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4——洪武“运动”

第三节 一举粉碎“谋反胡党”深究牵出前任宰相（1）

　　一举粉碎“谋反胡党”深究牵出前任宰相——洪武十三年～洪武二十三年（1380～1390）

　　那么这些新生的异己政治危险势力或言潜在危险分子究竟是谁？在朱元璋的视野里，他们就是跟随他一起闹革命、打天下的功臣勋旧，换言之就是淮右集团。淮右集团？这怎么可能？他们不是朱元璋打天下的铁杆支持者、奉献者，怎么会成为潜在的敌人？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朱元璋与“淮右功臣勋旧”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朱元璋家乡在淮右的濠州，起来闹革命时跟随他一起干的也都是淮右地区的人，其中以农民最多。在传统社会里，农民的乡土观念、宗族观念可能是最为浓烈。反映在朱元璋身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率领家乡的父老子弟冲锋陷阵，生死与共，由此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朱元璋队伍的壮大确实也靠了淮右家乡父老的积极参与才不断地做大做强，因此自然而然在朱元璋政权中淮右地区出身的人成为了主干。

　　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庆后，小明王韩林儿升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故元帅郭天叙弟天为右丞，经历李士元（改名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皆升元帅”。也可以这么说，朱元璋政权的淮右集团的班底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形成了。当时有个诗人叫贝琼的，写诗生动地描述了南京城里淮右人的天下：“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朱元璋后来尽管拥有了整个天下，但政权队伍中的核心主干还是淮右地区出来的那些功臣勋旧，再说得白一点，朱元璋是靠着淮右集团为核心的文臣武将的不断进取才夺得了天下。正如清代大学问家赵翼所说的“明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

　　〇淮右“草根”出来的全成了大明皇家权贵显戚

　　对此，原本一无所有、挣扎于地狱边缘的朱元璋在其发迹早期还能充分意识到。1366年八月，侍臣王祎等进讲（相当于给朱元璋进行文化补习）。朱元璋问：“汉高祖刘邦与唐太宗哪个人更好？”文臣魏观在旁听到后随即作答：“唐太宗虽然文武双全，但做起好事来未免给人一种假假的印象；而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规摹弘远，换句话来说，他站得高看得远，因此比较下来那肯定是汉高祖要更胜一筹了。”可令在场的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那时还没学多少文化知识的朱元璋却发表了自己独特的一番高论：“汉高祖豁达大度似乎大家都这么说，但他却是很记仇的，嫂嫂早年弄得他难堪，他后来封她的儿子为羹颉侯，就这个名字也够难听的了；雍齿有负于他，他可一直记得，更有他内心多有猜忌，诛杀功臣，看来啊，汉高祖的气度远没有他的眼光那般广远了；而唐太宗就不同，虽说他权谋规划不如汉高祖，但他能很好地驾驭群臣，各为己用，等到大业定了，又能保全大臣，这样看来还是唐太宗要胜出一筹了！”

　　那时候的朱元璋不仅在思想上有着与共同打天下的淮右功臣勋旧同舟共济、励精图治与共享安乐的想法，而且还体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上。大明在南京开国后，朱元璋曾一度想以凤阳作为天下中心之都，即后来所称的中都，与淮右功臣勋旧们一起荣归故里，为此他不断地赐土地给他们，将一个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光蛋都打造成超级富翁。但光富还不行，朱元璋知道富一定要跟贵连在一起。洪武开国大典后没过几天，他下令“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兼太子少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兼少傅；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平章、鄂国公常遇春兼少保；银青荣禄大夫、大都督府右都督冯宗异（即冯胜）兼右詹事……”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进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封李文忠曹国公，冯胜宋国公，邓愈卫国公，常遇春子茂郑国公，汤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后洪武十二年、洪武十七年、洪武二十一年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又相继封了一批公、侯、伯。

　　整个洪武年间封公的总计有11人，除了上述提到的李善长、徐达等6人外，尚有信国公汤和、颍国公傅友德、凉国公蓝玉、梁国公胡显（胡显的封公仅《国榷》中有此一说，笔者查阅《明实录》与《明史》等均无记载。11公中常遇春被封为鄂国公，但他死于洪武二年，似乎鄂国公之爵自动消亡了。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中常茂之所以一下子被封为郑国公，就是因为朱元璋考虑到了常遇春的功勋才这么做的。本书作者注）和开国公常升，他们几乎全是淮右人；封侯的总计有57人，其中6人封侯是象征性恩赐给战败者的一种荣誉封爵，没什么实权和地位，如承恩侯陈普才（即陈友谅父）、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升、崇礼侯买的里八剌、海西侯蒙古纳哈出、沈阳侯察罕（纳哈出之子），其余51人中仍是淮右籍占了绝对的优势（51人中除曹兴、陆聚、张温、朱寿等4人的籍贯无法查明及沔阳胡美、睢州韩政、江夏黄彬、夏邑梅思祖、开州周武等5人非淮右籍外，其他42人全是来自淮右地区或言安徽地区的，约占据总数的82%）；洪武年间封的伯只有6人，忠勤伯汪广洋、诚意伯刘基、徽先伯桑敬、东莞伯何真、归仁伯陈友富、怀恩伯陈友直。这6个几乎都不是淮右籍的，且他们人数少，在朱元璋政权中不占主导地位。欲知详情可见本书132～143页《洪武年间朱元璋封赏的公爵、侯爵和伯爵及其最终结局之简表》。

　　除了赏赐、封爵与授官以外，朱元璋还通过传统联姻的手段，把淮右功臣勋旧笼络起来，想以此永远“为我所用”。他聘开平王常遇春女儿为长子朱标的皇太子妃，中书省右丞相大将军徐达的大女儿为四子朱棣燕王妃，二女儿为十三子代王妃，卫国公邓愈女儿为二子秦王妃，广西都指挥使谢成女儿为晋王妃，宋国公冯胜女儿为吴王妃，大都督佥事王弼女儿为楚王妃。当然朱元璋家也有“输出”：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左丞相李善长长子李祺，长孙女即朱标太子的长女江都公主下嫁长兴侯耿炳文的儿子耿璿，等等。

　　〇星星捧月亮，月亮防星星

　　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当年苦大仇深的泥皮草根——贫下中农们一下子成为了皇家亲戚，开国勋臣们成了帝国达官显贵。他们如星星捧月一般，围绕着朱元璋家这一个中心转，构成了金字塔形的新帝国最高权力阶层。

　　就在优渥、隆升淮右功臣勋旧的同时，朱元璋又采取了另一手来防范着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我想不外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战争年代的多次政局变化尤其是1362年发生在自身阵营里的淮西骁将邵荣、赵继祖的谋反和谢再兴的谋叛给了朱元璋很深的负面影响。第二，朱元璋草根出身，没有一点儿的家底，也没有什么“天生圣人”、“真命天子”的神秘光环，大家都是光P股一起长大的，靠的就是家乡淮右地区的大老粗兄弟拼死博弈才最终取得了成功。皇帝是打出来的，“真理掌握在有权人的手里”，凭什么你朱重八可以当皇帝？还不是我们大家的功劳！朱元璋最怕的也就是淮右老兄弟中冒出第二个朱重八来，所以要在柔柔的“温情”下对他们严加防范。第三，朱元璋心理有着严重的创伤，极度的贫困、极度的自卑，好不容易博得了眼前的宏伟事业，但仔细想想，不堪回首，自己输不起啊！从输不起角度出发，就得要防止别人蹿到自己头上去，那谁会干这种突发性的谋变？根据他以往的经验，就是与他一起舍命打江山的大老粗兄弟和功臣勋旧最容易做出这等事来，所以说无论如何也要对他们防之又防！

　　朱元璋对一起打江山的大老粗兄弟和功臣勋旧的防备开始得很早，花样也很多，总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养干儿子，等他们大一点了就派往部队中去，实际担当监军作用。“养异姓为子，始于唐之宦官，其后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亦用以创国。盖群雄角立时，部下多易于去就，惟抚之为家人父子，则有名分以相维，恩谊以相浃，久之，亦遂成骨肉之亲，以之守边御敌，较诸将帅尤可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举事，除一侄（朱文正）、一甥（李文忠）外，更无期功强近之亲，故亦多养异姓子，幼而抚之，长即命偕诸将分守，往往得其力。”

　　第二，四处安插特务进行秘密监察。这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讲过。朱元璋安插对象似乎没有固定的，凡是怀疑到某人，即使你的地位再高，即使你与他关系再铁，只要他“惦记”着你，就有你好看的了。就说那个故元降官张昶本身就没谋叛，但他身边的“好朋友”同事杨宪就是一个特务，所以他的结局再怎么说也好不到哪里去。再说张昶任职的中书省，尽管说是由朱元璋的老搭档李善长主管着，但他一直受到杨宪、夏煜等特务的暗中监察和谗毁。

　　第三，运用传统礼法严加约束。明初开国朱元璋在立纲陈纪的过程中制定了各种礼制和法令，按理说应该对于大明帝国每个人都有约束力，朱皇帝也要求大家包括功臣勋旧严格遵守，用今天时髦话来说，就是自律。但自律能有多大的效率？特殊人群特殊地位的人就能做好自律？恰恰相反，这样的有权有势者是纲纪的头号破坏者。自律不行，有人监察，朱元璋也搞了，但那些闹革命的“大老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哪儿管得了那么多的礼和法？为此，洪武三年（1370）十月朱元璋采纳监察御史袁凯的建议，让中书省和御史台延聘儒士在午门给诸将讲授经史和君臣之礼，即相当于文化知识补习，用今天话来讲就是省部级高官研讨班。按照朱元璋君臣的理想，通过这样的学习，“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

　　〇糖衣裹着的“炮弹”——明代“铁券”制度

　　与此差不多同时，朱元璋还通过赐予功臣铁券的手段，糖衣里边裹着“炮弹”，劝诫功臣勋旧遵纪守法。据说明初朱元璋为了搞这种功臣铁券，还专门打听历史上到底是怎么搞的。后来有人告诉他：浙江台州有个叫钱允一的，他是吴越忠肃王的后代，祖上钱镠曾受过唐昭宗赐予的铁券。朱元璋知道后就将其借来，仿制成大明功臣铁券。该铁券外形看上去像片瓦，正面刻上功臣历次立功受奖的记录，中间刻上功臣犯事、皇帝宽免和减禄的数目，“以防其过”。副面铁券一式两份，一份给功臣，一份藏在皇宫内府，一旦有事，拿出来核对。

　　从铁券上刻写的内容来看，相对多的是该功臣的过失甚至犯罪之事，即使今人看了也不得不要为该功臣觉得脸红，但对于当年“大老粗”的功臣勋旧来说，似乎这样做的效果还是不大。为此洪武皇帝又经常采取了一些说古道今、软中带硬的说教，来劝谕那些功臣勋旧尊礼守法。譬如洪武三年十二月的一天退朝后，朱元璋将汤和等大将叫在一起，闲聊打仗一类的事情，他顺势讲道：“朕赖诸将，佐成大业。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为公侯，安享富贵，当保此禄位，传之子孙，与国同久。然须安分守法，存心谨畏，则自无过举。朝廷赏罚，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已经十分明白了，但洪武帝知道自己带出来的这些淮右功臣勋旧文化程度不高，跟他们说话要直截了当点，不能转弯抹角，于是他就进一步解释说：“隋亡唐兴之际，有一回李世民正势单力薄地迎战王世充手下众将，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突然间尉迟敬德单枪匹马风驰电掣地闯入敌阵，力战悍将单雄信，不顾一切保护着李世民，由此立下了大功。李世民即位后有一次大宴群臣，尉迟敬德等一大批功臣勋旧理所当然地成了主宾，君臣欢聚一堂，吃着喝着，大家高兴啊。忽然间一阵狂吵声压过了一切，人们不约而同地静了下来，这才发现原来是尉迟敬德与任城王李道宗在争谁的功劳大，一时过激，尉迟敬德竟然将对方的眼睛快要打瞎了。这下可把唐太宗李世民给惹火了，当场就将要尉迟敬德绳之以法，要不是在场的大臣们力谏，明君唐太宗难道会真的因为念叨尉迟敬德昔日的功劳而枉法不问其罪？还有那长孙无忌，你说他的身份高贵吧？还真没得说，他是唐太宗夫人长孙皇后的亲弟弟。这人也不知怎么的，有一次居然身上佩了刀直入皇宫禁门，而看门的也没有觉察到，直到后来进入皇宫了才被人发现，这下可好了，严重犯禁。长孙皇后深明大义要求按律论处，唐太宗看在贤惠夫人的面子上最终还是宽宥了小舅子的过失。你们看，即使是贵为皇帝的姻亲，一旦犯罪了，尚且还要追究，更何况其他人啊！朕希望‘卿等能谨其所守，则终身无过失矣’。”

　　〇洪武帝给功臣勋旧设了“红杠杠”——《铁榜申诫公侯》（洪武五年六月）

　　故事讲得娓娓动听，直白明了，让武夫们一下子就能弄清楚：千万不能胡来，否则“国法无情”。即使到了这一步，朱元璋还是觉得做的似乎欠缺了点，想来想去，最终在洪武五年六月想到了一招，制作《铁榜》，明确申诫公侯，即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哪些事是不能做的，而且内容还不能多，多了，这些大老粗们记不住。

　　朱元璋一共列了9条：“其一，凡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受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再犯处死；公侯与者，初犯再犯免其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奉命征讨，与者受者不在此限；其二，凡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军，违者初犯再犯免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其官军敢有辄便听从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其三，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者，初犯再犯免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其四，凡内外各卫官军非当出征之时，不得辄于公侯门首侍立听候，违者杖一百，发烟瘴之地充军；其五，凡功臣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势在乡欺殴人民，违者刺面、劓鼻、家产籍没入官，妻子徙至南宁，其余听使之人，各杖一百及妻子皆发南宁充军；其六，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亲属人等，倚势凌民，夺侵田产、财物者，并依倚势欺殴人，民律处断；其七，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敢有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斩；其八，凡公侯之家，倚恃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孳畜者，初犯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俸给一半，三犯停其禄，四犯与庶民同罪；其九，凡功臣之家，不得受诸人田土及朦胧投献物业，违者初犯者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俸给一半，三犯停其禄，四犯与庶人同罪。”

　　这九条可视为明代公侯不可逾越的天条。事情到此，应该差不多了，可事后朱元璋发现还是做得不到位，于是于洪武八年二月又御制了《资世通训》，直截了当地告诫臣僚要“勿欺勿蔽”，要忠君、勤俭、仁敬。

　　〇朱元璋聚焦淮右功臣勋旧的“俱乐部”、“大本营”——中书省

　　对于昔日老哥儿们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谕、警告甚至是威胁，洪武开国功臣们会有什么反应？说实在的，他们中没有几个听得进去，将其当回事，更没有充分意识到：现在的朱元璋不是当年的朱重八，更不是过去的“山上大哥”，而是正儿八经的一国之君，其立足点是整个帝国。在他们看来：现在该是我们淮右功臣勋旧的天下了，昔日提着脑袋闹革命，出生入死，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今天的大富大贵和为所欲为。本身贫穷“大老粗”，没文化、没素质，自然也就没什么礼法在眼里了。即使是李善长、冯国用、冯国胜等少数几个“喝过墨水”的，但他们的文化素养整体来看还不是很高，加上这些淮右功臣勋旧起兵前长期居住在农村，眼光狭窄、短浅，乡土观念浓烈，同乡甚至同村、同口音、同品位，加上姻亲关系，自然而然让他们走在了一起，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淮右集团。

　　在这个集团当中，朱元璋原本是与他们一伙的，但随着大明帝国的开创和大一统帝国的再建，为了江山社稷的长久安稳和朱家帝业的万代相传，他不得不放眼于全局和全国。朱元璋之下的头号人物，本来应该是徐达，他军功卓著，无人可比，但老徐似乎玩政治并不擅长。由此下来就是李善长了，他很早就参加起义军，且为非常时期入伙的，并与朱元璋长期保持着默契的合作，他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是明代的萧何，无形之中也就成了淮右集团或言淮右功臣勋旧的核心人物。不过在明初日益增多的违法乱纪的功臣勋旧中，李善长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为明显和最为严重的一个。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随着大明全国逐渐统一和帝位日趋巩固，朱元璋在与淮右功臣勋旧之间矛盾日益激烈的情势下，为什么偏偏要拿老搭档李善长和他的亲信胡惟庸及其长期工作的中书省宰相府最先开刀？

　　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尽管淮右地区出来的那些农民新贵多有不法之事，但在洪武前期与中期，大明统一运动尚未全部完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时不时地进行，直到洪武晚期才结束。所以说，那时在皇帝朱元璋看来，尽管老乡新贵很无礼，甚至有时还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但只要不太过分，能忍则忍，暂时留着他们还有用。第二，淮右功臣勋旧纵有诸多不法之事，但大多都不发生在皇帝朱元璋眼皮底下或身边。相比之下，淮右集团的核心人物李善长及其所在的中书省宰相府的工作，却几乎天天要与洪武皇帝打交道，这样一来，出岔子的概率也相对要多得多，很容易使得皇帝朱元璋将对淮右功臣勋旧的气撒到李善长与中书省头上。第三，比较而言，明初中央主要权力机构三大府中的中书省以及中书省一把手给朱皇帝的印象：潜在危险最大。

　　从明朝开国前后的政权机构运行实际来讲，当时中央权力机构最为关键的就是朱元璋惯称的三大府：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大都督府长官先是朱元璋亲侄儿朱文正，后来是外甥李文忠，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军事机构权力一直掌握在朱家人的手里，后来又分左右都督，军权被分散了，危险不是太大；御史台是监察机构，尽管说它很重要，但再重要毕竟不是到了万万不可缺少的地步，相对于天天要操办行政和应对纷至沓来政务的中书省，它就相对显得那么的无足轻重了，所以当初同样有着强烈乡土观念的朱元璋就把主持监察的御史台工作交给浙东文人圈的重量级人物刘基等人。刘基为人正派，“慷慨有大节”。如此一来，御史台反而相对落得干净，剩下的就是中书省了。

　　明初中书省来源于小明王政权下的江南等行中书省，而江南等行中书省又是从朱元璋、李善长等人为核心的军队兼管地方政务的机构直接演化过来的。由于战争年代的朱元璋忙于军事，打理日常行政与内务的事情都落在了李善长的头上，由此而言，李善长变成了江南等行中书省、中书省的实际上第一号人物，加上他又善于编织人脉关系网和拥有浓烈的乡土观念，自然就使得其长期工作的中书省变成了淮右新贵人事“俱乐部”和活动“大本营”。朱元璋后来处心积虑要彻底废除中书省宰相制，固然有着他躬览庶政、大权独揽的霸气和专制，更有其清除淮右集团危险分子的深刻用意。而所有这一切似乎从洪武初期朱元璋对宰相府四任宰相的人事变动中就能窥豹一斑了。

　　洪武皇帝与淮右集团核心人物、大明宰相李善长之间的是是非非明初朱元璋先后任用了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担任大明帝国的宰相，从担任宰相的这4人来看，基本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大多原来的级别不低，或者说是朱元璋集团的核心人物。第二，这几个宰相基本上都是朱元璋的安徽老乡即早期投奔朱元璋、来自淮右地区的人（汪广洋为苏北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算不上是朱元璋的老乡，但他流寓于安徽境内，并在那里早早地投奔了朱元璋）。第三，除徐达以外都是文人，但实际上徐达是个儒将，又长期在外作战，因此完全可以这么说，宰相府是个最高级别的中央文臣官府。第四，这几个宰相如果按最终的生命终结时间来排序（汪广洋、胡惟庸、李善长）的话，似乎一个比一个死得惨（除徐达外）。那么，为什么明初出任过宰相的人最终命运一个比一个惨呢？

　　〇明初第一任宰相、淮右集团的核心人物李善长的功劳

　　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与明朝开国元勋徐达是同一个县，与朱元璋的家乡是隔壁县，因而他们在心态上与情感上很容易走近。从《明史·李善长传》和《明实录》等史书所记载的情况来看，李善长具有以下几种特点：

　　第一，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这是说李善长少年时代起就熟读中国传统经典，尤其是法家之书，足智多谋，算计、策划事情多能成功。这是一枚币的正反两个面，如果有人这么想：战争年代他帮了朱元璋，朱元璋成功了；如果和平年代他起了反心，或帮了别人或自立，事情就复杂了；又说李善长“策事多中”，同样也有两个面，关键就在于他为谁策事了，要是和平年代再策事，那就不好了。所以说《明史》对《李善长传》写得很到位，作者吃透了有关资料，以李善长的个性与特长作为切入点，首先提醒人们李善长个人可能隐藏着巨大的人生危险。

　　第二，《明史》记载说李善长“其为里中长者”，这说明他社会经验丰富，个人有威望，精通人事关系，善于调节人际关系；谙于人际关系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容易编织人际网络，拉帮结派，后来他与朱元璋结为儿女亲家了，却又和胡惟庸结成亲家，社会背景深厚。

　　第三，史书说李善长在元末时曾避匿山中，预测世事。这说明他有独特的政治头脑，对局势把握得较准，应该来说是个不错的政治家。

　　第四，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滁州时，李善长身着儒服，亲自跑到朱元璋军驻地去拜见新主，不像刘基那样是被人家请出山来的——进退有据，而是迫不及待地自己送上门。这不仅说明他有积极的或者说是强烈的入世心态，而且还很容易因为一味地“进取”，最终导致进退失据；史书又说他喜欢“习法家言”，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他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说实在，法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名声可不咋样，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人们普遍认为法家薄恩寡义，一般儒士都不愿往法家边上靠，但李善长不仅公然学，而且还练就这样的人格，形成了“外宽和，内多忮刻”的性格特征。所以他与正人君子刘基不能处好，反而与小人胡惟庸关系密切。李善长的这种为人处世性格特征隐藏着一个潜在的负面影响，初次相识的人还以为他是好好先生，但时间一长，人们就看穿了他，所以经常一起在朝为官的同僚对李善长实际上都不怎么样。一旦他有难了，真正为他说话、解围的人就很少。过多的入世、无法超然，往往会贪图美色和财物，这也是李善长致命的缺陷。

　　第五，《明史》说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遇事裁决如流，在战争年代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免得朱元璋前线后方应接不暇，省了主子不少心思。但到了和平年代就显得独断和专权了，因此与同样独断的朱元璋相处，两者之间的冲突是迟早的事情。冲突的结果就要看谁占的位置显要和谁拥有更大的权力。朱元璋一开始就以“主”的面目出现，而李善长起初就以宾的身份“入伍”，李善长没有朱元璋那般家底，也没朱元璋那般独特的手段，因此败也是迟早的事。

　　第六，李善长与朱元璋的关系就好比刘邦与萧何的关系，即非同一般的共患难同生死的亲密战友加哥儿们情谊在一起。不仅仅李善长，整个淮右集团的主干都具有这样“天时地利”等方面的优势，这是朱元璋政权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以刘基、宋濂为首的浙东文人圈所无法企及的，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朱元璋后来在考虑宰相人选时，尽管谋士刘基对其一一否定，但他还是一一照用。这除了反映出朱元璋刚愎自用的个性特征外，更多地折射出他对淮右集团的一种天然情感倾斜。还有一种潜在的因素，那就是朱元璋政权中浙东文人圈都是儒士，他们与淮右集团的农民新贵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甚至生活习性，就朱元璋个人而言，他与浙东文人圈的儒士们最多是在空间距离上走得很近，而不可能在心理上真正贴近。但他与淮右集团则是由于相同地方出生、相同或相似的家庭背景，又是早早一起闹革命，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相同的审美取向以及相同的生活习性，朱元璋眼里有的是老乡。

　　这也难怪朱元璋，因为他们曾生死与共过，徐达曾作为人质质押在冲突对方，换回朱元璋；再说李善长，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大明帝国初创时期，他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可谓是亲密战友，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从两件事情可以体现出来。

　　第一件事情是在最初李善长投奔时，朱元璋先是以礼相待，后来就留下了他为军中的“掌书记”，相当于军事参谋与军事秘书一类的官职。

　　当时朱元璋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有些迷茫，他就找来李善长问：“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李善长奉劝他，要他仿效祖上邳县老家的汉高祖那样，“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做第二个平民皇帝。李善长的鼓舞坚定了朱元璋进取的信心，这是朋友加兄弟般的最大支持，朱元璋能不感激吗？更何况李善长作为军机秘书和参谋总是尽职尽责，忠心耿耿地留在朱元璋的身边，帮助他、辅佐他。

　　朱元璋不断地取胜，个人威望也日益提高，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当时的顶头上司郭子兴及其周围僚属的不满与猜忌。

　　郭子兴身边也不全是酒囊饭袋，有人帮郭子兴出了很狠的一招：打算将朱元璋的兵权给剥夺了，并将李善长等人给调离，叫他辅助自己。按照当时的官位级别来说，郭子兴与朱元璋是上下级关系，上级郭子兴要调李善长，一来说明李善长有本事且名声在外，到高一层发展可能更加有利；二来即使到了郭子兴那里不升官平调一下，但也不同于在下属部门朱元璋那里。中国有句古话叫“宰相门前六品官”，郭子兴不是什么宰相，但毕竟是一军之帅。但令常人看不懂的是，李善长听到调令后不是高兴地与人道别，而是哭，且哭得很伤心。有人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就是不愿意离开朱元璋。朱元璋听到后感动得几乎也要掉眼泪了。我想这种哭是很难装得出来的，一来当时朱元璋不仅没有大富大贵，相反他还仅仅是造反起义的一支农民军中的下属将领，取天下是个未知数，李善长没有必要装什么哭来拍朱元璋的马屁。第二，李善长毕竟也是个读书人，又是“里中长者”，可以说是算得上有点脸面的人物。什么人才会哭，小孩与女人才会哭，成年的男人一般都不会哭的，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掉。但李善长却确确实实地哭了，哭得朱元璋也被感动了，这足以表明他肯定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由此可见李善长与朱元璋之间的关系是非同一般。自此以后，朱元璋倍加重用李善长，信任李善长，依靠李善长。而李善长也能勤勉自持，毫不倦怠。

　　第二件事情就是发生在和州城攻下以后，为了巩固根据地，朱元璋率军在外拓展，留下一个空虚的大后方和州城，让李善长守着。不料这件事走漏了消息，元朝军队逮住机会前来偷袭，当时和州城很危险，外无救兵，内为老弱病残，怎么办？李善长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设下埋伏，将来势汹汹的元军引入了事先设好的埋伏圈，接着，依靠着城内剩余的这些老弱病残兵力发起猛烈攻击，结果大败元军。朱元璋回来以后，看到和州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挫败了元军，巩固了后方根据地，由此对李善长更是充满了由衷地佩服，由敬佩到感激，也就更加欣赏李善长的非凡的能力。

　　当然李善长对朱元璋政权做出的功绩还远不止这些，在建立大明王朝前后，李善长的贡献在人臣中鲜有人能及。

　　第一，不仅做好后勤保障和军粮筹划工作，而且还当好军事参谋、人事参谋。

　　以往人们对李善长的研究，都注意到了他在朱元璋政权中的军粮筹划与后勤保障，而忽视了这样一点，《明史·李善长传》中还这么说李善长“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太祖威名日盛，诸将来归者，善长察其材，言之太祖。复为太祖布款诚，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龃龉者，委曲为调护”。这一段史料说明李善长与朱元璋关系十分亲密，李善长不仅是军中的军事参谋、后勤部长，而且还是“人事部部长”或“人力资源部部长”。凡归顺诸将，他都协助朱元璋予以妥善安顿，诸将之间有不合而发生矛盾的，他极力劝解调和，也使朱元璋威名大振。可这样一来就有了个问题，那就是李善长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机密和人事机密，无形之中也就使得他成为了淮右集团中除朱元璋以外的核心人物。在战争年代，军务繁杂、敌我斗争你死我活，朱元璋相对少有精力来怀疑自己的“亲密战友”，反而越发青睐他。但到了和平年代，知道机密事情越多并不是一件好事了。朱元璋强渡长江，攻克太平，直指南京，就是他与李善长等人一同谋略并取得成功的。朱元璋为太平兴国翼大元帅时，李善长出任帅府都事，即相当于元帅府里办公室主任或者是参谋长的角色。在夺取镇江以后，朱元璋被诸将奉为吴国公，他就提升李善长为中书参议。军中机务，进攻或防守，赏罚规定，等等，十之八九都由李善长裁定。李善长也十分得意，他经常把朱元璋比作刘邦，而自比萧何。在朱元璋眼中，李善长是辅佐朝政的得力功臣，拜之为右相国。

　　第二，参照元朝的制度，将元朝的弊政剔除出去，制定了盐法、茶法、钱法、渔法等，帮助朱元璋恢复和重建社会经济秩序，为大明帝国的经济好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三，与刘基等共同编定《大明律》，建章立制，健全大明王朝的礼仪制度，构建有序的等级社会。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任命李善长为大礼使，兼任太子少师，凡是朝中的一切册典、郊社宗庙之祭礼，天下岳渎神祇之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之爵赏、六部尚书以下的官制，官民丧服之制，朝臣大小服色之俸赐，三师朝贺东宫的礼仪，死亡的开国将领遗孀与孤儿的抚恤，元史的监修，祖训的编制，等等，用今天话来说，凡是帝国民政礼俗文化和宫廷中礼仪规制等，不论事情的大小，都由李善长牵头，会同其他的朝中儒士商定；他还与御史中丞刘基、右丞杨宪等人参照《唐律》，起草与制定《大明律》，协助朱元璋重建有序的等级社会秩序。

　　一句话，李善长在大明帝国建立的前后是个仅次于朱元璋的淮右集团核心人物。

　　〇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被封为第一功臣与第一人臣，是喜还是忧？

　　正因为如此，在以农民新贵为主干的一个新兴帝国政权即将呼之欲出之时，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在建设吴政权时尤其没有忘记功勋卓著的老战友、老哥儿们李善长，将他封为宣国公，并改官制尚左，李善长出任左相国即正宰相。

　　1368年大明帝国开国，李善长顺应就成为大明帝国的第一任宰相。此时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是无人能企及的，何以为据？

　　1370年即大明帝国建立的第三年，朱元璋在南京大封功臣，李善长位居功臣第一，就连早早参加起义军、曾经救过朱元璋性命、后来又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打下大明几乎半壁以上江山的徐达都位居李善长之后，当时好多人不理解啊。如何对李善长的功劳作出评价和对他进行封官晋爵呢？朱元璋是这么说的：“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在他看来，李善长虽然没有冲锋陷阵的勇士们那样的功劳，但他跟随我的时间相当久，我们军粮供给全靠了他张罗，他的功劳相当大。于是朱元璋就给李善长极高的政治荣誉、经济待遇和最高的行政官职：“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细细说来，李善长位极人臣，拥有三项特殊待遇，既为行政级别最高的左丞相，又被封为韩国公。“时封公者，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真是风光至极，政治地位与待遇之高是大明帝国开国之初所有功臣中少有的，这是李善长第一项特殊待遇。

　　不仅如此，经济收入也相当可观，仅岁禄就有4 000石。明初一般宰相的年收入约1 000石，大臣中最高收入的要数开国的六公，而李善长位列六公中第二（徐达最高），但他是文职官员中俸禄最高的一个。在明初普遍低薪制的状态下，他不仅位近人主，而且可以说是文职官僚阶层中的第一大富豪。这是李善长第二项特殊待遇。

　　李善长享受的第三项特殊待遇是，朱元璋恩准他的子孙们世袭爵禄，“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这是法律上的特殊待遇。

　　应该来说，李善长可以满足了，如果他头脑稍稍清醒、理性一点的话，这么高的“收效”并不都是好事，功高会盖主，功大会震主，物极必反。他似乎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教导：“福兮，祸之所伏。”他自比萧何，只记得萧何如何如何，不记得文种和韩信的悲剧，不记得“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明鉴。因此我们说，李善长的悲剧终结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〇大明第一人与第一大臣的无语之争——相权与皇权的冲突

　　在南京建都以后，随着全国性的统一战争的不断胜利，大明王朝迎来了全国性的由战乱走向和平建设的大好形势，同时统治阶层的矛盾也逐渐凸现了出来。李善长与朱元璋关系即相权与皇权之间的冲突也就逐渐明化。这里面既有朱元璋这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雄猜著称的强势皇帝方面的原因，也有李善长个人性格和处世等方面的原因。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天下未定的情况下，李善长的个性与才干是很让人刮目相看的，他多谋善断，勇于任事，这对于忙于战争与统一大业的朱元璋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但到了和平年代，对于已经没有战事忙乱的帝王朱元璋来说，李善长的迅速、果断、干练等优点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难以容忍的缺点，那就是对皇权的漠视与侵犯。

　　第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雄猜著称的强势皇帝，由于他童年和少年时代极度的卑微，饱受了人们的鄙视；在成年以后他就表现出极度的自尊，当登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巅峰时，他的这种极度自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加上历代相权与皇权相争经验与教训的明鉴，朱元璋从保护他的朱家基业万世永存的角度去考虑，当然会表现出对相权的讨厌甚至是厌恶。这一点可能是李善长所没有料到的。

　　第三，李善长有能耐，这没错。但是李善长很贪婪，什么都要。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当初他拿了胡惟庸的多少好处（费）就为他“说官”，这就不得而知。但史书记载说：胡惟庸由一个小小的宁国知县，通过李善长的推荐，一下子被擢升为京官太常寺少卿，“（胡）惟庸以黄金三百两谢之”，这可有正史明确记载的；与朱元璋结为儿女亲家了，还“让”侄儿娶胡惟庸的侄女，为了李氏家族的利益，他也太不自足了；晚年即使胡惟庸惊天大案爆发了，作为荐主的他没被处理，居然还精神矍铄地盖府宅花园，等等，这一切就充分暴露了李善长贪婪的本性。

　　第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说法，这在历代君臣中屡见不鲜：范蠡、文种与勾践，韩信、萧何与刘邦，等等。朱元璋尤其是以雄猜著称于历史，所以明初位于权力中心仅次于皇帝的宰相兼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自然就成为权力斗争的主角。

　　由于政治形势和权力中心人物心态都已发生了变化，而洪武初年作为帝国权力中心的第二号人物左丞相李善长恰恰又没有及时看清时势变化，在心态、工作作风与行事态度等诸方面作相应的调整，而是依然如故，甚至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本敢于任事、当机立断等优点此时变成了目中无人、擅自独断的缺点，这就使得身居大明帝国最高权力宝座的朱元璋显得“无关紧要”，同时这也是相权对皇权的不恭或侵夺，至少在朱元璋看来是这样。一次两次，尚可宽容，但一旦次数多了，就难以容忍了。加上李善长为人处世“外宽和，内多忮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微侵犯了他的权限，他马上奏请皇上，罢免了他们的官职；御史中丞刘基在立法问题上同他有了不同意见，他就破口大骂，毫不容人。

　　由此看来，李善长这个人很霸道，也很阴险，是一只“笑面虎”。凡是他觉着看得不顺眼的人，或者冒犯他的人，他绝不宽恕，予以无情的打击，议定个罪名，上奏朱元璋予以黜除。因此我们说，李善长的官场人缘关系并不好。这些被他罢免的人或与他有矛盾的人并不会善罢甘休，也会有人到朱元璋面前“哭诉”。“哭诉”的人多了，在所难免让朱元璋产生了一种印象：李善长霸道、专权，甚至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于是他要对李善长有所限制。但朱元璋也清楚：李善长权高望重，更何况其周围还活动着一大帮子淮右老乡新贵；如果对他处置不当，会引发很多的不良后果。所以朱元璋只能先“忍”着，等待合适的机会，同时又表现出一些对李善长的疏远。

　　〇非淮右集团第一个悲剧大臣杨宪之死的背后

　　对此，李善长也有所感觉：皇帝对自己没有以前那么亲热与信任了。最为明显的事情就是皇帝不断地派人到中书省丞相府任职，王溥、胡美、杨宪、汪广洋、丁玉、蔡哲、冯冕、陈宁等一些非淮右集团的人士分别被任命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等。而在这些非淮右集团的人士中，尤其那个杨宪最为狂傲，压根儿就没把我李善长放在眼里，听人说他还与凌说、高见贤和夏煜等曾向皇帝进谗，说我李善长根本就不是一块宰相的料。虽然皇帝没听他们的，但由此说明，杨宪这个人够危险的，为今之计最好是除掉他，但怎么除呐？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很滑稽，当你还不知道怎么除掉敌人时，敌人却跑到你的“门”上来了。

　　洪武二年年底，李善长身体不适，告了一段时间病假。皇帝朱元璋采取了变通办法，在保留李善长宰相之位的前提下，任命自己的“老秘”汪广洋为中书省右宰相，再将在外地任职的杨宪调入朝内，担任中书省右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洪武皇帝在给宰相府“掺沙子”呐。按照朱元璋的设想：让“老秘”出身的谨小慎微的汪广洋暂时负责主持中书省全面工作，让精明能干的杨宪当他的助手，这样就使得宰相府在没有李善长在时，照样能把工作处理好。

　　再看那杨宪，还真让人刮目相看，尽管他年轻，但工作起来却十分利索、老道，处理事情井井有条。为此很得皇帝喜欢，据说皇帝朱元璋还打算以杨宪为相呐。

　　以杨宪为相？那可不是过去的“掺沙子”了！就为这样的谣传，李善长等淮右新贵们的心像小鹿一样猛跳。再看入省后杨宪的那副样子，简直就没把顶头上司汪广洋放在他的眼里，且还要“尽变易省中事：凡旧吏一切罢去，更用己所亲信”。这着实急坏了淮右集团的人，李善长的亲信胡惟庸急着跑到老宰相府去告状，并发出这样的悲叹：“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不过，姜还是老的辣，李善长耐住气，示意淮右集团的人先让着，静观事变。当杨宪颐指气使，专断决事，咄咄逼人，又不断获取胜利时，李善长为首的淮右集团骨干分子睁大眼，甚至拿了放大镜在找杨宪的岔子。终于在杨宪唆使刘炳弹劾汪广洋和刑部侍郎左安善时，老宰相逮住了机会，突然上书皇帝，指控杨宪“排陷大臣、放肆为奸”。刚巧刘炳弹劾刑部侍郎左安善职务过失之事又不属实，由此局势发生了180度大转向，原本处于上风的杨宪与刘炳刹那间让皇帝朱元璋给收拾了。

　　利用皇帝好猜忌的个性，轻轻松松地搞掉了危险分子杨宪后，李善长等又将矛头指向了敢于公开向淮右集团说“不”且有“潜在危险”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浙东文人圈领袖刘基。

　　非淮右集团第二位悲剧大臣刘基及其浙东文人圈朱元璋在南京开创大明帝国前后，尽管手下人才济济，但从领导核心来讲，最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即以李善长和“后起之秀”胡惟庸为核心的淮右集团和以刘基、宋濂为首的“浙东文人圈”。作为皇帝的朱元璋与李善长为核心的淮右集团之间的关系，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那么他与刘基、宋濂为核心的“浙东文人圈”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呐？

　　〇朱元璋与“浙东四先生”

　　前文说过，朱元璋最早接触到浙东文人圈应该是在攻下婺州和处州后，“初上（指朱元璋）在婺州，既召见宋濂，及克处州，又有荐基及溢琛者。上素闻其名，即遣使以书币征之”。1360年总制孙炎向朱元璋提出，延聘“浙东四先生”来南京，朱元璋当即下令让他上浙江去聘请。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就是这样被请“出山”的。1363年朱元璋在南京城里盖起了礼贤馆，将刘基等安排在那里任职。“浙东四先生”中的叶琛后来出任洪都南昌知府，上任没多久就死于江西省丞相胡廷瑞外甥康泰等人的叛乱之中；章溢曾被朱元璋任命为浙东按察副使等地方官职，长期远离政治中心，直到大明开国时才与刘基并拜为御史中丞，但后来又被外派，因此说他基本上也是远离朱元璋政权的领导核心；再说宋濂，虽然他是一代名儒，但出山后主要担任朱标太子的老师、《元史》总裁官、翰林院学士等文职官，说白了，也没有真正进入大明帝国的核心领导阶层。

　　所以说，“浙东四先生”或言“浙东文人圈”自出山后实际上已经被朱元璋“拆散”了，只有刘基才算得上是真正进入到了朱元璋政权的核心，他曾任朱元璋的军师，两人关系曾经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但最终他却也不得善终，这是为何？

　　〇为什么无所不能的“大神人”军师刘基没有出任大明宰相？

　　事情还得从刘基出山后说起。话说刘基出山后的“表现”还真不俗，连连正确无误的军事前瞻和决策，不仅使他赢得了“神人”军师的美誉，而且也提高了自身在朱元璋政权中的威望。

　　应天大捷之前刘基料定张士诚眼光短浅，不会与陈友谅合伙进攻南京，于是他向朱元璋提出速决战略，诱敌深入，痛击陈友谅，使朱元璋军事被动转为军事主动；安丰告急，朱元璋要去救小明王，又是刘基及时地作了提醒，只是朱元璋没听进去，走了一着险棋，终因对手愚蠢，这才没有铸成大错，这一切都让事后的朱元璋唏嘘不已；更为惊险的还要数鄱阳湖上刘基救驾了……

　　这一切不仅显示了刘基的超人胆识和机智，而且也充分展现出刘基杰出的军事谋略和远见，换句更为直白点的话来讲，就如民间所传扬的刘基在军事上特别能神机妙算。

　　要说刘基的杰出才能还远不止于他在军事决策上拥有了常人所没有的“超前的意识”，在堪舆学和天文学方面他同样也有杰出的天赋。大明帝国建立之前，明皇宫的选址就是由刘基等人来卜定的，虽然后来建在燕雀湖上的明皇宫出现了部分下陷，但那是洪武中晚期的事情，刘基已经作古了。而在大明建国之际，在迷信十足的朱元璋眼里，明皇宫占尽了紫金山的龙气，刘基理所当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堪舆学家了；更为人们所惊叹的是刘基在天文学上也“身手不凡”，大明开国大典的佳日良辰也是由刘基来选定的，神乎？这些都给自称是“天生圣人”和“命定天子”的朱元璋增添了无数的神秘的光环，刘基说出了许多朱元璋想说而不知如何说的话，做了许多朱元璋想做而没办法做的事，对此，朱元璋能不喜欢他吗？！于是君臣两人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史书记载说，刘基长相不错，身材高大伟岸，性格直爽，慷慨大方，说起民族前途与国家安危时，往往是一脸的正经和严肃。朱元璋看到这位老先生对他一片至诚之心，就将他当作自己的知己与心腹。每次找刘基议事，往往叫周围和手下的人都退下，他们两人低声密语好一阵子。刘基感慨自己碰到了朱元璋，真是难得一遇好主子，所以常常想到什么就讲什么，遇到十分紧急为难的事情，他敢于面对，及时筹划应对策略与计谋；要是一旦有了空闲的功夫，便向朱元璋讲讲“王道”之术，而朱元璋每次都能恭恭敬敬地倾听刘基的，并尊称其为“先生”，而不呼其名，甚至还将他比作为汉高祖刘邦身边的谋士张子房张良，由此可见朱、刘君臣关系已非同一般。

　　但有件事情很奇怪，尽管朱刘两人关系已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但刘基的政治待遇似乎并不算太高。吴元年，他被任命为太史令；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他被拜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御史中丞是御史台——后来改名为都察院的长官，刘基任职的御史中丞实际上就相当于监察部部长，而掌握大明帝国政府大权的中书省宰相府却始终与他无缘，换句通俗话来说，刘基充其量当个部长，却一直没有当总理的份。这到底是为什么？

　　第一，刘基出山时，朱元璋已经在南京站稳了脚跟了，他的政权里已经有个“大能人”李善长，每当朱元璋忙于前线军事战务时，李善长十分称职地担当起后方总指挥的角色。不可否认，李善长的才能也是一流的，总不能因为刘基来了，就要将李善长这样的一流人才给换下来，这是不恰当的。再说，刘基再聪明，要接替李善长这个类似于宰相的角色也要有时间。

　　第二，朱元璋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对人才的观察比任何人都仔细，刘基的长处是“能掐会算”，留他作军师与参谋最合适，这叫知人善任。如果不是这样，将刘基换到李善长的位置上，刘基或许能干好，但李善长的老部下不一定会买刘基的账，所以最好还是不动“人事”。

　　第三，从应天大战前夕高层决策时刘基对“投降派”怒目而视的细节来看，他这个人很正，很直，不大绕弯子，所以朱元璋在大明开国前后让刘基出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去搞天文堪舆、监察和修订法律，这也叫用人所长。做宰相要有很好的“内功”，俗称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刘基明显不合适，还是叫表面“一团和气”的李善长继续做宰相更为妥当。

　　第四，尽管朱元璋表现出对刘基很好，但刘基来到他身边毕竟时日不长，而朱元璋偏偏又是个猜疑性很强的人，他不会用自己不太了解的人到最为要害的岗位上。

　　第五，朱元璋叫花子出身，又是安徽人，他与刘基、宋濂这些“大儒”毕竟不是“同类项”，真正达到“神合”似乎是不可能的，加上语言上浙江方言也是一大问题。与此相比较，朱元璋倒与李善长、徐达、胡惟庸他们更合得来，都是安徽同乡，习俗、语言甚至审美情趣都十分接近，加上情感上，他们之间有着更长的“情义”了，所以说，明初的宰相人选只能是在李善长为首的淮右集团内而不可能是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的了。

　　〇由“管天”到“管地”、管监察、管法律，可刘基最终还没能管得了自己？

　　刘基没有出任大明帝国的宰相，朱元璋老早就叫他去当太史令，专管天文历法的推算——主管大统历的修订，换句话来说，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国家气象台的气象观测与研究。不过，刘基可没有600年后的现在气象预报员那么神气，在电视屏幕上一站，拿了根棒棒指指点点，一夜之间就成为家喻户晓的“气象超男”。话得讲回来，当了太史令，刘基还挺忙的，他不仅要管天象，而且还要管“地象”，因为古代中国人相信“天人感应”，天降灾异，必定是地上人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一般的“明君”就要广纳谏言，检查自己治国理政的得失。所以说太史令工作的本职是“管天”，而它的下延自然就是“管地”了。吴元年上半年，南方大旱，人们纷纷议论。刘基认为这是因为天下有太多的冤案、错案，所以上天才会以大旱来惩罚当政者。于是朱元璋就派刘基去重新审理那些冤假错案，神奇的是，平反工作才结束，雨从天降，不管是民间还是朝廷内外，就此都把刘基奉为神仙。刘基借着这种机会又向朱元璋进言，要求编定法律，为日后执法与定罪量刑提供依据。

　　这事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有人传言说，不知是什么原因，朱元璋要处决一批人。刘基听后心急火燎地赶往朱元璋那里，想问个原因。朱元璋告诉说：他做了梦，梦见了什么什么，刚开始不理解梦里的事情，现在听人报告是某某人触犯了天条，所以就下令将这些人抓起来了，正要开刀问斩，你老先生来了。刘基连忙劝阻：“您说的梦里的那些事情啊，是好事！这是得天下得民心的预兆啊，万万不可滥杀无辜啊！”果不其然，三日之后，海宁被打下来，并适时归降了。这下可把朱元璋给乐坏了，他立即下令，将那些本来要被砍头的“犯人”全部交给了刘基处置，刘基当即予以全部释放。

　　可以这么说，在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后，刘基不仅为朱元璋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且帮助他立纲陈纪，为大明帝国的开国奠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此时二人的关系非常和顺，为了表达对刘基的感激和对他工作的肯定，朱元璋没忘给他加官晋爵，拜他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不仅如此，还要追封刘基的祖上三代。而此时的刘基并未利欲熏心，一方面由于自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看透了人间世事，另一方面，他深谙儒家思想和道家理论，因而也就没有像李善长那样贪婪，更不可能像胡惟庸那般胡作非为，面对如此的名利与殊荣，他婉言谢绝了。好在朱元璋并未强行，而是在核定天下粮税时，尽管重赋江南却对刘基家乡青田的税收实行减半，目的是想让人们世代记住刘基的恩泽。

　　如此看来，虽然朱元璋没让刘基出任宰相，但在大明开国前后，朱刘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之间发生了隔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