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4——洪武“运动”

第五节 运动深化罪及妄言清除潜在舆论危险——洪武二十三年（1390）

　　大明开国起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先是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以打击全国各级机构中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潜伏的政治异己分子为主要对象；洪武八年和洪武十八年爆发了“空印案”和“郭桓案”，朱元璋穷追猛打，清理大明政权内的经济腐败分子；洪武十三年开始追查胡党，清除大明行政系统内具有潜在危险的功臣勋旧以及不太紧要的军界将领。有意思的是尽管主犯胡惟庸早早地被处死了，但这个追查了10多年的胡党大案越查，却越能发现其犯下的罪孽，牵扯到案的人也越多，就连淮右功臣勋旧的核心人物李善长整族人都被卷入其中，惨遭杀戮。而几乎与此同时，洪武帝发动的尽逮天下官吏积年为民害者运动和清除社会惰民逸夫运动又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诚实的、可爱的”朱元璋亲自制定了《大诰》四编，诰示全国人民，同时也给我们后人忠实地记述了当年运动高潮时期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使得我们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当年“洪武”的真正含义。通过接二连三的政治大运动和大清洗，将一批又一批被检举、揭露出来的具有潜在危险的异己分子和“大坏蛋”送到阴曹地府中去。“洪武”的概念在“运动”中得到了诠释，“洪武”的精神在严刑重典中得以彰显。

　　洪武酷政奇观对此，清代学者曾这样说道：“（明）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悛，论如律。累颁犯谕、戒谕、榜谕，悉象以刑，诰示天下。及十八年《大诰》成，序之曰：‘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其《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

　　据说洪武时期有内官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了这么个规律：如果在朝堂上皇帝朱元璋把他身上的玉带拉高到了胸口前，这一天他杀的人要少一些；如果把玉带压低到他的肚皮下面的话，那么这一天就有一大批的人头要落地，满朝官员没有一个不把心提到嗓子口的。这样一来，京官们每日清早上朝前，都要与家人妻子诀别，到了晚上能平安回家就阖家欢庆，庆幸又活了一天。

　　与清代学者所书相比，明代人的记述似乎更加贴近当年的实际。谈迁在他传世名著《国榷》中记述了史学家何乔远说过的一段话：洪武时期“贪墨之吏、奸顽之民，尚未格心，帝（指朱元璋）乃大召天下耆德高年之人，礼于有司，使得执贪吏，禽（通‘擒’）奸民面奏。奏实者加非常之诛，于是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阉割），以止大戆。府州卫所，右廨左庙，名曰‘皮场’，吏受赇至六十金者，引入场中，枭首剥皮，更代之官设皮坐。造淮清楼，令校尉下瞰城内，有吹弹蹴鞠赌博无作务者，捕置楼中，仅许水饮，游手逋赋之僧，欿地埋躯，以行铲头之会。其他徙边实都，垦田筑城，自赎罪者，不可胜计。于是揭着文武臣民罪由，布于天下，而《大诰》之篇出矣。所以人人惴栗，吏畏民驯”。

　　“人人惴栗，吏畏民驯”，这样的情势会带来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二：

　　第一，据朱元璋御制的《大诰》四编内容来看，80%以上的案例是针对当官的，朱皇帝还讲了这么一个事实：“自开国以来，惟两浙、江西、两广、福建所设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往往未及终考，自不免赃贪。”我们将其换成现代话来表达，就是说，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二十年，在江苏、浙江、江西、两广、福建等广大的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的，没有一个人是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是未到终考，要么被贬黜，要么被杀头。

　　第二，由于运动接着运动，运动夹裹着运动，受打击的面越来越多，大明帝国臣民们表露出极大的恐慌，于是各种流言与妄言开始流播。对此，无所不能的洪武皇帝予以了高度的重视，随即又发动了“罪妄言者”运动。

　　洪武禁止人们“胡说八道”——“罪妄言者”运动对于这场“罪妄言者”运动可能出于对领袖伟大形象的考虑，明朝国史《明实录》同样予以了极大的回避，幸好《明史》作了记载，不过太过于简洁了，仅以太学生周敬心的上书点到为止。洪武二十三年高皇帝发动了“罪妄言者”运动，与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开始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等运动并列，但由此告诉了我们这是又一次新政治运动。至于这次运动怎么发起，怎么结束，目前为止史料有限，不得详知。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场运动有个前兆，或言开始发动时间应该要远远早于周敬心所说的洪武二十三年，运动兴起的缘由似乎也由朱皇帝自己在《大诰》中告诉了全国人民了。

　　在落款为“洪武十九年春三月望日”的《御制大诰续编》和“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望日”的《御制大诰三编》里头，朱元璋至少收集了3个严厉打击“妄言者”的案例。

　　〇13个被剁了手指的福建沙县人在一起说了句牢骚话，结果全被砍头，家中成年男人遭受诛杀，妇女迁徙到化外大约是在洪武十八年至十九年交替之际，福建沙县以罗辅为首的13人可能因为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经常在外闲逛。随着全国性轰轰烈烈的清除社会惰民逸夫运动的到来，他们被人告到了官府，随即遭受断指之刑。人一旦没了手指，那几乎等于废人，于是以罗辅为首的13人这下可更加“悠闲”、更加“安逸”，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动动嘴，对于洪武朝廷的严刑峻法不免要私下里发些牢骚：“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每（们）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就这么一句话，有人将它告到了皇帝朱元璋那里，随即这13个被断了指的沙县人全被抓起来枭首示众，他们家里成年男子遭受诛杀，妇女被迁徙到化外。

　　这样的严酷处置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为此，朱元璋在《大诰》中以他特有的强盗逻辑对全国人民做了一番解释：“烝民之中有等顽民，其顽也如是，其奸也如是，其愚也如是。呜呼！非顽非奸非愚，盖去古既远，老壮相传，为民之道迷矣。由相代之帝敷教而不精，致令民颇聪明者而作聪明，所以反成至愚。今朕不能申古先哲王之道，所以奸顽受刑者多。洪武十九年，福建沙县民罗辅等十三名，不务生理，专一在乡搆（构）非为恶。心恐事觉，朋奸诽谤，却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每（们）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如此设谋，煽惑良善，以致告发，拿捉到官。朕谓曰：尔等既断了手指，诸事艰为，安坐无忧凌暴，为何？（罗）辅等默然。呜呼！人皆说人君养民，朕观之，人君宫室、服食、器用皆民所供，人君果将何以养民哉？所以养民者，在申古先哲王之旧章，明五刑以弼五教，使民知五常之义，强不得凌弱，众不敢暴寡，聚兵积粮，守在四夷，民能从化，天下大安。此人君养民之道也。尔辅等不遵治化，造罪渊泉，自残父母之遗体，是谓不孝；捏词上谤于朝廷，是谓不臣。似尔不臣不孝之徒，惑乱良民，久则为祸不浅，所以将尔等押回原籍，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以戒将来。吁！朕制法以养民，民乃搆（构）奸而自罪。全家诛之，朕岂得已乎？智人鉴之。”

　　〇江宁知县高炳以宽平的《唐律》对洪武重典提出了非议，却被朱元璋斩了

　　有个叫高炳的江宁知县，因为熟读儒家经典被人举荐到南京，出任工部员外郎。员外郎属于六品官，相当于知州级别，比县处级要高。一个读书人一下子跳到了大明公务员队伍中的中层，这在当时人们看来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也可说明当今洪武皇帝如何重视人才啊！不仅如此，有一年专门主管祭天等礼乐活动的最高行政机关大明太常寺缺了副职领导——太常寺少卿，朱皇帝下令各地推荐人才，可来了一帮子的读书人居然没有一个让朱元璋看中的。洪武皇帝精力旺盛，记忆也好，看来看去，最后他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前面刚刚提到的高炳，此人雍容之态，言语不多，一开口就能点题。草根出生的皇帝就实在，不要虚的，他决定将高炳调到太常寺去当少卿，专门从事祭天等活动。朱皇帝什么都不怕，就怕上天，所以平时礼节上绝对不能马虎，必须要一个严谨、端庄的人才来代替自己好好祭祀祭祀绝对顶头上司——上天。这样的人事调动在那个年代还不是小菜一碟，随之高炳就到太常寺去上班了。

　　可这个高炳去了没多久，就“作故而归”，回家去了。五年后巧不巧又碰上洪武朝廷要求各地推荐人才，高炳因为名声在外，这一次又给推荐了出来。鉴于上次的事情，洪武皇帝这次任命高炳为江宁知县，“到任未久，非公而事觉，罪犯徒年”。什么事情？朱元璋在《大诰》中说高炳“妄出谤言，以《唐律》作流言以示人，获罪而身亡家破”。高炳究竟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妄言”？我们无法获知更多的信息，但将《大诰》标题《作诗诽谤》与“以《唐律》作流言以示人”结合起来看，很可能就是当年高炳对朱元璋接二连三发动政治运动和“做大做强”的做法不满。《唐律》以宽平著称于世，既然朱皇帝说高炳诽谤，那就是说高炳以宽平的《唐律》对洪武严刑重典提出了非议，通过写诗表达了出来。朱元璋说他诽谤其实就讲高炳诬蔑和否定全国大好形势，为了制止这样的妄言者胡说八道，洪武帝最终决定，将原本被判处徒刑的高炳改为“身亡家破”。

　　〇和尚皇帝昔日狂念“弥勒佛降生……”，现在却不准人们念了

　　就在大明帝国统治阶层人心惶惶、妄言暗流之际，社会底层民众也有所行动起来。洪武十九年五月，福建有个僧人叫彭玉琳的自称是弥勒佛祖师，他跑到了江西新淦县向当地广大的底层百姓传播弥勒教，烧香聚众，建立白莲会。民众杨文曾、尚敬等纷纷加入该宗教组织。彭玉琳随即自称晋王，建立官属，改元天定。但不久遭到了明朝官府的镇压，彭玉琳等70余人被押往南京处死。

　　按理说事情到此为止可以画上个句号了，但皇帝朱元璋可不这么认为，在洪武十九年年底颁示的《大诰三编》中，不厌其烦地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严厉处置妄言“弥勒佛”者。他说：“民有厌居太平而好乱者，考之于汉隋唐宋，此等愚民，累代有之，呜呼惜哉！此等愚民，屡为造祸之源，一一身死，姓氏俱灭者多矣。愚者终不自知，或数十年、数百年，仍蹈前非。且如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目睹，当元承平时，田园宅舍，桑枣榆槐，六畜俱备，衣粮不乏。老者孝子顺孙尊奉于堂，壮者继父交子往之道，睦四邻而和亲亲，余无忧也。虽至贫者，尽其家之所有，贫有贫乐。纵然所供不足，或遇雨水愆期，虫蝗并作，并淫雨涝而不收，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视此等富豪、中户、下等贫难，闻作乱翕然而蜂起，其乱雄异其教，造言以倡之。乱已倡行，众已群聚，而乃伪立名色，曰君曰帅，诸司官并皆仿置。凡以在外者，虽是乱雄，用人之际，武必询勇者，谋必询智，贤必遵德，数等既拔，其余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如此好乱者，遭如此苦殃，历代昭然，孰曾警省。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今江西有等愚民，妻不谏夫，夫不戒前人所失，夫妇愚于家，反教子孙一概念诵‘南无弥勒尊佛’，以为六字，又欲造祸以殃乡里。呜呼！设若鼓倡计行，其良民被胁从而被诖误者，甚不少矣。前者元朝驴儿，差僧一名，诡名彭玉琳，又曰无用，其新淦等县愚民杨文德等相从为之。比及缉捕尽绝，同恶之徒被生擒者数百名，所在杀死者又若干，眷属流移他处中途死者又若干。吁，诡名彭玉琳、无用，乃元细作。其新淦等县人民杨文德等轻同恶而相济，累及良民，难于分豁者多矣，至于死地。以此观之，岂不全家诛戮者也。今后良民，凡有六字者，即时烧毁，毋存毋奉，永保己安，良民戒之哉！”

　　仅就念诵一句‘南无弥勒尊佛’，堂堂大明天子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写上千余言，让人看了不得不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做贼心虚，或者说有点晕。我们不妨将其作个浓缩或概述，其大致是讲：元朝统治果然不好，但你们要晓得，元末天下大乱，生灵涂炭，这种苦难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于当时有人首倡“妄言”，说什么弥勒佛降生，天下将换新世，好多好多的人就跟着妄言者起来造反了，原本富者有着富裕的生活，穷者也太太平平地过着，一旦跟随妄言者起来造反了，不仅过去的生活都没了，而且还要将小命搭进去，弄得家破人亡，这实在是太愚蠢了，因此本皇帝要严厉打击妄言者，凡是念“南无弥勒尊佛”六字的就是造祸，大家千万别跟着他们，否则就要杀身毁家！

　　从朱元璋的这段“最高指示”来看，他的良心全让狗给吃了。想当年他挣扎在地狱门口，是弥勒教徒和白莲教徒的起义“救”了他的一条狗命。现在倒好，反过来大骂救命恩人弥勒教徒和白莲教徒，这与他对帮助他打江山的功臣勋旧大开杀戒如出一辙。

　　〇洪武时期连算命先生预测吉凶祸福都不行

　　其实在政治家那里，人们大可不必较真去寻找他们的良心，因为有了良心就没有黑心，就做不了所谓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也就不会有广大愚夫愚妇百般称颂的“开天辟地新时代”了。想想朱元璋，要是承认了“弥勒佛降生，天下将换新世”的说法岂不自己在扇自己的耳光，自己鼓励人们造反吗？因此从朱皇帝角度来讲，要想使得大明“安定团结”，弥勒教徒这类的起义理所当然要镇压，弥勒教徒的妄言也一定要严厉禁止。而从十九年前后的情势来看，大明开展了那么多的运动，人心在浮动，流言、妄言在暗流，如果不注意加以严禁，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随即发生的洪武二十三年逮捕与诛杀淮右功臣勋旧核心人物李善长以及彻底清算胡党运动，是一波政治性大运动的高潮曲——自此而始，洪武皇帝已将军队以外的具有巨大潜在危险的势力清除干净的洪武皇帝，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军中潜伏的危险分子，有谁可知其心？几乎没有，也不允许有，因为朱皇帝最犯忌别人看透他，因此那些妄言者尤其必须得重重地清理一番！就连那些“卜筮者多假此妄言祸福”的也要禁止！

　　伴随清理妄言者运动的展开，大明帝国走向了朱元璋时代的晚期，此时“洪武”精神再次发挥了巨大的魔力，逮捕和处死了蓝玉为首的“谋逆者”及其“蓝党”分子，赐死了最后两位大将军傅友德与冯胜，洪武二十八年（1395），大明帝国洪武时代一系列大运动或言运用绝对专制皇权发动的大运动终于开始降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