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5——治隆唐宋

第三节 无端制造文字冤案随意打击思想“异端”

　　文化大国和文字狱大国之历史文字狱这个怪胎在中外历史上存在已久，尤其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文字狱不仅仅指的是因为写了不该写的“东西”而被定为犯罪行为，那就太狭隘了；它还应该包括说了不应该说的，想了不应该想的。用现代某些有着特别“正确”思想人的表述那就是思想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用西方的术语来表达那就叫做“持不同政见者”。只要是与当权者相悖，那就是被指认为犯下了弥天大罪，因而也就遭到当权者的“专政”了，坐牢、充军甚至杀头、灭族，惨不忍睹。传统中国是个文化大国，但也是一个文字狱大国。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危言耸听或哗众取宠，历史应该讲的是事实。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而儒家是以仁义礼教著称于世。现在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是以汉朝为转折点，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汉代儒学。所以人们就自然认定中国自秦汉起走上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道路，似乎一切都与法家的“权、术、刑、杀”大相关联。

　　但我个人一直在怀疑这样的“定论”。儒学是在汉朝发生了转折，但先秦儒学似乎也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认识的那样——礼教于人，甚至也是相当热衷于集权与打击“持不同思想者”。孔子杀少正卯就是一例，也可能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中的第一起文字狱。其实少正卯被杀的罪名在今天看来很好笑，就是与孔子大唱对台戏，孔子就说少正卯心术不正，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于是刚当上鲁国的司寇没几天的孔子就利用职权将少正卯给杀了。其后文字狱迭出，大概到了秦朝时，秦始皇可以算得上是搞文字狱的高手，凡是与他统治思想相悖的书籍都要焚毁，还有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那里得到了什么“启示”，将“持不同政见者”——儒生活埋了，只是秦始皇活埋的儒生太多了点——460多人。从此后世将秦始皇作为暴君，“焚书坑儒”就是一个铁证，其实也是文字狱的一个铁证。秦朝时中国文字狱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居然创制出了“诽腹罪”。什么叫“诽腹罪”？就是你表面上没说什么，更没有写出什么反动的书面文字来，而是你在肚子里诽谤君主与朝廷，就是心理上与朝廷不保持一致。秦朝“诽腹罪”的开列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字狱”推向了第一个高潮。以后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不仅又有几次“激荡”，而且重灾区由汉族政权转向了少数民族政权，有人说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本身文化落后、底蕴不足的一种脆弱的表现。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文字狱在少数民族政权中频频高发的缘由，但有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千万别忽视了：随着传统中华文明进入全盛时期——隋唐两宋时代的到来，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字狱大大减少了。可是十分奇怪的是，当传统中华文明在成熟过后进入“烂熟”阶段时，却“迎来”了“文字狱”的高发期，而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这波“文字狱”高潮的开唱者。那么，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屡兴文字狱呢？

　　朱元璋为什么要屡兴文字狱？

　　〇树立绝对权威，加强专制皇权

　　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加强专制主义皇权。本是流民一般出身，在经过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后打出了“红彤彤”的江山，开创了大明帝国，因此说朱元璋身上时刻流露出匪气和兵痞子气息，打啊！杀啊！没什么理由，想要打你的时候就打你，想要杀你的时候就杀你。十几年的战争与你死我活的斗争，能有什么结果？真的成为“真龙天子”“天生圣人”？朱元璋的人格与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断然不可能！相反，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更加助长了他作为“领袖”的优越感与“超人”的意识，最终发展到了一种极度自恋与绝对“完美”的状态。功臣不听话的或流露出异样的，杀！文臣不听话，杀！知识分子不听话，或者表面听话，暗中讥讽与诽谤本皇帝的，全都杀！杀，过去能杀出政权来；杀，现在能杀出皇权的绝对威信来，看还有谁不听话？看还有谁的脖子比刀子还硬啊！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能彻底显示出皇权专制主义的绝对性、权威性和巨大的威慑性。有人担心朱元璋这样杀下去，大明会不会出现第二个秦朝？不会，朱元璋农民出身，对占有人口压倒性优势的农民尤其那些“贫下中农”可好了。只要“贫下中农”们不起来造反，大明帝国基本上还是稳定的。曾是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对此一清二楚。

　　更有武夫出身的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充满了“先天性”的偏见与政治上的歧视。据说，朱元璋嗜好“对对子”或者说是“作诗”，不仅常常喜欢“露一手”，而且还在大明朝廷中大力提倡。问题是大明的这些开国功臣大多是一介武夫，别说“对对子”“作诗”，就是写个个人简历还嫌太难了。既然皇帝开了口，那可是金口玉言，尽管在朝的武夫们个个急得大汗淋漓，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退朝以后，文臣们都走了，皇帝留下武将们并十分诡异地说道：“你们千万别急，我来帮你们写一首。你们回去后就把它背出，看哪个腐儒能对得上来？”

　　到了“应制作诗”那一天，文臣武将们都到齐了。皇帝朱元璋特地安排武将在先，一个武将开始吟诵：“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阳宫。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这诗的气派确实很大，什么“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完全一副君临天下的帝王样。文臣们一听，就知道是“皇帝诗”，还有谁嫌自己活得不耐烦，会说自己能做比这更好的诗呐？于是大家赶紧一一说：“小臣才疏学浅，无能以对。”

　　〇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素养差，就怕别人挖苦他，尤其他感觉知识分子骂人不带“脏”字，但句句暗藏刺人的棘刺，太可怕了，于是他就借题发挥大开杀戒，惩一儆百一般来说，搞文字狱的人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文化水准不高或猜疑性很强。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明朝第三位皇帝都是半文盲，这一点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人们往往相信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为了粉饰他“老爸”自身的“瑕疵”而屡次修改编定的《明太祖实录》中这样的记载：朱元璋是如何聪明，如何用功和自学成才。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没办法相信这是事实。但有些证据却证明了朱元璋确实是个半文盲。

　　◎半文盲的朱元璋：大胆卢熊居然要我滚蛋，这还了得……

　　证据一：洪武年间有个叫卢熊的文人，人品好，学品也好，在当时大明帝国政权中算得上是个严谨的学者型官员。出生于苏州昆山，按照当时的回避制度，洪武时他受命出任山东兖州知州。刚刚上任处理公务，就要用皇帝授予的官印，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政府衙门里用的公章。但当取出官印时，卢熊傻眼了，明明皇帝任命自己是山东兖州知州（相当于兖州市长），可是这官印上却刻成了“衮州知州”。卢知州本是个严谨的学者，遇到这样的事情很是郁闷，于是就开始查了：会不会是刻工不识字，将“兖州”刻成了“衮州”？打开皇帝给自己的诏书，一查，卢熊差一点晕过去。原来刻印的刻工可认真了，他倒是没有刻错，而是皇帝朱元璋的诏书上写错了，将“兖州”写成了“衮州”。错就错呗，不！这个卢熊可认真了，他给皇帝朱元璋写了一个奏章，大致是说：皇上，您将“兖州”写成了“衮州”了，山东可没有这个“衮州”，希望您收回官印，重新刻一枚给我。朱元璋一见到奏章头就大，嘟嘟囔囔，骂骂咧咧起来：“‘兖’就是‘衮’，不就是一回事！这个卢熊撑饱了没事，就喜欢咬文嚼字。胆大包天的卢熊，你居然将出任的地方念成‘滚’字，这不是要我滚蛋吗？看我怎么收拾你！”后终以党案为由杀了卢熊。

　　“兖州”是山东一个很有名气的地方，三国时代就开始出名了，应该属于最基本的地理知识，而且“兖”与“衮”不是什么冷僻字，估计拥有汉语字汇量在3 000左右的人都能辨认出来，也就是中等文化以上的人不会不认识，只有中等以下的半文盲倒是不一定能辨认。

　　◎张状元因为写了句杜甫诗“舍下笋穿壁”，却被朱皇帝腰斩，这是为何？

　　证据二：朱元璋曾经下令，让翰林修撰张信担任皇子们的老师。有一天，张信教孩子们练字，很随意地将杜甫的一句诗“舍下笋穿壁”写了下来，作为给孩子们的临摹帖。巧不巧，这天朱元璋刚好过来，想看看这位张先生是如何教这些“龙种”们学习的？龙子龙孙们的学业是否有所长进？当看到孩子们正在认真练字时，他就凑过去仔细瞧瞧，这不看不要紧，一看，朱皇帝就来火了，什么“舍下笋穿壁”？有人解释说，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诗句。可朱元璋生怕别人笑他无知、没文化，硬说“舍下笋穿壁”是在讥讽和诅咒我大明朝的朝堂将要破败到了像竹笋穿壁的破茅屋那样，于是当场怒骂道：“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意思是说，我堂堂大明天朝，怎么能被讥讽到如此地步！随即下令，将张信腰斩。

　　◎朱元璋是皇帝，对《论语》自有他“新解”

　　证据三：《论语》有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皇帝新解：“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盖谓攻去异端，则邪说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为专治而欲精之，为害也甚，岂不谬哉！”朱元璋给他的大臣解释说：“《论语》中的这句句子里的‘攻’是攻城的攻（看来他读书了还不忘自己战场上的事情，学以致用么），古人说的攻城为上么。孔夫子的意思是，攻去异端，邪说的危害就停止了，儒家主张的正道就可行了。宋代的儒士们就是专门以‘攻’作为自己专治的学业，并想使它更加精湛，其危害也十分严重。这难道不是一大谬误吗？！”

　　对此，记载这段史料的明朝前期宰辅、一代名臣李贤最后不无“深情”地说道：“（高皇帝）如此辩者甚多。汉唐以来，人君能事诗书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见。由其天资高迈，所以不袭故常，能将许多见识来说。”

　　◎儒家经典中的“万寿无疆”和“天下有道”瞬间变为了“强盗”

　　证据四：有个姓张的翰林编修很能坦然直言，直得让洪武皇帝朱元璋在朝廷中不能容下他，将他外放到山西蒲州去当学正（相当于州里公立学校的校长）。按照惯例，逢年过节什么的，臣下的都得要向皇帝撰写庆贺表。而洪武皇帝朱元璋一旦空下来了，也会翻翻这些来自各地的祝福“贺卡”。有一天，他看到山西蒲州州立学校校长张翰林的贺表，其中有词：“天下有道”和“万寿无疆”，顿时就大怒起来，咆哮道：“此老腐儒居然以‘疆’‘道’两字来攻击我，真太可恨了，居心叵测！”随即令人前往山西去，将那个张翰林给逮到南京来，开始审问他。可没说上一句话，两人又顶了起来，朱元璋恶狠狠地说：“我要将你送到法司衙门去问罪，你有什么要说的？”张翰林说：“小臣有一句话要向皇上您奏明，奏完了，小臣死亦无憾。”朱元璋终于耐住了性子，让张翰林讲完。张说：“陛下您曾经有旨，贺表上的表文不能随便杜撰，一定要出自圣人的经典中。我们都记下了您的教诲了。小臣在贺表中写的‘天下有道’，实乃先圣孔夫子之格言；小臣写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里头，这是小臣敬贺陛下您的一片至诚之心啊！陛下说小臣犯了诽谤、中伤之罪，大概也就是指这些事吧？”听了张翰林的一席话，朱元璋惊呆了，好久都没说出话来，最终冒了一句：“此老头嘴还硬得很，放了不要管他！”目睹这一幕，皇帝身边的人私下议论开了：“多少年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皇上所能容下的，也就是眼前这张翰林一人了。”

　　从明代名臣李贤记载的这件事情来看，朱元璋对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典籍一点也不熟，可见其文化水平确实令人不敢恭维。文化水平不高，素养差，心理当然会自卑。自卑本没多大的事，问题是当了绝对的“领袖”“天生圣人”（朱元璋自诩之语）怎么会连那“腐儒”都不如呐？领导干部、圣人领袖应该处处要比老百姓有才。朱元璋的“好儿子”朱棣在篡位后，令人反复修改《明太祖实录》，极度美化自身与“老爸”，说他“老爸”自参加红巾军后，如何如饥似渴地读书识字，不断进行文化“充电”，就差一点成为类似于现在的一些特殊材料所组成的特殊领导那样——人人都有名牌大学的博士文凭了。据说朱元璋自学的学业相当好，好到了竟能“操笔成文章”。为此，他不无自鸣得意地对身边的人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多自信啊！

　　极度的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愚昧和无知，极度的自尊就最怕别人揭短或触摸到隐痛，而极度的权力一旦被赋予了极度自尊的人，那么其所产生的危害和灾难实在是太可怕了。他可以任意地杀人，以任意杀戮来“捍卫”任何有可能对他自尊的侵犯，这是朱元璋屡兴文字狱的第二方面的原因。

　　〇由别人的“前车之鉴”诱发了他对文人的疑心病，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对知识分子一旦有了疑心病，知识分子就开始遭殃了，文字狱就会层出不穷朱元璋开创大明帝国之前的劲敌张士诚，曾经在苏州建立了诚王政权，底下养了一帮子文人。张士诚本身是盐丁出身，没什么文化，但他对文化人很尊敬、也很好。没想到这帮子文人表面上对张士诚很恭敬，也很听话，可骨子里压根儿就看不起张士诚。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这个名字够土的，就好比被人喊作“阿猫、阿狗”，多难听啊！在苏州城里称王后的张士诚没个像样的大名，这也太丢人了，就像现在有些“公仆”没几个漂亮美眉作“二奶”“三奶”……“N奶”一样脸上无光。找美眉，方便，只要到纳税人那里去搜刮，再拜倒在石榴裙下就行了；而要改个大名，对于大字不识的张士诚来说可比登天还难。于是他就叫底下的文人给自己取个既好听又很有意义的名字。文人们一合计，给他取个大名叫“张士诚”，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可有人老觉得这个名字不对劲，好像在圣人的经典里读到过，于是打开圣人“宝书”查查看，一查就查到了，在《孟子》一书中，还真有这么句话：“士诚，小人也”或断句为“士，诚小人也”。

　　大明开国后，懂得“可以马上夺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道理的朱元璋深切感触到，文治天下时代开始了，于是他就大量重用文人。见此，曾经一同出生入死的武将们可不乐意了，有人便将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有关张士诚的那段“故事”讲给了洪武皇帝听。朱元璋不信，随即叫人拿出《孟子》来查，嗨，果然如此！这时朱皇帝的心里可不是滋味：张士诚待那些文人可不错了，可谁知文人们那么坏，给他取名字还在骂他小人，够缺德的，骨子里坏，坏透了，要以张士诚为“前车之鉴”！洪武帝本来就疑心病很重，现在就更加剧了，尤其对那些文人，他特别留心，他们上的贺表啊，奏章啊，保不准就有讥讽和含沙射影的骂人话，只要发现有点“苗头”的，就把他杀了。其实朱元璋心里没谱，如果这个被杀的文人确实是在挖苦、讽刺和揶揄，那么杀了他，也是他活该；如果杀错了人，权作一种震慑吧！

　　〇朱元璋心理存在着严重的人格障碍——与所谓的“儿子”朱棣同类

　　朱元璋平民出身，更确切地说是叫花子、和尚出身。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中国这个宗教意识淡薄的国度里，人们过多地注重现实世界的此岸，很少去顾及或思虑未来的彼岸，宗教世俗功利化，人们到庙里烧香拜佛，也多数为了现实此岸，因此和尚等宗教界里的人是向来不受人们所重视的。还有叫花子本身就是社会底层甚至可以说是社会边缘的人，而中国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尤其是宋代确立科举文官制，使得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尽管元帝国基本上不开科举、不重视士大夫，但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所拥有的优越社会地位意识一直没有改变，他们往往以“气节”自励，维持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深深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相比之下，朱元璋感到极度的自卑，在充满自卑的情结里，他非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拥有的优越地位，因而也就产生了强烈的压制和暴虐于人的念头，尤其是到了中晚年，他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甚至可以说接近于变态，绝对的自私、绝对的冷酷，以自己的施虐和杀戮来“换得”别人的痛苦、流血与哀求，最终达到自己心理的平衡。

　　朱元璋屡兴文字狱的案例分析朱元璋实在是搞文字狱的一把好手，到底搞了多少场文字狱？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我们通过对洪武年间的文字狱作一归纳和整理，就会发现其主要有四大类：

　　〇笔祸

　　就是文字狱本意上的由文字而引发的，在这类文字狱中又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无意识地触犯了皇帝的隐痛、短处

　　这一种文字狱在明初最多。

　　中华帝国向来讲究礼仪，而作为帝国第一人的皇帝过生日、皇帝册封皇后和皇太子等都是帝国内的第一等大喜事。中央与地方的文武百官都要写表笺以表庆贺。洪武初年，杭州府儒学教授（相当于府一级学校的校长）徐一夔在所撰贺表中写有这样的几句话：“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几句都是颂扬朱元璋是一个圣人，实在是人世间的楷模啊。谁知朱元璋看到了以后大发雷霆：“腐儒竟然敢如此放肆，欺辱到本皇帝的头上！”众大臣都惊讶得目瞪口呆，感到皇帝发火有些莫名其妙，实在是不可理喻啊。可按照朱元璋的理解：“‘光天之下’中的‘光’不就是骂我剃光了头发去当和尚么，‘天生圣人’一句可更厉害了，‘生’音即‘僧’，‘圣人’就是‘僧人’，暗骂我当过僧人；至于‘为世作则’中的‘则’是骂我做‘贼’。”古代中国人将反政府的起义者往往称为“贼”，这个“贼”绝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偷东西的“贼”，所以在朱元璋看来，自己参加、领导过红巾军，就是做过“贼”，当过“贼”头。这些应该避讳，可那个徐教授居然公开上表骂皇上是“贼”，这还了得，朱元璋下令将徐教授抓起来杀了。

　　这样的文字狱屡屡发生后，大明礼部最着急，因为它是专门主管全国喜庆贺表之类事情的。下面出了事，礼部也逃不了干系啊！礼部官员琢磨了一番，就向皇帝朱元璋说：“底下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愚蠢不堪的混蛋，皇上圣明，您能否给底下这些愚蠢的小官小吏和小民们定个格式，免得他们以后再犯什么错？”朱元璋一听，这话讲得有道理，于是就命词臣撰定统一的标准书写格式，禁忌的范围逐渐扩大，最先限定的是国、君、臣、天、圣、神、尧、舜、禹、汤、文、武等人名不允许用，后来扩大到了太祖、黄孙、王孙、太叔、圣孙、龙孙等，甚至民间对医生的尊称“太医”“大夫”“郎中”也都不能用了。据说“群”字原字为“羣”，但朱元璋嫌自己与猪狗羊并起并坐，多难受！于是下令将“羣”改为“群”；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中国传统的计数数字也不能乱用，尤其在记录钱谷数时更应该注意，要用就得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等字，防止奸人耍奸。违者就要被处以重刑。话得说回来，尽管禁忌太多，但毕竟有标准，而在实际使用中还会发生文字狱，这是为什么？因为朱元璋还有很多难以言语的隐痛不好说出口，让人们回避，就怕别人笑话，这下文字狱就层出不穷。

　　明初的文字狱实在是太多了，很可惜《明实录》和《明史》等正统官书的编撰者遵循了孔子的“为尊者讳”的教诲，将它们完全给避讳了，但清朝的一些学者给我们辑录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岛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从以上的几个文字狱案例来看，朱元璋主要对“则”“道”“生”“取法”等一些字十分憎恶，它们“对应”的字分别为“贼”“盗”“僧”“去发”（当和尚），这些都是朱元璋自身人生经历中难以启齿的隐痛。所以谁要“碰”了他的隐痛伤疤，可就倒大霉了。但皇帝的隐痛伤疤，一般人怎么会知道？即使知道一些，谁会想到那些音近字也算在里头？谁会想到那些荒唐可笑的类似于民间讨个好口禅也算在里头？

　　◇有人拍马屁把脑袋拍没了

　　从洪武年间文字狱的受害者来看，一般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绝对，包括朱元璋过去的“老同行”和尚也有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有个叫来复的江西和尚，在明初较有名气，朱元璋经常将他召到南京来闲聊，并时不时留下来复在宫中“会餐”一下。来复觉得很过意不去，很想表达一下自己的一片谢意，于是就写了一首诗，送给了朱元璋，诗中有两句是这样的：

　　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盎醍醐出上方。

　　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

　　这上联是赞美朱元璋的盛情款待，金盘里来自异国他乡的苏合香袅袅升起，玉碗里盛满了皇帝您赐给我的精美的酪浆；下联是来复在说自己，多次蒙受皇上您的恩赏，我这个平庸的人啊，不知有多惭愧，再多再好的语言都无法歌颂像尧舜一样的君主啊！

　　这本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歌颂诗，马屁诗，意思十分明确。可谁也没想到，这个来复和尚却招来了杀身之祸。这到底是为什么？主要是皇帝对这首诗有特殊的解释，他说上联中“殊域”中“殊”分开来就是“歹”“朱”，于是认为：来复和尚在骂姓朱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下联中“无德颂陶唐”是在骂大明皇帝缺德，不配比作尧舜一样的贤君。当即朱皇帝大怒：“何物奸僧，敢如此大胆！”下令将来复杀了。可怜来复和尚真是倒了大霉，拍马屁也把自己的脑袋拍没了。

　　◎笔祸的第二种形式就是因为写的内容和格调不合皇帝朱元璋的“口味”

　　洪武初年开始，朱元璋为了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大施酷刑，引起了朝廷内外的一片恐慌与非议。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以天象星变为由头上书给皇帝，说：“小臣综观中国历代的开国之君，他们没有一个不是以仁义、德礼来治理天下而赢得民心的，一味任用刑罚就会失掉民心。国祚长短的奥秘全部在于此。”这是叶伯巨上书的铺垫，接着他把话锋一转，直接切入正题，批评朱元璋用刑太繁太酷：“皇上您严惩故元之流弊，制定了不可宽宥之刑罚，权衡快速变化着的法律，使得大家都知道了害怕，但又弄不清楚到底哪儿出了错。小臣认为不应该这样啊！开国之主，是为万世树立榜样的，一举一动，必定值得子孙所效仿，更何况刑罚使用不能不慎啊！小臣我私下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国家诛杀了不少人啊，但犯罪者还是一个接一个，好坏也分不大清楚了，善恶也没办法区别了，议贤议能之法已经被废了，人们不能自为勉励而努力向善，这是多么危险啊！还有分封制……”

　　朱元璋接到叶伯巨的奏书，简直没办法读完，肺都气炸了，立即令人前往山西去，将那个腐儒逮到南京来，他要亲手杀了他。当时中书省还没被废除，中书省官员知道朱元璋在气头上会做出过激的事情，就因为一个县级教官说了几句劝谏的话，就把人家给杀了，这与古代圣君的做法相差太远了。于是他们将叶伯巨逮到南京的消息悄悄地隐瞒了下来，没马上上报。等到有一天皇帝心情好的时候，他们就来报告说：“山西那个给皇上您提意见的腐儒给逮来了！”朱元璋随即命令将他放到监狱里去。最终这个因上书“忤逆”了君主意志的县级教官死在了监狱里。

　　◇因为写得太多，也要被皇帝打

　　如果说叶伯巨的死是因为不知深浅地上书而自己招惹的话，那么刑部主事（相当于司法部部长助理）茹太素就是极为平常的上书，却因为不合皇帝朱元璋的口味而招来了一顿严酷的处罚，想来实在是冤。茹太素在洪武朝主要在司法与纪检部门担任过领导工作，先后出任监察御史、四川按察使、刑部侍郎等职。他性情刚直，有什么事都实话实说。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几次被朱元璋处以廷杖、降职，甚至还曾被处以像重刑犯一样镣足办公。

　　洪武八年，茹太素写了整整17 000字，满腔热情地叙说了自己对国家五六件大事的看法与建议，然后就给递了上去。朱元璋接到茹太素的上书后，叫中书郎王敏念给他听，第一个晚上读到6 370个字时，朱元璋还没有听到茹太素有什么“金点子”，认为全都是废话，当场就来火了，令人将茹太素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番，还不解气，又命令手下人将茹太素拖下去，廷杖一通。这个茹太素在朝几乎天天与皇帝打照面，居然还不清楚当今主子的行事风格？其实这该怪他太不了解山大王出身的武夫朱元璋。不过好在朱元璋深知茹太素正直敢言，赤心为国，因此在第二天晚上他又耐着性子，继续听读茹太素上书。当听到16 500个字以后，朱皇帝听懂了茹太素对五件国家大事的建议，觉得四件事情的主意很不错，当场决定，叫主管部门去施行。最后他颇有感慨地说：“这些酸秀才，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这句对知识分子的形象“称誉”自此以后成为领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评价的千古名言。

　　◇朱元璋认为：这些酸秀才，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

　　万言上书事件发生以后，朱元璋可能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头了，人家茹太素什么都没错，就是上书的文字多了点，于是他亲自写文章讲述“万言上书事件”，并规定了建言格式，后来立下《案牍减繁式》颁发各衙门，给底下人框死格式，看你们还能漫无边际地上书胡说乱侃？！而对于茹太素本人，朱元璋皇恩浩荡，请他喝酒吃饭，亲自给他倒酒。不过大家千万别以为，这是朱元璋向臣下服输了，全国人民的最高领导永远都是正确的！即使是请人喝酒吃饭，朱皇帝也没忘了“讲政治”“讲原则”，当即吟诗道：“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直白地告诉茹太素：“如果你还要忤逆本皇帝的话，你也别自己臭美，以为自己多了不起，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同饮，明天我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绝不会轻饶！”茹太素愚忠地续韵吟诗：“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看来君臣还没有“达成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所以最终茹太素就因为愚忠忤逆了朱元璋，而被处死了（名义上说是茹太素犯法了）。

　　〇“画祸”

　　“画祸”是本人新创的一个名词，学术界并无人专论过，为此在这儿专门讲讲。

　　“画祸”就是指因为画画画得不合皇帝朱元璋的口味而遭来的杀身之祸。前面我就讲了朱元璋的奇特长相，因为他长得丑陋不堪而形成了极度自卑的心理和让人无法琢磨的心中隐痛，进而导致了许多画工、画家莫名其妙地丢脑袋，这恐怕算得上是个连环“画祸”案吧。

　　还有我在前面讲过的一则在南京民间流传已久的传说：大脚淮西妇人怀抱大西瓜灯笼画所引发的血案，似乎不全是子虚乌有的传说吧！若不信，读者朋友可以查阅三湘马生龙著的《凤凰台纪事》和《梵天庐丛录》等几书中都有记载。

　　为了掩盖自己丑陋的长相和皇后老婆的“生理缺陷”（实际不能算生理缺陷，古今审美标准不同），朱元璋肆意滥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与文字狱本意相差无几的专制帝王的独裁，它为朱元璋的文字狱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〇“字画祸”

　　“字画祸”可以看作是“画祸”的延伸。传统社会里我们通常所说的“画”往往指的是在绘画的同时还配上合适的诗，这就有后世的“诗情画意”一说。原本在唐代以前中国绘画中的画就是画，没有诗的。大约是从宋朝开始中国画中逐渐增添了“诗”，以此来进一步地表达画中未能表达清楚的意境，起到了珠联璧合、相映生辉的效果。

　　洪武年间朱元璋滥刑不仅引起朝廷内外的政界恐慌，就连民间也有不少人被波及，好多人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不过，我们中国人历来就很聪明，明的反抗不成，就来暗的。下面要讲的这个“字画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说有一天，朱元璋在南京城郊进行微行私访，走着走着，走到了一座破庙前。他喊了几声，里边没人应，于是他就走了进去想看看，结果发现庙里一片破落，没什么值得可看的，倒是庙的墙上画了一幅画，画中的主人公是个和尚（有人说画的就是布袋和尚），只见这个布袋和尚身上背着个大大的布袋。这本是佛教中的传说故事，能说明什么？一般人不是很能明白，但这不打紧，在这个布袋和尚的边上配了龙飞凤舞的一首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朱元璋一看到这诗，就什么都明白了，这是人家在讽刺他！几乎快要气疯了，他要杀了那个画画与写诗的人。可庙里一个人也没有，他能杀谁？朱元璋一行人再仔细看看“字画”，发现墨迹还没全干，于是下令叫手下的人将周围地区搜了个底朝天。但还是没找到什么人，一场大祸总算没有酿成。

　　〇口祸

　　“口祸”就是因为嘴巴里说出来的话不合权贵者的心意或挖苦、讽刺当权者而遭来的杀身之祸。“口祸”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个成语不是说“祸从口出”么。从形式来看，好像“口祸”与“文字狱”似乎还不太一样。但就本质而言，“口祸”就是“文字口语化”而引发的，因此我将它放在文字狱里边一同来讲。

　　明初屡屡发生“口祸”，综观洪武年间的“口祸”，大致可分为两类：

　　◎因工作或公务而引发的“口祸”——御史王朴因为与朱元璋“斗嘴”而惨遭杀害在专制主义时代，臣民随时都可能招来杀人之祸，但就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官僚阶层是个最为一本万利的“行业”，又是个政治“高风险”最为频发的“行业”。在这个政治“高风险”最为频发的“行业”中，历代的“御史”就是最为危险的“工作岗位”。尽管我们的传统社会里形成了“不杀御史”的传统，但传统政治又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主义为终极价值取向，所以只要君主不是成批地杀戮御史，过去的史官们还是“为尊者讳”；或者正如现在的某些人的观点——主要看这个帝王有没有对大一统政治有所贡献，如果有了，在某些已经官僚化、政治化的“学者”看来，这些帝王即使再凶残也可不提或少提他滥杀无辜或向他提意见的人。所以即使有御史被杀也往往被“忽略不计”，这些正直的御史就像近来有人戏说的那样是专门找茬的人，死了也白死。明初洪武朝的王朴就是这么因为“口祸”而“自己给自己找死的人”。

　　王朴，同州人，洪武晚年出任监察御史。所谓监察御史，品级不高，跟知县差不多，但他管的事特别多，百官们人正不正，皇帝做得好不好，他都有权力提出意见。而王朴这个人的性格很耿直，有一点事非要辩出个是非曲直来。但问题是要看你在跟谁辩了，可王朴管不了这么多，几次跟皇帝争辩起来，朱元璋发火差一点将他杀了。洪武二十九年（1396）九月，王朴又跟皇帝争辩起来了。其实，晚年朱元璋的脾气已经相当古怪，心理上出现了严重障碍，但他似乎对御史这个特殊的工种还是挺看重的，尽管这次又与王朴争了起来，且怒火冲冲地下令将他押到菜市场去杀了，可转而又马上下诏，将他从菜市场拖回来，不杀了。随后轻声地问王朴：“你那个臭脾气能不能改一改？”从朱元璋的问话来看，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杀王朴是不对的，只是为自己的极度自尊才这么做。轻声问王朴，既给自己同时也给王朴找个台阶下。谁知这个王朴也是执著的、一条道跑到底的人，他回答说：“陛下不认为我不才，提拔我做了监察御史，为什么现在这般轻慢我、摧残我！假如我没有罪的话，陛下您怎么又要杀我！假如确实是我有罪的话，又怎么使得我活着！小臣今天只想快快地死啊！”简直就是一根筋没有扭过来，王朴根本不顾皇帝的面子。朱元璋终于暴怒，催促手下人对王朴立即行刑。王朴在被押往执行死刑的路上，路过编纂史书的史馆门口，大声叫喊：“刘三吾，听着记下了，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王朴因为嘴巴不饶人，最终还是被洪武皇帝给杀害了。

　　王朴的“口祸”主要是因为工作关系，是他那不依不饶的犟脾气而引发的，而下面这个皇帝朱元璋的大舅子差一点得祸实在有点莫名其妙。

　　◎因日常生活或交往而无意识地引发的口祸

　　郭德成是朱元璋的大舅子，郭宁妃的哥哥，较早跟着闹革命，对大明开国前后的朱元璋还是相当了解的：以前的朱元璋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关爱将士；洪武中期开始逐渐变了，刚愎自用，疑神疑鬼，滥杀功臣，摧残儒士，坏事真做了不少。郭德成虽然从亲缘关系角度要喊朱元璋为妹夫，民间老百姓的郎舅关系应该是很亲热的，但郭德成的这个妹夫可不咋样，简直是个杀人恶魔，作为大舅子的郭德成看在眼里，心里就更加明白。人家说外戚占足便宜，出足风头，他可什么都不要，整天以酒为友，叫做“革命小酒天天醉”。而朱皇帝因为喜欢郭家的小美眉，所以听人说起了大舅子几乎成了酒鬼了，他就想要给大舅子弄点事做做，顺便享享福。想到这里，立即下令，要拜郭德成为都督官朗（可能是一种可以拿工资干不吃力活的官职），本以为大舅子会千恩万谢妹夫的皇恩，可没想到，才一说这事，郭德成就坚辞不接受。朱元璋好纳闷：“你跟我不仅仅是郎舅关系，而且还是当年一起出来的老哥儿们，这么多年了，我给你这么个官就是要你享享天下太平之福。你怎么会推辞不干？”郭德成说：“我这个人生性懒散又狂愚，喜欢每天醉一回。醉了，就不想起来了，压根儿也不识事情的轻重缓急。要是你叫我做了什么官，我没把工作做好，你就会把我给杀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呐！人的一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多得一些钱，多喝几口美酒，率性随意。我这一生能有这样，早已满足了。”朱元璋一听，觉得大舅子讲得有理，于是下令给郭德成送了100坛美酒，还有很多的金钱与丝绸等类的好东西，这事也就过去了。

　　◇与皇帝妹夫一起喝酒，大舅子喝出了“精神病”

　　忽然有一天，朱元璋想起了大舅子来了，叫人将他喊到明皇宫里来喝酒。郭德成接到皇命，赶紧前往。郎舅俩喝着喝着，妹夫朱元璋倒没什么反应，大舅子郭德成就喝醉了，趴在地上不停地给妹夫磕头谢恩，可没磕几个头，却把自己头上的帽子给磕没了，顿时一片“荒原”给露了出来。朱元璋一看，郭德成几乎是光头，只有几根零星的头发还勉强地坚守工作岗位，而大舅子不停地磕头，又好似一个摇晃的皮球，实在好玩。朱皇帝笑了，问大舅子：“醉鬼啊，我问你，你的头发为什么秃成这个样，是不是喝酒喝得太多了？”郭德成也打趣地回答：“就这几根了，我还嫌它多，干脆剃了个光头才痛快啊！”朱元璋一听这话“干脆剃了个光头才痛快”，脸就耷拉起来，不作声了。

　　当时醉酒的郭德成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的，等酒醒了，顿时意识到自己闯大祸了，好多文人不就是不知皇帝的禁忌而招来了杀身之祸，越想越觉得害怕，这可怎么办？最后想到了一个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装起疯卖起傻来，剃光了头，吃斋念佛，当个疯和尚。

　　有人把郭德成“发疯成僧”的事情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不信，还亲自来看看大舅子到底怎么样。看到郭德成疯疯癫癫，嘴里不停地念着“佛语”，朱皇帝真信了，回去就跟郭宁妃说：“我原本以为你家哥哥是跟我说说笑话的，没想到如今他真的成了一个疯汉。”从此他就再也不留意郭德成了。郭德成算是聪明，躲过了一场由口误而引发的灾祸。

　　朱元璋的大舅子因为人聪明与机灵，即使嘴巴“惹祸”了，赶紧采取补救办法，从而避免了杀身大祸。但在洪武极端专制底下，有的倒霉蛋甚至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死的——因为他周围某个人的牢骚而引发的，于是一个又一个糊里糊涂成了朱元璋刀下的冤魂屈鬼。

　　◎因发牢骚，南京大中桥和淮清桥一带居民遭到了朱皇帝的屠杀

　　据《九朝野记》《凤凰台纪事》等书所载：有一次朱元璋在南京城里微服私访，走到今天夫子庙边上的大中桥一带，听到有人在抱怨当今朝廷法律的严酷与繁复，说着说着，他就说起了当朝天子的不好。朱元璋听后，万分恼怒。他想到附近的徐达家去坐坐，思虑一番如何处置发牢骚者。可刚好徐达外出不在，徐达夫人听说皇帝驾到，赶紧出迎。一见面，朱元璋就问：“大将军在哪里？”徐达夫人说：“老爷因为某事到某地去了。”随即她吩咐下人，打算将徐达叫回家来，但被朱元璋制止住了。徐达夫人看到皇帝脸色铁青，生怕有大祸降临，想问又不敢问。朱元璋见此立马明白，反问徐达夫人：“嫂嫂可知道我为什么发火？”徐达夫人说：“不知道。”但见到皇帝这般怒气，担心他是冲着她丈夫徐达而来的，于是赶紧跪下，边磕头边问：“陛下有什么事，民女不知能否为陛下分忧？”朱元璋说：“我被人欺侮了！”徐达夫人又问什么事情。朱元璋的火发得更大了，好久都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命令身边人马上出去，叫某兵官带上3 000名全副武装的将士赶赴这边，自己却在徐达家一声不吭地继续坐着、等着。徐达夫人不知朱元璋到底要干什么，害怕极了，以为皇帝要灭他们徐达家，但又不敢再派人去叫徐达。过了一阵子，3 000名将士赶到徐达府上。朱元璋当即命令2名士兵守候在大中桥和淮清桥两条桥上，然后叫全体将士们从东杀向西，顷刻之间就灭了数千家。尽管外面哭爹喊娘、凄凄惨惨，但坐在徐府里边等待的朱皇帝却似乎什么反应也没有。一直到将士们杀完了来复命，他才满意地返回明皇宫的家中。

　　朱元璋的文字狱五花八门，上述列举的仅是几类比较典型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极端君主专制主义确实是到了家。

　　朱元璋屡兴文字狱的恶劣影响通过文字狱，朱元璋在思想文化方面加强了君主专制主义，对大明帝国的政治思想大一统起到了强化的作用。但我们还必须看到，明初文字狱的大兴，给明清五六百年的历史开了很坏的恶例。以后的中国历史进入了文字狱的高发期，这不仅使得广大无辜的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成为专制主义淫威的牺牲品，而且还钳制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直到清末——清政府行将就木时还在大搞文字狱——苏报案，最终连革命思想家、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还被迫害至死于牢中，还有……

　　§§第二章 千秋过功治隆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