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3——明基奠立

第九节 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特务统治无处没有

　　说起锦衣卫特务统治，我们中国人可能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尤其电影《锦衣卫》上映以后，朱元璋开创的秘密警察制度顿时为当代国人所熟悉，那跌宕起伏的离奇情节、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和飞檐走壁的锦衣卫校尉迅速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议的焦点。好奇的人们不禁要追问：锦衣卫到底是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秘密使命与绝活？明朝开国前后，朱元璋已经建立了稳定的皇家安保体系，干吗还要架屋叠床地建起锦衣卫秘密警察制度？或者说，朱元璋为什么会想到这么“奇特”的绝招？

　　朱元璋为什么会想到要建立锦衣卫特务机构？第一，朱元璋出身贫贱，当过和尚、要过饭，濒临过生死之边缘，其生命微不足道到了草芥都不如。如此经历造成了他极度的自卑心理，同时又使得他对官员和士大夫甚至一般社会阶层的相对优越的社会地位充满了无比的仰慕，进而形成了暴虐、恶搞的强烈意念，以求得内心的平衡。这种心理潜意识在他当上皇帝掌握国家大权后就有了“表述”的条件和机会了。

　　第二，青少年时代的悲惨生活给朱元璋的人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且极度的贫困、极度的卑微和亲友的缺乏，使得他在成年以后尤其是其个人威望与权力的日益提高后而变得极度的自尊，极度自尊背后往往是极度脆弱、极度敏感，其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别人的狐疑：“别看那一个个在我面前装得像孙子一般，谁知道他们背后怎么骂我？”于是他就派出特务去暗中查个究竟。

　　第三，战争的残酷和战争中敌对方的瞬息变局，也使得朱元璋变得异常的敏感，任何一点对自己的不恭或漠视都有可能隐含着重大的杀机或潜在的危险。这样的思维惯性一直延续到朱元璋的人生暮年。

　　自家亲侄儿朱文正因为恶搞江西姑娘而被责罚了，居然心怀不满，闹出了谋反这等忤逆恶事来，对于本来就疑神疑鬼的朱元璋来说打击太大了。朱皇帝的亲人大多都在瘟疫中死了，朱文正是仅有几个亲人当中的一个，竟然他也要谋反，能信谁呢？侄儿朱文正“拎不清”，外甥李文忠呢？曾经也是朱元璋的“义子”，想当年朱文正出事后，舅舅朱元璋最为依赖、托付的也就是他了，可他鬼使神差地与一些耍耍嘴皮子的儒士搞在一起，带了妓女回家乐乐……最可气的是这个曾经的“义子”现在恢复为外甥身份的李文忠也老跟舅舅洪武皇帝“过不去”，动不动就出来提意见——进谏，弄得当今大明第一圣人朱皇帝很没面子，据说他在背后还有不轨……

　　本家人都靠不牢，不听话，更何况外姓的战友邵荣、谢再兴等，他们个个在表面上“太平无事”，可一转P股就要准备“起事”，太可怕了！为防患于未然，必须先侦察侦察这些勋臣武将和其他大臣们，所以在大明开国前，朱元璋就建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的前身“拱卫司”。这是明代最早的特务机构，拱卫司的“特务们”主要是侦察臣僚的私下言行。

　　赫赫有名的锦衣卫特务前辈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归宿”锦衣卫的前身拱卫司是什么时候建立的？自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问世后，一般人们都沿用了吴元年的说法，其实拱卫司在1364年即朱元璋开国前四年就已经建立。明代官史《明太祖实录》记载说：“甲辰（1364）十一月乙卯，置拱卫司，以统领校尉，属大都督府，秩正七品。”只不过当时的“拱卫司”名义隶属于大都督府，没有独立，且品级也不怎么高，但他们行动上直接受命于朱元璋。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下去，朱元璋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特务统治的？明初副部级领导刘辰记载说：“太祖于国初立君子、舍人二卫为心腹，选文官子侄居君子卫，武官子侄居舍人卫；以宣使李谦、安子中领之，昼则侍从，夜则直宿，更番不违。”这里的国初就不一定指的是明朝开国那时，而是应该包括更早时候了。君子、舍人既然为朱元璋的心腹，那办一些绝对机密的事情成了他们义不容辞之责了。

　　1358年，朱元璋军队攻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可能是由于军事上的考虑，在婺州被攻下的头几个晚上，朱元璋很不放心地外出“溜达溜达”。有个人呼小先锋的近侍卫士张焕贴身“伴驾”，两人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忽然被巡逻的军士给逮着了：“干吗的？”张焕反应灵活：“是我军主帅大人！”巡逻的才不吃这一套，因为朱元璋治军很严，哪个人玩忽职守就得受到严重的责罚，所以这个巡逻的也不含糊：“我才不管什么大人不大人的，只知道凡是犯了夜禁的就得逮起来！”朱元璋一看今天碰到人了，就与张焕一同解释，解释了半天才算解释清楚。事后他不仅没责怪那个巡逻的，反而还赏赐他米2石。

　　这事过去没多久，有个近侍跟朱元璋反映：“有个叫张良才的乐人（可能相当于民间的文艺工作者），过去曾给主公您说过书，他的评书说得不赖。可哪知这等人就是下贱，现在居然经常给人写那‘省委教坊司’帖子，贴在门柱上。”朱元璋一听就来火了，给我朱圣人说书，那是看得起你，你怎么堕落到了街头算命先生一般地步？想到这里，他愤愤地说道：“贱人小辈，不宜宠用。”说完，就与小先锋张焕耳语一番。张焕接命后火速来到张良才那里，不由分说，将张说书给绑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几个人抬着，把他扔到了河里去。与他一起从事文艺工作的，随即都被发配为穿甲匠（大概是朱元璋军队中制造盔甲的工匠），每月每人领取五斗米作劳动报酬。

　　小先锋卫士张焕还曾被朱元璋派作特使，经常到军事前线去传达命令和刺察军事。吴元年（1367）十月，有人密报：前方有个摩尼教徒。朱元璋马上派上小先锋张焕传令徐达，把那摩尼教徒捉来。洪武元年八月，徐达北伐军攻占元大都，“封故宫殿门，令指挥张焕以兵千人守之”。

　　早期还有一个精干的特务，也是朱元璋的帐下卫士，他叫何必聚。1359年，为了攻取江西袁州，朱元璋曾派他去侦察。没想到这个叫何必聚的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朱元璋很惊讶，单独召见他，问了：“你到了袁州？”何必聚说：“到了！”朱元璋又问：“你去了袁州，留下什么记号作为凭证？”何必聚回答：“我到了那里侦察到当地的守将欧平章年老昏花，不堪一击。至于我留下的凭证，有呀，在欧平章府前大门口有一对石狮子，我将它们的尾巴尖给弄断了。”后来朱元璋军队攻下了袁州，一看欧平章府前那对石狮子果然给断了尾巴。

　　由此可见明代锦衣卫的老鼻祖们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不过，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秘密使者”的名分最初好像“漂泊不定”，用得较多的可能就如前面所述的帐下卫士，大约到了1361年时才有了后世闻名的专业特务的名称“检校”。这些检校的主要职责是“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

　　明初特务中比较有名的检校有文官高见贤、夏煜、杨宪、凌说和武将丁光眼、斳谦和毛骧等，他们专门告发人家阴事。兵马指挥丁光眼在街头巡逻时经常寻事，凡是发现没有路引的，统统抓起来充军，所以当时人们听到丁光眼这个名字没有不害怕的。高见贤通过暗查后发现：在京的那些犯了赃罪的官吏虽然已被判刑，但他们的内心还是充满着极大的怨望，于是向洪武皇帝建议：“如果这些人不从京城弄出去，会冒出什么事来，谁也说不清，倒不如将他们与在外省犯下赃罪的官吏一起发落到江北和州、无为等地去劳改。那里荒地很多，每人拨20亩开垦。这样不仅官府可以收取田租税粮，而且还能让这些人做些苦差，改造改造，一举两得。”朱元璋一听这主意不错，马上任命参军郭景祥主管此事。

　　朱元璋治国理政有“硬道理”，即要求臣僚们对他绝对的忠心耿耿，决不允许有丝毫的隐瞒或不满、不忠。那怎么才能知道臣下真实的那一面？朱元璋派出的那些特务“以伺察搏击为事”，即要求特务们侦察臣僚们私下的一言一行。用朱元璋的话来说：“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说白了，运用农村里所常用的看家护院的“恶犬”来警惕、刺探臣僚们的一举一动。朱元璋也不愧为老农民的儿子，他对农民生活理论如此熟稔，信手拈来用于治国政治之中，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尤其是当朱元璋在逐渐登上大明帝国的权力之巅时，他对属下的极度猜忌和异常敏感又被无限制地张扬，终于转化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极端专制主义国策——实行特务统治，并在以后大明王朝内不断地强化。

　　大将胡大海在外作战，不用说他会受人监视。可谁也没想到，他的老婆住在南京城里却也没少受人“关注”。据说有个女僧人引诱华高和胡大海妻子敬奉藏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将二家妇及僧投于河”。

　　北平被大明军攻占后的第三年（1370），被派往北平的特务们侦察到了好多当地的隐情。朱元璋接报后马上给徐达发去了手令：“如今北平都卫里及承宣布政司里快行，多是彼土人民为之。又北平城里有个黑和尚，出入各官门下如常，与各官说些笑话，好生不防他。又一名和尚系江西人，秀才出身，前元应举不中，就做了和尚，见在城中与各官说话。又火者一名姓崔，系总兵官庄人。本人随别下泼皮高丽黑哄陇，问又有隐下的高丽，不知数。遣文书到时，可将遣人都教来，及那北平、永平、密云、蓟州、遵化、真定等处乡市旧有僧尼，尽数起来，都卫快行、承宣布政司快行，尽数发来。一名太医，江西人，前元提举，即目在各官处用事。又指挥孙苍处有两个回回，金有让孚家奴也，教发来。”

　　南京与北京相差2 000多里，在那个信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呆在明皇宫里的朱元璋对远方北京城里的一些细微事情、社会边缘的可疑人物居然了如指掌。这实在让人想起来就要不寒而栗。

　　远方的情报掌握得如此精确，那眼鼻子底下呢？就更不用说了。只要你们那里哪个官员、哪个衙门有一点的闪失，就立马有你好看的了。京城南京各部皂隶（可能相当于打杂的临时工）原本都戴有漆巾，各衙门原本都有门额。但据说有一天礼部当值的一个皂隶犯困睡午觉，被朱皇帝派遣的暗查者给逮着了。暗查者可有人性了，没去打扰午休睡懒觉的皂隶，而是将他头上的漆巾给取走，再交给皇帝朱元璋。兵部有一个晚上没安排人值夜，不料也被巡逻暗查者逮个正着，巡逻者当即取走了兵部的门额。兵部有个小吏随后发现情况不对，赶紧去追，没追着。再说朱皇帝接报后迅速追查兵部当日的值班官与吏，并将他们都给杀了。从此以后，大明礼部没了漆巾，兵部没了门额，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衙门的“脸面”也没了，但谁也不敢去向高皇帝朱元璋要回呀，由此这就成了大明的典故。

　　像这样的秘密特务——当时称“检校”实在厉害，也实在风光，什么样的大人物，他们都敢检举，当然除了皇帝朱元璋以外。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等曾联合向洪武皇帝进谏，说：“大明开国六公之首的韩国公李善长无相才。”当时对李善长还没有深恶痛绝的朱元璋听后当场回答：“李善长虽无相才，但他与我是同乡，我刚起兵时，他就来投奔我，后来历尽艰辛，不容易啊！现在我成一国之主，他出任宰相，功臣勋旧也得要用起来，你们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也正因为这些特务们对什么人都要侦察，什么事都要说，由此他们得罪的人也特多。有句哲言说得好：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有危险。早期为朱元璋看家护院的这几条叫得很凶的猎狗最终结局似乎都不佳。据说杨宪因指使刘炳弹劾汪广洋，被李善长上书指控为“排陷大臣，放肆为奸”，最终让火眼金睛的朱皇帝给看出来了，随即被处死。高见贤先是被杨宪举劾，说他曾接受句容王主簿送的豹皮等赃物。朱皇帝知道后顿时勃然大怒，下令将高见贤发配到和州去种田劳改。颇有戏剧性的是，先前高见贤为朱皇帝出的整人金点子——劳改犯罪官员，如今整到了自己的头上。当秘密警察标兵高见贤被发配到和州时，那些先前被发配来的犯罪官员一窝蜂地围了上来，不停地嘲笑着：“当年的秘密警察标兵，没想到吧，请君入瓮，今天开始你也可以尝尝金点子产生的好果子了，这叫什么？报应啊！”后高见贤被处死。夏煜、凌说等也因犯法先后被杀。先前连朱元璋最亲信的元勋李善长等都害怕的丁光眼因“害民事发，胡惟庸问招明白，太祖命诛之”。

　　武官特务毛骧是朱元璋早期幕僚毛祺的儿子，从舍人起家，逐渐取得了主子的信任，成了心腹，曾与耿忠等前往江浙地区去察访吏治与民间疾苦，似乎一时很合朱元璋的口味，很快就升到了都督佥事，掌管后来的锦衣卫，但终因胡惟庸党案的牵连而被杀。耿忠虽然也曾一路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山西大同卫指挥使，但最终也因案发（据说是贪污案）而被处死。

　　除了文武官员充当检校特务外，朱元璋还委派自己早年的同行和尚充当“秘密使者”。南京灵谷寺僧吴印、瓦官寺僧华克勤就是这些和尚特务中的“佼佼者”，很得和尚皇帝朱元璋的喜爱。华克勤还俗做官一直做到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省长），吴印还俗做官一直做到山东布政使（相当于山东省省长）。这几个特务的命运似乎要比前面提到的那几位同行要好，他们不仅官做大了，而且最终还得善终，在那个血色洪武年代还真不容易啊！

　　锦衣卫的组建与人事机构组织——明初特务机构内的秘密秘密特务检校虽说厉害得不得了，但在明朝开国前后他们的行政编制上还隶属于正七品的拱卫司领导，而拱卫司又隶属于都督府领导。从那时的史料来看，检校还有个同义或相似的名字叫校尉。大致在明初拱卫司改为拱卫指挥使司，秩正三品，后又改为都尉司。洪武三年六月朱元璋设立亲军都尉府，直接领导检校、校尉特务，“管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下设仪鸾司。

　　洪武十二年四月，鉴于仪鸾司人数少，朱元璋派了仪鸾司典仗陈忠上浙江杭州诸府，招聘民间良家子弟为校尉，优惠政策为“免其徭役”。这次一共招到1 347人，充当仪鸾司下属的特务。

　　从“惜墨如金”的《明太祖实录》记载来看，那时的仪鸾司还隶属于拱卫司，以此推论，下属的仪鸾司人数已经扩大到了1 300多号人，估计当时它的上级机关——拱卫司人数也不会少于1 300人。两者相加，当时肩负秘密使命的特务最少要有3 000来号，且这些事情恰恰又发生在洪武十二年，也就是所谓的“胡惟庸谋反案”案发前半年，这说明朱元璋已经做好了别人谋反的应对准备。难怪后来有人出来一告发，胡惟庸案不是铁案也成了“铁案”。

　　更有意思的是，胡党案不查则已，一查就发现：残存的和隐蔽的胡党分子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对付具有谋反企图的胡党分子和一切隐藏着的阶级敌人，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四月干脆就将原来的仪鸾司等作个大整顿，正式改名为锦衣卫，“秩从三品，其属有御椅、扇手、擎盖、旛幢、斧钺、銮舆、驯马七司，秩皆正六品”。洪武十七年三月“改锦衣卫指挥使司为正三品”。洪武十八年五月朱元璋又征召“天下府、州、县佥民丁充力士者万四千二百余人至京。命增置锦衣卫中左、中右、中前、中后、中中、后后六千户所，分领之，余以隶旗手卫”。

　　如果我们将这次洪武十八年大征召的14 200多人，加上前面提到的征召3 000多名，总计起来算，到洪武十九年为止，朱元璋直接掌控的锦衣卫特务不会少于20 000名。由此看来，真可谓蔚为壮观。

　　这么多人怎么组织、领导？或言之，锦衣卫的内部组织机构到底是怎么个模样？

　　明代锦衣卫属于皇帝直接领导的秘密特务机构，一般人对其情况都不太清楚。从现存的明代史料来看，其大致状况如下：

　　锦衣卫的大头目叫指挥使（1人，正三品），下面设有同知（2人，从三品）、佥事（3人，正四品）、镇抚（2人，从四品）、十四所千户（14人，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百户（正六品）。这些都是锦衣卫的高级官员，所统有将军、力士、校尉，掌侍卫、缉捕和刑狱等事；在下面也有中层“干部”直到底下的喽啰。这些人晚上不睡觉，到处闲逛和转悠，跟踪和窃听他们想要了解的人物及其他的交际圈子和生活圈子，有时还会占个便宜、捞点外快。这些特务来源很复杂，但大多数“政治面貌”必须是家庭清白、社会关系不复杂，本人没有犯罪的前科。这些人互相不认识，只受皇帝调遣。朱元璋处心积虑地废除丞相制，得心应手地处置胡惟庸、李善长，手起刀落杀了蓝玉……大明帝国的每一个大案要案都有锦衣卫的特殊功劳。

　　锦衣卫下设主要机构有：经历司，主要掌管公文往来与案宗；镇抚司，掌管本卫刑名，兼带管理军匠，这就是我们民间通常所称的“诏狱”，也称“锦衣卫狱”。“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历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乃天子自将之名。至汉有侍卫司狱，凡大事皆决焉。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

　　无孔不入的锦衣卫与大明步入“特务帝国”的轨道从设立拱卫司到亲军都尉府，再到锦衣卫的正式开府，朱元璋花了近2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大明特务政治制度的构建。而这些特务们也“确实不赖”，他们不负皇恩，在旭日东升似的大明帝国内，“侦破”了一件又一件的大案要案，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地狱惨剧。

　　锦衣卫特务权力特别大，想抓谁就抓谁。他们为皇帝到处打探消息，平时穿着打扮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到商人阶层里他们会穿上商人的服装，到农民那里他们也会装成农民的样子。他们的武艺与功夫（指后来的武官）也十分了得，可能比李小龙还要厉害，好多人还会飞檐走壁，爬到你家的屋子上看你在家干什么。他们还会说黑话，打入黑社会、宗教团体，侦查人们是否有不臣之心和谋逆之心。他们还会深入部队，看看部队的军官与士兵在干什么，想什么。总之，他们是皇帝无孔不入的最主要耳目与鹰犬。换个角度来讲，即使是没有半点违法犯罪嫌疑的大臣，只要皇帝朱元璋有一天“惦念”起了，那么他的一举一动就立即处于锦衣卫特务的聚焦范围。从中也可以看出明代君主专制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〇国子监祭酒宋讷为什么在家里发火？

　　明初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第一大学的校长）宋讷本是朱元璋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他忠实地执行朱元璋的军事化或者说是“法西斯式”的治校宗旨，对国子监的监生实行政治高压和奴化驯服。但即使是这么一个忠实的“文教战线”上政治可靠的中央高层领导，朱元璋对他也不怎么放心。

　　有一天有个学生给宋讷敬茶，一不小心绊了一下，把茶具给摔坏了。当时宋讷看在眼里，心里十分恼怒。按理说，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可宋讷做梦都没想到，第二天上朝时，皇帝朱元璋突然间问他：“昨晚为什么发火？”宋讷一听皇帝这样的问话，心里真是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心想：“我在家里发火，他怎么知道的？”但宋讷更清楚，跟洪武皇帝只能是顺而不能逆，于是他就将自己发火的原因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朱元璋听了很是满意。这时，宋讷逮住了机会，好奇地反问：“陛下，您怎么知道昨天夜里我在家里发火呢？”朱元璋拿出一幅画有宋讷发火的画像出来给他看。宋讷看看还真像自己，冷不丁地暗暗倒抽了一口冷气。

　　〇洪武皇帝居然有顺风耳：“钱宰，我并没有‘嫌’你迟啊！”

　　朱元璋的这些锦衣卫不仅偷窥与偷画能力强，而且他们的偷听能力也十分了得。有个叫钱宰的文人，比较有学问，朱元璋听说后就派他编订《孟子节文》——作为明朝科举与教育的“钦定样本”，用今天话来说，找些文人编写古代圣贤的“语录”。而这个钱宰实际“职务”可能相当于政府政策办公室的“研究员”，但按中国古代规制，他是属于朝官，天天要到明皇宫的朝堂上“上班报到”——朝见天子，这就是“早朝”。朱元璋是个“不要睡的人”，早朝往往在天不亮的时候就要开始，大臣们得后半夜就起来准备，早点到午门外恭候。可作为文人的钱宰或许是只“夜猫子”，夜里读书什么的，弄得很晚，没睡多少时间，就要起来去早朝，心里很不乐意。但洪武皇帝无孔不入的特务统治他不是没听到过，所以也就不敢口语不满或发牢骚了，只是情不自禁地做起打油诗来。早朝结束后他“由衷而发”：“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在文华殿宴毕时，朱元璋突然问起了钱宰：“听说你昨天做了首好诗，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可并没有‘嫌’你迟啊，为什么不把那个‘嫌’字改为‘忧’字呀？”钱宰一听到皇帝这样发问，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打油诗，居然全被皇帝的耳目听到了，麻烦大了，赶紧趴在地上拼命地磕头谢罪。朱元璋这回可没多大在意，派人送钱宰回老家去，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〇太子的老师、出了名的老实人宋濂究竟请了哪些客？

　　宋濂是东南名儒，尤以他的文采为世人称誉。其实宋濂还是有名的“老实人”，他比刘基大一岁，但不像刘基那样咄咄逼人。所以在大明朝廷中树敌甚少。宋濂身为太子的老师，长期居官于朝廷，也算得上政权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但因他处事谨慎，待人接物温和，所以从未有什么人攻击过他。宋濂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温树”。有一次，家里来了个客人，问起了他有关宫中的事情，宋濂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着居室名“温树”，委婉地拒绝了客人的提问。由此可见，宋濂是个多么谨小慎微的人啊！

　　皇帝朱元璋似乎也知道宋濂是个老实人，但有时朝中大臣你争我斗，弄得当天子的也搞不清谁是谁非，于是就将宋濂叫来，叫他来评论一番。宋濂就将好的几个大臣说了，朱元璋听了半天，正想听“下文”，可宋濂不说了。朱元璋当即就问宋濂：“你说的都是几个好的大臣，那么坏的大臣是哪几个？”宋濂回答道：“我啊，只和好的几个大臣交往、做朋友，所以我能知道他们，至于其他不好的，我就不知道了。”朱元璋听后十分高兴，后来几次在朝堂上称誉起宋濂来了：“我听说最最上等的是圣人，其次才是贤人，再次是君子。宋濂跟随我19年，从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也从没有说过一句别人不好的话。19年啊，始终如一，这绝非仅仅是君子，大可称得上贤人啊！”

　　朱元璋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原来他经常派遣锦衣卫特务在暗中跟踪宋濂这样一个谦谦君子，就连他的一举一动都观察得仔仔细细。有一次，宋濂与客人一起喝酒，这喝酒有什么看的？嗨，皇帝就有这个兴趣，他派人在暗中监视着。第二天上朝他问宋濂：“昨天你喝酒了没有？与你一起喝酒的客人是谁？吃了什么酒菜？”宋濂一一如实回答。朱元璋笑道：“与我掌握的情况真是一模一样，你果然是个老实人，没有欺骗我啊！”

　　洪武皇帝管大臣管到这个份上，居然还乐此不疲，这样的心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专制、变态。做专制君主的大臣如此之累，连隔天吃了什么酒菜都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岂止一个累字了得？这还是对待自己口口声声称誉为最最老实人的做法，那么还有那些在朱皇帝眼里为“近似于老实人”和“次老实人”的日子想必也就不好过吧，尤其是那些“聪明人”在朱元璋看来简直就是“滑头”，他们一不小心可要倒大霉了。袁凯就是这么一个倒大霉的倒霉蛋。

　　〇朱元璋在琢磨：袁凯这个“滑头”真的疯了吗？

　　在朱元璋的血腥高压下，几乎天天都有冤魂屈鬼出现。出于动物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好多被冤屈的大臣与文人都在充分运用自身智慧来“规避”洪武屠刀，袁凯就是这些倒霉蛋中的一个聪明“蛋”和幸运“蛋”，他运用了装疯的手段巧妙地活了下来。那么有人要问了：袁凯为什么要装疯？他到底干了些什么事？

　　袁凯，元明之际松江华亭县人（即今天的上海市人）。元末时袁凯曾在元朝地方政权中出任过府吏；洪武三年（1370）被人推荐给了朱元璋，因为他博学多才，脑子活络，观察问题敏锐，口才又好，朱元璋就叫他做御史。御史干什么的？前面我们讲过了，御史是专门监察百官和向皇帝进谏的，这本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岗位，弄不好就不仅仅是下岗，有可能还要将自己的小命都搭上。袁凯当了御史就发现，大明帝国与元朝不一样，做事很实在，讲效率，重实际，很有朝气。但同时他也发现，朱元璋手下的大臣们普遍文化素养不高，尤其是那些武将们言语粗俗甚至低下，恃功骄恣。于是就找了机会向上进谏：“如今天下大致已定，但武将们普遍都恃功胡为，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什么教养，不懂君臣礼节，所以恳请皇上让都督府聘用精通儒家礼仪之士，给这些军官们补上文化教养的基础课，即相当于文化扫盲。这样或许能改掉他们的不良行为。”朱元璋被说动，随后就下令让全体武臣们都到午门去听讲课。

　　经过这件事情，洪武皇帝发现，袁凯这个人果然眼光厉害，脑子转得快。有一天他接到刑部上报上来的一批拟将处罚的犯人名单，当场就拿起朱笔批下，全部处死。批好后，他把袁凯叫来，叫他将朱批名单送往皇太子朱标处复审。朱标主张仁德宽大，结果将犯人全改为免死，皇家父子之间有着很大的观念冲突。当拿了刑部材料从太子那里回来向朱元璋如实汇报后，袁凯心想：“这下可好了，跑腿任务完成，也不用受夹板气了。”正想退去，朱元璋开口问了：“太子与我各有各的主张。袁凯，你看哪个正确？”袁凯心想：这下麻烦了，两边我都不能得罪，一个是当今的万岁爷，一个是未来的万岁爷，他们是亲父子，我怎能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呢！他眼珠一转，当即就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应答道：“微臣愚见，陛下主张全杀，这是严格执法；太子主张减刑，这是太子的心慈。”说完正得意着：我这样回答，可以两头都不得罪，多好！谁知，朱元璋一听到这话马上就发火，大骂袁凯是个滑头，首鼠两端，随即下令，将袁凯关进大牢里去！袁凯冤啊，你们父子之间意见不一致，冲我撒气，我当了你们的冤大头了。他在狱中绝食了几天，朱元璋也听说了，几天后气也消了点，下令将袁凯给放了。出狱后的袁凯以为自己的一大劫难总算给躲过去了，谁知他上朝时，洪武皇帝一见到他就说：“这个就是首鼠两端者！”袁凯一听这话，马上意识到压根儿就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天真，人家朱皇帝天天记挂着他。事情不妙，大祸将临头，怎么办？

　　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活命的办法来——装疯，于是袁凯披头散发，胡言乱语，到处乱走。袁凯的家人也传出话来，说他家老爷疯了。朱元璋不信，叫锦衣卫去查实一下。锦衣卫回来说，袁凯确实是疯了！朱元璋还是不信袁凯真的疯了，想检验检验其真假。古时候没有精神鉴定中心，更没有精神病医院。怎么办？朱元璋听人说，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查出一个人是否真的疯了——用木椎子捶“疯人”身上，要是真是疯子的话，他就不说痛。于是洪武皇帝就叫人如此“检测”袁凯。

　　再说袁凯，明知这关的重要，他紧咬牙关，强忍着撕肺裂胆的痛苦，却不喊一声“痛”。这下朱元璋还真有点相信：袁凯疯了！算了，叫一个“疯子”留在朝里，这不丢人现眼。大明难道真的就没人了？于是洪武帝下令，叫袁凯家人来说话，说是允许袁凯“提前内退”回老家。其实袁凯清楚着呢，他跟家人做了安排，皇帝诏令一下，他们就回到上海华亭乡下老家去住，这样就远离政治中心，免得万一露馅，全家都要倒大霉。

　　袁凯回到上海乡下后，继续装疯卖傻，常常将铁链子拴在自己的脖子上，像狗一样到处溜，故意天天将自己弄得蓬头垢面，简直像个鬼。据说，后来朱元璋也派了锦衣卫特务前来偷偷看，结果发现袁凯确实“疯得不像样”。算了，从此以后朱皇帝也就不怎么惦记袁“疯子”了。

　　这样过了好多年，后来朱元璋想要抓文化教育建设，下令在各地兴学崇儒，突然间他又想起了儒士出身原本脑子灵活的袁凯来了，于是派人到华亭乡下去看看那个“疯子”袁凯到底怎么样了。谁知那个袁凯还是那么疯疯癫癫，一点也不见好，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居然在乡饮酒礼上对着皇帝派去的使者唱什么“月儿弯弯挂天上，小妹子房中想念郎……”，唱着唱着，一会儿又奔起来，跳起来，一会儿又爬下去，爬啊爬，一直爬到了篱笆墙边，拣起篱笆墙边的“狗屎”吃了起来。当然，这“狗屎”是事先袁凯家人用炒面拌糖稀做成，然后偷偷地将它们放在那里。不知情的朱元璋使者看到这样的情景：袁凯连狗屎也吃，不说心里有多恶心，但肯定会将上海地方老爷招待的美味佳肴全部给吐了出来，还给了上海人。

　　再说，朱元璋听人回报袁凯已经疯到了这样的地步，也只好从此作罢。袁凯终于躲过了一场杀身大祸，最后终老于上海乡下老家。

　　〇有一天朱元璋惦记起：“人事部长”吴琳退休回老家了在干什么？

　　朱元璋对在职官员不放心，要派锦衣卫去盯梢，那么对于已经退了休的官员呢？他也不放心。有一天，他想起了老的吏部尚书（就相当于人事组织部部长）吴琳在干什么？在他当人事组织部长时，多少官员在他的手里得到了升迁，他们会不会还结集起来？想到这里，洪武帝就派锦衣卫跑一趟湖北。

　　再说吏部老尚书吴琳告老后，就回了他的湖北老家，闭门谢客，干起祖上的老本行——务农。

　　有一天，有一个打扮得像当地农民样子的人，向一个满脸都是皱纹、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正在田间拔秧的老农问路：“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个大明以前的吏部尚书吴琳吴老先生？”田间老人赶紧向来者拱手作揖答话：“小老儿便是！”问路者回到南京后如实向皇帝做了汇报，朱元璋这才对吴琳放了心。

　　从上面讲的几个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锦衣卫侦查手段十分绝妙、高超，当然也有失误——比如袁凯之事。其实，锦衣卫不仅办案技术绝妙高效，而且处理事情的手段也很残忍，当然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秉承了主子的旨意才敢如此的。下面讲的这件事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〇南京常府（街）主人常遇春爱美女但不能碰——“性骚扰”悲剧

　　常遇春是大明帝国开国功臣中仅次于徐达的军界第二号人物，他参加朱元璋的起义军要比徐达晚一点，但在渡江战役中崭露头角并迅速崛起。常遇春与徐达相比，各有千秋。徐达以稳出名，常遇春以猛和快为人所熟知，有人甚至说常遇春的部队是快速反应部队，似乎并不为过。常遇春与徐达优势互补，常常协同作战，一正一副率军攻伐，人称“徐常”。可以说明朝初期的江山很大部分是徐常联合打下来的，而且常遇春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所以在洪武初年的大封功臣中的六公之中已经不在人世的常遇春也位列其中，爵位由他的儿子常茂领封继承。朱元璋对常遇春甚为喜爱，据说曾赐予他一座坐落于今天南京常府街上十分气派的住宅，常府街名由此而来。虽然现在我们在那街上已见不到当年常遇春家的深深庭院了，但常府街的名字却一直保留至今。

　　据明代的正史记载：洪武二年（1369）七月，常遇春北征蒙元，暴卒于军中。朱元璋闻之恸哭：“失我长城之将！”但明代文人笔记却记载说，常遇春是因为癫痫病发作而暴卒的，有意思的是他的癫痫病恰恰是由朱元璋“给”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据说常遇春虽然是个勇冠三军的猛将，可回到常府街的家里他就会变成地道的“妻管严”。常妻是个妒悍成性的女人，类于河东狮子，只要看见丈夫常遇春与别的女人说上话，她就会醋劲大发，大吵大闹，弄得堂堂的常大将军只有一个女人。就像现在某些发达人一样的心态——成功男没有妻妾成群太没有脸面了，也太没本事了，让人看低！还是皇帝朱元璋善解人意，送了两个十分漂亮的女子给他。常遇春将两个美女领到常府街的宅院里，但就是不敢有一点的“非分”行为，因为他始终被一只“母老虎”盯着，于是两个美女就被当作花瓶一样在家里放着。可没坚持多久，常遇春“偷腥”了。有一天早上，常大将军起来洗脸，其中的一个美女端水伺候着，乘着家里的“母老虎”不注意，常遇春就在那漂亮的美女手上摸了一把，并说：“好白的手啊！”他有想法，但就是不敢再动了，后来有事就出了门。

　　谁也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常遇春回到家里时，那只常府“母老虎”一下子变得特别柔情，还送给了常将军一个精致的礼盒。常将军虽说是个武夫，但也是有着十分本能的男欢女爱。当他打开柔情似水的“母老虎”赠送的礼盒后一看，顿时就吓得魂飞魄散。礼盒里装的就是早上伺候他的那美女的一双玉手。

　　自此以后，常遇春常常魂不守舍，愣头愣脑。皇帝朱元璋派出锦衣卫到常府街去一打听，什么都明白了。对待皇帝的赏赐，竟然敢如此不恭，按照《大明律》问罪，这等事叫做“大不敬”，是属于“十恶”大罪之列，要满门抄斩的。但朱皇帝念及常遇春的功劳没有这么做。

　　随后有一次，常遇春因事上明皇宫里去面见皇帝，朱元璋发现他脸色不对，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常遇春不敢说，朱元璋再三追问，且这样说道：“你脸色很不对劲，要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你想谋反？”听到“谋反”两字，常遇春顿时吓坏了，赶紧趴在地上不停地叩头谢罪，并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朱皇帝听完了常将军的叙述后顿时就放声大笑：“我倒以为什么事呐？不就是美女没了，这样吧，朕再送你两个。来，来，我们君臣一起去喝酒去！”朱元璋边招呼常遇春喝酒，边轻声与身边的锦衣卫耳语一番。锦衣卫力士毫不含糊，没多大一会儿工夫就将常遇春之妻给宰了，且还分成好多块，然后按照皇帝的意旨，将煮熟了的常妻之肉装在一个个精美的盒子里，分发给每个大臣，上书“悍妇之肉”。

　　再说常遇春回家后不见妻子，只见精美小盒子，打开一看，顿时癫痫病发作，且十分厉害。不久就暴卒于北征蒙元的归途中。此为民间野史所载，不全是事实，但朱元璋和锦衣卫的残忍却是历史上不争的事实。

　　几乎连大臣家里的床笫之欢都要被侦察，这下朱皇帝心里总该满足了吧？不，还没有呐，有时朱元璋觉得特别“想念”起某人来，还会自己亲自跑出去“微服私访”。

　　〇洪武帝突然造访，差一点把“老实罗”吓得从梯子上掉下来

　　有个大臣叫罗复仁，原本是陈友谅政权的编修，后来投奔了朱元璋。朱元璋挺会用人，任命罗复仁为弘文馆学士，与“大神人”刘基同位。很有意思的是，同位的罗、刘两人都比较直，或者说罗复仁可能比刘基还要直一点，他操着一口江西口音，一见到朝政有什么得失，他就会马上在朱元璋面前直接指出。当时大明刚开国，朱元璋也比较谦虚，还能听得进去一些，他直呼罗复仁为“老实罗”。就这么一个“老实罗”，有一天朱皇帝在明皇宫里突然“想念”起他，随即带上几个随从，出了午门，直接跑到南京城外，穿了好几个旮旯胡同，来到了罗复仁家。罗复仁确实是个老实人，不会一点点耍滑，更不会利用工作机会“创收”。当时大明帝国可能还没有实行住房配给制，罗复仁住在近郊又破又矮的房子里很久，看到房子坏得不像样了，只好自己动手修修弄弄。洪武皇帝微服私访时，他刚巧正趴在梯子上粉刷墙壁呐。听到皇帝突然大驾光临，他一骨碌地从梯子上爬了下来，想叫妻子找个像样的凳子让皇帝坐坐，可怎么找也没找到好的。朱元璋看到这番情景，觉得很对不起“老实罗”，当场就这般说道：“大贤人怎么能住这样的破房子啊？！”随后下令，在南京城中赐予罗复仁一座很大的府宅。

　　对于大臣是如等“关心”，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呢？朱元璋也没忘记嘱咐他的秘密使者们睁大了眼睛盯着点。洪武十九年，浙江处州丽水县发生一起上告谋反案，皇帝朱元璋闻讯后十分重视，派了锦衣卫千户周原率领人马火速赶往丽水，准备捕人。这时的丽水县令倪孟贤可是个有名的循吏，听到自己管辖的地盘上冒出什么谋反案来，顿时就十分着急，他偷偷召集了当地父老，了解真相。原来这完全是件子虚乌有的事情，有个算命的成天在外混饭吃，见到富有的大户人家，就想用算命来诈他们一下，没想到那几个大户不吃这一套。算命的就恼羞成怒，跑到官府去诬告，说是当地大姓陈公望等57人，聚众谋乱。倪县令了解事情的原委后还不敢马虎，又自己偷偷地查看陈公望等人家，发现他们家家户户，男耕女织，哪有什么谋乱的迹象，于是就上奏朱元璋，请求皇帝同意，让丽水当地的乡亲父老到南京去说明情况。就这样，一起玄之又玄的大冤案由于知县倪孟贤的快速反应，总算在锦衣卫施暴之前给及时地化解了。而那个卖卜的算命先生在锦衣卫的“亲切关怀”下，一改昔日的奸猾，一五一十地将诬告之事给吐了出来，最终被处以诬告罪。

　　五毒俱全的锦衣卫狱废弃与高皇帝“好儿子”对“祖制”的破坏本来狡黠无比的算命先生之所以能吐露真情，史书没有记下详细的缘由，但那时锦衣卫刑狱的酷烈却是臭名昭著的。一旦有人进入锦衣卫北镇抚司的狱门（俗称“诏狱”），10个人犯能有1个活着出来就算不错。诏狱里头“五毒备尝，肢体不全。其最酷者，名曰琶，每上，百骨尽脱，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

　　明末名将瞿式耜这样描述：“往者魏崔之世，凡属凶纲，即烦缇骑。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

　　就是讲，一旦“人犯”从锦衣卫大牢里出来转到外廷的法司部门去的话，那简直就是进入了天堂。故《明史》说：“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如最等小过耳，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

　　锦衣卫狱之毒之黑是“与生俱来”的，它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大搞“政治运动”的极好的“整人”与杀人工具。洪武晚期，随着大明政局的日渐稳定，出于长治久安的需要，朱元璋决定废弃锦衣卫狱。“（洪武）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

　　这是讲，洪武后期，鉴于锦衣卫狱大多非法用刑，不是将人搞残就是将人折磨死这样残酷的事实，朱元璋终于下令废除锦衣卫狱，焚毁刑具，将关押在锦衣卫大牢里的囚犯送到刑部去，交由刑部审理，并诏令天下，今后大明帝国一切刑狱都归口到三法司（都察院、大理寺和刑部）去。至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洪武时期锦衣卫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本来这是洪武末年可以称得上积德的大好事，却在人们一向称颂的“改革开放”皇帝朱棣篡位上台再次恢复，不仅如此，心理同样有着极度变态的永乐皇帝还不厌其烦地增设新的特务机构——东厂，由此再度将大明推入了“特务帝国”的轨道。

　　以上我们对锦衣卫的侍卫、缉捕、刑狱等“一条龙服务”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实在锦衣卫的职责范畴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实施廷杖，这也是明代君主专制主义强化的又一项特别有影响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