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2——大明一统

第二节 两京三京最终归一洪武建都南京之谜

　　建立新的王朝，除了开国大典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在何处定都更是要考虑的头等大事。那么朱元璋会把都城定在哪儿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历代大一统帝国都定都在哪里？秦朝在咸阳，西汉在长安，东汉在洛阳，隋唐在长安；后来宋朝定都时，将都城往南移了一点，定在了开封；到了元朝又到了北方。所以不难看出，明朝以前的大一统帝国的都城都毫无例外地定在了关中或中原地区。

　　魔鬼的咒语：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寿命都不长？朱元璋起自于南方，很长一段时间里将南京作为自己逐鹿天下的大本营，因此大明的定都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历史上以往的大一统帝国，朱元璋当然首先会将眼光投在南京。然而，定都可毕竟不同于平常老百姓安个家，要从大一统帝国的全方位角度来周密地考虑都城所在的利弊。我们先不妨随着朱元璋当年的眼光与思绪来一起看看定都南京的利弊。

　　定都南京的不利因素，大略有五个方面：

　　第一，宿命论。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几分滑稽，定个都城与宿命论有何关联？但过去甚至现在我们民间的好多人还是信这个的。我们不妨来追溯一下，历史上在南京定都的王朝：东吴从孙权称帝到孙皓出降前后是58年，东晋自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到420年刘裕代晋总计为103年；但随后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总的来说，寿命几乎是一个比一个短，平均寿限在50年左右。所以民间有一种说法：南京不适合做都城，将南京作为都城的王朝都会短命。这其中还真有几分事实依据——至少说朝代短寿，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包括后来的南唐，也是个短命王国。“以六朝所历年数不久”好像是魔鬼咒语似地一直缠绕着朱元璋及其大明的开国大臣们。

　　但我个人认为朝代的长短跟某个地方本身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朝代寿命的长短自有其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论。说南京这个地方命里注定是不适合成为都城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宿命论。

　　第二，皇气破坏说。这一点似乎与第一点有时还联在一起。有人解释了为什么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寿命都很短，其说法是原本虎踞龙蟠的帝王之都金陵之皇气被秦始皇破坏了。

　　秦始皇统一天下，当时六国的旧贵族心怀怨恨，时时伺机复国。所以秦始皇总是隔三差五带着大批人马出行，大概就是为了摆给六国的那些不服气的人看看，我就是当今一统天下的皇帝，你们谁敢动呢？但从真实的内心角度来讲，恐怕秦始皇还是有着阵阵的恐惧，就怕有人夺他的天下。有一次，秦始皇出行至山东一带，底下有人说：“东南方向有皇气！”秦始皇一听，立即下令寻找所谓的王气所在地，这一找还真找到了，就在金陵南京。于是他要破坏金陵的王气，怎么破坏？就是把淮河水引进金陵及其四周的山脉水系，由此开凿疏通了一条河，这就是如今在南京城内外蜿蜒流淌的秦淮河。这个民间的迷信说法传了千余年，一直传到了明朝，也传到了今天，它同样成为当年朱元璋选择建都南京时所必须考虑和面对的咒语。

　　第三，历史经验。从中国历史上定都北方的朝代来看，它们的寿命一般都比较长，其有个明显的优势特征就是定都北方。这样更有利于对构成中原王朝最大威胁的北方游牧民族加强军事控制与武力应对，从而能保证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

　　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在历史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明显地比南方少数民族要好斗，带有更大的攻击性。它们常常“不安分”地从游牧区南下侵扰到农耕区，譬如秦汉时期的匈奴族，隋唐时期的突厥族，宋朝时的女真族，宋金对峙时的蒙古族，等等。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在冷兵器时代的战斗中显得格外英勇善战（冷兵器时代指的是刀和剑为主要武器的战争时代，而与之相对的是火药、弹药等热兵器。热兵器作为主要的作战武器在中国真正推广开，那是到了明朝末年才开始的）。生猛的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地从北方非农业区南下侵入中原地区，给当时的大一统帝国王朝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痛苦。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史上的好多王朝都曾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骚扰，一旦发生战事，相对而言，建都北方势必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重心投在了北方，就可以迅速地就近调集军事力量来应对，这比建都南方要更具优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唐明（迁都北京）清之所以长寿，不能不说与此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第四，地理位置不利。这一点不难想象，因为南京相对于大一统帝国的版图来说，有些偏东南了。不管是从国家的事务管理上来讲，还是从战略位置上来说，都不是太方便。一方面，北方人尤其是西北人假若有什么事情要来一趟京城南京真够远的了（地理学上讲，中国版图最为中心的地区应该是在西安和兰州这一带），而假若将都城设在中原一带，这样的问题就不凸出了；另一方面，就是上面提到的定都南京对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颇有鞭长莫及和有力使不出来的缺憾。洪武六年三月，朱元璋在中都城隍神主安置祝文中就曾这样表述：“朕今新造国家，建邦设都于江左（指建都南京），然去中原颇远，控制良难。”

　　第五，没有军事要隘。虽说南京北有长江天堑，东南有紫金山，东北有幕府山，西北有狮子山，西南有聚宝山即雨花台，相对于南方其他地区来说，它确实说得上是虎踞龙蟠，形势险要；但若将它与北方的那些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南京周围的这些山岭都不高，即没有相对很可靠的自然屏障，所以如果以南京作为大一统帝国权力中心的都城，就没有什么可以很靠得住的军事要隘了，当然除了长江天堑以外。对此，朱元璋曾说过这样的话：“当大军初渡大江之时，臣（朱元璋自称）每听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

　　明代南京应天城图（明代版画）

　　南京成为大一统帝国都城的亮点：号称虎踞龙蟠当真不能成为都城吗？非矣！

　　首先，从财政经济方面来看，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宋元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重心已经逐渐南移了。史书对当时的情况有记载：“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就是说天下的赋税，即国家的财政经济收入，一大半出自东南地区——主要指江浙两省，这里既有“天下粮仓”之称的长江三角洲大谷仓，又有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松江、全国丝织业中心——苏州、杭州和盐业中心——扬州，而这些如星星捧月似地都“围在”了南京的周围，南京成为这些物资的集散地。所以说，南京是当时东南与南方各省经济的枢纽，也是全国经济的重心，甚至可以说就是全国经济的中心。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为背景，南京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就绝不会有物质经济之忧，这是定都北方所绝对无法比拟的。

　　其次，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文化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宋元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心也已经转移到南方来。元末时期的很多著名的文人画家、戏曲家、艺术家等等大都出自南方，比如元代著名的戏曲家关汉卿是江西人、著名的画家赵孟是浙江湖州人，元四家几乎都是南方江浙人或祖籍是江浙的，还有文学家和大儒宋濂、王祎是浙江人等。由此可以看出，南京及其江南地区文化氛围浓厚，人杰地灵。相对来说，当时北方的文化却在走下坡路，没多少文化氛围。我们不妨来看看下列《从洪武到建文大明定都南京甲科进士及第人员名录与籍贯表》，或许会发现其更能说明问题。

　　明初洪武三年（1370）五月，朱元璋正式下诏开科取士。但不久他就发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儒士实际从政能力欠缺了点，于是立即喊停。这一停就停了10多年，直到洪武十七年再次恢复并予以成式，以后每3年举行1次。通盘算起来，洪武朝31年共开了6科，实际上相当于5年开一次，加上建文朝4年开了1次，总计明初35年开了7科。

　　第一，从洪武到建文，大明定都南京期间总共举行了常规性的7次全国科举考试（洪武丁丑年第二科属于非常规，不计算在内），录取了会元和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总数为28人，其中江南籍的有25人，占了总数的约89%，北方只占了约11%。由此进一步说明了当时全国顶级的文化才子都出自南方，尤其是江南。

　　第二，在全国文才云集江南的情势下，明清科举史上首次出现了“三元及第”者，即洪武辛未科中明代南京贵池许观（后恢复本家姓黄，故又名黄观）。有明一代总共两度出现了“三元及第”的千古佳话，一位中选者就是明初洪武年间的黄观，另一位中选者则为明朝中期浙江淳安的商辂，他俩都是江南地区人。

　　第三，在由洪武到建文中式的会元和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总数为28人中，其中历史文化名人就有20人，分别是吴伯宗、黄子澄、练子宁、花纶、任亨泰、唐震、卢原质、黄（许）观、张显宗、张信、戴德彝、宋琮、陈、吴溥、胡广、王艮、李贯、尹昌隆、景清等，约占其总数的71%，他们都自来南京四周的江南（景清除外，他是北方籍的）。

　　第四，除了会元和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外，队伍蔚为壮观的三甲三等中也有好多江南籍的优秀人才，譬如建文庚辰科中不仅有吴溥、胡广、王艮等顶级文才，还有众所周知的《永乐大典》总主编解缙，有趣的是被人誉为“大明第一大才子”或言“东南第一大才子”的解缙却在当年科举考试中只位列三甲三等。

　　第五，从洪武到建文，定都南京的35年中大明帝国总共举行了常规性的7次全国科举考试，其中洪武乙丑科、戊辰科、辛未科、丁丑科和建文庚辰科5次录取的会元和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顶级文才全是南方籍的，而北方籍考生却5次“剃了光头”。

　　就此不难看出，元明之际全国优秀文才大都出自南方，中国文化重心和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了。

　　洪武时期大明帝国定都南京的五大缘由这样看来南京作为都城还是有不少亮点的。眼看帝国建立迫在眉睫，在何处定都却实在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朱元璋经过再三斟酌，还是决定定都在南京。对于定都南京的不利因素，朱元璋心中非常清楚。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毅然舍弃或者说是忽略了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呢？我想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财力不够。大明刚刚开国，百废待举。从最为现实的角度来讲，当时的国家财力并不是非常雄厚的，如果折腾一番到别处大兴土木去建都，无疑是要耗费很大的物力、财力，这对刚刚建立的帝国不啻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吴元年（1367）正月即洪武开国前一年，朱元璋曾跟中书省大臣描述他所看到的社会现状：“予亲历田野，见人民凋弊（通‘敝’），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既然如此，底层出身的新皇帝要是脑子不被驴踢了的话，是绝不会去做过度劳民伤财的事情了。

　　第二个方面，感情因素。从攻占集庆到建立大明帝国，朱元璋在南京前后已经待了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为了守住这一方“虎踞龙蟠”之地，他着实花了一番心血、应对了很多劫难。这期间在世人百姓中他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从最初被称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到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从吴国公再到后来的吴王，如今已成了声名显赫、威震四方的“大明皇帝”，个中酸甜苦辣外人恐难体会。可以这么说，南京是朱元璋打天下的中心根据地和大本营，同时这块热土也见证了他一路的艰辛和丰功伟绩。

　　第三个方面，应天根基。虽说朱元璋很节俭，但从攻占集庆那天起到考虑定都，前后也有好些年头。这些年，朱元璋在南京城内外也还是陆陆续续搞了很多城池建筑，即类似于我们现在术语中所讲的“城市建设”。

　　朱元璋来南京最初是居住在南京城南的富户王彩帛宅第里，虽说是富户府第，但毕竟是私人住宅，条件有限。所以后来随着政权的扩大，他迁入了元朝江南“行御史台”办公地。龙凤十年（1364）正月，朱元璋自称为吴王，这里便改称为吴王府，其位置大致在今天南京城南内桥王府园一带，即后来人们熟知的吴王府。在当年吴王府边上南京城至今还有一条街，名字就叫“王府大街”。过了两年即龙凤十二年（1366）八月，朱元璋下令“拓建康城。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进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

　　这是说，朱元璋嫌原来的吴王府宫殿又低又小，决定扩大应天旧城，并建造吴王新宫于紫金山的南面，到1367年九月完工，这就是朱元璋称帝前的新吴王宫。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他又在南京周围搞了些城防建设。所以南京作为未来皇城已具雏形，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如果舍弃这些现成的建设到别的地方建都，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人肯定是舍不得的。

　　第四个方面，中坚反对。朱元璋身边的这些开国大臣们，大多来自淮右的凤阳、定远乡下，原本世代为农，他们来到南京，心理上觉得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这时他们的岁数大都在不惑之年，人上了年纪可不像年轻人还有闯劲，假如执意要让他们到北方去当官，定然不接受。由于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妻儿老小都在南方，这么地背井离乡去了北方，吃也吃不习惯，住也住不舒服。谁愿意啊？总之在考虑迁都时，大臣们反对声一片。不说这些淮西乡下农民或盲流出身的人，就连后来朱元璋的儿子朱被分封到了北方的开封，有空没空也老往南方凤阳等地“溜达溜达”。

　　第五个方面，儒士影响。用一句今日时髦话来说，朱元璋政治上开窍最早恐怕是在经略定远时遇到冯氏兄弟后，冯国用的一席话让他茅塞顿开：“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听后“大悦”。后来陶安等人又多次强调定都南京的重要性：“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大明开国前几年，为朱元璋所倾心的宁海儒士叶兑也曾进言道：“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即说一百个察罕帖木儿又能将金陵朱元璋奈何）……（为今之计）宜如鲁肃计，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此其大纲也。”对于定都南京的重要性经由儒士们的反复强调，朱元璋及其统治集团核心圈内影响决策的关键人物不能不受影响。洪武三年定宴飨乐章，其中有一曲就叫“三奏《安建业之曲》，名《庆皇都》”，其中的歌词为：“虎踞龙蟠佳丽地，真主开基，千载风云会……”歌中南京“虎踞龙蟠”，是三国时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最早提出的，已为世人所熟知；“真主开基”即指朱元璋在南京开创大明，实乃千年历史中难得的风云际会。换言之，定都南京建立大一统帝国，朱元璋为第一人。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都城决胜“大比拼”，南京“力挫”诸雄但在正式确定定都南京之前，朱元璋和大明帝国大臣们还曾有过许多其他的建都选项。那么究竟有哪些建都选项？为何这些地方最终都落选了呢？

　　选项一：洛阳。大约在大明开国的第二年八月，山西、陕西等地被北伐军攻下，这样，除了塞外，整个北方地区都归入大明帝国的版图。就在这时，有人向朱元璋提出了以洛阳为帝国都城的主张，“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即认为洛阳才是全国的地域中心，天下四方来洛阳朝贡距离相等，而且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定都洛阳的朝代很多，有几个朝代的寿命还挺长的，朱元璋也曾为之心动过。但考察下来发现，洛阳当时也已经破败不堪，如果在这样的废墟上从头开始，花血本给它做做“包装”，无疑要耗费百姓巨大的物力和财力。这是天下初定时最为犯忌的事情。

　　选项二：长安。从地理位置来讲，长安（即今日西安）倒是真正位于大一统帝国版图的中心，地势又险要，是历代中原王朝理想的定都地方。“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但问题是当时关中地区的经济已经衰退，定都于此必然面临两大难题：第一，要重新兴建都城，原本汉、唐长安城基本上都在战火中被焚毁，必须另起炉灶，从头再来；长安又在洛阳的西边，而要用从全国最富庶的江南提供过来的物资财力来支撑这里的都城建设，那可更加费神费力；第二，定都长安，粮食物质还得依赖于江南，漕运线路可比汴梁和洛阳还要远，这就更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对人民剥削得太厉害了，他们活不下去就会起来造反，这是朱元璋切身体验到的。当时他就说：“建都长安，‘漕运艰难，且已之’。”。于是长安作为大明帝国的都城又被排除了。

　　选项三：北京。徐达北伐军是洪武元年（1368）八月攻克元大都北京的，这时距离朱元璋开国仅仅过了8个月，也就是百业待兴的大明帝国定都北京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且当时还有人提出过，对此洪武帝是这样答复：“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

　　选项四：汴梁。最初北伐军由徐达统一带领，按照朱元璋制订的作战计划，非常顺利地拿下了山东、河南，从而成功地进驻中原重镇——汴梁。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这个城市曾经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朱元璋对汴梁的最早认识，可能来自于他当年参加起义时红巾军当中喊出的一句响亮口号：“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红巾军口口声声要恢复大宋天下，而大宋帝国最早就以汴梁作为自己的都城。这个汴梁曾经盛极一时，有一幅中国古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为证。现在好多学者认为，十一世纪时汴梁可能是个突破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如果将它与同时期西欧正在兴起的中世纪著名城市，如法国的巴黎、英国伦敦相比，那么北宋的汴梁简直就是国际超级大都市了（巴黎与伦敦当时的人口都不到10万）。然而这么一个繁荣发达的国际超级大都市，随着金兵的南下却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了。

　　〇南北两京诏——南北两京制

　　250年后，随着北伐大军的一路顺利进军，尤其占领汴梁的消息传到应天南京，有人进言：“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劝新皇帝定都于此；有人说：“汴梁亦宋之旧京”，“就之可省民力者”。为此，朱元璋踌躇满志地来到了汴梁，但现实却与心中的美好理想形成了极大的落差，展现在新皇帝面前的是：昔日繁荣不再，剩下的只是一片瑟瑟萧条的景象。由于金兵南下抢掠和北方红巾军与元兵长期交战，黄河水又时常泛滥为害，整个汴梁及其周围地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另外，军事上汴梁也确实没什么险要的自然屏障可据，一旦敌人来犯，四面受敌，无险可守。换句话来说，从军事地理形势角度来看，它还不如南京。北宋就是这样一夜之间被金兵灭了，因此，以汴梁作为都城确实也不妥。

　　但有人又提出这样的观点，汴梁是宋朝旧都，漕运方便；又有人说汴梁地处南北适中，定都于此处理事务各地都便捷，所有这些着实给朱元璋出了一道难题：“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国之规模固重，而兴王之根本不轻。”于是从大一统帝国全方位角度出发，他模仿中国古代两京之制，洪武元年（1368）八月，颁发南北两京制诏书，其中说道：“朕惟建邦基以成大业、兴王之根本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国之规模最重。自赵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国，今百有余载，其运乃终，群雄分争，未有定于一者，民遭涂炭亦已极矣！朕以布衣当扰攘之际，拔身行伍，率众渡江，荷天地眷佑、祖宗积德、臣下宣忠、将士用命，西平陈友谅、东灭张士诚、南靖闽广、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势已成。十七年间，凡粮饷军需百物科征，民无休息，而江左一方烦劳尤甚，遂收天下平宁之效。今观汴梁位置居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即汴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狩。播告尔民，便知朕意。”

　　朱元璋说：“他打算在一年当中春秋两季来回南北两京轮流巡狩‘办公’，这样可弥补地域上的不足，同时也为当时徐达为首的北伐军进入关中和西北地区设置了一个北方军事补给基地。”但在后来的北伐中，徐达的军队一路顺遂，而与此同时，南方消灭东南割据势力的战斗也在进行，加上在南京城里建立起来的已经初具规模的帝国政权也不能长时间地离开这位君主，于是朱元璋就返回应天南京了。

　　这一南一北两京方案从理论上确实是解决了好多问题，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又带来的新的疑难：天下尚未全定，中国经济中心已转移到南方，要营建汴梁为北京，势必要让全国最为富庶的东南地区“出资”、天下百姓出力，这是很不划算的，弄不好会劳民伤财；再说汴梁本身就有北宋的历史前鉴，所以朱元璋对定都问题还是没有很好地落实下来。

　　朱元璋要以老家作为天下之都明初两京变成三京

　　凤阳：从中立府到凤阳府选项五：濠州（凤阳）

　　鉴于在北方建都有如此多的困难，朱元璋曾经提出这样的一种构想：南京以长江为天堑，龙蟠虎踞，为“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以作为都城，但在地域上偏向了东南，“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为解决南京这个地域上的“缺陷”，他在南京的北边临近中原的地方考虑建个都城，来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此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临濠府（原名濠州，吴元年改名临濠，后又改名为凤阳），临濠距离中原较近，南临长江，北濒淮水，运输方便。如果以此为都，就能解决定都北方带来的交通运输不便问题。

　　就此，他召集众臣征询意见，“上（指朱元璋）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

　　以李善长为首的一大批跟随他龙飞淮甸的文臣武将自然都表示赞成，只有刘基等极少数几个大臣反对。在心理上有个专门术语叫“合群思维”，“合群思维”往往发生在决策过程中，由于某个领袖人物个人的威望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力，人们在讨论决策时往往以领袖的个人威望来取代了对被决策事情的理性判断，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多数，从而影响了决策的本身理性思考。洪武君臣以临濠为中都进行决策讨论就是合群思维占据绝对优势的一个典型例子，没人能够或愿意听从刘基等几个人的微弱的反对声，一拍脑袋就上马了。

　　洪武二年（1369）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诏以临濠为大明的中都，命令有关部门开始“建置城池宫阙为京师之制”，同时将临濠府改名为中立府，“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意思是以天下之中的临濠立为都城，来管理全国。由此，明初两京变成了三京。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又将中立府改为凤阳府，并将临淮县的太平、清乐、广德、永豊四乡等地划为一个特殊行政区，名为凤阳县，“以在凤凰山之阳，故名”。

　　〇朱“和尚”读歪经：历代皇帝圣人定都都会定在自己家乡？

　　自洪武二年九月下诏建造中都那一刻开始，朱元璋心里爽透了，尽管有不和谐的声音，但这又算得上什么呢？在中国自古以来权位高势能者天生就是“圣人”，全知全能，不仅是政治角斗场上的英雄，又是学术领域内学科带头人、攻关健将，否则怎么现在满大街的大学校长个个都是博导、专家学者；至于“人民公仆”的学历那更是不得了了，就连大学校门在何处都不知道就能轻轻松松地拿到该大学的博士文凭，弄到最后正儿八经进大学门、专心苦读的人反而学历最低，也就成了最没文化的了。朱元璋这个600年的前“圣人”尽管是文盲或半文盲出身，尽管“诚实”得十分可爱，也没什么学历文凭，但他的学问却是顶尖一流的。为了证明自己建都家乡的合理性，除了胡说八道凤阳的“地理优势”——“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之外，还专门进行了历史学术考证，在御制《阅江楼记》中这样写道：“朕闻三皇五帝下及唐宋，皆华夏之君，建都中土。《诗》云：邦畿千明中都地图里，然甸服五百里外，要荒不治，何小小哉？古诗云：圣人居中国而治四夷，又何大哉……且如帝尧之居平阳，人杰地灵，尧大哉圣人，考终之后，舜都蒲坂，禹迁安邑。自禹之后，凡新兴之君，各因事而制宜，察形势以居之，故有伊洛陕右之京。虽所在之不同，亦不出乎中原，乃时君生长之乡，事成于彼，就而都焉，故所以美称中原者为此也。孰不知四方之形势，有齐中原者，有过中原者，何乃不京而不都？盖天地生人而未至，亦气运循环而未周故耳。”

　　这一段文字讲的什么意思呢？朱元璋引经据典，说尧虞舜以至于唐、宋的历代君主中没有一个不是以天下之中作为首都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圣经”中《诗经》里所说的“圣人居中国而治四夷”。那么尧、舜、禹他们的都城都不在一个地方是怎么一回事呢？朱元璋发现这些“圣人”的家乡各不相同，所以他们的都城也就不在同一个地方了，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迁安邑，但都是以各自的家乡作为天下之都！这就是“乃时君生长之乡，事成于彼，就而都焉，故所以美称中原者为此也”。由此引申出：朱“圣人”出自濠州，建天下之都在此于史于经都相吻合，就差一点说，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代表着先进的理念，代表着先进的阶级……如此“圣人”考证，弄得从事历史研究者都没饭吃了，弄得能掐会算的“大神人”灰溜溜地回家“待岗”了。洪武四年刘基就建都临濠作最后一次进谏：“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朱元璋哪听得进，临濠是“圣人”出生的地方，无论如何要打造成天下最为光彩夺目的华丽之都，要做大做强。

　　明中都皇城遗址图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城楼台基俱高五尺九分，午门东南、西南角楼台基与城楼台基同，玄武门城楼台基高五尺九寸五分，其东北、西北角楼台基亦与城楼台基同。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

　　这还仅仅是宫城，按照后来京师南京的规制，宫城之外还有皇城、京城，甚至外廓城，等等，这样算下来，中都建设在洪武六年时仅仅完成了一部分，朱元璋多次下令催促，甚至还要亲自回去瞧瞧。就在洪武八年（1375）四月那次视察后，他突然下令停工。当时已建工程有皇城（实为宫城）、皇陵、宫殿、太庙、太社稷、圜丘、方丘、日月山川坛、城隍庙、开国功臣庙、历代帝王庙、钟鼓楼、大都督府、御史台、中书省、会同馆、国子监、百万仓、观象台、六公二十七侯府宅、十王四妃墓、禁垣等。花了六年的物力、财力和劳力却最终未能按照事先的设想全部造好，以朱元璋力求完美的心理特征来说，绝对不应该出现这样子的“半拉子”工程。那么为什么在中都凤阳的都城建设中却发生了？主要原因有三个：

　　〇中都凤阳为什么是个“半拉子”工程？

　　第一，大明帝国的主要谋臣刘基的竭力反对。刘基认为中都这个地方军事地理形势与汴梁很相像，没有什么很好的险要形势可作凭借，建都于此，军事上很不保险，不适宜作为帝王之都。但当初朱元璋哪儿听得进啊，可刘基还是不断地进谏。洪武四年（1371）三月，朱元璋从中都建筑工地上视察回南京，刘基提出告老还乡，临别前再次规劝道：“凤阳虽说是陛下您的家乡，可不是建都的地方啊。现在已经在建了，但绝不适宜皇帝陛下您去居住！”朱元璋还是听不进，由此君臣之间弄得很不愉快。

　　第二，发生了“厌镇法”事件。尽管刘基多次竭力反对兴建中都凤阳，可朱皇帝还是一意孤行，并乐此不疲地往来南京与凤阳之间溜达、视察。洪武八年（1375）四月的一天，朱元璋到中都“验功赏劳”，无意间发现好像有人拿了兵器在敲击宫殿的殿脊。当即就问凤阳中都建设的“总指挥”李善长、薛祥，李善长解释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有一些做工的工匠在用‘厌镇法’表示不满。”这种“厌镇法”也叫“厌胜法”或“压镇法”，是古代方士们常用的一种巫术，通常是以诅咒等方式来达到将所憎恶的人或物制服的目的。朱元璋一听是这等事情，当时就来火了，打算将与“压镇法”有关的所有人员全部处死，但被在场的工部尚书薛祥等官员劝阻。薛祥等人说：“为了营建中都，中书省的工部已将其所辖的”将近九万“的工匠几乎全部都安排到凤阳来做工了。另外，还有几十万军士、罪犯和民夫也被征发到了凤阳工地从事工程建设，所以说，当时凤阳工程建设总计劳动者可能要达20万人左右。朱元璋要将与”压镇法“有关的人全杀了，中都凤阳岂不血流成河！而之所以发生”压镇法“事件，完全是由于中都建设者命运悲惨，”多以疫死，盖盛暑重劳，饮食失节，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使病无所养，死无所归。

　　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朱元璋受到的震动很大。元朝亡国之鉴就在眼前，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没有元末近20万军民修治黄河，进而引发红巾军大起义，哪来朱元璋现在的大明天下？而老百姓之所以要冒杀头和灭族的风险起来造反，就是因为徭役赋税太重，活不下去了。这下朱元璋清醒多了，意识到这样建都下去，后续问题愈发严重。

　　第三，“压镇法”事件引发了朱元璋对中都建设的反思，回想起整个中都营建决策过程中，几乎赞成的都是淮右地区出身的文臣武将。刚巧回到南京后没几天，又听说军师刘基死了，且据小道消息讲：刘基是被淮右功臣勋贵集团中的中坚骨干胡惟庸害死的。由此他马上联想到，如果在凤阳继续营建都城，不仅使得当地社会不得安宁，更大的隐患还在于，一旦正式在那里建都了，淮右功臣勋贵们就会如鱼得水，利用家乡盘根错节的宗族、乡里关系，拼命扩大其个人势力，从而构成对皇权的巨大威胁。想到这些，朱元璋几乎吓出一身冷汗，马上下令停止中都建设，放弃定都凤阳的计划。为此他还祭告天地，特地向皇天后土请罪。就这样整个凤阳都城建设成了一个半拉子的工程。

　　这个“半拉子”工程后来怎么收摊呢？洪武十六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将剩下的石材、木料等建筑材料就近兴修一座寺庙，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凤阳大龙兴寺。大龙兴寺是在原于皇寺的基础上兴建起来，只不过地址稍稍搬远了一点（相距15里）。寺院建好后，洪武皇帝赐名曰“大龙兴寺”。当今天子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这里不是龙兴之地，还有哪里是呢？龙兴寺在当时可谓威风八面，佛殿、法堂、僧舍等总计281间，洪武皇帝朱元璋还从扬州等地选录了高僧前去当住持。从此，凤阳龙兴寺闻名天下。

　　以上讲的是建筑材料的“收摊”，那么那些在中都工程建设中服苦役的劳作者后来怎么“收摊”的？前面讲过，至少有20万军士、罪犯和民夫在凤阳工地上玩命，现在因为工程停工了，大部分人被转到南京都城工程建设上去，但还有较大部分服徭役的“凤阳移民”怎么办？

　　〇500多年前的流行歌曲“凤阳花鼓”与凤阳难民

　　洪武时期为了打击敌方“新贵”和豪强富民，构建“和谐”的等级社会，朱元璋迁徙了许许多多豪门富户和狭乡无地农民到濠州（即后来的凤阳），尤其是江浙地区与张士诚和方国珍有关的权贵富民被迁徙的特别多。据《明史》记载：仅洪武七年，从江南地区迁往濠州的富民就达14万（人，史书未注明，笔者推测后加上的，见《明史·俞通源传》卷133；《明史·李善长传》卷127）加上其他几次移民，估计当年总计不会少于20万的外地人被强制迁到了凤阳等地。凤阳中都工程建设进行时，他们得按照大明赋税徭役政策缴税纳粮和提供工程“义务劳动”。现在中都工程建设项目喊停了，已经入了当地户籍的这些外地人不得再离开，他们身处异乡他地，耕种大明新贵和凤阳当地人挑剩下来的不毛之地，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历史上有名的凤阳难民由此而生，而随着凤阳难民的四处漂泊，“凤阳花鼓”也就逐渐风靡大江南北，至今上了年纪的国人恐怕还能哼上几句：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原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原是个好地方”，前面这几句凤阳花鼓词是在颂扬凤阳；但后面的味道一下子就变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把朱元璋给扯了进去，这岂不是在骂朱皇帝吗？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居然骂起了大明开国皇帝？他们为什么要骂朱元璋？

　　这些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妨从最简单的问题入手，逐一进行考察：

　　◎凤阳是不是个好地方？

　　明代的凤阳府下辖9州18县，多为今天安徽省境内淮河流域各县。那么凤阳花鼓词中所唱的凤阳到底是不是个好地方？

　　第一，地理位置：凤阳位于江淮之间，北边紧靠淮河，钟离为县治时有一条濠水穿城而过，而后来新建的凤阳城略微向南移了一点，这样濠水就在凤阳城的东面了。除此之外，凤阳之西北古为大泽所隔，南至长江较远。因此说凤阳是个相对比较封闭的丘陵地区，没有江南那么好的平原与肥沃土地，地理条件并不好。

　　第二，自然条件：由于地理形势不佳，自然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两者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凤阳地理位置上相对比较封闭，所以当地的老百姓世世代代主要是以传统的农业为生。农业是靠天吃饭，这在传统社会中哪个地方都这样的。但是农业发展还有个重要的条件——水利。按理说淮河穿越凤阳府而过，当地人应该感谢上天的眷念，但凤阳人不仅没享受到这份大自然的“恩赐”，反而深受其害。因为淮河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害河，从三国起，它就经常淹堤坝，漫良田，给当地两岸几十万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第三，军事位置：凤阳位于长江与黄淮两大经济文化中心区域的中间地带，没有高山峻岭等军事要隘可守，在兵燹纷起的年代，往往成为两不管的缓冲地带，太平保不了，守住也不易，因此常常成为战争的后患地带，最终形成了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局面。朱元璋在《大明皇陵碑》中做了如实的描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20年后“红太阳”升起时，凤阳又是如何一番景象？称帝前夕已经大红大紫的朱元璋回了一次凤阳老家。从老家出来，他跟南京城内的大臣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吾往濠州，所经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由此可见，凤阳依然是个土地荒芜、人口稀少、灾疫频仍的穷地方，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个“好地方”。

　　既然凤阳不是什么好地方，那“凤阳花鼓词”里怎么唱“凤阳原是个好地方”？

　　◎为什么人们那么唱“凤阳原是个好地方”？

　　“凤阳花鼓词”里唱道的“凤阳原是个好地方”，这个说法没有错。自从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为了能使得家乡迅速脱贫致富，他动足了脑筋，利用大一统帝国的君主最高权力抬升家乡、建设家乡、美化家乡。

　　在政治上他提升凤阳的规格档次，建造新宫新城，并欲让它做大明帝国的都城。凤阳本来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乡间旮旯，但自从洪武二年定为大明中都后，它迅速地升格为帝国的又一大政治中心，并开始集中全国物力、财力和人力进行中都凤阳城的建设；到洪武八年突然叫停为止，凤阳新都城初具规模，与明都南京相差不大，有宫殿、宗庙、国子学、历代帝王庙、会同馆、鼓楼、钟楼等。现在除城墙和钟楼保留下来外，绝大部分都已不存在了。前些年听说凤阳地方政府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开始修缮凤阳的明城墙，而最为滑稽的一幕又出现了，这座历经了600年风风雨雨的明城墙不修反倒没事，现今修了反而没几天就倒了。不过倒了也好，或许有利于专业的考古工作。最近有人对明代三都南京、北京和中都凤阳进行了专门的考古后跟媒体说：“以石雕为例，南京明故宫午门石须弥座上只有少量的纹饰，高30厘米，深度只有1厘米左右，其余部分都没有雕饰；北京故宫午门只有门洞南北两端的左右有少量的雕饰。两者石雕精细和华丽的程度，也远远比不上中都午门石刻。从石雕题材上来看，北京宫殿的题材主要是以龙凤为主，不像中都石雕那样丰富多彩。中都宫殿石础大概达到2.7米见方，可以清晰地看到浮雕，浮雕以精美的蟠龙为主。而北京故宫太和殿的石础仅为1.6米见方，没有任何雕饰。”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600年前凤阳城该是何等的豪华与宏伟！这不仅仅是朱元璋浓烈的乡土情结所导致的“欲久居凤阳”的最大成果吧，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整个凤阳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和光环！明朝除了凤阳还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偏僻的乡间旮旯一夜成为帝国“明星”的例子吧。

　　在经济上朱元璋竭力扶持和发展凤阳地方社会经济。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大约不会少于20万的外来人口被大明帝国强制迁徙到了凤阳，从事垦荒屯田与建设。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垦荒与发展农业经济，对凤阳和整个皖东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对凤阳采取了特殊的优惠政策。洪武十六年三月他告诉户部大臣：“凤阳，朕故乡，皇陵在焉。昔汉高帝生于豊，起于沛，既成帝业，而豊沛之民，终汉世受惠。朕今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宜榜谕其民，使知朕意。”凤阳，全国只有一个，老百姓种田不用缴税，又可不服劳役，大明天子对凤阳真是又宠又爱。朱皇帝还是个苛求完美的人，唯恐不周，还派了专员到凤阳去督导农事，兴修水利，一旦遭遇什么灾荒，大明帝国立即给予特别的赈济。

　　总之，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照顾和经济特惠，最终使得凤阳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朝着“好地方”的目标迈进。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凤阳花鼓词”里还要唱道“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为什么有人还要唱“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据清人记载，清朝乾隆年间的凤阳花鼓词是这样唱道的：

　　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

　　唯有我家没得卖，肩背锣鼓走街坊。

　　但据近人考证，上述花鼓词是明朝中后期形成的，最早的凤阳花鼓词现在无法知晓了。以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情感和特殊照顾角度来讲，凤阳这个“朱圣人”出生的地方再怎么也不会变为“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那么，问题出在何时？

　　大约是永乐北迁都城后，大明帝国君主们就逐渐逐渐地对老家凤阳的眷恋与照顾少了。由于这时的“红太阳”不再在凤阳出升，人们也就渐渐地不大记起来了。明朝中期，凤阳开始厄运连连，先是黄河东流改道，侵夺了淮河作为入海通道，这下淮河两岸的人民可遭殃了。凤阳就在淮河边上，自然在劫难逃。而明朝中期以后，北京城里的皇帝爷荒唐得忙不过来，成化帝正在“姐弟恋”，嘉靖帝忙于“成仙”，万历帝20来年不上朝正跟郑家美眉耳鬓厮磨、如胶似漆着……他们哪有心思管什么老家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皇帝不管，地方官员可“管”着！不过，这些地方官员管的倒不是什么赈济救灾，而是搜刮百姓，一直刮到泥皮上，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赶紧出去逃荒要饭吧。因为经常有灾，又无法解决，这就造成了“十年九荒”的局面。

　　凤阳本地活不下去，人们只好外出要饭。要说这要饭啊，自洪武年间起，凤阳一带本地人外出“要饭”的本事还不如外来移民们呐。这是为什么？前面讲过，在洪武年间凤阳一带有一大批被强制迁徙而来的江浙人，这些江浙人想当年在家乡都是有头有脸的富豪、大款或小资等社会中产阶层以上的人物，他们被朱元璋强制性、惩罚性地迁徙到了凤阳，如果稍有不满就要被砍头，虽然最终他们无可奈何地在凤阳定居了下来，但内心却充满了对朱元璋的仇恨；还有一些江浙人原本在老家是受人“尊敬”的“老爷”“少爷”，到了凤阳却成了“孙子”，受到了当地人的欺凌，于是他们愈发思念起自己的故乡来。想念家乡就免不了要回去看看，可朱元璋不同意啊。聪明的江浙人就学起了当年朱元璋的模样，一身衣衫褴褛外出要饭，从凤阳一路出来，成群结队、扶老携幼，要饭要到南京，顺路去看看同样落难的南京亲戚，少不了要问起家长里短，也会问及风俗习惯什么的，凤阳的江浙人很自然地将凤阳花鼓词唱上几段：“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间始回。”

　　后来时间长了，这些凤阳的江浙人及其后代也学乖了，年年他们要回乡去扫墓，而自己在凤阳的家境又不好，从凤阳出来一路回苏松杭嘉湖，可受罪了。你想爬火车，对不起，那时还没有火车，他们只好一路乞讨回乡。乞讨也要有技巧，光说好话还不行，来一段“凤阳花鼓词”很能吸引人们的同情心与注意力。于是他们一边唱一边乞讨回乡，唱着唱着，聪明人将原来的凤阳花鼓词给改了。因为极端仇恨朱元璋，他们即使饿死了也要将已经死去的朱元璋作个垫背的，于是“凤阳花鼓词”中就有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的江浙人世代不忘回乡扫墓，也不忘朱元璋带给他们的灾祸，于是，“凤阳花鼓词”从淮河流域一直唱到太湖之滨、西湖沿岸和大江南北。

　　更为滑稽的是不仅凤阳的江浙人开始传唱这样的凤阳花鼓词，后来就连凤阳本地人也跟着唱了。难道凤阳本地人也恨朱元璋的不成？事实恰恰是如此。朱元璋对家乡人民确实是“恩宠有加”，但他那种做法中隐含了另外的一层负面影响，这叫好心办了坏事，如营建凤阳中都，光宗耀祖的是你朱元璋自己啊，可凤阳当地的百姓为此承担了无比繁重的劳役；还有，自从这里出了“朱圣人”，全国每年有多少人要来此“公干”，要来此参观学习，这些迎来送往的费用在抠门的朱元璋那里是没人敢提“报销”的，那只有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于是凤阳本地人对朱元璋也产生了不满、怨恨的情绪，跟着凤阳的江浙人后代一起唱，反正现在（指明朝中期以后）北京城里的皇帝正忙于哥啊妹啊、情啊爱啊，哪有什么心思来管这反动的“流行歌曲”；更何况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乾隆：《凤阳县志·宜楼记》卷14）。经常性的外出要饭，人们见多了也烦，倒不如在歌词里加上“朱皇帝”，以无人不晓的“猪腰子脸”皇帝的名声、重量级的名人来吸引施舍者的注意，这样更有利于行乞。于是，“凤阳花鼓词”从明朝一直唱到了清朝，从民国一直唱到了现在，成为中国历史上可能生命力最强的一首流行歌曲。

　　下令兴建和罢停中都凤阳工程，一定程度上催生出了凤阳花鼓词，这恐怕是当年“朱圣人”所不曾料到的吧！

　　既然幡然醒悟凤阳不宜建都，那都城的事情还得要好好落实到位啊，经过反复思虑，朱元璋最终将目光与精力投入了应天即南京的都城建设上来。洪武十一年（1378），他下诏罢北京汴梁，恢复开封府旧名，仍以南京为都城，改南京为京师。至此，踌躇了十年的都城定于何方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上，而洪武初年大明都城两京制抑或三京制，最终也就变成了一京制。

　　人算不如“天算”——听从老天安排，定都南京尽管朱元璋一一放弃了定都汴梁、洛阳、长安、北平和凤阳的打算，但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寿命不长之类的咒语还时不时地萦绕在他的心头。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大明帝国已经建国20余年了，社会经济与百姓生活已经得到了恢复并开始步入了正常的轨道，国家的财政经济也显得富有了。就在这时，朱元璋又为都城的事情“折腾”了——他想迁都，迁哪里呢？长安，即今天的西安。怎么会相中这个地方？主要缘由可能有两个：

　　第一，在洪武初年的都城之选中，有人比照了北方数处建都的优劣，其中监察御史胡子祺的说理最为透彻：“天下胜地可都者四：河东高厚，控制西北，然其地苦寒，士卒不堪；汴梁襟带江淮，然平旷无险可守；洛阳周、汉尝都之，然嵩、邙诸山，非淆、函、终南之固，伊、洛，非泾、渭、灞、浐之雄；故山河百二，可耸诸侯之望，系宗社之久，举天下莫关中若也。”胡子祺对长安情有独钟，引发了朱皇帝的共鸣。但因为当时刚刚开国，统一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精力、财力都有限，所以朱元璋只好暂时割舍。洪武晚期，国家安定下来了，过去未能完成的宏愿也可开始考虑起来。

　　第二，在朱元璋内心深层之处，中国历代帝王中，自己与汉高祖刘邦不仅出身相似，而且在个性上也有雷同。刘邦定都长安，汉朝江山国运享有400余年，这对于殚心竭虑要使大明帝国长治久安的朱皇帝来说是不能不正视的。为了能再好好地权衡作为国都的长安之利与弊，年近古稀的朱元璋想到了他的太子——朱标，打算让他代替自己到关中去实地考察一下。在当时的洪武皇帝看来，代劳此等大事没有人比太子更为合适的了，因为他打下的江山基业迟早是要交给太子的，所以何不借此机会让他去磨砺一番！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朱标就以犒劳前线将士、询访民情为名，前往关中地区。然而朱标太子跟他老子可不一样，朱元璋早年有着八年要饭流浪生活，再加上后来十几年的战火洗礼，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的好身板。可朱标太子自小吃苦不多，师从有名的儒士宋濂学习儒家经典。据说书读得还不错，但就是没有很好地在外锻炼，更没受过他父亲所经历的那般地狱煎熬与历练，身子骨本来就虚弱。这回去一趟西安，一路车马劳顿，不曾想到，回来以后便一病不起，第二年（1392）四月就病死了。朱元璋悲痛欲绝，真叫人算不如“天算”。就是这样的偶然因素让迷信的朱元璋彻底打消了迁都别处的念头。

　　太子死的当年年底，朱元璋在《祭光禄寺灶社文》里伤心地说：“本来还想迁都的，但现在考虑到自己实在年老了，经不起这番折腾了，又不想太劳民，就以南京为都吧！希望上苍保佑大明帝国和他的子孙们。”

　　但朱元璋毕竟是朱元璋，中晚年时针对定都南京有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他做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和补救，尤其是对于北方蒙元残余势力时不时地南下骚扰问题，除了组织人马进行军事打击外，还在自西北经正北再向东北的大明帝国北疆上构筑三道严密的战略防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时期以北方边境军事防务为中心，沿着长城一线进行分封藩王，东北的有辽王、宁王，华北的有燕王、晋王，西北的有秦王、肃王，等等，这就是明初历史上有名的“塞王”。让诸子塞王来保卫大明帝国的北部边疆，辅佐中央皇室，并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甚至还强调，地方镇守军的调动除了要有皇帝的御宝文书以外，还必须要有该镇守军所在地的藩王的命令：“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这样一来，到朱元璋临死时，大明北疆地区的军事领导权由原来的开国功臣勋将手中完全转移到了与大明皇帝有着血脉相连的藩王手中，完成了传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家国一体化”，出现了“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理想格局。由自己的亲骨肉来守住国门，这下大明帝国可安全了。

　　可让朱元璋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万全之策却埋下了巨大的祸根。在他死后一年不到的时间里，这些领兵驻守的藩王个个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尤其那个自称最类父皇、自诩父皇最为喜爱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在“父皇”尸骨未寒之时就开始起来造反，后来用了四年的时间打到了南京来，将侄儿皇帝朱允炆从皇位上赶了下去，最终又将大明帝国的都城迁到了他的藩王大本营北平，后改名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