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2——大明一统

第十节 建都南京意义非凡定名大明缘由何在

　　大明帝国定都南京的意义〇第一次将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建在了南京，开创了大一统帝国南北中心的多重选择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多重中心创立了历史先例南京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无论是六朝，还是南唐，都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局部性割据政权。从明朝开始，南京才第一次成为全国性政权的首都，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的帝国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明朝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下了一份诏书：“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开封）为北京，朕以春秋往来巡狩。播告尔民，使知朕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朕综观中国的疆土，四方臣民属国前来我大明朝贡，以路途较为合适的——应该以金陵作为我大明帝国的南京；以大梁（开封）为我大明帝国的北京，朕每年的春秋时节在南、北两京之间来回巡视办公。今告诉你们的百姓，使他们知道朕这样定都的一片良苦用心。”朱元璋将金陵为南京，大梁（开封）作北京（后废止），中国历史上南北京之称由此而始。用今天话来说，朱元璋从巩固大一统帝国全方位的角度，主张设置南北两京制度。

　　“两京制”古已有之，周代有两个都城：镐京（西安）和雒邑（洛阳），隋唐时期也有两京：长安和洛阳。这是大一统帝国治理过程中的一个创制，但历史上的这些“两京”都局限在关中地区或北方中原地区。从大一统帝国全方位角度来说，这种两京制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厚此薄彼，重北方而轻南方。明代改变了这种格局，它是顺应南方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后来者居上的态势，因此我认为这种“南北两京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创制”，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从北向南转移不是从明代才开始的，而是在宋元；但宋元都没有及时适应历史发展之势而从政治上予以调整，但明代做到了，因此其历史功绩与深远影响不容低估。它第一次将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建在了南京，开创了大一统帝国南北中心的多重选择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多重中心创立了历史先例。〇建都南京，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中心合一，顺应自然地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展的基本格局，解决了南粮北运带来的许多劳民苦众的社会大问题，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之争”之先河明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尤其是宋元之际，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由此给大一统帝国带来了极为头疼的经济问题——北方政治中心及其政治性的高密度人口所亟须南方粮食等经济物质支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一统帝国政府采取了南粮北运的措施与国策，具体的做法为漕运与海运。但漕运与海运这两根大一统帝国政治中心的经济生命“输氧管”却极为脆弱。一旦发生什么变故，整个大一统帝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打乱，甚至陷入瘫痪状态，元末就是这种情况。这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相背离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

　　严重后果之二是：大一统帝国实行了南粮北运，其支付的经济成本相当之昂贵。我们不妨以永乐迁都后的情势做个对比：

　　明代前期学者陆容曾这样记载道：“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辟于前，谷非倍收于昔，特以国初籍入伪吴张士诚义兵头目之田，及拨赐功臣，与夫豪强兼并没入者，悉依租科税，故官田每亩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额，吴民世受其患。洪武间，运粮不远，故耗轻易举。永乐中，建都北平，漕运转输，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负死亡者多矣。”

　　永乐年间江南地区老百姓大多逃亡的缘由是政府赋税太重，那么究竟重到什么地步呢？陆容又记载说：“永乐间，平江伯陈公瑄把总海运粮储，共一百万石。时未有总兵之名。十三年，里河漕运（即大运河漕运——笔者注）加至五百万石，统各处一百七十余卫。后以湖广、浙江、河南、山东各都司所属茶陵、临山、彰德、济南等卫地远，省之，每岁上运四百万石。”

　　永乐初年尚未迁都，北运漕粮100万石，永乐十三年大运河完全通畅后，朱棣加快了迁都的步伐；也就从这年起大明帝国差不多每年要从南方地区吸血500万石粮食，但因湖广等地不便运输，于是从苏南北运400万石粮食成了铁定的规制。明代文人张瀚记载说：“国朝岁供军储四百万，大抵取给江南。”但实际上这400万石运往北京的粮饷还仅仅是官粮和军粮，民粮根本不在其中，“天下岁运米至京师者有四百余万，民粮不在其数”。

　　额定北运粮为400万石，其实这当中还不包括“损耗”与人力费用，明代中后期文人学者说，南粮北运的成本费用大约是额定北运粮的100%。也就是说江南人民不仅要负担400万石的“爱国粮”本额，还要承担400万石粮食北运的成本费，两项总计高达800万石，是永乐初年的800%，这是何等残酷的剥削！

　　与苏南连在一起的还有个难兄难弟——浙江，“浙江银课，洪武间岁办二千八百七十余两，永乐间增至七万七千五百五十余两，宣德间增至八万七千五百八十余两”。

　　浙江银课增长率在100%左右，受剥削的灾难程度要比苏南轻得多了，可即使这样，浙江人已经受不了，镇守地方的官员不断上请，要求予以减免。（详见“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1）而赋税负担增加了800%的苏南人民可就更没什么活路了。明朝文人陆容说得好，“地非加辟于前，谷非倍收于昔”，而赋税负担却增加了800%，江南人民还怎么活？所以最终“民不堪命，逋负死亡者多矣”。因此说迁都北京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简直就是灾难。京杭大运河作为帝国的吸血管，源源不断地吸吮着江南人民的鲜血，摧残了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重了江南人民的苦难，这绝对不像某些官僚政客和走狗文人所吹嘘的那般。就连永乐死后他的亲儿子明仁宗朱高炽也曾痛心疾首地说道：“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属）南京，斯亦吾之素心。”

　　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黄宗羲站在明代近300年的历史角度，这样评述迁都北京的：“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严重后果之三是：社会成本无限加大。“南粮北运”带来的最直接的“丰硕成果”就是大运河经济的“繁荣”。如果留心观察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世界第一大人工开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在元、明、清三代的经济生活中的状况，你就会发现它似乎特别“活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京杭大运河不是元朝起才有的，早在隋炀帝时就已经开凿通行了，但在随后的七八百年里大运河似乎并不怎么引人注目，或者说用处并不大。可在元、明、清三代却特别热闹，主要是由于大一统帝国官方主持的“南粮北运”所造就的。从大一统政治出发，树立“漕本思想”，畅通“南粮北运”，由此带来运河沿岸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病态的”繁荣。说到底，这是一种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之上的病态经济，是由无所不能的绝对专制皇权倾力打造出来的美丽无比的肥皂泡。

　　而建都南京，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中心合一，这就顺应自然地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展的基本格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解决了南粮北运所带来的诸如劳民苦众、社会成本无限加大等一系列社会大问题，同时又能与宋元时期已经开启南移的中国文化中心相重合；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的角度都是属于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然而它也带来一个无法回避又十分严峻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各民族不仅在地域分布上很不均匀，而且各民族的个性特征也有很大差异。但从总体角度来看，北方少数民族不像南方少数民族那样温顺，他们比较剽悍、好斗，时常南下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定都北方的大一统帝国的中央政权似乎便于就近调集军事力量，对付游牧民族的侵扰，而且中国北方诸如北京、西安等地都有很好的自然屏障作依托，临危尚可应急，这就是我们昔日津津乐道的定都北方最有利的证据和理由。笔者曾经也认同过，但在深度研究思考后却发现了问题。

　　就以明代而论，定都南京的洪武朝31年间大明帝国不仅没有京都之危，而且还一再北伐和“清沙漠”，重创元蒙残余势力；相反，迁都北京以后的第29年即明正统十四年，朱棣的玄孙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不仅没能抵御住北疆蒙古人的入侵，反而堂堂的大明天子还当了俘虏，写下了大明帝国历史耻辱的一页。对此，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困，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根据黄宗羲所列举的明成祖迁都以后近20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六七次君主受困与京城被围大危机，我们来个平均折算，大约每30年左右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就会出现一次大危机或军事大告急，而这样的危局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时却不曾出现！

　　由此看来，迁都或定都北方并没有如某些人吹得天花乱坠，全是优势。自洪武定都南京和永乐迁都北京起，600年间中国人关于南北都城之争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谁是谁非，自有公断。〇奠定了南京600年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确立了南京在大一统帝国中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与重心地位，提升了南京在大一统帝国中的地位甚至国际名望。

　　朱元璋定都南京，对南京城的历史发展及其在大一统帝国中的地位和国际声望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面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朱元璋在明朝开国之前就开始着手进行南京城的建设，整个建设工程断断续续持续了20余年。史载：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二月，“拓都城（南京）讫工”；洪武六年六月，“修筑京师城周一万七百三十四丈二尺（约35 780米），为步二万一千四百六十八有奇，为里五十有九。内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丈九尺（约8 570米），为步五千一百四十三，为里十有四。”洪武十年九月，“改作大内宫殿成”……由此建成了明朝南京京城，其范围大致是：东北到紫金山；北部紧靠玄武湖，将鸡笼山（今鸡鸣山）和九华山都包括在内；西北抵达狮子山；东南濒临秦淮河。我们不妨看一下《洪武京城图志》和《明代应天城图》（明版画），便知南京城在明朝洪武以后的600年的时间内没有什么大变化。换句话来说，明初建成的南京城，奠定了南京城市600年发展的基本格局。

　　第二，明初定都南京，确立了南京在大一统帝国中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与重心地位，也扩大了南京的国际名望。

　　从明朝初年起，南京一直是全国的经济、文化的中心和重心。洪武开国时，应天府是全国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城市。

　　与同时期的西欧的“大”城市法国的巴黎与英国的伦敦相比，中国南京的人口是它们的十几倍，简直是超级大城市，难怪明代中叶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看到南京城的宏大与繁荣时，极其惊叹地写道：“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他们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稠密的人口中包括各个阶层；有黎庶，有懂文化的贵族和官吏。后一类在人数上和尊贵上可以与北京的比美，但因皇帝不在这里驻跸，所以当地的官员仍被认为不能与京城的相等。然而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P286～287）

　　南京的国际名望的赢得也是在明朝的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和朱棣永乐年间，东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纷纷遣使到南京来向明王朝朝贡。这个时候东亚、东南亚国家不仅知道了南京，了解南京是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都城，而且还派遣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来留学。对此大明朝廷给予极大的关怀，如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下令“赐琉球生日孜每阔八马等罗衣各一袭及靴袜衾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又“赐国子监琉球生云南生夏衣靴袜，其傔从之人亦皆有赐”。甚至还有外国人来南京参加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洪武四年三月殿试时，“高丽入试者三人，惟金涛登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

　　永乐时期中外官方交往更为活跃，特别是郑和下西洋以南京作为最初的出发点，由此南京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是南京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据史料所载：永乐朝相继有6个海外国家9个国王来华朝贡通好，虽说后来永乐迁都北京了，但有一半以上的外国国王到了南京，其中有个浡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因水土不服，加上突然患病，死于南京，被大明朝廷礼葬于安德门外。明人这样说道：“按当时之夷没葬于中国者，如浡泥、苏禄、麻剌共三人焉。非我朝德威远被，乌能使海外遐酋倾心殒身如此哉！”

　　第三，文化教育方面，南京在明清5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居于大一统帝国的重心和中心地位。

　　从明朝初年起，整个明清500余年的历史中，科举中试者包括状元，南京及其周围的苏松地区出身的占压倒性的优势；明清时期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能工巧匠等，也是南京及其周围的苏松地区出身的占了绝对的优势。

　　明朝初年南京建起了全国性的国立第一大学——国子监，拥有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即后来人们所称的江南贡院，明末有名的科学家徐光启曾来南京参加科举考试，并展开了他的社会活动。西方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也曾三次来南京，参观了明故宫、北极阁的天文台，并制作了天文仪器。南京曾经一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据点。

　　在绘画艺术方面，明初在南京城里文人画家云集，明中期在南京绘画艺术界活跃着一支集南北画之长的“浙江画派”和带有明显江南地方特色的“吴门画派”——其中坚文征明、唐伯虎及明末有名的松江画派的领袖董其昌、娄东画派的主要领袖与骨干大多以南京作为人生事业与仕途的起点站而走出来。

　　文学方面更是人才云集，高手如林。明初由于朱元璋的高压，文学自由创作受到极大抑制，但是具有雍容气象的台阁体文学却大行其道。活跃在南京历史舞台上十分有名的宋濂、刘基、高启和方孝孺不仅是当时众望所归的文坛领袖，而且也是擅长写作台阁体文学的高手，他们一起服务于朱元璋、朱允炆政权。

　　至明朝中晚期，南京的文坛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文学成就斐然，出现了顾璘、陈沂、王韦“金陵三俊”，其后宝应出了个文学人才朱应登，人称“四大家”。明清之际文坛大家钱谦益较长时间在南京任职，《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就是长期寓居南京的文学家，《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都曾在南京参加科考，吴敬梓还长期寓居南京，《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出生与生活在南京。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南京是培养文学家的摇篮。

　　不仅如此，南京也是培养思想家的温床。明朝中后期有名的思想家焦竑就是南京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也曾寓居在南京，与焦竑和利玛窦等进行了中西思想大交流。

　　南京周边地区的能工巧匠也很多，南京明故宫、明代北京故宫、天安门的设计者与建设者好多就是出身于南京或南京周边地区的。

　　〇基本确立了南京南北混合的地域文化风格

　　尽管由于明永乐年间、明清之际和清末的太平天国三次大破坏，最令现代人心驰神往的明故宫如今却空空如也。但南京曾经作过明朝的首都，明代建筑之类的物态文化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地保存了下来，如南京明城墙、明孝陵等。但问题是这些官方修建的庞然大物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承继了中国传统的皇都文化与皇权政治文化，不足以反映地方文化的特征。我个人认为，最能反映南京明代地方文化的要数南京城南秦淮河一带的徽派建筑，因为南京城南的秦淮河一带曾是明初的“高干区”。反映在语言与风俗习惯上，由于明朝初年，社会主流群体中很多直接从要饭的、种地的等社会极下层中上来的，他们将一些低俗的语言带入了南京城市市民社会里，这是历史上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问题是这样低俗语言之类的亚文化一般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主导群体自身素质的提高而不断地影响或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矫正，但偏偏是在明初第三位皇帝时，大明帝国将都城从南京迁往了北京。这样一来，社会低俗亚文化来不及矫正，而重礼节的北方风俗和讲气派的皇家味却被留了下来，由于曾经是皇朝的政治中心，南京人喜欢谈政治，说话比较直接，相对不太注重细致入微的事情。

　　明初朱元璋强制迁徙了许多江南富民豪强到南京，直接将他们置于皇帝的眼皮底下，加强了政治控制，但同时也繁荣了南京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因此在南京的南方人也占一定比例。明代南京学者顾起元曾记载道：“高皇帝定鼎金陵，驱旧民置云南，乃于洪武十三年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为编户，置都城之内外，名为‘坊厢’。”四万五千余户人家，相当于20万人，占据了当时南京人口的1/5.其实何止江浙人，洪武年间江西、福建、湖广、山东等省份都有大量的人口移至南京，甚至还有西域人。如有个叫金大车的人，“其先西域默伽国人也，太祖时以归义，授鸿胪寺卿，赐是姓，遂为金陵人”（道光：《上元县志·艺文》卷16）。从洪武晚期南京人口已经超过百万大关来看，当时的外地人在南京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南北混合的地域文化特征日益凸显出来。

　　明末清初南京又经历了一次大动乱，不少北方官僚与军队南下来宁，甚至居住下来，他们自然将北方的饮食风俗等文化带到了南京。加上南京原本在六朝时代就形成了北方士族为主流的文化导向，所以南京的地方文化整体上偏向北方，譬如饮食中带辣但又不重、适量面食、碗大等这些南北方交汇的特征。

　　定都南京的大明帝国为何取名为“大明”？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或帝国的取名大致是这样的：“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孙述建号成家，亦以据成都起事也；賨人李雄建号大成，盖亦袭述旧称也。金太祖始取义于金之坚固，遂不以国邑而以金为号。（按金志：太祖以国产金，且有金水源，故称大金。）然犹未用文义也。金末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始有以文义为号者。元太祖本无国号，但称蒙古，如辽之称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其诏有曰‘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云。命世之君，创制显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袭前代，此其一端也。然如唐之为荡，虞之为乐，则五帝以来，原以文义建号，其说见尚书传注及史记正义。”

　　我们将上述这段文字再作个整理，看看中国历史上朝代或帝国的取名规律：

　　第一，以自身的民族为王朝或帝国的名字。如夏朝、商朝、秦朝，还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就是以自己的民族来命名帝国名字的。

　　第二，以祖先或开国皇帝的封地为王朝或帝国的名字。如汉朝的“汉”来自开国皇帝刘邦的封地。隋、唐、宋都是以祖先或开国皇帝的封地名为自己的朝代或帝国的名字的。

　　第三，以儒家经典中的关键语句来为王朝或帝国取名。如元朝国号的来历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取的国号就来自中国儒家经典《周易》中“大哉乾元”，也是从“大元”王朝开始，中华帝国王朝的名号前有“大”，后来的“大明”、“大清”等都是如此。但现在娱乐界在拍历史剧时取名却几乎一概冠以“大”，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是误人子弟的“戏说”。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明帝国”的国号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由于历史上朱元璋在给自己的“大明帝国”取名时没有直接解释为什么叫“大明”，所以后人通过对现存史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大明”国号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〇来源于明教的“明王出世”之宗教信条

　　明代人说“大明”国号是当年刘基给朱元璋出的主意，沿袭了“明王出世”说，“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经》。《大小明王出世经》为明教经典，明之国号实出于明教”。朱元璋是通过参加元末红巾军起义而起家，随后逐渐发展壮大，最终走上了统一全国的道路。而元末红巾军起义的思想武器与理论工具就是元末民间盛传的白莲教。白莲教又被人称之为“明教”，它宣扬“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之类宗教信条。元末红巾军就是打出这样的口号来号召人们起来斗争。明王是谁？宗教的神秘性就在这里——含糊性，红巾军领袖韩山童死后，他的儿子韩林儿就被尊为小明王。韩山童自称为北宋徽宗的第八代子孙，北方红巾军政权的国号就叫“大宋”。朱元璋政权的发展一直是打着北方红巾军“大宋”“龙凤”政权“小明王”的旗号。在攻占浙东时，他就叫人在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浙东分省衙门前树了两面大黄旗，上面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明王”就是“小明王”？可“小明王”天不保佑，溺死于南京长江里了。既然过去一直使用龙凤年号，尊小明王为主。现在小明王没了，朱元璋开创新帝国，取国号没有比“大明”更合适了，因此说，“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王号也”。这样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明王出世”现在真的出世了，连名字也一样，只是加了一个“大”字，人世间好日子开始了；第二，明王已经出世在人间了，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换言之，其他要有出现的话，都是赝品，大家不要相信；第三，老红巾军将士和广大百姓盼到的明王就是时下称帝的“大明”天子，他可是北方宗主一脉下来的，故而老红巾军将士和广大百姓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新兴帝国的“大明天子”。用“大明”作新国家的名号，正是朱元璋为了争取自己手下将士们和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〇吻合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学说

　　“大明”国号如果按儒家的学说来解释也很微妙，明是光明，是火的意思，谁不喜欢光明而喜欢黑暗？又，如果将“明”字折开了，那就是“日”和“月”两个字。从古代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的礼制来看，祭祀“日月”和祭祀“大明”是儒家主张的礼制中的正祀，又是后世朝廷的正祀，无论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是历代皇家所重视的。所以取名“明”是吻合儒家经典的礼制规范，合乎正统的文化。

　　〇符合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学说

　　元朝（北方）水（玄冥）

　　↑暗↑水

　　∣制∣克

　　∣明∣火

　　明朝（南方）火（祝融）

　　按照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之说，南方属火，由火神祝融执掌，属阳；北方属水，由水神玄冥执掌，属阴。在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中，水被火所克，水属于阴，方位上处于北方；而克水的火属于阳，方位上处于南方。暗示：朱元璋起兵南方，北伐中原，攻克元大都，推翻了北方的元朝，就是以火克水，以阳克阴，以明克暗，完全吻合阴阳五行学说所解释的朝代相克相替的规律。

　　明代人认为：“朱元璋）本姓朱，本祝融。祝融，帝颛顼子，为帝喾火正，有大勋于天下，故别为祝融。在国臣（柯）仲烱言：……太祖定鼎金陵，则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国号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国，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历，以示三纲五常，以昭日用，以引趋光而避凶，此皇明治天下，潜移默化之大旨，所以四海来朝，亦以是赐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语我太祖取号大明之秘义乎。故汉德若水，我皇明其德如日月之代明，汉得地道，我皇明得天道，三统之义，皇明统于天矣。”

　　将大明定都的南京说成是祝融的故墟，南京属于南方，南方主火，北方北京主水，以火制水，以南京的大明克住、制服建都北平的元朝及其残余，所以在攻占北京元大都皇宫后的洪武元年，朱元璋立即命令工部主事萧洵捣毁元故宫。哪来如一些御用文人所推测的那样：老朱皇帝偏爱北京，偏爱说不清道不明其来路的四儿子朱棣？（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⑦《永乐帝卷》上，第2章）还有一方面的典型例子，明初曾跟随朱元璋闹革命的刘辰曾说：“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将士战袄、战裙、壮帽、旗帜皆用红色。”无需赘言，明太祖朱元璋尚南、尚火、尚红色，红彤彤的江山才是“大明”呐！

　　因此说，朱元璋以“大明”为国号，重建大一统帝国，不仅“应验”中国民间宗教的教义和“满足”了中国底层普通百姓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也是吻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赢得了广大人民和正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其意义深远。更有中国传统阴阳五行之说中的以火制水、以火克水和以南克北等理论依据，为大明彻底颠覆元朝统治提供了历史的隐喻：推翻蒙元异族统治，恢复中华正统；套用朱元璋的原话，那就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第二章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