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5——治隆唐宋

第一节 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

　　从人格心理学来说，朱元璋的早期生活中有着太多的缺憾，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他日后苛求完美的性格特征。就在实行“四清”、相继发动八场全国性大运动的同时，这位有明一代“圣祖”为了确保江山社稷能稳如磐石，又在不断地采取举措，统一思想，培育和选拔完全合乎“口味”的“标准化”人才：他降低大明第一大学——国子监的入学门槛，大力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官学，将教师纳入了大明“公务员”行列，稳定教师队伍；在全国各地乡村普设社学，推行教化；他尊孔崇儒，钦定“中国圣经”，一统思想、实行科举成式、推行标准化考试，甚至还屡兴文字狱……所有这一切几乎都开创了中国文化思想教育历史之最，终使洪武晚期的大明有着向“建文”方向转向之趋势，由此也加强了极权君主专制主义。

　　说起朱元璋教育思想和洪武大办教育，或许有人要觉得好笑，一个叫花子出身的人会有什么教育思想而且还大办教育？

　　朱元璋教育思想：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历史恰恰如此！尽管出身低贱得不能再低贱的朱元璋从未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综观洪武年间发布的诏令敕御等，你就不难发现，除了一部分是由文臣学士充当捉刀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位极富个性的草根皇帝自己撰写的。虽说文中时不时地出现错别字，甚至还会文理不通，可也不难看出，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朱皇帝并非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

　　那么草根皇帝是什么时候摘掉文盲帽子的？明代笔记载说：“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淮右地区出来打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土包子，即使像李善长算是有文化的了，但也是粗通文墨。那么到底是谁将叫花子朱重八“教育成才”了？《明实录》“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条记载说：朱元璋军攻占浙东婺州后，“召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又“癸卯春（1363）五月癸酉置礼贤馆”条记载说：先是，上聘诸名儒集建康，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宠。至是，复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创礼贤馆处之，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时朱文忠守金华，复荐诸儒之有声望者王祎、许元、王天锡至，上皆收用之。

　　尽管明代官史竭尽委婉地表述了当年朱元璋文化扫盲一事，什么“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什么“上聘诸名儒集建康，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宠”，但从史载的列位帝师许元、胡翰、吴沉……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等来看，都是当年的学界名流，难怪开国后的朱皇帝不无骄傲地对侍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

　　“未尝从师指授”不切实际，也太狂妄了，但从这极度自信的口气中我们似乎也感觉到了“天生圣天子”的到来。那么朱元璋到底有怎样的文化水准？

　　如果有读者朋友留心南京城东朱元璋御制的中山王徐达墓碑的话，就会发现，那是一篇至今无人读得通的“天书碑”。由此我们不难肯定，朱元璋真实的文化水平应该是个半文盲。

　　朱元璋的半文盲不是他个人的错，这都是他出生的那个社会惹的祸。从朱元璋的内心而言，他是很痛苦的，天底下有谁愿意没文化而受人欺？受人笑？人生有好多的无奈，打从出世起，人生就有两大无奈：第一，出生时间上的无奈，朱元璋生于乱世，没办法作选择，总不能出来看一看，世道不好，我再回娘胎里去，等世道好了，我再出来。第二，出身家庭的无奈。正如东汉有名的思想家范缜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出生于怎样的家庭是没办法选择的，就如同树叶，有飘到高堂上的，就相当于出身在富贵家庭里；若飘到厕所里的，就相当于出身在贫苦家庭里。如果说后来的朱元璋经过个人的选择与努力，把握了机遇，成就了帝王之业，是他所处时代的一种最佳选择和达到的最佳效果的话，那么早年的朱重八在忍受人生煎熬的同时，其内心深处向往富贵、羡慕士大夫、看重文化知识教育，这是不容置疑的。就如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越是没知识文化的人往往越重视文化知识，当然除一些妄自尊大的武夫与社会流氓之外。

　　明初朱元璋重视与发展教育的第二方面原因是出于对大明帝国长治久安之考虑。洪武二年（1369），在下令让孔子后裔孔克仁等教授大明龙子龙孙和功臣子弟时，朱元璋曾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重视教育的功利性目的：“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之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

　　朱元璋大致是这样对孔博士说的：“我的孩子们将来要担负起统治国家之重任；功臣的孩子们将要出任百官之职。你们教育孩子们要以正心为根本，心正了做任何事情都会合乎于‘理’。如果不以正心来教育他们，随心所欲，那么其危害就数不胜数。还有你们得注意，要教孩子们实学真本事，不要学有些读书人那样，尽记忆些花里胡哨的诗词章句什么的，这有什么用！”

　　洪武帝的这段“最高指示”至少折射出了三个信息：

　　第一，表露出朱皇帝对大明帝国未来的统治“栋梁们”已作出了限定，就是以他朱家龙子龙孙为领导核心阶层，以功臣子弟作“根本”。

　　第二，朱元璋可能不懂或者说是不喜欢唐诗宋词，他的这一个不喜欢影响了中国教育和科举的发展走向。从明初开始，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中的文学含金量大为降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唐宋那般诗词大盛之壮观场面了。

　　第三，朱元璋提出了要以“正心”和“实学”来教育他的孩子们。那么什么是“正心”？朱皇帝没有直接讲，但在别的场合他将“正心”换成了另外一个词——“教化”。开国前夕，朱元璋曾跟右御史大夫邓愈等人这样说道：“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他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有轻重缓急，当今大明行将开国，最为急切的事情是要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所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教化。温饱解决了，民生问题也就解决了；教化展开好了，人们的行为习俗自然也会好的。而解决温饱的关键就在于恢复和发展农业，明教化的关键在于兴办学校。

　　这段话里朱元璋没有明确将“正心”的内核揭示出来，而是隐喻式地谈到了正心的手段——教化，这样就形成朱元璋的教育治国思想，那就是“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和学校“储才以应科目”“科举必由学校”。

　　朱元璋的教育治国措施正因为将教育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所以早在朱元璋占领南京、建立地方性政权时就着手开办教育；大明开国之后，朱元璋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发展教育，也由此奠定了明清六百年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基调。因此说，朱元璋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发展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〇放低入学门槛，大力发展中央国学——朱元璋对中国教育普及化的贡献①

　　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官学（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公办学校）入学资格限定经过了由窄到宽的历程，而且是随着传统社会教育发展，中国传统官学入学资格条件越来越放宽。例如中国历代的全国最高的高等学府——国子学，在唐代时要求入学的学生必须是三品以上官员及国公的子孙，太学入学的学生必须是五品官员以上及郡县公的子孙。到了宋代则大为放宽：国子学学生为七品以上官员之子弟，太学为八品以上官员之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对学生家庭身份品级的限制有所放宽。

　　◎放低入学门槛、创办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国子监和东亚留学中心

　　大明开国当年（1368），朱元璋命“令品官子弟及民间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洪武三年六月，因国子学典簿周循理之请，朱元璋再次下令，重申国子监入学资格放宽的规定：“民间子弟俊秀年十五以上愿入国学者，听复其身，京官子弟一品至九品年十二以上者，皆令入学，且定其出身资格。”

　　这样一来，有明一代的国子学入学条件又得到了放宽，教育对象更为扩大。到了后来基本上没有明定几品以上的出身，即使布衣平民子弟也有资格入学。

　　国子监学生通常称为监生，分两大类：一类为官生，“官生取自上裁”，即由皇帝指派，包括品级官员子弟、少数民族土司子弟和留学生等；另一类为民生，“民生则由科贡”，即由地方上向中央朝廷保送一些民间优秀的读书人。民生又分为两种：一种叫贡监，贡监是指府、州、县从各自地方官学中向中央朝廷选派优秀的岁贡生员；另一种叫举监，即指那些在中央会试中落第了被保送到国子监去补习的举人，有人将此类比于今天高考补习生；另外后来还有捐监，即用钱可捐买国子监生的资格或身份。这些都是继宋代以后将贵族教育进一步地转向平民教育的一个良好开端，所以明初国子学（监）的学生比起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要多得多。按照《大明礼令》的规定：最初官生数额一般在100名，民生为50名，即官民生比例为2：1.但由于官生即公侯子弟和高级品官子弟年轻轻的都有了“出路”，公侯子弟直接袭爵做官，高级品官子弟可荫官，也就是说这些红彤彤的“种子”大可不必浪费青春来国子学拿什么文凭，剩下的占据国子学（监）生员人数大头的只有那些没背景的工农子弟了。洪武十三年前后，大案要案频发，不仅功臣勋旧子弟就是一般品官子弟都被牵连进去，官生来源锐减，而民生人数却急剧上升。如洪武二十四年，官生人数为45名，民生人数为1 487名；洪武二十五年，官生人数为16名，民生人数为1 293名；洪武二十六年，官生人数为4名，民生人数为8 120名，两者总数为8 124人；到了永乐二十年时，国子监生就达9 972人，远远超过历史上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大学能与其相比的，因此明初国子学完全可以称为世界第一大学。清代国子监生的对象范围比起明代更加放宽，一般平民子弟都可以贡监入学。这对于一个原本是以血缘身份为基础的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传统社会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社会进步。（王炳照主编：《中国传统教育》，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有）

　　正因为放宽了国子学（监）入学的条件，从而造成了明初国子学（监）大规模的扩建与发展。最早创办国子学是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当时朱元璋政权还是全国群雄割据中一个很不起眼的地区性军事势力，西刚灭陈友谅残部，东尚未来得及讨伐张士诚，军事上相当吃紧，但朱元璋富有远见地及时开办教育，因地制宜地将位于应天城南夫子庙地区的集庆路学改建为国子学，“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官，以许存仁为博士”。由于降低了入学门槛，国子学生员数增加迅速，大明开国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年，朱元璋不得不下“诏增筑国子学舍”，诏书是这样说道：“太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贤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国，君民以此为重。朕承困弊之余，首建太学，招来师儒以教育生徒。今学者日众，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学舍，必高明轩敞，俾讲习有所，游息有地，庶达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这是洪武时期第一次扩建国子学。四年后的洪武六年，国子学又不够用了，朱元璋“命礼部经理，增筑学舍凡百余间”；洪武八年三月“置中都国子学，秩正四品，命国子学分官领之”。但由于后来国子学学生越来越多，朱元璋不得不第三次考虑国子学的拓展，可夫子庙地区居民密集，商铺林立，不利于国子学校舍的增扩，只得另行择址。在经过一番认真的考察后，朱元璋君臣选定在鸡鸣山下建造新的国子学，并于洪武十四年（1381）四月下令动工建校，到第二年（1382）建成。随后便是搬迁新址，新搬迁的国子学位于鸡鸣山南，正式更名为国子监，而原在夫子庙的国子学旧址则改为应天府学。

　　新建的明代南京国子监规模很大，它确切的位置在今天南京市的市政府往南直到东南大学内，这个地方就是六朝时代的皇宫中心地区，用今天的地名来表示：北起鸡鸣山南麓，南抵珍珠桥，东迄小教场，西到进香河路。那时的南京国子监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教学建筑区有正堂彝伦堂1座，15间；支堂有率性、修道、诚心、崇志、正义、广业6座，共计105间；藏书建筑1座14间。生活建筑区有三类：第一类是学生的宿舍号房2 000间，留学生宿舍光哲堂1所15间；第二类就是食堂1所——当时称馔堂；第三类就是校医院——当时叫养病房；储藏建筑区有仓库、木磨房、酱醋房、晒谷场及菜圃等，东北方向还有公共活动场所——文庙等，“延袤十里，灯火相辉”。

　　但即使是这样的规模，没过两年，由于“天下府州县岁贡生员及四夷酋长遣子入学者凡数千人，学舍（又）不能容”了。洪武十七年四月，朱元璋不得不再次“命增筑国子生房舍五百间于集贤门外，谓之外号房”，这大概是洪武时期第四次大规模扩建国子监。第五次大规模扩建国子监是在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命令工部“于国子监前造别室一区，凡百余间，具灶釜床榻以处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给役”。第六次扩建在洪武二十二年十月，主要是兴建国子监家属宿舍。

　　洪武时期南京国子监生人数最多的时候可能要有七八千，但这还不是最为鼎盛的时期。永乐后期，南京国子监学生已达近10 000人，创历史之最。而当时南京的市民人口也只有50万左右，也就是说，那时50个南京城里人中就有1个是国子监的学生，因此完全可以说，明初南京国子监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一所大学。

　　更为有意思的是，从明朝洪武初年起，高丽（朝鲜的古称）、日本和琉球（近代被日本占领，改为冲绳县）、暹罗（今泰国）都曾派出本国子弟来我大明帝国的首都南京留学，朝鲜留学生金涛还曾参加了洪武四年的科举会试，被朱元璋授予山东东昌府安丘县丞的职务。由此可见当时南京国子监还是东亚地区国家的留学中心。

　　◎600年前中国最高学府里的大学生是如何学习与生活的？

　　国子监教官设置是这样的：校长祭酒1人，抓全校工作，从四品；司业1人，可能相当于副校长或教务长，总管全校教务，正六品；监丞1人，相当于政教处主任，总管全校校纪校规，正八品；从八品的典簿1人、博士3人、助教16人和正九品的学正3人以及从九品的学录3人都是担任具体教学工作的，掌馔1人，大概负责是后勤服务的，杂职。

　　国子监校长祭酒每日早上得上正堂，司业、监丞、博士等属官随即按序入堂。校长祭酒正位坐定后，司业、监丞、博士等属官分东西两列，相互作揖，依次落座；然后再是监生们入堂作揖。国子监每天上晨、午两次大课。晨课由校长即祭酒带领属官出席，校长主讲训导，类似于现在的政治学习，由此看来，中国人实在是讲政治，时时不忘政治学习。不过那时的国子监的校长可没现在的校长大人那么忙得见不着人影，这个祭酒得天天出来，上午训导一番，想必他满脑子都是政治细胞，否则哪来那么多的政治教育理论思想，而且政治上还要靠得住的，否则就像走马灯似地换个不歇。校长上午训完话，下午学生上午课，由博士、助教、学正和学录等老师来主讲。

　　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四书”“五经”《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及书法、算数等。洪武中期，朱元璋忽然发现汉朝刘向编撰的《说苑》一书不错，就跟国子监校长李敬这样说道：“士之为学，贵于知古今，穷物理圣经贤传，学者所必习，若《说苑》一书，刘向之所论，次多载前者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朕尝于暇时观之，深有劝戒，至于《律令》载国家法制，参酌古今之宜，观之者亦可以远刑辟。卿以朕命导诸生读经史之暇，兼《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这样一来，《说苑》也成了国子监生的必修课了。

　　除了上述课程外，国子监生还有体育课，不过那时还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习射，即练习射箭。洪武二年六月，洪武皇帝曾对国子监生做出这样的指示：“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专务文学，亦岂可忘武事？”即要求监生们在读书之余学习武艺。第二年他又诏令国子监生和郡县生员都要学习射箭。洪武晚年，朱元璋还曾专门下令在国子监内辟地作为监生们练习骑射的运动场。

　　国子监生每月放两天假，由此看来要比我们现在的大学生苦多了。当时规定对学生要进行定期考核，考核采用积分制，达到一定程度的逐渐升级。级数没有现在大学的大一到大四四个级别，一共才初、中、高三级，但升格要求很严。朱元璋对国子监很重视，管理也十分严格，尤其对国子监的祭酒这个特殊职位的“文官”，唯恐书生出生的文人当不好校长，还曾任命军队里的将军——他的外甥李文忠出任过国子监的校长。国子监对学生的学习、作业、生活起居、饮食等方面都有详细又严格的规定，稍有违反，就会受到体罚。所有这些工作与活动都由一个叫监丞的学官总负责监察，“凡教官怠于训诲，生员有戾规矩，课业不精，廪馔、房舍不洁，并从举、惩治”。

　　◎600年前的太学生待遇与现在大学生一样吗？

　　不过那时的国子监学生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有人形象地比喻为我们国家90年代以前的高等院校大学生、研究生的待遇，但实际上是前者要比后者待遇高得多。我们国家90年代以前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研究生教育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精英教育，当时高考的录取率在3%左右，所以国家养得起。一般来说，国家解决了大学生的生活费用问题（主要是饮食与住宿）。可明代国子监生却是另外一番待遇：他们不仅吃喝拉撒国家全部统包了（包括一年四季的鞋帽、衣裤），而且逢年过节（元旦、元宵诸节）还可以领取帝国皇家的赏赐节钱，甚至连监生的老婆也沾起了大学生老公的光了。

　　明代国子监学生享受到优裕有加的生活待遇首先得感谢朱元璋的正妻马皇后对他们的格外关心与恩典。据说有一次朱元璋到国子监视察回宫，善良的马皇后就问国子监生的生活状况如何？朱元璋大致讲了一下，监生们的生活费用都由国家来解决，衣食无愁。马皇后又问了：“这些太学生的生活解决了，可他们的妻儿怎么办？有衣食来源？”朱元璋无言以对，不久他就下令盖了好多的红板仓，专门储藏供给国子监学生妻儿的粮食就有20多舍，马皇后还亲自出面督办具体的事宜。毕竟是平民出身的皇后想到的虽是些很普通但是很细腻的事儿。已婚监生及其家属问题解决了，而对于未婚的监生，马皇后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怀。当时南京城里中央各部门有不少历事监生，相当于现在大学毕业生在机关实习的实习生，他们中好多人都未婚，在马皇后的催促、关爱下，许多没有婚娶的监生都可以得到皇家的婚聘赐钱，月米2石，女衣2套。还有些监生在校时间长了，要回乡探望父母、祖父母，学校则给予探亲假，大明皇家甚至还要发给他衣服一套和返乡来回的差旅费。

　　◎600年前太学生毕业后干什么？

　　国子监学生在校学制为4年，考核合格就可毕业。毕业时要进行实习，实习的单位一般都是中央的各部各司。实习主要是熟悉政务与工作流程，时限为3个月。结束时由实习单位对该实习生进行考核，中等以上的就到中央的吏部等候补缺，就是哪个地方有个官位空缺的就从这些较为优秀的毕业生中录用为官；要是考核得不好的实习生那可倒霉了，回国子监继续学习，等于是“回炉”重新加工。

　　明初国子监在大明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科举尚未成为入仕的主渠道时，它是朱元璋政权官吏阶层的主要候补“部队”。这些监生曾积极地参与到了大明帝国初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与建设当中去，如鱼鳞册的绘制、编订及出任地方监察等，他们都曾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洪武中期以后，科举制逐渐确立、稳固，国子监又成为科举取士的主要预备场所。

　　除此之外，南京国子监还搜集、编辑出版了好多图书资料。明代永乐年间编成的《永乐大典》（共22 211卷）就是在南京国子监最早问世的，它是我国古代（明代为止）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

　　◎南京的成贤街、“四牌楼”和碑亭巷

　　600年前，南京国子监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因此一般来说，明朝初年谁能进入国子监学习既是一种荣耀，又是一种资本。在这里人们熟读儒家的经典，学习治国安邦的理论，个个学生都有可能培养成为像孔孟一样的圣贤。由此，人们就将国子监那边的一条街喊作“成贤街”（今东南大学东边的那条路就叫成贤街）。

　　明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北京，大明帝国从此真正形成了南北两都。作为太学的国子监也由此形成了南北两监，也称南北雍，并一直与整个大明王朝的命运相始终。

　　清兵南下，南京国子监学生纷纷逃散。大约过了七八年以后的清顺治九年（1652），清政府对旧明的南京国子监进行重新“定制”，将其降格为江宁府学。但由于明清易鼎的战火，原本的明朝南京国子监校舍部分受损。顺康之际，总督马国柱、于成龙等地方大员对其进行了修缮，尤其是大清官于成龙在江宁府学（即原本的明朝南京国子监）之前修了四座碑亭，使得该学宫增色不少，这四座碑亭在当时引起了世人很大的关注，从此以后人们就把那个地方叫做“四牌楼”。就在它的边上也就是碑亭所在的地方，人们就将其呼为“碑亭巷”。

　　◎明清南京1座武庙、3座“文庙”、3个“江宁府学”和夫子庙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在国子监东边（今在南京市政府大院内）建造了儒学先师孔子庙，亦名文庙，祭拜孔子。孔子，春秋末年的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但他一生活得很不得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累累如丧家之犬”。但恐怕连孔老夫子自己也不会料到，在他死后的500年左右，汉武帝采纳了儒士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孔子的身价一路开始飙升，几乎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教育之神。唐朝立国以后，人们更加敬重先师孔子，纷纷在学府之地设立孔子庙，祭祀这位教育之神。开元年间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由此也就将孔子庙称为文宣王庙，孔老夫子已经完全被神化了。大约到了宋元之际，人们将孔子庙称作文庙。自此以后孔庙与文庙在中国社会里混称。

　　大明建立之前，朱元璋将集庆路学改建为国子学时，里边就有一座孔庙，即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南京城南夫子庙，这是明代或者说是明清时期南京地区的第一文庙。它旁边的国子监改名为江宁府学，这是明清时期第一个江宁府学。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令在鸡鸣山前建造国子监，第二年又下令，在新国子监东边新建了一座供国子监师生祭祀孔圣人的庙堂。这是明代或者说是明清时期南京的第二座文庙，即位于今天南京市政府大院内的武庙。那么为什么原来的文庙现在改称为武庙呢？

　　明朝灭亡后，南京被清军占领。清顺治九年，在鸡鸣山前的原明朝国子监被改为江宁府学，这是明清时期第二个江宁府学；与此同时在南京城南的夫子庙——原明朝的江宁府学再次降格为上元县学和江宁县学。清末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清军与太平军将南京城作为双方争夺的战场，南京鸡鸣山前的江宁府学和东边的文庙尽毁于战火之中，“遂无寸瓦尺椽之遗矣”。清同治五年，两江总督李鸿章命知府徐宗瀛建造新的江宁府学。因为鸡鸣山前的府学校舍已经全毁，徐知府只好在冶山道院一带即明代朝天宫故址建造新的府学，造了4年才造好。竣工后，江宁府学正式迁到了朝天宫，形成了东、西、中三大建筑群。东边为江宁府学，这是明清时期第三个江宁府学；西边为卞壸祠，中间是文庙，这是明清时期的南京第三座文庙。与此同时人们将虎踞关之北（后移至三元巷以东）的武庙迁到了鸡鸣山东边的原来的文庙基地上，这就形成了今天南京市政府东大院的武庙。

　　〇在全国普设各级地方官学——朱元璋对中国教育普及化的贡献②

　　从1365年朱元璋将集庆路学改为国子学，创建了中央最高学府起到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形成南北两监（原京师国子监改称为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则称为京师国子监）为止，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一直都在积极构建中央官学——实际上明初除南北国子监以外，还曾在中都凤阳设立了国子监，形成了中央官学“三监”，即3所中央级高等学府。但中都凤阳国子监规模远比不上南京国子监，且很快就衰落下去，不为人们所重视。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朱元璋下令革除中都国子监，以其师生并入（南京）国子监。因此说有明一代长期并存的只有南北两监。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十分重视发展地方官学。洪武二年六月，他在与国子学官谈话时提出了治国人材为本与教化为先的思想：“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就在大明中央国子学（监）办得初具规模之际，洪武皇帝朱元璋又开始放眼于全国的人才培养与选拔上。

　　大明军北伐一路凯歌高旋，大一统帝国重建工程即将告成，社会经济正开始恢复，国家正急需人才。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向中书省发出特谕：“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

　　中书省在接到朱皇帝的谕令后迅速地将其下发到各地。从此，全国各地府、州、县的官学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明代地方府州县官学，也称郡学或儒学，是比国子监低一等的中等学校。朱元璋对这样的地方官学也一直很重视，自洪武二年下令各地创办以后，相继采取了许多举措，促进地方官学的发展。譬如，洪武八年朱元璋就命人上国子学去考察，挑选老成端正、博学通经之士，分赴各地，教授郡县生员。针对当时长期战乱的北方“人鲜知学”的严峻局面，他还专门叮嘱御史台官员到国子学去再加精选多闻之士与年长学优者，让他们上北方去支教。后选得林伯云等366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遣之”。后来朱元璋又令人从国子学中挑选“壮年能文者”为教谕，支教其他省份地方官学。由于措施得力、到位，洪武时期大明地方官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明初地方官学（郡学）的普设

　　明代地方官学“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当时地方官学建制上是这样规定的：府学设教授1人（即相当于府学的校长），下设训导即相当于教师4人，学生人数规定在40人；州学设学正即州学校长1人，下设训导即相当于教师3人，学生人数规定在30人；县学设教谕即县学的校长1人，下设训导2人，学生人数规定在20人。师生每月都由官府供应粮食，每人6斗；有关部门还应解决师生的鱼肉等餐用供给。无论府州县学的校长还是老师都被编入“国家公务员”行列，称之为“学官”，但有一定的级差，反映在每人的每月俸禄（相当于工资）上各不一样。至于地方官学中的学生称呼与国子监学生（监生）也不一样，他们被叫做生员，生员每人专攻一门经学。学校以礼、乐、射、御、书、数等设科，分别予以教学；同时也有必需的政治学习，学习《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学生有学业不好的或不听管教的，就要被开除。

　　◎朱元璋将中国传统教育推向了顶峰

　　办教育一定要有经济支撑，否则就成为空中楼阁，而且这教育经费一定要稳定，否则只能使教育时兴时废。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这钱谁出，怎么样使用？盖高楼，造一些高而大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朱元璋毕竟是底层穷苦人出身，做事就是细腻，他将地方教育的经费落实到实处。明初开始，根据学校等级与教学规模，比较合理地规定地方学校的经费，共有三等：府学1 000石，州学800石，县学600石，应天府学1 600石，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拨，免得以后学校老出现吃了上顿没下顿，今年解决了明年校长又要出去“化缘”。

　　朱元璋还专门规定：具体的经费由学田收入入官后直接调拨到学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找主管领导问罪，也没什么不痛不痒的“自我反省、异地调动”，抓起来把他们杀了。除此之外，在每学还设一名会计员，专门管理官学经费。地方官学内师生每月可领得口粮1石，教官俸禄也是如此。如此“坚实”的办学经济支撑和对学校经费合理限定与专门管理都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

　　正因为如此，洪武年间各地的官学办得相当不错。据统计，明初地方教官就达5 200余人（边疆卫学及各司儒学的教员尚未统计在内）。这个数字接近于洪武时期一年的全国“公务员”人数。这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因此从学校与学生的绝对数量上来看，明代初年朱元璋大办教育将中国传统教育推向了顶峰时刻，出现了“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看了上述洪武时期地方官学建制之规定，有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好笑，朱皇帝太“小家子气”了，这哪是办学，简直是在办幼儿园或托儿所。就以一个堂堂的“府”来说，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地级市，府学里连校长加在一起只有5个老师，40个学生，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社会里的一个幼儿园那么大的规模。这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知道我们现在大学“遍地开花”，原本的府就是现在的地级市，你看哪个地方哪个市都没有“一望无际”的大学城，有的地方还将大学办到了县里去。现在满大街抓一把人去问问，岁数大的不算，年纪轻的除了家境差，还有就是脑筋不听使唤的以外，已都是大学生了。朱元璋玩得那叫什么？小儿科！

　　其实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明初朱元璋对地方各级官学的建设贡献太大了，其意义也十分深远，最为主要的有四点：

　　第一，朱元璋下令，通过地方各级政府设立地方官学，进而形成全国性的地方官学网络体系。这是利用了君主专制主义大一统帝国行政权力的刚性将学校教育渗透到全国各地，无论怎么说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意义非同一般。

　　第二，洪武年间社会经济处于恢复阶段，人口数大减，比起我们现在实际人口数可能逾过15亿来说，那简直是连个零头都不到，所以当年府州县官学的那般规制也算合情又合理。

　　第三，洪武时期运用皇权，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大一统帝国落后地区和边远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初国家一统，但就南北整体大势而言，北方由于少数民族的长期统治与战乱，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文化教育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朱元璋这个大家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医治经济创伤的同时，分别采取了“支教”和“送书”北方等措施，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洪武时期的“送书北方”和“支教北方”

　　洪武八年三月起，鉴于北方官学没有像样的教师和教官、学生学业由此而废的不堪形势，朱元璋先后命令大明御史台和吏部分别从国子监和南方学官中选调，还有从民间也选拔一些有学行的儒士，不拘人数名额。一旦选上，免除其家中赋税徭役，以此来鼓励学官儒士们到北方去支教，改变那里的文化教育落后面貌。此项政策果然管用，执行下去后北方教官教师缺额的局面顿时得到了改观。但不久又有人上报说：北方学校没书可读。朱元璋随即命令，由大明礼部出面，颁行书籍于北方学校，相当于现在的时髦做法“送书下乡”。据说当年有一阵子书籍断货，洪武皇帝就下令，让南京国子监抓紧时间，刻印“五经”“四书”及其他子史诸书。还不够的，就让人上福建去采购，然后再送往北方去。如此举措对于北方官学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扶持和推动的作用。

　　除了北方，洪武帝对帝国边远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也十分关心，不断下令督促驻守边地的军卫机构与各地方衙门兴办官学。由此，一些十分偏远的边地甚至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发展起了当地的官方教育。譬如广西庆远府忻成县“山洞猺蛮衣冠不具，言语不通，自古以来宾兴所不及”，可就为了响应洪武皇帝的号召，当地也办起了官学。朱元璋听说后很高兴，当即指示“边夷设学，姑以导其向善耳，免其贡”。洪武时期官学教育普及到了边夷地区，这是历史上所从来没有的。明人皇甫录曾赞叹道：地方州县设立郡学开始于宋仁宗，但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大搞官学普及化，“其视前代相去甚远矣”。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将地方官学的老师也编入了“公务员”的行列，甚至连学生的衣食问题也由政府买单，这就使得地方教育落到了实处。老师收入稳定，免得他们“不安分”，老想“跳槽”。学校由政府解决经费，所以也不用变着法子向学生收钱或搞什么辅导班让家长来掏腰包，甚至更不用绞尽脑汁将家长的血汗钱全部榨干用来缴纳那个什么的培养费、生活费、课本教材费、资料费……相反600年前朱元璋时代的学生生活由政府来买单（饮食一类），这倒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公费教育相差不远了。总之，这样的做法使得地方官学中师生都安心，中国地方教育由此真正开启，朱元璋功不可没。

　　对于地方官学有激励促进的机制远不止于此，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加速和促进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一，将地方办学与教化视为官吏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

　　洪武五年朱元璋在给中书省的特敕中这样说：“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及师不教导，生徒惰学者，皆论如律。”

　　朱元璋重视教育不仅仅停留在发号施令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以是否对地方教育发展有所贡献作为擢黜官员的主要依据之一。洪武九年五月，山东日照知县马亮考满进京觐见，地方州衙门在他的考课评语中这样写道：此人“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朱元璋知道后十分不爽，随即跟主管人事的吏部官员这番说道：“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这两者本是守令们所必抓的主要政务啊，这个叫马亮的倒好，不知要务，却乐此不疲地搞什么长途运输，弃本务末，能算得上称职吗？应该将他黜降，这样也可让其他地方官有所警戒！”

　　第二，重视学官选拔，优礼师儒。

　　在朱元璋看来，“学官所以造就人材，模范后进，非老成笃学之士，莫宜居是”。因此洪武时期特别重视对学官的选拔与任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让礼部官员下文到各地，命令地方按察司严格考核儒学教官，不通经术的送中央吏部即人事组织部调任他职，而对于那些精通儒家经典且有才能却又被压制的教官儒士，朱皇帝要一一过问，做出好的安排。洪武二十六年，定学官考课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其教官又考通经，即与升迁。举人少者为平等，即考通经亦不迁。举人至少及全无者为殿，又考不通经，则黜降。其待教官之严如此。”

　　至于物质生活等方面优礼师儒，前文已述，这里着重讲讲洪武朝政治隆遇优秀教官与优秀生员。洪武十四年起朱元璋下令对国子监等官学中的优秀教官进行政治隆升，将国子监助教赵新擢升为山西布政使，马懿擢升为江西布政司左参议，王景擢升为湖广布政司右参政，郝仲诚擢升为陕西布政司左参政，试司业张励擢升为山东布政司右参议；洪武十五年上海县儒学训导顾彧擢升为户部左侍郎。助教、试司业、训导都属于大明公务员行列中最为底层的，因为教学工作成绩突出，一跃而上，或为封疆大吏或为中央副部级干部，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顺便说一下，洪武时期这样的情况并不很多。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一般原则上不到考满不去调动教官，朝廷还曾下令，严禁官府衙门差遣学官。

　　国子监生当官从优和当大官的更是俯拾皆是：“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

　　与上述相对应的是，教官与生员要是教与学没搞好，或有违规违纪言行的，那将会受到十分严厉的处置。这些举措都对稳定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大有好处。

　　第三，对于书籍出版和笔墨等文具的生产流通实行免税。

　　这项政策在洪武开国时的《大赦天下诏》中就已经明确公示天下。

　　第四，考试选拔地方官学中的优秀生进入国子监深造，形成竞争机制。

　　洪武十六年二月，朱元璋下令实行地方官学岁贡制度，“命礼部榜谕天下府州县学，自明年为始，岁贡生员各一人，正月至京，从翰林院试经义、四书义各一道，判语一条，中式者入国子监，不中者罚之”。同年十一月，应礼部之请，洪武皇帝令各地岁贡生员中考试优秀者入国子监，次等者入中都国子监继续学习，考试不合格者及其相关的教官、提调官等给予相应的处罚。

　　洪武十九年（1386），大明依例在全国范围内的地方官学中进行“优秀生”选拔，当时共选得953人，即明史上所称“中式贡生”。朱元璋下令将其中的683名比较突出的优秀生直接送入国子监学习，其余的270名则送中都国子监。

　　但到了洪武二十年开始就改变了做法：那年全国各地共选得贡生1 200人，优秀的975人送入南京国子监，次等的132人送入凤阳中都国子监，还有93名不合格者则单独列出，后送回原籍重读，这对于地方官学教育无疑起到了鞭策的作用。

　　从洪武二十一年起，朱元璋又对全国各学校的“岁贡”作出定制：府学每年选拔1名贡生，州学每两年选拔1名贡生，县学每三年选拔1名贡生。这样的“岁贡”定制使得国子监有了十分充裕的生源，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官民贡生总共有8 124名。

　　这里所谓的“贡生”，即选拔出来的优秀生首先得在地方上进行考试选拔，在县里由知县主持考试选拔，在州里由知州主持考试选拔，在府里由知府主持考试选拔，但到了省里不是由“省长”布政使而是由提刑按察使主持考试选拔，然后再送到国子监深造。贡生进国子监起初是不用考试直接进的，就像上世纪60～70年代“工农兵上大学”那样，后来制度逐渐完善了，进国子监前得经过翰林院考试合格才能进入。这样就形成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完善考试升学制度。一旦进入了国子监，可以说是半只脚踏入了官宦仕途，因为洪武年间科举制正在恢复与成式之中，朱元璋对国子监的毕业生实行“监生历事”和“吏部候选”制度，任用了大量的国子监毕业生。因此对当时人们来说，从地方到中央层层考试最终能步入官场，除了科举之外，进入国子监可谓是最佳的入仕途径了。

　　洪武中晚期后，科举逐渐走向制度化，凡是国子监监生可不参加地方上那种级别繁多的“童试”，而直接参加“乡试”。这样一来，国子监一下子又成为了天下学子们争相挤上的“入仕便捷通道”。至此，从地方上的“岁贡”到国子监监生免去童试直接参加“乡试”，部分地实现了朱元璋的学校“储才以应科目”“科举必由学校”的理想。

　　〇在全国各地乡村普设社学——朱元璋对中国教育普及化的贡献③

　　至此，洪武大办教育似乎应该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不，从小苦大仇深出身的朱元璋深知，地方教育仅限于县级是远远不够的，与洪武年间实行的中国“乡村自治”和推行的粮长制相配套，这位奇特的开国皇帝还要竭力加强乡村教化。

　　前章我们说过，朱元璋通过实行里老制度、粮长制度、旌善亭制度、申明亭制度等，部分地实行了乡村社会教化，可他还是觉得缺乏一条对乡村子弟进行学校教化的主渠道，鉴于“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普设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

　　这样一来，从京师到府、州、县以及乡村地区，建立起了学校教育网络。明初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与此同时，明初地方性私学发展迅猛，呈现出如火如荼、遍地开花之势。明代私学教育主要形式是传统的蒙学性质的私学，称为家塾或蒙馆，一般教授15岁以下的儿童。由于明代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极为重视社会基层的教化，而社会教化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蒙养教育，明代在社会基层设置了社学等官学来推动社会教化。在这种社会氛围里，又是出于对科举“大业”的憧憬，一般社会民众都会意识到识文断字最起码的蒙养教育之重要。于是大明帝国各地竞相出现了如星星点灯似的地方家塾或蒙馆。

　　◎朱元璋大办教育：一把双刃剑

　　明初朱元璋普设学校、大力发展教育，其目的笼统地讲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学校培养的人才要成为明朝政府的官员，中间要走的途径就是科举考试。随着科举逐渐成为大明帝国官僚选拔任用的主渠道，学校教育与科举相互之间的关系越加密切，“科举必由学校”，就是说只有接受学校教育、取得出身的学子，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参加科举考试服务。这样，科举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学校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两者共同为大一统帝国的社会政治服务。至此，原本以教化为目的而创制的学校制度已经异化成大一统帝国政治服务的工具。清承明制，学校制度已经成为强化大一统专制主义政治的“御用”工具了。

　　〇行“三教”，隆尊儒术——朱元璋真正信的是佛教、道教还是儒教？

　　朱元璋是个实在人，通过推行教化、建立学校教育网络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其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培养和选拔帝国所需要的治术人才和忠臣顺民。而这种“人才”必须是彻彻底底地忠顺大一统帝国君主专制的。为此，他采取种种措施，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统治。

　　众所周知，明清统治者尊奉程朱理学长达500多年，而这一切是由朱元璋开其大端的。要说这个朱元璋原本是和尚出身，从宗教信仰角度而言，他应该崇奉佛教才是，怎么反而敬孔崇儒起来呢？

　　◎朱元璋信奉佛教？

　　朱元璋青少年时代披过百衲衣，做过游方僧，而且一干干了八年。这八年里朱元璋信佛？只有天晓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三大教中，朱元璋最早接触的无疑是佛教。而从皇觉寺出来投奔农民军的经历来看，什么算命啊、占卜啊，这些已属于中国道家或佛道混一的内容了。从攻占滁州前后起，朱元璋军中的儒生不断增加，由此他对儒家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多。面对原有的信仰和新接受的思想，他该有着何种精神信仰倾向？

　　元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元朝江南重镇集庆后，朱元璋曾亲自到城南的龙翔寺去听怀信住持说法，当场赞扬怀信大师的德行，并将龙翔寺改名为大天界寺，还派人帮助大天界寺去催讨拖欠的田租。当时南京还有一位高僧叫慧昙，住在保宁寺，朱元璋知道后也曾风尘仆仆地前去拜访交谈，而后让慧昙出任太平兴国寺住持，再以后改主大天界寺。由此可以说，在大明开国时朱元璋对佛教还是相当崇信的。

　　洪武元年正月，即大明开国的当月，洪武帝朱元璋下令设立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即任命江南名僧慧昙为大明帝国佛教事务总官长。但随着统一战争的不断取胜，大明帝国的版图越来越大，宗教信徒与宗教事务也急剧增多，原来的善世院机构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于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下令将中央的善世院改为僧录司，掌管天下佛僧之事；在地方府、州、县新设僧纲司等，“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中央“僧录司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左、右阐教二人，从六品；左、右讲经二人，正八品；左、右觉义二人，从八品”；地方府设僧纲司，掌本府僧教，设都纲一人，从九品；副纲一人，未入流；州设僧正司，僧正一人；县设僧会司，僧会一人，俱未入流。

　　除了政治上关注和重视佛教外，朱元璋还在经济方面保护佛院寺产，不断下令赐以田地、芦场等给寺院，“禁治诸色人等，毋得轻慢佛教，骂詈僧人，非礼搅扰”。

　　至于佛教传播与佛法弘扬方面，朱元璋则表现出来更大的热情。洪武五年他命人召集天下名僧校勘《藏经》，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洪武南藏》，位于明代四部大藏经之首，其他3部分别为《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除此之外，朱元璋还曾命令高僧宗泐和玘太璞等重新笺释《金刚经》《楞伽经》和《般若心经》等。

　　有一则明代流传很广的故事很能够说明洪武中前期朱元璋对佛教的迷恋与纠结。高僧玘太璞专心于禅学，据说《藏经》5 400卷他都能背诵。皇帝朱元璋对他很是尊重，甚至可以说有几分怜爱。有一次他问玘太璞：“一个人做了和尚，后来没做下去，他会受到怎样的报应？”玘太璞回答说：“会永堕阿鼻地狱。”朱元璋听后脸色顿时铁青，花了好长时间才喘过气来，再问：“你的这个说法有佛典出处吗？”玘太璞说：“有啊，在佛典《藏经》第几卷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这时朱元璋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侍臣都御史詹同看在眼里，开始责怪起玘太璞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应对圣上呢，不可转转弯？”哪知道玘太璞也是个一根筋，听完了詹同的抱怨后，一字一句地又说开来了：“我玘太璞皈依佛家，一言一行都不敢违背教义，亦不敢欺骗圣上！”这时朱元璋似乎听到玘太璞与詹同之间的对话了，但他假装不知，让玘太璞再重复一遍。当玘太璞重复完后，朱元璋的脸色瞬间变成死人一般。沉默了好一阵子，他又问玘太璞：“照你的说法，朕应当受到永堕阿鼻地狱的报应？”玘太璞说：“我刚才讲的是凡人，可陛下您是天生圣人，为天下黎民苍生之主，怎么能与凡人相同呢？”听到这里朱元璋顿时龙颜大悦，但严重的疑心病促使他不得不追问下去：“你的这个说法又是出于何部佛典？”玘太璞说：“出自《藏经》多少多少卷。”朱元璋还是不信，叫人去将佛经取来查阅，发现果然有这样的说法。这时他已经喜不胜收，对着大殿上的众大臣侃侃而谈了：“你们各大臣尽管都有才，但佛理经义方面可比不上这位高僧玘太璞啊，还有众大臣对皇帝的忠诚能与玘太璞相比吗？！”

　　不过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童年时代的非正常人的生活给朱元璋的人生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换言之，朱元璋内心深处一直在纠结着：当和尚未善终会带来何等的报应？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心理畏惧，洪武开国后，他尤其表现出对佛教的“关爱”。洪武元年秋，诏征江南名僧十余名在南京东郊的蒋山寺举行无遮法会；而后嫌做得不够好，洪武四年又诏征江南名僧在太平兴国寺举办规模更大的广荐法会，法会有1 000多名僧徒参加，总计持续了3天3夜。皇帝朱元璋居然亲自带着文武百官前去礼拜，引发了人们的啧啧称奇。

　　除了崇信佛教及其礼法外，洪武早中期朱元璋还对一部分佛僧予以相当的信任与关爱。经常有僧人被他召入宫中秘密讲谈，称旨的僧人不仅被赐予金襕袈裟，甚至还有人做起了大明朝的高官。像南京瓦官寺僧人华克勤、灵谷寺僧人吴印就因为受到洪武皇帝的极度赏识而被命令还俗，当起了朱皇帝的秘密特务；由于“功勋卓著”，前者被授职为山西布政使，后者被授职为山东布政使。和尚改行做大官，这实在是当时的一大怪事！也由此说明洪武早中期朱元璋对佛教的态度了。

　　◎朱元璋信奉道教？

　　朱元璋在崇信佛教的同时，对道教似乎也是兴趣盎然。最早反映出这种佛道皆容思想的是在他离开皇觉寺之前自己的占卜算卦。其实这样的宗教信仰反倒是折射出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思想，什么神都信，什么神都拜，只要对自己有好处的，就赶紧“抱佛脚”。

　　据现有史料来看，朱元璋出道后接触的第一位道教高人当数周颠仙。周颠仙是在朱元璋攻下南昌后两人相遇相知的，朱元璋后来要去西征九江，周颠仙为他预言必胜，这对当时尚处一方诸侯崛起的朱元璋来说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为此朱元璋对其另眼相看，甚至在周颠仙仙去后还亲自为其作《周颠仙传》，宣扬自己夺得帝位是得到了上帝使者周颠仙的青睐与厚爱，以此来证明大明君权神授。

　　另一位重要的道教人物叫张中，那是朱元璋军攻下南昌时，大将邓愈将其推荐出来的。张中又名“铁冠道人”，能掐会算，邵荣、赵继祖反叛、鄱阳湖大战时的风向与战况据说都让他给预先算着了，且算准了。为此朱元璋对他以及对道教都另眼高看。

　　洪武元年正月，就在设立佛教最高管理机构善世院的同时，朱元璋还下令建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管理大明朝全国的道教事务。

　　同年八月，人们俗称的道教圣地江西龙虎山正一教第42代天师张正常来南京，庆贺朱元璋登基即位。张正常据说是汉朝道教领袖张道陵的第42代子孙，世代居住在仙地龙虎山。元朝时为了笼络南方道教徒，曾封张氏为天师。可就这个天师的封号在朱皇帝看来，与他大明第一人相冲了，于是当着大明朝堂众臣的面这样数落起“天师”封号的不妥：“天地之间唯一的至尊为上天，难道还有比上天更高、更好的什么天师？因此说天师封号已经亵渎了天地之间的至尊，应该改一改称号！”于是将张正常改封为“正一嗣教真人”，秩正二品，其僚佐为“赞教”和“掌书”，也由此开始朱元璋让张正常接替玄教院经善悦的职位，“领天下道教事”，即管理大明全国的道教事务。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将玄教院改为道录司，设左右正一2人，正六品，左右演法2人，从六品；左右至灵2人，正八品；左右玄义2人，从八品。在地方府、州、县设道纪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道纪司掌本府道教，都纪1人，从九品；副纪1人未入流”；州设道正司，道正1人；县设道会司，道会1人，俱未入流。至此，洪武时期对全国各地的道教管理开始完备起来了。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下令，着力保护道教，多次将田地赏赐给宫观道院，甚至为不知所终的道教高人周颠仙“亲为文勒石纪其事”以及御注道教经典《道德经》，广行刊布。由此道教势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洪武初期的三教并立到洪武中晚期的“一枝独秀”

　　总之，由于开国前后朱元璋对佛、道两教的大力提倡、青睐或言依恋，导致了洪武早中期佛、道大行其道局面的出现甚至有着泛滥的趋势。据《明史》记载：因为明初朱元璋对吴印、华克勤一类佛僧的格外信任与喜爱，“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甚至像刘基、徐达、李善长和周德兴一类的勋旧耆德也因此受到猜忌和诽谤，佛教势力日炽；“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洪武五年，大明首次进行全国性佛、道教徒登记，始行僧道度牒制度，当时就有57 200多个僧尼、道士、女冠提出了申请。礼部官员向皇帝朱元璋请示：是否依照前朝规制，向前来申请登记的僧尼、道士和女冠等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美其名曰：‘免丁钱？’朱皇帝十分干脆地回答：“不！”

　　朱皇帝的这一个“不！”字使得佛道两教势力又有了迅猛的发展，大半年后的洪武六年八月，礼部上奏说：全国各地申请领取僧尼道士资格证书的多达96 328人，几乎比半年前增加了100%。

　　◇内行整内行，实在在行——和尚皇帝整顿和尚、道士队伍

　　鉴于佛道教徒越来越多，社会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朱元璋开始意识到：对于该两教必须得有所限制。洪武六年十二月，大明朝廷下令：合并天下僧道寺观，地方府州县只允许保留一所，教徒任意选择寺观而居处；倘若有百姓想要脱俗入教，就必须要经过考试，成绩合格且取得官方的度牒后方可出家。民间女子若想出家必须得40岁以上，不到这个年龄的，不许！

　　但就一个朝廷指示，要想在广阔无比的大一统帝国内完全贯彻得好，这似乎太过于天真了，加上那时的朱元璋对佛道教中的“高人”依然十分宠信。所以说当时大明帝国境内的佛道教势力依然在快速发展，尤其“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就与大明帝国的财政经济等方面产生了矛盾。终于在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对全国的佛、道等教进行全面整治与加强管理，中央朝廷改制成立僧录司、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地方府、州、县始设僧纲、道纪等司，专门管理一方佛道。与此同时，朝廷还命令对各地佛僧、道士一类进行登记造册，详尽记述其相关信息；各地寺观一旦出现住持有缺，由僧道官推荐有戒行和通经典者，送僧录、道录司进行专门考试。成绩合格者由大明礼部出面向朱元璋提出申请，在取得皇帝批准后才可出任住持。僧录司、道录司和僧纲司、道纪司一类的中央与地方宗教机构专门管理相关的宗教事务，严肃教界清规戒律，而各衙门不得妄加插手。只有当教界事务涉及了军士与普通百姓时，各衙门才可过问相关事务。

　　从洪武十五年的这次佛道大整治来看，措施还是很得力、很到位的。但实际上当时大明的僧道人数还是“蔚为壮观”，所以要想使其迅速减缓下来，看来还是不太可能。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礼部尚书赵瑁曾向洪武皇帝上请：僧道二司设立至今三年不到，可全国登记在册的僧道已有20 954人（约为洪武五年的一半），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没有登记的，如果要将他们也算在内，那规模可更加大了。现在有好多人就是为了逃避官府的差役而申请出家的，如果我们朝廷一改以前每年考试和发放度牒的做法，3年搞一次，这样多少也能限制其过速发展！朱元璋听后觉得赵瑁讲得十分在理，当即允请。

　　但就实而言，尽管赵瑁将人们热衷于当和尚与尼姑的原因说到了点子上，然他开出的治理“药方”却不到位，所以遏制大明佛道势力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为此，洪武朝廷在随后的日子不断变化手法，限速发展佛道两教。如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天下百姓年龄20岁以上的都不许出家为僧，20岁以下出家者，想要取得度牒，除了参加考试获得通过外，还必须到京师南京各个寺院当3年的实习和尚，再经考核合格的，方可正式进入佛门；而对于那些借着出家为名逃避国家徭役的假僧假道，朱元璋则予以坚决打击。有一年，有道士仲守纯等125人向朝廷申请度牒。当时专门此项工作的大明礼部官员看到仲守纯等人似乎不太像是出家人，于是就留了个心眼。在经过一番认真考核后发现，果然全系假冒。皇帝朱元璋闻听后十分恼火，下令将这125个假道士全部逮到锦衣卫去，让他们去罚做国家工奴——工匠。

　　◇皇帝刀下留人！苏州高僧永隆被活活烧死在雨花台，换来3 000条生命

　　不过这样的事情在洪武时期是算不上什么的。洪武二十五年有一次度僧，来南京想领取度牒的僧人中居然有3 000号人不娴熟佛教经典，当时就把朱皇帝气得头上直冒青烟，随即他下令锦衣卫，将那3 000号冒领度牒者全给杀了。

　　这时苏州尹山寺高僧永隆实在看不下去了，请求以自焚来为3 000号冒领度牒者赎罪，朱元璋同意了。

　　永隆自焚那天，朱元璋特别关照宦官，让他们通知皇家卫士们时刻守住永隆所坐的那具佛龛，抬着它上南京城南的雨花台。到了雨花台，佛龛落地后，只见永隆高僧从佛龛中款款走出，然后面北朝着明皇宫（今明故宫）方向行拜别之礼。礼毕后，他又镇定自若地走进了佛龛之中，然后书偈一首，又取香一瓣，写下“风调雨顺”四字，随即跟守候在身边的朱元璋派来的宦官说：“烦请你们告诉陛下，日后遇上天下大旱之际，就拿着老衲写的这四个字，焚香祈雨，一定会灵验！”说完，他秉炬自焚。

　　就说那一刻，南京雨花台烟焰凌空，异香扑鼻，一群仙鹤不停地在人们头顶上空盘旋。虽说那永隆高僧被大火烧没了，可他的骸骨却直立不倒。人们赶紧前往火焚之地，敛得舍利无数。

　　明皇宫中的洪武帝听说了这等奇事后，着实为永隆高僧之言之行所感动，最后下令宽免了那3 000人的死罪。不久以后，大明发生了大旱，朱元璋想起了永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