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4——洪武“运动”

第三节 一举粉碎“谋反胡党”深究牵出前任宰相（2）

　　〇能掐会算的刘军师与无所不能的朱皇帝之间的矛盾来自何方？

　　朱元璋与刘伯温关系恶化主要来自三大事件：

　　◎刘基与朱元璋之间关系的第一次缝隙——明初“李彬案”

　　第一件事情——明初“李彬案”。大明开国的洪武元年年中，徐达率领大明军北伐节节胜利，皇帝朱元璋赶赴汴梁，去考察那里作为都城的可行性，走前将南京城托付给了刘基和李善长共同管理。其中由李善长来管理日常的政务，刘基负责监察官场不正之风。鉴于“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刘基下“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

　　可就在这个档口，中书省都事（相当于宰相府秘书长）李彬将李善长搬进新宰相府后空出来的老宰相府改造成了一个高档的娱乐休闲场所，再把从张士诚那里俘来的娇姬美眷充当“三陪”小姐，并进行权色交易和买官卖官。这个案子在历史上被称作“李彬案”。若从案件的表象来看并不复杂，台面上的主角就是中书省都事李彬，但实际背景很复杂，李彬与李善长家公子关系很铁，又是李善长的心腹，且跟李善长的红人胡惟庸关系也很亲密，换句话来说，他是李善长为首淮右集团的中坚人物。

　　尽管台前人物李彬买官卖官做得很隐蔽，但还是给暗中监察的刘基手下的得力干将知道了（一说杨宪侦知），将此事报告给了刘基。刘基决定一查到底，并把侦查到的结果发加急书信，向正在北方视察的朱元璋汇报了此事，并请示如何处置。朱元璋下令：“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大明第一人臣、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从幕后走了出来，为李彬“打招呼”。刘基向来严格执法，刚正不阿，绝不通融，李善长只好另想办法。当时南京城及其周围地区出现了大旱，这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是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在相信天人感应的古代人看来，那可是异常的天象，人间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对罪了上苍。李善长就以此作为理由，请求刘伯温暂缓对李彬行刑。可刘基绝不买账，坚持按法执行，处决李彬。

　　李彬还挺讲哥儿们义气的，至死也没说出腐败窝案中的其他任何人，这对李善长为首的淮右集团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关键人物死了，大家都可以躲过一劫了；相反，这事对案件的主管人刘基和杨宪等人来说却十分不利，他俩从此与丞相李善长为首的淮右集团结下了梁子（后来杨宪被李善长置身于死地，刘基被胡惟庸毒死，都充分地说明了问题）；同时通过这个案件充分表明了以丞相李善长为核心的淮右集团在新兴的大明帝国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和拥有相当大的影响。说实在的，在这个新兴帝国政权中，就连皇帝朱元璋本人跟淮右集团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回南京后，淮右集团的人不断地向他告状，一股脑地说刘基如何不好，如何霸道，假借皇帝的名望，任意胡为。告状的人多了，朱皇帝也就分不清是与非，但有一点他是肯定的，那就是绝不容忍底下人的权力超过他。于是人们看到，回到南京后的朱元璋不是去深查李彬案的背景，而是做了件令人一头雾水的事情：严斥刘基的不是。

　　以上是刘基与朱元璋之间关系第一次出现的缝隙或言隔阂。我们中国人最讲究人际关系，最难处理好的也就是人际关系的失和。因为一旦失和、翻脸了，就很难弥补和愈合，尤其是君臣关系，那就更不好处理了。而就在朱、刘之间第一次出现缝隙尚未来得及愈合之际，第二次缝隙或言隔阂又不期而至了。

　　◎第二次缝隙出现与隔阂的增大——刘伯温第一次“天灾人事”预言失验

　　第二次朱、刘缝隙或言隔阂起源于刘基的预言失验。朱元璋叫刘基任太史令，确实也是任人所长，刘基对自己的“专业”不仅很热衷，而且常常是乐此不疲。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朱元璋很迷信，尤其相信天人感应，而刘基也特别自信，相信自己的每次推算都能很正确、很灵验。殊不知这是一种反科学的高级迷信罢了，谈不上什么正确率，但有一定的巧合性，如果有一两次应验也属正常，但时间一长，自然会毛病百出，预说者与听者之间也不免会引起误解与矛盾。

　　明朝刚开国那几次灾害都让刘基给“算”准了，但对接下来的这次旱灾，刘基的推测就没那么运气了。却说当时天下大旱，朱元璋再次找到刘基，要他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在经过一番观测与推算后，刘基禀告说：“这次旱灾的起因有三个：第一，死亡将士的妻子们全被另行关着，人数约有几万，阴气郁积得很厉害；第二，南京城的工匠死亡得太多，至今他们的遗骸大多还没有入殓；第三，东吴张士诚手下投降过来的将士不该编入军户，否则有违于天下和气！”朱元璋一向很佩服刘基的“神测妙算”，这次听完“大神人”的指点后就一一纠正前失，该抚恤的就抚恤，该放回的就放回。

　　该做的都做了，但过了许多时日，老天还是照样大旱，未曾下过一滴雨水，这下可将朱元璋“逗”火了。而恰恰在这时，刘基得罪过的那些人又乘机蠢蠢欲动，逮住机会在皇帝面前拼命攻击刘基，由此刘基与朱元璋的隔阂更加增大了。

　　◎第三次缝隙出现与隔阂的增大——“营建中都”的争议

　　自洪武元年“李彬案”中无意间与淮右集团交上了手，刘基在大明朝廷内的处境并不佳，用今天话来说，他处于绝对劣势的少数派行列，在朱元璋政权中没有多少的亲和力。作为熟读经史之籍的著名文人，刘基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加上皇帝朱元璋对他的态度也大不如以前。文人的敏感性使得刘基本能地反应——及早地脱身朝廷这个是非窝。碰巧洪武元年（1368）八月，近60岁的刘基家中妻子过世了，他借口回家安葬，顺便向朱元璋提及，想从此归隐青田老家。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朱元璋似乎也没有执意要强留他。刘基心里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想必也不会太好受。不过他这个人就是耿直，对大明帝国忠心耿耿。行前，向朱元璋道别，顺便不忘规劝皇帝，提醒要他注意两件事：第一，“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虽已置中都，不宜居”；第二，明军在与元朝残余交战时千万不可轻视了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的部队。但志得意满又刚愎自用的朱元璋哪儿听得进去，就在刘基离开南京之际，他还送给刘基一首诗：“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意思很明白，就是叫刘基在青田老家“朝入青山暮泛湖”，不要多管闲事。

　　再说回家后的刘基心灰意冷、情绪格外低落，下葬了妻子后，就在家里过了几天清闲的日子，本以为就此可以安度余生了。没想到几乎是要将自己撵回老家的洪武皇帝却突然间又急吼吼地召他回京。朱元璋之所以要急着召回刘基：一来是由于他在营造中都的事情上出了麻烦（前面讲的工匠“厌镇法”）；二来是由于徐达率领的明朝军队在与元朝残余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交战的过程中骄傲轻敌，吃了败仗。在这样非常的时刻，朱元璋如梦初醒，发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让老军师刘基事先给说着了，于是越发觉得刘老先生了不起，随即发出手谕，让刘基迅速返回朝廷。

　　刘基回到了南京后，皇帝朱元璋不仅对他好生招待，赏赐甚厚，而且还给他加官晋爵，甚至要追封刘家上两代为永嘉郡公，但这一切都让刘基给一一谢绝了。

　　〇祸从口出——关于宰相人选的君臣对白

　　适逢此时皇帝朱元璋对淮右集团核心人物丞相李善长极为不满，想罢他的相位，于是就跟刘基探讨起继任宰相的人选。刘基听后极为公正地评价李善长，分析了李善长为相多年来所取得的政绩，认为他作为开国元勋，善于调和朝廷内外的各种矛盾，能力很强又能服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朱元璋听后十分耐人寻味地说道：“李善长曾多次想加害于你，而你刘先生却如此公正无私地说出这番话？我实话告诉你，我想找个合适的人才接替他的相位。”刘基听后回答道：“这换相如同屋子上换柱子啊，必须得用大木头，如果弄根小木头凑合地用，那房子肯定要倒塌的。”刘基的话太直露了，明白告诉朱元璋，若想镇住天下，必须找一个有大器之才的人来当宰相，否则是镇不住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但朱元璋是个极有个性的人，他最终还是将李善长的宰相之职给罢免了，想立杨宪继任为相，于是又征询刘基的看法了。虽然刘基与杨宪的个人关系不错，但当听说皇帝要拜杨宪为相时，他立马规劝道：“这万万不可，虽然杨宪有当宰相的才能，但他却没有宰相的器量。做宰相的要有像水一样平的心态来看待一切事和人，要以国家的大义大理作为为政的根本，而自己又不能有什么偏心与私心啊，杨宪就不是这样的人。”朱元璋接着询问：汪广洋是否合适？刘基说：“这人的肤浅完全超过了杨宪。”换句话来说，汪广洋还不如杨宪。接着朱元璋又询问起他心目中的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如何？刘基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人就像一只小牛犊，他有的是力气，给他一辆马车，他会奋力往前拉，直到把马车给毁坏掉。意思是说，胡惟庸功利心太强，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做得出来，不可信任和重用。朱元璋接着又说了：“我大明朝的宰相人选还真是没有人超过你刘先生！”刘基不假思索地说：“我啊，不行，我这个人疾恶如仇，又不能忍受那种繁复的工作细务，如果叫我做宰相，恐怕要辜负了皇上您的一片圣恩了。不用担心天下没有人才，只要圣上您认真用心去寻找，总会找得到的。不过，目前这几个人真的都不是相才啊！”

　　从这历史性的君臣对话中折射出如下的信息：

　　第一，朱元璋对刘基还是挺信任的，否则怎么会与他商议丞相人选？

　　第二，朱元璋知道刘基与李善长他们不是一条道上的，却竟然说什么“李善长曾经多次想加害于你”之类的话，由此看来，皇帝出卖了李善长，同样他也有可能卖刘伯温。作为君主最起码的素质连一般“君子”水准都达不到，大明难有安宁！

　　第三，朱元璋向刘基透露了李善长的阴损，说明当时朱元璋对尽管罢了相（洪武四年）的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所拥有的潜在实力及其影响还是有着充分认识的。

　　第四，尽管刘基看人的目光很准，说事论人也很公允，但最终洪武皇帝还是没听他的劝告。由此说来，朱元璋真正信任的还是淮右集团，压根儿就没把刘基的话当作一回事。接下来一个接一个的宰相变换没有一个是刘基认为合适的，事实上他们确实也差那么一点点。

　　第五，朱元璋曾想让刘基出任宰相，没想到遭到了谢绝。而刘基说话似乎也太过头了点，什么我这个人疾恶如仇，就算你的老冤家李善长被罢相了，朝中还有恶人和坏人啊？难道我大明朝就你刘基一个人是君子……就连今人听到这番言论也会往这个方向去想，更何况朱元璋是历史上有名的雄猜之主，刘基的话肯定不会给他留下太好的印象，而事后刘基的运气似乎一直都不佳，处境更为不妙。

　　〇刘基心冷隐退与青田知县的“热心”造访

　　这些靠感觉出来的气息，作为敏感人群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比一般人要强多了，更何况刘基是文人中的精英了。事实上在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明初大封功臣时，刘基的受封待遇就不高，他是弘文馆学士，兼任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被封为诚意伯，俸禄240石。而相比之下，一样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的李善长却被封为公，公的级别自然在伯两等之上，且李善长的俸禄是4 000石，几乎是20倍于刘基的俸禄。刘基当然会有自知之明，这也许是李彬事件，也许是他与朱元璋关于宰相人选的那一番谈话，得罪了李善长为首的淮右集团，他们在皇帝面前竭力诋毁自己。刘基为人比较低调，通常遇到这样的境况，就选择归隐乡里。洪武四年春他写了一份辞呈，请求皇帝批准他告老还乡。奇怪的是皇帝朱元璋居然又同意了，这至少说明自己的直觉还是对的，隐退自保应该说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了。

　　可事实上这回刘基又想错了，或者说他帮别人算了一辈子，却没有算到自己晚年的境遇。当他十分低调地在青田老家准备颐养天年，不问朝廷是非之时，却突然遭人陷害。

　　刘基自从归隐老家后，格外谨慎地处理自己周围的一切关系。皇帝朱元璋有什么天象方面的问题要问，就写好专门的书信叫人送到青田的刘家，刘基一条条地详细解答。不过此时他的心里还是惦念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于是就借着回答天象问题的机会，经常在给朱元璋的回信中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凡是霜雪之后，一定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现在大明国威已建立起来了，眼下应该是以宽仁来治理天下啊！”在信上是这般表达，但在行动上他却极端低调、谨慎。每日粗茶淡饭，喝酒下棋，从不以功自居，也不再过问国事。可即便如此，或许是他给朱元璋回信中的借题发挥所招惹的，或许是朱皇帝本身疑心病太重了，于是出现了青田知县多次想要拜见他的“怪事”，但都被刘基婉言谢绝了。

　　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刘基正在家中洗脚，听说有一个乡野村夫来刘家要拜见刘老先生。听说是“乡野村夫”，刘基未加思索地叫人将他引入自家的茅屋里去，真诚地招待他。“乡野村夫”大受感动，如实相告：自己就是青田知县某某某。刘基一听到来访者真实身份是朝廷命官青田知县，顿时就连滚带爬，跪地直呼：“小民刘基叩拜知县大老爷！”

　　送走青田知县后，恐惧之心久久不能平静的刘基更加谨慎了，一直不见外人。可即使这样，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别人的暗害。

　　那么，究竟是谁害死了“大神人”刘基刘伯温？说来可能大家都不敢相信，他就是淮右集团骨干主将、被刘基称为“小牛犊”的胡惟庸。胡惟庸？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来害死皇帝朱元璋的军师？

　　要想说明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要从明朝第一任宰相李善长“内退”前后大明中书省宰相人士变动说起。

　　洪武皇帝与李善长为首的淮右集团之间的矛盾升级前文已述，自从秉公处理李彬案、得罪淮右集团后，刘基与皇帝朱元璋之间的关系整体上都不怎么样，弄到后来连刘基回家了都不得安宁；这里边当然有刘基的误测天机、误判时势人事等因素，但更为主要的是由于皇帝朱元璋的极度猜忌和李善长为首的淮右集团的“捣糊”，前者无须赘言。后者即淮右集团的“捣糊”对于极度精明的洪武皇帝来说，难道真的没有一点觉察出来吗？也不见得！自洪武三年杨宪被杀后，皇帝朱元璋似乎也逐渐看出了一些名堂，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李善长及其中书省宰相府的不满与疏远。

　　〇李善长“提前退休”和出任中都宫殿建造总指挥

　　对此，李善长也有所感觉，为了证实自己的第六感觉的判断，洪武四年（1371），李宰相生了一次病，有好多天未到丞相府——中书省上班，心中有些不安，如何表达呢？老谋深算的李善长上疏恳请致仕即申请退休，其目的有两个：第一，多日不上班，有负于皇恩，心中很为不安；第二，借口身体不好，申请提前“内退”，以此来试探一下皇帝朱元璋对自己的恩宠是否衰退了，这也是历代大臣惯用的伎俩。以李善长当时的估测，凭着他的杰出的才干和他与朱元璋这样的“黄金搭档”，自己一上书，朱元璋极有可能会下诏谕，予以挽留。但这次李善长大大地算错了。当朱元璋收到李宰相的“申请内退”的奏疏后，立即批准了“申请”。这着实是李善长所始料未及的，无疑头上挨了一闷棍。

　　朱元璋“同意”李善长“提前退休”的深刻用意在于：第一，让李善长“退休养病”离开中书省，这样可以减少自己与李善长之间的摩擦，从而能保全他；第二，让李善长“退休养病”，明白地表示出皇帝对他的恩宠已经衰微，以此来警示他不要再恣意妄为，也只有这样他才可得以善终，或至少能保持晚节。

　　洪武四年，李善长被批准“内退”后，皇帝朱元璋将临濠（后改名为凤阳）的若干顷田地赏赐给李善长，并配给他守冢户150家，佃户1 500家，仪仗士20家。到了洪武五年新年到来时，李善长身体“好了”，朱元璋就命他在临濠担任中都宫殿建造的总指挥。因当地人口有限，皇帝又下令强迁所谓的“江南富民”14 000（户）到濠州去安家落户，由李善长对他们进行管理。

　　朱元璋做出这样的处置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李善长远离政治中心，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是非，而从朱元璋角度来说，他可以排除李善长的干扰，好好地对大明帝国政治做些布置；二是李善长不在南京，朱、李碰不到头，这样可以免除双方遇上了尴尬与不快，让时间来慢慢地抚平双方关系的裂痕吧。

　　〇朱元璋对老宰相的“打打揉揉”

　　不过这样一来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洪武皇帝在开国之初毕竟那么高度地评价过李善长，让他位居明初分封的六公之首。如今李善长毕竟也没犯什么大的过错，一下子让他“走人”，似乎显得过于薄情，或者说近于毒狠，在旁人看来也会感觉心寒。朱元璋是个心细之人，很快意识到这一处置的问题及缺陷，为了弥补缺陷，他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李善长优厚的赏赐，而且还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提拔为太仆丞，就连李存义的儿子李伸、李佑也都给封了一定的官职（洪武七年）。至此，洪武皇帝还没停歇，随后又利用儿女婚姻来向世人表示，作为皇帝的他对老宰相李善长是特别的有情有义。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将自己的长女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李祺一下子成为位于伯爵之上的驸马都尉，李家也随之成了皇亲国戚。皇恩甚隆，双方关系似乎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但就在朱、李两家这个当时南京城里第一、第二大家的大喜过后没几天，皇帝朱元璋大病一场，据说病得还不轻，有十几天没上朝。而同属社会顶尖阶层又是皇亲家的李善长居然不闻不问，作为驸马的李善长长子李祺居然对皇帝丈人一病不起的事似乎也漠不关心，他6天不上朝。后来被叫到大殿上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之罪，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奏皇帝朱元璋，要治李善长父子“大不敬”之罪。朱皇帝虽说最终并没有按汪广洋、陈宁所拟的罪名来处罚李氏父子，但还是将李善长的岁禄4 000石削成2 200石；不久又命令李文忠与李善长一起总揽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共同商议军国大事。

　　朱元璋的这一举措明显是冲着李善长而来的，提拔自己的亲外甥李文忠，兼管起原来李善长的“大本营”中书省，这无非是在老宰相“大本营”里掺点沙子，同时也起到消除其潜在影响的作用。当然，在表面上洪武皇帝还是做得非常圆滑，没叫李文忠、李善长只管中书省一个机构，而是同时兼管三个重量级的大摊位，让人不大觉得这事是直接针对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而来的，于理于面子都讲得过去。

　　〇夹气板：明初第二任宰相汪广洋

　　朱元璋虽然以“同意内退”的方式稳妥地处置了第一宰相李善长，但同时又不得不对中书省宰相府的领头人空缺问题加以认真和周全的考虑。在他看来，中书省宰相府之所以对皇权构成侵犯和威胁，关键在于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居功恣肆；如果换上一个小心谨慎的大臣可能不会这样，而且这个人的资历还不能太老，这样他就无功可居，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具备这样条件的宰相候选人究竟是谁？朱皇帝看中了秘书出身的汪广洋！

　　汪广洋，字朝宗，江苏高邮人，少年时拜元末大学问家余阙为师，广学博览，精通诗书，后流寓到安徽太平。朱元璋渡江时，汪广洋被召为元帅府令史，这是一个相当于参谋兼秘书的职务，因此说汪广洋是朱元璋的老部下，先后在江南行省内任行枢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正军都谏司等职。

　　《明史》对汪广洋是这么评述的：说他“淹通经史，善篆隶，工为歌诗”，“廉明持重”和“繁治剧”。换句话来说，汪广洋精通经史，擅长篆书和隶书，诗歌也写得不错。一句话，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接着《明史》又讲起了汪广洋的性格特征，说他遇事很能深思，心细又精明，善于处理烦琐的细务工作。因此说，他是一个典型的秘书型人物，不可称之为人才。但即使这样，汪广洋还是很为朱元璋所赏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秘书出身的人往往没多大的主见，重用这样的人，其好处就在于听话，在领导的眼里他是个好干部、未来的红苗子。故而汪广洋在朱元璋心目中还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谨小慎微的老实人也会遭人害

　　汪广洋在干了几年元帅府秘书后，被朱元璋提升为江南行省都事，类似于江南行省的秘书长。再后来就被提拔为中书右司郎中，又被“外放”为江西行省参政（可能近似于副省长）。洪武元年，北伐军攻占山东后，他被朱元璋任命为山东行省参政，“抚纳新附，民甚安之”。也就是洪武元年十二月汪广洋被召入了宰相府，任中书省参政，这是汪广洋第一次“入政”中书省，但时间很短。洪武二年汪广洋又被“外放”为陕西参政。洪武三年，宰相李善长一度病假，中书省长官空缺，皇帝朱元璋采取变通办法，任命汪广洋权领中书省右宰相事，即主持宰相府工作，这是汪广洋第二次进中书省工作，其职务有了明显的提升（具体实务则更多的是由精明能干的右丞杨宪去处理）。可令汪广洋没想到的是，自己回中书省工作不到半年，就让野心勃勃的手下人杨宪给撵回了高邮老家。杨宪撵走汪广洋的由头是，说他赡养老母不周到，也就是有“不孝”的犯罪嫌疑。可就在汪广洋回到老家不久，戏剧性的事情又发生了，“撵人者”杨宪突遭身首异处的不堪结局。那么究竟是谁与杨宪有着这么大的过节而要下这么狠的毒手？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

　　◎杨宪被杀的警示

　　因为杨宪曾经上奏皇帝朱元璋，说李善长不是一块宰相的料，又因为杨宪想利用自己在位主持工作之际，对整个中书省宰相府做了大手术、大改造，这就等于要砸烂淮右集团的“大本营”！无形之中也就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了，其结果毋庸赘言。

　　杨宪的悲剧告诉当时的人们：谁要想在淮右集团的“大本营”中书省宰相府头上动土，那你得首先掂量掂量自己。而在这场实力角逐和斗智斗勇中，基本上一直躲在幕后的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在人们不经意间轻轻松松地赢了个大满贯。什么叫借刀杀人？想必那时的淮右集团的人都会会心一笑。杨宪被杀了，下令杀人者是皇帝，那么当时朱元璋是否意识到这表象背后的种种玄机？似乎还没有，不过他倒是想起被杨宪劾奏的“老秘”汪广洋或许是受了冤枉了。

　　◎“老秘”汪广洋政治人生顶峰时刻的开始与终结

　　就在杨宪被诛杀后，汪广洋被皇帝召回。洪武三年十一月，他被朱元璋封忠勤伯，食禄360石。朱元璋在诰词中高度评价汪广洋为“繁治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可能这是汪广洋一生享受到的朱元璋给予的最高评价。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以病去位，朱元璋就正式拜汪广洋为右丞相。这是汪广洋第三次入中书省，也是他在中书省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次（整整在那里工作了三年），且还是独相，即以副宰相身份主持宰相府工作整整三年。

　　这三年对于很有创见的人来讲，应该是极易发挥个人才干，搞出一些像样的工程与政绩，让人们刮目相看；可对于谨小慎微的汪广洋来说，这三年却过得不容易啊！

　　汪广洋与李善长原先都是朱元璋的旧人，且在元帅府里共事过。但他俩个性差异很大，也可能不投缘，两人之间似乎往来并不多。因此说皇帝拜汪广洋为右相，实为用心良苦：

　　第一，李善长为相时很独断，宰相府中的人员基本上都是他安置的。在这个“铁桶”一般的宰相府里安排一个与李善长来往不密切、不属于淮右集团的人容易发现问题。

　　第二，汪广洋谨小慎微，没有李善长那样张扬、揽权，由他来出任宰相府官长，相权与皇权也就不容易冲撞。

　　对于朱皇帝的这番良苦用心，作为他的老部下又以心细著称的汪广洋当然会心领神会；而对于前任宰相下台的原因及其背后的潜台词，他也看得一清二楚：第一，不能独断专行，要多向皇帝请示；第二，皇帝朱元璋对老宰相李善长已经不太“感兴趣”了。于是以谨慎为其职业首务的“老秘”汪广洋上来后主动地疏远李善长这个“下台”干部。

　　汪广洋这样做，很得皇帝朱元璋的赞赏。但不久麻烦来了。疏远了老前辈李善长，汪广洋在工作上很不顺畅，中书省大多数人都是李善长提拔的，你汪广洋对他们的“大恩人”如此不恭敬，他们当然会在工作中不配合，于是汪广洋麻烦不断，烦恼多多。对上即朱元璋，由于他谨慎小心，廉明持重，常常向皇帝请示、汇报，刚开始时，朱元璋认为这是自己慧眼识才，很为得意，但时间长了，终于厌烦了汪广洋：“大小事情都要向我汇报，我还要你这个宰相来干什么？！”终于洪武六年（1373）正月，因为“无所建白”，汪广洋被朱皇帝降为广东行省参政。

　　淮右集团权势巅峰时刻的到来——明代第三任宰相胡惟庸“独相”汪广洋因为“无所建白”——说白了就是因为窝囊、抖抖豁豁而被罢相，这时大明帝国的中书省又缺少了领头的长官，相比于汪广洋的无能，朱元璋倒是想起了“老战友”、“能人”李善长来了。李善长虽说致仕居家，但他对政务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且中书省的属员，如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官，都是他一手提拔、安置的，他人虽去职，但声威仍在，很有遥控政柄的作用。要跳过他有时候还很困难。再说李善长尽管独断，但能见利害于机先，决成败于庙堂，一个宰相应有的基本条件，他都具备了，就是有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大毛病——他太贪权了。要是既不让他当宰相，又能将国家大事处理得很好，这样的万全之策该有多妙啊！于是朱皇帝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李善长毕竟没有明显的大错，一下子那样处置，似乎也过分了点，再说有些事连我这个做皇帝的自己也拿不准主意，还得要请教请教他老宰相呐。如此做法，也好显得我朱元璋如今虽然贵为天子，但绝非是薄恩寡义之徒。朱皇帝拿定主意后经常上李善长家跑跑，多咨询咨询，如此下来，表明皇上对老宰相的眷恋与恩宠依旧。而汪广洋办事乏力，皇帝朱元璋就往李善长那儿跑得更勤。对于这一点，李善长也看出来了：皇帝对汪广洋已经失望，他就因利乘便地向朱元璋推荐起与自己亲厚的人进中书省，这个人就是胡惟庸。

　　〇600年前的“跑官”高手、淮右集团的中坚骨干——胡惟庸粉墨登场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当年朱元璋军队打到安徽和州时，他前来投奔，被授予元帅府奏差——跑腿的低级官吏。不久，被提拔为江西宁国知县。后来又迁为吉安府通判、湖广按察佥事等官职，可胡惟庸还不满足，他朝思暮想要当大官，要尽快扩大自己的权势。

　　吴元年胡惟庸想到了一个很有权势的老乡——李善长（也是定远人），于是就到处打听这位朱元璋政权第一权臣的个人爱好，用卡耐基的话来说，就是寻找人性的弱点来。胡惟庸费了很大的劲，最终摸清楚了：这个老乡虽然贵为第一权臣，但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个人爱好就是贪财好色。既然他有所好，就不信“打不倒”！胡惟庸想好了，就从这儿下手，找了个机会，携带了300两黄金，去拜见他的老乡。李善长本是“里中长者”，娴于辞令，明习事故，他当然明白这位小他好多岁的老乡胡惟庸前来拜见的用意，否则他带300两黄金总不会为见一面吧！不过还有一说，胡惟庸跑官跑成后，为感谢李善长的栽培之恩而奉送了300两黄金。

　　不管何种说法，奉献300两黄金在明初那个物价低廉、人们收入普遍不高的年代里绝对算得上是巨额的投入，其所产生的回报也肯定令人羡慕不已。事隔不久，胡惟庸再也不用在地方上“混”了（知县、通判之类），被调入南京朝廷内任职，破格提升为太常寺少卿，后又被擢升为太常寺卿，即相当于中央正部级领导干部。找对了人，胡惟庸连连高升，就连当时的中书省都事李彬（前面提到过的）也对他尊敬有加，为了讨好这颗一夜之间闪亮登场的朝廷政坛新星，李彬将自己弄到的东吴张士诚雕龙金床送给了胡惟庸，胡惟庸又转送给了李善长，李善长又将它献给了皇帝朱元璋。可没想到是，朱元璋见了这种奢侈之物就发怒，顿时把它砸了个稀巴烂。不过，从这个酷似蚂蚁搬运大军“搬运”雕龙金床的过程来看，以李善长为核心的、以胡惟庸为中坚骨干的淮右集团早已形成，一张覆盖面甚广且背景十分复杂的关系网也已铺开了。

　　洪武元年发生的“李彬案”实际主谋很可能就是胡惟庸或李善长，所幸的是当时的主犯李彬一人扛了下来，没有供出更多的大人物，甚至与李彬关系密切的胡惟庸也没有涉及，更没牵到李善长。对此，洪武皇帝是否知道真相，因史料的缺失，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六年胡惟庸官职连连高升的事实来看，似乎是当时的朱元璋还并不太清楚。

　　洪武三年，胡惟庸晋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类似于副宰相或者说是宰相助理）；洪武六年七月，也就是汪广洋在中书省第一次为右丞相的最后半年，胡惟庸被任命为中书省的右丞相。自从投靠了李善长以后，胡惟庸真可谓官运亨通。一个后来者居然与一个“老前辈”同为右丞相，这实在是不合乎常规的。以历来的规例而言，汪广洋早早就入中书省，资历在前，理应升为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后来者就任右丞相，这样两人一左一右，稍见轩轾，才吻合官场之常理。但现在的局面很蹊跷，两人同为右宰相，虽说没有职位高下之分，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皇帝朱元璋对汪广洋的恩宠已衰，汪丞相将不能久居其位了。

　　而对早已从宰相位置上退下来的李善长来说，他之所以这么卖力地推荐胡惟庸，是不是因为当初收受了对方300两黄金？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综合起来看，李善长青睐胡惟庸可能有着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收人钱财，予人办事——地道的贪官。既然胡惟庸来李府拜见，一出手就是300两黄金的厚礼，这说明此人“有魄力”，见世面，懂规矩。

　　第二，随着胡、李交往的增多，相互之间的“友谊”也日渐深厚，双方家族成员也更加熟识，结为儿女亲家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胡惟庸把自己的侄女儿许配给了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如此下来，胡家在官场上不仅有个“知音”，而且有儿女亲家罩着。你说李善长不帮胡惟庸家还会帮谁？

　　第三，胡惟庸也确实是个精明干练的人物，李善长把他推荐到中书省去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来自己中书省的那些旧属们都会帮胡惟庸，我李善长可以落个慧眼识才、举贤不避亲的美名；二来可以及时掌握政府的动态，有这样精明且对自己恭敬有加的“耳目”在中书省做事那是再有利不过了，同时还可以遥控政柄；三来现在的那个皇帝“老秘”汪广洋——一个小字辈人物居然当了右宰相后对我李善长敬而远之，这实在让我气愤不已。乘着这个时候皇帝朱元璋对他日渐不满之际，我李善长赶紧推荐这个精明干练的胡惟庸，将那该死的“老秘”踢下去，最好能一脚踢出中书省，免得他老窝在我淮右集团“大本营”里头，碍手碍脚的。想到这些，李善长就乘着机会不断地向皇帝推荐胡惟庸。

　　再说胡惟庸确实也有些才干，他不仅文字功底深厚，而且工作起来十分干练，属于精明能干型的干部；加上老宰相推荐，他一被皇帝拜为右宰相，中书省内李善长的老部下们立马意识到，这个新任的右宰相背景深厚，前途无量，他不仅是老领导李善长“线”上的人，而且还是儿女亲家呢！所以胡惟庸一当上右宰相，工作起来就得心应手，凡事都搞得头头是道，一下子就把同为右宰相的汪广洋给比了下去。本来半信半疑的朱元璋这下也感到：汪广洋确实不是一块宰相的料。洪武六年正月，“以（汪广洋）怠职左迁广东行省参政”。

　　〇“小牛犊”胡惟庸独相中书省

　　再看胡惟庸，刚开始任右宰相时他确实不错，小心谨慎又精明干练，所以给人感觉：他既没有像李善长那样遇事往往专断，又没有像汪广洋那样过于谨小慎微而大小事情都得请示。胡惟庸处理事情很有分寸，该汇报的就汇报，不该汇报的就自己处理。在那时朱元璋的眼里，这正是集李善长与汪广洋两人之长而又无两人之短，实在是个理想的宰相人选。

　　但时间一长，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胡惟庸逐渐变了。胡惟庸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第一，他觉得皇帝对他工作是肯定的，甚至是信任的，否则怎么会将同为右宰相的汪广洋给撵走，留下他一人为相？由此，自己也就大可不必像以前那样事事倍加小心了。

　　第二，同样为右相的汪广洋被撵走后，中书省少了一个碍手碍脚的人在那里看着，自己作为淮右集团的中坚骨干完全可以在中书省这个淮右集团的“大本营”里放开手脚好好干干。

　　第三，胡惟庸不是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一步步上来的，而是通过“跑官”跑出来的。跑官者对升官的窍门自然是心领神会，那就是说，绝不靠长期的脚踏实地地实干干出来，而是通过搞些形象工程，一时取悦于关键的当权者就行了。因此从长时间的角度来讲，胡惟庸的尾巴迟早是要露出来的。

　　当然跑官这种丑恶现象并非明朝有，也绝非古代才有，只要社会政治体制是专制主义的人治，那么，跑官永远不可能绝迹。综观专制政体下的跑官事实，我们不难发现跑官者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他有主见，同时野心也很大，有用的，他跑，没有用的，他不跑；第二，跑官者脸皮特别厚，万一跑错了，被人骂出来，他也不会在乎，心理调节功能强；第三，跑官者一般以金钱或美女作为武器，也就是今人常说的“财贿赂”和“性贿赂”；第四，跑官者一般都能跑成，跑成后，拼个命地捞钱，堤内损失堤外补；第五，跑官者眼光独特，善于观察人、琢磨人；第六，跑官者对上“会办事”，表面上做得漂漂亮亮的，对与自己不利的，能隐瞒则隐瞒，对下盛气凌人，独霸一方。

　　胡惟庸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人物。当他的层层“画皮”退去的时候，精明、心细又雄猜的皇帝朱元璋通过自己特殊渠道和方式及时地掌握了一些胡惟庸的情况：第一，贪婪好利、遇事隐瞒、专断，甚至比李善长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胡惟庸与李善长是穿连裆裤的，他们早就勾结在一起，胡惟庸在中书省台前干着，李善长拿着遥控器在后面指挥着。为此，皇帝朱元璋十分光火，他逐渐回想起了胡惟庸刚刚被拜为中书省右丞相时，与汪广洋同省主事的那番“美景”，由此联想起：汪广洋在中书省时虽然办事不力，但毕竟多汇报，甚至可以说快成了皇帝的耳目了。现在可好，汪广洋不在，自己反倒成了“瞎子”和“聋子”，想想自己过去对待汪广洋似乎过了点？无论怎么说，他毕竟没有什么大错，将他斥之千里之外是否太冷酷了？

　　〇汪广洋在广东准备了3年的反击

　　皇帝朱元璋在想汪广洋，身为广东参政的汪广洋也在想皇帝，他不仅在想皇帝，而且还在琢磨皇帝将他逐出南京城的根本原因。汪广洋是这么想的：过去自己之所以能入值中书省，还不是因为皇帝圣明，再说皇帝是神圣的，绝对不容置疑。自己之所以最后被贬黜出中书省，主要是胡惟庸来了的那半年处处表露出他比我汪广洋强，硬是把我给挤出中书省。可恨的胡惟庸！不，最关键的还有他“后台老板”李善长，他才是真正的主谋。汪广洋从南京城一路出来，主意就逐渐拿定，擒贼先擒王，我要出气就要从胡惟庸的后台李善长身上入手。所以说尽管汪广洋人在广东，却心一直在南京。通过关系，他收集整理到了不少李善长干下的不法阴事，随即开始第二步行动，与曾经一起同事过的御史大夫陈宁联合起来奏疏，参劾李善长，罗列了许多李善长的不法罪行，安了一个“十恶”重罪中的“大不敬”的罪名，将疏本上呈给了皇帝朱元璋。

　　〇朱元璋对中书省人事的重新安排

　　朱元璋接到疏本后十分高兴，但并没有按照“大不敬”的罪名去治罪李善长，他有自己的想法：本来么，汪广洋就与胡惟庸、李善长不同路的，如今这疏本不就明白地说明了一切。对了，应该将汪广洋调回朝廷，给胡惟庸、李善长多设一道障碍，也给本皇帝多添置一个耳目，免得他们淮右集团骨干分子老串通一起。主意打定，洪武七年（1374）三月，皇帝朱元璋下令“召广东参政汪广洋入为左御史大夫”。

　　而后朱元璋又对中书省的正副宰相的人事安排作了精心的设计：将左御史大夫汪广洋再次调入中书省，考虑到他的能力相对有限但还算忠心，于是又一次委任他为右宰相，用他来监视胡惟庸；而对胡惟庸的办事能力，皇帝朱元璋也不得不信服，他要依靠他来办事，虽说这3年是胡惟庸独相了的3年，但也是他的职位原地踏步的3年，现在如果不给他升格，还要把曾经被贬黜的汪广洋调回来，与他平起平坐做右宰相，无论怎么说都是欠妥的。于是朱元璋最终想到：将胡惟庸升格为左宰相，以此来宽慰他；同时又将谨小慎微的汪广洋调回中书省，官复原职，作为皇帝的耳目。如意算盘打好，洪武十年（1377）八月，朱元璋下令，“命中书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御史台左御史大夫汪广洋为右丞相，右御史大夫陈宁为左御史大夫，中书右丞丁玉为右御史大夫”。

　　〇汪广洋第二次出任右相和朱元璋对淮右集团中坚骨干的最后忍耐

　　可这回朱皇帝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汪广洋调回中书省后更加谨小慎微，在广东时的锐气早就随着他从南国北上南京的一路颠簸而化为乌有。汪广洋之所以如此，原因恐怕有四：

　　第一，他本来就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当年被贬黜出南京城时满腔愤怒，将所有的恨都集中在胡惟庸和李善长身上，所以后来才会壮大了胆、铆足了劲向皇帝朱元璋上疏，状告胡、李的不法行为。而如今已经官复原职，总算上天给了个公道了，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得饶人处且饶人！穷追猛打、不依不饶是不合“君子之道”的！

　　第二，在汪广洋看来，想当初自己和陈宁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还不是一般的七品御史，联手起来参劾李善长，可最终都没把他怎么的，或者说丝毫影响也没有，可见李善长的根基有多深！淮右集团势力有多强大！如果再去参劾他（们），似乎也太不明智了，或者说自不量力啊！

　　第三，汪广洋过去在中书省与胡惟庸共过事，虽说受过胡的抑制、排挤，但对他的干练办事能力还是蛮佩服的。胡惟庸点子多，汪广洋自感不是他的对手，现在调回来了两人还得要继续共事，还是息事宁人为上。

　　第四，在汪广洋的心里，他这次调回南京全赖皇帝的圣眷。不过，当今圣上对胡惟庸也不错，让他独相了这么多年，现在又将他升职为左宰相，这说明胡惟庸等淮右集团骨干分子还是很得皇帝的认可，甚至是信任的，而胡的后台老板李善长受到那么大的指控，居然还能纹丝不动，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知趣点吧！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所以汪广洋在第二次回中书省任右宰相时，对胡惟庸、李善长等人敬而远之，也就是说，既不走近他们，也不给他们找麻烦，虚与委蛇，“和平共处”。但他的内心却是极其痛苦，史书说：“广洋颇耽酒，与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帝数诫谕之。”

　　而对于胡惟庸来说，皇帝朱元璋为什么要把汪广洋调回来，他是心知明肚的，开始时当然不怎么愉快，但在最终宣布人事安排时，皇帝给他升了格——左宰相，这在他的眼里，皇帝还是挺“在乎”自己的。想到这些，胡惟庸心里就宽慰了许多；至于对汪广洋重回中书省，他压根儿就没多大在意，自己过去曾作为新手在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为右宰相时，尚且没把他放在眼里，如今自己地位又要明显高于他，那就更不会正视这位老当右宰相的老同事了。由此，胡惟庸更加放肆，汪广洋愈发怯弱，皇帝朱元璋的所有算计全都落空。

　　由汪广洋的日益畏缩、胡惟庸的愈发放肆，回想起李善长的独断，此时皇帝朱元璋心目中对宰相制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严重的质疑。他正酝酿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的具体步骤。因为宰相制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已经存在了1500多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要使它不存在就首先得证明它的不好。朱元璋忍耐着，寻找机会为废除丞相制铺垫——经常斥责相臣，数落他们的不是。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与注意。尤其是作为新任的中书省第一把手的“小牛犊”胡惟庸，还真以为皇帝朱元璋非常看重他的能力与才干，所以他愈加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最后到了不知天高地厚和任意胡为的地步了。

　　〇淮右集团权势巅峰时刻——“小牛犊”胡惟庸的最后的疯狂

　　第一，独断专行。“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由是四方奔竞之徒，趋其门下。及诸武臣谀佞者多附之，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这是说，胡惟庸为相期间控制和垄断着大明朝政。凡是上奏的折子，一定要经他先过目，如果发现对己不利的，他就把奏折给隐匿起来而不上报。这样一来，各处仕途不顺的文武官吏争先恐后地前去贿赂他。他在这些年里收受的金银珠宝、名马和玩物多得数不胜数。

　　◎“大神人”刘伯温是被胡惟庸杀害的吗？

　　第二，杀害异己。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毒害刘基。由于刘基为人过于耿直，之前曾经在皇帝朱元璋面前说过胡惟庸作为宰相的不妥。胡惟庸知道后一直想要报复刘基，甚至想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但就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嗨，你还别说，说到机会，有时说来就来了。

　　自从刘基与皇帝朱元璋之间弄得不愉快回家后，一直低调行事，就连家乡父母官造访也予以婉言谢绝，这才有了前面讲的青田知县夜晚扮作村夫前来探访一事。即使这般谨慎，但刘基最终还是没能逃出政治是非漩涡，真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话说刘基回乡，时间一长，对周边的事情了解也多了。有一天他听人说起，就在青田不远处有个叫谈洋的地方，因为地处闽浙交界，元末天下大乱时，这里成了官府严厉打击的私盐贩子聚集的一个据点，这些私盐贩子后来投靠了方国珍，长期作乱，老百姓深受其害。即使大明开国了，但天高皇帝远，谈洋仍为私盐贩子的乐土，社会治安成了当地的一个严重问题。刘基虽说告老还乡，但不能对这样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呀，于是他就上书给洪武皇帝，说明这里的情况，请求朝廷在此设立巡检司，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朱元璋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令地方有司着手办理。谁料当地的一些老百姓不干了，有人说这个谈洋地属温州府管辖，是民田，不是无主空地。如此一搅和，设立巡检司一事就泡汤了，地方治安依然如故。刘基实在看不下去，就赶写了个奏折，向皇帝做了详细的说明。写好以后，他反复叮嘱长子刘琏直接送给皇帝朱元璋，奏明此事，千万不能让中书省胡惟庸他们知道。

　　再说刘琏到达南京时，正是淮右集团中坚骨干胡惟庸主持中书省工作之际，一个曾经在皇帝面前说过自己“坏话”的仇人之子莫名其妙地来南京，必定有什么紧要事情，胡相胡惟庸赶紧派人侦查，很快就获悉：刘琏好像代父来朝奏请什么事的，且他还想跳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朱元璋奏报。这下胡惟庸发怒了，命令下属的刑部衙门，迅速将刘琏抓起来，随即来个恶人先告状，向皇帝朱元璋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刘基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要把这里据为己有，以便百年之后留作他的墓地。可当地老百姓不答应，他才写了这本折子。朱元璋听了以后虽然没有立即给刘基定罪，但十分震怒，下令剥夺刘基的俸禄。而刘基虽然非常冤枉，却被迫以衰颓之身再次回到南京，引咎自责，并且从此再也不敢说回老家去了。

　　此次来到南京，目睹了淮右集团中坚骨干、“小牛犊”胡惟庸所言所行，已经风烛残年的刘基不无担忧地说：“但愿我说的关于胡惟庸当宰相之后的国家命运的预言不要应验，那将是天下苍生的福气了！”忧愤之中，他疾病发作，且每况愈下，最终病倒了，且还病得不轻。作为大明朝的开国重臣、昔日朱元璋智囊的刘基本是个极受人们关注的“公众人物”。他这一病，不要说整个朝廷，就是南京城里的人都知道了。皇帝朱元璋知道后就派宰相胡惟庸带了医生前去探望病中的刘基，这也实在是耐人寻味。“帝遣（胡）惟庸挟医视（刘基）”，即派了病人的老冤家去看病人，胡惟庸“遂以毒中之”。据说胡惟庸乘着这么一个“好”机会，叫医生给刘基开了一服药。刘老先生吃了药后，顿感腹中有巨块堵着，连喘气都成了问题，病情愈加恶化。洪武八年三月，皇帝朱元璋派人护送刘基回了老家。到家一月之余，刘基便告别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将自己一生在天文学上的造诣写成的心血之作交给长子刘琏，让他日后好生保管；同时交给次子刘璟一个奏折，说：“我本来是想将此作为遗表上奏给皇帝，可现在看来已经来不及了。我要奉劝皇上修德省刑，注重礼仪教化，少些严刑处罚，只有这样我大明朝才能永享天命。治国理政当以宽猛相济，天下各显要地势的守护，应该与京师南京连同在一起考虑。我死之后，皇上必定会问起，要是他一旦问了，你就把这个奏折秘密地呈上去！”

　　一代风云人物、能掐会算的大“神人”刘基就此抱憾而亡，享年65岁。

　　刘基走了，第二位敢于向淮右集团说“不”的大明朝廷重臣终于以悲剧告别了人世。不过，淮右集团的中坚骨干胡惟庸等并没有就此歇手。刘基死后，他的长子刘琏“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

　　第三，异想天开。胡惟庸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不仅明目张胆地扩充自己的势力，而且还“制造”出上天眷恋和垂青于他的种种“祥瑞”。一会儿说他定远老家的宅子里的那口老井里突然出奇地长出石笋，这石笋居然高出水面好几尺；一会儿又说他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都有火光，火光烛天。人们纷纷议论开来了，这是非凡的“祥瑞”啊！胡惟庸听后更是沾沾自喜，自负不已，私下里开始密谋造反了。

　　第四，陷害同僚。胡惟庸为相时，通过大明科举考试而崭露头角的新科状元吴伯宗很得宠，洪武皇帝朱元璋“赐（吴伯宗）冠带袍笏，授礼部员外郎，与修大明日历”。但因为吴状元不肯屈从胡惟庸而被“坐事谪居凤阳”。更为悬乎的是，胡惟庸还想对洪武皇帝的亲家、被誉为“大明第一大将军”的徐达下手。由于徐达为人正派，不为胡惟庸的淫威所吓倒，经常在皇帝朱元璋面前揭发其龌龊行为。为此胡惟庸恨得咬牙切齿，一直伺机报复。经过反复观察后，他打算收买徐达家的一个叫福寿的门人来共同“揭发”徐达的“不轨”行为，不曾想到自己看走了眼，这个福寿对徐达忠心耿耿，非但没被利用，反而将他蝇营狗苟的行为给揭发了出来。

　　第五，结交“犯错误”的同僚，行为不轨。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办完公事后回南京，按照当时的规制，他是不能随便启用大明帝国驿道的。可陆仲亨就是不遵守规定，擅自乘用。皇帝朱元璋知道后相当恼火，狠狠地斥责他：“中原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老百姓才开始恢复家园，政府按照户籍让他们几家凑合起来购买良马，从而建起了驿站，畅通了驿道，多不容易啊，多苦啊！假如官员们都像你这样，那老百姓都得要卖儿鬻女！”随后，朱元璋责罚陆仲亨上代县去抓强盗。

　　另一个叫费聚也是个人物，他的爵位是平谅侯，曾奉皇帝朱元璋之命去苏州抚恤百姓。可是当他看到苏州美女如云时，顿时就起了淫心，也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大明的法纪，擅自将看中的美貌女子强占为己有。有了美女，加上美酒，平凉侯费聚简直是掉进了蜜缸里了。皇帝朱元璋知道了后，非常生气，下令让平凉侯费聚到西北去招降蒙古残余势力，戴罪立功。

　　可无论是吉安侯陆仲亨还是平凉侯费聚最终都无功而返，皇帝朱元璋为此大发雷霆，严加斥责。见此，两个侯爷害怕起来，就怕皇帝万一降罪下来，那就自己小命也不保了，怎么办？这急啊！整天急得像狗一样团团转。而这一切全被胡惟庸暗中观察到了，胡宰相以利害关系来“开导”两个侯爷。要说这两个侯爷向来以“戆勇”著称，说白一点就是脑子不会转弯的。他们看到胡惟庸是当朝的第一宰相，对他们俩这么“好”，不像皇帝朱元璋那样，高高在上，薄恩寡义，对比下去两人顿时都喜欢起胡宰相来了。而胡宰相也适时邀请他俩上胡府去喝喝酒。酒过三巡，正在兴头上，突然胡宰相叫周围的人全部退下，然后对两侯爷说：“我们这些人做的事情多是国法所不容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事情一旦败露怎么办呢？”两人听了这话，一下子慌了神，纷纷请求胡丞相指点迷津。于是胡惟庸就趁机告诉他们，迅速收集兵马，暗中扩张自己的势力，以做谋反准备。

　　◎朱元璋“先扒皮再抽筋”

　　对于淮右集团中坚骨干胡惟庸的如此行为，一向不容别人与其争权和猜忌成性的洪武皇帝有何反应？据现有的史料来看，当时可能并不全知情的朱元璋也采取了一些“外围”手段，来限制与削弱淮右集团的“大本营”中书省宰相府的权力。

　　洪武九年正月，他命令中书省右丞丁玉与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佥都督蓝玉、王弼等一起带领军队前往陕西延安去防边，巧妙地支走胡惟庸的下属；同年闰九月，在诏定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三大府长官品秩时，虽然将中书省的左右宰相品秩定为正一品，但同时取消了中书省副宰相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官职，“惟李伯升、王溥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请者仍其旧”。这样一来，整个中书省主持日常工作的就剩下右丞相胡惟庸一个长官了。洪武十年五月，朱元璋令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和曹国公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节制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三大府。

　　洪武十年六月，洪武帝冠冕堂皇地跟中书省大臣胡惟庸等人说：“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虑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至此，内功极好的朱元璋还没有直说不要中书省宰相府的人指手画脚，而借着说官民上书之事，要求“实封直达朕前”；与此几乎同时，他又命令六部及其所属诸司“奏事毋关白中书省”。这样一来几乎将胡惟庸的中书省与六部诸司以及地方衙门的往来联系给切断了，使其成为一个空架子。

　　再说“小牛犊”胡惟庸看到洪武皇帝的如等招数，心有不甘，“主上鱼肉勋贵旧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死寂寂”。随后他决定要与“主上”搏一搏，借着自己在中书省任一把手的有利条件，将右宰相汪广洋冷在边上，叫上御史大夫陈宁等一同策划谋反。

　　◎真真假假的胡党骨干陈宁

　　御史大夫陈宁，茶陵人，通经有治才。元末为镇江小吏，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政权时，他前来投奔，很受器重，擢升为江南行省掾史，后升任广德知府和枢密院都事，再改提刑按察司佥事、浙东按察使。一年后又被擢升为中书省参议，但任职一年未到，因事牵连被降职为太仓市舶令。洪武元年，入朝为司农卿，不久升任兵部尚书。洪武二年，出任松江知府，不久又升为中书省参政。

　　从陈宁的早期经历来看，尽管宦海沉浮不定，但主子似乎很喜欢他。洪武三年，皇帝朱元璋赐名他为陈宁，哪知道又没多久，因坐事而外放为苏州知府。在苏州为官期间，陈宁为了自己的政绩，竟然不顾大明重赋江南的残酷现实，拼命催促手下人抓好税粮的征缴工作，要是有谁缴不出的话，他就让人将拖欠税粮者抓起来，用烧好的烙铁去烫，苏州老百姓都恨死他了，叫他为“陈烙铁”。可即使这样的一个酷吏，在洪武皇帝的眼里却成了可信赖的好官，苏州人再骂，朱元璋最多将“陈烙铁”给挪个窝，将他调往浙江去，担任那里的布政司参政，相当于省长助理吧。而陈宁野心又很大，不想老被外放，做外官做到老死也做不大，可又不敢直接说出来。正当他十分为难之际，胡惟庸出来推荐，让他担任御史中丞，后升任为御史大夫，由此两个佞臣走在了一起，且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陈宁本来与皇帝朱元璋关系不错，但后来发生了变化。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明实录》说：陈宁的儿子陈梦麟看到父亲为政处事十分严酷，几次提出了劝诫，哪知道残忍成性的陈宁不仅不听，反而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给活活打死了。皇帝朱元璋听到这个悲惨的故事后，曾愤愤地说：“陈宁对待儿子尚且如此，作为大臣，他对待君主也好不到哪里去！”据说陈宁听到皇帝的这番感慨后十分恐惧，就与胡惟庸“黏”在一起“通谋”，他们在中书省里私自翻阅大明帝国的军马籍册，并叫都督毛骧收罗卫士刘遇贤及亡命之徒魏文进作为自己的心腹，并关照说：“我将来可要大用你们啊！”

　　扑朔迷离的胡惟庸“谋反”案之突发就在中书省左宰相胡惟庸、御史台御史大夫陈宁等越发不能自己，而右宰相汪广洋又明哲保身、沉醉于酒香温柔梦中时，南京城又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直接引发了胡惟庸案的爆发。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明实录》和《明史》以及其他一些史料对胡惟庸事件的爆发之记载出现了紊乱，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史料上的紊乱？

　　我想很可能是由于胡惟庸事件的突发与处置得过快所造成的，就像现在所讲的“从速从快”，否则不足以平民愤，即先定性，再判案。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形成的——证据链出现了问题，头脑一发热，只要领导一定性，下面的人就开始判案了。事实上，胡案定性处理十来年后才找到了所谓的证据，包括前面提到的所谓真实发生的“史实”，都是由定性后相关案犯在严刑逼供下供出来的供词所组成。因此说，胡惟庸案件本身是个证据不明的钦定“逆案”或言“糊涂案”。按照当时的记载，接下来有一系列事情直接引发了胡惟庸事件的爆发，而其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洪武十二年的占城朝贡事件。

　　〇占城朝贡事件——第一种说法

　　占城是明朝时期越南中南部的一个小国，以盛产占城稻出名。在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的外交使节来南京向大明王朝朝贡，这是国家外交上的大事，一般来说，外国或属国来朝，皇帝要对他们进行恩赐。如果说皇帝朱元璋是代表大明帝国的话，那么中书省丞相府则是代表了政府，都应该予以一定规格的外交上的招待和进行礼仪活动。但是中书省一把手胡惟庸压根儿就没把这件事情禀报给皇上朱元璋。可是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巧，真叫无巧不成书，拜见过中书省大臣的占城来使刚好被皇帝身边的宦官从后宫出来时看到了，宦官马上将这事禀报给了洪武皇帝。朱元璋顿时就勃然大怒，中书省分明是一手遮天了，连这等外交上的大事居然都不让我知道，哪是什么人臣所为？更有可能他们私吞进贡之物！真是狂妄透顶，太可恶了！于是下令，将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广洋找来问罪。两位宰相大人在捶胸顿足地谢罪的同时，又把过失责任推诿给了主管朝廷礼节的礼部，而礼部又像踢皮球一样把这事的责任踢回给了中书省。皇帝朱元璋忍无可忍，“尽囚诸臣，穷诘主者”，即说他最终将与这件事情有关的官员全部逮了起来治罪。这时突然出现了御史中丞涂节告变之事，直接引出胡惟庸谋反案来了。

　　除此之外，关于胡惟庸案件的爆发，还有另外的说法，这就与刘基死因调查有关。

　　〇朱元璋暗中调查刘基死因引出汪广洋“二奶”事件——第二种说法

　　刘伯温死后，人们一直在传言，是胡惟庸下了毒，害死了刘伯温。这个流言传了4年左右，突然在“（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汪）广洋宜知状。”朱元璋突然之间想起了它的价值。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等上4年的时间才去查一个连死得骨头都可能散了架的人命案？

　　第一，刘伯温晚年与朱元璋处得很不好，或者说朱元璋对刘伯温很有“看法”，刘是掌握机密的大臣，死了反而使得朱元璋更加“省心”。

　　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刘伯温生病了，是朱元璋让胡惟庸去看望他，“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所以，有人认为，很可能是朱元璋暗示胡惟庸杀了刘老先生。若是，胡惟庸也就死定了，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古代检验中毒的法医学很发达，像毒死之人，短时间内很容易辨认出来，骨头呈黑色；等上几年的时间再查，毒死之人就连骨头也难以辨认。朱元璋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第三，朱元璋调查刘基死因案件的切入口本身就有问题。他首先找的是汪广洋，刘死于洪武八年（1375），汪广洋于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