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5——治隆唐宋

第五节 精心打造明初三陵终极关怀江山永宁

　　明孝陵与明皇陵、明祖陵一起被人称为明初“三陵”。说起明初“三陵”，在大讲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当代社会里，不少国人对此“信手拈来”却又张冠李戴。网上就有人将南京明孝陵称为南京明皇陵，将盱眙的明祖陵称为南京明祖陵。其实，明初“三陵”并不仅仅是指分布于三个不同地方的明初皇家陵寝，而且还有着不同的内涵。南京明孝陵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马氏的合葬之处，凤阳明皇陵是朱元璋安葬他的父母及兄嫂、侄儿之遗骨的地方，而盱眙明祖陵则是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三者中除了前者神主生前曾经威风八面、呼风唤雨甚至左右乾坤外，后两者墓主人活着的时候都是土得要掉渣的苏北或淮北乡村农民，要不是后来家族里出了那么个不要命起来“闹革命”的好儿孙朱元璋，他们将可能永远也不为人所知晓，默默无闻地待在阴曹地府里听唤当差。

　　中都凤阳明皇陵——大明龙脉之一明初“三陵”间还有个区别，那就是它们建造于不同的时间。如果按最终建成时间顺序排列的话，其次序为明皇陵、明祖陵和明孝陵。

　　凤阳明皇陵复原鸟瞰图〇凤阳明皇陵的第一次营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四月

　　明皇陵最早营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四月，那时即将完成帝王之业的吴王朱元璋从应天城出发，来到了阔别12年的故乡凤阳。除了前面讲过的，他与家乡父老共叙乡情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对自己父母的坟墓进行改葬。想当年朱重八家“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指朱父）终于六十有四，皇妣（指朱母）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在这段回忆中，朱元璋（实际上当时是由朱元璋口述、元末明初著名文人危素撰写）用了“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16个字概括性地描述了当年父母下葬时的悲惨景象。换成现代汉语的直白表达，即说既没有什么像样的祭奠礼仪，又没有凑合得过去的棺椁，在向人苦苦哀求讨得一小块破地后，就以父母在世穿用的破烂衣服裹一裹，随即就出殡下葬了。除了生死两别的悲痛外，贫困窘迫所带来的心灵刺痛或许更多地伤害了那时还愣头愣脑的“小杆子”，甚至给他带来了终身的心理创伤。在后来的人生岁月里，朱元璋一方面“右贫抑富”，打击豪强富民，关注民生；另一方面继续保持简朴的生活习惯，力戒奢靡，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早年贫苦所带给他的影响。贫穷本身不是罪过，也不是什么羞耻、丢面子的事情。但在中国社会里贫穷与富贵却似乎有着特别的含义，人们的精神价值层面没有忏悔意识、没有财富原罪说，更多地趋向笑贫不笑娼。于是不难见到，我们中国人一旦富了就要出来或回家乡抖一抖，就如项羽所说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其实这样的衣锦还乡心理在中国社会里一直存在了几千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能见到，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国人忽然间“思念”起先逝的父母与祖先来了，于是就大修、豪修自家祖宗阴宅，此类事情近年来尤为一些“人民公仆”与富商所热衷。他们用特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哀思”与“孝道”，譬如给自己已故的父亲、爷爷烧些进口豪车，给母亲、奶奶烧些金银珠宝，甚至还有人烧几个金纸做的“小姐”，让阴间里的老爷爷们好好地爽一爽，乐一乐。如等活丑是穷惯了的中国人突然富裕以后其内心长期积淀的炫富、斗富畸形心理所致的。当年即将称帝的朱元璋回乡时是不是也具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现在已无法完全确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朱家这位好儿孙重回故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即为了表达自己对已故父母长辈的孝道。对此，《明实录》等史书记载道：丙午（1366）夏四月丁卯日，“上至濠州，追念仁祖、太后始葬时礼有未备，议欲改葬。”“丁卯……吴王至濠州，念先人始丧未备，议改葬”。

　　无论是“追念仁祖、太后始葬时礼有未备”还是“念先人始丧未备”，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说当年朱五四夫妇离世时恶衣陋葬了，做儿子的朱元璋没有尽到孝道，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啊！

　　孝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有着特别的内涵和发挥着特殊的社会功能效应。据说在殷商甲骨文里头就有“孝”字，中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对“孝”的解读为“善事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先秦儒家经典《论语》中“孝”的意思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通‘悌’，即敬爱兄长）”；“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那么怎么做到“孝”呢？孔子认为：“应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即说：做子女的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按照礼节要认真、恭敬地侍奉他们；父母死了，也要按照礼节隆重地埋葬他们，并按照礼节郑重地祭祀他们。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与厚葬理论的基本内涵。现在朱元璋的父母都不在了，生前尽孝已经不可能了，唯一有可能做到的就是举行礼葬和隆重的祭祀，即厚葬。

　　不是说12年前朱家那对农民夫妇已经“浮掩三尺，奠何肴浆”了，那怎么来个厚葬呢？这就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外一个名词“改葬”。一般来说，上档次的改葬都发生在某个家族里边由于子孙后代富贵发达了而对先祖坟茔进行大规模的殡葬升级。有史可考，古代中国人早就有了改葬的习俗与先例。朱元璋之前有头有脸人物举行过的有影响的改葬，首先要数唐朝吏部尚书李义府对其祖父坟茔的升级改造。不过李家的这等事说到底还是作为臣子所做的，那有没有后来贵为天子的特高级人物改葬自己的先祖？有，五代末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得大位，开国宋朝。由此赵家已经死去了的赵爷爷、赵老爷爷、赵老老爷爷及其坟茔名号都得到了升格：高祖赵眺上庙号僖祖，坟墓改名钦陵；曾祖赵珽上庙号顺祖，坟墓改名康陵；祖父赵敬上庙号翼祖，坟墓改名定陵；父亲赵弘殷上庙号宣祖，坟墓改名安陵。赵家天子的高祖、曾祖、祖父因为早亡，葬于离当时北宋首都开封较远的幽州北京，所以真正得了名号提升又进行了坟茔升级的，也只有死于赵匡胤篡位前五六年的赵弘殷了。宋乾德二年（964）孝子赵匡胤在河南巩县为父亲赵弘殷改葬，命其陵名为安陵。

　　既然有皇帝改葬祖宗的先例，行将完成帝王之业的吴王朱元璋照着做不就行了；但这时老朱家的这个好儿孙反倒犯起了嘀咕，因为赵匡胤的父亲尽管不是什么王侯显贵，但他活着时曾为后周检校司徒、天水县男，正五品，可能相当于当今中国社会中人们所热衷追捧的地市委书记以上的高官，而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活着时始终是个穷困潦倒的乡下农民，怎么能与赵父相比？因此说，这时候的朱元璋内心底气似乎很不足，不知道如何改葬自己父母坟茔和举行祭祀大礼，于是就问随从的博士许存仁和起居注王祎：“改葬典礼当何据？”许、王回答道：“《礼》改葬易常服用缌麻（中国传统社会中最轻的一种丧服，笔者注），葬毕除之。今当如其礼。”朱元璋听后哭着说：“改葬虽有常礼，父母之恩岂能尽报耶？”随即下令，让有关部门“制素冠、白缨、衫绖，皆以麄布为之”，即制作中国传统社会里最重的一种丧服。见此，精通儒家经典与礼仪的起居注官王祎不停地摇头说：“这样的丧葬服饰太过、太重了！”朱元璋当场解释道：“与其轻也，宁重！”即说与其取轻，我看还不如隆重一点为好，对父母的孝再怎么说也不能讲过了。

　　那么朱元璋君臣为什么会对朱五四夫妇的改葬及其相关祭祀礼仪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这就要从中国传统丧葬礼仪中的五服制说起。

　　五服指的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斩衰：《明史》解释说，斩衰服饰是“以至粗麻布为之，不缝下边”。其意思是指，听到自己最亲的亲人死了，立即用刀将粗麻布斩断，不缝边、不修饰地直接制成丧服，以示对最亲之人的哀悼，因此说它是丧服中最重的一种。一般是子为父、妻为夫、诸侯为天子、大臣为君主着此丧服，为期3年。要是做到了，那你就是“孝子”或“贤臣”或“节妇”。

　　齐衰：《明史》解释说，齐衰服饰是“以稍粗麻布为之，缝下边”。意思是说，听到很重要的亲人死了，用刀将粗麻布斩断，并把边缝齐，然后制成丧服。它是五服制中第二等丧服。一般是子女为继母、为慈母，孙儿、孙女为祖父母、为曾祖父母、为高祖父母，夫为妻，庶民为国君着此丧服，为期1～3年不等。

　　大功：《明史》解释说，大功服饰是“以粗熟布为之”。意思是说，听到较重要的亲人死了，用粗略加工或言大致加工过的麻布制成丧服。它是五服制中第三等丧服。一般是堂兄弟、未婚堂姊妹、已婚了的姑姑姊妹、侄女、诸孙、从子媳妇、侄儿媳妇和已婚妇女为自己的伯父、叔父、兄弟、侄子等着此丧服，为期9个月。

　　小功：《明史》解释说，小功服饰是“以稍粗熟布为之”。意思是说，听到重要的亲人死了，用稍稍加工细了的熟麻布制成丧服。它是五服制中第四等丧服。一般是祖之兄弟、父之从父兄弟、妃之再从兄弟等皆着此丧服，为期5个月。

　　缌麻：《明史》解释说，缌麻服饰是“以稍细熟布为之”。意思是说，用稍细的熟麻布制成丧服。它是五服制中第五等丧服，也是最轻的一种。一般疏远一点的亲属、亲戚皆着此丧服，为期3个月。

　　由此可见，五服制所表明的是与死者在血缘与姻缘等方面的亲疏远近之关系，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并与政治关系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朱元璋当时要改葬父母坟茔和补办隆重的祭礼，如果对照上述五服制，按照他个人与地下朱五四夫妇之间的关系来讲，那就要着五服中最重的斩衰之服。但根据先秦儒家经典《礼记》中的规定：“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即说，国君有聚合族人之礼，但族人却不能以亲戚身份同国君班辈列位次。换句话来说，国君政治地位永远得高于族内其他人的地位与身份——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中国自古就讲究政治。因此在当时随从大臣许存仁和王祎看来，朱元璋是行将开国的一代君王，他的父母亲仍是草民，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行父子之大礼，服用缌麻之服就够了——即国君为臣下或草民穿的丧服。理由是朱某人行将贵不可言，怎么能与一般人相比！但朱元璋坚持要用常人的方式来表达他浓厚的孝道，穿着斩衰之服，宁重勿轻！这倒多少显示出了他的厚葬孝义了。

　　其实厚葬先人除了表达子孙的孝道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为死者的子孙后代占得好风水、“谋”得好福气。对此朱元璋深信不疑，“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这话意思是朱元璋本想用厚葬来弥补当年对父母薄葬之失，但占卜者说：“不行啊，死者入土为安，‘改葬恐泄山川灵气’！”于是只好“增土以培其封”，即在原来的坟茔上增加些封土，加盖、加厚一些。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将陵墓边上的一些乡邻，包括与朱元璋个人关系不错的汪文与刘英等找来，嘘寒问暖一番后，嘱咐他们中的20户人家当好老朱家的“坟亲戚”，负责看守朱五四夫妇之坟茔，同时朱元璋还命令相关部门免去他们的徭役和赋税。这大概是明初开国史上第一次凤阳皇陵营建。

　　明代柳瑛《中都志》中的《明皇陵总图》

　　〇凤阳明皇陵的第二次营建——洪武元年（1368）三月～洪武二年（1369）五月

　　从凤阳明皇陵的第一次营建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称为吴王的朱元璋之底气不是太足。吴王，叫起来很好听是个王，但说白了，还是“小明王”底下的臣子，离皇帝还有一定的距离；更让他如鲠在喉的是东边那个自称为“诚王”的张士诚一直在跟他较着劲；加上自己的父母活着时都是社会底层的草根，转眼之间要上升为贵不可言的皇帝与皇后，这多少让人感觉，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古训云：名不正言不顺，树大招风，所以在开国前的第一次凤阳皇陵营建时，朱元璋只能下令，相对简单地修缮一番。

　　可这样的情况到了半年后就发生了大变，先是朱元璋调集徐达、常遇春等率领诸路兵马于吴元年（1367）九月攻灭了东吴张士诚政权，实现了南方地区大体上的统一。随后的洪武元年（1368）正月，由凤阳乡下的放牛娃、游方僧人“蜕变”而来的朱圣人在应天城开国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就在乙亥日开国那天，洪武帝亲率满朝文武前往应天城的南郊祭告天地。回来时他专门上太庙去，敬奉神主，“追尊（朱家）四代祖考妣为皇帝、皇后，奉上玉宝、玉册”，其册文曰：“孝玄孙嗣皇帝元璋稽首，顿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孙；子孙有天下者，追尊于祖考，此古今人之通义也！元璋遇天下兵起，躬擐甲胄，调度师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广，皆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诸臣庶（多次）推，尊元璋为皇帝。先世考妣未有称号，谨上皇高祖考尊号曰‘玄皇帝’，庙号‘德祖’，皇高祖妣曰‘玄皇后’；皇曾祖考尊号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皇曾祖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号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祖妣王氏曰‘裕皇后’；皇考尊号曰‘淳皇帝’，庙号‘仁祖’，皇妣陈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鉴此孝思！”

　　由当今皇帝钦定，还有谁敢不认可，昔日穷困潦倒且土得掉渣的朱家老爷爷、老奶奶们在名分上一下子从地下升到了天上，不是皇帝就是皇后，由此而言，他们的坟茔也理所当然要来个升级换代。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玄孙嗣皇帝（朱）元璋”之大孝啊！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当今天下第一人的身份相匹配啊！洪武元年三月癸酉日，刚刚登上大位还没几天的朱元璋“遣官致祭临濠仁祖陵及淮川之神，命以太牢祀三皇”；并令人“姑积土厚封，势若冈阜。树以名木，列以石人、石兽，以备山陵之制而已”。凤阳明皇陵第二次营造工程由此拉开了序幕。

　　而就在凤阳皇陵修建的同时，朱元璋内心却波澜起伏，思绪滚滚，当年朱家罹难时的悲惨情景时不时地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他一边哭一边述说，著名文臣危素受命笔录、润色，最终撰成《皇陵碑文》。碑文写好后，洪武帝“命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诣陵立碑”。

　　皇陵在修建、陵碑文也已撰好，但这样高档次的陵墓不能没个好名号？有人看出了问题。洪武二年（1369）二月丁丑日，专门负责朝廷礼仪、祭祀、宴餐等方面活动的大臣礼部尚书崔亮向洪武帝上请：“历代帝陵都有名号，现在皇帝陛下的尊父仁祖皇帝（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个皇帝，是朱元璋称帝后对他父亲追尊的尊号）的陵寝也应该加个尊号才是啊！”朱元璋略加思索了一番，说道：“那就叫做‘英陵’吧！”崔亮听后随即又上请洪武皇帝，让专门掌管大明祭祀的礼乐机构——太常寺举行一个像样的告祭礼。

　　告祭礼一般是在国家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才会举行，太常博士孙吾与对崔亮的说法并不认可，他说：“山陵之制，莫备于汉。大凡人主即位后的第二年就要进行陵墓工程建设，且要将天下税收的三分之一用于这个方面。譬如说汉文帝时造的‘霸（灞）陵’，就是以北山石为槨，那时文帝还在位，难道就有以‘霸（灞）陵’之号来举行祭告之礼吗？唐太宗的陵墓名号为‘昭陵’，那也是定在长孙皇后与其合葬之后的了。武则天最后合葬于‘乾陵’，而‘乾陵’之名可能最早定在唐高宗下葬之日。由此而言，汉唐之际皇帝与皇后陵寝绝无两个名号，其祭告之礼也绝不会有的。崔尚书所说的可能涉及庙号与陵号两个不同的概念：庙号是专门给刚刚驾崩了的大行皇帝取的，因此说不能不举行祭告之礼，也不能不写入祭告之册，告之于神明；但陵号就不同了，陵寝的名号一般是后来帝王加上去的，目的在于祭祀时好识别先帝陵寝，所以历代王朝一般都不举行什么陵号祭告之礼的。现在对于英陵的尊号，礼部尚书崔亮说要举办什么祭告之礼，小臣以为不合礼制，恳请皇帝陛下罢黜其说。”崔亮听到这里，不干了。他立即向洪武帝禀告说：“陛下，给山陵上尊号，这是对仙逝祖先莫大的尊重。考察历代典礼制度，东汉光武帝曾为先陵上‘昌’之尊号，宋太祖曾为高祖陵上‘钦’之尊号，为曾祖陵上‘康’之尊号，为祖陵上‘定’之尊号，为考陵上‘安’之尊号。由此而言，大凡创业之君隆尊其父辈祖先的，就必定会尊崇其陵。既然尊崇其陵，就必然会行祭告之礼。再从人之常情而言，给先帝陵加尊号却又不行告知之礼，这合乎人间情理吗？小臣以为，只有告知了，才算合情又合理，才像个孝子贤孙所应该做的。”听到这里，朝堂上的众臣纷纷附和起来，都说应该举行祭告之礼。朱元璋当即拍板，祭告礼等英陵碑落成后就叫礼部派太常寺官员去举办。

　　从明代官史的这等记载来看，明皇陵最初还不叫这个名，而是叫做明英陵。但到了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日，朱元璋却突然将原来的“英陵”改为“皇陵”。这是为何？

　　据凤阳当地人的解释：改名为皇陵，即“皇家陵园”的意思。朱元璋这样改名是为了强调其父朱五四已不再是乡间草民而是皇帝了，从而达到抬高其陵寝之作用与地位的目的。但更深层次的解释可能不仅仅是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里头就有：“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这话的意思是讲，在周朝礼制中，周天子死叫做崩，诸侯死叫做薨，大夫死叫做卒，士死叫做不禄，庶人死才叫做死……祭祀祖父称皇祖考，祭祀祖母称皇祖妣，祭祀父亲称皇考，祭祀母亲称皇妣，祭祀丈夫称皇辟。凤阳朱家陵墓里葬着的朱五四夫妇对于大明天子朱元璋来说，当然要称其为皇考和皇妣了，而无论是皇考还是皇妣，都是生人对于前代亡亲的尊称，因此将陵寝名号由“英陵”改为皇陵似乎显得更为恰切，也更能彰显孝子朱元璋的浓浓孝敬之意！另据后来修成的明祖陵来看，在陵名的命名上，朱元璋同样采纳了“祭王父曰皇祖考”之说法而定其名为祖陵。

　　由上述朱元璋二修明皇陵的经过来看，他花足了心思、投入了相当的物力、财力和精力。由此而成的明皇陵到底有哪些大的工程建设呢？

　　据相关人士的考证来看，主要有：再次增大坟茔，广植名贵树木，竖立石像生和皇陵碑及修筑陵寝正殿与陵园城墙。

　　〇凤阳明皇陵的第三次营建——洪武八年十月～洪武十二年五月

　　人们常说：贫寒之家多出孝子。这话要是套在朱元璋头上，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正是因为自己一路走来走得太艰辛了，他才会充分体悟到当年自己父母的困顿与苦难；也许正是因为父母的早亡与亲人间过早的生离死别，他才会越发想念自己的父母亲。洪武二年四月的一天，洪武帝朱元璋稍稍有点闲暇，就跟身边的侍臣聊天，不知不觉怎么聊到了中医上的吮痈。吮痈，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就是用嘴吸痈疽的浓血以袪毒。这种事在过去常发生在父母亲有病了，子女为表达自己的孝道就“奋不顾身”地吮痈了。朱元璋听后颇为感慨地说道：“朕尝思人子于其亲一体而分者也，思念之笃，精诚之至，必相感通。”随后他讲了一则自己亲历的事情。

　　刚参加郭子兴红巾军时，朱元璋因为为人乖巧、作战勇敢，又甚为郭元帅喜欢，在与元兵交战中多数取胜，由此朱公子名声远扬。元兵为了报复，到处打听朱元璋家人的情况。但当时的朱家人差不多死绝了，实施报复几乎不可能了。这时有人探得了朱元璋母亲坟茔的信息，元兵立即予以开挖，尸骨遗骸弄得到处都是。后来朱元璋得讯后赶了回去收拾母亲的遗骸，但不知怎么的就发现少了一根手指骨，于是拼命地在坟墓四周寻找，找啊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根手指骨。一根小骨头凭什么说就是母亲的？朱元璋想起了民间的“滴血认亲”之法，当即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血滴在尸骨上。要是发现血能渗透到尸骨里头的，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血亲关系；要是血不能渗透到尸骨的，那就说明双方之间没什么亲缘关系。朱元璋如法炮制，结果发现自己的血居然融入了那根小指骨里头。由此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乃知亲之气血相感如是，与他人自不同也。”

　　除去迷信与神话，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对父母的思念之情与孝敬确实不同于一般人。再说皇陵第二次修建完成后，虽然有了像样、气派的祭祀父母之陵园了，但要是管理和保护不力的话，那什么都是白搭的。于是在洪武二年五月明皇陵正式定名的那一天，朱元璋就下令设立皇陵卫，让人专门负责看管和保卫皇陵，并规定相关人员必须严格按时祭祀。另外，他还每隔一段时间派遣自己的皇太子朱标与秦王朱樉等专程前往临濠，来祭奠皇陵，并谆谆告诫他们：“吾祖宗去世既远，吾父母又相继早亡，每念劬劳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尽孝，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极。今凤阳陵寝所在，特命尔等躬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尔等敬之！”说到这里，朱元璋老泪纵横，“因悲咽不自胜，太子诸王皆感泣”。

　　事情做到这一步该差不多了？不，朱皇帝觉得还不够。洪武七年六月他专门成立了皇陵祠祭署，任命“汪文为署令，刘英为署丞，专典祀事”，并钦定皇陵祠祭署官员的品秩，“署令”（洪武后期改名为奉祀）为从仕郎，即文官从七品；“署丞”（洪武后期改名为祀丞）为从八品。我们将之换成大白话来说：不就是看坟的吗？干吗要将他们的官秩定到县处级官员那么高？这除了表示洪武帝的孝道外，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缘由？

　　这就要从朱元璋与汪文、刘英等老家乡亲的特殊关系讲起。

　　汪文与刘英是表兄弟关系，汪文原本不姓汪，姓曹，他的父亲叫曹均，母亲才姓汪，即明初开国时朱元璋经常挂在嘴边的“汪氏老母”或称“汪母”。《皇陵碑》中就有“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恸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醴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由此可以说，汪母乃是当年朱元璋的救命恩人，要不是她出点子让他上皇觉寺去当和尚，恐怕当时的朱家人就全死了。所以后来朱元璋一辈子都记得汪氏老母的好。汪氏是朱家的邻居，丈夫曹均早亡，所以少年时代的朱元璋可能不一定记得曹均什么事。但曹均与汪氏生育的三个儿子，他们都与朱元璋岁数差不多，且关系也不错。曹家三兄弟原本都姓曹，后来跟随“朱圣人”出来“闹革命”了。其中的老二跟朱元璋走得更近一点，念及曹家三兄弟母亲汪氏的救命之恩，洪武帝后来就赐予老二曹秀之大名为“汪文”。

　　与汪文为表兄弟的刘英也是一个与朱皇帝有着非同一般关系的特殊人物。刘英的父亲叫刘继祖，又名刘大秀，叔叔叫刘德，《皇陵碑》里边都提到了：“昔我父王，寓居是方；农桑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而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丧；田主（刘）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得与葬地，邻里惆怅；忽伊郑兄之慷慨，惠此黄壤。”这里头就讲到了朱家罹难、窘迫之际，朱元璋兄弟曾向田主刘德讨要一小块土地来下葬他们的父母亲，没想到招来了一顿臭骂。但出乎意料的是田主刘德的哥哥刘继祖与其妻子娄氏却主动出来相助，“惠此黄壤”，使得朱元璋兄弟总算有个地方下葬了父母。

　　朱元璋参加红巾军起义的第二年，刘继祖夫妇相继病逝，留下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儿子刘英（当时还没这个名字）。刘英听说小兄弟朱重八在濠州城内的起义军里当了个什么“镇抚”官，就赶来投奔了。朱元璋见到发小就激动不已，不停地说道：“吾故人至矣！”并随即问起刘家两位长辈恩人近况可好？当听说他们双双过世的消息后，他顿时就“惨怛动容”，解下自己身上的佩剑赐给刘英，让他从此当他的贴身护卫。

　　再说当时的刘英连个大名都没有，就像朱元璋投军时叫朱重八一样，他充其量也就叫个××狗啊或猫啊。朱元璋听了觉得他的名字太土了，有一天乘着刘英与表兄弟汪文在一起的时候，就问刘英：“你年纪也不小了，叫什么来着？没什么大名、雅名？”刘英说：“没人给我取呀！”听到这里，朱元璋立即赐名“刘英”。说完转过头去对着曹秀即后来的汪文，问道：“你叫什么曹秀？你的表兄弟刘英他爸叫刘继祖，字大秀。这个秀，那个秀，岂不乱了辈分了？甚为不妥！”说到这里，朱元璋略微停顿一下，然后脱口而出：“你就叫汪文吧！”

　　刘、汪两家小兄弟连名字都由朱元璋来起，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于当年恩人家的人和好乡邻可谓是关爱有加，心里挂记着。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军渡江开辟江南根据地，许多人出来请缨，主动要求上前线杀敌。见此，刘英也热血沸腾，向朱家老哥儿提出了相似的要求，没想到朱元璋不同意，理由是：我不想让恩人家的人和好乡邻去冒冲锋陷阵的危险。就这样，刘英当护卫一当就是十余年。

　　洪武七年，朱元璋决定成立皇陵祠祭署，这是明代最早设置的皇家帝陵祭祀机构，专门负责陵墓祭扫。主事者不仅可以“全免粮差”，还可以在祭祀过程中揩揩油、捞点实惠，就连朱元璋也曾说道：“将的猪来，祭了吃了猪去；将的羊来，祭了吃了羊去。”再说皇陵祠祭署的署令和署丞都是七、八品县处级朝廷官，这样的美差一般人连做梦都做不来，朱元璋将它们赐给了当年朱家大恩人的后代汪文和刘英，并专门为此下了敕文，其文说道：“古今名爵，奔走天下豪杰者，愚夫未达，以其不知其志，罔识其意焉。朕本农夫，家贫，丧父母，身当幼冲，百无所措，幸邻人汪姓者保护之；无地可葬，幸刘姓者惠以葬地，以安神灵。及壮，可以作为。元天下乱，乘时得人，岁久众集，所以定群雄，平祸乱，臣民推戴为天下君。上尊四代为帝，坟称皇陵，以报劬劳，此历代必然之理。其设官尤重。所以重者，保山陵奉香火也。于此之职，朕犹未官。今汪、刘姓氏者，见勤农于乡里，其人尚未立名，特赐之以名曰文、英，敕授从仕郎，署令卫护皇陵。于戏！古者帝王以六行教人。尔善其一，尚逢如是，况备行者乎？尔文、英可谨遵朕命，以传永久，以励后人。宜行，准此。”

　　朱元璋不仅对汪、刘两家的同辈兄弟恩遇隆隆，而且还对其子孙后代倍加呵护以及在政治与精神层面抬高两家的地位。洪武七年六月，朱元璋听说汪文儿子汪伦、刘英儿子刘鉴少年初长成，当即令人将他们送到南京国子监来读书，且“日给糈脯，冬夏给衣布等物”。洪武十一年五月，朱元璋又突然惦记起汪、刘两家恩人来，特命刘继祖夫妇、汪氏老母和赵氏干娘等配享明皇陵陵主淳皇帝朱五四夫妇，让人四时祭祀，享受人世间最高的礼遇。同年九月追封刘继祖为义惠侯、其妻娄氏为义惠侯夫人。

　　除了汪、刘两家外，朱元璋还曾召集了几十户的乡邻做明皇陵的陵户，且在后来不断地扩大陵户范围，“洪武十一年，奉旨：精清钟离土著旧民三千三百二十四户，编为陵户，分为六十四社。（每社）五十户，以一人为长。每户拨田地一庄，供办皇陵每岁时节祭祀，全免粮差”。到了洪武十六年时，全免粮差的范围开始大大地扩大。那年三月丙寅日，朱元璋跟大明户部官当面指示：“凤阳朕故乡，皇陵在焉。昔汉高帝生于豊，起于沛，既成帝业，而豊沛之民，终汉世受惠。朕今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宜榜谕其民，使知朕意。”

　　上文中3 324陵户，合计大约有人口16 600人。这哪是陵户，简直就是皇陵大军啊！朱元璋将皇陵陵户队伍这般做大做强的目的，我想可能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表达自己的孝义。这一点在我们当代社会里还能看到，尤其在广东、福建一带，家里长辈老人死了，做子女的要哭灵送终暂且不说，他们还往往出钱雇佣一大批人穿上丧服，组成浩浩荡荡的哭灵队伍，其哭闹之声响彻云霄。笔者初见不识（我们江浙人讲究实际），当地人解释说：哭闹场面越大表明子孙越孝，至于家里长辈老人活着时，小辈们对他（们）孝不孝，就无人过问了，因为我们国人最讲面子上的事情。第二，显示被祭祀者的后代子孙身份显贵。想当年朱五四夫妇死时，朱家家徒四壁，这还不仅仅是穷的问题，更多的是显现出朱氏家族子孙的困顿和卑微。现在那个朱重八可大发特发了，不好好地搞一搞大场面，还等待何时？第三，组织好陵户队伍就地看好朱家陵园，就等于守住了大明龙脉。这一点在元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第一次回乡时召集包括汪文、刘英两家在内的20户乡邻时就曾说到：“乡里亲戚爱厚者，惟足下二人（指汪文和刘英）！先世陵墓所在，吾岂敢忘？但国家事重，不得不归耳，公等善为我守视。”“公等善为我守视”换成现代汉语就是，拜托诸位为我朱某人守好朱家坟茔！再看“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无非是让“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人们感受“阳光”之温暖，从本质上而言就是牢牢稳固大明帝国之“根本”、朱家龙脉之所在。

　　设立皇陵卫，专门担当起看管和保卫皇陵之工作；成立皇陵祠祭署，委任最为亲善的乡人亲邻负责从事专业的皇陵祭祀活动，且不断地扩大陵户队伍和“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等等。这般举措实施到了洪武八年时朱元璋忽然发现了问题：原来自洪武二年（1369）九月大明天子决定以临濠为中都起，凤阳中都巨型工程建设就此拉开了序幕。经过6年的营建，一座气势恢宏、崇楼豪阁的凤阳中都城突兀在淮河南岸的乡间旮旯里，再远远望去就是不久以前二次营建完成的明皇陵。两者相比，后者显得局促、小气，哪有什么皇家建筑气势！

　　洪武八年四月朱元璋为中都建设专程回了一次老家凤阳，这也可能是他第二次回家乡了。四月是他父母的忌日，朱皇帝这回是亲自祭奠了父母。但当他祭完父母和视察完中都回到南京后没几天，就突然宣布停建中都城。由此也联想到了二次营建的皇陵，觉得其与中都无论在布局、规模还是在格调、层次上都不相称，于是于洪武八年十月，正式下令开始对明皇陵进行第三次改建，即“筑凤阳皇陵城”；洪武十一年四月，“重建皇陵碑。上以前所建碑恐儒臣有文饰，至是，复亲制文，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刻之”；洪武十二年闰五月丁巳日，“皇陵祭殿成，命称曰‘皇堂’”。祭殿即为享殿，是明皇陵的正殿，它的建成表示明皇陵主体工程建设已大功告成。

　　〇凤阳明皇陵的规模与布局

　　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到洪武十二年（1379）断断续续共计13年的时间，朱元璋花费了巨大的物力、财力与人力前后3次对明皇陵进行了营建。那么，由此建造起来的明皇陵到底有着怎么的规模与格局？

　　据现有的史料与凤阳当地的实地考古可知，明皇陵与明中都、明南京城（外廓城不计算在内）一样，共由3道城组成，即朱元璋开创建制的“三环相套”的都城建设模式。最外一道叫做“土城”，中间一道叫砖城，最里边一道叫皇城。明皇陵正门在北，整个皇陵坐南朝北，与传统陵寝的坐北朝南整个倒了个儿。这既是当年朱五四夫妇离世时生活陷入绝境的朱家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又是事后害怕泄了龙气而不敢改葬的无奈选择。所以说皇陵的三次营建主要可做的“文章”范围就在朱元璋父母坟茔的四周了。让我们以一个考古旅游者的身份来一一考察它们吧。

　　第一道城——土城是前往皇陵祭祀的官员和陪祭人士的驻马休息处。一般来说，祭祀的前一天晚上，祭祀官员与陪祭人士就得准备好，先上土城外的铺舍和外直房等候半夜祭祀。在进入陵区前先派人将名单递上去，以便检查。随后穿过植满松柏等名贵树木的神路，来到皇陵土城正门即正红门前下马慢行。因为其旁立有2块下马碑，碑的正反两面上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再由正红门的券门进入，继续南行，穿越红桥、中门、红门、穿堂、正殿及棂星门等，就可来到皇陵的第二道城外的官厅和直房内守候，等到夜里子时（23点～1点）时才可上砖城的正门——明楼前准备进入。

　　整个土城的建筑设施有：土城即最外一道城，其周长28里即14公里，“44社人户轮流直守，拨设皇陵卫巡绰”；正红门3座，在北，向东北；神路长3里，“傍植松柏，路达都城，亦设本卫巡守”；东西角门2座；官厅2座，即为祠祭署衙门；东、西、南门各3间；东、西、南门外直房各一间；下马牌8座，在四门外；铺舍13座；在土城东北角内有大水关1座，水从此流出进入淮河，小水关19座。皇堂桥1座，在大水关之北；外直房40间，在东角门外，于各衙门陪祭官驻马处。

　　第二道城——砖城是皇陵祭祀的预备区。由土城进入的祭祀官员们来到砖城的正门——明楼，明楼正对着神道。神道是皇家专用的，一般祭祀官员都不得在此行走，只能走边上的便道。在这一段神道东侧分布着混堂、直房、厢房、左右庑、膳厨、寝殿、鼓房、神库、神厨等，此处还有左右对称的石像生。

　　砖城内外的主要建筑设施有：内外都有砖砌而成的砖城1座，高2丈，周长6里多，开4门，各门上都有楼；城楼4门4座，5间，重檐；具服殿6间；膳厨2间；官厅6间；直房：4门直房左右各5间，棂星门外直房左右各11间；棂星门3座，绿琉璃瓦；红桥5座。在北城门外东有1座神厨，有20家厨役人户直守，其中有1门，神库南北各5间，旧房5间，天池1口，鼓房1间，“遇祭支更”。在离北城门东北11里处有1座斋宫，其中有正殿5间，穿堂3间，寝殿5间，膳厨5间，左、右庑各5间，红门3间，厢房东西各5间，角门2座，东、西直房各3间，红桥3座。在离北城门东北2里之处有混堂1座，其中正房5间，水池2座，等等。

　　第三道城——皇城是皇陵祭祀区，也是皇陵最为核心的部分。祭祀官员通过砖城神道边上的便道，步行数分钟便可到达朱元璋御制的皇陵碑和无字碑，再前行一些，就是皇城的正门——金门。穿过金门展示在眼前的就是皇陵正殿——享殿，即为祭祀朱元璋父母的核心活动场所。享殿左右连接东庑和西庑，左侧还有燎炉1座。祭祀完毕后继续向前，便可到达皇陵陵主之墓地了。

　　整个皇城都由砖垒砌而成，高2丈，周长75丈5尺，红土泥饰，其内外主要建筑有：金门5间；左、右庑各11间；燎炉1座；左、右角门2座；后红门5座；左、右碑亭2座，御桥5座；华表和石像生共计36对（但也有说是32对，31对或28对，现有独角兽2对，石狮8对，华表2对，石马与控马官6对，石虎4对，石羊4对，文臣2对，武将2对，宫人2对），在北城门内，“两旁直抵金门外御桥北”。“以上俱黄琉璃瓦，青碧彩绘，20家人户轮流直守。”

　　上述就是明皇陵的建筑规模与大体布局。当你穿越历史巡视一回这座明初第一陵时，可能要为眼前的景象所惊叹和慑服：规模恢弘与金碧辉煌的皇陵建筑被数十万株郁郁葱葱的名贵树木所笼罩着，青黄相间，一片肃穆森严。这不仅仅是当年朱元璋表达孝道和教化后人的特殊场所，也是大明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

　　〇凤阳明皇陵的历史沧桑

　　可就是这样珍贵的文化遗产却在后来的历史中几遭破坏甚至是灭顶之灾。明皇陵遭受这样的不堪命运，首先应该归咎于永乐迁都后统治者的不重视。

　　由于自身从小是在凤阳乡下度过的，朱元璋对父母和家乡充满了感情。正因为如此，在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明皇陵在洪武时期经历了3次营造才成为规模宏大的一代帝陵。就在这过程中，除了有关机构举行常规性的祭祀外，朱元璋还曾前后3次躬祭皇陵，即至正二十六四月、洪武四年二月和洪武八年四月，其中在最后这次躬祭祭文中他这样说道：“思往昔之艰难，痛今朝之忌日，音容杳绝三十二年，罔极之恩，何从以报，谨献牲醴于陵下，伏惟昭鉴。”生死两别，音信隔绝，回想往日生活的艰辛，朱元璋悲恸不已、伤心之至。这样的情感是任何人都难以完全理解的。由此，他不下4次派遣皇太子朱标及秦王朱樉等亲王前往凤阳祭陵，即吴元年十月、洪武五年正月、洪武八年三月，洪武十一年二月。像这样由皇帝、皇太子和亲王出面的高级别多次祭祀皇陵活动在明朝历代中也就洪武一朝了。

　　见此可能有人要说，不对，永乐帝不是4次躬祭，超过了洪武帝朱元璋？我们不妨来看看永乐皇帝4次躬祭都发生在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在永乐七年二月，皇帝朱棣打着“巡狩”旗号，开始第一次北巡，实为驾崩了的徐皇后寻找归宿地和他未来迁都做准备。就在这北行途中他顺路驻跸凤阳，祭奠皇陵，并大赏陵区陵户和工作人员及当地的土著居民，好似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明太祖孝子和钦定“接班人”似的。

　　第二次是在永乐十一年二月，北京天寿山陵建成，徐皇后灵柩开始北运。永乐皇帝又打着天子“狩巡”的旗号，从南京出发前往北京，实为就近解决北疆蒙古问题和大规模开建与“四方远夷无不臣服”的“永乐盛世”相匹配的新都城北京。也就在这次北巡的途中，他第二次顺路拜谒了凤阳皇陵，且故伎重演，大赏凤阳当地耆民。

　　第三次是在永乐十四年十月，朱棣接到密报，上面写道：当年主动打开金川门归降自己的十八皇弟朱橞家藏有他的老冤家“建文帝”，谷王想以此作为谋反的“大旗”。如芒在背的永乐帝赶回南方，就在这次途中，“车驾次凤阳，亲祀皇陵，赐耆民酒肉”。

　　第四次是在永乐十五年三月，朱棣再次“以巡狩”为名北上，实为开启大规模建造大明新都和快速迁都做努力。四月丁巳朔，“车驾次凤阳，亲祀皇陵。是日享太庙，命皇太子行礼”。

　　从上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永乐朝皇帝4次躬祭都是“烧香看和尚”——顺路，哪有洪武帝那般诚心诚意，时时挂记。即使快到生命终点、行将就木时，朱元璋还不停地念叨着家乡皇陵与父母亲等。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日（离驾崩只有1月了），洪武帝亲祭南京明皇宫太庙。祭祀完毕出来，他走走又回过头去看看，几乎走一步停三步，忽然间他好像有什么大发现似地指着路边的桐梓，跟随行的太常寺官员感慨道：“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说到这里他“感怆泣下”，停了好一阵子，才继续说：“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临在上，无时不存。尔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扫奉神主，恐有不虔，当以时省视，务宜斋洁，以安神灵。”由此可见，朱元璋的“孝”是真正的孝，正如民间常言：贫寒出孝子！因此说，他给自己与马皇后的陵墓取名为“孝陵”是名副其实的。这一点要比推翻父皇“既定方针”、破坏“祖制”、篡夺帝位和视父皇所都南京为敝屣但又自我标榜为“孝子”的朱棣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虽说“乱臣贼子”朱棣上台后也曾多次躬祭明皇陵与明祖陵，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更多与其篡位上台后做贼心虚有关。老爷子在位时，朱棣伪装成“好儿子”“乖乖孩”；等到老爷子一躺下，他就立即“靖难”造反，灭人“十族”，挖人祖坟，活剥人皮、轮奸女人……将洪武帝开创之江山弄得血流成河，就连老朱皇帝钦定的接班人——大明合法皇帝朱允炆也给搞得下落不明。如此这般，即使天不怒，地不怨，但大明皇家——朱家的老祖宗们会开心吗？地下老祖宗要是不开心，就得有空没空地给他们多祭祀祭祀，多烧些纸钱。我们中国人最讲究实惠，死人也一样，就像民间愚夫俗妇暴发后给祖先修造豪华坟墓、多烧些金纸做的漂亮“小姐”一般，几乎乏善可陈。

　　其实朱棣的恶劣影响远不止这些。由于永乐后期迁都北京，大明皇家远离南方，自然拉开了与朱家祖宗的距离；加上皇家子孙后代深居内宫和养尊处优，缺乏对太祖皇帝及其祖上所经历的艰辛人生的理解，因而也就对皇陵与祖陵的祭祀与管理不予太多的重视。朱棣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出生于凤阳，对家乡尚有一定的感情，他在当皇太子时曾一度祭祀过皇陵。后来当上皇帝，时间很短，且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不过即使这样，他还在洪熙元年三月“命皇太子（朱瞻基）往祭皇陵、孝陵，就留守南京”。可哪知大明皇家这位公子哥儿压根儿就没上凤阳，而是直奔南京。从此大明历史上再也没有皇帝、皇太子躬祭皇陵这等事，剩下的只有皇帝遣使祭祀与常规性祭祀了。

　　没了皇帝、皇太子躬祭，明皇陵、明祖陵的实际地位大为下降，但这还不打紧。问题的关键是由于风雨、雷电、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和腐蚀，甚至还有管理不善的因素，自明宣德以后，明皇陵、明中都和明祖陵等明初皇家建筑开始不断出现问题。而在明朝统治者看来，相比于“烂尾工程”明中都，明皇陵可谓至关重要了，因为它是大明帝国龙脉之所在，所以修缮皇陵等很早起就形成了一套制度。《大明会典·山陵》中明确写道：“若泗州祖陵、凤阳皇陵、南京孝陵遇有修理，皆隶南京工部。”这是讲具体负责修缮工程的主管衙门为南京工部，但要不要修，是大修还是小修甚至不修，这一类关键问题还得由大明天子拍板。

　　宣德七年六月，凤阳府上奏：“皇陵正殿、皇城内外屋宇多有损坏，宜修理。”宣德帝朱瞻基表示：“此不可缓！”随后“命驸马都尉赵辉修治凤阳皇陵及皇城内殿宇”，还降敕给赵辉：“必敬慎小心，务坚固，不可苟且。”不过回过头来他又说：“正殿宜并力修整，皇城内外屋宇少待农隙可也。”

　　这是大明盛世时代对待皇陵与明中都的态度——相对重皇陵、轻皇城，朝廷的如此态度一直到了明中叶嘉靖时才有所改变。嘉靖十七年四月，明世宗命镇远侯顾寰挂印充总兵官，提督漕运，镇守淮安，“修理祖陵、皇陵及皇城，工成，升巡抚右都御史”。

　　不过嘉靖朝的这等做法后来并没被承袭，随着政治愈发腐败，国库财政日趋紧张，大明朝廷对于渐趋破败和毁损的明皇陵、明中都等明初皇家建筑的态度是能不修就不修，除非到了非修不可之时，也是只修“龙脉”皇陵，而弃中都不顾。由此而言，大约到明末之时，本来就是“烂尾工程”的明中都城早就破败不堪了，但明皇陵建筑整体上还是保存完好的，不曾想到就在明崇祯八年却招来了第一次灭顶之灾。

　　崇祯初年，全国性的农民大暴动风起云涌，响雷滚滚，云集于中原地区的农民军就可达20万人，且他们有随时南下的可能。面对这样的危局，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上“请申饬江防，凤陵单外为忧”，就是说他上请朝廷赶紧派兵南下，否则的话就凤阳地方军事力量是难以抵挡农民军进攻的。崇祯帝听说大明龙脉面临着危险，就专门召开了群臣会议，讨论应对方案。当时兵部尚书张凤翼提议：让皇帝下令，叫镇守淮安的漕运总督兼巡抚的杨一鹏移军凤阳，以备来犯之敌。理性而言，这个方案十分务实、妥帖。淮安就在凤阳的边上，且漕运总督手中尚有一定的兵力，如果真的执行下去，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在这样的“国难”之际，镇守淮安的漕运总督兼巡抚的杨一鹏偏偏是个贪生怕死之人，接到崇祯皇帝的敕令后，他以身体有病为由迟迟不行。

　　杨一鹏之所以敢这样“抗旨”，一来他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的主考官王应熊现在可是大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在那个时代这类考生与考官之间的关系很特别，他们在政治场上往往是一个派系的，否则没法混下去；二来当时凤阳巡按御史吴振缨是杨一鹏的好友，而吴振缨又是当朝内阁首辅温体仁的乌程老乡，这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好着呐；三来杨一鹏当时直接的职守官衔是漕运总督兼江北四府巡抚，但他还挂着朝廷的户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地位一点也不比张凤翼低啊，凭什么要听人摆布？正因为有着这样复杂的官场人士关系与背景，崇祯帝一纸诏书等于废纸，杨一鹏优哉游哉地待在淮安，迟迟不向凤阳移兵增援。

　　可北方农民军却毫不含糊，崇祯八年（1635）正月，见到凤阳龙脉地区兵力空虚，他们急速南下。当时凤阳百姓与当地守军都十分痛恨贪婪暴虐的守陵太监杨泽，听到农民军南行，他们纷纷前去做向导，因而凤阳情势骤然变得极度危急。对此，中都留守司正留守朱国相、指挥使程永宁迅速召集军士，誓死保卫凤阳，并亲率兵士300人，自西门出发迎战农民军。哪知刚走一阵子，忽然眼前出现一片黑压压的阴霾，明军兵士以为是农民军到了，纷纷丢盔弃甲，四处逃窜。朱国相收集残兵前往瑶山，刚上去就遭遇到了农民军的先遣部队，双方就此开展血战。由于当天重雾遮日，战斗一时分不出胜负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农民军首领扫地王张一川、太平王等率领大队人马赶到，中都留守司明军兵士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先后一一阵亡。朱国相和程永宁等41员明军将官被杀，农民军“遂攻陷凤阳，焚皇陵，烧龙兴寺，燔公私邸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杀军民数万人”。

　　农民军烧了凤阳皇陵，果然令人痛恨与揪心，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历史悲剧，不了解真相的我们当代人老喜欢将板子打在农民军身上，其实真正挑起事端的还是大明朝最高当局者。崇祯初年，李自成的农民军声势浩大，严重威胁到了明王朝的统治。在这样的情势下，以“中兴”大明为己任的崇祯帝或许秉承了其祖宗明成祖挖人祖坟的基因，居然派人专门前往陕西米脂去平李自成的祖坟，想以此来割断李氏不断腾升的未来天子之皇气。一报还一报，这下农民军攻占凤阳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复仇机会，他们杀了凤阳守陵太监，砸毁了朱元璋亲立的“第一山”碑，在朱五四夫妇的皇陵墓顶上挖了一个深穴，以泄皇气，以断龙脉。随后兵向临淮，因当地守军有备，未能攻占，当即火烧西关，引军而返。

　　这就是明皇陵与明中都遭受的第一次灭顶之灾或称“凤阳之变”。据事后相关人士清点，在这一场大劫难中总计“焚毁三府公署；罪宗共265名，今存174名；留守公司府厅共毁594间；焚鼓楼、龙兴寺67间；民房毁22 652间；杀官6名，失印2颗，武官失印20颗；生员杀66名；陵墙班军杀死2 284名；高墙军196名；精兵755名；操军800余名”和“焚皇陵楼殿为尽，松300 000株，杀司香太监60余人”。

　　明皇陵与明中都遭受第二次灭顶之灾是在“凤阳之变”后的30余年，即人们经常称誉的“康熙盛世”时代。据《清实录》所载，清康熙九年、十年、十一年等连续数年“江南安庆等七府，滁州等三州连岁被水淹、蝗蝻等灾”，出现“麦禾皆死，人食树皮”的悲惨景象。饥民们为了生存纷纷外出乞讨、流浪，凤阳中都城与明皇陵昔日曾为大明皇家根本之所在，如今已经改朝换代了，还有哪个大傻子吃饱了撑着来管理一个被推翻了的王朝“龙脉”，于是经由“凤阳之变”劫后余存的那些“免费的”明朝官家建筑成了难民们最佳避难所。“康熙盛世”下的凤阳地方父母官知府张以谦目睹难民们糟蹋大明皇家建筑，但为了自己的仕途与一方“平安”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整个皇陵地区建筑由此破坏殆尽，只剩下石人、石兽、华表、皇陵碑等。

　　就在明皇陵经历第二次大劫难的几乎同时，埋葬着朱元璋祖父、曾祖和高祖等人的明祖陵也遭受了灭顶之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情还得从明祖陵的建造说起。

　　泗州（盱眙）明祖陵——大明龙脉之二明祖陵是明初第二个建造完成的大明皇家陵寝，陵主为朱元璋的祖父、曾祖和高祖。

　　前面我们说过朱元璋的身世，他是家中的老小，出生时父亲朱五四已经年过不惑，这在农村里算是个小老头了。祖父朱初一在朱元璋出生前一年就离世了，按照明代王文禄等文人笔记中的说法，朱初一死在泗州即今天盱眙的杨家墩一带，且葬在了那里。而那时的朱元璋父亲朱五四与母亲陈氏可能还只为农业劳作后找乐子，展开了激烈的床上运动，而未曾想到半年之后却怀上了一条真“龙”。由此说来，朱元璋与他的祖父连个面都没有见过，谈不上有什么感情，更别提他的曾祖和高祖了。

　　〇朱元璋：我家爷爷、太爷爷都葬在哪儿？

　　朱元璋家“先世家沛，徙句容”，即明代人熟知的句容县通德乡朱家巷。大约是在朱元璋伯父朱五一12岁、父亲朱五四8岁时，朱家爷爷朱初一与妻子王氏带了这几个孩子离开了朱家巷，北渡长江、淮河，一直来到泗州城北的孙家岗，随即定居在那里。由此看来，被永远“定格”在句容朱家巷的曾祖、高祖对于朱元璋来说那更是遥遥不可及。

　　遥遥不可及也就罢了？不，对于特别讲究孝的传统中国人来说可不能这样。孝，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有着十分广泛的含义，它不仅要求做子女的和做小辈的要让父母及其长辈衣食无忧，而且还要让他们生活得幸福快乐，更应该在他们仙逝后举行隆重的祭奠和进行厚葬。这就是传统中国儒家经典中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此话的原意是，谨慎地办理父母亲的丧事，虔诚地祭祀祖先，这样做就可以使得民众的道德风俗归于淳厚了。民众道德风俗归于淳厚，帝国统治者就能高枕无忧。朱元璋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所以人们不难看到，自洪武立国起大明开国皇帝就不遗余力地尊奉儒家为正学。洪武元年二月在遣使前往山东曲阜祭祀孔子时，朱元璋就这样说道：“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这里指国子监、太学，而非当今人们瞎吹的‘国学’），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

　　要求大家“慎终追远”，那么你朱皇帝就更应该做出表率来呀！洪武初年在三次修建父母坟茔即明皇陵的差不多同时，朱元璋又开始准备营建祖陵了。可这祖陵应造在哪里？朱家老爷爷死后葬在盱眙的杨家墩，可杨家墩具体又在哪个位置？还有朱家的曾祖、高祖未曾渡江北上，一直待在了句容通德乡，那么他们的葬地又会在哪里呢？

　　据说开国之际朱元璋就曾派人上泗州去寻找当年那个道士所说的有龙气的杨家墩，可找了一大圈还是没能找到，以至于“洪武元年追上尊号，后因制祀典，号称祖陵，而未知所在”，即说洪武元年朱元璋称帝时由于还不知祖坟在何处，仅仅追封列祖为皇帝：皇高祖考尊号曰“玄皇帝”，庙号“德祖”，皇高祖妣曰“玄皇后”；皇曾祖考尊号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皇曾祖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号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祖妣王氏曰“裕皇后”。

　　◎句容朱家巷谒陵闹剧：羞死了，堂堂朱圣人居然给人瞎当孙子！

　　贵不可言的“朱圣人”不知道祖坟在何处，这可是当年的公开秘密，只要有人能给他找出来，定会荣华富贵。中国社会中具有这样高觉悟、讲政治的民间人士还真不乏其人。忽然有一天手下有人来报，说是朱家祖坟找到了，就在句容县通德乡朱家巷。朱元璋听后信以为真，“命筑土为万岁山，有司修砌路”，然后带了文武官员前往朱家巷拜祭。

　　哪知朱元璋刚刚磕了第一个头，就磕出了“千古奇迹”：那个才被命名为万岁山的坟包突然开裂了，一分为二，中陷深沟，以剖白自己腹中无龙祖之尸骨。这下可把朱元璋给惹火了。这哪是朱家祖坟呀，若是，怎么经不起一拜？更何况朱圣人如此兴师动众地前来祭祀，岂不是平白无故地给人家瞎当孙子？这事传出去了，岂不让世人笑掉大牙！朱元璋当场火冒三丈，“重罚言者”。

　　由此看来，要想在句容再找到祖坟似乎是不太可能了。朱元璋冥思苦想，忽然有一天他想起了二姐曾经说过，爷爷朱初一的墓就在泗州，“相传皇姑（朱二姐）指记裙边之处，即旧陵嘴也”。那么具体在什么位置？朱元璋只记得好像在泗州城西的河边某个地方，就是不知其确切的位置，于是洪武前期的祭祖活动就在泗州城西的河坝上进行着。

　　大明皇家祭祖活动以这样的方式一直进行了近20年，直到洪武中后期泗州当地冒出了一个名叫朱贵的人才改变了局面。

　　◎朱贵画图贴说：“还是皇帝族人政治觉悟高，一找就将朱家老爷爷给找到了。”朱贵，也姓朱，也是泗州孙家岗一带人，莫非是朱元璋的同宗亲族？据《帝乡纪略》等明代文献所载：朱贵不仅与朱元璋同宗，而且他的祖上还是和朱初一一同从句容逃往泗州孙家岗的，更为巧合的是两家后来在孙家岗还是近邻呐，只是血缘关系上不是很近；再加上朱初一之后的朱五四老带着朱子朱孙到处“溜达”，所以两个朱家后来并不熟悉了。朱元璋出来“闹革命”闹了10多年，于1364年自称吴王时，同宗的朱贵才反应过来，赶紧前去“干革命”，说不准还能弄个官当当。可不知是他与朱元璋本身不熟悉的缘故还是自身能力差、运气不佳的因素，反正这个叫朱贵的人在军队待了大半辈子，只混到一个百户官（即管100来个士兵的小军官），甚至有的人说他是总旗或小旗，那可是地地道道的军中芝麻官。大约在洪武十七年时，朱贵因为年老由部队“复员”到家乡。明代军人的地位可低了，哪有现在军人这么吃香——回乡后不仅可以在乡政府或村里弄个官当当，而且弄不好还能上县里当个法院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什么的，甚至是公安局局长都有可能。就当到百户官的朱贵当年回乡时很窘迫，以自己的官衔能养活自身、老婆不跟别人跑了，就算烧高香了。但常在外面跑的人就是与农村人不一样，朱贵回乡后听到人们在议论：当今天子家的祖坟就在自己的家乡，他一下子来了精神，心想：这岂不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想到这些，他就将乡里人尤其是老辈的召集在一起，打听当年朱元璋爷爷朱初一的下葬处，即所谓的有帝王之气的杨家墩“龙窝”。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苦苦寻找、比对，朱贵终于弄清了杨家墩“龙窝”所在的位置，随即画了一张图，标上注释，即明代文献中所说的“画图贴说”，然后直奔南京，向皇帝朱元璋敬献图贴。朱元璋听说杨家墩“龙窝”终于找到了，当场笑得嘴都合不拢，而后又下令召见朱贵。在听了朱贵的一番介绍和看了图贴后，激动不已的洪武帝当即“授（朱）贵奉祀四品服色，子孙世袭管理署事”。稍后又赐田地、宝钞和金带给朱贵，且令人在朱贵先人所居北面的朱初一旧屋基上设立祖陵祠祭署，让朱贵及其子孙世任祠祭署奉祀官。至此，又一个乡间旮旯泗州杨家墩迅速地上升为熠熠生辉的大明帝国“政治明星”，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眼球。

　　“明”曾惟诚《帝乡纪略》中的《明祖陵图》

　　〇明祖陵的营建与规模

　　自从有了朱贵画图贴说以后，明祖陵营造地终于有了明确的说法。但要营造当代天子的祖宗陵寝，那可绝对不能等同于普通人家的修祖坟了，首先得卜选好位置。不是说那“龙窝”就在杨家墩，难道要放弃“龙窝”，另行择址？

　　不是的。杨家墩“龙窝”作为陵主朱初一的陵宫地是不变的，但杨家墩是个乡间旮旯小土墩，之所以叫杨家墩是因为那个地方原本有两个姓杨的宋朝官员葬在了那里，一个是保议大夫杨浚，另一个是大理寺评事杨楠，宋朝的保议大夫大概是个医官，而大理寺评事为九品官，由此说来，两杨都是芝麻官。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芝麻官可在乡间旮旯里头算得上是个大人物了。两杨死后葬在那里，人们就给它取名为杨家墩。不管名字叫得如何好听，但小土墩就是小土墩，而要在小土墩上建造皇家陵园，这岂不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更何况祖陵的营建事关大明帝国未来之“根本”啊，所以勘察杨家墩附近的好风水成为了当时洪武朝君臣所共同关心的政治大事。

　　经过一番勘察、卜选，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高皇帝命皇太子（前往泗州）修陵”，明祖陵营建工程由此开启。两年后的洪武十九年八月，朱元璋又命“皇太子往盱眙，葬三祖帝、后衣冠，加修筑，曰‘祖陵’”。

　　上文中所说的“葬三祖帝、后衣冠”，这“三祖帝、后”是指哪些人？“葬……衣冠”是说明祖陵是个衣冠冢？再有，为什么大孝子朱皇帝不亲自去祭奠？《明实录》对此有着明确的记载：洪武十九年八月甲辰日，朱元璋令“礼部制德祖玄皇帝玄皇后、懿祖恒皇帝恒皇后、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衮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盱眙县脩（修）缮祖陵，葬衣冠”。另外，他还专门写了祭奠文，文曰：“呜呼，昔者列祖立命是方，积德深长，致天昭鉴，福垂后嗣。今也子孙繁衍，宅于宇内，以统黔黎，深思皇考生前岁月之间，思念列祖音容，孙常切记已有年矣。呜呼，以万几之冗，未获躬诣拜扫，今特遣玄孙皇太子以牲醴之奠，诣陵修缮，敬葬衣冠，以伸孝思，神其鉴之！”

　　因为皇帝日理万机，忙不过来，所以只好派皇太子前去泗州祭奠祖宗，这本无可厚非。我们来看看上述三个问题中剩下的最后一个：明祖陵到底是不是衣冠冢？

　　前文说过，朱皇帝的爷爷朱初一的墓葬地址找到了。按照当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