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4——洪武“运动”

第二节 云谲波诡大明新立雄主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四年（1371）

　　洪武开国前后，大明帝国内外形势不容乐观。在草根皇帝朱元璋看来至少得面对三大类政治危险势力或言危险分子：

　　昔日同为“天涯沦落人”，今朝“相煎何太急”？第一大类就是昔日与朱元璋“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贫苦兄弟和普通民众。按照朱元璋的想法与说辞：过去元朝政府腐败、残暴，我朱圣人率领将士们浴血奋战，“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让大家过上了太平日子，你们就应该做好你们的本分——贡赋服役，由此也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民有不知其报，而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更有一些愚蠢的小民们不仅不领“大救星”朱皇帝的情，有着“好日子”不过，反而走上了对立、反抗的道路。洪武元年五月，“昌国州兰秀山盗入象山县作乱”；七月，“南海贼冯简等作乱”；洪武元年八月，温州南溪人董孟怡等“聚众作乱”；洪武三年正月，沂、邳二州山民“作乱”；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年三月，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民间一说：凤阳之名有丹凤朝阳之义）边上六安州龙泉乡民胡永兴、潘文友“作乱”，杀了判官朱谟，“焚劫英山县”……

　　那小民们为什么要起来“作乱”呢？

　　第一，朱皇帝的威望还不够。尽管洪武初年朱元璋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拥有了绝对优势的军事势力，但草根出身当皇帝的，除了刘邦、刘裕等极个别几例外，还说不上来。凭什么你那个鞋拔子脸的和尚能当皇帝，不就是靠了刀枪一类的军事武装，你可以造反，难道我们就不能吗？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第二，尽管洪武初年朱元璋采取了好多措施，赈灾减租，休养生息，使厚民生。但在普通民众看来，新王朝的赋役依然沉重，很多人忍受不了了。洪武三年，有人报告说，贫瘠的陕西省原定征收民田税粮为1斗，可随后又加征了盐米6升，即政府言而无信，一下子将税率提高了60%，老百姓当然要受不了。皇帝朱元璋闻讯后也承认：“陕西民田既输税，复征其盐米，是重敛以困民也。”最后下令：“自今止收正粮，除其盐米。”相比于陕西，江南苏松人民可没这么幸运，朱皇帝痛恨这个地区的老百姓过去支持张士诚，将当地的赋税加到了每亩1石多，即相当于陕西的10倍。这就使得江南人民没法活下去了，只能逃亡。明宣宗时，苏州下属的太仓当地百姓逃得只剩下738户。江南人乖巧、听话，没法活了就逃，但并不是所有的国人都像江南人那样，他们有可能选择起来武装反抗。

　　第三，明初小民们起来反抗、“作乱”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府衙役与豪门富户双重剥削与挤压。这里所说的豪门富户实际上是两种人，一种人为原业主，即我们过去经常在大批判中所说的地主阶级，但按照当时的称呼应该为原业主或称原田主。元末天下大乱时，许多的业主死于非命，他们的田宅也就变成了无主业产，为贫困者所占有。但也有一些业主在战乱中幸存了下来，按照明初“凡威取田宅者归业主”的国家政策，他们在战后重新拥有了田产屋宅。如明初浙江诸暨大田主赵淑走出深山穷谷，“持田籍以辨，卒以完”；义乌财主王某战乱后夺回了田产，不到几年就“积谷至数千斛”；浙江巨富楼士祥的家产更是多得数也数不过来，光门下养的食客就达几十人；江南头号大富翁沈万三“赀巨万万，田产遍吴下”。据明代官方史书所载：苏州府纳粮2 000石以上的富户就有554户，每年缴纳国家的税粮达150 184石，约占当时苏州民户纳粮总数1 000 000石的15%。由此可见，当时土地财富集中问题还是十分严峻。

　　这样的富户除了在地方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外，有时还会影响大明帝国官府衙门，即时人所说的“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换言之，受气的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当然是平头百姓了，这是一重挤压。

　　另一重挤压平头百姓的就是大明朝新贵们，即朱元璋政权的主要支撑——功臣勋旧和皇亲国戚等。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对李善长、徐达等文武功臣勋旧进行了第一次大进封，共封6公28个侯。不过对于这些新贵来说，光有名气与政治地位还不够，我们中国人向来就讲究实惠，洪武皇帝也想到这些了，第二年也就是洪武四年三月，他下令“赐韩国公李善长等六国公、延安侯唐胜宗等二十五侯及丞相左、右丞、参政等临濠山地六百五十八顷有奇”。接着闰三月又命令“赐功臣守坟人户。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宋国公冯胜各一百五十户，卫国公邓愈、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淮安侯华云龙、济宁侯顾时、临江侯陈德、长兴侯耿炳文、靖海侯吴祯、都督孙恪、郭子兴各一百户”。

　　从当时赐予功臣土地的地理位置来看，主要还是在朱皇帝老家凤阳等相对荒凉的地方。但随后赐给龙子龙孙的田地可不这样了，它们一般都位于中国经济的黄金地带——江南，如洪武五年四月朱元璋就赐秦王、晋王、燕王苏州吴江良地各100顷，六月又赐吴王（后改为周王）、靖江王、楚王、潭王吴江田地各100亩；甚至到了后来连那些年幼得无法分封的龙仔亲王也赐地各100顷。

　　伴随着如此大规模的赐地，朱元璋又规定“红彤彤”的家族享有优免徭役权，“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即规定现任大明“公务员”家除了纳税外，免除一切徭役；后来扩大到退休官员家在该官员在世时徭役全免，甚至再后来连岁数大的、被赐予里士、乡士和社士等爵位的富民家杂役也给免了。

　　不断地赐地，等于是在不断地剥夺了帝国普通民众的土地生活资源，又加重了有地百姓的赋税负担，与此同时徭役豁免范围的不断扩大，实际上是在加深普通人的应役苦难。而明初恰恰又“征伐不休，营造无极”，为了响应洪武皇帝的“伟大号召”和完成好帝国指派的“光荣使命”，更是为了自己的锦绣前程和不可言喻的利益，大明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们往往擅权枉法，巧取豪夺，荼毒生灵。洪武三年出任苏州知府的佞臣陈宁“督粮欲事速，集令左右烧铁烙人肌肤，人甚苦之呼为‘陈烙铁’”。就这么一个被苏州人诅咒的佞臣酷吏，在“天生圣人”洪武皇帝朱元璋眼里却成了大能人、优秀的领导干部，且不断地得到提拔，一直当到了朝廷数一数二的高官御史大夫。要不是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出事，“陈烙铁”被检举为同伙的话，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受到他的祸害！再说那些豪强富民，他们往往通同官吏，害之州里。“君差不当，小民靠损”，以至于“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

　　由此看来，明初各地民众起义此起彼伏纯属正常，就像当初朱元璋老家凤阳等地的起义一样，是被逼出来的。幸运的是当年朱重八们遇到的对手元末统治者太腐败、太无能，从而使得起义烈火越烧越旺，最终将整个大元帝国都给烧没了。而明初各地起义者所面对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当年的朱重八，苦孩子出身且经历了人间地狱的锤炼，他脑子可清晰啦，又有能耐，下起手来特别狠、特别快。一旦地方上发生起义了，他立即指派部队予以不遗余力的镇压。即使像靠近朱皇帝老家的六安英山县突发的那场民众起义，地方部队不在附近，一时半会儿够不着，但也由于六安知州陈铭善指挥有方，其子陈真率领小股武装及时应对，进而使得势态没有恶化。消息传入朝廷，朱元璋立马调集靳州卫军事力量，火速开赴英山境内，镇压起义。事后又大大地嘉奖了陈铭善、陈真父子，赏赐白金100两，文绮、帛2匹；同时对立有平乱大功的当地人鲍文才等赏赐白金500两、文绮6匹。

　　明初还有一种民众起义与草根皇帝朱元璋的人生之路密切相关的，那就是有人继续利用白莲教、明教等组织，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口号，秘密酝酿和发动起义。对此，朱元璋更是予以绝对的坚决打击。譬如当年南方西路红巾军老根据地湖广罗田县就有一个叫王佛儿的，“自称弥勒佛降生，传写佛号，惑人欲聚众为乱”。明朝官方当局获讯后迅速调集官军，毫不含糊地“捕斩之”。几年后，四川广安州山民，“有称弥勒佛者，集众惑人”，同样也遭到了明朝官方的无情镇压。

　　无论哪一种缘由引发的民众起义，无论起义者是来自和尚皇帝的昔日同行还是曾经同为天涯沦落人，在明初草根皇帝朱元璋看来，这些已经起来或正在密谋组织起来造反的人着实危险，一旦他们的起义扩大了或成功了，自己恐怕连回凤阳老家重操旧业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好在这些地方上的起义尽管十分危险，但它们犹如山中野火，星星点点，形不成大气候——这恐怕也是当年朱皇帝下令严禁民众远游、推行巡检制度和路引制度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吧。

　　尴尬的元朝遗民：是“节妇”、“剩女”还是“潜伏”者？明初朱元璋面对的第二大类政治危险势力或言潜在危险分子是故元残余势力和前朝遗民。故元残余势力主要集中在塞外，比较明显，相对而言，只要军事上发挥好，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最难对付的是在暗处的那些比较特殊的人们——前朝遗民耆老。要说泛指的前朝遗民，那就应该将朱皇帝自身在内的元末明初之人都算在内。但在朱元璋为首的新帝国领导核心集团看来，除了芸芸众生外，前朝遗民耆老就是一股特殊又尴尬的人群。事实上这样“尴尬的人群”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都会有过，新帝国统治者能不能放心地接纳这样“尴尬人群”中的所有人？每朝每代各有自己的特色。就实而言，“尴尬人群”中的大多数能够拥有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这般生活待遇就算知足了，哪来那么多的讲究？但有部分士大夫则不同，面对新旧朝代交替，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反应，大致具有三种情形：

　　〇尴尬的元朝遗民①守身如玉的“节妇”至死不让“新夫”碰一碰

　　第一种情形：既然为前朝遗民，那就该像守身如玉的节妇一般，生为夫人，死为夫鬼。前朝垮台了，自己坚决不与新朝合作。这类人中比较有名的有丁鹤年、戴良、张宪、高明、王逢、姚闰、王谟、夏伯启、顾德辉和倪瓒等10多位遗民。

　　◎守身如玉“节妇”似的10多位遗民

　　丁鹤年，元末明初回回人后裔，著名诗人。“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顺帝北遁后，饮泣赋诗，情词凄恻。晚学浮屠法，庐居父墓”，直到明永乐时才辞世，但他始终与新王朝保持距离。

　　戴良，浙江浦江人，精通经、史百家暨医、卜、释、老之说，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一部“活着”的百科全书，因而在士大夫与当地百姓中有着很高的名望。朱元璋指挥军队攻下金华后，曾命令戴良与胡翰等12位文化名人轮流为自己讲授经史之学和治政之道，后又让戴良与宋濂等人一起教授地方府学生。但戴良却不忘元朝故主，等到朱元璋一离开金华，就找了个机会弃官遁去。曾避难到了吴中，投奔张士诚。张士诚政权即将垮台时，他带了一家人偷偷地乘船北上，想投奔元朝将领扩廓帖木儿，但在山东登州、莱州一带登陆后，由于道路阻梗，只得在昌乐住下生活。明朝开国后戴良又带了一家人偷偷地南还，变换姓名，隐居四明山。后被朱元璋侦得，召到了南京，“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可戴良不愿意，就以自己年老身体不好为由加以婉拒，没多久，暴卒。

　　张宪，浙江山阴人，元末文化名人杨维桢最为得意的学生，“负才不羁，尝走京师，恣言天下事，众骇其狂”。南还后入富春山，托钵佛门，但又放荡不羁，常常语出惊人。有一天他将自己关系不错的几个人叫在一起，关照他们说：“大祸即将来临，我们赶紧跑啊！”三天后那里果然发生了兵乱，当地有500多户人家死于战火之中。后来张宪投靠了东吴政权，张士诚拜他为枢密院都事。苏州被攻陷后，张宪始终不忘张士诚的知遇之恩，隐姓埋名，“寄食杭州报国寺以殁”。

　　高明，浙江永嘉人。元顺帝至正五年进士，授处州录事，辟行省掾。元末天下大乱时，方国珍起兵温州，曾想让高明在自己手下为官任职，却遭断然拒绝。明初朱元璋耳闻高明之大名，曾派人前去征召。但高明却以自己年老有疾为名，加以婉拒，最终老死于家中。

　　从上述几位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前朝文人耆老的最终结局来看，似乎还都能得个善终，但接下来要讲的有着相同政治操守的前朝遗民士大夫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姚闰和王谟是元末明初苏州当地有名的儒生，朱元璋在南京开创大明王朝后曾下令征召各地儒学文人入朝任职，有人推荐了姚闰、王谟，但谁知这两人压根儿就不愿意在新朝做官。恼羞成怒的朱元璋不仅下令将他俩枭首，即砍头示众，而且还“籍没其家”，甚至事后在《大诰》中还振振有词地说：“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因不愿意出来为官，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朱元璋获悉后，将他们逮到了南京，当面拷问，最后也处以枭首和籍没其家。

　　顾德辉，昆山人，家世素封，轻财结客，豪宕自喜。大约到了30岁时，顾德辉似乎猛然醒悟，开始拼命读书，由于家底深厚，他不惜重金收藏各类古书、名画、彝鼎和秘玩等，并在昆山东边的太仓茜泾西盖了一座房子，取名为“玉山佳处”，招待天下文人墨客，置酒赋诗。当时与他经常来往的文化名人有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张雨、于彦、成琦、元璞，等等，由此“玉山佳处”的“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饩馆声伎，并冠绝一时”。

　　顾德辉曾多次被人举荐出仕，但他都没有上任。张士诚割据江南时曾派人来延请他出来为官，谁知顾德辉闻讯后立即逃走，隐居于嘉兴合溪。后来母亲死了，顾德辉没办法只好葬母于家乡，这样一来就暴露了自己。张士诚知道后又派人来邀请他出山为官，顾德辉什么也没说，就在母亲的庐墓旁将自己的头发给剪了。东吴政权明白了他的意思，自此再也没有为难他。明朝开国后，顾德辉依然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与操守，但由于儿子顾元臣曾经当过元朝的水军副都万户，顾德辉也因此被元朝封为武略将军、飞骑尉、钱塘县男等称号，洪武初年父子两人被发配到了濠梁即凤阳，并老死于那里。

　　◎“元四家”与元末明初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文人画

　　与顾德辉相比，有着相似气节与操守的元末明初另一大文化怪杰倪瓒可算幸运多了。倪瓒在历史上与黄公望、王蒙、吴镇一起被人誉为元代山水画坛四大杰出代表人物，简称“元四家”，但也有人将倪瓒与赵孟、高克恭、黄公望、吴镇和王蒙合称为“元六家”。元朝武夫当道，儒士很没地位，斯文扫地，因此绝大多数文人采取归隐林泉、抒怀书画的寄情避世态度，从而形成了以表达意境、抒写情趣为主的写意画风，倪瓒、黄公望、吴镇和王蒙是这股画风中的杰出代表，甚至还有人将赵孟视为元代这股画风的奠基者。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赵孟的人生遭际、政治地位及书画艺术影响相当之特殊。

　　赵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嫡系子孙。曾任南宋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宋亡后，他归居故乡浙江吴兴，赋闲于家。也正因为他是宋朝皇室的后裔，元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装点一番朝廷门面，忽必烈令集贤直学士侍御史程钜夫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搜访遗逸于江南”，将赵孟等人给“搜访”了出来，让他出任元廷的集贤直学士（从四品），后又调其为济南路总管府事。忽必烈去世后，赵孟受命于元成宗朝廷，参与编撰《世祖实录》，一度还为后来出任元廷宰相的太平之老师。元廷对其“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

　　除了政治地位显赫外，赵孟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曾有着很大的影响。他诗文、书法、绘画、金石、律吕等无所不通，尤其是在书画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开创了元代新画风。史载：赵孟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元史》对赵孟的评述颇为精到，在元代的画坛中，赵孟无疑是无冕之王。不过对于后人来说，知道他的恐怕也就是其书画艺术了。旧史官说赵孟之才为书画所掩，这就有些倒果为因了。赵氏一边当官一边搞艺术，看似“官艺双馨”，其实他大有苦衷啊。元朝定鼎中原征服南方后，为了稳固其统治，不得不装装样子，“重用”几个汉族著名人士，但在实际上却实施了民族压迫、尚武抑文和贬损儒士之国策。因此从内心真实角度而言，赵孟仕元为官颇为无奈、昏闷。为了排泄胸中的不满和抒发内心的情怀，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书画等文化艺术创作当中。赵孟提出以古意出发，以晋唐为鉴，力反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将传统绘画中的钩斫、渲淡、丹青和水墨、重墨、重笔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做到师古和创新、高逸的士大夫气息与散逸的文人气息融合于一体，使得中国传统书画的“游观山水”向着“抒情山水”转化，同时又使造境与写意、诗意化与书法化在绘画中得到调和与融洽，为后来的黄公望、王蒙、吴镇和倪瓒等“元四家”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开辟了新路径和奠定了坚实基础。

　　“元四家”中常常被人冠以首称的当数黄公望，尤其是近年来由于电视、电影的渲染与网络等媒体的炒作，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立体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中，人们趋之若鹜。那么黄公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作品艺术与思想价值到底如何？恐怕知之甚少。

　　黄公望，常熟人，元代画家。本姓陆，名坚。后因过继给永嘉府（今浙江温州市）平阳县黄氏做义子，黄氏年九十无子，忽然有了这个嗣子，高兴地说道：“黄公望子，久矣！”于是改陆坚为黄公望。黄公望年轻时做过小官，其职相当于现在一些“人民公仆”或老总身边的“老秘”，可绝对没有时下“老秘”那么吃香，过不了几年就能弄个大官当当。当年的黄公望可惨了，当个书吏一当就是十余年，直到45岁左右才在一个叫做张闾的官僚手下做椽吏。椽吏地位比书吏略微高一点，但黄公望干了没多久，顶头上司张闾犯了贪污罪，将底下跑腿的黄椽吏也给牵连了进去。这下他可算是好好地见识了一番元朝官场的丑态，出狱后便绝意仕途，加入了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全真教，改号一峰、大痴（中国绘画史上的黄大痴之名就是这么来的），放浪形骸，游走江湖，以教授弟子为生。因经常浪迹山川，黄公望对大自然中的江河山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观察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运笔于纸墨间，忘我地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如《九峰雪霁图》《天池石壁图》《溪山雨意图》《剡溪访戴图》和《富春山居图》《富春大岭图》等，抒发内心之情怀。元代有人说黄公望“颖悟明敏，博学强记。画山水宗董（源）、巨（然），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写山水诀》，亦有理数”。

　　黄公望的画作特色是山川深厚，草木华滋。著名的《富春山居图》是他晚年花了7年的时间创作出来的，因他常常“卧青心，望白云”，深入到了大自然中观察体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清质实，骨苍神腴”之艺术风格。他的画作中往往是中锋、侧锋兼施，尖笔、秃笔并用，长短干笔皴擦，湿笔披麻，浑然一体，但整个画作观后稍稍品味，一种平淡简远和苍凉悲愁的感觉油然而生。

　　与黄公望同为一个时期的元代著名文人画家吴镇则有着另外一种“风味”。吴镇，浙江嘉兴人，字仲圭，号梅花道人，生卒年代刚好处于忽必烈开国至元顺帝上台之间，一生绝仕元朝，过着隐居生活。因此在吴镇的作品中，以描述渔夫和隐逸生活的题材为多，寄托了他避世隐遁、以诗文书画自娱的情怀。其传世作品有《渔夫图》《秋江渔隐图》《芦花寒雁图》《水村图》等。

　　与黄公望画技不同的是，吴镇着墨很多，甚至多用湿笔来表现山川林木郁茂景色，墨气沉厚，笔力雄健，山水苍茫沉郁。而与此相对，吴镇在绘画渔翁与小舟时，往往用细笔勾勒，这样一来正好与湿笔大点大染的山石树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配以遒劲潇洒的草书《渔夫辞》，诗书画相得益彰，艺术品格得以升华。由此而言，吴镇的书画十分珍贵，加上他性格特别孤傲，所以人们一般很难得到他的画作。时人曾说：“仲圭为人抗简孤洁，高自标表……从其取画，虽势力不能夺，惟以佳纸笔投之案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几，随所欲为，乃可得也，故仲圭于绢素画绝少。”

　　比起吴镇要年少28岁的王蒙是“元四家”中岁数最小的一个，他是元朝大书画家赵孟的外孙，浙江湖州人，字叔明。年轻时王蒙就很聪明，善于写宫词。有一次他刚把宫词写好，随口念了几句，让一个叫俞友仁的杭州读书人给听到了，当场大加夸赞道：“此唐人佳句也！”随即以自家的妹妹许配给了王蒙。其实王蒙真正有才还不在此，可能受到外祖父赵孟的影响，他自小起就对绘画十分痴迷，“工画山水，兼善人物”。

　　王蒙的传世之作中以《青卞隐居图》《夏日山居图》、《春山读书图》最为有名，其个人绘画特点是善画江南林木丰茂的景色，湿润华滋，意境幽远；在画技方面，王蒙喜用焦墨渴笔，点缀细碎苔点，画面充实繁密，山水树木多至数十层与数十种，千岩万壑，山峦重叠。

　　由于生活在特别的年代，不像黄公望与吴镇等元代著名画家那样生卒于黑暗的元朝，看到的仅是漆黑的一片，王蒙还曾目睹了砸烂旧世界的红巾军暴力革命，目睹了大明红色江山开创的整个历程，所以原本在画意中透露出对旧世界绝望（如《太湖秋霁画图》）和对未来新世界怀着美好憧憬（如《太白山图》等，其画面繁密，富有生机，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渴望）的他在明初出仕了，“知泰安州事”（可能就相当于当个泰安市长的官职）。不仅如此，王蒙还积极地与新中央朝廷保持一致，尤其是跟当朝宰相胡惟庸走得很近，甚至还多次私谒胡府，“与会稽郭传、僧知聪观画”。可他哪知道自己无形之中却犯了两个大忌：第一，胡宰相是洪武皇帝心目中潜在的谋反首逆；第二，王蒙在大明开国之前曾出任过元朝的理问官（掌某地司法），后又投奔了张士诚，当过长史。这本来也没什么，可在新帝国最高统治者看来，他是属于“历史不清白者”。因此说，两个大忌中无论哪一个都足以将王大画家送上不归路。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案”突发，王蒙“坐事被逮，瘐死狱中”。

　　与王蒙政治上的幼稚相比，元末明初另一位名列“元四家”的大画家倪瓒则相对要显得老道多了。

　　◎走向抒情写意传统文人画最高峰的无锡“土豪”倪瓒

　　倪瓒，字元镇，又字玄瑛，号云林子、幻霞子、荆蛮民、朱阳馆主、沧浪漫士、曲全叟、海岳居士等，其中用得最多的是“云林子”和“元镇”。他生于无锡梅里诋陀村，祖父是当地“土豪”，“家雄于赀”，富甲一方。可美中不足的是倪瓒早年丧父，好在兄长与母亲对他关爱有加。因为同父异母长兄倪昭奎在元朝那里还担任过道教（有人说是全真教）地方领袖之闲职，所以说倪家在当地不仅有钱而且还很有威望，倪瓒就是在这样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的。

　　大约自倪瓒懂事起，长兄倪昭奎就请来了一个名叫王仁辅的道教“真人”，做倪家的家庭教师。道教主张“无为”，讲究的是个人修炼，这就与儒家的入世“有为”之理念相左，加上家庭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倪瓒自小就养成了清高孤傲、洁身自好和不问政治的人生态度与性格特征，一天到晚浸习于美文诗画之中，尤其“工诗，善书画”。

　　“土豪”倪家有的是钱，有钱人家就要显摆显摆，买好车让“富二代”飙一下，或让漂亮美眉在床上“晒晒”。古时候的有钱人家可没现代那些暴发户那般“贫”，他们往往会收藏一些古籍经典与琴棋书画，以此来提高家族人的文化艺术素质。倪家几代人都是隐士，对于这类的积累十分在意，到倪瓒时，家有藏书成千上万卷。没书不行，可书要是太多了，管理不善或利用不好，那也是个麻烦，为此，倪瓒将家中书画一一“手自勘定，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萦绕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居士”。有人说，倪瓒的这个书屋就叫“清秘阁”。“清秘阁”有三层楼那么高，屋内除了各类书籍经典外，还藏有历朝书法名画，如三国时钟繇的《荐季直表》，宋代米芾的《海岳庵图》、董源的《潇湘图》、李成的《茂林远岫图》和荆浩的《匡庐图》，等等。倪瓒对它们格外钟情，朝夕把玩，潜心临摹，品味其中的神韵气质。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外出游览，看到动心的自然景物随即将其描绘下来，以天地为吟诗作画的对象，师法自然；另一方面他又学习与继承中国传统的书画技法，博采众家之长。据说他曾向已经加入全真教的黄公望请教，又与年幼自己的王蒙切磋画技，时间一长，画技愈发精湛，“求缣素者踵至”。

　　倪瓒中年以前的绘画很明显承袭了董源和巨然等南方山水画派鼻祖的风格，如《水竹居图》布局较繁，笔墨柔润，景物细密，重在写景。中年时期由于长兄倪昭奎突然病故，随之嫡母邵氏和老师王仁辅相继去世，在遭受了接二连三的亲人离去之打击，加上自身家族隐逸淡泊传统基因的作用或受加入全真教的黄公望之影响，倪瓒内心愈发悲怆、荒凉和幽淡，反映在绘画上他逐渐地脱胎于董源与巨然，在作山水画时常将董源柔和笔性和关仝折带笔法相融合，创造了“折带皴”，其画法疏简，一河两岸，土坡枯树，格调幽淡天真，作品多数取材于他中晚年经常漫游的太湖地区。元亡明兴之际，原配蒋氏病逝，长子早丧，次子又不孝，倪瓒再次遭受打击，内心更加孤独、烦闷，他更多地借助手中的笔墨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说，从中年起倪瓒的绘画艺术进入了“情景相融”的巅峰时刻。在此时期，他创作了《松林亭子图》《渔庄秋霁图》、《怪石丛篁图》、《汀树遥岑图》、《江上秋色图》、《虞山林壑图》等一系列力作，其画面整体格调为萧瑟幽寂，寒林浅水，“有意无意，若淡若疏”，萧疏一片，但又简中寓繁，小中见大，“似嫩而苍”，高逸深远。有人评述，倪瓒“创造了简淡高逸的画风，将中国古代文人画推向一个新阶段，为明清董其昌、沈周、徐渭、朱耷、石涛等文人画的兴盛开启了有益法门”。

　　◎文人画坛奇才倪瓒的“三大怪”

　　以上我们讲的是元末明初绘画大师倪瓒的第一大奇异之处，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位艺术大师还有第二大奇异“怪状”——洁癖。倪瓒的洁癖旷世罕见，自古以来就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段子。

　　据说倪瓒有个朋友，姓徐，住在苏州郊区的光福，“光福之西五里有西崦，周遭皆山。中有一水，其景绝类杭之西湖，然地僻，而游者甚少。山有泉曰七宝，莹洁甘饴，素不经浚凿，纯朴未散其味，迨过于惠山、虎丘也”。但就这泓品质超越无锡惠山、苏州虎丘的泉水却一直没什么名气，只是当地人知道而已。有一天，倪瓒光顾老友徐某家，徐某想招待但也没什么好招待这位“土豪”画家朋友，于是就带了他上光福的西崦去，饱览山景美色，品味当地光福山茶。

　　两人一到山上就对饮开来，哪知对于茶道有着十分讲究的倪大画家喝到用当地的七宝泉水泡制的茶水后不停地夸赞道：“好水，好水！”徐姓朋友听后十分高兴，心想人们都说这位画家朋友生活如何如何讲究，哪知就这样的一个癖好，这还不方便么，让家人天天上七宝泉去挑水，以此来招待倪瓒。而倪瓒也乐意在徐家多住些日子，可就在这过程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徐姓朋友发现，倪瓒有个特点：每天在徐家人挑水回来时他就开始盯着水桶看，然后用前面水桶里的水来泡茶，用后面水桶里的水来洗漱，徐姓朋友于是十分好奇地问了：“画家朋友，你干吗这样？”倪瓒一脸正经地回答道：“你家距离七宝泉起码得四五里吧，从那里挑水到你家，挑水者中间不会放屁？！你想，他要是放了屁，水桶在后的就不会让屁给污染了？！所以我就用后面水桶里的水来洗漱，而只有前面水桶里的水没被污染，我才会用来泡茶。”

　　患有这般洁癖的倪瓒平日在家可更是“盥濯不离手”，据说他每天要洗头，而洗一次头就要换水十几次。好不容易洗漱完了，穿上衣服了，他又要反复拂整几十次。对于家中用具，大画家更是有着极度的清洁要求，他“性好洁，文房拾物，两童轮转拂尘，须臾弗停”。人是俗界高级动物，说到底还是有着动物的属性，那么对于动物属性部分倪瓒又将如何处理？

　　《云林遗事》记载说，倪瓒上厕所与我们平常人不一样，有着十分的讲究。他让人建了一座高的楼，楼内下面铺了一条条木格，木格中间再铺上一根根鹅毛。这样设计作什么用？一旦倪大画家上厕所，排泄出来的污物落了下去，那底下的鹅毛就会马上将其盖住。侍候在他边上的童子立即将沾有污物的鹅毛拿走，这样一来有两大好处：一是倪大画家的P股不会被污水溅着；二是没什么臭味。看来这位大画家完全可以上瑞典去领取诺贝尔物理奖了！

　　那么对于个人生理需求怎么解决呢？在倪瓒的眼里，一般的人都是俗不可耐，只有他及周围圈子里的几个，才是“高逸”、“清洁”的。不过在与女人相合的问题他恰恰就没有脱俗。

　　传说有一次倪瓒看中了一个美艳的歌妓，内心顿时充满了无限的欲火，思量一番，决定将她带回家好好地“欣赏欣赏”，享受享受。但他又怕歌妓不干净，在上床之前就叫她去洗洗。歌妓从头到脚好好地洗了一番，便来到了床头。倪瓒开始在她身上的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仔细瞧瞧，寻找有没有不干净的。看了还不算，随即他又用鼻子闻，从头到脚闻个遍，发现有异味，就叫歌妓去洗。这样一遍又一遍，歌妓洗了四五遍，倪瓒还是觉得她不干净，性趣索然，这时“东方既白，不复作巫山之梦”。

　　其实作为高级动物的凡人，我们不仅有着动物的本能，而且还有喜爱群居或言交往与认同的需求，倪瓒再孤傲说到底也脱不了这个俗。不过他与人交往是有着相当的讲究，且还与他的洁癖密切相联。有个叫赵行恕的宋朝宗室后裔，他常常听人说起倪大画家如何之“高逸”，想前来看看他到底是何等模样。倪瓒听府中下人说，亡国了的汉族皇帝家的族人来访，身为汉民族子民没理由不接待他，于是招呼童子前引客人入内，呈上“清泉白石茶”。

　　再说这个叫赵行恕的宋朝宗室后裔可能一路赶来太渴了，见了端上来的“清泉白石茶”拿起来便喝。这下可把倪大画家给惹怒了，当场他就开始嘟囔：“我以为你是王子公孙，没想到居然是这般模样。好茶是用来品的，哪能像你这样牛喝水，你真是世间一大俗物！”自此以后他再也不与赵行恕来往。

　　你嫌别人俗，但以往你到了别人那里，人家好吃好喝招待你；现在别人来看望你，也算还礼，你大画家总不能不接待吧？就前面讲过的那个苏州徐姓朋友有一天忽然想起了这个特别逗人的大画家来，专程从光福赶往无锡来看望他。倪瓒命家人安排他住下，徐姓朋友以为自己与倪瓒关系非同一般，当即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让他进入倪家那座著名的清秘阁里头去看看？倪瓒想想：朋友一场，毕竟自己当年吃喝在人家家里那么长时间，再怎么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就同意了。

　　再说那个徐姓朋友进入清秘阁后，左瞧瞧，右看看，东摸摸，西碰碰，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忽然间他感觉喉咙里有口痰堵得慌，想马上吐掉，但转而又想到：我这个朋友有洁癖，我可不能随便乱吐痰，怎么办？他灵机一动，推开了清秘阁的窗子，往外大声一吐，然后继续欣赏清秘阁内的琴棋书画与诗书典籍。没想到他的朋友倪瓒听到吐痰声立即命人楼上楼下到处在寻找那一口痰究竟吐在何处，找啊找，找了好久，就是没找着。倪瓒火了，但碍于朋友面子没有大声发作，而是自己绕着清秘阁一一仔细地打量着，最终在一颗老桐树根部找到了。他立即叫来下人，让他们扛水来洗涮树根，一遍、两遍、三遍……据说最后倪瓒认为洗得差不多了，叫人停下，可那颗桐树从此也就被洗死了。由此看来，倪瓒的洁癖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正因为有着这样奇异的性格与怪癖，倪瓒真正能交往得来的朋友相当之少，而元末明初被称为“神仙中人”的著名文化人杨维桢就是少之又少的倪瓒朋友中的一个。他们俩既孤芳自赏又惺惺相惜，杨维桢有诗《访倪元镇不遇》：“霜满船篷月满天，飘零孤苦未成眠。居山久慕陶弘景，蹈海深惭鲁仲连。万里乾坤秋似水，一窗灯火夜如年。白头未遂终焉计，犹欠苏门二顷田。”倪瓒也有诗《寄杨廉夫》：“吴松江水春，汀洲多绿瑽。弹琴吹铁笛，中有古衣巾。我欲载美酒，长歌东问津。渔舟狎鸥鸟，花下访秦人。”杨维桢将倪瓒比作古代高士鲁仲连与陶弘景，倪瓒则通过诗意将杨维桢善吹铁笛过着桃花源人般的生活巧妙地勾勒了出来，表明两者之间心灵互通。但就这样的好友后来也因各自的怪癖而闹翻了。

　　据说杨维桢十分喜好美色，且这样的喜好呈现出一种变态的情势。有一天，倪、杨两人在朋友家里喝酒，喝着喝着，杨维桢心猿意马，“思维错乱”，竟将身边陪酒歌妓的鞋子给脱了下来，放到了酒杯中，然后叫在座的客人相互传着喝酒，还美其名曰“鞋杯”。倪瓒见之顿时大怒，打翻了酒席，嘴里不停地骂道：“太龌龊，太龌龊，真不像话！”然后拂手而去。

　　尽管上述这些故事不一定真实，但倪瓒的洁癖确实自古以来就有名，这是他的第二大怪异。他的第三大怪异就是拥有独特的智慧，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反映在政治上他一向不媚权贵，我行我素。元顺帝当政之初，“海内无事”，人们都沉睡于太平梦乡之中，倪瓒却将自己的亲族都召来，当面将自家的家产尽散给人。当时大家都觉得倪家出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大傻子。更让众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大傻子搞完了家产后，不待在家里了，却驾着扁舟，戴着蓑笠，往来于太湖区域的震泽、三泖、苏州、无锡等地，与渔樵僧道为伍。而恰恰在这时，元末大动乱爆发，好多豪门富户遭受大难，唯独倪家“不罹患”。

　　张士诚在苏州建立诚王政权后，为了笼络文人，曾几次三番地派人带上黄金白银上倪瓒那里，想邀请他出来当官，但都被拒绝了。后来倪瓒干脆驾了一叶渔舟，遁迹于江湖之间，弄得人家诚王张士诚最终也就没了耐性再叫他出来当官了。可张士诚弟弟即那个草包丞相张士信却不这么考虑问题，他附庸文雅，想通过弄到大画家倪瓒的大作来装点一下自家的门面，就好比现在一些“人民公仆”那般有文化似的——通过收受一些所谓名家佳作的“雅贿”来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档次，唯恐让人怀疑他们的高学历文凭也是做了假。而当年那个张士信比起当今某些“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要笨得多，他不懂得将权力用足、用好，而是让人十分客气地将银子送给倪瓒，请他作画。哪料到不知好歹的倪大画家却当着人家张丞相使者的面发起大火来，把画画的绢撕了，将银子也给扔了回去。可人家诚王“御弟”张丞相就是不死心，一门心思要当倪大画家的“超级粉丝”，于是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开始起作用了。

　　有一天，有人向张士信报告：据探子们说，倪瓒有可能在一条湖里的渔舟上。张士信听完后立即率领兵马前去搜寻，可到了那里，一下子傻眼了，除了茫茫湖水外，还有的就是一望无际的芦苇和篙草，到哪里才能找得到倪大画家？正当大家绝望时，忽然间从前方远处飘来了一股幽香。有人赶紧跟张士信说：“倪瓒很有可能就在前方的芦苇荡里！”张士信不解地问道：“何以见得？”底下人说：“倪瓒这个人不仅仅有洁癖，而且平日里还喜欢在自己身上涂香抹粉。”听到这里，张士信立即来了精神，令人前行搜索，最终在一条渔舟中将倪瓒给搜了出来。这下，张士信既得意又气恼，大声吆喝着：“给我恨恨地打！”话音刚落，一根根军棍重重地落在倪大画家身上。张士信是个无知小人，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边上的人一看这番情势，赶紧出来劝解道：“丞相爷，其实倪瓒没什么了不得，他就是茅坑里的一块石头，又臭又硬。你打死他了，他也不会喊一声。再说就因为他不肯为丞相您画画，您就将他打死了，天下人听到了，都以为是您丞相的不对。”张士信听后觉得有道理，赶紧喊停。可这时的倪瓒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有人看了，心里实在不解，问道：“你被打得这个样子，干吗不喊一声？”倪瓒回答说：“我喊了，岂不也变俗了！”

　　后来张士诚政权被朱元璋军给攻灭了，年近古稀、“黄冠野服”的倪瓒虽说是“获得了解放”，但他也由此被编入“氓”（底层人）的行列，享受不了元朝时全真教界人士的特殊待遇。晚年倪大画家的生活很为凄苦，“往游江阴，有习里夏氏馆之，所奉大不如意，因染痢，秽不可近”。即说倪瓒生命走向终点这几年主要是在江阴给夏家当私塾先生，私塾先生的待遇不高，勉强度日。不幸的是，那时他又得了痢疾，最后不治而亡。据说死时一生洁癖又高逸的倪大画家满身都是臭味。

　　不过也有人说倪瓒不是这样死的，朱元璋在南京开创大明帝国后，为了扩大自身的统治基础，曾派人上无锡去延聘倪瓒来朝为官。但一向视世间万物为俗的大画家哪会接受，加上当时人们暗中传言：朱元璋薄恩寡义，过河拆桥，所以倪瓒当即予以一口拒绝。恼羞成怒的朱元璋本想把倪大画家抓起来砍了，可当听人说及他有洁癖软肋之后就突然改了主意，令人将他给绑起来，投放到厕所里，或言放在粪桶边上，最终倪瓒让粪坑里的臭气给活活熏死了。不过也有人说，这是谣传。倪瓒死时74岁，死后就葬在了江阴。

　　〇尴尬的元朝遗民②“节妇”可以为“新夫”办些事，但就不能碰我“贞操带”

　　与上述第一种情形有着较大相似的第二种不与新朝合作的前朝遗民，在他们的眼里，既然身不由己地当上了遗老遗少了，但自己的政治操守可不能放弃。面对极度强势的新王朝，他们感觉到了自身的微弱与渺小，于是就不与其形成正面的冲突，在适当的时候作些妥协。这类人中比较有名的有陶宗仪、杨维桢、陈基、陈遇和杨恒等，最为典型的人物数杨维桢与陈遇。

　　◎杨维桢跟朱元璋说：“一个老太婆行将就木，哪有再嫁人的道理啊？”

　　杨维桢，浙江山阴人，自小好学，父亲筑楼于铁崖山上，在里边收藏了数万卷图书，杨维桢一旦进入就不想再出来，用不了几年，他就成了饱学之士，并自号铁崖。元朝泰定四年，杨维桢参加了科举考试，中了进士，被授官名天台县尹，但实际任职为钱清场盐司令。由于生性耿直，当了10年的小官一直就没能进步些。元顺帝时，宰相脱脱当政，主修辽、金、宋三史，杨维桢自撰《正统辩》千余言，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不被当权者所用。不过总裁官欧阳元功倒是十分欣赏杨维桢的才识，向朝廷推荐了他，可又未获成功。后来杨维桢平调为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干了一阵子，被擢为江西儒学提举即主抓江西省教育之官，还没等他上任，就发生了红巾军大起义。

　　文化人碰上天下大乱除了无奈，还能做什么？当时的杨维桢先亡命富春山，可没待多久就转徙到了杭州，那里可是东南一杰张士诚的地盘。张士诚听说杨维桢来到杭州避难的消息后，就派了弟弟张士信前去造访，想叫他出来为官。杨维桢洋洋洒洒写了数千言的《五论》，对张士诚的治政等方面提出了批评。张士诚阅后很不愉快，但也没有过多地为难他。由于后来得罪了当地权贵，杨维桢只得再次迁徙，直接迁往张士诚政权的腹心地带松江即今日上海，从此松江的杨府成了东南名士的聚集地。那时不管有事没事，文化名流们总喜欢在杨维桢处相聚闲聊，天南海北，无话不说。据说杨维桢也好客，对待来客总以酒宴相待，每当喝到差不多时，他会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泼墨挥毫，奋笔横书；或戴上华阳巾，披着羽衣，坐在船屋上，吹起他的那支特殊的笛子——铁笛，一曲《梅花弄》不知醉倒了多少人；或叫上僮仆，唱起《白雪》歌，边唱边弹凤琶琴。听到美妙的歌声与琴声，杨府的宾客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蹁跹起舞，真是歌舞人生，梦幻世间，大家都将杨维桢看做神仙中人。

　　可这一切随着东吴政权的覆灭与洪武开国，冷酷的血腥现实展示在“神仙中人”面前。明朝建立后的第二年，朱元璋要儒臣们制礼作乐，编订礼乐诸书。有人提出非得要请前朝博学之士杨维桢参加进来，洪武帝觉得讲得有理，也耳闻杨维桢大名，于是就命令翰林学士詹同带上钱币，前往松江去礼请。可没想到杨维桢压根儿就没那心思，不过他说得还比较委婉：“你们这样做叫我如何是好？一个老太婆行将就木，哪有再嫁人的道理啊？”第一次礼请没成功，朱元璋不死心，第二年又派了有关官员前往松江杨府。杨维桢写了一首《老客妇谣》，叫人转呈上去，并捎话给朱元璋：“皇帝陛下是想用好小民的知识才能？但您能不能不要强迫小民做不曾想做的事情呐？否则的话，小民我只能跳入东海啦！”朱元璋明白杨维桢的话，说开来了就是他不愿意当官，但愿意来南京一起编书，于是就叫人备车上松江去，将杨维桢接来，在明皇宫大殿上召见了他。杨维桢也拎得清，在南京待了大约110天，拼命工作，很快就将礼书一类的大纲编写完成，然后提出归山的请求。看到杨维桢去意坚定，朱元璋权衡再三，最终决定仍用安车送杨维桢回去。巧合的是杨维桢回家没多久便卒，终年75岁。

　　如果仅从表象来看，朱元璋对待不肯出山为官的杨维桢似乎是网开一面，或者说洪武帝对于不为所用者还是比较尊重的。真是这样吗？非也，朱元璋不杀杨维桢可能主要出于两个考虑：第一，自己在南京开创大明仅仅两三年，北方蒙古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安定团结”为第一要务；第二，杨维桢是个名声地位都要盖过浙东文坛领袖宋濂与刘基等人的一代名流，杀了这样的文化界精神领袖，又是一个即将入土的老头，不划算。元末明初，杨维桢在文化界的地位看来还是很高的，当朱元璋最终同意他回家时，可以堪称大明第一号文臣宋濂居然赠诗欢送他：“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宋濂的谨慎在洪武朝时是出了名的，一个在前朝当过一定官职如今却不肯在新朝任职的老者居然让一向谨慎的宋学士动情作诗欢送，由此可见其在当时文人中的地位之高了。更有史料为证，杨维桢的诗歌自成一体，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羽、锡山倪瓒、昆山顾瑛为诗文友，碧桃叟释臻、知归叟释现、清容叟释信为方外友……”。如此看来，杨维桢确实不能轻易杀掉，更何况杨维桢也不是那么生硬死板，他曾给朱皇帝面子，到南京来了，也做了该做的事了，就是最终不愿像老太婆再嫁人——丢丑。无论从情理还是操守角度，都讲得合情合理，所以朱元璋最后也就没有再为难他了。

　　◎“官二代”陶宗仪能引领娃娃们诵读《大诰》，但至死不愿入仕

　　与杨维桢声望十分接近的元末明初还有一位文坛名流，他叫陶宗仪。陶宗仪，浙江黄岩人，出身于世代业儒的家庭，从小好学，诗文书法无所不精，其作《南村辍耕录》为元末明初有名的笔记文集，一直流传至今。陶家上几代似乎都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只是到了陶宗仪的父亲陶煜时，才当上了元朝福建、江西行枢密院都事，即相当于省军区秘书长之职。父亲在地方很有地位，“官二代”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但陶宗仪却无心于宦海，几次被人推荐出仕，都让他给谢绝了。元末天下大乱，割据江南的张士诚因为仰慕陶宗仪的大名而派人前来延聘，但他就是不肯出山。朱元璋开创大明初年，曾多次下令征召，陶宗仪就以身体不适等为由加以婉拒。洪武末年，可能出于更多的考虑，陶宗仪曾率地方县学学生来南京参加礼部考试，读《大诰》，接受洪武皇帝的赐钞，最后终老于家中。

　　陈基，浙江临海人，性格耿直，元末出任经筵检讨，曾为人起草上疏谏章，力陈元顺帝朝政之失，由此而惹祸。为了躲避元顺帝治罪，陈基找了个机会逃回了南方家中。后奉母入吴，参太尉张士诚军事。张士诚称王时，众人纷纷称赞，唯独陈基反对，惹得张士诚火冒三丈，要杀他，因众人劝阻才未酿成悲剧。张士诚政权垮台后，陈基被召入明廷，参与编撰《元史》，书成后要求归老家乡。皇帝朱元璋出奇爽快地答应了，并赐予他好多的钱币，送他回乡。

　　◎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朱元璋随身高参陈遇

　　陈遇，字中行，金陵人，祖籍为山东曹县，高祖陈义甫在南宋王朝那里当翰林学士，陈家由此迁徙到南京。陈遇天资过人，笃学博览，精通象数之学。元末时他曾出任过温州教授，目睹了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乱象，没干多久就辞官归隐治学，将学问搞得很不错，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人们尊称他为“静诚先生”。

　　朱元璋派遣大军攻下镇江后，听人说起元江南行台侍御史秦从龙才器老成，很有本领，就把他请了出来，“事无大小悉与之谋。尝以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秦从龙看到新主子求贤若渴，爱惜人才，就向他推荐了金陵才子陈遇。朱元璋高兴透顶，马上予以召见，“礼之甚，称先生而不名。日侍帏幄，坐久必赐宴，命厩马送归。车驾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摅悃，所献替悉保国安民至计。”

　　朱元璋称吴王后，曾想让高参陈遇担任供奉司丞官，哪知人家就是不要。不要，是不是意味着陈高参嫌官小、职位不好？知识分子就那个德性，凡事表达得很含蓄。朱元璋是个细致之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转眼就到了大明开国，朱重八彻彻底底地改行并“升级换代”，当起了皇帝，他想起了为自己出谋划策但什么都不要的陈高参，于是让人将他给找来，当庭任命他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虽说只有正五品，与知府官品秩相等，但它是皇帝身边近侍文官，又位居翰林院诸学士官之首，拥有无限的荣耀与发展前途，一般人想要都要不着！可谁知皇帝金口刚开，陈高参又说不要。朱元璋心想：人们常说高人就是高人，哪像普通人那样浅薄，一任命就答应了。于是他二次、三次地找陈遇谈这事，想让他出任翰林学士官。可陈遇说啥也不干，弄得人家朱皇帝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想到了一招，专门赐一顶轿子给陈遇，让他乘坐，并配给10个卫士随其出入，以示荣宠。

　　洪武三年，陈遇受命前往浙江廉察民隐，因回朝奏报称旨而受赏，但当要被授予中书左丞（可能相当于副丞相或丞相助理）之官时，他说什么也不干。洪武四年，朱元璋决定发动对西南地区的统一战争，为了能在舆论宣传上赢得更多的优势，他令人将陈遇召到华盖殿，当即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只见陈遇操笔成章，立就《平西诏》，这下可把朱皇帝高兴得嘴像敲开的木鱼似的，随后他就任命陈遇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可出人意料的是，这么高的官衔都未能打动陈遇，弄得人家朱皇帝最后只好作罢。后来西域进贡了一批良马，陈遇援引汉代之先例向上进谏。洪武帝知道后大为感动，认为陈遇进谏得好，理应以高官作为赏赐，于是当场就任命他为太常少卿，可陈遇还是不干。朱皇帝只好再做他的思想工作，但劝了不知多少次就是不起作用，最后实在没辙了，他忽然又想到：会不会陈遇还嫌官小？于是下令让他担任礼部尚书。礼部尚书为正二品，正二品是当时文臣当中的最高品秩了。可陈遇听后还是不接受，弄得朱皇帝几乎手足无措，沉默了好久好久，终于不了了之。但就内心而言，朱皇帝就是不相信，天下竟会有人不愿意当大官？不愿意家族荣华富贵？

　　有一天，利用处理公务之暇朱元璋跟陈遇聊天，从国事聊到了家事，随后他颇为关心地问道：“陈先生一直不愿为官，我能体谅先生的苦衷！这样吧，我就给先生的三个公子任命一些官职？”哪知皇帝话音刚落，陈遇立马叩首力辞：“犬子们尚小，三个皆未成年，还在进学呐，至于他们当官的事情，等以后再说吧！”朱元璋听后无语良久，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让陈遇及其儿子出来为官的想法了。

　　而陈遇呢，虽然自己不当大明朝的官，但你朱皇帝有什么事要办的，有什么疑难问题要问的，他总是竭尽全力予以做好和解答好。朱元璋定鼎之初曾问：“保国安民至善之计为何？”陈遇回答：“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

　　不仅不求回报，尽心尽力，献计献策，而且陈遇还时刻关心大明朝的事。每当朝中大臣因有一些小过失而遭受苛全责备的朱元璋重罚时，陈遇总会出来劝解、解释，竭力予以保全。他的“计画多秘不传，而宠礼之隆，勋戚大臣无与比者”。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一直不肯当大明朝的官，但朱元璋却并不为难他，最终还是让他成为了高逸之士。洪武十七年，陈遇病逝，葬于南京钟山。

　　对此，明人将他比作汉代的著名谋臣高逸之士张良：“陶弘景称张良古贤无比，盖自况也。然梁武功业，视汉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韩公（即李善长）、刘诚意（刘基），勋庸茂矣，而不免于祸。独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济苍生，而史不得泄其谋，岂直一时之冯翼哉，谓今之子房可也。”

　　◎元末明初浙江诸暨出了个陶渊明式的隐逸高士杨恒

　　差不多与陈遇同时，浙江诸暨也出了个隐逸高士，他叫杨恒。杨恒小时候就很聪明，但家里太穷了，没法供应他读书。刚好外族有个姓方的义士在当地办起了义塾，招徕四方学士住馆传经讲学，杨恒这才有机会接受正统的教育，并很快地掌握了儒学精神要旨。他写起诗文来刚劲凝练，行为举止很有分寸，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

　　诸暨距离浦江不远，浦江有个九世同堂的大家族——郑氏家族，郑氏十分注重传统教育，听说了严格恪守儒家道德说教的杨恒之美名后，派人上诸暨，延聘他为师。杨恒就此在浦江郑氏家族教了10余年的私塾。后来他退居附近的白鹿山，戴着棕冠，披着羊裘，带上儒家经籍，耕读于烟雨笼罩的山野之间。累了，他拿起随身携带的箫或笛子吹一阵，自娱自乐，过着“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快活日子，由此，他自号“白鹿生”。

　　元末天下大乱时，“白鹿生”杨恒不为时势所扰，继续过着他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白鹿生”高士名声越来越大。朱元璋军攻下浙东后，栾凤被任命为当地的知州。那时的浙东饱受战火蹂躏，百废待举。朱元璋尽管自身没什么文化，但他对学校教育还是相当重视，临离开浙东时，嘱咐手下人一定要抓好浙东地区的学校教育。栾凤是当地的知州，自然不敢不按照自己上司的要求去做。当听人说起当地有个品行高尚、学问精深的“白鹿生”时，他马上派人上门礼聘杨恒为州学老师。可没想到的是，杨恒说啥也不干。栾凤不能将他硬逼来，只好叫州学里的学生上白鹿山去，向他当面请教。有时州里有什么政务事情拿不准主意的，栾凤也让人带上书信，向“白鹿生”咨询。就这样，过了几年，“白鹿生”的名声越来越大，但他就是不肯出山。

　　后来有个叫唐铎的官员出任绍兴知府，绍兴在诸暨的北面，唐知府上任后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知名度与向心力，想延聘杨恒出来当他绍兴知府的佐官。可当他刚刚开口提及此事时，就让杨恒给婉言谢绝了。大明开国之际，国子监发展速度很快，监学里的老师有着相当的空缺，当时翰林学士宋濂就想起了自己的浙江老乡“白鹿生”杨恒，正打算向皇帝朱元璋作推荐，忽然听人说及这个“白鹿生”是个避世的高士，说什么也不会出来当官的，于是只好作罢。

　　但“白鹿生”杨恒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对于同道的，他言无不尽，且往往“出肺肝相示”；而对于干犯纲常名教义理的，他会严厉斥责和大加挞伐。虽然自己家里很穷，但一旦遇到别人有困难，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仅有的资财拿出来救济别人，“乡人奉为楷法焉”。

　　〇尴尬的元朝遗民③“剩女”情结：好不容易找到个“好老公”，没想到……

　　同上述两种情形相反的第三种前朝遗民，他们对新王朝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合作，绝大部分人还在那里担任一定的官职，比较有名的有苏州十才子：高启、王行、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和浙东“四先生”：宋濂、刘基、章溢、叶琛以及胡翰、苏伯衡、危素、张以宁、徐一夔、袁凯、孙、王蒙、张昶，等等。

　　◎元末明初知识分子：本以为咸鱼翻身了，结果把自己的小命给弄丢了

　　元亡明兴，久受异族统治和极度受压制的文人士大夫们顿时有了一种咸鱼翻身的幻觉，当朱元璋“诚邀”大家前来“参政议政”时，绝大多数的文人士大夫们都没能抵挡住日夜憧憬的美好未来之诱惑，纷纷加入到了大明帝国的“公务员”或“准公务员”行列中去。相比于一些年老的官宦士人，中青代文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建设新帝国的热情。可他们的最终结局却几乎都不佳。

　　高启，字季迪，因曾避难隐居于吴淞青丘，故又号青丘子，苏州长洲人，“博学工诗”，其诗清新超拔，雄健豪迈，尤擅长七言歌行，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誉他：“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明初，吴下多诗人，（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

　　高启年少时常住在外公家，其地在吴淞江边的青丘。那里是元末张士诚割据势力的范围，高启可能不大看得起张士诚，所以也就没有入仕东吴政权。洪武二年二月，他和谢徽、胡瀚、宋禧、陈基、赵埙、曾鲁、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锜、傅著等山林遗逸之士被人举荐，出任大明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在南京天界寺编撰《元史》。书成后他被调任为教官，专门教授诸王。洪武三年秋，朱元璋忽然想起人们经常提到的苏州“十才子”之首：高启与谢徽，随即令人将他俩召到明皇宫的阙楼上，当面问了几个问题，觉得挺合胃口的，于是马上就口头任命高启为大明户部右侍郎，谢徽为吏部郎中。没想到皇帝刚说完，高启“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力辞，理由是自己是个普通文人，除了写诗、教书，其他什么本领都没有，对于出任户部副职领导所应有的财政经济知识一窍不通，加上年轻没什么经验，所以不敢接受皇帝委之大任！谢徽也随着说了相似的话。皇帝朱元璋听后觉得这两个小年轻讲得蛮有道理的，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了。最后他问：“你们俩接下来有什么打算？”高、谢两人齐声回答：“想回苏州去！”洪武帝当时心情好，立即同意将其放回，且还送了一些银子给他们。

　　◎苏州“十才子”之首高启写诗却被人告发为影射洪武皇帝嫖娼，惨遭腰斩八段高启回乡后仍住青丘故居，以教书为生，过了一段清平又安逸的生活。后来苏州换知府了，来了个著名的循吏魏观。魏观上任后力改前任知府陈宁的严刑酷法，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根本，兴办学校，延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诚，整顿礼仪，注重德化礼教，在老百姓中推行乡饮酒礼。据说没多久苏州便政化大行。高启与魏观老早就相识相交，现在居然老朋友来苏州当知府，岂不是上苍赐予他俩更多的你来我往之机会！而就在这过程中，从南京传来了小道消息：堂堂大明天子在后宫拥有数百号的绝色佳人尚不解渴，竟然还偷偷地跑到南京的花街柳巷，寻找妓女作乐。大诗人高启百思不得其解，在《题宫女图》时赋诗一首：“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没想到这种诗人随性而作的诗文却长了翅膀似地飞到了老朱皇帝的耳朵里。老朱皇帝虽说没什么文化，但高大诗人这诗的意境所要讽刺的不正是自己不可告人的隐私癖好吗？该死的，立即将他逮来，剁了？不，要是这样的话，岂不将本皇帝不雅的一面告诉了世人！领袖就是领袖，他能忍，心底暗忖：小样的，我就不信找不到治你的机会！

　　洪武六年，高启好友苏州知府魏观发现府治所在地地势低洼，动不动就一片汪洋。为了根治这个顽疾，最终他决定将府治衙门搬到张士诚时代的旧宫那儿。房子快造好时，作为好友的高启前去祝贺，撰写《郡治上梁文》，其中有句“龙盘虎踞”。朱元璋认为高启居心叵测，随即将其逮到南京腰斩，截为八段，时年三十有九。好友魏观也被御史张度污为“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而遭斫杀。

　　坐知府魏观事，与高启一起被杀的还有个叫王彝，他可也是个名士。王彝，字常宗，王家祖籍四川，因王父在元朝时出任昆山县学教授而迁徙到了嘉定，成了半个上海人。其实王彝出身并不好，父亲当个教官没挣到什么钱就撒手尘寰了，留下个无依无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