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3——明基奠立

第三节 废除中书省宰相制相权六分君主统摄

　　元明以前的“三省制度”与相权分立在对地方行政机构和制度实施大改革后，按照朱元璋的个性，理应立即动手解决自己早已深恶痛绝的中书省丞相制。可实际上朱元璋又忍了3年多，这究竟为何？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方行政机构大“变脸”了，中央连着马上改，这样从地方到中央很容易引起官场“大地震”或“大动荡”；先改地方，看看情势，稳定一段时间后再解决中央的中书省，这样的权谋法术，老政客朱元璋精通得很；第二，洪武前期大明军北伐、“清沙漠”运动一直在进行着，而中书省等中央机构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如果这些机构过早变动，极有可能造成政局的不稳；第三，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1 500多年，如果洪武立国之初一下子就将中书省宰相制给废了，不仅仅在当时人们的心理上不认同，而且还会使人怀疑朱元璋政权“恢复华夏”的正统性和“参酌唐宋”的可信性。所以大明开国以后，朱元璋尽管不断地表示出自己对宰相制度的不满，但又不得不一忍再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以农业立国的传统社会，尊奉祖先传统是历朝历代的“通行法则”。朱元璋上台前后特别标榜要“恢复古制，参酌唐宋”，而唐宋时代的宰相制恰恰又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最为成熟和最为典型的形态。话说到这个份上，有朋友可能要问，既然如此，那一直叫喊要“参酌唐宋”的朱元璋究竟又为什么要废除宰相制？是不是这位来自凤阳乡野、仅仅摸了摸佛经的和尚皇帝读歪了经？或者说他口是心非？

　　要想说明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势必要从中国传统社会宰相制度的发展规律与特征说起。

　　〇中国传统社会宰相制度的发展规律与特征

　　自从秦朝正式确立丞相制度起，中国历史上上演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争斗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发展趋势和斗争规律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如果从皇权与相权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上来看，皇权基本上一直处于优势状态，但有时相权也会压倒皇权，这主要发生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前半期。例如西汉的霍光、东汉末年的曹操、三国末年的司马懿父子、东晋的桓温和刘裕等等，都是以相权压倒了皇权。

　　第二，每逢改朝换代时，皇权与相权的势力范围总有一定程度的调整，其总的趋势是皇权不断地上升，相权逐渐地削弱。因为每个有远见的开国帝王为了长久保存他的帝国家业，总要废除前朝一些有碍于皇权的条文与制度，不断地扩大皇权的势力。尤其是从宋朝开始，从整体上来说，相权逐渐萎缩，到了明初朱元璋手里最终连宰相制度也给废除了。

　　第三，如果单从中国历代宰相权力演变这个层面来描述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权限变化呈两头大中间小的走势。更为确切地说，在宰相制度的确立与初步发展的秦汉时期，宰相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从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宰相权力逐渐缩小、逐渐分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唐宋，“三省制度定型”，宰相权力“三分”甚至N分；但到了元朝和明初由原来的宰相权力三分又归于一省，集于一人，最终被不容对皇权有所侵夺的明太祖朱元璋所彻底废除了。

　　这大概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 500多年的宰相制度发展演变的规律特征吧。

　　〇唐宋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宰相分权制度的理性成熟阶段

　　大约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宰相分权制度逐渐走向完善；在隋唐时代中国传统社会的宰相分权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其典型形态应该是“三省六部制”的定型。宰相权力的三分、政府权力的三分具有经典意义。

　　按照唐朝制度层面上的设计，唐帝国的宰相至少应该要有4个以上，他们分别是上面的三个“省”长官，尚书省长官尚书令1人、中书省长官中书令2人和门下省的长官侍中1人，光这三个“省”的“一把手”宰相就有4人。有宰相必定还有副宰相，尚书省的副宰相2人即主管礼、户、吏三个部的左仆射1人和主管兵、工、刑三个部的右仆射1人；中书省的副长官即副宰相中书侍郎2人；门下省的副长官即副宰相门下侍郎2人。三省中的副宰相就有6人，唐朝时的宰相与副宰相加在一起总数不会少于10人，这比隋唐以前就两三个宰相来说，绝非是增加了中央高级别的官员队伍，而是分权精神的落实。这还仅仅是制度设计的层面，而实际运行情况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第一，唐朝时的三省制度的设计宗旨就是将原来过于集中的宰相权力进行“三分”：中书省是中枢决策和最高出令机构，主要负责从皇帝那里取旨、起草诏令；门下省是参谋、制约的机构，主要是审核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如果有异议就有权封驳中书省所拟。换句话来说，凡是军国要政，都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拟好诏敕，交给门下省审议并向皇帝复奏，然后交付给尚书省颁发执行，这是从上到下的权力运行中的分权机制；倒过来，从下到上呢，如果地方上或中央各部门有事要上奏章，重要的就必须要先通过尚书省再交给门下省去审议，门下省认为可以的，才可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果认为批答不妥，有权驳回修改。可见在唐朝就从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来看，原先辅佐皇帝总领天下大政的宰相之权力已经被划分为三大块，其组织较为完备，分工较为明确，运行有条不紊地进行，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展到了成熟与相对理性的阶段。这是我们民族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第二，唐朝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三个“省”的一把手即四五个或更多的宰相，他们一般都是朝中的二品大员，6个以上的副宰相都是从二品或三品，可谓是品高位重，但往往不实授。譬如尚书省的尚书令，唐太宗李世民在即位前曾任过此职，所以后来唐朝的臣子都避而不居尚书令一职，由从二品的仆射为尚书省的长官，与门下侍中、中书令号称为宰相。即使这样，唐朝皇帝还常常以其他官员来兼作宰相之职，譬如唐太宗时就叫秘书监的魏征来参与朝政。唐朝中期以后，更多的是以“参议得失”或“参知政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的其他官员来担当实际宰相之职，相似的还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成为皇帝任命的宰相。这样就更不可能造成宰相专权了。唐朝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三个“省”的一把手一般是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省里办公，因为宰相人数很多，议事体现了集思广益的特征，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政治中一种比较独特的“民主性”。当然，在许多宰相中还有一个领头议事的，叫做“执政事笔”，唐玄宗时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就是依仗皇帝的恩宠而长时间地霸占“执政事笔”之位，从而形成了宰相“专权”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有鉴于此，做了改革，开创宰相们10天一秉笔的制度，就是宰相们轮流转，每人值班10天，这样谁也不可能有机会专权了。

　　第三，唐朝三省中的尚书省虽说是执行机构，但他们的长官既要到政事堂去参与议定国家大事，又要回省具体执行朝议的决策，实际权力还是很大。所以唐朝在防止尚书省长官专权的制度设计上就有一定的考虑，首先，设立尚书省左右仆射各1人，规定各领3部。其次，在六部尚书的任职上做“文章”，六部尚书的品级是三品，低于他们的主管领导，因此六部的“部长”往往由其他的高官权臣来兼职。这样，尚书省本身就有2个宰相，名义上的六部的长官又由高官兼领，说白了等于是在尚书省宰相的权力范围内搞几个“看门人”，掺沙子，这就使得尚书省的宰相没有专权的机会和可能。

　　第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曾经明确地告诉群臣：“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书省诏敕有误，门下省应该予以驳正。每人所思虑的不同，观点当然也不同，摒弃自己错误的观点，尊重别人正确的意见，这又何妨呢？如果一味地护己之短，固执己见，或者是看一人的脸色办事，这是亡国之兆啊。”从唐朝贞观和开元年间的政治实际来看，皇帝特别注重集体领导的作用，中书、门下两省协助皇帝制定和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又防止了个人的专断。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

　　所以说，以唐朝三省制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分权意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明以唐朝作为历史的巅峰，不能不说与这种分权意识的三省制的典型形态的出现与分权精神的贯彻存在着很大的关联。当然，以唐朝三省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宰相权力三分尽管有着很多的合理成分，但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以巩固皇权专制主义和服务专制主义为其终极目标，其积极意义不应过多地夸大。

　　既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隋唐，宰相制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善且具有典型意义的三省“分权”制度，而且对皇权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制约，以维护大一统帝国的“和谐”和稳定。那么，隋唐时代的三省制传承下来了吗？如果传承下来了，后来朱元璋废了中书省，还有两省“跑”哪儿去了？

　　富有积极意义的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到了宋代发生了变异。从表象来看，宋朝承继唐朝的传统，在中央权力机构的设置方面是一如唐制，唐朝有三省，宋朝也有；唐朝时三省的一把手宰相叫尚书令、中书令和侍中，宋朝连名字都没变一并照用；唐朝有六部，宋朝也有六部……但实际情况却不完全如此。宋代的中书省的长官虽然还是中书令，但实际是有名无实；副长官也叫中书侍郎，但往往不大管本省的实事，而另外委派一名品级较低的中书舍人任“判中书省事”，真正掌管中书省的职权。此时的中书省所管之事更多与礼仪、科举之类有关，军国要政已非其重心了。宋朝门下省的长官名义与唐朝一样，也叫门下侍中，但整个宋朝都很少真正委任过此职位，实际上也是有名无职；副长官也叫门下侍郎，但也不大管事，管事的是另外指定的一名给事中任“判门下省事”，他才是真正掌管本省职权的人。宋朝门下省的职权范围也大为萎缩，主要管理皇家的大朝会、官员的考课等。宋朝的尚书省一如唐名，长官也叫尚书令，但从不委任；副长官也叫左右仆射，但他们都不是尚书省管事的，皇帝另外派一个三品以上的官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

　　宋代尚书省的职权也是管六部：吏部相当于“人事部”，但它的权力已经被分割，皇帝另外设立磨勘院，后又分为审官院和考课院，负责官吏的考核；户部相当于“财政部”，但其财政大权已被宋朝在中央设立了“三司”所侵蚀；礼部相当于“民政部”“外交部”，宋朝礼部的权限已大为缩小，中央设立了礼仪院，侵夺了礼部的礼仪职权，因此宋朝礼部主要是管理科举一类的事情；兵部在宋朝时候权力萎缩得更加严重，主要是管理皇帝的仪仗、武举等，由枢密院侵夺了它的军事政令权；刑部原来是主管全国的刑政，拥有对大理寺所定的重大案件的复审权，但到宋太宗设立审刑院后，刑部的复审权也被收走了；工部相当于“建设部”，它的很多权力被划给了“三司”。三省中尚书省原有的六部权力被严重侵夺与分割，宋代的这种分散中枢机构权力的做法目的就是为了强化皇权，其造成的后果是尚书省逐渐地走向衰落，趋于名存实亡的地步。

　　再说门下省，原本掌管封驳之大权，它与出令定策的中书省紧密相连，宋代将行政的重心交给了中书省，门下省似乎成为一个闲散的机构，宋代后期干脆将门下省并入了中书省。这样，隋唐时代宰相制度的一种理性形态——三省六部制逐渐地向一省制走近。

　　那么宋代的宰相有几位呢？他们的权限有多大呢？由于宋代将国家的行政、军事、财政三大权力分割到了三省中的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这样就形成了宰相、枢密院长官枢密使和三司长官“计相”三司，使他们三者之间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而在宰相的设置上，一来宋朝往往设置了好几个宰相，二来在设置唐朝意义上的三省长官为相的同时，宋朝还设立了“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来分割宰相的权力。应该来说，宋朝的宰相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时期，宰相设置的几度变化体现了皇权的强化，但宋代多人出任宰相和副宰相这种根本的分权精神还是保留了下来。虽然宋朝的三省从制度上的最初并存，到南宋中后期逐渐地演化成一省了，但这时的宋朝已经快寿终正寝了。

　　两宋时期变异的三省制度

　　纵观宋代的三省六部制与宰相制的发展演变，虽然有制度层面的三省到最后有走向一省之趋势，也就是说从制度演变的形势上有着分权走向集权的趋势。但在实际上它是以加强皇权为根本目的，而且还设置多个宰相而不主事，给副宰相“参知政事”实际的主政之权，即以带有临时差遣性质的中枢职官的特殊设置，来达到分权于宰相的目的。因此如果从分权意识角度来说，宋朝还可以称得上唐朝相权分立意识的延续与推进。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宰相制的主要原因〇明初继承的元代历史遗产有问题：忽必烈把珠宝当成了石子，扔了。

　　元朝初年，很多降元的汉族官僚都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建议，主张继续实行中国传统的三省制，但有人出来反对。至元七年，元廷再次讨论三省制的恢复设置问题，其中有个叫高鸣的人很得忽必烈的信任，他上奏说：“臣闻三省设自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政，移门下，议不合，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还移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犹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连署参决，自免失政，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故曰政贵得人，不贵多官。不如一省便。”这段话的意思是，三省制度是近世实施的，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拟出诏敕，交给门下省审议；如果门下省认为不可行，就反驳回去，一直到合理可行了，才交到尚书省去；尚书省再下发给下属六部和各地郡县去执行。现在我大元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设一省尚且会出现行政壅塞，更何况设了三省，不知会怎么样了！设了三省，多设几个官员，大家济济一堂，共议国事，目的还不就是为了防止国家政事之失么，三省集体议政、决政，一旦所决之事有所失误，官员个人可以集体的名义作为借口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所以说也不见得怎么好，国家的政事决策与执行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是否“得人”——用合适的人才，不在于官多。总之，三省还不如一省方便。元世祖忽必烈十分赞赏高鸣的观点，最终确立以中书省一省代替三省。从此，帝国中枢机构由三省制正式转为了一省制。

　　元朝开始三省制变为一省制——明初沿用

　　从上述元朝君臣的一番高论中，似乎我们找不到什么破绽，都讲得合情合理，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这种言论与认知中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没有看到隋唐政治文明中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分权与制约意识。尽管这是针对宰相的，但它的积极意义绝不能被忽视。而元初占据政治优势的决策者偏偏选择了没有多少分权与制约意识的一省制，将中华民族原本的优秀传统给丢弃了。我们一般的书上都说忽必烈是如何的“汉化”，但我个人认为忽必烈的“汉化”是浅层次的，就像他在中原称帝时，从上到下穿着的都是蒙古服饰，其内心深处有多少中原王朝传统政治与文化底蕴，只有天才知道。但大元帝国官僚系统中饱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汉族官僚还是有不少，在传统观念的支配下他们至少发起了三次恢复“三省制”的提议，其直接影响是在元世祖和元武宗时期大元帝国三次设置了尚书省等机构。尚书省等机构的设立无疑是对中书省权力的有力牵制与制衡，可元朝当政的权贵们嫌其不便，最终还是将其彻底给废弃了。这样一来元朝的中枢就剩下一个中书省，换句话来说，近似于秦汉时代的宰相府了。

　　在元初宰相制中，中书省的长官仍叫中书令，中书令以下设有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因为元朝就设中书省一省为权力中枢，所以中书令的位置显得特别耀眼，一般是由皇太子兼领，但皇太子常常不到职视事，由此左、右丞相就成了中书省宰相府的正副一二把手了。尚书省最终也没有了，原本属于尚书省主管的六部很自然地转到了中书省那里，自此而始元朝中书省宰相的权力已经大到了与秦汉时期宰相相差无几的地步了。

　　朱元璋继承或者说直接“拿来”沿用的恰恰是元朝这种已经背离了中国正统的有“问题”的历史遗产。元末明初中书省宰相府的权力过多过大，自然要与皇权发生冲撞了。〇凤阳来的和尚在南京城里读歪经——将元朝已经严重变异的宰相制度说成是民族传统中的缺陷朱元璋说：“昔秦皇去封建，异三公，以天下诸国合为郡县，朝廷设上、下二相，出纳君命，总理百僚。当是时，设法制度，皆非先圣先贤之道。为此，设相之后，臣张君王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

　　在朱元璋看来，设立宰相以后，出任宰相的大臣之威势超过了他的主子——皇帝，这种君臣位置错乱甚至出现了指鹿为马的怪现象是极不应该和极不正常的。自秦朝以后，凡是君临天下的历代皇帝都不以秦朝设置宰相制度所带来的祸害作为历史的前鉴；相反，他们因循而置这个本身弊端百出的制度。这样就常常出现了宰相制度祸害到了君主自身身上，而造成这种危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宰相擅权，作威作福。

　　从高皇帝的一番“高论”中不难看出，秦朝二世时赵高异化相权的事情在他的眼里被无限地放大，无限地上纲上线，并且一叶障目。秦汉宰相权力过重，在后来的历史中，帝王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隋唐时代出现了中国特色的相权“三分”的理性格局。除了皇权以外，中书省是中枢决策、出令的机构，但它还有制约机构即门下省，门下省对中书省的决策有审核、封驳的权力；通俗一点来讲，发现不对，退回中书省重议，这两个省将决策事情搞定了，再交由尚书省去执行，尚书省下面又设立了六个部级衙门，专管执行国家大事大政。这体现了“决策者不执行，执行者不决策”的分权精神，防止相权过重，防止国家与社会利益偏于社会某些群体，最终起到了防止相权超越皇权的作用。

　　但从元朝起中国的宰相制度由权力的“三分”或“多分”又走向“归一”的局面，原本权力三分的相权又一度集权了。

　　元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背离中国传统轨道很远的特殊朝代。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朝代，元朝统治者就学到了中华帝国政治的“一鳞半爪”，将那有着严重瑕疵的遗产当作了宝贝，或言将珠宝当做了石头。而朱元璋不知是否真的是认知上出了问题，还是他的文化底蕴不够所导致的（下面我们要讲到朱元璋连常用字都认不全，读白字）。他当了皇帝就认为老子样样天下第一，包括对传统制度“解读”的正确性也应该是天下第一的。正因为这个凤阳乡下来的和尚读起了歪经，将元朝已经严重变异的宰相制度说成是中国民族传统中的宰相制度。因而，也就将自己在政治实践中发现的元朝版的宰相制度的缺陷说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缺陷，且大加挞伐：“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

　　文化传统包括制度设计都有优和劣两面，就像中国科举制最终被废了，也是当时人们看到它的不合理的一面。制度设计无论怎么说都不能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在运行中不出一点问题。问题的关键就是取决于对待制度问题的决策者本身之文化素质、传统底蕴及是否具有价值中立与理性客观的态度。〇朱元璋自己就是由红巾军韩宋政权下的行中书省丞相一路上位的，过去他只嫌自身权力不够，等到了自己登上“九五”之巅时反过来防别人权力太大。在明初政治实践中他反复调换中书省宰相府的长官，但均不理想，逐渐地他对丞相制产生了质疑，到最终失望，进而从制度上予以彻底地废除明朝开国之初，尽管朱元璋在立纲陈纪和立法定制方面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但在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层面主要还是沿袭了红巾军韩宋政权那一套政制——实际上就是元朝政制。中央设立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揽一切事务，这本身权力就很大。而明初的第一任宰相李善长就是利用这种机构设置上的缺陷，大肆收受贿赂，独断擅权；后来为相的胡惟庸本身人品与素质都有问题，通过“跑官”而登上了中书省的相位。他野心大，贪欲强，结党营私，专权独断，“生杀黜陟，或不奏不迳行”。这对于权力欲极大、一直想要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治理天下的朱元璋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还有不可言及的是，那时的朱皇帝更怕中书省丞相也像他当年那样，一路飙升起来，最终谋得了君主之位。为了自己九死一生换来的大明江山能够长治久安，他就不得不“明察秋毫”，将危险消除在萌发状态。

　　洪武九年（1376）五月，大明废除行中书省制度，实行地方“三权分立”，集权中央。但就当时实际而言，地方的行政、财政、司法和军政主要集中到了中央的中书省，由此丞相的权限迅速增大。四月后的洪武九年闰九月，朱元璋不露声色地“打起了太极”，一面诏定左、右丞相为正一品，以高官厚禄加以“抚慰”；另一面取消中书省平章、参知政事等官职，“惟李伯升、王溥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请者仍其旧”。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削弱已经初露异己端倪的中书省实力。8个月后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朱元璋又命李善长与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规定：“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闻行之。”

　　如此狠招至少折射出两个信息：第一，让李善长和李文忠两人共同管理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朱元璋的猜疑对象广泛，不仅对中央的行政、军事、监察三个机构的长官不信任，而且连他派去总理三机构的李善长和李文忠也不信任，如此两人“并联”任命，无非是叫“两李”之间也相互监督。第二，借元勋重臣压制中书省等中央要害机构的权力。当时中书省实际官长就剩下了右丞相胡惟庸、汪广洋和右丞丁钰等，但皇帝朱元璋还不放心。同年九月，他故伎重演，一面升胡惟庸为左丞相、汪广洋为右丞相，另一面将佐官右丞丁钰调任御史大夫，不露声色地将中书省衙署内的佐理官员“清理一空”。几乎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大造舆论，甚至指桑骂槐，对洪武初年沿用的元朝中书省制度竭力挞伐。他曾跟礼部官员这般指示道：“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世，政专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监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为了这一天，朱元璋苦苦等了一二十年——终结千年宰相制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朱皇帝真实的目的要干什么？他对中书省官员很不满意？就在人们猜测不已之际，洪武十二年（1379）正月，从明皇宫内又有一道圣旨传出：“定丞相、御史大夫等官岁禄之数，刻石官署，中书省左、右丞相、御史台左右大夫每岁各给二千五百石。”。中书省左、右丞相是文官，在洪武“右武抑文”的年代里，这样的圣旨几乎还从来没有过，丞相年薪达到2 500石，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当年朱元璋所喜爱的养子（一说私生子）沐英的年俸禄也就2 500石；洪武皇帝要求在中书省官署衙门前刻上此道圣旨，这也就意味着告诉人们皇帝对中书省丞相（们）的重视与恩宠，谁还能说高皇帝“右武抑文”？谁还说当今圣上对中书省和丞相（们）很不满意？

　　可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随即又发生了，洪武十二年正月过后不久，朱元璋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这道谕旨就是直截了当地要求臣下奏事不经中书省，有什么军国大事不告诉丞相府。由此，中书省就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相权与皇权的明争暗斗自此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据说当时中书省一把手胡惟庸不甘心束手待毙，就暗中与人密谋造反：“主上鱼肉旧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死寂寂”。谁料到朱元璋还没到胡丞相发难，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这起大明开国以来最大的“谋逆案”。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初二，洪武皇帝在接到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的奏疏后，马上组织朝廷大臣对胡惟庸等人进行廷审，然后以谋危社稷的罪名诛杀了胡惟庸为首的一大批奸人及其家族。

　　丞相胡惟庸被杀的第二天，即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七，洪武皇帝朱元璋宣布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决定：“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然（燃）有滔天燎原之势。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

　　洪武帝废除中书省宰相制、实行政治制度变革之影响第一，宣告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正式废除。宰相之职由皇帝朱元璋自己来兼任，君权与相权集于一人之手，君主专制主义达到了历史新高，直接影响了近世中国五六百年的政治格局。

　　按照常理来说，丞相胡惟庸被诛，中书省宰相制被宣布永久撤销，事情差不多就应该告一个段落了。不过在当时的人们包括大明天子朱元璋看来，事还没完。李善长，这位大明帝国第一任宰相尚健在，人们尽管知道宰相制没了，但大家还是将李善长称为“老宰相”，甚至将他看作宰相制的“活化身”。而这个老宰相实在是树大根深，这些年朱元璋也充分领教了李善长的厉害：原本中书省都是他和胡惟庸的世界。胡惟庸死了，他一点也不收敛、不检点，胡惟庸通倭、通北虏，李善长都“有份”；胡惟庸谋反，他不仅不告发，反而最后也参与进去。这个“策事多中”的老宰相要真有那么一天“谋”了什么事，我朱元璋可吃不了兜着走，不仅皇帝当不成，甚至连老百姓也做不了。或者说，要是哪天朕不幸比他早归天了，他可是第一功臣、前宰相，大明帝国还不掌控在他的手中？所以必须清除这个讨厌的老宰相，最好能连根拔起，才能解除这种潜在的危险。大明帝国的宰相中前有汪广洋后有胡惟庸被杀了，但人们的心里似乎还断不了这念头，老称那讨厌的家伙为“老宰相”，看来要真正地在人们的心目中根除宰相制，还必须从李善长身上开刀，且范围越大越好，使全国臣民都知道。而现实的结果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长最终被灭族，钦定“胡、李逆党案”最终牵连了多达30 000人，让人们一想到前任几位宰相的结局，想当宰相的人自然会不寒而栗，即使有人提出让他当宰相，量他也没这个胆量。这样一来，对皇权的最大威胁——相权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是即使做到这一步，朱元璋觉得还不保险：要是自己的子孙不肖，甚至愚蠢地听从“奸佞之臣”的“谗言”，复设宰相制，我大明江山岂不危矣。因此为了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他想到了将自己的统治心得勒为《洪武宝训》和《皇明祖训》，其中特别规定：“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高皇帝要求他的子子孙孙敬谨遵循，谁要是复设宰相制就是不孝，不配掌管大明江山；哪个大臣要是再提出恢复宰相制，他本人凌迟，他的全家处死。这样不仅使得从制度上确保皇权的稳固，而且还在人们的心理上根除复设中书省宰相制度的念头，让大家一想起宰相两个字就浑身毛骨悚然。

　　从制度上将宰相制废弃，从思想上将它清除，朱元璋确实都做到了。从此以后，大明帝国再也没有设立宰相制。清承明制，也没复设宰相制。这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延续1500多年的宰相制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朱元璋不愧为朱元璋，正是他，这个奇特的开国皇帝将自“千古一帝”秦始皇起所确立的宰相制度清除出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其影响极为深远。中国传统社会也自此步入了君权专制主义的顶峰时期。

　　第二，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下的分权意识。

　　君主专制下的分权意识早在中国唐宋时代就已经确立，且具有传统的经典意义——那时的宰相制对君权具有一定的制约影响。而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宰相制深远的意义就在于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下对于臣下权力的分权意识。有人见我这么说，可能不同意，认为这是以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三权分立”思想来套用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其实这是一种肤浅的观点。要知道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三权分立”思想来自于何方？一部分是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传统，一部分是传统的东方文化，主要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而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在明代洪武中期就有一大变，其中一个就是确立臣下分权意识。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宰相制，将原本宰相的权力切割为两块，一块“主要权力”收到皇帝的手中；另外一块“非特别重要权力”又分割成至少六“小块”——六部。原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仅次于皇帝的帝国第二号权力中心人物，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其权力被六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的实际地位得到了提高，但同时六部的权力相互平等、相互制约，谁也无法专权。

　　朱元璋如此聪明的“创造”为明清五六百年的皇帝制构建了一个良好的、安逸的、舒适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制度环境，但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了僵化阶段。当然祖先的遗产好与坏并不太重要，关键在于看子孙如何地继承，关键在于看它对一个家族或民族的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很遗憾的是，我们民族的“政治精英”甚至“文化精英”似乎只看中了朱元璋设计的君主专制那一面，世世代代乐此不疲；而对于分权与制约这一层面似乎毫无兴趣，只是到了明清交替之际有个大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才有所“涉足”，但没有多大新意，只是停留在对过去历史的“追踪”与“回味”上。而与中国相反，大约在朱元璋死后200多年，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了朱元璋开创的大明帝国，他们将朱元璋的聪明“创造”与中华文明介绍到了西方。从此在西方形成了持续100来年的“中国热”和以后的“启蒙运动”，中国的“分权与制约”的政治文化思想在西方思想家与法学家那里找到了“知音”。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充分吸收了中国“分权与制约”的政治文化思想的有益养分，立足于西方传统基础上，写就了《论法的精神》这部划时代的名著。他的三权分立思想后来成为美国建国的精神核心纲领与美国宪法的灵魂。

　　第三，既做皇帝，又做丞相，朱元璋实在忙不过来，就找几个“老秘”来帮忙，由此无意间萌发了后世内阁制。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最初是将中书省权力分拆给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并提高了六部的品秩。六部尚书即部长由原来的正三品一下子升为正二品，六部侍郎即副部长由原来的正四品升为正三品，尚书与侍郎在当时被人称为“堂上官”。其下属郎中为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称为“属官”或“司官”；还有主事、司务各四人，为首领官，有主事印。如此下来，原先中书省一省权力很多被六部所替代，成为了六个替皇帝总理政务的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

　　六个最高行政机构，遇到事情需要统一协商，最终都汇集到皇帝朱元璋一个人头上，或者说原本主管六部的宰相制被废了，六部该向谁负责？皇帝朱元璋啊！这个主管整个天下的人他管得过来吗？行，或者说开始时还行！朱皇帝可是老农民出身，从小的农村劳动“锻炼”了他的好身体，多年的叫花子生涯“磨难”出他的一副好身板，加上他老人家不嫌烦，每日都乐此不疲地处理各式各样的公务。大约忙了半年多一点，洪武皇帝终于感到实在力不从心，再加上遇到大事、难事也无人商量，“又念密勿论思不可无人”，于是就在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设立四辅官，由户部尚书范敏推荐，以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至于秋官和冬官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由王本等兼任。

　　四辅官名称是模仿了儒家经典《周礼》中的理想职官设置，以春夏秋冬四季命名。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标榜自己尊奉所谓的商、周圣王之制，并为铲除丞相制找到更加有利的诠释与历史依据。原本由儒家理想化和虚拟化的四辅官现在一下子设置起来了，那么究竟要这些人干什么活？接手丞相的工作？那岂不是朱皇帝吃饱了撑着找事做或者说他脑子进水。当王本等乡野老儒来到明皇宫后，洪武皇帝“屡赐敕谕，隆以坐论之礼，命协赞政事，均调四时”。“协赞政事”说白了就是要对国家政事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拿出自己的决策主意。这岂不是干政？王本他们即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所以最多他们也就与朱皇帝讲讲治国的大道理；再有就是与部院官一起谈论一些重大事务的处理意向。当刑部官要判决案件时，四辅官与谏院官员一起再次审核一下案件，没什么问题就上奏给皇帝最终裁定、执行，要是发现有什么疑问，就退回给刑部重审。各地推荐人才来到南京后，四辅官与谏院官一起去瞧瞧，评点一番哪个人有才。这大概就是当年四辅官的主要职责吧。因为四辅官的来源都是些长期居处乡野的老儒，“惇朴无他长”，加上他们岁数又大，来到南京任上没多久，不是病死，就是老眼昏花干不了什么事，根本起不到“协赞政事”之责，最后在洪武十五年时被废了。

　　四辅官被废后，洪武皇帝又感觉不方便，毕竟连打打下手的“老秘”也没有，想了好一阵子，他终于想到了一招，模仿宋朝殿阁大学士制度，建立皇帝秘书班子。洪武十五年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道太子。秩皆正五品”。当时这些殿阁大学士所干的工作就是“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所起的作用也仅仅“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再说白一点，就是说找几个书生“老秘”帮着看看奏折、文书一类，而整个帝国的大权则全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自此起中国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空前地极度强化。

　　不过即使这样，洪武时期的老秘班子也不稳定，人数、职责范围等也都没有具体的说法。到了永乐时代起，朱棣逐渐将其稳定下来，这就是影响明清两代的著名的内阁制。因此说明代内阁制虽确立于永乐，但发轫却是在洪武。

　　以上就是洪武皇帝废除宰相制度、改革中央行政体制所引发的影响。其实在洪武十三年那年的政治“大变脸”中，除了中书省宰相制被废革外，同时被“动手”改造的还有当时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大都督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