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3——明基奠立

第一节 乱世渐定大明新立洪武治国宽猛相济

　　就在大明军北伐一路凯旋的喜讯不断传来之际，已在南京城里称孤道寡的朱元璋并没有进入极度亢奋状态，相反他表露出格外的凝重与矜持。自古以来，“得天下易，守天下难”的格言时时提醒着这位草根出身的农民皇帝。以前朝兴亡为鉴，摒弃元蒙胡俗，“立纲陈纪”，立法定制，“使厚民生”或言“救济斯民”，那么凤阳出来的这位和尚皇帝到底是如何做的？

　　一度掉到了地狱边缘而“骤然”起死回生并最终隆升为王为帝的朱元璋，曾经参加和领导了元末农民大起义，亲历了元王朝的败亡。这些青少年时代的人生经历与磨难及其心理阴影影响着洪武朝的建章立制，原本一个穷困潦倒的凤阳乡下化缘和尚或言乡野混混因为时势的“垂爱”而终使他有缘登上了人间之巅。面对偌大的残元天下，先前还是一介文盲的朱重八朱元璋又将如何治理？

　　明朝在南京开国的第二年也就是洪武二年（1369）正月，新皇帝朱元璋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元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作为亲历者中的一员，朱皇帝看到的是社会底层面。那么元朝人或言元朝的亡国之臣是怎么看待这事的？一贯做事干练的洪武皇帝下令将已经投降自己的元朝旧臣召来问问。

　　以元亡为鉴，欲行宽猛相济之政，解决民生问题听了朱皇帝的这等疑问，元朝旧臣马冀应对道：“大元拥有天下是因为实行了宽厚的仁德举措，而它的败亡也是因为为政太过于宽懈了。”朱元璋听后大惑不解了：“元朝因为开国时实行宽政而拥有了天下，这个我倒是听说过的。但刚才你说的元朝因为为政太过于宽懈而失去了天下，这可是闻所未闻。病了的人走起路来容易跌倒，脉象弱到了不能再弱了，这个人也活不了，对老百姓如果实施急政、严政了，大家都感觉活不了就要起来造反了。所以说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应该懂得这样的道理：为政应该宽仁。只听说为政宽仁而拥有天下，我真还没听说过为政宽厚了会失掉政权。元朝君臣沉溺于淫逸作乐，‘前腐后继’，终使沉沦灭亡，其失天下在于纵驰，而不是什么真的宽厚啊！‘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朱元璋的这番“最高指示”所涉及的治理天下主要是指治理老百姓，治政的精神是“宽而有制”“简而有节”和“施之适中”，我们将其再概括一下即为“宽猛适中”。这样的治政思想在洪武年间施政过程中朱元璋还予以多次表达。譬如洪武七年三月，兵部尚书刘仁、刑部主事郑九成被朝廷委派为广东行省参政，两人上任前在南京明皇宫向洪武皇帝道别，朱元璋颇有兴致地这么指示道：“广东等岭南地区在京师南京数千里以外，朝廷委派到那里治理的地方官必须是得体的重臣，这样才能安辑一方的生民百姓。今朕特地任命两位爱卿前往广东担任重职，寓意就在这里啊！‘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济。若为政一以恩而无威，则宽而无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则严而无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伤于刻暴，则政事自举，民生自遂。’如果布政司以下的府、州、县也能做到这样，不说岭南，就是在天涯海角，我朝廷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上述这番训谕里头洪武皇帝再一次谈了治理百姓的核心精神，就是要恩威兼济或言宽猛相济。“宽”在朱元璋看来就是要宽待民生，或言“使厚民生”，用今天时髦话来讲就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洪武皇帝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治政理论，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草根皇帝“使厚民生”或言关注民生的缘由第一，朱元璋草根出生，与广大的底层草根有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

　　因为自己是草根出身，在登基称帝后朱元璋对昔日的穷困乡邻或帮助过自己的草根恩人表露出极为不常见的“仁厚”与热心。据说朱元璋当年在乡下时有个邻居王妈妈的，她看到朱家穷得实在没法过了，一发善心，救济了朱家人。为此朱元璋一生都记得王妈妈的好，在南京登基即位后，他令人到凤阳乡下去召王妈妈一家人来叙叙旧。可乡下人土里吧唧的不说，简直就从来没见过什么世面，到了南京，见到高大宽敞的明皇宫，王妈妈与她的儿子就不走了，直犯迷糊：这是古庙呐还是别的什么殿堂？奉命来请她娘儿俩的皇帝特使不停地向他们作介绍，且连哄带骗终于将他们带到了皇帝朱元璋跟前。谁知，这娘儿俩一见到猪腰子脸的朱皇帝不仅不叩首，还直呼“朱重八”之名，弄得整个朝堂上的人都为他娘儿俩捏一把汗。没想到一向讲究名分和贵贱等级的朱皇帝这回脾气特好，笑眯眯地看着、听着，等到王妈妈娘儿俩惊讶够了、唠叨得差不多了，他就招呼来者坐下，然后家长里短地问个不歇。完后朱皇帝还命令大明工部为王妈妈家盖起了宽敞的大房子，并让王妈妈的儿子在大明朝做官。时人见此不无感慨地说道：“现在世上的人一旦自己发达了、富贵了，就将旧时的邻居、伙伴或朋友忘得一干二净，哪顾得上知恩图报，只有当今圣上天纵英明，不忘旧情，难得啊！”

　　见此，有人可能要说，这是朱元璋在作秀！真的吗？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子：朱元璋发迹后曾让手下人到凤阳乡下为他的父母亲重修陵墓——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明皇陵。朱家当年十分穷困，朱元璋父母的下葬之地还是仁厚财主刘继祖发善心给的，墓地之小可想而知。可如今要重新建造皇帝父母的陵墓，少不了要拆迁一番，腾出地方来。洪武皇帝朱元璋听说后很不高兴，他说：“我家父母坟墓及其周围地区都是我们朱家的老邻里，没必要搬迁啊，任由他们自由出入，春秋祭祀节日，适时祭扫。”

　　不仅如此，朱元璋有时还要回老家凤阳看看，而一旦回去，凤阳地方上的父老乡亲都会不约而同地热情相迎。见到乡亲，朱元璋一反南京城里的凶神恶煞之相，笑容可掬地向他们嘘寒问暖，还极为大方地酒宴宽待大家。酒会上朱皇帝谆谆教导家乡的后生们要积德行善，甚至会关照：滨淮诸郡尚多寇兵，不宜远出！做皇帝的能做到这样，恐怕只有乡下出生的本色农民或言草根才会如此啊！

　　第二，朱元璋亲历元末大起义，直接感受民众力量的伟大，也鉴于元朝末年统治者不关心民生而迅速败亡的历史前鉴。

　　洪武元年七月的一天，朱元璋与近臣们讨论起创业艰难问题，他不无感慨地这番说道：“朕是依靠诸位将帅的奋力作战，扫除祸乱，最终才成就大业的。如今天下逐渐平定了，说实在的，朕怎么就不想好好地休养生息、快活一番啊！但朕害怕天，也害怕民。一个君主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当的，那就上悖天意，下失民心，发展下去，最终会招致天怒人怨，哪有不灭亡的道理啊！‘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洪武皇帝的这番高论中说到的天意即民意，如何解释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在给北逃的元顺帝劝降书中大致这样说道：你元顺帝与我谁来当皇帝，这都是天命所定。什么是天命？天命就是民心！然后他引用了唐朝流传下来的格言：“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就明确地表达了朱皇帝心目中民众力量的伟大！

　　洪武中晚期，在与侍臣的一次有关民众治理的谈话中，朱元璋讲得更加透彻：“治民就好比是治水，治水就要遵循水性规律，同样治民也得摸清人之常情。大凡人之常情莫不好生恶死，所以作君主的应该注意到省刑恤罚，尽可能减少战争，这样就会使得老百姓的生命有所保障；大凡人之常情莫不喜富厌贫，所以作君主的就应该重视农时，轻徭薄赋，这样就会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保障；大凡人之常情莫不好逸恶劳，所以作君主的就应该省工罢役，或者说是减少大工大役，这样就会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有所安定。假如不顾农时役使百姓，不顺民情之道而任意搜刮、敛财，任凭威武一味地抑制他们，任凭暴力一味地强迫他们，勉为其难，只图眼前他们的服从，那么这就好比是逆着水性治水，迟早要被水所吞没。”

　　这显然是朱皇帝目击与亲历了元末农民起义和借鉴于元朝末年统治者不关心民生而迅速败亡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洪武九年的一天，朱元璋跟侍臣论及天下安危时曾这样说道：“淡泊能养心，勤俭能养德，纵欲就坏事，所以说那些奇技淫巧、花花草草一旦多了，心就会累，德性也会受损，仙山琼阁，酒池肉林，这个君主的天下也将要完了；卑宫陋室，勤俭节约，爱民如子，这个君主就是圣君，就能兴邦。朕回顾元朝历史，开国之主元世祖在位时，躬行俭朴，最终实行了天下一统；到了元末时，元顺帝骄淫奢侈，荒淫无度，暴殄天物，终致人神共怨，败家亡国。这些都是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可作为我们的明鉴啊！朕也经常拿它来教育皇子们，让他们有所警戒，这样也可确保我大明朝长治久安！”

　　第三，从当时的实际形势来看，经过元末大动乱，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如果新上台的统治者只知道享乐胡为、任意搜刮，而不顾国力民生，那么用不了多久就会引发新的社会动乱。对此，由元末社会大动乱中一路走来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有一次，朱元璋跟朝中重臣这样说道：“朕一旦忙完政事空下来了，就会想到天下之事，从来没有一天安宁自逸。治理天下就同整理蚕丝，一丝不整理好，则众丝皆紊乱。治国也一样，凡遇到事情，必须得先考虑清楚然后再作出行动。怕就怕在这中间有什么漏洞，让奸顽之徒钻了空子，祸害我子民，所以说朕自即位以来从未有过片刻的安逸。再说那刑法，朕也尤为操心，当然这也不是一两个人所能把控得好的，需要你们诸位爱卿一同用心，只有这样，我大明才会民无冤抑，刑狱清省。”就在同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官在南京明皇宫向洪武皇帝陛辞，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跟大家这样说道：“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由此而言，明初帝国统治者对于国计民生欲行休养生息政策，不是因为他们人有多慈善，而是那时的形势迫使其不得不如此！

　　第四，朱元璋不仅懂得民众力量的伟大，而且更懂得底层人最不可缺失的是什么。

　　自身草根出身，借助元末农民起义的良机，使原本徘徊于地狱边缘的化缘和尚或言乡下混混骤然间发迹。

　　想当年自己要不是快活不下去了，断然不可能去干造反这等杀头灭族的玩意！因此说当皇帝的要想自己的江山社稷稳固势必要十分认真地关注民生，民生问题解决了，天下也就稳定了。用朱元璋的话来说：“得天下者得民心也！”

　　那是洪武元年七月，大明军北伐正在进行着，朱元璋不仅关注着北方战事动态，而且还十分留意中原“草根”百姓的生存状况，他找来中书省官员问话：“中原战争后满目疮痍，鳏夫、寡妇、孤儿以及贫穷无力者往往会流离失所，你们中书省应该着手派人前去赈济、抚恤啊！”没想到中书省官员却这样回答：“陛下，赈济、抚恤是应该的，可我们现在国库里没钱啊！”朱元璋听后很不高兴，随即极为认真地说道：“得天下者得民心也！老人是老百姓的父母，小孩是老百姓的子女。抚恤了老人，那么天底下做子女的都会高兴；赈济了小孩，那么天底下做父母的也都会开心。天下的老人、小孩都高兴了，还有谁会不愿归附于我大明呐！如果任由他们穷困潦倒，不加抚恤，那么老百姓就会失望地说：那个老发号施令又不体恤我们的人是谁呀？我们才不要这样的君主！所以说体恤、救济贫穷的人，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有没有这心！而真正拥有这样的心思来为政治国，还用担心天下不能大治！”

　　洪武宽猛相济治国思想内涵：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禁贪除暴、立纲陈纪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认知，朱元璋提出了“君民一体”论。他说：“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治者，征敛诛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朱元璋的这个“君民一体”论有人解释为“君民一家”，给人感觉好像皇帝是全国臣民的意志的代表，或者就像有人大言不惭地宣称：全国人民叫我再干几年！其实专制魔头朱元璋的“君民一体”论，绝无现代西方元首、人民平等意识，恰恰相反，他的君民论中充满了极端的贵贱等级思想。在流传至今记载着朱皇帝思想的明代文献中，专制魔头眼里的君民关系就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他说：“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仁义忠孝之民，刑罚何由而及哉。”

　　既然趋事执役和供奉田赋是小民的本分，那统治者就只管享受？朱元璋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治理天下百姓就好比是驾驭马匹，如果一味地快马加鞭，只顾前进速度而不顾马的死活，那么这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就很容易摔下来，既然摔下来了，人还会不受伤？”后来朱元璋回忆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少年时代，那时元朝统治者只知道穷奢极欲，只知道横征暴敛，不顾人民死活，弄得天下百姓没有生活，于是就天下大乱了。

　　朱皇帝还曾跟手下的军中武臣们这样说道：“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生方可用。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这见受的职事，都是军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吃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里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似他这般害军呵，却便似自家打破锅子要饭吃么道？却似露天地里放着米，眼前吃一顿，别的都烂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无？却似庄家种田，本是一百亩，足本家食用，内卖去十四五亩，荒了数亩，尚且要饱饭吃，得也不得……害得军十分苦楚，望长远受用，如何能勾？”

　　一句话，在朱元璋看来老百姓生计都没了，你这个皇帝还能当下去吗？因此他主张对于民生问题要宽厚一点，否则的话，就等于是杀鸡取卵，败亡是迟早的事情。就此而言，朱元璋的“宽仁”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宽仁，而是有着特定的含义。

　　洪武元年正月即大明开国的当月，朱元璋与刘基等近臣一起讨论治国之道。朱元璋说：“过去群雄角逐，生民涂炭，死亡的太多了，即使休养一下也难以恢复啊！现在国家大势已定，各地割据势力也会被大明军一一平定，你们说说看，日后我大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休养生息之道？”刘基说：“休养生息之道的关键点就在于宽仁……”听到这话，洪武皇帝朱元璋似乎觉得刘大臣讲得还不够贴切，他立马插话：“治国理政采取休养生息之道，不给老百姓来点实惠而泛泛而言宽仁，这是没用的。‘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果像这样的话讲宽仁，那是徒有其名而老百姓一点实惠都没得到啊！所以说宽仁养民，必须要务本，从根本上做起，就好比是种树的一定得从根基培植做起！”

　　由此可见，阜民之财、息民之力、节用、省役、明教化……这才是朱元璋治国指导思想中的“宽”的真正含义。但“宽”还不是洪武帝治国指导思想的全部，他还主张“宽猛兼济”或言“宽猛相济”。

　　洪武十八年七月的一天，朱元璋在处理完政事后问身边的近臣：当今天下如何？左春坊左赞善老学究刘三吾立马应对道：“托皇帝陛下您的福，当今天下四方无虞，盗贼屏息，五谷丰登，百姓安逸幸福。”朱元璋听后很不以为然，他说：“天下这么大，老百姓那么多，怎么敢说他们都能安逸幸福？身为天下之主，朕常常挂记着天下黎民苍生，惟恐他们流离失所，所以时不时地加以询问，几乎没有一天会忘记的。”刘三吾回答说：“圣心拳拳，陛下您的洪恩仁德早已泽被民众，且相当之深了！”听了刘三吾的这番话，朱元璋还是觉得其中有问题，他马上纠正道：“君主的洪恩仁德不应该是一般的泛泛而言，就像圣医扁鹊给人治病，如果他不用药，那病人的病会好吗？就像木匠之祖公输班给人做木器，如果他不用绳墨，那木材能被纠直吗？就像尧舜那样的君主治理国家，如果不实施纪纲法度，只是一味地讲讲洪恩仁德，那也是徒劳之仁善，不足以为政！”

　　其实朱元璋的这种“宽猛相济”的治国思想早在大明建国前后就已经形成且表达出来了。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1364）在南京城里称吴王没多久的朱元璋就向左相国徐达等人发表了这样一番治国“宏论”：“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给刘伯温的手书中再次表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由此看来，在朱元璋的治国指导思想中“猛”是断然不可缺少的，这是鉴于元朝末年纪纲不立、法度不行，终致人心涣散，天下大乱而得出来的经验教训。那么，怎么“猛”？洪武帝认为，当务之急就要“立纲陈纪”或言“立法定制”。

　　“立纲陈纪”最早是朱元璋在《北伐宣言》中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后来这样的建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成为洪武君臣的共识，并贯彻于洪武朝的始终。如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在上《平元都捷表》中就首先重述了朱皇帝的“立纲陈纪”的治政精神，歌颂当时的大明“治具毕张，发政施仁，民心大悦”；洪武二年八月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等在进表中也竭力歌颂大明“立纲陈纪，用夏变夷，肆宏远之规模，成混一之基业”。而朱皇帝更是时不时地将其挂到了嘴边上：洪武十一年正月己卯日在进封中山侯汤和为信国公的赐诰里，洪武十三年八月丁未日在向全国郡县守令的诏戒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和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策试礼部会试中式举人的制策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立纲陈纪”，那么究竟如何立纲陈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