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4——洪武“运动”

第三节 尽逮积年害民官吏全面清除政界“垃圾”

　　尽逮积年害民官吏全面清除政界“垃圾”——洪武十八年～洪武二十年（1385～1387）

　　洪武时期尽逮积年害民官吏运动至今为止从来没人专门研究和论述过，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一笔带过，陈梧桐先生在他的专著中也是如此处理。但从当年洪武晚期太学生周敬心的上书进谏和朱元璋的认账来看，这场运动竟与洪武十三年开始的全国性的连坐“胡党”一类相提并论，可见那也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加以研究与讨论。

　　逮积年害民官吏的界定尽逮积年害民官吏，按照《明史》上的说法为“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我们遵循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将其改称为“尽逮积年害民官吏”。那么这场全国性的运动开始于哪年？当年进展情况如何？由于《明实录》的刻意缺载，《明史》也仅寥寥数语，所以长期以来很不为人注意；但笔者在阅读朱元璋钦定的《大诰》中却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一段“最高指示”：“积年民害官吏，有于任所拿到，有于本贯拿到。此等官吏，有发云南安置充军者，有发福建、两广、江东、直隶充军者，有修砌城垣二三年未完者。这等官吏，皆是平日酷害于民者，且如勾逃军，卖正军，解同姓。朝廷及当该上司，勾拿一切有罪之人，卖正身，解同姓。朝廷著追某人寄借赃钞，皆不于某人处正追，却于遍郡百姓处，一概科征代陪，就中克落入己，不下千万。其余生事科扰及民间词讼，以是作非，以非作是，出入人罪，冤枉下民，衔冤满地。其贪婪无厌，一时笔不能尽。此等之徒见在各处，军者军，工者工，安置者安置。设若潜地逃回，两邻亲戚即当速首，拿赴上司，毋得容隐在乡，以为民害。敢有容隐不首者，亦许四邻首。其容隐者同其罪而迁发之，以本家产业给赏其首者。”

　　这段高皇帝“最高指示”载于洪武十八年十月颁示天下的《大诰》一编中，从字里行间所透露出信息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朱元璋在进行重典反贪的同时，就已开始尽逮积年害民官吏，否则怎么会说“有修砌城垣二三年未完者”，这是洪武十八年他说的话，以此推论，至少说在洪武十五六年时大明帝国就已经开始了尽逮积年害民官吏运动了。

　　第二，这场运动的名称就叫“逮积年民害官吏”，这与《明史》所记的太学生周敬心上书中所述的相符合。

　　第三，从高皇帝的这段“最高指示”意思来看，“逮积年民害官吏”或“逮积年害民官吏”在洪武十八年仅仅进入运动的阶段性总结。最高统治者只是将过去一个时期内抓获的“积年害民官吏”向全国臣民做个“表白”，说明我朱元璋没有那么残暴，都是这些个害人虫逼我这么干的；而且还要臣民们提高警惕，捉拿潜逃回乡的积年害民官吏，并发出了狠话，“敢有容隐不首者，亦许四邻首。其容隐者同其罪而迁发之，以本家产业给赏其首者”。由此看来这场运动那时正走向高潮呐，所以太学生周敬心将“尽逮积年害民官吏”说成洪武十九年也未尝不可，只是时间的界定概念上不够精确。

　　第四，“逮积年民害官吏”的概念相当广。尽管朱元璋在《大诰》中列举了4类应该抓获的害民官吏：勾补逃军过程中的犯罪官吏、追究腐败案件里赃款、赃物下落过程中的犯罪官吏和生事科扰小民的官吏以及出入人罪冤枉下民的官吏。在这4种分类中，前两者定义还比较明确，后两者的外延则相当宽泛。那么这场运动当年进展情况到底如何呢？

　　开展清除形形色色的“积年害民官吏”运动因为朱元璋开国时对军民户籍进行分立，而军队中的士兵地位低，待遇差，几乎成了军官的奴隶。因此有些胆大一点的军士逮住机会就逃跑，由此一来逃军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〇严厉打击勾取逃军中的官吏害民行为

　　对此，明政府一方面加紧追捕逃军，另一方面从逃军的原户籍中勾出候补军户来填补逃军的缺额，以确保大明军中士兵人数。而就在勾取逃军的过程中，军队或地方官府的相关官吏却利用手中的特权，中饱私囊，坑民害民。为此，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发布的《大诰》中专门列条，严厉打击勾取逃军过程中的官吏害民行为：

　　“十二布政司、按察司、州府县官，为兵部勾取逃军，或有顽民犯法，各部勾取。其布政司、府州县贪图贿赂，不将正犯解官，往往拿解同姓名者。因赃迷惑其心，止知己利，不知良善受害，无可伸诉。若将犯罪受刑之苦，以己推之，岂有贪赃害于良善者？且罪人受刑，罪重昼则枷项杻手，夜则系项铃足；轻则铁索牵行，父母妻子悲啼。送程仓卒，一时催起，路无盘费。是后父母妻子收拾盘缠，意在往供，有可刁蹬，不与引行。既而买引，沿途追赶，有中途病死者，有饮食不节而负病者。所勾之人，惟恐违限，日加棰楚，虽有微命，犹在几死之间。若法司审理不明，即作真犯拟罪。若上官既明，吏不枉法，方得放归，其苦万端。当时法司肯将此苦量推于己，岂有良善受害哉？然有司因此无辜于良善，天鉴不远，一旦发露，罪及身家。如此者数数开谕，每每加刑，曾有几人而省此祸殃！”

　　尽管洪武帝三令五申甚至使用了恐吓的手段，严禁追补逃军过程中的不法行为，但总有一些逃军和军户想着法子来规避政府的追逃和勾补。

　　〇贪图钱财，“移花接木”勾取逃军，害民害人，最终还是将自己给害了

　　就在当年“红太阳”出升的地方临淮县有个逃军叫陈宝仔的，因为实在不想再当兵了，就将家中所有的钱财都拿出来贿赂当地专门负责勾补军士的凤阳府临淮县衙里的官吏。知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等还算有良心，或至少说要比600年后睡了人家女人、诈了人家钱财居然还要搞死性伴侣的北方某省信访局局长要强多了，他们在接受了陈宝仔的钱财后，就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将原本是民户的管伍、管歪兄弟俩充作军户，顶替了陈宝仔等人。但管氏兄弟一万个不乐意，到了部队还不依不饶地吵着、闹着，结果将事态越弄越大。几乎与此同时，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丞毋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谷安等在接受了逃军赵成的钱财后，也导演了一出“移花接木”勾取逃军的把戏。结果这些事情都先后一一败露，皇帝朱元璋知道后下令，将“此两县官员尽行典刑”。

　　差不多同时，同样的闹剧在杭州又上演了，“永平卫所镇抚冯保，他本卫差他去仁和县勾逃军沈福七、谢福二两名。他到那里，勾到沈福七亲兄沈福六。他接受本人银10两、钞40贯、白绫袄子1件、绵布2匹，将本军脱放，却拿里长施一代他解官，又将百姓谢一打要招做逃军谢福二解官。事发，贬去金齿卫充军。他本等的正军，将脱放了，却将好百姓拿去替他做军。如此害人，着百姓每埋冤（应为‘怨’，朱皇帝又写白字了，笔者注）负屈，你怕他这等人能勾长久？”。

　　上述三案中害民官吏最终被严刑处置，多少让人感觉罪有应得，谁叫他们贪赃？不过下面要讲的这个官吏害民案例却是与钱财无关。

　　〇娃娃亲老公死了，这女人应该归谁？大明司法部长还没弄清……

　　洪武年间发生的山西史灵芝“归属”案件，本是一起情节并不复杂的犯罪未遂案，但由于从地方到中央都是“糊涂官”乱判“糊涂案”，导致了一个良家妇女的“归属”成了一大悬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个在镇江服役的军人叫唐闰山，可能是因为家中条件差，一直没有娶到女人，岁数越来越大，想女人想得越来越厉害。忽然有一天他想起了家里小时候就死去的哥哥曾订过一门娃娃亲，女的叫史灵芝，可哥哥没福气享受，早早地过世了。由此，那门娃娃亲之婚约也就自动解除了。但唐闰山却不这么认为，他来到了自己部队的上级领导那里告状，说老家山西洪洞县有个叫姚小五的，其妻子史灵芝本该是他的老婆，因为他是军户，不在地方上待了，妻子也就被别人占有了，他要求归还。

　　部队哪里弄得清这等事情，于是就将情况上报到了兵部（相当于国防部）。兵部也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却下公文到山西洪洞县，命令已为人妻且生育了3个儿女的史灵芝到镇江去，与“娃娃亲丈夫”团聚。这下可急坏了史灵芝丈夫姚小五，他来到县衙，说明情况。县老爷虽已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鉴于当时洪武帝实行右武国策，最终还是判定史灵芝上镇江去，理由是朝廷有文件下来，不敢不遵照执行。史灵芝一家听到判决后就是不服，事情由此拖着。据说当时兵部下的文件就有几十个，但事情还是没有进展，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将案件送到了刑部去。

　　刑部尚书王峕接手案子后分别派人上山西、镇江去，将姚小五、史灵芝和唐闰山等涉案人一一捉拿到案，录下口供，然后又派人上山西去查史灵芝3岁时订的娃娃亲婚约书。这下可将事情弄大了，好多人都成为涉案人员。皇帝朱元璋听说后认为，王峕所为“动扰良民，持权妄为，有乖治体”，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滥用特权，破坏安定团结，沽名钓誉，且有“增减情辞，故行出入，每每不当”之嫌，于是下令让御史唐铎来重新审理史灵芝“归属”案件。

　　没想到王峕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就脸上挂不住了，当着重新审案的御史唐铎的面冷嘲热讽，指桑骂槐，什么唐朝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来俊臣怎么怎么重新审案，入人罪行啊；什么“你入我罪，久后少不得请公入瓮”！唐铎将这情况汇报给洪武皇帝，朱元璋随即处置了王峕。

　　〇触目惊心的各地害民官吏

　　中央部级领导干部工作粗糙，扰民害民，要抓；那地方省级领导、府州县衙官僚扰民害民，毫无疑问，也抓。如：“陕西布政司、按察司官，府州县官王廉、苏良等，害民无厌，恬不为畏。造黄册、科敛于民；朝觐，可敛于民；买求六部宽免勘合限期，科敛于民；征收二税促逼，科敛于民；造上中下等民册，科敛于民。其赃官赃吏实犯在狱，招出民人官吏，指定姓名，各寄钞银、氈衫、氈条、氈褥、氈幭、头疋等项，各照姓名坐追。其布政司、府州县闻此一至，且不与原指寄借姓名处追还，却乃一概遍府州县民科要，平加十倍。如此害民，其心略不将陕西百姓于心上，踌蹰民人苦楚。且如西凉、庄浪等处，河州、临洮、岷州、洮州军人缺粮，著令民人趱运。地将盈雪尺余，深沟陡涧，高山峻岭，庄农方息，老倦未甦，各备车辆，重载涉险，供给军储。中路军颓牛死者有之，人亡粮被盗取者有之。若牛死车存，人在中途，进退两难，寒风凛冽，将欲堕指裂肤。上畏法度，谨遵差期，虽死不易，苦不胜言。设若到卫交纳，淋尖跌斛，加倍输纳，无敢妄言。如此艰辛，布政司、府州县官，按察司官，果曾轸念于民？为此法所难容，各科重罪。”

　　无独有偶，与陕西毗邻的山西也发生了相类的事情：“山西布政司、按察司、州府县官关贤、武宣等，赃贪无厌，视民岂如禽兽。且如泽、潞等州、平阳等府，粮饷北供，山高风猛，地概溜冰，雪盈川野，冷切人骨，寒逼牛心，中途车摧牛死，虽有人存，进退两难。且纳粮之难，犹颇少苦；其纳草之艰甚矣，一车之草，比度雁门，止足泽、潞车牛之用。民人负细软，诣大同、蔚、朔、雁门等处，易草输纳。有司欲取民财，实难言语，故行刁蹬，必欲本处载去。致使民人转运艰辛，不胜之苦，惟天可知。呜呼哀哉！有司食天之禄，岂有天灾人祸不至者耶！今之所犯，法所难留！”

　　洪武中晚期，朝廷曾想调集大军23万，开往北疆去，当时计划征发民夫10多万。皇帝朱元璋是这样合计的，2个兵士合用1头驴，所用驴夫1人，因此23万大军全部开往北平，至少要征用民力11.5万。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能开往北平的军队只有10多万人，能征发的驴夫民力也只有5万多。听到手下人的这般报告后，洪武帝心里很不愉快，本想迅速对蒙古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了，但眼下的这般情况还真让他头疼不已。而每当要举行重大的军事活动时，他总是习惯地观察一下天象，看看是否可行，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当观察到天空呈象不利于军事用兵时，朱皇帝马上发出指示：“兵归各卫，驴留北平，命布民间，各户分养，甚便于民。”农民出身的人当了天子可能会更多地从农民生计角度考虑问题，按照洪武爷的想法，就让北平郊县的农民前来认养这些官府征集的毛驴，然后各自带回去就地牧养，这样就不会太扰民害民，更不会有草料费用等开支。可北平布政司经历董陵云以及郊区的府州县等官员却不这么认为，要是让老百姓各自领养了毛驴，政府官员还能有什么“作为”呀！于是他们几个人合计了一下，决定实行圈槽喂养毛驴，让各家各户出钱，专门雇佣驴夫在官府指定的地方养驴，一来可以在运作过程中捞到好处；二来上级领导要是到我北平来检查工作，看到这样蔚为壮观的养驴场面，肯定会大大地褒扬咱们，这叫做“一举两得”。于是他们下令，发动群众踊跃缴纳“爱国驴费”。不多时就在北平当地将一个个驴场做大做强了。

　　听说北平地方官员竟然这般自作聪明，扰民害民，朱皇帝气得几乎要吐血。时隔一段时间了，他在御制《大诰》中还极其愤怒地说道：“呜呼苦哉！为民父母，当方面者及牧守一方者，不能造民福而造民祸，有若是耶！且驴在野，各户分养，草料不费，人工不妨。役令团槽，每驴妨夫一名，出城取草，归家取料，往复艰辛。且又设计于民，科敛棘针，擅盖牢墙，其奸计亦如溧阳科荆杖同。患民之殃，不可胜数。其官吏董陵云等恬然不以民为艰，取财肥己，岂有天灾人祸不至者耶！事觉，枭令之。见者戒之，推己以及人，毋蹈此非！”

　　北方地方官这般明目张胆地害民，南方的会好一点吗？朱元璋在《大诰》中同时给我们讲了好多南方官场上的稀奇百怪的事情。

　　〇歙县吴庆夫当了乡间收税官，可神气了，科敛重税，危害一方，最终让朱皇帝给废了！徽州歙县有个叫吴庆夫的人，本是个平头百姓，但他脑子活络，看到衙门里的人个个牛气冲天，就萌生了当官的念头。可在那个年代里要想当官是很不容易的，不像现在社会中即使是个没人看得上眼的“三陪服务人员”，只要她能交上个有权有势的露水“好老公”、“好干爹”，或者只要是“我爸为某某局长、市长”，转瞬之间就能捧上人人羡慕的金饭碗，甚至连高中都没毕业就可以在官衙里头领到公务员的财政工资，衣食无忧地当起“准公务员”来。洪武中期朱元璋拿定了主意，恢复科举制，所以说若是你要想当官做“公务员”，就必须得参加科举考试，且要凭着自己真实的水平去博一场，但这又谈何容易，不是有人这样说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暂且不说这十年寒窗有没有人问，就说“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又有几何？又到何时？吴庆夫想来想去，觉得走这条路太辛苦、太费时，要么就来个“短平快”，来点实实在在的，即使当不了正儿八经的国家公务员，就当个准公务员也相当吃得开啊。想到这些，吴庆夫就将家里的钱财搜罗了一遍，然后通过熟人递给了歙县县太爷。没多久县太爷让人传话过来，叫吴庆夫就地任职家乡的巡阑官。巡阑又可写成巡拦或巡栏，是负责催促一地课税的小吏。虽说他不属于明代地方上正式编制内的“公务员”，但毕竟还是官府的人。由此吴家的父亲、儿子、兄弟等个个都变成了“准官府里的人”，他们横行乡里，“上持官府之威，下怀肥己之奸”。

　　有个乡民叫程保的因为耕种需要买两头牛，吴家人将此告诉了吴庆夫，吴庆夫一听说此事就赶到了程家，向程保发出缴税的命令。乡间小民程保没见过什么世面，看到同乡“官人”吴庆夫来要钱，心里顿时十分害怕，乖乖地将钱拿了出来。吴庆夫一看只有几百文，哪肯罢休，一再恐吓，从程保那里足足榨取了26贯。依照洪武时期的货币换算：1贯=铜钱1 000文=白银1两=1石米，1两黄金=4贯=4两白银。26贯钱等于26两白银，也等于26石米，这在明初洪武时期已是相当重的负担了。可吴庆夫却不管这些，拿到钱后将小部分象征性地交给了官府，大头部分则放入了自己的腰包里。

　　来钱极快、又轻松“自如”，权力的魔力简直就让人疯狂。不久之后又有人告诉吴庆夫：最近有人从外地贩了一批干鱼到歙县乡下来，据说生意做得还蛮好的。吴庆夫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随即派出了探子，寻找贩鱼商人，向他征收重重的商税。贩鱼商人说：我刚将干鱼运来，才开始做买卖，没你要的那多税钱。吴庆夫说：“钱少不要紧，你缴给我30斤干鱼，作为实物税就行了。”贩鱼商人还想解释一番，但看到吴庆夫那凶神恶煞样，只好遵命而行了。做买卖的要缴纳重重的税收，搞贩运的同样也不得轻松，时间一长，歙县当地人都知道了吴庆夫的恶名，谁也不愿意当冤大头挨宰被坑，于是能少做买卖的就尽可能少做，能不做的就尽可能不做。这下可急坏了吴庆夫，大伙儿都这样，他的收入一下子少了许多。这可怎么办呢？嗨，有了，听人说附近有个村民到山里去砍了些木头，运到了家中，随即将旧屋做些改造。对，就冲着这个名目也上去收税。山区人老实，见到官府的人就乖乖地将手中仅有的80贯钱给了吴庆夫。人们听说后从此再也不敢盖房起屋了。这样一来，吴庆夫也愁啊，到哪里去弄钱？只见他眼珠子一转，鬼主意就有了，叫人通知各家各户，不管现在开店不开店的，也不管有没有门面做生意的，只要是你家做过生意的，就得一律交钱。

　　歙县当地人给坑苦了，幸好那里距离南京不太远，朱皇帝听说后愤怒地说道：“呜呼！民人起盖房屋，居在万山之中，木植系是土产，又系自己山场，民人乐太平之年，起盖房屋以安家眷。今吴庆夫如此生事搅扰，民何得安。耕牛二只系客商处买来，已有入官文契，又行着要26贯。其卖干鱼客人，步挑至于深山去处，能者挑百十斤，力中者八十斤，力小者六十斤，本人税讫三十斤（指上缴给吴庆夫的），又于遍处乡村，不问有无门店，一概科要门摊。以此观之，如此强豪奸顽，民何生理？！”随后洪武帝下令，让法司部门差人上歙县去，将作恶多端的吴家一行人押到南京来，吴庆夫被凌迟处死，他的弟弟及其他一起为恶者，枭令示众！而后朱元璋在《大诰》中就此告诫人们：“今后为巡阑者，倚恃官威，剥尽民财，罪亦如此。三十分中，定例税一（即三十税一），岂有重叠再取者。今后敢有如此者，虽赦不宥！”

　　徽州歙县尽管离首都南京不太远，但毕竟还是有段距离的。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大概就是讲在距离京师远一点或较远一点的地方，皇帝的管控能力要差一点，官吏一旦作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其实这也并不尽然，就在大明全国上下开展清除形形色色的“积年害民官吏”运动之际，洪武天子眼鼻子底下的南京郊区也在上演一出出与政府主旋律背道而驰的闹剧。

　　〇溧阳官衙里竟有这么一对活宝官吏：合用一个情妇，还坑民害民

　　溧阳虽处于江苏与安徽交界之处，但在明代它属于应天府（相当于今天的南京市）管辖。为防止官员的裙带关系干扰和破坏大明政治，开国后不久朱元璋就规定：南人北官、北人南官，就是说来个南北方官员籍贯大回避，南方人到北方去做官，北方人到南方来做官。以此而言，溧阳位于南方，当然就由北方人来当地方长官了。当时有人推荐了一个叫李皋的陕西人，说他如何有能耐，如何在政治上过得硬，洪武朝廷没来得及多考察就直接任命了李皋为溧阳知县。

　　再说这个叫李皋的，在陕西土生土长，来到溧阳后他顿时傻眼了。人们都说江南好，都说江南人文明，就连说话都柔声细语的，可自己怎么也感觉不到好在哪里。因为这样的南方“鸟语”无论你怎么认真听，就是听不懂，这实在让人头疼不已。连地方话都听不懂，那怎么能处理地方事务？有人要是问这问题，那就要说你是“老外”了，人家当官的千万不可跟人说：我不懂，我不会，那多丢面子啊！君不见，在单位里即使是专家级别的人写了份报告，领导总要拿起他的红笔圈圈、点点、改改，否则怎么能显示出领导高人一筹的水平！问题是当地方领导的连地方话都听不懂，该如何处理那里的政务？不急，我们的现实就提供了答案，君不见有好多好多“人民公仆”可能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不是照样到世界旅游胜景与高级娱乐场所去考察考察、研究研究，因为这些由特殊材料所组成的特殊人群有着特殊的才能，因为还有鞍前马后拎包的、跑腿的和语言翻译的人，正在时刻恭候着提供专门的服务，所以大可不必像你我草民这般无知无觉又无能。想当年洪武朝廷任命的溧阳知县李皋就是这么个特殊人才，他不懂南方语，有人给他当翻译；他不通溧阳地方事务，有人给他耐心“指点”；他没有零花钱，有人及时给他奉上。这样的“热心人”在当时溧阳县地界上很有名，为首的是个皂隶，名叫潘富。潘富没有600年后的某些提供特殊服务的“准公务员”那般幸运——干好了跟着领导在政治上不断取得“进步”，那时的潘富们属于大明“公务员”（领导职务）行列以外的衙役，衙役干得再好一般来说到老死也不太有可能“转正”为“公务员”，只恨那万恶的旧社会制度不好。不过潘富们倒是乐在其中，因为他们知道，跟好了领导，好处就会大大的有。

　　洪武十八年李皋上任后不久，潘富便向他提议：到乡下去“考察考察”，“了解”一下民情。李皋听后当场就一惊，随即反问道：“当今朝廷不是不让官员下乡，你怎么叫我下乡去？”潘富听到这话，诡异地一笑，然后这般说道：“皇帝禁止的是官员下乡，可没说不让衙门役吏下乡啊。知县大人，您可以将自己打扮成役吏下乡去，这样不就没事了。”李皋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随即吩咐手下人开始准备。

　　套上役吏服装，戴上宣帽（役吏经常戴在头上的黑色长帽子），李皋在大群衙役的簇拥下，敲着锣、打着鼓，浩浩荡荡地来到农村。再说农村里的甲长、里长和耆老们都听说了，县上来人啦，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因为县衙里的老爷再怎么说也是朝廷的命官，万万不可轻慢，赶紧召唤民众前去迎接，要不然落下个“大不敬”罪名，谁担负得起啊！众村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来到了村头，然后一起跪倒在地，等候县上的人进村。人们早已听说了，这次县上来的人还不同于往常，据说县太爷也来了。有人正说着，只听得一阵阵锣鼓声越来越近，伴随着吆喝声，有几个胆大的村民偷偷地抬起头，向黑乎乎的县上来的人群瞧去，然后嘀咕起来：“究竟哪个是我们溧阳县的新知县？都是穿黑色的，搞不清楚！”有个老辈的听后指点道：“从这样的阵势来看，应该是这群皂隶打扮、骑毛驴者中走在最为前面的那个！”众人听后顿时“眼睛一亮”，原来就是他！正当大家窃窃私语之际，村官们已经站了起来，弓着腰，恭恭敬敬地将县老爷们迎进了村子……

　　自从到了农村潇洒走一回后，李皋李知县可算是对江南开了点眼界。回到溧阳县城后，他魂不守舍，那楚楚动人的江南美女之倩影老浮现在眼前，至于政务么，全由潘富一拨子皂隶去打理。领导干部呈现这样的境况，八面玲珑的潘富一一都看在眼里，今天给知县李大人出了个“创收”的“好主意”，明天又拿出个“开源”的金点子，反正有一条“铁定的真理”，那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从众多小民那里挖几勺子，不费多时，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还算有良心，潘富搞到了一定数目的钱财后就跟领导作汇报，并请示该作何种处理？李知县听后似乎一下子没了主意。潘富想起来了，知县李大人孤身一人来到我们溧阳，又正值壮年，从他平时那色眯眯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想女人啦！怎么办？去弄吧！潘富想到这里，就跟李皋低语了一阵子，随即上苏州去。江南佳丽地，处处产美女，但最好的美女据说产自苏州，对于这一点李皋早在陕西时就听人说起过。再说那精干的皂隶潘富自从领会了领导的密意后很快就来到了苏州，没经什么大周折便将一个颇有姿色的小美眉带到了溧阳，送给了知县李大人做临时夫人。

　　可李大人毕竟读过书，自己来到江南任上没多久就弄了个“夫人”，这事传出去多不好啊，怎么办？就暂时将她寄养在心腹潘富家吧。一旦有生理上的需要，要么上潘富家会会那个小美眉，要么趁着天黑将小美眉接过来，好好消受消受。可从小美眉的角度来说，自己对那个人称其为知县的人太陌生了，除了黑夜间有过亲密接触外，平时大白天实在是难得一见其面，倒不如买自己的潘富那么熟悉、亲切。女人天生就喜欢鞍前马后体贴入微的男人，名义上自己是知县李皋的女人，但说到底眼前这位经常甜言蜜语的“好男人”才是自己有所心动的。自从内心有了这么个变化，天天望眼欲穿的小美眉很快就成了潘富的女人。两个男人合用一个女人，这是多丑的事！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600年后的新世纪，北方某省委副书记就与某石化集团总经理兼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共同合用一情妇，三人在青岛合伙做生意，弄得风生水起，财源滚滚，恰似黄河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各自的“自留地”里。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两个男人合用一个女人，又能三者相安无事，真是天上人间实在罕见（http：//news。qq。com/a/20140228/）。而从最终结果来说，600年前溧阳县令李皋和他的下属潘富合用一情妇远没有那省委副书记大人与央企董事长共同“开发美女资源”所产生的恶劣影响那么大，因为前者中那个被共同开发的美女并不参与经济创收。就县令李皋而言，他毕竟读过书，尚知羞耻，尽管自己的心肝宝贝被人占了，尽管自己是一县之长，但就经济实力与人脉关系而言实在不行啊，养个专供美女，那可不是件轻松的活儿，所以说要想开发好美女，首先得开发好经济和广开财源，这才是“硬道理”，才是根本。

　　那么怎么做好这个根本呢？李皋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就在这时，又是那个头脑特别灵活的潘富出来给他出主意：我们溧阳县衙里关了好些犯人，这些犯人犯的事都不怎么大，一般来说行杖一番后也就可以把他们给放了。不过最近听说那行刑的荆杖好像是坏了，不如李知县下令，让我们溧阳县的老百姓各自进献一根？！李皋尽管对潘富有着“夺妻之恨”，但十分佩服他的好脑筋，听到要让百姓来进献荆杖，他顿时感觉，这是个金点子，随即吩咐手下的人发令下去，让县民们纷纷行动起来。

　　溧阳位于江南丘陵地区，境内的山都不高但小山头还是挺多的，每家每户弄根把荆杖上贡给县府问题不大，可这荆杖具体有什么要求呢？那就得由县衙里的潘富等衙役说了算。县民们送了一根又一根，跑了县城一次又一次，就是不合县衙里的要求。终于有人开窍了，县老爷老说进贡上去的荆杖不合格，大家被折腾到现在花费也够多了，算了，还不如掏些钱让县老爷他们自己去买。嗨，这一招果然灵验，县民们争相仿效，尽管很多人为之恰似身上脱了一层皮，但总算完成了政府指派的任务，暗自庆幸自己思维转得快。可也有人脑筋不转弯，当今洪武皇帝不是号召要减轻老百姓负担？对于地方官府扰民、害民的，小民们可以拿了皇帝的《大诰》，直接上南京去告状。溧阳就在南京的边上，有个叫黄鲁的县民就是不理溧阳县衙的那一套，直接来到了南京，向皇帝上章奏事。朱元璋获悉后先叫人偷偷地查了一下，发现黄鲁所述属实，随即派人上溧阳去捉拿害民官吏。

　　不知怎么的，可能是走漏了风声，当洪武朝廷派出的人来到溧阳时，反应极快又有丰富人脉关系的皂隶潘富不惜花费，开始潜逃，从溧阳逃到安徽广德，又从广德逃到建平，“至建平县，拈踪追捕，建平民王海三等，潜递复回溧阳。溧阳民朱子荣等，暗递至宜兴。宜兴民杭思鼎等，暗递至安吉。安吉民潘海，私递至长兴。长兴民钱弘真等，递至归安。归安民吴清甫等，递至德清。拈踪追及，德清民赵罕仁暗递至崇德。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盈数万赀财，日集无籍之徒50余人在家，常川贩卖私盐，邻里相朋者200余人。潘富遁于此家，追者至，本户将潘富递入千乘乡僧寺。僧澄寂、周原善却将追捕者，率领200余丁终宵困逼，致被追者杀讫1名，杀伤1名，后天明而解去。”当听完“捉拿害民官吏”者对惊心动魄的追捕经过的描述后，洪武帝从牙缝里蹦出了这样的话来：“将豪民赵真、胜奴并200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107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而后在《大诰》中他发出这般除去民害的感慨与号召：“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家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洪武帝不仅鼓励大家要造贪官污吏的反，尽除民害，而且还对阻挠清除“积年害民官吏”者予以严厉的处罚在开展清除形形色色的“积年害民官吏”运动中，出身于农村的草根皇帝朱元璋特别注意，严厉打击官吏下乡扰民害民。在《大诰续编》中他曾这么讲道：“十二布政司并府州县，往常官吏不时亲自下乡，扰吾良民，非止一端。数禁不许，每每故违不止。洪武十七年，将福建布政司右布政陈泰拿赴京师，斩首于市，敕法司行下诸司，毋得再犯此行。诸司承受禁文，非止一纸，动经五七次，诸司明有卷宗。其无籍杀身之徒，终不循教，仍前下乡扰吾良民。且如洪武十八年、十九年，（安徽）无为州同知李汝中下乡扰民，罪己不赦。湖州府官吏、乌程县官吏易子仁、张彦祥，不将被水灾人户赴京赈济，通同豪猾，当告水灾之时，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多作少，以少作多。以多作少者，为其善人被灾本多，当报之际，减灾报数。以少作多者，为与富豪交结，将少作多。以荒作熟亦如之。以熟作荒亦如之。致令乌程县民傍湖者缺食，朕终不能明其数，所以赈不及之。至今慊慊，无可奈何。”

　　朱皇帝还为此下发“红头文件”，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捉拿下乡扰民或以其他方式害民的官吏：“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在朱元璋的积极倡导下，常熟县民陈寿六带领他的弟弟与外甥，将害民县吏顾英绑缚到南京，受到了嘉奖。洪武帝不仅免掉了陈寿六三年的差役，而且还特别关照，谁要是无事生非，罗织罪名，诬害了陈寿六，本皇帝灭他的全族，“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朱元璋鼓励老百姓造贪官污吏的反，鼓励人们捉拿害民官吏，鼓励人们到京城来向他告御状，这是洪武时代的新时尚，任何人都必须与时俱进！不过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相同或相像的言与行，任何时代总会有人“落伍”，或反向而行，甚至“以身试法”就不信那个“邪”，明初朱元璋时代也不例外。

　　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民郭玄二与同乡的一个村民约好，带了皇帝的《大诰》上南京去告状，控告嘉定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人害民。当他们经过淳化镇时，遭到了巡检何添观的“刁蹬留难”。这时有个叫马德旺的弓兵急吼吼地走了过来，阴阳怪气地说道：“什么，上京城去告状，就凭你们两个泥腿子手里拿了本《大诰》，皇帝会接见？以我看你们还不如将钱给我们，我们是政府下属机构，到哪儿都熟悉，派几个人上南京去，代你们告状不就得了，免得你们去了连皇宫大门都找不着……”没想到郭玄二两个农民也是“认死理”的人，他俩认为：既然洪武皇帝下令底层受苦百姓可以直接进京告状，为什么我俩就不可以？既然常熟的陈寿六三人都告赢了，为什么你们巡检所的人不让我们通行？淳化镇巡检所的人见到两个农民那般坚持，也鉴于洪武帝三番五次地鼓励底层百姓“造反”，最终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放郭玄二两人通行。

　　再说洪武帝听说了郭玄二两人的一路遭遇后十分恼火，当即说道：“如此沮坏，除将各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旺依前《大诰》行诛，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令。今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

　　官吏下乡要被人捉拿送往京城，即使不被捉住，但只要其有贪污受贿和害民的把柄，小民们也可以拿了《大诰》赴京告状。在这特别严肃的洪武年间，吃官饭的哪有过去那么自由，简直是“官不聊生”了——过去司空见惯的利好之处触手可及，现在可几乎都无法下手了，怎么办呢？常州武进县邓尚文等官吏在苏南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影响下，灵机一动，干起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新”勾当，在征收夏粮税收时将90%的税粮上仓，还有那10%的，他们就偷偷地截留了，但对外却这么说：今年常州税粮没有全部征收到位，为了完成中央朝廷下达的指标，我们就不得不向本地富户大款们开口借了。

　　皇帝朱元璋知道内幕后十分气愤，说道：“（没想到这些官员）如此害民，既征不足，借于富民，果后以何陪（赔）还？以此观之，富民不免致害，终无陪（赔）还之意！”随即下令，将这些害民的常州官吏给逮了，重重处罚。

　　〇追赔责任制带来的哭笑不得丑剧

　　对于贪赃害民的官吏，洪武皇帝不仅要一一逮尽，要严厉处置，而且还要追查赃物赃款何来何去。他曾下达层层追赃和退赔的指示：“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其令斯出，诸法司必如朕命，奸臣何逃之有哉？”

　　就在洪武皇帝推行追赃“责任制”，层层落实，弄清赃款赃物的来龙去脉之际，谁也没想到，跨省作案、上下勾结和浑水摸鱼等类的官吏害民事件又在一一上演了。

　　扬州瓜埠河泊所（可能相当于水上税务机构）拖欠渔业税收钞40 000张。主持户部日常工作的侍郎郭桓（当时他的贪污大案尚未暴露）根据朝廷的指示，下发公文到下面，要求地方税务机构务必将拖欠的渔业税收给补上。扬州知府战慎接到公文后，随即着手解决填补渔业税收拖欠带来的亏空问题。不过，这些大明“公务员们”清楚：既然渔业专业户与他们的分管领导湖官共同拖欠了40 000张大明宝钞，现在再叫他们赶紧来填补漏洞，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只能另想办法了。也难怪我们中国人那么看重当官的，因为这些由特殊材料组成的特殊人群特别聪明。有经济亏空，不急，让地界上的富民大款掏腰包。富户大款们哪敢得罪官府，乖乖地拿出了40 000张大明宝钞。

　　再说战慎和郭桓等人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这么多钱，顿时就乐坏了，几个人一嘀咕，40 000张宝钞给私分了。可这样一来，扬州瓜埠河泊所拖欠的渔业税收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呀，这可如何是好？不急，有着“超前意识”的郭桓与战慎等人一合计，办法有了！那个扬州瓜埠河泊所拖欠税收的湖官原籍是江西的，现在他人不见了，根据高皇帝的最高指示精神——层层落实，我们就追赔到他老家江西去。

　　再说江西布政司省长大人见到扬州来的公文和中央户部下发的“红头文件”，岂敢懈怠，赶紧下令在江西全省境内平摊40 000张宝钞，平民百姓一概科敛，随即又派人将科敛到的钱送到郭桓与战慎等人手中。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江西百姓血汗钱一到贪官污吏们手中，又马上给私分了。事发后，法司部门进行了彻底追查。当皇帝朱元璋知道案情的全部经过后，气得差一点背过去。

　　看了上述案例，可能有读者朋友要说，那是郭桓一批贪官污吏所为，属于非常态。查处这样一类案件，没什么大的普遍意义，甚至还有人认为是朱元璋小题大做。那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再来看个案子。

　　〇渔税押运专业户与财政部副部长勾结，想私分渔税，没想到中间……

　　按照明初的税收规制，地方财税一旦收缴完成后就得派遣专人送往南京，交由户部收入国库；户部则出具收讫文书，然后这个地方专员拿了户部的收讫文书回去入账。这是一项比较专业的工作，一般人都不怎么懂这里边的规矩，“业内人”要是有个什么想法和做了什么手脚，问题还真不容易被发现。

　　安庆府望江县位于安徽省西南边缘，东南与东至县、江西省彭泽县隔江相望，境内河流较多，在那贫穷的当地，渔税可谓是大宗财税收入，其每年上缴国家的渔税就有30 000贯。这样一大笔的渔税由望江县县衙户房指定的业户徐应隆等人专门负责押送到南京，交予户部，年年都如此。就在这过程中，专门押送者徐应隆逐渐地看出了门道：我将渔税送到南京，对口衙门是户部，只要户部官不查问，有谁知道我送了没有呀？！人一旦有了贪念，什么样的坏事都会做出来。徐应隆跑了这么多年南京，虽说自己的身份还是个渔民，但从实际担当的角色来讲，已经是个衙门编制外的皂隶或者说“准官吏”了，就连那户部官看到他时的眼神都与刚开始时大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个叫张易的户部侍郎，你还真没得说的，“可亲又可近”！有一次徐应隆趁着公务完毕之际向张侍郎“汇报”了自己的工作，随之试探性地谈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这个张副部长并没有大声呵斥。他顿时觉得“有戏”了，临别前暗示对方，下次我押送渔税来南京时就不缴到户部来了，先找个地方把它们藏起来，然后找准机会我们俩平分一下。

　　两个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就此达成了心理默契，谁知不多久，张易张副部长因为别事牵连锒铛入狱。徐应隆听说后顿时害怕透顶，因为自己刚刚将洪武十八年的渔税押运到南京，藏在聚宝门附近一租用民房内，要是张副部长“胡言乱语”了，不仅那块到嘴的肥肉要给挖出来，而且还可能招来大祸啊！可让徐应隆胆战心惊了半年左右，居然最终什么事也没有，可能张副部长贪得太多了，这样的小事一时半会儿都记不起来了。30 000贯渔税，原本还得与张副部长平分，如今可好了，他老人家被抓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现在只有我知，想到这里，他一阵狂喜。算了，打渔那又累又脏的活也不用干了，就我藏在南京的那些钱够我消受一辈子了。怀着无比激动心情的徐应隆立马来到了南京，取出了其中1 100多贯，然后再回望江老家，好不风光地潇洒了一阵。

　　就在这时，有个叫汪诚的望江县吏接管了县衙户房工作。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要是吏员的话就不可能有放三把火的机会。不过再怎么说，也应该将自己接管的工作弄弄清楚啊，汪诚就是这么一个认真的人。他这么一认真，就发现了问题：怎么从洪武十八年三月到洪武十九年三月上缴国库的渔税税讫没有回单？赶紧去问前任官吏。前任官吏说，这事一直是由业户徐应隆操办的。汪诚找到徐应隆问事，徐应隆当即支支吾吾。看来不用大刑还真不行，汪诚示意衙门里的皂隶们动手，这下徐应隆可老实多了，最终说出了事情真相，并告诉汪诚：30 000多贯宝钞已被他用掉了1 123贯，剩下的还藏在南京聚宝门外秦淮河边的一民房内。汪诚获悉后岂敢懈怠，立即奔赴南京，向洪武帝汇报了案情。洪武帝马上让人上聚宝门一带去寻找那民房，最终找到了那笔早该归入国库的渔税款，并提拔了汪诚为户部司务。而对“徐应隆等尽行治以死罪”，随后在颁发给全国的《大诰》中，朱元璋这样说道：“忘生舍死，偃兵息民，辟土开边，如此功归，赏不过二十万文，上者匹不过十表里。今此弊，户部试尚书茹太素首衔，张易公然作弊。若无余罪搅扰被监，设使无事而弊成。张易为之弊首，太素未知何如。呜呼！如许大钱粮，岂有联衔而忘其计者！”

　　〇建设部的窝案——充分利用手中资源，“用足用好”

　　上述这种官吏贪赃害民属于典型的上下勾结型，而下面要讲的则属于另一种，浑水摸鱼型。有个才子叫韩铎的，因为皇帝喜欢，洪武十五年被提拔为吏科给事中。两年后与同科给事中彭允达、吏部尚书陈敬等“将取到十二布政司儒士与谏院等各官，私下定拟职名，作见行事例，朦胧奏启”。皇帝朱元璋一时疏忽，没有认真细查，就批准了韩铎等人起草的官员任职名单。但没多久法司部门就发觉不对劲，以交结皇帝近侍的罪名，将韩铎等人判处斩刑。但朱元璋还是念及韩铎初犯，下令将其罢职，赋闲回家。可没多久洪武帝又想起了才子韩铎，下令让他到南京来任职。谁也没想到，不多时韩铎又因为工作有失，被发配到云南烟瘴盘江去劳改。几个月后又是洪武皇帝想念他，将他从云南直接调到了朝廷，任工部司务。

　　再说韩铎到了工部即建设部没多久就发现了秘密：原来这个天天在管造房起屋、搭桥铺路的工部，比起自己原先任职的六科清水衙门不知要肥了多少倍，除了衙门口的石狮子，整个工部没有人是干净的。韩铎掌握了这些秘密后顿时就有了资本，将谁也不放在眼里，甚至还棰楚辱詈工部领导，而工部的那些领导干部因为自身P股上不干净，只得忍声吞气。如此下来，本是小官的韩铎在工部的威望却越来越高，没过两个月，皇帝朱元璋就将他提拔为工部侍郎。

　　领导干部人事顿变，工部的“人民公仆”马上转变工作作风，积极向着新上任的韩副部长靠拢，并不时地给他点拨一些“笑纳”技巧。韩副部长本来是读书人、才子，智商高，现经点拨，情商也急剧提高，小试牛刀后，那心中爽得无法言语。不过时间稍稍一长，就觉得没什么新鲜的了，要不，就来点大的，刺激一点的。

　　洪武十八年，韩副部长开始不断地将手中的“人力资源”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商品经济：一次卖放木瓦匠顾受四等1 500名、土工孙贵等300名、木匠狄阿演等500名、木艌匠王富二等150名，又与工科给事中杨霖合伙卖放人匠100名，得钞13 350贯，给事中哈安得700贯，侍郎李祯得2 150贯，员外郎陈侃、主事郭升各分得1 800贯，郎中陈恭分得1 350贯，员外郎郝彬、主事邵炳、鲁瞻，各分得300贯，郎中侯恒礼分得200贯，杨霖又分得150贯，韩铎分得4 300贯。又一次，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日，韩铎伙同侍郎李祯、员外郎王大用盗卖芦柴28 000束，得赃款钞14 000贯，侍郎李祯、员外郎王大用各分得3 000贯，主事张凤、司务宋原各分得2 000贯，韩铎分得4 000贯。洪武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韩铎“与工部尚书徐本、侍郎李祯于奉天门奏，大胜关抽分场见在抽分木炭九十万斤，奏旨搬运。为无人夫，未准搬运。后两月余，发放搬运原奏炭数。不期（韩）铎窥俟万几之冗，以为朕必失记，故将前项炭数止存九万，余者尽皆分卖。着令搬运原数，其铎面欺，应对原奏炭止九万斤。知铎大肆奸顽，送法司穷问”。韩铎等人后来招认：贪赃枉法除转移隐匿外，实际舞弊赃款共有30 350贯，木炭810 000斤，侍郎韩铎得了8 900贯，侍郎李祯得了5 750贯，郎中侯恒礼得700贯，郎中陈恭得1 350贯，员外郎陈侃得2 400贯，员外郎郝彬得400贯，员外郎王大用得3 000贯，主事郭升得2 300贯，主事张凤得2 000贯，主事鲁瞻得300贯，主事邵炳得400贯，司务宋原得2 000贯，给事中哈安得700贯，给事中杨霖得150贯。整个建设部几乎成了贼窝，愤怒的洪武皇帝在查清案件后立即下令，将这些内贼一一处死。

　　〇本来是为洪武帝办事的钦差，到了淮安后却与当地的害民官吏沆瀣一气，贪污腐败，扰民害民工部官本来是个“肥缺”，一旦搞项目建设，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可有些部门在普通人看来就是个清水衙门，譬如都察院即相当于国家的监察部或者说是纪委，那是专门监察官场作风的机构，说白了，“清汤寡水”，没什么油水可捞啊！不过这是你我平民百姓的视野，在有些人看来，监察部门或言纪委可谓是难得的好岗位，关键在于怎样将手中的权力用足用好。

　　洪武中期有两个国子监生，一个叫刘志仁，一个叫周士良，可能是由于在校期间积极要求进步的缘故吧，他俩一出校门就得到了洪武皇帝的重用，被任命为都察院监察御史，“为追问尅落课程等事前往淮安，暗行体察，明彰追问”。

　　皇命一下达，有人请吃，有人请喝，并如此这般地“教导”两位书生如何将手中的权力用好、用活。那么高深的文化知识都能倒背如流，这样的人生伎俩只要稍稍一点拨，刘志仁和周士良就心领神会了。只见他们来到淮安后，提取了大河、淮安两个卫的卷宗文档，然后一页一页地仔细查看。突然间映入眼帘的是，这些军方文档中记载着，洪武皇帝所竭力倡导要捉拿的地方害民官吏竟被人送到了这里。没有皇帝的同意，这样的做法是违规的，该怎么办，马上直接上报给洪武帝？不，从南京出发时哥儿们在欢送我们的酒宴上还反复告诫：监察就是整人，整人很危险，弄不好会引火烧身。与其这样，倒不如来个猫头鹰睡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慢慢再说。刘志仁、周士良凑在一起，一嘀咕，主意就定了，“将积年害民皂隶人等206收补军役”的资料放在了一起，对外放出话来，将要把它们上奏给洪武皇帝，但实际上只是吓唬吓唬两卫军官，“并不以状来闻”。

　　可部队中的军官大多是草包，哪会想得那么多，一说到自己工作及工作单位出了问题，他们害怕死了，当今皇帝是什么人啊？到他那里“见上一面”，恐怕活着出来的没几个人。那么眼下的这些事该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好酒好茶天天侍候好那两个朝廷钦差，至少说麻烦不会那么快就到来了，然后再在这两个钦差身上做些文章看看。

　　再说刘志仁、周士良自从来到军营起天天都有吃有喝，生活快活得赛过天上的神仙。不，还不能这么说，神仙毕竟是神仙，我们可是人，人是从动物演化过来的，因此人就保留了动物的某些本能，譬如男欢女爱啊，而这在现实军营里头就没有，这太乏味了。怎么办？正当刘、周两钦差为了发热的内体苦恼时，卫所军官们早已看出了问题，并开始忙活。他们利用军中的权力，将军费开支中的一部分拿来，到淮安城里买几个长得好的歌妓美眉，然后送到两钦差那里，供其消受。有吃有喝又有美女可供享受，刘、周两钦差好不快活。

　　不过话得说回来，这些快活都是由部队领导“孝敬”来的，而要想长久地享受下去，尤其那美女消费必须得有大钱啊。怎么能弄到大钱？经“高人”一番指点，刘、周两钦差就开始“搞活经济”了。有个叫陈五的当地巡阑（相当于地方上的收税官）利用职务之便，将收受到的税款占为己有。正当他做着大富大贵美梦之际，有人向淮安当地的官府告发了他。由此，到嘴的肥肉被迫吐了出来，陈五也被拘押了起来，等待朝廷派出的钦差来处理。

　　刘、周两人接受案子后一下子就来了灵感，收税官身上肯定有油水，我们就以他作为突破口。于是两个钦差与一个等候处理的巡阑官达成了默契：后者自此以后从淮安地界上消失，原本被他贪污了的税款由刘、周两钦差保管，天知地知只有那三人知。但这样一来，有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是那笔已经到了钦差大人腰包里的税款缺额如何向朝廷交差？不愧为高学历、高智商出身的人，刘、周两人一嘀咕，一项钦差大人拟就的“新政”举措在淮安出台了：官方对外公开说辞是，以前的税款缺额之所以很大，完全是由于当地顽民不缴才导致的。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淮安地方政府要积极协助钦差大人，“帖下乡村，遍邑科扰（敛）”。

　　就在再次征收税收过程中，有个叫鞠七的里长认识了刘、周两钦差，淮安当地的有钱人知道后纷纷找到鞠七，让他在钦差面前说说好话，能少缴就少缴一点，私下里另外准备了一笔孝敬朝廷钦差的钱财，通过鞠七送了上去。这样一来，刘、周两人仅经由鞠七就收受贿赂白银150两，黄金34两，宝钞25 200贯。那么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小民，则“棰楚威逼”。有个叫夏良的小民就因为嘴犟被诬指为替害民官吏匿藏赃款而遭逮捕，且全家人都给牵连了进去，受尽了折磨。至此可以这样说，刘、周两钦差不仅没把洪武帝交办的事情给完成好，反而与当地的害民官吏沆瀣一气，将淮安地方上弄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朱元璋听说后牙根咬得咯咯响，随即派出锦衣卫千户蒋福前往淮安去，捉拿刘志仁等新老害民官吏。刘志仁毕竟在朝廷待过，见到蒋福突然出现在眼前，立即明白，大势不好，事情弄大了，怎么办？在淮安地界上混的这些日子给予了刘志仁特别的启悟：有钱能使鬼推磨！想到这里，他从贪污受贿中拿出了白银70两、黄金4两，宝钞50贯以及棉布（明初棉布很珍贵的）等财物送给蒋福，求他在洪武帝前面多为自己说说好话。朱元璋知道真相后愤怒地说道：“呜呼！既已为恶，事已发露，方用取受之赃转赂于人，欲以求免，其可得乎！当其设计之初，把持军卫，然后肆恶贪淫，自以为不致败露，岂知罪恶贯盈，神人共怒，罪将焉逃！所以刘志仁等凌迟示众，以快吾被害良民之心。凡百有官君子，观之戒之。”

　　〇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如此“密切联系群众”……

　　中央朝廷大官大贪，地方小官也在想着法子利用手中的资源优势拼命地“捞钱”。徐州丰县县丞姜礼就是这么一个拼命“捞钱”的高手。县丞的工作主要是辅佐县令，做好税粮征收、徭役签派等。姜礼就利用这样的工作机会，到辖区内的老百姓家去坐坐、聊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么，谁要给他钱财，他就手下留情，签派的徭役既近又轻；谁家要是拎不清，那就有苦吃了。姜县丞通过这样下基层敛民宝钞的手段，逐渐地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不过并还不满足，还要向着“小康”努力。当时他在县里分管看押犯人，这人只要动动脑筋，“知识就能转化为经济”。姜礼利用自己工作的机会，经常找犯人谈心。犯人见到这样的“好领导”，感动得五体投地，悄悄地将赃钱赃物存放的秘密告诉了姜县丞。姜县丞“主动热情”地帮助他们“保管”起钱物来。不过，钱物一旦到手，他就立即占为己有。这事后来给人捅了出去，姜县丞“为此作积年民害，拿到法司，发付修城”。没多久，他又被释免，降等续用。

　　就在准备上任新工作岗位之际，姜礼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有个叫朱士廉的丰县人现在在南京宫廷中当值序班，尽管这是个小官，但属于皇帝的近臣，要是哪一天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在皇帝面前“胡说八道”，岂不是要将我姜礼第二次作为积年害民官吏送到监狱或劳改处！想到这些，他来到南京，找到了朱士廉，悄悄地送上一沓宝钞，条件是要求对方为自己保守秘密。朱士廉脑子可清醒了，这钱是姜礼害民所得的，我能拿吗？姜礼见到朱士廉不肯收，马上就开导他了：“你现在不收，将来你丰县老家遇到服徭役时可没钱雇人代役了。再说人活一世，也就那么一会儿过去了，你干吗要那么清廉啊！”可朱士廉就是不干，最后还将事情上告了。皇帝朱元璋听后愤愤说道：姜礼自己的罪行刚被宽免，却又教人受赃，这是置人于死地！“愚莫甚于此，奸顽更何以加，遂致己身不免！”

　　在这场持续数年的捉拿害民官吏运动中，尽管许多案件发生在中央朝廷与地方布政司、州府县，但更多的则发生在大明帝国的社会底层。

　　福建东流江口河泊所官陈克素与辖区内的渔业专业户一起侵吞鱼课10 000贯，又勾结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对外宣称：由于环境变化等因素，东流江口的河鱼随水迁徙，致使当地河泊无鱼可打了。但为了完成朝廷先前定好的渔业课税，“不得不”在东流、建德两县山民中按照人丁数平摊鱼课。最终，他们共敛得宝钞数万贯，随即将其中的10 000贯用以填补先前私吞的鱼课，其余数万贯几人偷偷地瓜分了。事情败露后，这些害民官吏都被洪武帝一一处死。

　　〇打着孝敬皇帝老子的名义乘机捞一票

　　古代时除了常规税收、赋役外，还有一种地方百姓必须要承担的变相赋税，叫做“解纳诸物”。这是古名，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征收地方土特产，孝敬皇帝老爷。明初朱元璋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规定“解纳诸物”由地方官府自行负责。但由于洪武时期对于官府的财政开支抓得很紧，“解纳诸物”所需的路费与途中盘缠都得由地方官府从百姓身上搜刮过来。这是当时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其关键点就在于不要太过分就行了。但洪武初期有许多地方官吏为了个人仕途，就借着“解纳诸物”的机会，从老百姓那里拼命敛财，以便上京城后多住些日子，跟中央领导多沟通，图谋个人发展。为此，皇帝朱元璋特别下令，严加禁止。到了后来他就干脆规定：“解纳诸物”由地方官府派遣具体办事人员解送，并重申禁令，不准借着“解纳诸物”的名义向百姓肆意摊派费用。

　　但禁令归禁令，既然不允许地方长官亲自押送，又不让借此名义科敛百姓，而“解纳诸物”的费用总得要出啊。于是各地官府就想到了地方上的富户和大款，让他们来为地方政府代劳了。朱元璋听说后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故意虐吾良民！”为此他特别在《大诰》中指出：“凡在官之物起解之际，须差监临主守者。若是布政司、府州县不差监临主守，故差市乡良民起解诸物，因而卖富差贫，许市乡年高耆宿、非耆宿老人及英壮豪杰之士，将首领官并该吏帮（同‘绑’）缚赴京。若或深知在闲某人，或刁狡好闲民人教此官吏，一发帮（同‘绑’）赴京来。有司官吏精目是诰（即《大诰续编》），勿堕此宪，敢有故违，族诛之！何故极刑如是？盖谓此差一行，及至抵京仓库等处，朕一时不知，其不畏死之徒，往往刁蹬留难，动经数月弗得归还，或半载未归者有之，必贿赂而后已。当起解之时，有司讬此名色使用钱，已敛民矣。及其行也，令民自备，为因重复害吾良民。此等官吏，一犯族诛，为其害重也。”

　　朱皇帝不仅放出狠话，要对借着“解纳诸物”名义坑害百姓的官吏灭族，而且还在《大诰》列出安庆龙南莲若湖河泊所官郑德荣等8人在洪武十九年三月前犯下贪赃害民罪状，作为全国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运动的参照或样板。

　　当然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还远不止上述这么一层意思，其概念应该是相当广泛。像前面我们讲过的常熟农民陈寿六捆绑县吏顾英到南京告御状、河北乐亭农民赵罕辰等人捉拿主簿汪铎押往南京，交与朱皇帝审判，等等，都应该算作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个个好案例。

　　〇皇家警察到常州出差，竟在当地娶妻、搞创收，过起甜蜜的小夫妻生活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人群所引发的一些特别的案例。

　　洪武中期朱元璋下令，从民间挑选一些家庭出身清白的“有力壮士”充任锦衣卫校尉，“随驾出入，因见好汉，着令四方打差”，即说除了做好皇帝的安全保卫工作外，还让他们办些特别的皇差。朱元璋明确说了，之所以不用官衙里的皂隶、胥吏当跑腿的，就是怕这些社会边缘人群胡为害民。可他哪里想到，这些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锦衣卫校尉，在脱离了皇帝视线下干出了比皂隶、胥吏所干的影响还要恶劣的害民之事来。

　　有一天，有人上奏说：常州府本该运来的城墙砖怎么老不见送来，我们南京城的城墙建设正等着用呐，应该派人去查查看！朱元璋听后当即派了周金保等8名锦衣卫力士奔赴常州去催促。哪想到周金保们上常州就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朱皇帝想想：或许常州人正在赶制呐，等等再说吧。一等等了9个多月，他终于耐不住了，又派人上常州去查查看，这不查不要紧，一查简直要把朱皇帝气死！

　　原来周金保一行人到了常州，这是什么地方？江南富庶之地，那佳丽满街，柔声细语直把秘密警察周金保等魂魄都给勾走了，而要想得到吴人佳丽没有票子可怎么能行呢？此时的周金保顿时感觉金钱尤其珍贵，怎么办？想办法创收！自己既然是来这里催办城墙砖的，就以此作为突破口向没来得及完成任务的老百姓家去要，谁敢不给，就以违抗皇差的罪名加以威胁，小民们哪见过这样的阵势，于是乖乖地把家中值钱的全给了周警官。可周警官还不满足，因为此时他已在常州娶了妻子，成了家，开销大，为此要开辟新财路啊。周警官瞄了一大圈，主意有了，自己是锦衣卫力士，皇帝的特别皇差，多神气！地方上官老爷都怕他，他就假模假样地开始审讯常州府中的囚犯，给钱就放人，这下可让周警官大大地发了一笔，然后回家抱着美妻好好乐乐，且乐癫乐癫。

　　可就在周警官乐癫得什么都不知道时，皇帝的第二批秘密特使突然来到，将他从温柔乡中给逮了起来，并迅速地处死了他。

　　〇牙人——中间经纪人也是洪武年间打击的对象

　　还有一类在今天看来也是很特别的，那就是朱皇帝号召大家捉拿官牙和私牙，将其绑缚送往南京。这里讲的官牙和私牙是指官府的或私人的生意中间经纪人。在朱元璋看来这样的生意中间经纪人（当时统称为牙人），不像农民或手工业者那样，生产出实实在在的商品，可供交易，牙人买空卖空，会坑民害民，带来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所以下令严加禁止：“天下府州县镇店去处，不许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应有货物，照例投税之后，听从发卖。敢有称系官牙、私牙，许邻街坊厢拿获赴京，以凭迁徙化外。若系官牙，其该吏全家迁徙。敢有为官牙、私牙，两邻不首，罪问。”

　　可我们中国人一向就特别聪明，明代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