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8——皇帝迷踪

序

　　马渭源教授的17卷本《大明风云》就要出版了，这是继他2014年推出10卷本《大明帝国》后的又一大系列专著。数日前，他来我家，邀我写个序，我欣然答应了。因为他与日本关西学院校长、国际明史专家阪仓笃秀教授是老一辈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的第二代传人，这是2011年年底海内外眉师儿孙们云集一堂，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后作出的慎重决定。作为眉师的第一代传人，我感到责无旁贷要做好这样的事情。

　　马教授在2012年就应邀去美国做讲座，北美三大华文报刊《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和《侨报》对此都曾做了专门的报道，其中《世界日报》称誉马渭源教授为著名的明史专家；稍后中国大陆媒体称他为“第一位走上美国讲坛的明史专家”。

　　另据海外媒体所载，马渭源教授的《大明帝国》系列专著得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海外著名国学大家许倬云先生的赞许与推介，并为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等西方诸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真乃可喜可贺！

　　最近中央级大报《光明日报》刊载文章说：“世界上SCI检索影响力较大的2000种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5种；排在本学科前3位的世界顶级期刊中，没有一本中国期刊。”与此相类的是，中国虽是当今世界上头号出版大国，但中国出版的各类专著为西方国家收藏的却不到20%，社科类不到10%，历史类更是凤毛麟角。而马教授的著作能被这么多的西方著名高等学府所珍藏，并得到了大家许倬云先生的肯定与称许，实属不易！

　　其实这些年在国内马渭源教授早已是南京电视台、南京广电、江苏教育电视台、安徽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和福建网站等公共媒体上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讲座主讲人和电视节目的常任嘉宾，而他的著作则更是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据说有一次在上海展览馆举办他的签名售书活动，原定活动时间为半小时，结果因为读者太多了，主办方不得不延长了一个小时，但还是未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而最近又传来好消息，国内外知名的网络运营商如亚马逊、中国移动、苏宁易购等都与马教授签订了电子书出版合同，广大读者尤其年轻的读者只要按按手机上的键钮就能轻松阅读他的电子版著作了。

　　马教授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和拥有这样的影响力，在我看来，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扎扎实实地深入研究，以渊博的知识来解释历史，并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但绝不戏说，由浅入深，做到既通俗易懂又让人回味无穷，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啊！

　　就以本次出版的《大明风云》系列之⑧《皇帝迷踪》为例，该卷本主要探讨建文帝出亡之谜问题。马教授花了大量的篇幅，首先从建文帝出亡的源头问题以及其在明代历史上的演绎入手分别予以考察，并随之展开了阐述，最终将建文帝出亡地锁定在福建宁德，那么有何依据？事情还得从这宗疑案的争议说起。

　　自从明成祖“靖难”成功以来，有关建文帝的最终下落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人们争了600年始终没有争出个是与非来，有关建文帝出亡之书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明代有两部书即程济的《从亡随笔》和史仲彬的《致身录》“绘声绘说”地“演绎”了建文帝的出亡过程。对此，吾师明史专家黄云眉教授经过潜心研究后在他的名著《明史考证》中这样说：“盖以为出亡之说可信，出亡诸书不可信。”（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1年，第一册，第60页）

　　云眉师的意思是：建文帝没有被宫中大火烧死，而是出亡了，至于出亡后的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所谓的“建文帝出亡”诸书有伪，则不可信也。作为云眉师的学生，我始终牢记眉师的教诲，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就一直在关注建文帝下落的研究。就全国范围而言，建文帝出亡之说几乎在南方各地都有，1959年我从购买到的谈迁《枣林杂俎》中对建文帝出亡各地说进行分析比对，曾想从中找到研究建文帝下落的突破口，但最终感到“各地说”都缺乏充分有力的证据，因而也就对“精彩纷呈”的“建文帝出亡各地说”没表什么态。时至90年代中期，我从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退休后有了自己的空余时间，从事自己的专业爱好研究，于是我就将自己读史中发现的郑和在福州雪峰寺密谒建文帝的史实整理出来，应澳门基金会与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邀请参加《郑和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研讨会，专门撰写了《郑和踪迹建文考》一文，后被收载在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5年12月出版的《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因为没有更多的实物依据，随后也就没有研究下去，但有种感觉：建文帝确实跑至福建去了。

　　延至2009年年初，在福建省与宁德市党政领导关怀下，在有关学者以及史学工作者与其他方面同志齐心协力合作下，找到了建文帝陵墓及其袈裟。过后不久，福建宁德地方政府邀请我、马渭源、郑自海和郑宽涛等人前往宁德当地去考察一下。当时马渭源教授找我商量，我年事已高，正赶上身体不适，就委托马渭源教授去多看看。事实上我这样做的直觉是对的，一来马渭源教授本身在建文帝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系列著作中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自出版以来一直很畅销，让他多留心看看，肯定有收获，二来马渭源教授现从事的工作不是他的本专业历史学，而是极为现代化和尖端化的电子音像出版，并且还在高校兼课讲授，他既懂电子又懂音像，且洞悉明代历史，加上这几年来他经常在各地电视台“客串”，作历史文化系列讲座，所以让他多留心可以得到可靠的第一手视频与文字资料。

　　数日后，马渭源教授从福建宁德回来，带给我丰实的资料、考古照片及相关视频，我们俩反复比对史料，进行分析研究。我岁数大了，跑不动，他年轻就多担当一点，上南京图书馆、明孝陵、明故宫等地去查资料、拍摄照片，再导到电脑里拿来与我共议，还不断地向宁德地方上的王道亨、吴泽金等先生请求帮助，补充考古实物材料和方志材料。经过近4个月的苦战，我们终于理出了头绪：建文帝的确跑到福建去了。但这时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切记眉师的教导：“史学论点一定要凭史实说话。”这样就“沉默”到了2009年8月份，我身体也好点了，就与马渭源教授说了自己准备到福建宁德看看的想法，他马上联系，随后我们就与郑自海先生、郑宽涛先生等人应邀一同踏上了赴宁德的考古之路。

　　宁德三天的现场考古时间相当紧张，本来可以从容一点，但马渭源教授要回来上南京市里开会，所以我这个古稀之龄的老者就只好跟着他们。上金贝古墓及其周边的墓葬都位于陡峭的山坡上，就连马渭源教授这样的年纪的人都说走在上面两腿发软，但为了取得考古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在当地畲族老乡的扶持下，我硬着头皮爬了上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三天考古行将结束时，我们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建文帝最终下落找到了！

　　一切皆在不经意间，在我们结束宁德考古回到南京后，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新闻频道相继对我们的宁德考古进行了报道。随之，南京的新闻媒体前来采访，我们从各自的角度谈了对宁德古墓与袈裟的个人看法，同时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在《科学教育》频道作了对话，这些纯属于学术讨论，可以根据“双百”方针，提出不同看法，平等地切磋。然而没想到的是，有些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对我们进行了莫名其妙的非难。一会儿在报纸上说，宁德上金贝古墓是元末明初的和尚墓，一会儿又说宁德支提寺袈裟是明朝万历朝廷赐予的，那么依据呢？据报纸及其网上所云：全凭某些人现场直觉感观一下，没有与史料好好核一核，就“语出惊人”地断言我们讹误，更有甚者夹带人身攻击。对此，我们将保留法律所赋予自己的权力，同时对于学术问题我们坚持原则，决不人云亦云。我请马渭源教授抓紧时间进一步查对正史与古人笔记史料，尽早将建文帝出亡宁德的史实考证公诸于世。

　　2010年5月，马教授的《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一书终于问世了。该书出版后，深受海内外广大读者朋友的喜欢，出版社一再加印该书。在这过程中，马教授想到了要修改一下，但由于工作、讲座及事务特别繁忙等种种原因，这个愿望一直到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才得以实现。修改后的《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现更名为《皇帝迷踪》，其学术价值更高。在我看来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弄清楚了建文帝生死之谜。

　　长期以来在建文帝生死问题上出现了这么一种倾向：全信明代官史。目前看来关于建文帝生死问题的最早官方记载是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一批御用文人所撰写的《明太宗实录》，其曰：“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於火中，还白上。”但如果比对一下朝鲜的《李朝实录》就发现问题大了，然而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至今为止还有些人抱着“建文帝烧死说”不放。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见《孟子》卷14上《尽心章句》，载《十三经注疏》下册）

　　就此，马渭源教授在书中从中朝两国的实录比对入手，列举了永乐朝的十大疑，然后抽丝剥笋地展开一一剖析，将考证目标锁定在建文出亡问题上，再结合南京明孝陵梅花谷的“燕王告天文”碑记内容与清乾隆四十二年定本的《明史》（俗称“四库本”）所载“（朱）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的结论，丝丝入扣地论证清楚了建文帝没死，而是出亡了。有根有据，说理清晰明了，让人一看便知这600年第一谜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第二，弄清楚了建文帝逃亡何处之谜。

　　关于建文帝逃亡何处，明代以来大致有三说：两广、云贵和闽浙。其中以伪书《致身录》、《从亡日记》中描述的逃亡云贵说为时尚，而闽浙说却被世人所忽视。正像马渭源教授在书中所说的“真理是常常躲在许许多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表象之背后，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发现真理”。我们没说我们发现的一定是真理，但我们起码是以探究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建文帝的下落之谜。马渭源教授在书中以宽广的胸怀，首先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列表出来，然后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立足于明初政治实际，从源头即《明太宗实录》寻找突破点，发现了明成祖与“西北王”沐晟之间的双重亲家和“云南王”沐家之间同样是双重亲家等特殊关系，从而排除了建文帝最终出亡云贵的可能性。然后在此基础上他将目光集中到了常人所不注意的闽浙方向，极不容易的是他从300多万字、596卷的《明神宗实录》中寻找出当年蒙难的建文君臣的原籍省份，结合《明史》中《孝义传》和吕毖的《明朝小史》中所载的明成祖听信诬告派专人前往浙江浦江追查以及从建文转向永乐那个特殊时期“亲建文奸党”分子潜伏在福建、江、浙等地区的史实，逐渐将侦破600年第一谜案的焦点展示给读者朋友。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建文帝下落之谜研究中所不曾拥有的，这不能不说他的思维之敏捷，眼光之锐利。

　　第三，弄清楚了建文帝归死葬地之谜。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能从来也没有哪个像建文帝那样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北京、湖北、湖南、南京、苏州等等，向来争讼不已，但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孤证。虽然福建宁德的考古发现很迟，甚至还有人漠视宁德考古现场的实际，悍然予以否定，但我们却坚持研究。现在马渭源教授的新作出版了，他在书中列举了许许多多可靠的证据，予以严密的考据论证：

　　首先，他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八吉祥与云龙纹等作为着眼点展开分析，由八吉祥的明初时代特征到云龙纹在大明皇家享用的特殊范围等，逐渐地将研究焦点聚在了大明皇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明神宗实录》和明万历年间福建宁德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的记载中寻找史料，甄别出清代编撰的、当下被人捧为圭臬的《宁德支提寺图志》中记载的不实，再从“九五礼数”和龙饰的享用范围以及明代云锦特征等方面考察，以此来断定宁德支提寺袈裟不是明万历朝廷所赐，而是建文帝的。做到了文物与文献的第一次结合，言之有据。从学术论文大证据链角度来看，他的考证成了缁衣即袈裟与历史文献的一致。

　　其次，由袈裟联系到它主人的命运，马渭源教授将宁德支提寺袈裟上的“福寿”灯笼顶端的如意纹与宁德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纹作了比对，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出奇地又相吻合了。马教授与我共同爱好中西文化交流，不过他近些年更多集中注意力在中西绘画方面对比研究，曾连着在有国际影响的澳门《中西文化研究》等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这回看来他的特长还真用上了。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继续从史料文献上挖掘，在《明史》和《明实录》中又找到了如意云纹等在明代皇家使用的特殊范围，进而使得宁德支提寺袈裟与宁德上金贝古墓相合互证，又与明代官方史书相合互证了，真如马渭源教授在书中列举的有根有据的五大巧合时所发问：能有这么多的巧合吗？

　　再次，马渭源教授将宁德上金贝古墓舍利塔须弥座造型与明初“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须弥座做比对，结果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正当他欣喜地将研究成果告诉我时，网上传来了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原所长、著名古建筑专家于振生先生在考察了上金贝古墓后发表了他的观点：“古墓舍利塔下面的须弥座是明初的建筑风格”，闻讯后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更为重要的是马渭源教授还十分重视对上金贝古墓龙饰构建的研究，他吸收了篆刻界朋友的鉴别意见，将上金贝古墓龙刻构件与《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中的中国古代龙纹玺做对比，发现它们几乎成了一对“孪生姐妹”，由此也就否定了上金贝古墓的“螭首”说，并结合金水河、金水桥等明清皇家阴阳宅规制，将古墓最终锁定为浓缩版的简易大明皇家陵寝即建文陵。由此做到了考古现场建筑古物与已确定明初造型风格相吻合，古物与古书记载再度吻合。

　　最后，马渭源教授从宁德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明初人文环境出发考察了建文帝出亡福建的可行性问题，他既用了正史《明史》、《明实录》，又引用了当地的方志及文人笔记，甚至还结合了一些民间传说，其最大贡献在于不仅发现了潜伏在浙江、福建的“亲建文帝”分子，而且还找到了《明神宗实录》中244个福建籍“建文奸党”分子蒙难的史实，再结合正史与野史中有关建文帝披缁出亡的史料记载，进一步夯实了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的学术根基，也印证了我当年所述郑和在福建雪峰寺密谒过建文帝的史实。

　　综上所述，马渭源教授的论证：袈裟与史料相合，袈裟与古墓相合，古墓又与史料相合，环环相扣。看来，至此为止，600年来第一谜案是可告破了。

　　当然，此书还有一些工作没来得及完成，那就是马渭源教授在书的结尾时也提到的：建文帝是怎么跑到福建宁德去的？他一路上又遭遇了什么？最终到底是怎么死的，等等，这些具体的细节问题还有待于大家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但必须是客观理性的，科学的，而不是在媒体上信口开河，或不负责任地放“空炮”，更不是纯凭主观感官好恶就妄下断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真正地深入下去。

　　最后，借此机会我们要向国内外新闻工作者及媒体工作人员在国内外作了专题报导，尤其是美国柯伊文先生用1430份文稿向全世界作了报导，特此感谢！

　　敬以为序。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2014年11月18日修改马渭源教授的又一新著《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要出版了，他要我写个序，我极为爽快地答应了。马教授的这一新著是他一年前出版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的姊妹作，后者是目前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全面介绍建文帝的专著，从建文帝的出生到他的即位，再从“建文新政”到“靖难之变”，“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他首先肯定了建文帝是个好皇帝，不是明代官史所记载的荒淫无道之君；其次他正确地把握住了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最先提出的“建文新政”概念，并予以充分论证：“建文新政”是善政，是宽政，甚至作了一点遐想：如果没有“靖难”，或许会出现历史上的第二个“贞观之治”？读来颇有新意，但也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案没有彻底解答开来，那就是建文帝的最终下落问题。

　　事实上，自从明成祖“靖难”成功以来，有关建文帝的最终下落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人们争了600年始终没有争出个是与非来，有关建文帝出亡之书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明代有两部书即程济的《从亡随笔》和史仲彬的《致身录》“绘声绘说”地“演绎”了建文帝的出亡过程，对此，吾师明史专家黄云眉教授经过潜心研究后在他的名著《明史考证》中这样说：“盖以为出亡之说可信，出亡诸书不可信。”（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1年，第一册，第60页）

　　云眉师的意思是：建文帝没有被宫中大火烧死，而是出亡了，至于出亡后的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所谓的“建文帝出亡”诸书有伪，则不可信也。作为黄云眉师的学生，我始终牢记眉师的教诲，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就一直在关注建文帝下落的研究。就全国范围而言，建文帝出亡之说几乎在南方各地都有，1959年我从购买到的谈迁《枣林杂俎》中对建文帝出亡各地说进行分析比对，曾想从中找到研究建文帝下落的突破口，但最终感到“各地说”都缺乏充分有力的证据，因而也就对“精彩纷呈”的“建文帝出亡各地说”没表什么态。时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从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退休后有了自己的空余时间，从事自己的专业爱好研究，于是我就将自己读史中发现的郑和在福州雪峰寺密谒建文帝的史实整理出来，应澳门基金会与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邀请参加《郑和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研讨会，专门撰写了《郑和踪迹建文考》一文，后被收载在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5年12月出版的《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因为没有更多的实物依据，随后也就没有研究下去，但有种感觉：建文帝确实跑到福建去了。

　　延至去年年初，在福建省与宁德市党政领导关怀下，在有关学者以及史学工作者与其他方面同志齐心协力合作下，找到了建文帝陵墓及其袈裟。过后不久，福建宁德地方政府邀请我、马渭源、郑自海和郑宽涛等人前往宁德当地去考察一下。当时马渭源教授找我商量，我年事已高，正赶上身体不适，就委托马渭源教授去多看看。事实上我这样做的直觉是对的，一来马渭源教授本身在建文帝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系列著作中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自出版以来一直很畅销，让他多留心看看，肯定有收获；二来马渭源教授现从事的工作不是他的本专业历史学，而是极具现代化和尖端化的电子音像出版，并且还在高校兼课讲授，他既懂电子又懂音像，又洞悉明代历史，加上这几年来他经常在各地电视台“客串”，作历史文化系列讲座，所以让他多留心可以得到可靠的第一手视频与文字资料。

　　数日后，马渭源教授从福建宁德回来，带给我丰实的资料、考古照片及相关视频，我们俩反复比对史料，进行分析研究，我岁数大了，跑不动，他年轻就多担当一点，上南图、明孝陵、明故宫等地去查资料、拍摄照片，再拷到电脑里拿来与我共议，还不断地向宁德地方上的王道亨、吴泽金等先生请求帮助，补充考古实物材料和方志材料，经过近四个月的苦战，我们终于理出了头绪：建文帝的确跑到福建去了。但这时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切记眉师的教导：“史学论点一定要凭史实说话。”这样就“沉默”到了去年八月份，我身体也好点了，就与马渭源教授说了自己可以到福建宁德看看的想法，他马上联系，随后我们就与郑自海先生、郑宽涛先生等人应邀一同踏上了宁德的考古之路。

　　宁德三天的现场考古是相当紧张，本来可以从容一点，但马渭源教授要回南京开会，所以我这个古稀之龄的老者就只好跟着他们。上金贝古墓及其周边的墓葬都位于陡峭的山坡上，就连马渭源教授这样年纪的人都说走在上面两腿发软，但为了取得考古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在当地畲族老乡的扶持下，我硬着头皮爬了上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三天考古行将结束时，我们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建文帝的最终下落找到了！

　　一切皆在不经意间，在我们结束宁德考古回到南京后，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新闻频道相继对我们的宁德考古进行了报道。随之，南京的新闻媒体前来采访，我们从各自的角度谈了对宁德古墓与袈裟的个人看法，同时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在《科学教育》频道作了对话，这些纯属于学术讨论，可以根据“双百”方针，提出不同看法，平等地切磋。然而没想到的是，有些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对我们进行了莫名其妙的非难。一会儿在报纸上说，宁德上金贝古墓是元末明初的和尚墓，一会儿又说宁德支提寺袈裟是明朝万历朝廷赐予的，那么依据呢？据报纸及网上所云：全凭某些人现场直觉感观一下，没有跟史料好好核一核，就“语出惊人”地断言我们讹误，更有甚者夹带有人身攻击。对此，我们将保留法律所赋予自己的权力，同时对于学术问题我们坚持原则，决不人云亦云。我请马渭源教授抓紧时间进一步查对正史与古人笔记史料，尽早将建文帝出亡宁德的史实考证公诸于世。而今他的书稿已成，也该我兑现先前之诺言了。

　　在我看来，本书《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的价值至少有三：

　　第一，弄清楚了建文帝生死之谜。

　　长期以来在建文帝生死问题上出现了这么一种倾向：全信明代官史。目前看来关于建文帝生死问题的最早官方记载是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一批御用文人所撰写的《明太宗实录》，其曰：“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但如果比对一下朝鲜的《李朝实录》就发现问题大了，然而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至今为止还有些人抱着“建文帝烧死说”不放。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见《孟子》卷14上《尽心章句》，载《十三经注疏》下册）

　　就此，马渭源教授在书中从中朝两国的实录比对入手，列举了永乐朝的十大疑，然后抽丝剥茧地展开一一剖析，将考证目标锁定在建文帝出亡问题上，再结合南京明孝陵梅花谷的“燕王告天文”碑记内容与清乾隆四十二年定本的《明史》（俗称“四库本”）所载“（朱）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的结论，丝丝入扣地论证清楚了建文帝没死，而是出亡了。有根有据，说理清晰明了，让人一看便知这600年第一谜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第二，弄清楚了建文帝逃亡何处之谜。

　　关于建文帝逃亡何处，明代以来大致有三说：两广、云贵和闽浙。其中以伪书《致身录》、《从亡随笔》中描述的逃亡云贵为时尚，而闽浙说却被世人所忽视。正像马渭源教授在书中所说的“真理是常常躲在许许多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表象之背后，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发现真理”。我们没说我们发现的一定是真理，但我们起码是以探究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建文帝的下落之谜。马渭源教授在书中以宽广的胸怀，首先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列表出来，然后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立足于明初政治实际，从源头即《明太宗实录》寻找突破点，发现了明成祖与“西北王”沐晟之间的双重亲家和“云南王”沐家之间同样是双重亲家等特殊关系，从而排除了建文帝最终出亡云贵的可能性。然后在此基础上他将目光集中到了常人所不注意的闽浙方向，极不容易的是他从300多万字、596卷的《明神宗实录》中寻找出当年蒙难的建文君臣的原籍省份，结合《明史》中《孝义传》和吕毖的《明朝小史》中所载的明成祖听信诬告派专人前往浙江浦江追查以及从建文转向永乐那个特殊时期“亲建文奸党”分子潜伏在福建、江、浙等地区的史实，逐渐将侦破600年第一谜案的焦点展示给读者朋友。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建文帝下落之谜研究中所不曾拥有的，这不能不说他的思维之敏捷，眼光之锐利。

　　第三，弄清楚了建文帝归葬地之谜。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能从来也没有哪个像建文帝那样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北京、湖北、南京、湖南、苏州等等，向来争讼不已，但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孤证。虽然福建宁德的考古发现很迟，甚至还有人漠视宁德考古现场的实际，悍然予以否定，但我们却坚持研究。现在马渭源教授的新作出版了，他在书中列举了许许多多可靠的证据，予以严密的考据论证。

　　首先他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八吉祥与云龙纹等作为着眼点展开分析，由八吉祥的明初时代特征到云龙纹在大明皇家享用的特殊范围等，逐渐地将研究焦点聚在了大明皇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明神宗实录》和明万历年间福建宁德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的记载中寻找史料，甄别出清代编撰的、当下被人捧为圭臬的《宁德支提寺图志》中记载的不实，再从“九五礼数”和龙饰的享用范围以及明代云锦特征等方面考察，以此来断定宁德支提寺袈裟不是明万历朝廷所赐，而是建文帝的。做到了文物与文献的第一次结合，言之有据。从学术论文大证据链角度来看，他考证了缁衣即袈裟与历史文献的一致。

　　其次，由袈裟联系到它主人的命运，马渭源教授将宁德支提寺袈裟上的“福寿”灯笼顶端的如意纹与宁德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纹作了比对，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出奇地又相吻合了。马教授与我共同爱好中西文化交流，不过他近些年更多集中注意力在中西绘画方面对比研究，曾连着在有国际影响的澳门《中西文化研究》等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这回看来他的特长还真用上了。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继续从史料文献上挖掘，在《明史》和《明实录》中又找到了如意云纹等在明代皇家使用的特殊范围，进而使得宁德支提寺袈裟与宁德上金贝古墓相合互证，又与明代官方史书相合互证了，真如马渭源教授在书中列举的有根有据的五大巧合时所发问：能有这么多的巧合吗？

　　再次，马渭源教授将宁德上金贝古墓舍利塔须弥座造型与明初“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须弥座做比对，结果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正当他欣喜地将研究成果告诉我时，网上传来了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原所长、著名古建筑专家于振生先生在考察了上金贝古墓后发表的观点：“古墓舍利塔下面的须弥座是明初的建筑风格”，闻讯后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更为重要的是马渭源教授还十分重视对上金贝古墓龙饰构件的研究，他吸收了篆刻界朋友的鉴别意见，将上金贝古墓龙刻构件与《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中的中国古代龙纹玺做对比，发现它们居然几乎成了一对“孪生姐妹”，由此也就否定了上金贝古墓的“螭首”说，并结合金水河、金水桥等明清皇家阴阳宅规制，将古墓最终锁定为浓缩版的简易大明皇家陵寝即建文陵。由此做到了考古现场建筑古物与已确定明初造型风格相吻合，古物与古书记载再度吻合。

　　最后，马渭源教授从宁德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明初人文环境出发考察了建文帝出亡福建的可行性问题，他既用了正史《明史》、《明实录》，又引用了当地的方志及文人笔记，甚至还结合了一些民间传说，其最大贡献在于不仅发现了潜伏在浙江、福建的“亲建文帝”分子，而且还找到了《明神宗实录》中244个福建籍“建文奸党”分子蒙难的史实，再结合正史与野史中有关建文帝披缁出亡的史料记载，进一步夯实了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的学术根基，也印证了我当年所述郑和在福建雪峰寺密谒过建文帝的史实。

　　综上所述，马渭源教授的论证：袈裟与史料相合，袈裟与古墓相合，古墓又与史料相合，环环相扣。看来，至此为止，600年来第一谜案是可告破了。

　　当然，此书还有一些工作没来得及完成，那就是马渭源教授在书的结尾时也提到的：建文帝是怎么跑到福建宁德去的？他一路上又遭遇了什么？最终到底是怎么死的，等等，这些具体的细节问题还有待于大家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但必须是客观理性的，科学的，而不是在媒体上信口开河，或不负责任地放“空炮”，更不是纯凭主观感官好恶就妄下论断。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真正地深入下去。

　　最后，借此机会我们要向国内外新闻工作者及媒体工作人员在国内外作了专题报导，尤其是美国柯伊文先生用1430字的文稿向全世界作了报导，表示感谢！

　　敬以为序。

　　2010年4月1日于南京大学

　　§§第一章 第一谜案云山雾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