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明皇宫和明皇城的主要建筑和规制,如此规模宏大、气势非凡的明皇宫是前后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建成的。讲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你讲的这些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你能不能将明皇宫在今天的南京城内的大致范围作个描述呢?
据考证,南京明皇宫比较确切的占地范围应该是,东起中山门以内南京博物院一带,西至今竺桥、逸仙桥一带,南至光华门一线,北至今佛心桥一带,它绝非今天的明皇宫公园那一小块,而是范围广阔,殿阁崇伟,气势恢宏,堪称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的第一建筑。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这种观点,认为后来的北京故宫要比南京的明皇宫大。这似乎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无头案了,因为一个还在而另一个早已给毁了。怎么能比较得出呢?
为明故宫“翻案”——利玛窦见证:明都南京和明皇宫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与最大的皇宫在明故宫已毁、目前有关明故宫史料缺失不全的情况下,外国人的记载我们不妨做个补充甚至可以进行历史的纠正。明故宫建成200多年之后的明朝万历年间,已经走过半个地球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明都南京(前后共计3次)。他参观了明故宫,曾发出赞叹:“我还没有见过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皇宫像南京的明故宫这样雄伟!”
至于南京城有多宏伟?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里这样写道:“它为三重城墙所环绕。其中第一层和最里面的一重,也是最华丽的,包括皇宫。宫殿依次又由三层拱门墙所围绕,四周是壕堑,其中灌满流水。这座宫墙长约四五意大利里。至于整个建筑,且不说它的个别特征,或许世上还没有一个国王能有超过它的宫殿。第二重墙包围着包括皇宫在内的内墙,囊括了该城的大部分重要区域。它有十二座门(实际上是十三个城门,不知这位老外当年见到时哪个城门被封闭了,可能少算了一个。本书作者注),门包以铁皮,门内有大炮守卫。这重高墙四围差不多有十八意大利里。第三重和最外层的墙是不连续的。有些被认为是危险的地点,他们很科学地利用了天然防御。很难确定这重墙四围的全长。当地人讲了一个故事:两个人从城的相反两方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时间才遇到一起。这座墙将可提供该城如何庞大的一些概念,同时城是圆形,所以比其他任何形状都容有更大的空间。这重墙内,有广阔的园林、山和树林,交叉着湖泊。然而城中居民仍然占有它的绝大部分。如果不是目睹,人们简直难以相信它,然而仅仅该城的警卫就有四万名兵士。该地位于经线32度,从数学上计算它的纬度,它几乎正在全国的中央。前面提到的那条河流(指长江,本书作者注),沿着城的西侧流过。人们不禁疑问,它的商业价值对于该城,是否比它秀美的装饰更加是一笔资财。它冲刷着城岸,有几处流入城内,形成运河,可以行驶大船。这些运河是现在居民的祖先所开凿的,费了艰巨和长期的劳动。此城一度是全国的都城和几百年来古代帝王的驻跸地,尽管皇帝由于前面提到的理由已移位北方的北京,南京仍然没有失掉它的雄壮和名声。即或是失掉,那一事实也仅只证明它从前比现在更加了不起。”(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P287~288;裴化行:《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1册,王昌社,译,土山湾印书馆,P283有相类的说法)
有人可能会发问:这个老外的话能信吗?
我个人认为应该可信,第一,利玛窦是从大西洋岸边来的西方人,一路走过了差不多有半个地球,在当时中国范围内可说是见识最广的人。第二,利玛窦跟后来来中国“旅游”或“公干”的其他老外不同,他是以一种“超然”的理性态度来看待中国的,较少带有后来跟随列强一同来到中国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传教士那种个人和民族的偏见。事实上利玛窦前后来了三次南京,但都不是很愉快。因为当时中日之间正在进行战争,南京地方官知道,将一个不知其来自何国的大胡子“夷人”留在南京将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于是就拼命地撵利玛窦离开南京。因此说,要讲利玛窦对南京有感情来夸大明故宫和南京城的宏伟似乎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第三,利玛窦写他的这部《利玛窦中国札记》时,离开南京已近十年,一直居住在北京故宫边上,跟明朝万历帝倒有很多的联系,甚至有段时间还成为北京故宫里的常客。他教太监们调试西洋自鸣钟,展示西洋绘画(可详见笔者:《论明清西画东渐及其与苏州“仿泰西”版画的出版、传播》,澳门《中西文化研究》2007年12月,第2期)。由此万历帝不仅奖赏了利玛窦,而且在他死后还赐地北京故宫的边上,让这位西洋友好使者长眠于此。如此之举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所以说,论情感,利玛窦对北京的感情要比对南京深得多了,可是在他有生之年尚未全部完成的《利玛窦中国札记》里却不停地赞美明故宫和南京城,要知道这《利玛窦中国札记》原本是写给他的罗马教皇宗主看的,没有必要讨好什么中国官员。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书里居然很少提到北京故宫的雄伟,而是浓墨重彩地渲染明故宫和南京城的宏伟、壮观,就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利玛窦是在对照了南京、北京的皇宫后做出的如实的、客观的评价(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三卷第9、10章和第四卷第1、2章,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之所以后人认为北京故宫要比南京故宫要大、要好,无非是篡位者朱棣捣的鬼,很可能他篡改了南京的史料,这已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⑦、⑧《永乐帝卷》。
明故宫“跑”到哪里去?——明故宫遭受的三场浩劫然而历史老人却跟人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座被外国人称为世界第一宫殿的明故宫在五六百年后今天的南京城里居然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些令人无限感伤的断壁残垣。那么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南京城里的明故宫遭受了如此惨烈的灭顶之灾?
让我们穿过历史时空的隧道,一起来考察明故宫的盛衰吧!
昔日里雄伟恢弘的明故宫之所以会荡然无存,主要是它先后遭受了三次大劫难:
〇明故宫遭受的第一场大浩劫——明成祖迁都北京
虽说明故宫在洪武晚期已经出现了沉降的问题,但这不足以将整个明故宫给毁了。换句话来说,下降了些不是明故宫毁灭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作为一个基本的框架,明故宫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了近两百多年,否则在明万历年间来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利玛窦,是看不到那么雄伟的宫殿建筑的,也绝不会留下那么多的对南京明故宫的美好又真实的历史记忆。遗憾的是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我们本国人都没能零距离地接触明故宫——那是皇家重地。事实上当时的明故宫已经遭受了一次“浩劫”,只留下一个宏伟的空架子了。那么究竟是谁最先使得世界第一皇宫蒙受如此大的“劫难”的呢?说出来好多人都不敢相信,就是那个口口声声说父亲朱元璋最喜欢的四儿子朱棣干的“好事”。
朱元璋死后一年不到,朱棣就公然造反,发动“靖难之役”,将自己的侄子朱允炆从皇位上赶了下去,自己当皇帝,即永乐帝。然而一直自称“高皇帝好儿子”的永乐帝上台以后对父皇朱元璋苦心经营与建造的南京明皇宫却视如敝帚,其所作所为可以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败家子!虽说是在南京登了基,可南京城里建文朝大臣都与他不合作,加上他童年失母,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以及江南人对他的敌视或言冷漠(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⑦、⑧《永乐帝卷》),终使他不愿也不敢在南京久留,从永乐元年起就着手迁都老巢北平即后来改称的北京。迁都就迁吧,朱棣也真想得出,一方面克隆南京明故宫建筑设计格局,在北京大搞基本建设;另一方面,对南京明故宫及其相关设施进行拆卸。按理说,北京周围到处都是山,营造皇宫需要的巨型石料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就地取材,但也不知出于何种真实的想法,朱棣却要这样干。这是南京民间的一种说法。明代自永乐后的历帝都是朱棣的祖孙,当然他们不会在官书里头保留这种有损于祖先“光辉形象”的记载了,但在只言片语里头却也透露出明成祖迁都北京破坏南京的蛛丝马迹:洪熙元年四月,朱棣儿子明仁宗朱高炽下令“修南京皇城”。怎么修法?他降敕给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说:“朕以来春还京(指南京,本书作者注)。今遣官匠人等前来,尔即提督,将九五殿各宫院,凡有渗漏之处,随宜修葺,但可居足矣,不必过为整齐,以重劳人力。”
从洪熙元年朱高炽下达的这项敕谕来看,当时南京明皇宫九五殿各宫院似乎都有渗漏,且不便居住,才多长时间就出现这样的破败相?众所周知,朱棣是在永乐十九年才正式迁都北京的,在这之前,朱高炽一直留守在南京,住在明皇宫。而永乐一共当政了22年,这样算下来到朱高炽洪熙元年时连头带尾不超过5年。5年时间明皇宫就不能住人了,除了人为破坏,自然风化总不会这么快吧。由此反倒印证了朱棣迁都时极可能对南京明皇宫进行过破坏。有幸的是明仁宗当政期间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似乎没有完全修好,新上台的洪熙帝之子宣德帝又一反老子的做法,拒绝还都南京。从此以后,南京和明故宫基本上成了没有皇家关注的“弃儿”(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⑨、⑩《洪熙、宣德帝卷》)。虽然在以后南京还是陪都,也设有六部机构,也有国子监,也有都察院,等等,一如北京建制,但今非昔比了,皇家已经不在这里,皇宫无人精心看管、打理,明朝中期前后发生了大火灾,明故宫的前朝三大殿、内花园等先后遭火而毁。利玛窦来中国时,从时间上来看,很可能他没见到明故宫原貌,但肯定还是有一些大宫殿存在,譬如乾清宫、坤宁宫等后廷三宫及文华殿、武英殿等还没有被毁。明末南逃的福王朱由崧就是在武英殿即监国之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的。
〇明故宫遭受的第二场大浩劫——明末清初的清军肆意破坏
明末清初,天崩地裂,中国传统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大劫难,位处南方政治中心的南京自然在劫难逃。清军铁骑疾风般地南下,不仅占领了明朝陪都南京,而且还肆意蹂躏明故宫。清军在明故宫午门前,筑起八旗兵驻防城,把将军、都统二署设在明故宫。这些清军“大兵”们在里头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军队重地、禁地,“闲人”、外人“概莫能入,无法问及,也不敢问及。康熙年间,清方又取明故宫石料雕件修建普陀山庙宇。于是一代皇都的皇城、宫阙顿时成了”废都废宫。
明末清初,天崩地裂,中国传统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大劫难,位处南方政治中心的南京自然在劫难逃。清军铁骑疾风般地南下,不仅占领了明朝陪都南京,而且还肆意蹂躏明故宫。清军在明故宫午门前,筑起八旗兵驻防城,把将军、都统二署设在明故宫。这些清军“大兵”们在里头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军队重地、禁地,“闲人”、外人“概莫能入,无法问及,也不敢问及。康熙年间,清方又取明故宫石料雕件修建普陀山庙宇。于是一代皇都的皇城、宫阙顿时成了”废都废宫。
清代南京名人甘熙记载道:“明故宫为今驻防城。昔之五凤楼,文华、武英殿基不过指识其处而已,惟紫禁城内正殿旧址,阶级犹存。右偏有高阜,呼为圪垯山,乃叠石而成,玲珑可爱,指为梳妆台遗址。午门外左有土阜,坦平如砥,长可数十丈,两旁亦然,阶石柱础错落其间。其右有石坊,四面屹立,乃庙社之遗迹也。”
除此之外,清兵的驻扎与浩劫给南京留下的还有带着阵阵隐痛和颇多无奈的一些地名,如在今天南京城东南的御道街南端有蓝旗营、蓝旗街(清军八旗中的蓝旗营的驻地),在明故宫西北处有“马标”(“马”字就骑马、骑兵的意思,“标”是清末军制单位,相当于后来的“旅”)、“炮标”(清末“新军”的炮兵团驻扎营地)。好端端一座南方历史文化名城,在野蛮武夫们的刀光剑影下度过了近300年,明故宫及整个南京城不被破坏才怪呐。
〇明故宫遭受的第三场大浩劫——清朝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
虽然说清军驻营南京,使得明故宫遭受了灭顶之灾,但还没有到毁坏殆尽的地步。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进攻南京,与驻扎在明故宫的驻防清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一代明宫成为双方交火的战场,明故宫遭受的第三场浩劫开始了。后来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为了修建天王府和其他各王府,被人万般歌颂的太平天国领袖们来了个就地取材,上明故宫见什么拿什么,能拆得动的,能搬得动的,石材、石料全部都给搬走了。那么,他们新建的天王府和各个王府现在在南京却也见不到了,它们会“跑”到哪里去了呢?事实上它们没“跑”,而是被清军一把火给烧了。
明故宫在历经三次大的浩劫后,只剩下了断垣残壁。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1929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体从北京运往南京,准备安置在现在的中山陵。但由于中山先生的灵车要从南京新街口一路东行,而前往东郊之交通又不畅,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斥资筑路即今天的中山东路。而正是这条路恰好将满目疮痍的明故宫一分为二,即今天的午朝门公园和明故宫公园。如今南京明故宫公园内基本上是空旷一片,令人无比感伤。午朝门公园里仅有一块精美雕镂的大石壁、鳞次栉比的奉天殿前奉天门石柱础遗物和宫城东门、皇城西门、午门及其附近的城垣等极少一部分遗迹尚存。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发出这样的感慨了:看来当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还是对的,南京作为帝国王朝的都城怎么说都不吉祥啊!真是这样的吗?那我们来看看迁都后北京明皇宫的命运。
清代有名学者赵翼曾做了史料收集和统计:永乐五年,始建北京宫殿。八年,(朱棣)北征还,即受朝于奉天殿,是奉天殿先成。十八年,各宫殿皆落成,诏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九年四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二十年,乾清宫亦毁。自后未尝营葺,故仁宗即位,将还南京,诏改北京诸司悉称行在。直至正统四年,始修建北京宫殿。六年十一月,乾清、坤宁二宫及三殿俱告成,乃定都北京,诏文武诸司不得称行在。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灾,遣使采木于湖广,因工作大加天下赋一百万。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宫始造成。嘉靖三十六年,三殿又灾。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告成,改奉天曰皇极,华盖曰中极,谨身曰建极。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灾。三十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三十二年三月,乾清宫成。天启六年九月,皇极殿成。七年八月,中极、建极殿成。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宫殿又为流贼李自成所毁。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起,到崇祯亡国,总计二百多年,其间北京明皇宫在没有发生南京那样大动乱的和平年代里,至少发生了6次莫名的天灾大祸,平均每37年就发生一次。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魂牵梦绕迁都北京,迁去了才4个月,一把大火就把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烧个精光,近一年后乾清宫也被烧了——永乐皇帝永远不会快乐起来了,因为他的安乐窝让老天爷给端了。就此而言,怎么也不见得比定都南京吉利!所以那种定都北京比定都南京吉利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愚昧之至!
南京明故宫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这部分为《大明帝国》系列所用,《大明风云》系列不用”明故宫虽然被毁了,但它的历史地位却不可磨灭。那么明故宫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有着怎样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从整体上来说,明故宫的设计与兴建打破了中国传统帝国王朝都城的对称性的格局,将皇城置于城东,设计建造成倒“凸”字型;它以南京的紫金山、富贵山等自然屏障作为依托,更加注重其实用性和安全性,实为中国王朝都城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
第二,南京明故宫的设计与兴建,开创了明清两代宫城南北中轴线与皇城中轴线重合的先河,突出地表达了明代朱元璋起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精神——绝对的皇权唯我独尊,这在中国历代皇宫建设中占到显眼的位置,从而也影响了以后明清帝国都城——北京城设置格局。朱棣迁都北京,克隆南京明故宫而建北京明皇宫。
第三,朱元璋在南京明故宫的设计与建设中充分利用天人感应和礼制秩序的特有作用,以此来强化绝对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礼制的权威,如前朝三大殿中的正殿名为“奉天”,意为奉天命而统治天下,强调新王朝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华盖殿”取名于天帝居所上之九星“华盖”,表明大明一统天下是应帝星之瑞;后廷建筑取名可更有意思了,乾清宫是皇帝朱元璋的寝宫,在《易经》里“乾为天、为君、为父……”,坤宁宫的“坤”在《易经》卦辞里有这样的说法:“坤为地、为妻、为母……”,等等。如些都深刻影响了以后的明清帝国。
南京明皇宫建筑设计与布局中的文化密码以上我们讲述了南京明故宫的曾经沧桑,如今当人们来到明故宫遗址时虽然迎面而来的不是断垣残壁,就是衰草连天。不过笔者提醒大家,千万别低估了它曾应有的历史地位与深刻影响,也千万别忽视了这座中世纪世界上第一大皇宫所曾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密码。
〇“师法自然”注重实际
前文说过,从中国传统风水学出发,针对“虎踞龙蟠”之地的古都南京的具体特征,为了占尽紫金山龙气,朱元璋、刘基君臣在选定“龙穴”时将新宫地址往应天古城东南方向作了移动,可这样的做法恰恰与中国传统的皇都帝宫中心主义相悖了。《诗经·集解》曾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而后《吕氏春秋》更明确地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十分明显,朱元璋君臣的做法已经游离了古制。为了弥补这一大缺憾,开国后的洪武帝一方面模仿《诗经》里所说“圣人居中国而治四夷”的做法,“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即汴梁)为北京”,并以自己的家乡临濠为中都,打算巡回办公;另一方面为了节省开支和不破坏金陵帝王之气而灵活地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易经》中的“师法自然”“崇尚自然”的“自然主义”价值取向,承袭中国传统建筑活动中“工不曰人而曰天,务全其自然之势”和“因其自然之性”的做法,将明皇宫周边附近的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狮子山、马鞍山和清凉山等一系列金陵制高点收入了南京城的范围,并以外秦淮河为屏障。这样不仅节省了都城城防建设的大量开支,而且还充分利用了南京天然屏障来增强城市的防御能力(至少说在那冷兵器时代是如此),更加注重实用性和安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南京都城和南京明皇宫在整体布局方面打破了中国传统帝国王朝都城对称性格局,将皇城置于城东,呈现出倒“凸”字形,实为中国王朝都城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
〇“三垣”相套天人合一
除了上述“师法自然、注重实际”外,南京明皇宫和明都城的建筑布局中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天人合一”思想理念,那就是古人说得神乎其神的“三垣”之说。“三垣”之说最早见于隋唐时代,那时的人们将星空划分为三垣二十八宿,三垣是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的合称;二十八宿又称为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是古人观测天象时为了比较日、月、五星运动而选择的二十八个星官,或视为相对停宿的星座。其中分为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牵牛)、女(须女或婺女)、虚、危、室(营室)、壁(东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觜觿)、参;南方七宿: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此外,还有与它们关系密切的一些星官紧贴在附近,被称为辅官或附座。辅官或附座加上二十八宿,总共有星182颗。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在撰写天文历书时将神宫一列为尾宿的辅官,因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体恒星总数为183颗。
这183颗恒星或称二十八宿不均匀地分布,簇拥在三个主体天区,即三垣。
“三垣”中最为核心的可能要数紫微垣。紫微垣又名紫宫垣,“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这段话说得很明白,紫微垣是天帝之座,是天子常居之所,主命主度。换句话说,紫微垣是象征皇权的星垣,也称为禁垣或大内。
紫微垣之外为太微垣,太微垣位于北斗之南,轸、翼之北。唐朝人认为:“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为衡。衡,主平也。又为天庭,理法平辞,监升授德,列宿受符,诸神考节,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间曰端门。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也。执法,所以举刺凶奸者也。左执法之东,左掖门也。右执法之西,右掖门也。”
我们将上述这段话做个概述与推演:与天区天子庭太微垣相对应的应该是地上人间皇帝之坐所,其南面正中处应该是端门,正大门午门的两侧应该是左掖门和右掖门。按照天帝天庭之布局,在南京明皇宫建筑中人们都能给它们来个一一“对号入座”。就此而言,皇帝之坐所,太微垣之所在也,还有谁能否认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不是天帝的儿子?
“三垣”中最外面的一垣就是“天市垣”。《史记》中说“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唐人张守节解释道:“天市二十三星,在房、心东北,主国市聚交易之所,一曰天旗。”从这样的叙述来看,主国市聚交易的天市二十三星位于太微之外侧,其相应位置应该在人间皇帝居所皇宫之外。这也就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南京明皇宫外围的京城百姓、商贾云集的地方。
紫微、太微、天市“三垣”理论在唐代初步形成,至宋代大发光彩,由此形成了象征天上“三垣”的北宋都城东京“三环相套”的城市结构布局,即象征紫微垣的里城或称阙城、象征太微的皇城和象征天市的外城。
明初朱元璋开国时一再强调“参酌唐宋”和“恢复中华”,在继承先人传统的基础上整合和规划南京明皇宫和大明都城建设,于最核心部分构建了象征紫微垣的宫城,宫城之外为象征太微的皇城,皇城之外为象征天市的京城,环环相套,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天象地”“天人合一”思想在南京明皇宫和大明都城建设布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此以后,象征天区“三垣”层层相套的布局成了明清皇宫与都城构建的固定模式,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故宫最初就是明成祖复制了南京明皇宫而来的。
〇堪舆术与星象术结合 法天象地
自宋元至明,理学大行,天地人三者合一思想为人们所极力推崇,反映在都城建筑设计与布局方面就是堪舆术与星象术相结合,法天象地。主要做法就是以《周易》为主干内涵,配以阴阳、五行、干支、二十八宿、北斗与星象分野等,构成一个完整的天、地、人对应体系。朱元璋一再强调“参酌唐宋”,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即在吸收唐宋以来都城建筑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使堪舆术与星象术的运用达到前所未有的完美境界。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阴阳。
《周易》中对于阴阳理论有过这样的论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讲阴阳相合称之为道,“乾”发此道、开创万物,“坤”承此道、孕育万物。由此可见,阴阳之道是世间事物对立统一与转化的自然规律,不可偏废。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南京明皇宫和都城之布局与建设贯彻了阴阳理论。
圜丘是用来祭天的,属于阳,故建“在京城东南正阳门外、钟山之阳”。遵循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之说,圜丘建筑物形状为圆形;与此相对,方丘是用来祭地的,属于阴,故建“在太平门外、钟山之北”。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地是方的,所以方丘建筑物为方形。圜丘与方丘相对应,合于天:圆、南、阳;地:方、北、阴的风水阴阳观。
朝日坛是用来祭日的,属于阳,“筑于城东门外,高八尺”;夕月坛是用来祭月的,属于阴,“筑于城西门外,高六尺”。朝日坛与夕月坛相对应,合于日:阳、城东即左;月:阴、城西即右的风水阴阳观。
国子监是大明帝国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为生,为阳,居鸡鸣山之南;而历代帝王庙是祭祀历代死去帝王的地方,为死,为阴,居国子监之北的鸡鸣山上。国子监与历代帝王庙南北相对,合于阳:生、南;阴:死、北的风水阴阳观。
第二,五行。
早在中华元典创作时代,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就有五行思想。《周易·乾卦》中《象》曰:“天行健。”这是说:自然的运行刚强劲健,就像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运动变化着那样。
前文已述,南京明皇宫御道左侧设立的中央政府权力机构为五大行政部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这些机构属于文治、文化方面的建筑,从木,从春,故而将它们设在了御道的东侧即左侧;而五军都督府等机构属于兵政、武备方面的建筑,从金,从秋,因而将它们设在了南京明皇宫御道西侧即右侧。
太庙与社稷坛的布局按照《周礼·考工记》中的规制应该为“左祖右社”,朱元璋建都南京时在明皇宫午门左阙门前之左建造大明太庙(在今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在午门右阙门前之右设立社稷坛(与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隔个御道街相对的地方)。太庙主要用于祭祀先祖,祈福保佑子孙繁衍不息、香火不绝、大明国祚永享,因此说它主生化,从木,位居东方即左方;而社稷坛为国家、社会之神,国家与社会承载着臣僚子民,主收,从“金”,位于“宫城之西”即右方。
在南京明皇宫众建筑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五行思想的当数由五色土等建筑而成的社稷坛了,“社稷)坛用五色土,色各随其方,上以黄土覆之”。这五色土在洪武初年的中都社稷坛建造中也用过,它们是北平等进献的黑土,两广、福建进献的赤土;湖广、陕西进献的白土;山东进献的青土;直隶应天等地进献的黄土。将全国各地的五色土集中于南京社稷坛,不仅象征着以南京为首都的朱元璋政权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绝对皇权中心主义,而且也是天地“全息”之模型。尤为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社稷坛五色土与中国传统的五行之说还有着很大的关联。其中的涵义为,天下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而成,人体内部是由肾、心、肝、肺、胃、脾组成,大明天下是由东、南、西、北、中诸方位相聚南京而成,于是,南京社稷坛上的五色土就是大明帝国统一天下之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统一之象征。
第三,四象。
南京社稷坛除了隐含上述特殊意义外,还有一个极富个性化的建筑文化特征,那就是它“四方有门,各广一丈,东饰以青,西饰以白,南饰以赤,北饰以黑”。我们将上面史料换一种说法: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这就与代表了四方二十八宿相吻合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中国传统堪舆星象文化中被人称为“四象”(四种动物形象),四象运用于建筑上开始得很早,记载秦汉时期三辅城池、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建筑文化专著的《三辅黄图》曾这样说道:“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换句话说:至少在两汉之际我国已有在建筑宫阙殿门时取四象定四方的做法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向十分注意“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在都城与皇宫建造中更是着意使用传统的堪舆星象术,南京明皇宫的宫“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北曰‘玄武’”。
这里的午门在传统意义上又被称为五凤楼,据说当年南京明皇宫午门上还真有五凤楼,后毁于战火。不过另有一说,“五凤”即凤凰五至,汉代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写道:“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同时代的学者应劭解释说:“先者凤凰五至,因以改元。”而凤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又往往被人称为朱雀,所以说南京明皇宫宫城正门午门理所当然也可称为朱雀门。
与午门即朱雀门相对应的南京明皇宫宫城正北门就叫玄武门。至于东华门和西华门之名的来历,那是由于朱元璋为了突出自己君权天授——天子居中当阳,四方位正,东西都有日月光华的意思。
南京社稷坛、明皇宫都“贴”上隐含天意所归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天之“四象”了,朱元璋尚嫌不足,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绝对权威性,他还在都城南京祭天之坛和明皇宫建筑设计上采用了“九宫八卦”的布局。
第四,九宫八卦。
相传上古时代,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里出现了背负“河图”的龙马,它将“河图”献给了当时的“圣主”伏羲。伏羲以此演绎成八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天伏羲八卦”。又有一传说,大禹时代,洛阳西洛宁县洛河里浮出了一只神龟,它背驮“洛书”,后将其献给了大禹。大禹以此治水,且大获成功。商末周初,周文王以“洛书”推演出另一种八卦顺序和六十四卦,人称其为“后天文王八卦”和六十四卦。《周易》中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指的就是这两件事。
至于“九宫”,有人又称之为“九宫格”,它是由纵横皆“三”格所组成,其总数为“九”。而“九”在八卦中为最高的阳数,俗称老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带“九”的最大、最尊贵的名称和习语,如九州、九方、九五之尊等。根据中国传统的说法,虽然九宫图是由洛书与后天文王八卦演绎而来的,但它是按照上天意志而做出这样完美布局的。
根据“九宫八卦”理论,南京明皇宫外围祭祀诸路天神之坛做了如下设计:
乾为天,方位在南,故而朱元璋在京城东南正阳门外设立专门用于祭天的圜丘,后世俗称为天坛;坤为地,方位在北,朱元璋将专门用于祭地的方丘(后世俗称其为地坛)设置在了太平门外、钟山之北;离为火,方位在东,故明初在城东门外设立朝日坛,专门用于祭日;坎为水,方位在西,故明初在城西门外设立夕月坛,专门用于祭月;巽为风,方位在西南,故明初在城之西南设立山川坛,专门用于祭祀风、雷、雨、电、太岁、五岳、五镇、四海等诸神;中央方在五行中属土,因为居中,所以明初朱元璋将代表国家权力象征的社稷坛设立在了祭祀诸路天神之坛(圜丘、方丘、朝日坛、夕月坛和山川坛等)的当中。
《周易》八卦理论是这样的:“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絮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根据《周易》八卦理论,南京明皇宫做了如下设计与布局:
震:东方,万物由此萌生,主未来之希望,从木,从春,故在明皇宫正大殿之东侧设东宫和文华殿,东宫为皇太子居所,文华殿为文治与文化宫殿,合乎震卦从木从春之义理。
巽:东南方,万物生长整齐,从木,从春夏之交,明皇宫在这里设立文渊阁、文楼,文楼可能是收藏文化典籍的机构,文渊阁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他们主要从事帝国万事的秘书工作,合乎巽卦的万物絮齐之义理。
离:南方,万物都旺盛而纷相显现,主光明,从火,从夏,故在这里设为明皇宫正门——奉天门和内五龙桥。奉天门是文武百官早朝之地,有时也是皇帝接受朝拜与处理政事之处,即“御门听政”,合乎离卦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之义理。
坤:西南方,万物都致力养育于大地,从土,从夏秋之交。据杨宽先生的考证,这里当为武楼。
兑:西方,象征正秋时节,万物成熟欣悦于此时,因此从秋,从收获。这里设有西宫,为妃嫔养儿育女之地;又建有武英殿,从金,从秋,为“万物之所说也”。
乾:西北方,象征西北阴方,说明阴阳在此交相潜入应和。从人生角度来讲,属于收势尾声阶段,设立后宫西宫,为太后太妃居住之地,从金,从秋冬之交。
坎:北方,是水的象征,主藏,从水,这里设有后宫正宫,为皇帝、皇后寝居之地,为“万物之所归也”。
艮:东北方,万物于此成就其终而更发其始,所以说最后成功而又重新萌生于艮——太上皇让位于皇帝,新旧权力完成交替,老皇帝退居二线,居住于此,从土,从冬春之交,故在此方位设立后宫东宫。
以上八卦分别代表八个不同方位各自建有合乎其义理的宫廷“八方建筑”,也可视之为“八宫格”,在这“八宫格”环绕的当中“一格”即主土的中央龙穴建有明皇宫三大殿,即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至此明皇宫设计的“九宫八卦”得以完美结合,达到了风水学与星相术相结合的最高境界和最佳选择。
第五,法天象地,天人合一。
“法天象地”就是指地上山川万物总与天上星象感应相通。天上有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地上就有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天上有云河天河,地上就有长江、黄河;天上有紫微星宫,地上就有南京明皇宫;天上天宫太微垣“南蕃中二星间曰端门”,地上明皇宫正大门午门前也有端门……这样天地感应和天人合一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大有“信众”,即使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不例外。1366年在兴建吴王新宫即后来的南京明皇宫时,朱元璋就跟手下人这样说道:“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下修人事,上合天道……上下交修,斯为格天之本。”
“上合天道,下修人事,天地感应,天人合一”,这就是朱元璋一贯的思想。
天上有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大明都城南京有层层相套的宫城、皇城和京城;天上紫微垣分别排列北极五星,地上皇帝宫殿应有五门对应五星,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一的《周礼》曾规定:天子五门。为此,南京明皇宫中轴线上从里到外先设了五门:路门—乾清门、应门—奉天门、库门—午门、雉门—洪武门、皋门—正阳门,明皇宫五门象征与对应的就是天上紫微垣中的五星。五星对应中国五方大地,代表五方诸侯,也代表全中国人民;五星总是聚集在帝王身边,这表示五方臣民拥戴帝王。后来朱元璋下令增修南京城时,于洪武十年十一月又修了端门和承天门,这样一来五门变成了七门,以象征北斗七星。
更绝的是朱元璋让人制定的明皇宫《正旦朝会仪》中仅仪仗队伍就有如下让人眼花缭乱的旗帜名目:“列旗仗于奉天门外之东、西:龙旗十二,分左右,用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后),俱用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左右布旗六十四:左前第一行,门旗二;第二行,月旗一、青龙旗一;第三行,风云雷雨旗各一,天马、白泽、朱雀旗各一;第四行,木、火、土、金、水五星旗各一,熊旗、鸾旗各一;第五行,角亢氐房心尾箕旗(各一);第六行,斗牛女虚危室壁旗各一。右前第一行,与左同;第二行,日旗、白虎旗各一;第三行,行江、河、淮、济旗各一,天禄、白泽、玄武旗各一;第四行,五岳旗各一,熊旗、麟旗各一;第五行,奎娄胃昴毕觜参旗各一;第六行,井鬼柳星张翼轸旗各一。每旗用甲士五人,一人执旗,四人执弓弩。”
上述史料中直接提到的大明皇宫内大朝仪从里到外列阵的旗帜名有龙、北斗、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和“角亢氐房心尾箕”等东方苍龙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等北方玄武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等西方白虎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等南方朱雀七宿。乍看一下,不了解内涵的人还可能以为这是天庭大聚会呐。龙、北斗都是天帝的象征,以其命名的旗帜位列于前,紧挨着天帝之子——大明皇帝与皇太子;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天之四象及二十八宿命名的旗帜渐次列位,外绕北斗星旗,恰似天庭之象被“搬”到了明皇宫。有谁还能否定朱元璋不是上天的儿子?
除了天宫天庭之象外,明皇宫仪仗旗帜上还有长江、黄河、淮河、五岳等相应的地象,就连木、火、土、金、水与日、月等阴阳五行和自然之象也被一一用在了仪仗旗帜上。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朱元璋君臣定都南京、建造布局明皇宫完全是以“仿效宇宙星象”与地象进行的,充分利用了唐宋以来风靡全国的风水术和易学、阴阳五行术、星象术,法天象地,将天道、地道和人道三者完美地沟通、融合。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看,南京明皇宫和都城的布局设计在中国历代都城建设中堪称完美成熟之典范,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上巧妙融合与集中的体现。
〇独一无二的中轴线体现绝对皇权专制主义
其实上述这等法天象地、天人合一的精心设计与布局并非是朱元璋君臣一时所为,而是在我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先民就以特殊的方式探索和表达天地人之间的易理关系。《周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这段话的意思是,《周易》创作之先有(混沌未分的)太极,太极产生(天地阴阳)两仪,两仪产生(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四象产生(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卦;八卦(的变化推衍可以)判定吉凶,判定吉凶就会产生盛大的事业。所以说,仿效的对象没有比天地更广阔的了,变化会通没有比一年四季更大的了。
正因为太极如此玄妙,汉晋以后它就被人直接呼之为天宫和仙界。三国时阮籍有诗:“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晋代道家大师葛洪在《抱朴子》里写道:“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宋代道教类书《云笈七签》直接说:“太极有元景之王,司摄三天之神仙者也。”
与此同时,用来指代人间天宫、仙界的帝国皇家宫殿——太极殿也随之诞生。曹魏青龙三年
太极观念被皇权利用,在大朝仪礼的启示下,它与中国自古就有的崇中观念相融合,并被用到了都城与宫廷建设与布局之中,这就是后世人们熟知的王朝都城与宫廷中轴线。
说到中轴线,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整齐划一、“一竿子到底”的北京明清皇宫与都城布局设计,其实那是中国近世500年的事情,在这以前却并非完全如此。以中华传统文明经典时期——隋唐两朝为例,那时的宫廷建筑布局较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倒是与君权几分、受制的政治氛围大相呼应。从宋代起君主专制主义有所加强,与之相伴,帝国皇家宫殿也出现了相对集中的趋势;但从整体上来说还是缺乏全面的规划,以至于它们并不严格占据都城的正中位置,这就使得当时的都城中轴线与皇宫及政府权力机构等未发生必然的联系。
元朝时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强化,反映在都城与皇宫建筑设计中首次实现了中轴线的高度重合。从元大都南面丽正门向北,经棂星门、周桥、崇天门、大明门、大明殿、寝殿、宝云殿、延春门、延春阁、清宁宫、厚载门,直达大都城正中心的中心台,一条重合的帝国都城和大元皇宫中轴线贯彻始终。
明初朱元璋开始将中国传统社会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沿袭元帝国都城及其皇宫设计布局的那条独一无二中轴线更加体现出绝对皇权专制主义。具体说来,有如下几大方面:
第一,南京明皇宫中轴线上的建筑无一不是皇权之象征,尤其突出以帝国皇家“正穴”——奉天殿为首的三大殿的地位。
从很早起朱元璋君臣在南京就择好了“正穴”,并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全面建设,即前文所说的“移三山填燕雀”。大约到吴元年(1367)下半年时,一座崭新又气派的皇宫终于矗立在南京城的东南方。史书记载说:那年九月,“新(大)内成。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楼,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宫’,后曰‘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焉”。
奉天殿是明皇宫三大殿的第一大殿,“奉天”两字朱元璋很早就开始使用,1366年八月庚戌日,“以伐张士诚告祭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明命,主宰大江,察鉴无私,代天行令’”。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诏告天下的即位诏书中将自己打扮成“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奉天承运,庶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洪武元年八月己卯日,朱元璋在大赦天下之诏书中再次唠叨:“天生民而立之,若君者奉天而安养斯民者也。”……
如果要追问下去:这样的“奉天”概念最初又来自何方圣典?据目前我们所能查阅的史料来看,恐怕最早出自上古时代的《书经》里头:“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这话是说:只有顺承天意、惠爱斯民的人君才能拥有天下;凡顺承天意的人君,必得民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同为上古时代的典籍《周易》中《谦卦》有辞:“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这是说:谦虚,亨通。天的规律是下降济物而天体愈显光明。因此说,在上天面前,人们只有谦虚得不能再谦虚,才能万事亨通。人君理当如此,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秉承天命,才能真正拥有天下。
由这样的逻辑出发,朱元璋一改元朝皇帝诏书首语“上天眷命……”为“奉天承运……”,就连他做皇帝所执大圭上的刻字也改成了“奉天法祖”。那么皇帝大朝会之正殿、皇宫第一大殿理所当然要改为奉行天命了。至此人们不难发现,朱元璋确定明皇宫第一大殿名为奉天殿的良苦用心就是为了彰显或言标榜自己的所作所为均以天理、天意和天道为准绳,体现的当然是天道。
奉天殿之后是明皇宫三大殿中的第二大殿——华盖殿。华盖本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属于紫微垣里头的星官,其形如伞盖,故名。古人详细描述道:“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宝,主御群灵,执万神图。抱北极四星曰四辅,所以辅佐北极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华盖,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覆蔽大帝即天帝之座的华盖被人间所仿造,制成那华丽无比的伞盖,大多用在君王出行时张盖在头顶上或车上。又因其宽大被人比作为大地,而大地之道在于刚柔相济。先秦儒家典籍《周易》就这样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这话的意思是:从前圣人创作《周易》的时候,是要用它来顺合万物的性质和自然命运的变化规律。所以确立天的道理有“阴”和“阳”两个方面,确立地的道理在于“柔”和“刚”。既然立地之道在于“柔”和“刚”,而大地又是那么的广阔无垠,朱元璋用“华盖”作为南京明皇宫第二大殿的殿名无非是要向人们表明,他的统治不仅上承天命,而且还是公平而无私,甚至也会刚柔相济,体现的当然是地道。
华盖殿之后就是明皇宫第三殿谨身殿。“谨身”之说最早可能来自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这是作为普通人应当谨身的缘由,那么对于帝王来说为什么要谨身?洪武三十年三月,天象出现异相:荧惑侵入太微垣。从天人感应视角来看,人世间当在楚王府那边要出问题了。朱元璋急派特使前去告诫楚王朱桢:“自古至今有土有众者,务谨身心、观天道、察人事,不敢自暇、自逸。刘向云:‘人君候五星出入所舍,何分进退休咎,务必知之。’盖人事作于下,则天道应于上,可不谨哉?”老朱皇帝的话大致意思是:人世间的事情上天都张大眼睛看着呐,要是地上人事有什么不好的,上天定会做出某种反应。因此说朱元璋将明皇宫前朝第三殿取名为谨身殿,就是要向世人表明:他谨身地以“天道”“天意”“天理”为指向,务求代天治民之正道,即为其为人之道。
总之,首先确立于明皇宫中轴线上的以“正穴”——奉天殿为首的三大殿之营造与命名所要体现的,不仅仅是朱元璋所持有的天道、地道与人道之理念,更隐含着向天下人表白:大明君主治国遵循天道、地道和人道,光明正大,公平无私,克己奉公,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第二,南京明皇宫中轴线上及其两侧的建筑无一不是服务、从属于至高无上之皇权。
除了上述的三大殿外,南京明皇宫中轴线及其两侧还有一系列的殿、阁、门按照一定的规制组建成具有特殊涵义的建筑群。
三朝五门:“参酌唐宋”是朱元璋建国前后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以唐宋时人们的说法:“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由外、内、燕三朝蕴意发展而来的南京明皇宫中轴线三四个对应的宫、殿、门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与功能:承天门似乎是朱元璋君臣特意加出的,其原意是“承奉天道”,来自传统经典《周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卦辞是说:“美德至极啊,配合上天开创万物的大地!万物依靠它成长,它顺从秉承上天的志向。”既然大地都是顺从秉承上天的志向,那么作为大地上的人间之主大明皇帝当然应该要大张旗鼓地秉承天道,且唯恐不足,还要将“承天”之名写在自家皇宫大院落的正大门即承天门上;承天门之后是午门,明初午门的政治功能大致对应于古代天子三朝中的外朝,主要用于颁发时宪历书仪式、献俘和廷杖罪臣;午门之后是奉天殿,明初奉天殿的政治功能大致等同于古代天子三朝中的内朝,主要用于举行大朝会、大礼仪;奉天殿往里与古代天子三朝中的燕朝大体对应的当数乾清宫,乾清宫是皇帝的正式寝宫和召见臣工的地方。至于天子五门,诚如前文所言:最初南京明皇宫即吴王新宫有乾清门对应路门、奉天门对应应门、午门对应库门、洪武门对应雉门、正阳门对应皋门,后来为了对应上天北斗七星,才增修了端门和承天门。这样一来,大明天子“奉天法祖”与君权神授色彩就变得更加浓烈了。
为了进一步彰显“奉天法祖”与君权神授的理念,朱元璋除了“法祖”建立三朝五门外,还曾沿袭中国古代传统的“前朝后寝”建筑布局思想,严格规整南京明皇宫的前朝后廷。
中国古代很早起就确立了“前朝后寝”或言“前堂后室”的建筑形制,前堂即前面建造正堂,后室就是正堂之后建有寝居之室。据说商周时代王侯公室已有分工较为明确的前朝后寝两座建筑。到了隋唐两宋时期,这样的规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从整体角度来讲,它们还是显得布局分散,不在同一中轴线上。元大都建造时开始改变这种局面。南京明皇宫兴建之初就确立了严格的同一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或言“前朝后廷”制度,前朝为“大内正衙”,其范围是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中心,包括奉天门、东西两侧的文华殿、武英殿、文楼和武楼等建筑,是皇帝与百官臣僚举行典礼和政治活动的地方;后廷为皇帝与妃嫔们游龙戏凤之处,其包括后宫正宫、东宫、西宫和后宫东宫、后宫西宫(参照凤阳中都皇宫)。若从主次关系来讲,后廷为辅,前朝为主,后廷依附于前朝,而前朝又以坐落在中轴线上的“真龙天子”之“正穴”奉天殿为根为本。
有意思的是,沿着奉天殿—奉天门—午门等一路中轴线继续向南的御道两侧上分布着帝国政府衙门,其设计理念中除了前文已述的阴阳五行成分外,还含有天人合一的奇思妙想。根据中国古代天文学说法:“太微,天帝南宫西”和其“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中,端门”。朱元璋将直接听命于自己的最高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置于御道西边,即右侧;将原本属于中书省宰相府、后改为直接听命于自己的最高文治机构六部(除刑部外实际为五部)置于御道东边,即左侧,其中间一段夹有坐落在中轴线上的端门。如等设计简直就是将天帝南宫太微垣搬到了南京城里来,谁还能否认朱元璋这位大明天子之君权不是来自上天呢!
第三,中轴线上皇帝御用的宫或殿突出绝对君权的“九五之尊”。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特别讲究礼数和理数,先秦时的儒家经典《周礼》和《礼记》曾记载道:“天子之堂九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这些阳数设计中的不同数理代表不同社会地位与等第,换句话来说,从群体规划到建筑设计甚至是建筑构造具体细部都必须要严格遵循此等数理,其中“九五”合数隐含最高等第,它的理念可能来自《周易》。《周易·乾卦》有辞:“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翻译成现代文:九五爻辞说:“巨龙高飞上天,利于出现大人物。”这里的“九”是八卦中阳爻的最高数;“五”是第五爻,指卦象自下而上的第五位,是变卦中最大的阳爻。“九五”合数往往指最高地位的皇帝,皇帝也因此被人称为“九五之尊”。由此出发,朱元璋令人在南京明皇宫中轴线上建造的御用宫或殿皆以阔九间、深五间,含有九五之数。除此之外,南京明皇宫还有九龙椅、九龙壁、大门八十一颗门钉(纵九、横九),皇宫屋顶五条脊、檐角兽饰九个等,无一不突出绝对君权的“九五之尊”。因此说南京明皇宫的中轴线本质上就是专制主义皇权之象征。(夏玉润:《朱元璋与凤阳》,黄山书社2003年12月第1版,P213~265)
总之,从“师法自然”、注重实际到“三垣”相套、天人合一,从堪舆术与星象术相结合到法天象地,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三垣、四象、九宫八卦等各种思想通过精妙的建筑布局设计等特定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南京明皇宫宛如宇宙之缩影,城市形、数匹配,形似涵盖天地的八卦巨阵,达到了天地人三者高度合一的境地。这是一座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皇宫,又是一座隐藏中国传统文化密码和凝结古代中国人丰富思想的宝库。南京明皇宫的建造是中国古代皇城史上的一次变革,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明清皇城与都城建设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