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5——治隆唐宋

第二节 科举成式化公平化人才标准化奴才化

　　朱元璋大办教育除了强化教化与专制统治以外，更为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将学校办成“储才”基地，或言培养官僚统治阶层的大本营，正如《明史》所描述的那样的模式：学校“储才以应科目（科举）”，而“科举必由学校”。

　　考试标准化——600年前中国人系下的心结说到科举，我们现在不少人都比较陌生，但我说大家都知道的，什么“考状元”啊，什么“西方文官制考试”，现在最为一部分教育部门人士所津津乐道的什么标准化考试，好像他们“引进”了一些“先进”的“国际理念”，英美国家有TOEFL、GRE和雅思，我们中国有英语四、六级、八级，现在的中国学生考得个个标准化，但人们的抱怨似乎越来越大，现在的“标准化”考试后的孩子综合能力越来越差，还不如以前没有“标准化”。但目前的趋势是“标准化”考试铺天盖地，似乎不这样的话，不能体现出教育与考试的“公平化”。实际上，这种心结不是现在中国人一下子才有的，600年前，朱元璋就“创造性”地系上了这个心结，采用了“公平化”“标准化”的“八股科举考试”，而这“公平化”“标准化”的“八股科举考试”从那开启以后，一考就考了中国考生500多年，考得中国越来越僵化，考得中国越来越没希望，最终实在弄不下去，在上世纪的世纪之初就被永久性地废除了。而滑稽的是当我们的科举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时，人家“老外”见了中国的科举制不停地夸“好”，更有意思的是“老外们”竟然学起了中国的科举考试，运用科举考试“合理内核”之精神来选拔他们的公务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续者”。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朱元璋为何要实行“公平化”和“标准化”考试——“八股科举考试”？要想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跟随”朱元璋来看看他所面对的帝国人才情势和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

　　朱元璋改革科举制的由来——从对科举制的肯定到否定再到基本肯定南京民间有个说法：在开创大明帝国前后，朱元璋心中一直有个隐痛，尽管大明开国功臣在战场上个个都是顶级英雄，但他们都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几乎人人都是没文化的土包子。所以在登基之前，朱元璋就下令在南京朝天宫盖了个大院落，作土包子们训练礼仪的地方。这样一来，大明开国大典总算应付过去了。但不久，随着北伐和“清沙漠”战争节节胜利，大明重建大一统帝国的历史重任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帝国靠谁去治理？靠眼前的战斗英雄？他们太土了，没什么文化，不仅治不好，弄不好还会添乱。朱元璋手头缺乏人才啊！

　　〇荐举制与老鼠窝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到了一些非常的手段来应对眼前的困境，比如延聘故元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官僚，但这些人愿意在政治上合作的还不多，有的即使人来到了大明官场，但人在曹营心想汉，前章说过的元朝户部尚书张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虽然被朱元璋强留在南京当了参知政事，可他内心真实的独白是“身在江南，心思塞北”。这样的人怎么敢用？

　　还有一种故元旧官，倒是出来帮忙了，但就是不肯任职当官。这样典型的人物就要算江南名士陈遇。陈遇“天资沉粹，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换句话来说，他是个与刘基不相上下的能掐会算的“神人”，生于元朝中后期，曾出任过元朝的温州教授，但后来弃官回家了，隐居在集庆。朱元璋攻下集庆后，由于秦从龙的推荐，召见了陈遇。两人一交谈，彼此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史书说朱元璋“大悦”，当即将陈遇留在了身边，让他参与密议，“日见亲信”。

　　大明开国时，朱元璋要授予陈遇为翰林学士，可陈遇说啥也不肯接受，前后来回推了3次。朱皇帝看到对方实在不肯，也只好作罢，但心里头老觉得似乎对不起出力不小的陈遇，后来就想到了一个“补救”的方案，“赐肩舆一乘，卫士十人护出入，以示荣宠”。这下陈遇没办法推了，总不能再说不要，要说了，那就被视为犯下“大不敬”之罪。再说朱元璋看到陈遇接受了特殊待遇服务后，以为他是回心转意了，于是又授予他中书左丞、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太常少卿等，最后拿出高官礼部尚书头衔给他，但都被拒绝了。自此以后洪武皇帝再也不提让陈遇做官的事了。

　　而陈遇呐，淡定地生活着，有时帮朱元璋做做事，更多的时候自己逍遥自在。在明初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运用独特的智慧，陈遇保全了自己。有一次朱元璋问他：“我给先生官做，先生都不要，那这样吧，先生家里的3个儿子来朝里当官吧？”陈遇说：“3个犬子尚小，学业未成，谢谢陛下的一片洪恩，等日后再说吧！”

　　不躲也不回避，甚至还为朱皇帝跑跑腿，但就是不愿当官。对于这样的人，无所不能的朱元璋还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让你不知道火应该发在何处？

　　不过有些故元时代的旧人可不这样，干脆就躲起来，来个“横眉冷对千夫”，这下可把洪武皇帝给激怒了。前面讲过的安徽广信府贵溪县儒生夏伯启叔侄就是这么样的人，自断手指就是不愿意为大明政权卖命。恼羞成怒的朱元璋下令，将夏家叔侄给宰了。由此说来，引诱、笼络甚至逼迫故元官僚与旧儒出山这条路，朱元璋走得很不好，于是只好沿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使用的但又不断受人诟病的人才选拔方式——荐举。

　　那什么叫荐举制？这名字好听得让人觉得这是多么一门了不起的人力资源课程与学问，其实荐举说白了就是人们日常说的推荐人才。譬如著名的汉初丞相萧何推荐了韩信出任刘邦军队的大将。荐举最大的优点是快捷与双赢，君主得其才，乐其所用；人才快速得位，尽施其能。这种人才发现与使用的通道比一般常规的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及其使用要来得快捷、高速。战争年代军事将领攻下一城一地，朱元璋总要命令他们搜罗和推荐当地的名士贤才。

　　1356年攻下南京，“访得秦原之、周良卿、立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礼延纳，询以政事，号曰‘三老’，敬之甚厚”。《明史》说：“（明）太祖既下集庆，所至收揽豪隽，征聘名贤，一时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若四先生者，尤为杰出。（刘）基、（宋）濂学术醇深，文章古茂，同为一代宗工。而基则运筹帷幄，濂则从容辅导，于开国之初，敷陈王道，忠诚恪慎，卓哉佐命臣也。至（章）溢之宣力封疆，（叶）琛之致命遂志，宏才大节，建竖伟然，洵不负弓旌之德意矣。”换言之，曾经为朱元璋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大明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浙东四先生”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是通过举荐而来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在大明开国前后、在举行全国性大规模人才选拔考试条件不具备的情势下，荐举是当时解决人才燃眉之急的最为便捷的方法。

　　据现有的史料来讲，朱元璋最早下达荐举令当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前，当时他要求治下的“府、县每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其有兼通书律廉吏，亦得荐举。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由此命令可以看出，当时朱元璋政权的人才奇缺，几乎什么类型的都要，且规定每年都要向上举荐。大明开国当年的七月，朱元璋第一次对全国范围内下达荐举令，“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

　　那么那时到底荐举出了多少人或言人才？目前为止，没发现史料上有确切的数字记载，但从洪武初年的那些大明朝臣与地方守令的仕宦简历来看，大约50%～60%是通过荐举而入仕的。那么这么大的规模举荐入仕的官僚们称职、合适吗？洪武二年（1369）九月，洪武皇帝在明皇宫大殿上跟大臣们这样说道：“知人果然不易，朕曾屡次降敕给各级衙门，要求大家访求贤才。可是这些被访求出来的人一旦任用为官了，却往往不称职，莫非是举荐者滥察举、瞎推荐？”廷臣说：“陛下您不妨下个命令，要求各级举荐者在推荐人才时一定要写明、说清楚被举荐者过去的德行，这样可以防止一些人徇私舞弊、以次充好！”朱元璋一听，这个主意不错，马上说：“你们的主意很好，要想了解一个人啊，可以通过细枝末节来窥测出他的大的品行，可以从他目前的动向来观察出他可能要做的事情。从今以后我朝‘严举主之法’，这样便可革除举荐之弊！”

　　从洪武君臣的这段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已经使用了十余年的荐举这种人才选拔机制所带来的问题，朱元璋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讨论了一大圈，最后将板子打在了举荐者的身上。这种做法叫做既有道理又没道理，没道理的是举荐者即为普通人，他们的眼睛也不可能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出谁一定是个人才，谁一定是个庸人、坏蛋呐？有道理的是举荐者的人品素质十分重要。别相信那些自称政治上靠得住的人如何高的素质，朱元璋杀贪官难道还没有悟出来他们都是些什么货色？一般来说，能在官场上混好的人都是些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作秀高手”，要不这样，他是“生存”不下去的。再说有这样的举荐人，可以想象，那些老在这等伪君子、政客面前混个脸熟的被举荐人又是何等人选？这是不言而喻了。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么。

　　而从历史角度来看，荐举制实际上就是汉朝开始使用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使用的“九品中正制”的变相。这种人才选拔机制最大的亮点是能忽悠人，政府公开招聘人才，天下英才人人都有被举荐的希望，这是美丽的肥皂泡。至于能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公开，那是掌权官僚们的事情，不是你我小民所能管得了的。所以汉朝末年出现了十分滑稽的察举现象，丞相与地方郡守察举的范围就是自己的亲戚或政治集团内部，中正官“中正”到的也就是豪门贵族子弟。汉末与魏晋南北朝的政治黑暗和天下大乱都与这两种腐朽的人才选拔制度大相关联。历史证明，这样的荐举制度不仅仅不是个权宜之计，而是阻碍人才畅通的拦路虎。

　　而自起兵起一直使用荐举机制选拔人才的朱元璋，似乎在洪武二年时也隐约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不能使真正的人才被举荐出来，反而使得政治官僚阶层更易形成小集团化；就如现在我们老百姓经常看到的，一个贪官东窗事发了，他的P股后面会牵出一大堆的“二奶”与高官，好似一个老鼠窝。2012年重庆雷书记“精彩无比的床上运动”视频一上网，立马牵出一个漂亮妹妹，再往后就扯出重庆政界10多个腐败高官。明初也如此，洪武元年李彬案爆发，李善长出面求情，胡惟庸四处活动，这岂不像一个个老鼠窝里的一个尾巴接一个的老鼠“大军”？朱元璋是个绝对聪明人，荐举之法不佳，必须得采用别的选才方法啊！

　　事实上经常将“参酌唐宋，恢复中华”挂在嘴边的朱元璋在实施荐举制的同时又在启动另外两套选拔人才机制，即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制度——学校“储才”和科举入仕。

　　〇学校储才与历事监生制

　　学校“储才”在明初主要表现为大力发展大明国子监与地方官学，帝国政府直接从国子监选拔人才，充任各级官僚。洪武二年十月开始，朱元璋“擢国子生试用之，巡行列郡，举其职者，竣事覆命，即擢行省左右参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这种选任官员的方式在当时被称为。“学校储才”选士或称“历事监生制”。

　　历事监生即从国子监中选取监生到各个衙门去实习，经考核确认其具有实际从政能力，即委以官职，也就是《明史》上所说的“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历事监生初试效果不错，后来范围扩大到中央的吏部、户部、礼部、大理寺、通政司等各机关。历事时间不一，最长达3年。洪武时期朱元璋屡次命令监生历事，让他们参与编修日历、到各地任教官、摄监察御史、稽核天下百司案牍、采访民事、平理诉讼、督吏修治水利，在编修鱼鳞图册时又让他们稽核田税、编制图册，历事范围涉及文教、政治、司法、经济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洪武七年至洪武十七年科举考试暂停期间，“历事监生”巍巍壮观，抢足了明初铨选官职的风头，由此，国子监也风光一时。

　　历事监生说白了属于皇帝特使，他们临时受命出差某地、督查某事。如洪武十六年九月，一批国子监生受命分行天下都司、卫所，清理军籍，即明史上有名的“清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洪武二十年正月，国子监生武淳等人受命前往各地去划分粮区，帮助地方建立粮长制度和鱼鳞图册制度；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国子监生解奎等43人受命为在京各卫部队讲解《御制大诰武臣》，充当洪武皇帝“伟大思想的宣传队员”，等等。

　　历事监生最终还得要“落实”到正式任职上。洪武年间朱元璋从国子监毕业生或言历事监生中挑选优秀人才担任各种各样的官职：有监察御史，如洪武八年任命李扩等数人为监察御史，后又改其为谏官给事中；洪武九年又任命李铎等8名国子监生为监察御史；有六科给事中，如洪武十七年七月，令国子监生唐伯敬等63人为给事中；有地方行政官，如洪武十三年十月，任命吏部铨选的国子监生24人为地方府、州、县官；有地方检察官，如洪武二十年七月，任命国子监生邵廉、李隆、彭升等人为广东按察司佥事；有王府伴读，如洪武九年任命国子监生成德琦、牟铭、刘暹为秦府伴读，张寅、王翀为晋府伴读，张翱为燕府伴读，王谦为靖江府伴读；有教官，如洪武早期派遣了一大批国子监生分教北方，后还朝擢升任职；有观察使，很有意思的是洪武二十四年五月，朱元璋任命了在国子监留学的日本学生滕祐寿任观察使。

　　在历次选录国子监生为大明职官中，以洪武十九年任用的国子监生人数最多，一共选拔了将近1 000号人，由吏部授予知州、知县等官职；以洪武二十六年选拔的国子监生任职的职位最高，“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64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那年还选拔了国子监生年纪30岁以上，能文章者341人，由吏部除授教谕等官。史书对于当时国子监生入仕为盛的情势是这样描述的：“其一旦而重用之……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

　　尽管如此，但监生历事入仕为官毕竟属于应急之举，与稳妥、理性的传统人才选拔机制是否相符？朱元璋心里似乎一直也没谱。再说国子监出来的“历事监生”也非全是优良之才，由于国子监的生源本身就很复杂，因而历事监生的素质也不一定全能得到保障。于是在大力推行历事监生制和举荐制差不多同时，朱元璋也开始为科举制的实行谋划着、准备着。

　　〇洪武初年连连开科取士的喜与愁

　　大明即将开国之际的吴元年（1367）春，朱元璋下达开设文武科取士令：“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其应文举者，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以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从这道诏令的基本精神来看，即将君临天下的朱元璋极想继承传统，沿袭唐宋官僚人才选拔的主要机制——科举制。至于何时正式开科取士？他在诏令的后文中也说到了，要等上3年左右的时间，让各地臣民和各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准备后再行事，“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经过3年的酝酿与准备，洪武三年（1370）五月，朱元璋正式下诏设科取士：“朕闻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俗淳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词章之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贡士之上。其怀才抱道之贤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风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统一华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庭，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彼游食奔竞之徒，自然易行于戏！设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才，任官惟贤，庶可成于治道，咨尔有众，体予至怀。”

　　上面这道诏书是这样说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周朝实行从学校中选拔人才，从而使得大量的贤人出任官僚，因此周朝之民都有君子一般的言行，民风淳美，国家大治。汉、唐、宋都实行分科取士，但他们太讲究辞章之学（即文学），而不太讲究人的品德与才艺的统一。元朝虽说开过科举，但他们不重视科举出仕者，元朝大行荐举，任由贵族与群小出任官僚，整个元朝政治搞得一塌糊涂。士大夫们都不愿与这批群小为伍，纷纷躲避进山林。我现在统一华夏，想与天下人共享太平，而要想共享太平，就必须要治国得其人，也就是说治理国家一定得用贤人君子。哪里去找这样的人才呢？朱元璋说，人才应该是在学校里。于是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办学校。至于如何将他们选拔出来呢？那就得通过科举考试，且要“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话表明：当时的朱元璋要想把科举制作为大明帝国选拔官吏的唯一途径，同时隐含了他将要抛弃荐举等不合理的官僚选用制度。因此说明初洪武皇帝对科举制还是充满着极大的希望与美好的憧憬。

　　洪武三年下半年，各地在接到洪武帝的诏令后迅速展开了各自的乡试。当时的南京应天府共有123人参加了乡试，其中有72人考中了举人，等待着中央的会试。

　　第二年即洪武四年春，已经通过各地乡试的举人们来到大明首都南京，参加三月份的会试。此次会试一共录取了120名，随后便在南京明皇宫奉天殿朱元璋主持了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殿试，最后赐吴伯宗等3人第一甲进士及第；第二甲17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100人，赐同进士出身。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朝鲜也有3名考生参加考试，结果有个叫金涛的人考中了进士，被皇帝朱元璋授予东昌府安丘县丞。但由于他与其他2名朝鲜人不会说中国话，无法在华久留，最后皇帝朱元璋赏了他们一些钱币，专门派人送他们回国去。

　　从大明首次开科进程来看，当时洪武帝朱元璋的情绪是极其亢奋的，就在会试前夕，他踌躇满志地下令：“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于任贤。既设科取士，令各行省连试三年，庶贤才众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后则三年一举，著为定例。”；到了七月又下令：凡府、州、县学生员、民间俊秀子弟及学官，只要“文字词理平顺”的，都可以来参加大明的科举考试。该年年底朱皇帝第三次专门为科举取士降下诏书：“今岁各处乡试取中举人，俱免会试，悉起赴京用之。”

　　一年内为科举3次专门下达诏书，且一次比一次政策要优惠，到第三次下发的诏书中甚至说，要免去会试。除了对科举取士有着美好的期待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朱皇帝要如此这般？明代国史记载了当时的实况：“时吏部奏天下官多缺员。”就是说，当时大明帝国新定，天下各地缺官缺得很厉害。一旦地方上乡试考选出来的举人，朱元璋就要直接任命其为职官。那么，这般迫不及待地考选录用的官僚质量到底如何？

　　也许是希望过大失望也大的缘故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洪武六年二月，朱元璋来了个180°的转弯，在跟中书省大臣的谈话中，他这样说道：“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随即他下诏：“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天下学者，知所向方，而士习归于务本。”

　　〇10年停科与洪武抉择

　　在这份诏书里，朱元璋对科举取士暂时喊停，明确提出了继续沿用荐举制，并强调荐举标准为“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换句话来说，他要实用型人才。洪武六年四月，洪武帝命令吏部访求天下贤才，告诉相关部门，要“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由此开启了科举暂停后的大规模察举活动。当时察举名目甚多，有聪明正直、孝弟（悌）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经明行修、孝廉、人才、耆民、儒士等。有时一次察举到几个人，有时一次察举了几十个，有时一次察举了几百个，甚至有一次察举了几千人。譬如洪武十三年十二月，吏部就一次荐举了860人；洪武十五年九月，吏部又以经明行修名目荐举了郑韬等3 700多人，这可能是洪武时期荐举人数最多的一次了；而授予官职最高的可能就要数洪武十四年三月那一次了，朱元璋下令：“以贤良方正余应举为山东布政使司右参议，马卫为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儒士黄桐生为福建布政使司右参议，陈多逊为山东盐运使。”

　　在科举取士暂停的这10年中，有不少的人才被荐举了出来，“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耆儒鲍恂、余诠、全思诚、张长年辈，年九十余，征至京，即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儒士王本、杜斅、赵民望、吴源，特置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沂，儒士赵翥，起家为尚书。儒士张子源、张宗德为侍郎。耆儒刘堉、关贤为副都御史。明经张文通、阮仲志为佥都御史。人才赫从道为大理少卿。孝廉李德为府尹。儒士吴颙为祭酒。贤良栾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张璲、王廉为布政使。孝弟（悌）李好诚、聂士举，贤良蒋安素、薛正言、张端，文学宋亮为参政。儒士郑孔麟、王德常、黄桐生，贤良余应举、马卫、许安、范孟宗、何德忠、孙仲贤、王福、王清，聪明张大亨、金思存为参议，凡其显擢者如此。其以渐而跻贵仕者，又无算也”。

　　这么多的“人才”被举荐了出来，在当时那个特定的环境下还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一，弥补了洪武时期政治风暴中大肆杀戮所造成的官员空缺；第二，在元朝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大明帝国成批成批地录用被元朝人冷落已久的儒士文人，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这对稳固大明统治不无裨益；第三，朱元璋对于荐举制用人原则有着很多的规定，其中有一条：“蒙古、色目人氏，既居我土，即我赤子，果有才能，一体擢用。”这种平等的民族人才录用政策相对于元朝的民族歧视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据说当时有个叫答禄与权的蒙古人还当上了朱元璋二儿子秦王府的纪善，后官至翰林修撰。

　　但话得说回来，荐举制本身就不是什么先进、合理的人才选拔方式，加上皇帝朱元璋一开始就给荐举制定下的首要原则为“以德行为本”，于是不少被举荐出来的为官者品德很好，但为政能力不行，“况又用非其才”。最为致命的是，荐举制没有衡量人才的客观标准，这就极容易使得荐举演变为“老鼠窝”。洪武十三年年初，胡惟庸案突发，胡惟庸的举荐者李善长被人“挖”了出来。尽管朱元璋并没有立即下令对老宰相进行追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举荐者李善长与被荐举者胡惟庸之间的故事却越来越多地流传着、演绎着，本来就疑心病十足的朱元璋开始反思、权衡：“朕自代元，统一华夷，官遵古制，律仿旧章，孜孜求贤，数用不当。有能者委以腹心，或面从而志异；有德者授以禄位，或无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鲜耻，不能克己，若此无己，奈何为治？”

　　在反复对比荐举制与科举制后，他最终还是感觉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人才更加可靠，整体素养要高，“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至治之美，皆本于儒。儒者知古今，识道理，非区区文法吏可比也”。不过鉴于以往人才选录方式非此即彼的经验教训，朱元璋这次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时采取了比较中庸稳妥的做法：一面继续推行荐举制和学校“储才”选拔方式，另一面则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推行改革，实行科举成式。

　　朱元璋改革科举制的主旨灵魂与洪武十七年的“科举成式”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在停开近十年时，朱元璋终于下令重开科举，诏令礼部：设科举取士，令天下学校期三年试之，著为定制。即要他们通知所有的学校做好恢复科举考试的准备。与此同时，他在酝酿对唐宋流传下来的科举制度实施改革，构建有明一代新的科举制。

　　对于洪武皇帝这次重新下诏开设科举，明朝著名的学者陈于陛和杨慎都予以积极的肯定，同时也替朱元璋给科举制把了把脉，“切诊”了科举的病相。陈于陛说：“古之选举专论行，今之进士专论文，似相背驰，然古以行举者，未必便保其终；如兹科目，虽以文进，而进士一科，尤为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顾科名，爱惜行检，不敢为非，是励行崇化之道，实默庽其间，古之辟举，盖异辙而同途矣。”

　　陈于陛认为，古代选举官僚采取的是察举其品德（实际所指的汉朝的察举制），我们现在沿用的是唐宋以来专门以考察人才的文才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察举也未必能察举到什么好的人才。科举考试虽然是以文才来定一个士人的前途，尤其是进士一科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能够考取进士的士人一般来说，他的学问不会差。至于人品素质么，到了那样位置的人一般都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会有失风雅的。所以说推行科举制实际上包含了“励行崇化之道”，有助于推行教化。

　　陈于陛讲的是察举制之弊和科举制的可取之处，其实在停开科举的十年里，要求重开科举的呼吁声一直没断过。朱元璋也逐渐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官僚察举或推荐不仅容易造成政治腐败，而且容易形成与皇权相分离的异己势力，而实行科举制就不会这样，尤其是实行殿试，人人都是“天子门生”，大大地强化了皇权专制主义。这是朱元璋重开科举制和改革科举制的主旨精神。

　　名儒杨慎可不是像陈于陛那样高屋建瓴式地泛泛而论，而是针对当前的科举弊端，“有一说一”。他说：“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为二人，二事合为一事者。予曾见考官程文，引制氏论乐，而以制氏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汉书·律历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书坊刊布其书，士子珍之，以为密宝，转相差讹，殆同无目人说词话。噫，士习至此，卑下极矣。”

　　杨慎是这样说的：我们以前开的科举有毛病，以经学作为考试内容。一般的考生只攻一经，一经之外，什么也不知，一旦来参加科举考试了，幸好考到他“复习”的那一经。这样考出来的学生能有多少学问呢？后来稍微知道得多一点，那都是一些装装门面华而不实的东西。好多考生对“五经”，不去好好地一一钻研，而寻章摘句地背诵，称之为“蠡测”（相当于现在的高考猜题、压题宝典的意思）；还有一些人专门将历朝历代的历史中细枝末节连起来，称之为“策套”（相当于现在的高考“通用宝典”）。他说有的考官和已经考中的进士自己做了一些作文，放在书摊上作范文来卖，里边错字也没改过来，照样考生们争相竞购。

　　名士杨慎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科举制两大方面的弊端：第一，考试内容与判卷标准出了问题，造成考生们投机取巧，尤其考官范文的热销更是说明了科举判卷的随意性很大；第二，程序上也出了问题，考生经过乡试、会试及殿试三大试有可能“讨巧”都考到了自己只学习的那一“经”，还有用套题的思路来解题，蒙骗过关。

　　对于这些问题，朱元璋不仅知道，而且他还进一步地意识到，上述问题不解决，不仅不利于选拔到真正的人才，而且还不利于统一人们的思想。因此在朱元璋看来很有必要对唐宋以来的科举制进行一番“定式”和规范，过去好的措施与规章继续沿用；不好的、不标准的、不公平的，要将它们改过来，以达到“公平化”。朱元璋最讨厌天下的不公平，他迁徙豪民、抑强扶弱、右贫抑富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童年时代的那个潜意识的梦想——创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他是绝不会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多领域“实现公平”后就单单留下科举教育文化这么一个不公平的“真空”而不管。早在大明开国之际，朱元璋就曾这样说道：“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无私。”相隔两年后又说：“国家政令，一本至公。”洪武十四年正月，他在跟礼部大臣谈话中再次说道：“人君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由此看来，对于公平化的不懈追求是朱元璋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公平化，就首先要有标准化，没有标准何来公平可言，于是标准化与公平化成为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对科举制改革“成式”的灵魂。

　　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戊戌日，朱元璋命令礼部颁行“科举成式”，在近800字的“科举成式”中，渗透了洪武皇帝对大明科举改革定制的精神，具体规定了明科举制度的内涵：三年大比、三级考试、考试范围、考试原则、考试规则、考务事务等，这些规制后来在整个明朝都没有大变。明鼎清革，清承明制，洪武科举成式就此在中国历史给用了整整500多年，与其我们说是洪武成式，毋宁称其为科举永制。

　　随着洪武中后期开始的科举恢复与科举成式，原本与其并行的荐举制与学校储才选拔制度亦称举贡在大明帝国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渐渐地退出了历史主流舞台，这就是《明史》中所说的“一再传之后，进士日益重，荐举遂废，而举贡日益轻”。

　　既然洪武期间的这次科举改革与科举成式有着如此大的影响，那么它的改革精神和灵魂核心又是如何得以体现的？

　　朱元璋科举改革标准化朱元璋对科举改革的灵魂核心所在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标准化，具体体现为如下：

　　〇科举考试内容标准划一——钦定“四书”“五经”、《大诰》系列、《大明律令》

　　科举制开创于隋朝（这里指的是狭义的科举制，以隋朝设立进士科作为标志；广义的科举制应该包括隋朝以前的察举制）。隋炀帝大业元年“分科举人”，首先创制进士科，它开创了中国考试选拔制度的新纪元，也是中国科举制起始的主要标志。

　　而中国科举制的真正确立与发展应该是在唐朝，唐朝的科举制是在继承和整合了两汉到隋代的察举制基础之上发展起来，并最终取代了察举制而形成的一种赋予更新内涵的考试选拔制度。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开放的、活泼的朝代，加上科举制在唐朝时是处于确立与发展时期，所以唐朝的科举制并不太固定，由此决定它的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并不单调划一。就唐代科举而言，其可分为两大类：常科与制科（相当于察举制中制举）。

　　唐朝常科所开设的科目有12种：“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因此说唐朝的常科科目和内涵是相当丰富，绝不像后世元明清时代那么单调。这么多科目所涉及的考试内容太丰富了，有儒家经典，有文学中诗赋，有法律、有字学、有道学、有数学等，还有童子试，类似我们现在招收的大学“少年班”。

　　除了常科以外，还有就是制科，从性质上讲，它是汉代以来察举制中的制举的延伸，因为这类制科考试是为了选拔专门人才而由皇帝临时下诏组织进行的特别考试。古时候皇帝下的诏令又称“制”，因此这样的考试制度就叫“制科”。正因为制科是由皇帝临时下诏定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故而它们的名目特别繁多，有人统计了唐代制科的科目名称多达100多个，涉及文辞、经术、治道、谏诤、军事等8个方面。加上我们前面讲的常科至少有12个方面，总计唐朝科举考试内容不会少于20个方面。

　　见此，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唐朝科举考试要考20多个方面的内容，那时的考生受得了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唐朝科举考试20多个方面的考试内容不是要求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掌握的，而是通过分科考试。如果你选了“明算科”，那就考《九章算术》等数学知识，你可以不考经学，也可以不考律学，这种考试有利于专业人才的培养。甚至可以说它比我们现在的硕士、博士生考试的理念似乎还要合理，后者考试中尤其是中医、国学一类专业的考生都要考那些几乎用不着的外语，并且还不能低分，否则外语线就过不了，因此有人曾揶揄说，现在中国大学里的硕士、博士专业快被外语系学生独占了，邪乎？！反倒我们的祖上唐朝人已经十分注重从制度入手选拔专业人才。宋朝基本上继承了唐朝的做法，在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此说，唐宋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大放光彩，人才辈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就在此段时间内完成并开始外传，这一切不能说与丰富多彩的科举考试内容无关！

　　元朝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好的东西被继承下来的倒没多少，坏的方面被元朝人似乎拿了放大镜一样放大。元朝对科举制的恢复很不情愿，一波三折，开开停停，弄得当时中国文人内心一片荒凉，连同那时画出来的画也开始灰蒙蒙了，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就是这个样。公元1313年，元朝又恢复科举考试，正式制定科举考试的章程，这个章程不仅将唐宋时代的常科与制科几十门科举考试科目来个彻底的简化，就留下了一门唐宋时代科举头号考试科目——进士科，而且还对科举考试内容及标准开始作了较大的变更，将南宋大儒朱熹所提倡的“四书”与“五经”并列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尤其是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解经标准。从此程朱理学被抬到了科举考试的殿堂里，原本没有完全“钦定”死的考试内容也开始定死了，君主专制主义确实得到了加强。这对后代科举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朱元璋开创明王朝时，为了确保他的大明帝国长治久安，处处以反动元朝的做法作为施政的起点。但出奇的是在科举考试科目与科举考试内容的规定上，却一秉继承了元朝的做法，甚至觉得元朝人做得还很不够，干脆来个彻彻底底的“定式”化，即洪武十七年三月朱元璋命令礼部向大明帝国的臣民颁布的“科举成式”，即科举考试标准化定型。

　　朱元璋“科举成式”中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科举考试内容成式化”，即限定考试内容。明朝初年朱元璋对科举考试内容圈定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儒家传统经典“四书”“五经”。不过朱元璋对传统的“四书”“五经”也不全放心，他下令叫刘三吾等儒士将传统的“四书”“五经”中不符合专制主义思想的言语删除掉，来个皇帝“钦定”。尤其是对“四书”中的“孟子”，朱元璋颇有成见，他让人重编成一本《孟子节文》，并规定被删的那85条“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第二个方面就是反映其专制君主统治意志的《御制大诰》系列、《大明律令》。朱元璋下令，由大明帝国政府出面，用今天话来说就是中央政府埋单印刷大量的《大诰》系列，并将它们发往全国各地的学校，作为学校师生政治学习和“普法教育”的读本。不仅如此，后来朱元璋还规定：“今后科举岁贡生员俱出题试之”；并要“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以违制论”。

　　◎科举考试内容标准划一的作用

　　朱元璋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如此的标准划一也就是圈定考试的范围，至少会产生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统一人们的思想，杜绝异端邪说。朱元璋圈定科举考试的内容与范围使得广大士子只读“钦定”的儒家经典，就连对经典的解释也要以程朱集注，不许士子们自由发挥和独立思考，使他们的思想高度地统一到已经“钦定”的孔孟之道上来，避免了任何与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背离或偏离的“异端邪说”，有利于大一统帝国的稳固。

　　第二，以《大明律令》和《御制大诰》作为科举考试内容，多少也有一些法律考试的成分，所以朱元璋在明初的科举成式时就将唐宋科举中的“明法科”给废弃了，不能不说有几分道理。尤其判例法似的《御制大诰》颁发全国各地，以其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进一步地灌输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恐怖政治意识，更利于选拔出一个又一个忠君“顺民”、忠君愚民。士子们不再是凭着吟诵风花雪月的诗词歌赋来“出世”从政，而是“忠顺”地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思想与行动的指导，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使得大一统帝国得到了高度的整合；但同时随着科举中明法等科的废弃，广大士人的知识面就越发狭窄，加上大明帝国北迁后不再重视科举考试中《大明律令》和《御制大诰》一类的“法律知识考试”，使得帝国从上到下的主要执政者大多成了“法盲”，由此刑名幕僚更多地介入明清的政坛与法律界，形成了明清帝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

　　第三，划定考试范围，对于广大应考考生来说毕竟是一件大好事，有利于他们在备考时“有案可据”。过去唐宋时代科举考试重文学，除了基本的文学功力以外，那就全看一个考生的文学天赋与临场“发挥”。有些考生备考了好几年就是“不得要领”，漫无边际却找不到“入门”的“路径”，始终与成功无缘。而明初限定考试内容与范围——以钦定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就是划定了备考范围，以程朱集注为标准注释——即指定考试所用教材和复习备考的参考书。这样就有利于举子们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取得良好的效果，进而使他们答题时有的放矢，同时也使得评卷官在评卷时有标准可依，更加有效地减少科举考试判卷中的“徇私”之弊。由此说来，当今的标准化考试是历史上科举标准化考试的“死灰复燃”？！

　　〇考试“出题”、答题标准划一

　　唐朝时科举考试中考官出题与考生答题是既有标准又没有标准。这里绝非玩什么文字游戏，讲的是事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就唐朝的常科来讲，要有12个科目，而这12个科目考的内容几乎很少有相同的，怎么有统一的出题标准和答题标准？譬如进士科与明算科，那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科目，就好比现在高考和研考，一个学生报考的是数学专业，可以做标准答案；另一个报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专业，怎么能做标准答案？做了“标准答案”岂不将学生限死在一定的框框里！第二，同一门科目不同的考试内容就会有标准答案和没有标准答案。

　　◎唐宋科举考试出题与答题的利与弊

　　譬如唐朝的常科中最为人们推崇的进士科目考试就有三场：第一场为帖经，即抽出儒家经典中的句子将其中的几个字帖住、盖住，让考生补上去，即为今天的填空题，这是有标准答案。第二场为试杂文，唐代杂文泛指诗、赋、表、论、议等文体，但最常考的文体还是诗赋，进士考诗赋的范围相当广泛，因此这场考试的出题就很活，只能大致框定一个范围，而答题更是没办法划定标准，它主要考查考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由此，进士科的文学性质凸现。在这种崇重文学的社会风尚的影响下，进士科到后来变成“文学之科”，以至于有“词科”“文科”之称。与此相关唐朝诗人辈出，唐诗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诗“库”。第三场试策论，考试的内容是经义或者时务，主要考查考生对政经时务的见解，通过这场既可看出考生的“经学”功底与自己个人对“经”的悟性，这倒从出题角度可以标准划一，但答题可没办法标准化了；考时务策的话出题能划一标准化，答题时主要是看看考生对时事政治的个人见解，因此也没办法标准划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进士科考试不仅有客观题，又有主观题，不仅要考查考生的“经学”功力和对时事政治的评述，而且更关键的是要考查考生的文学方面的天赋与形象思维能力。因此其要求可比唐朝录取人数最多、开始时的地位也比进士科要高得多的明经科难考，有的人考进士考到了五六十岁还没考上，纯属正常，加上唐朝对进士科录取少，进士科的录取率为1%～2%，可能就相当于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那几年的录取率，明经科的录取率为10%～20%，那还不如现在的高考录取率70%～80%，满大街都是大学生，甚至可能比农民工还多。因为唐朝进士科“门槛”高，录取率低，中唐以后其地位逐渐提高，故而唐朝人们常常将进士及第视为“登龙门”，进士往往成为社会瞩目的中心。唐代进士科也确实选拔了许多人才，唐代宰相中有半数以上是进士出身，唐敬宗以后各朝（825—906），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所占比例更高达80%以上。（卓遵宏：《唐代进士与政治》，台湾“国立”编译馆）

　　我们再来看唐代科举及第人数最多的科目——明经科。唐朝从立国开始就从法令上规定，明经出身的人其地位仅次于秀才（唐朝的秀才可比明清秀才值钱多了），比进士、明法等科要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唐朝在治国大典《唐律》中就明确指出儒家是其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以“德礼为政教之本，法刑为政教之用”。因此，唐代极为重视儒家思想与经典教育和考试，“明经”所要清楚了解与掌握的“经”就是儒家正统经典即当时所称的“九经”，但不是像后世明清时代所要求的那样苛刻，将“九经”一字不漏地背熟背烂，而是有重点和有选择地背诵。

　　当时按儒家“九经”的篇幅分量多少分为大中小三类：大经有两部即《礼记》《左传》；中经三部即《诗经》《周礼》《仪礼》；小经四部即《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明经选试两经科的考生，任选一大经和一小经，或者三部中经中任选两经；若选试三经科的考生，那么他就在大、中、小经中各选一经；如选试五经者，除了大经必须全通以外，其他各经任选一经。但无论你怎么选，《孝经》和《论语》两门为基础课，是必读必考的。

　　这样富有弹性的科举规定，使得考生有选择权，考官的出题就不一定能标准划一了，但有《孝经》和《论语》两门为必读必考课程，所以相对来说，出题还是有一定的范围。虽然唐廷出面叫孔颖达编纂了《五经正义》，但帝国政府似乎也没有过多强调要以孔颖达那书为标准，所以说唐朝的答题标准也是灵活、多样的，或者说凭考官个人的感觉色彩很多，没有标准划一。

　　明经科的第一场为帖经，这一场是填空题考试，出题与答题都是可以标准划一；第二场为“问义”，就是简答题考试。它分为两种：第一种叫“口义”，就是考官与考生当面口头问与答有关儒家经典中的简单大义。第二种叫“墨义”，就是笔试简答题。问义一般是每经中出10道简答题，若你能回答对6道，就算合格了。“问义”简答题有“知识要点”，又有官方定的“九经”，所以这场考试的出题标准是可以划一的，答题基本上也是可以划一、标准化的。第三场叫对策，也有两种，第一种叫试经策，也叫策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关经书的大问答题或者讲是论述题；第二种就是时务策，结合经典理论对时事政治进行阐述。这一场同进士科的最后一场相似，无论出题还是答题都不大可能做到标准划一。但明经科主要考查考生对经典的记忆能力，对于考查考生的潜能与综合水平用处不大。所以相对比较容易考上，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由于唐帝国的重视，加上明经考试的主观题与客观题相结合，一定程度上也能考出一些考生的能力水平，所以唐朝尤其前期和中期报考的人还真不少。整个唐代明经及第总数有26 600人左右，是唐朝科举及第人数最多的科目，平均每年约取100人。而通过明经科考试唐王朝确实也选拔了不少人才，如唐朝著名的宰相裴行俭、裴炎、狄仁杰等数十人皆以明经及第位至宰相。但唐后期明经科地位日渐下降，其衰微趋势发展至北宋，终被进士科所包容兼并。

　　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到了宋朝时没有过大的变化，只是宋代科举中的明经诸科更加萎缩，但没有被废黜。而进士科地位更加上升，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进士科考试基本上都承继了唐朝的做法，注重考查考生的诗赋才学，所以宋代的诗词佳品如潮，诗人、词人犹如长江之水一浪高于一浪。再加上宋代官员的增补主要也得益于进士科，所以士人多向往进士科，以能取得进士而荣耀。

　　◎并不完全是朱元璋的错，而是元朝人惹的祸？！

　　尽管宋代特重进士科——以主观题考试为主，但并没有将唐朝的其他科目考试废掉，更有帖经一类的客观题考试继续沿用。这种主观题与客观题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应该还是比较可取的，因此说宋代的科举出题是由标准划一和无标准划一相结合，由此相对应的答题也是由标准答案和无标准答案相结合。但总的来说，宋代科举答题相对还比较灵活，没有过多地标准划一。尽管程朱理学产生于宋代，到了南宋的朱熹时代理学才集大成，但宋代的理学一直要到了元朝时才真正对科举考试的出题与答题等方面有着影响——公元1313年元朝正式制定科举考试的章程，将朱熹所提倡的“四书”与“五经”并列列为科举考试出题的范围。出题范围与标准划一了，而答题的标准呢？元朝规定，也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解经标准。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科举制之路后来越走越窄并不完全是朱元璋的错，而是元朝人惹的祸！

　　◎什么叫“八股文”？

　　到了明代朱元璋开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初制定科举成式中不仅将科举考试出题内容限定在“四书”“五经”范围内，而且还对科举考试中的文体格式作了规定与限制，即采用八股文这种专门的考试文体。“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八股文也叫称八比文、时文、制艺、时艺，根据题目来源的题库不同，其又分别被冠以不同的称呼。当时的科举考试的题库主要分两类，一类叫“四书”题库，考试题目来自“四书”就叫“四书”文；另一类叫“五经”题库，考试题目来自“五经”的就叫“五经”文。

　　◎今天的外语之类的标准化考试就是600年前八股文标准化考试的变相

　　八股文这种专用的考试文体和格式与我们现在教育考试机构和社会上十分热衷的标准化考试极为相似。读者朋友可能比较熟悉的现在英语标准化考试，其不外乎填空、听力、语法与结构、翻译及作文几大部分。即使是英语作文，据说评卷时也有一定的标准格式，评卷时要对号入座。考生要是平时不去记忆的话，那就肯定考不好。反之，只要肯死记硬背，只要没有智力障碍，就能在标准化外语考试中夺得高分。而现在更令人怦然心动的是最近几年我们的外语考试分值跟着我们的房价一起呼啦啦地“涨”，“涨”到几乎与我们的国语考试相近的分值，弄得我们的下一代连国语都没来得及学好，反而铆足了劲拼命地学外语。至于这种外语学了有没有用？能用不能用？人们可管不了那么多。因此常常出现的见怪不怪的现象是，外语四、六级都过了，但见了“老外”，脸挣了通红就是开不了口。而历史上的八股文居然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八股文考试与现在标准化英语考试相类似的是，它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不过它不是以一叠试卷的形式出现，而是叫你写一篇特殊的命题作文。既然是命题作文那就写吧，不用急，这篇作文可不是任由你天马行空地遐想“乱写”，一定要依照上述的八个部分的次序并根据钦定的“四书”“五经”的内容和朱熹老先生的解释一一予以“填满”完成。“破题”就是要用两句说破题目要义，你说我要用四句或六句来说说这个“作文”题的意思，对不起，你首先就不是“标准化”考试了，犯规了；八股文的第二步骤就是“承题”，即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第三步骤就是“起讲”，即为议论的开始，议论也不能随便乱议论，要以“圣人”的口吻来叙述，议论内容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这叫“代圣人立言”；第四步骤是“入手”，就是指起讲后入手的地方；从第五部分“起股”至第八部分“束股”才是“作者”正式的议论，尤其是第六部“中股”，顾名思义就是整个八股文全篇的重心与中心。因为从第五部分起股到第八部分束股的这四股当中，每股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一共加起来就有八股了，所以人们就称其为“八股文”。这里要强调的是，“八股”名称的来历不是像有些人解释的那样，说是由八个部分组成的就叫“八股文”，那是一种望文生义。

　　既然文章分为八个部分，那怎么将它们“串”起来呢？当时就规定了一些标准化用词：以“今夫”“然而”“若使”“苟其然”“而已矣”“也乎哉”等虚词来联接，逐段结束。这种考试要求：整篇文章结构严谨、工整和细密，文意连贯。因此要写好这样的文章就有很多的诀窍，如讲究对偶、排比，注重布局谋篇与章法格调。但只要你学好了这些诀窍就能在科举中取得高第（即现在人讲的高分）。因此一些聪明的小孩也能学得好好的，明朝就曾有个8岁的小孩学八股学得相当不错，后来就参加了乡试，按他的八股文等第本来可以中的，但后来主考官发现他实在太小了而作罢。连8岁小孩都能“考好”，由此可以想象，八股文实在是没有多少真正的学术含金量。这倒是很像今天的标准化考试，即使你什么都不懂，但你只要认识ABCD几个英文字母，千万别忘了带上一支2B铅笔，拿出当年阿Q的画圈精神，包你得几十分不成问题。更为巧合的是八股文的字数限定与现在的英语标准化考试的作文的词数要求几乎相同，大约在300字。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科举成式时规定“四书”文200字以上，“五经”文300字以上。所以，好多有识之士认为，今天的外语之类的标准化考试就是600年前开启的八股文标准化考试的变相，或者说是“沉渣泛滥”，邪乎！

　　从上面我们对八股文的介绍来看，八股考试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明初科举成式时其弊端尚未凸显出来，因而它被当做医治科举考试作弊和彰显公平化的灵丹妙药。尔后八股文体在科举考试中一再被使用，而且一用竟然用了500多年。这究竟是为什么？

　　◎八股文正面的影响

　　第一，从考试自身角度来看，八股考试仍不失为一种防止作弊、确保考试标准化和公平化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公正”“公平”与客观地选拔人才。

　　自从有了考试，就会有人作弊，考试与作弊好似一对孪生姐妹，形影不离。从隋唐开创与确立科举考试起，作弊就屡禁不绝。宋代在科举制的完善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糊名制、誊录制、锁院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都在反作弊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人作弊，在试卷开头或当中或结尾处多写一些虚词或什么符号作个标记，串通好主考官共同舞弊，真是花样百出，让人防不胜防。

　　明初朱元璋君臣借鉴宋代的经验教训，为了根绝舞弊，除承继宋代的糊名法、誊录法等措施外，还在科举考试文章的内容和格式上作出规定——必须按八股文体写作，不许滥用虚词，更不准作什么符号标记，否则就要以“关节”论处，以此来彻底杜绝作弊。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确保考试的公平性，事实上也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化。

　　第二，减省评卷工作量，使评卷规范化、标准化。

　　科举考试之所以能替代察举制最主要的内在原因，就在于科举考试以考试的客观性来代替察举的人为主观性，确保人才选拔的公平性。问题是考试是人为的，既然是人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就不易把握，加上中华文化与汉字系统本身的信息不确定性（一字多音也多义），所以要做到真正的客观化恐怕是不易的。宋代时没有后来的八股考试文，一般来说，一场考试下来，试卷堆积如上；再加上评卷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除了客观题考试以外），阅卷的主观性较大，确实也很难真正做到公平化。

　　明初朱元璋君臣鉴于宋代科举的毛病进行改革，以八股文体作为统一的科举文章的格式。600年前的明朝人可没有现代人这么省心用计算机来“批阅”试卷，也没有ABCD选项读题软件，但他们推行八股文，将文章分为八个部分组成，并用标准词去连接，又限定字数在300字以内。这样下来，一般来说，一眼瞄去，大致能看出文章的优劣高下，这就不仅可减少评卷工作量，更有利于评卷标准的“客观”化，减少了评分误差，可使评卷更加标准化、客观化。因此说，有人说八股文是中国古代一种理想的标准化的考试文体，确有几分道理。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测出考生的真实水平。

　　八股文的文体格式要求，用今天话来讲，考生必须具备中等左右的文化水平。若你要想考好八股文这种特殊的“命题作文”，那就必须首先学习好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有了这样的垫底后，才可学习和背诵“四书”“五经”。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统计，“四书”与“五经”共计431 286字，要将这40多万字一字不漏地背出来本身也是需要一定的功力和文化底蕴的。而明代科举首场一天之内就要写七篇“文章”，若你要胜人一筹，那么这七篇文章必须达到对句工整、合于声律，顺序敷畅。因此说，八股应试是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和文字功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测出考生的真实水平的。

　　第四，做好八股文，还需要相当好的个人文化修养。

　　明末思想家陈确曾这样论述道：“作八股之法，能熟知古文之妙境，而免就时文之恒矩，和养心性，体认题旨，开万古之胸，抒一己之得，则自然不今而今，不古而古，非时文而时文，非先辈而先辈。”文学家公安派领袖之一的袁中道认为：好的八股文“一题中每每自辟天地而造乾坤”。

　　◎为什么八股文最终成为过街老鼠？

　　既然八股文具有这些合理之处，那么为什么它会遭受唾骂，最终成为过街老鼠？

　　我们从八股考试本身特征说起。八股考试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考试形式的标准化，另一个是考试内容的限定、划一。这是从正面角度来看问题的，那么从它们反面来看：

　　第一，八股考试形式做到了标准化、客观化，但形式越统一、越规格化，标准化就越严密，而标准化越严密，离真正的公平就越远。因为它把不同的人强行纳入统一的模式之中。在这样的严酷的模式之中，越有创造性的人才，就越有可能惨遭扼杀。

　　明初开始推行的八股文实际上只是一种专门用于考试的特殊文体，除了科场，它一无用处。这与近年各类考试中特别时髦的标准化试题几乎是一脉相承，只能作训练测验之用。标准考试做到了，考生天天疲于“标准化”练习与测试的题海战术，哪有什么心思学习与研究真正的学问。所以标准化考试越考，“人才”就越“标准”，“人才”越“标准化”，什么样的人才也就没了。所以有人说，明清中国科技与文化基本上没有“长进”，有的只是“总结”，我认为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那个“标准化”考试惹的祸。同样，我们现在的标准化考试铺天盖地，甚至连大学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中都有标准化考试和标准答案，可我们的学生素质似乎一代不如一代。这难道就不是标准化惹的祸？

　　第二，考试内容的局限，导致了僵化。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又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确立“代圣人立言”的森严原则，“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不允许考生独立思考，这样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个个都标准化了，但人们的思想也就僵化了。由于科举考试竞争过于激烈，举子们（考生们）为了提高“命中率”而只读“圣贤书”，正所谓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举子们一门心思埋头苦读经典，研制八股文，不求实际学问，知识空疏狭窄，没有个人独创见解。长此以往，中国知识界、文化界读的是同一本书，想的是同样的问题，说的几乎又是同一类的话，于是明清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就越来凝固化、僵化。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重科举考试轻学校教育导致中华帝国社会风气的恶化。狭窄、空疏的八股文年复一年地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主考官为避免试题重复，以防举子猜题、押题，时不时地出一些偏题、怪题；而举子们为了使自己能及早中试而常常热衷于空疏的科举之学，学习如同现在大街上到处可见的标准化应试技巧一般的八股应试秘诀。由于标准化的八股考试范围只限于“四书”“五经”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