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是这么说道的:“按朱三太子字洪竹,为思宗之子,清初间反清运动,资为号召,当天地会时,太子寄寓山东蓬莱,改姓名为张用观,字潜斋,矫装塾师。康熙四十年被捕,圣祖以其伪托,夷家小。馆臣仰体朝廷,对明室所抱亡国之后,不必幸存意旨,虽于易代之后,亦不直书惠帝逊国之后事。”
作为《明史》总裁的王鸿绪毕竟“政治觉悟”高,他充分地体悟到了当时康熙皇帝的心迹,如果尊重多数人所主张的建文帝出逃的观点,那就岂不意味着给康熙添乱:建文没死,流落民间;朱三也没死,那个被抓住的朱三太子是假的。如是说法,清朝统治者就休有宁日。
既然《明史》总裁王鸿绪具有这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一家之说的史学眼光,那么其手下的修史官也就不敢与王总裁直接对立,因为“明史开局,监修、总裁诸公以建文帝本纪书法下问,余(朱彝尊自称)以宫中火帝崩对,同馆徐(建文帝本纪作者徐嘉炎)胜力图争,当从逊国群书具述其事,遂任编纂,《纪》成,诸公(指《明史》监修、总裁诸公)终未以为然也”。
恐怕史传稿撰成后,通不过监修、总裁这一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考虑到与康熙帝所讳相抵触,因而加上“相传”字样外,也间有《列传》如《牛景先传》指出《致身录》诸书不可信,但在《赞》中仍坚持:“与其过而去之,宁过而存之”,留下建文帝流亡史迹。
这样就再度形成了通行“殿本”《明史》中建文帝下落模糊不清的结论:有的地方说是烧死了,有的地方说逃走了,甚至还说跑到了海外,等等。
那么历史上建文帝的最终结局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将历史的镜头对准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当政以后所干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许能看出一些历史的真实面目来。
§§第二章 朱棣“心病”十大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