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4——洪武“运动”

第六节 整肃秩序澄清国度轻松解决豪民巨族

　　综观洪武朝31年时间里，大明帝国共计发生了不少于8次全国性的大运动，平均下来4年不到就有一场暴风骤雨。那么这一场场暴风骤雨给大明帝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整顿秩序，澄清国度，影响后来的大明帝国尽管有着相当大的偏差以及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但通过一次次的全国性大运动，朱元璋整顿了吏治和一代秩序，澄清了大明国度，清除了元末以来的社会流弊和各种“潜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治乱世用重典的理想。“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影响了后来的大明帝国。《明史》作者也颇有见地地指出：朱元璋当政时，“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巧妙地解决了有着一定隐患的豪强世族，稳固帝国社会、经济秩序豪民巨族相当于现在社会里讲的大富翁和超级富翁。前章中我们讲过朱元璋与超级富翁沈万三较劲的故事，虽然故事不一定全是真实的，但多少反映出朱元璋对待超级富翁的心态：妒忌、警惕与仇视。其实这样的记载在历史上还有：

　　洪武三年二月的一天，朱元璋问户部即财政部的官员：“我大明天下哪个地方的老百姓最富？哪个地方的农作物产量最高？”财政部官员说：“以全国的税收来讲，浙西即苏南与上海等地多富民巨室。以苏州一个府来讲，每年缴纳100～400石税粮的富翁平民就有490户；500～1 000石的大富翁就有56户，1 000～2 000石的超级富翁有6户；2 000～3 800石的超超级富民有2户，共计富翁554户，每年缴纳税粮就达150 184石。”朱元璋听后沉默了一阵，然后接着说：“自古以来豪民巨族多出自于富民之中，他们财大气粗。想当年元朝时，那些豪民巨族经常欺负小民百姓，横行乡里，老百姓深受其害啊！这样吧，你们通知有关部门，将这些豪民巨族、大款们、富翁们给我召到南京来，朕要当面跟他们谈谈。”

　　后来朱元璋在明皇宫中正式接见了江南富民，并跟他们这样说道：“你们各自在乡村里可是享清福啊，没有意识到么？古人说过：人是有欲望的，要是没了天下之主的话，那就得乱成一锅粥。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天下没有一国之主的话，那就会出现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不堪现象，富人们将无法保住自家的生命与财产，穷人们也会活不下去。如今朕为你们的国君，‘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

　　朱元璋的这段话至少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大款们、富民们，你们得知足，要不是大明帝国天空中升起了我这颗红太阳来照着你们的话，你们能保有幸福？第二，大款们、富民们，你们得规规矩矩做人，遵纪守法，具体要求有四“毋”等八项。朱皇帝话里边柔中带刚，绵里藏针，骨子中充满了杀气。

　　其实这样的最高指示精神还不仅仅限于高皇帝口头说说，而是落实到洪武年间大明朝廷对待大款富民们的具体政策实际之中。从大明开国起，朱元璋一方面支持在元末大动乱中逃离家乡的大款富民们重返家园、恢复生产和生活，而另一方面又对大款富民中的豪民世族的经济和势力扩张予以一定的限制和打击。譬如洪武四年，朱皇帝在号召人们开垦临濠荒田时，就发布了这样的命令：“耕者亦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朱元璋之所以要对富民豪族的土地兼并实行抑制，主要可能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超级富翁、豪门世族多了，土地资源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会引发大批小农土地的流失，最终就会导致国家财税收入的减少；第二，失地农民多了，流民也就多，这就直接影响到大明帝国的社会治安与稳定；第三，农民数量的减少，就会使得明王朝徭役征发对象出现短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与军事防卫设施建设也就无法及时进行。鉴此，洪武时期皇帝朱元璋极度重视鱼鳞图册制、黄册制和粮长制等制度的推行，坚决打击营私舞弊。

　　而几乎与此同时，洪武皇帝还对不肯服从帝国法令、损害王朝利益的大款富民或言豪强世族予以无情的打击。由于当时江南地区的大款富民或豪强世族最多，因此江南也就成了洪武帝打击豪强世族的重点地区。

　　朱元璋打击大款富民或言豪强世族的主要手段有三种：

　　第一，迁徙豪民。自大明帝国建立前后起，朱元璋就开始推行此项政策。如，吴元年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七年，“徙江南豪民十四万田凤阳”。洪武二十四年，仿效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将全国各地5 300户富民迁于京师南京。

　　在这些被迁徙的富民中，以苏州地区的为最多，如：“家素饶于财”的郁瑜被迁往了临淮，昆山大富翁顾德辉父子并徙濠梁，张士诚旧臣杨基、余饶臣和徐贲等500家被迁徙到临濠。其次可能就要数松江即今天上海，上海县“以农起家致巨富”的富民黄黻被迁徙到颍上，松江谢伯礼、朱孟闻、华亭洪允诚被迁徙到濠梁。

　　这些大款富民或言豪强世族一旦迁徙他地，其经济与势力必定遭受致命打击。朱元璋曾制定法令，严禁迁徙富民逃亡，规定：“富民私归者有重罪。”由此一来，当年的大款、超级富翁后来就变成了贫民和难民。

　　那么朱元璋严惩迁徙富民逃亡到底严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一个案例：

　　松江有个叫王子信的人，家里很富，按照皇帝朱元璋的说法：“（王子信）本人田地广有，佃户极多。若将一年分受私租，本分自用。计其人口，丰衣美事，十年不能用尽。”正因为如此，在洪武四年核定田产验明户等时他被定为了上等，并随即签派为当地的粮长。这个王粮长可能类似于现在社会里的“富二代”，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到处瞎来。当上粮长后按理说应该收敛一点，可他不，还是我行我素，一不小心触犯了当时的洪武律条，被判死刑；但因为犯的事不大，最后死罪被免去，改为脸上刺字即黥刑，并发配到西河州充军。

　　公子哥充军，且又是江南一带人，到了西北不说是充军干苦力，就是待上几天也够他受的了。不过好在他头脑活络，到了河西州充军地没多久，他就与当地的军队卫所领导处得相当之“融洽”，今天送个金器，明天送个由纯银打造的宝贝。时间一长，充军地好似王粮长自己的家，没一个军队领导不将他当做“自己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形下，王粮长找准时机，两脚开溜，一路不分白天黑夜地往着松江方向赶。

　　回到了松江后，王粮长万般思虑着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会不会到官府去告状，原本充军者怎么现在突然回来了？不过他头脑好使，没多时就想出方案来了，说到底，只要松江地方官府不追究、不过问，南京城里的朱皇帝怎么会知道这事呐？想到这里，他就开始活动，打点松江衙门里的官吏。俗话说得好：收人钱财予人消灾。松江府里的人自从得了王粮长的好处后，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什么都不知道。按理说这时的王子信就应该深居简出，夹紧尾巴做人。可他偏不，当发现自己已经搞定了松江地方官府后，顿时开始飘了。由于脸上被刺了字，怕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罪犯，王子信将自己打扮成军人，带上四五十个佃户到处闲逛，骗吃骗喝骗睡，“扰害乡民，欺压良善”。不曾想到有人偷偷地将状告到了南京去。洪武朝廷接到状子后，立即派人前往松江，缉拿王粮长王子信。

　　可屡经风浪的王粮长压根儿也没把朝廷缉拿之事放在心上，等南京特使来了，他就将自己家里的以及从外面骗来的金银宝贝送给了特使，并找出种种理由，迟迟不上路。可南京特使清楚当今皇帝的厉害，没拿到人怎能回去交差？由于自己收受了别人的钱财，只好耐着性子在松江等啊。王子信看看实在躲不过了，最后只好跟着一起来南京了。

　　南京当时是大明帝国的首都，衙门林立，高官云集，王子信想用打通松江府的老方法来搞定京师衙门，谈何容易！一时间愁死人了，王粮长不愧为江湖上混过来的，没多长时间，他又想到自以为很绝的一招，叫家里的佣人冒充自己的侄儿上明皇宫午门口去击登闻鼓（当时规定：若有冤情，犯人亲属可击鼓鸣冤）。没想到朝廷官员一听说是王子信的什么人在击鼓，没有一个愿意去理睬。王子信不死心，就让人传话给家里，叫妻子前去击鼓鸣冤，还出钱雇了好多人出来为他做假证。可这一切全然不管用，洪武朝廷最终认定：王子信所犯之罪属实，于洪武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将其枭首示众，“家产入官，田产籍没，人口流移（迁徙）”。

　　对此，洪武帝在《大诰》中这样说道：“呜呼！如此富豪，以巨富论之，王子信非上上，必上中，不居上下。今无所不为，顽不听教，执迷不化，身亡家破，死而后已。呜呼，富者戒之！”

　　第二，任命酷吏出任富民相对集中地区的地方守令。譬如洪武晚期知苏州府的王观就是这么一个以严酷出名的知府。有个府吏叫钱英的耍奸，让刚刚接任知府之位的王观侦查到了，当即就被打死。朝廷重赋苏松，苏州普通老百姓缴不出税粮，由此当地拖欠的税粮额越来越大。王观将苏州府的富民们都召集到府衙来“谈话”，要他们“爱国”，“爱中央朝廷”，代替穷困百姓缴纳税粮，完成朝廷下达的任务（乾隆：《江南通志·职官志·名宦》卷114）；薛嵓出任镇江知府时，也因为执法甚严，“豪强为之屏迹”。（乾隆：《江南通志·职官志·名宦》卷114）

　　第三，利用一波又一波的“大运动”，株连豪门大族。

　　洪武年间朱元璋前后发动了8场大运动，而每一场运动中都或多或少地牵连一些大款富民或言豪强世族，尤其是胡惟庸党案和蓝玉党案牵涉的江南富民特别多。

　　〇镇江富民李老头花心，结果让淫妇“相好”告发为胡党分子

　　譬如，镇江新港富民李茂实就是一个潜伏着的“胡党”分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朱元璋在《大诰》里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应天府上元县有个叫孙才四的人梦想一夜暴富，投靠在胡惟庸的门下。胡惟庸叫他回家去，引诱邻里乡民暗作义兵，打算接应胡党叛乱。哪料到胡惟庸突然被诛杀，孙才四听到消息后，落荒而逃，从南京一直逃到了福建沙县，并在那里住了下来。他刚喘上一口气，就碰上了住店查房的，由于走得急，没有路引（相当于介绍信），当场遭到了逮捕，随即被送到了京师南京。有关部门对他进行了审讯，他说出了实情。孙才四与镇江的李小官原来都是胡惟庸的“党人”，因为胡党案发突然，他俩刚好不在京城，躲过了官府的追捕，随后开始潜逃。这些年各自在外一边以做生意为幌子，一边物色好的藏身之地，哪知孙才四刚在沙县立足，就被人识破了。审讯人员没想到审个没有路引的嫌疑犯，居然审出来胡党分子来了，这可不得了的事，怎么办？胡党案发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到哪里去追捕另一个胡党“逃犯”李小官？审讯人员中有个人特别有才，他说：既然李小官说是在外做生意，他又走得急，估计身边没多少钱，所以他肯定会与镇江家里的人取得联系。对，就上镇江新港李家去查查！可不知去了多少次，也不知蹲守了多长时间，就是找不到一点有关李小官的信息。

　　就在案件进入死胡同时，忽然间出现了峰回路转。有一天有个叫严阿周的美艳少妇来到了法司衙门，检举揭发奸夫李茂实是胡党分子，李茂实是谁呀？他就是官府要追捕的胡党分子李小官的父亲。法司工作人员好奇地问：“你严阿周是什么人？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出来检举揭发？”要说这严阿周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虽然长得漂亮，但实际上就是淫妇、荡妇，谁要是给了她钱财，她就陪谁睡。李茂实虽然年老，可他的心却年轻着，两个眼睛色眯眯地老盯着美艳少妇严阿周身上，自从两人有了第一次后，老李头就将严阿周当做自己的女人，哪知水性杨花的严阿周才不吃这一套。在她的心里：老李头你花些银子来此吧老牛吃嫩草那没关系，但我严阿周这一枝花怎么也不会插在你老牛粪上！于是露水夫妻之间的战争陡然而起……有关淫妇、荡妇严阿周的事情果然动听、吊胃口，但比较起来，抓胡党分子才是最为紧要的！听完了严阿周的买春故事后，正在兴奋劲上的法司官员立即上镇江去，将那个正在做着春梦的老李头李茂实给逮捕归案了。

　　李茂实起初以为就是因为与淫妇严阿周的那些云雨之事而遭逮捕的，没想到一进大牢看到无数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顿时便吓坏了。当法司官员询问起有关他与胡惟庸的那些事时，他像倒豆子一般全倒了出来：自己原本就与宰相胡惟庸认识，洪武九年某天（记不住确切时间）因胡府之邀前去喝酒，喝着喝着，自己就醉了，当天夜里就住在了胡府西厅。等到第二天醒来觉得挺不好意思想去致歉时，没想到胡宰相不仅不让谢，反而还叫人送上了“大银130个，用车推赴船所”，装运到镇江新港李家。依照胡宰相的设想，让老李头做大商人，倒卖盐引200 000，留作以后谋反时的经费。

　　那么李茂实、李小官等到底是不是胡党分子？就凭一两个人口供就能坐实了？倒是在《大诰》这一段故事的结束朱皇帝的一番话令人深思：“呜呼！李茂实无知，不守己分，乐天之乐。朕，君也。茂实，富民也。（他）家本不缺用，富且有余，不能报天地阴鸷之恩，犹独舍朕生杀予夺之主而投（胡惟庸）门下，把持官府，欺压良善，恶贯神人，所以出（应该是‘除’字，可能是朱皇帝写白字了）幼者皆诛之，是怒及神人也。”

　　〇同为洪武十九年，苏州吴县也发现了胡党余孽——富民粮长于友

　　就在镇江富民李茂实父子被人告发为胡党分子时，非常“巧”的是苏州吴县也发现了潜伏得很深的胡党余孽，且他还是个犯了事的富民——粮长于友。

　　“苏州府吴县粮长于友本系胡党，数曾犯法，面刺死囚隐送同罪。本人因与胡惟庸通谋，其弟于名，职内藏库官，掌管钱帛，偷盗库藏财物，已发宁夏充军，本人亦发凤阳屯种。后本人将‘隐送同罪’四字起去，还乡复业，充洪武十八年粮长。至十九年，本区内里长盛宗欲行赴京陈告本人胡党事，其于友将本人邀回，置礼求免。略得少暇，却率家人及邻里分使胡惟庸钱物者沈革六等二十名，将里长盛宗作害民弓兵帮（绑）缚赴京。朕亲面见，其里长盛宗从前分诉于友为恶缘由，党弊昭然。于是命法司发回本贯，枭首示众。”

　　〇江南首富沈万三女婿陆仲和想当“老赖”，结果被人扣上“胡党”的帽子……

　　又是洪武十九年即胡惟庸案发生后第7年，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朱元璋在《大诰》中作陆和仲）被人扣上了“胡党”分子的帽子，遭受了满门抄斩。

　　那么这个叫陆仲和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民间对门当户对的婚姻形象说法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陆仲和是元末明初吴江地区的超级富翁，当地方志里记载说陆仲和家“富甲江左，时值荒乱，隐居于此，亭台池囿，辉耀桑梓，建疎柳、饮马二桥，造帐子廊，有南北二马路，明初没为官街，今南称南濠街，北称新街”（嘉庆：《同里志·建置志下·古迹》卷5）。这么一个“富甲江左”的人却在朱元璋洪武年间成了“老赖”。因为当时大明规定财产富裕者充当粮长，连生活的那个城镇都由他造起来的陆仲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地的粮长。但让人不解的是：一个乡村旮旯里的粮长怎么会跟当初大明宰相扯上关系而最终遭受杀戮的？

　　据朱元璋在《大诰三编》中所言：陆仲和当了18年的粮长，有一年江南发大水，陆仲和等数百个粮长运粮到南京，朱皇帝亲自接见，并告诉他们：回乡后如实勘查地方受灾情况，一一据实上报。有灾田地不仅免除当年的税粮，国家还要实行赈济，不过没灾的还是照常缴纳“爱国粮”的。可这个陆仲和回乡后就开始作弊，“以熟作荒”或“灾已报十分，所灾者止有一分”，收买当地官府衙门工作人员。不料机关算尽的陆仲和，却被人告发为胡党分子。这可是吓死人的罪名，陆仲和听到有人三番五次地上告自己，就迫不及待开始活动，以1 000贯去收买首告者沈庆童等3人，又买通苏州府吏杨复，但最终还是东窗事发。陆家被灭时，这位超级富翁已拖欠税粮9 300多石。

　　〇沈家“富二代”和“富三代”想世世代代富下去，结果也被整成蓝党分子

　　就连皇帝钦定的文献中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能证明，沈万三女婿陆仲和就是胡党分子，但最终富甲江左的陆家还是被干掉，说到底是陆仲和太贪惹的祸。富了还要想富，富了还要想世世代代富下去，这是富人们的普遍心理。陆仲和曾这么想过，他的老丈人沈万三家的人也是这么想的。那时的沈万三可能已经不在世了，沈家由儿孙沈德全等当家，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富二代”和“富三代”操持着沈家那么大的家业。为了能使子孙后代以后能永葆幸福富裕，沈德全等就通过曾在大将军蓝玉家教过书的苏州老书生王行介绍，结识了蓝玉家的长子蓝碧瑛又名蓝大舍。不料，才开启双方的“友好”关系，蓝玉党案就爆发了，沈万三子孙随即被定为蓝党分子而被诛杀灭族；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及其所居住的吴江富土镇上的其他富民也受到了牵连，朱元璋“并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当时就吴江一县罹难的“不下千家”，就连已经在大明朝廷担任户部侍郎的莫礼家也未能幸免。

　　当时洪武朝廷规定：“凡民间有犯法律，该籍没其家者，田土合拘收入官，户部书填勘合，颁行各布政司、府、州、县，将犯人户丁、田土、房屋，召人租赁，照依没官则例收科。”史料记载说：财政部副部长莫礼被牵扯到蓝党一案后，死在了南京，但他吴江老家整族却被谪戍到边荒之地，莫家宅第很快成为了废墟。就整个苏州而言，当时“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划削殆尽”。

　　通过“大运动”胡乱攀援，朱元璋轻轻松松地解决了自以为有着隐患的豪强世族，由此也增加了大明帝国的经济收入。据史料记载：元朝延祐年间苏州额定税粮为882 100石，明初已升至2 900 000石，纯增长率为229%；松江元朝时额定税粮为660 000石，到明初也升至1 400 000石，纯增长率为112%。（嘉庆：《松江府志·田赋》卷21）

　　严刑重典造成明初数十年思想文化的凝固，影响了帝国文化发展除了上述几方面以外，洪武年间暴风骤雨与严刑重典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还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恐怖主义造成了明初思想文化领域的万马齐喑的不堪局面。由于运动接着运动，大家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这样的情势下何谈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不过晚年朱元璋似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后也做了一些调整，“高帝之意，皆以革元人姑息之政，洗故俗污染之非，非为驯训于后王”。故而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诏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详议，大理寺覆谳，然后奏决。二十年，焚锦衣卫刑具，以系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诏曰‘朕起兵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循律典，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寘重典’”。

　　可惜的是洪武皇帝的如此宽政举措太少太少了，且很多都没落实到位，严酷的政治大风暴虽说在洪武二十八年冯胜自裁后基本过去了，但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清代乾隆年间的《吴江县志》记载：“尝见当时抄白原行云：锦衣卫镇抚司镇抚臣刘琏等谨奏党逆事：今将三山案胡蓝党犯人沈德全等取招在官，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早将一干人犯引到奉天门下奏，奉圣旨：‘正党与户下户丁多着折了臂膊，未出动的小厮不打，且牢着他。供出的田口家财断没了。’钦此。本月二十日早本司卫镇抚臣朱鉴于奉天门下奏，奉圣旨：正党与户下户丁都凌迟了，十岁已（同‘以’）上的小厮都发南丹卫充军，十岁以下的送牧马所寄养，母随住；一岁至三岁的随母送浣衣局，待七岁送出来。钦此。”（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旧事》卷5、6）这是说到朱元璋死的那一年即洪武三十一年，江南首富沈万三子孙们在被榨干油水后才被千刀万剐。如等恐怖政治和经济怎能会不影响大明帝国的思想文化发展？！

　　加强了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为官僚制的全面推行创造了条件虽说朱元璋亲自发动了一起又一起的“大运动”，尤其是持续了近20年、涉及面甚广的追查“胡蓝党狱”，几乎将大明开国功臣勋旧一网打尽，造成了后洪武时代即建文帝时代军事人才后继乏人的不堪局面，客观上大大便利了朱棣的“靖难”造反。不过，这里边有着很多的意外。按照老朱皇帝的设想，通过这一系列“大运动”，“洪武”以后就是“建文”，大明应该实行文治。清代学者赵翼曾这样说道：“（洪武帝）尝与懿文太子出郊，亲指道旁荆楚，谓太子曰‘古人用此为扑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当念之。’是帝未尝不慎重刑狱。盖初以重典为整顿之术，继以忠厚立久远之规，固帝之深识远虑也”。

　　自洪武中晚期起，朱元璋一方面给大明开国功臣勋旧找好了去处——送他们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免得这些大字不识、几乎什么文化也不懂的部队干部插手、控制或干涉大明官僚行政，空出位子让给文人英才，从而开启了大明帝国朝着文治方向转向之兆。但即使这样，猜忌成性的朱皇帝对于并没有多大威胁的文才英士也是防之又防，边使用边猜忌，运用绝对刚性皇权，统一思想，打出“尊天、忠君、孝亲”大旗，大力发展教育，实行科举成式，推行标准化考试，加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君主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