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1——乱世枭雄

第四节 先翦羽翼再取苏城三部曲东灭张士诚（1365～1367）

　　无声的战争与不自信的张士诚改称吴王按照先前与刘基商议制定的统一全国的策略：先西后东或称先陈后张，先南后北。龙凤十年（1364）开始，在西线陈友谅势力被翦灭的情势下，朱元璋将统一战争的进攻目标作了根本性的转向——东灭张士诚。

　　〇对形势的正确把握与无声的“外交”战争

　　那年四月朱元璋在与孔克仁等侍臣谈论前代成败之事时这般说道：“当今天下，拥有相当实力的军事集团势力屈指可数，在北方的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在南方就我和东邻张士诚了。尽管张士诚十分狡猾，派了不少间谍上我们这边来侦查，但他管理能力很差，以我方数十万的兵力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同时委派将帅伺机而行，我想东灭张士诚应该不在话下！”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朱元璋已经将东灭张士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但他同时又注意到北方几个邻居，尤其是紧邻自己的中原割据实力派扩廓帖木儿，朱元璋对其处置十分谨慎和“友好”。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是当时北方地区两个最大的割据势力，与元廷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争抢地盘和扩大各自的势力，两者经常大打出手。在朱元璋消灭陈友谅时，扩廓帖木儿占据了上风，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出任元廷左丞相，但因为得罪了朝廷的权贵势力，只做了两个月的丞相工作，他被迫辞职，外出治军。当时元顺帝封他为河南王，让他统领全国兵马，平定南方之乱。这样一来扩廓帖木儿就回到了河南，驻军彰德（即近代大奸贼袁世凯老家河南彰德），飞檄各处诸侯，声言要会集各路兵马进行南征。可关中地区的军阀李思齐、张良弼等却根本不予理睬，这下可惹恼了扩廓帖木儿，他带兵西进关中，征讨李思齐等。元末军阀混战闹剧愈演愈烈，元顺帝诏令南征之事早就成为了一纸空文。

　　中原乱成一锅粥，这就大大便利了朱元璋南方统一运动的开展。为了防止东灭张士诚军事行动过程中可能出现腹背受敌的尴尬局面，从龙凤十年（1364）正月起，“大忽悠”朱元璋继续推行先前的交好北方策略，频频遣使北上，主动“示爱”，大打“太极”。龙凤十年年底在给扩廓帖木儿的信中，他对其养父察罕帖木儿大加赞赏，并十分同情地说道：令尊的不幸遇害使得一时豪杰莫不悼惜。接着就歌颂起扩廓帖木儿本人，称赞他“孝切于衷、勇发于义，鼓率愤旅，雪仇耻，以成父志”，实乃察罕帖木儿不死英魂之再现。然后再说到察罕帖木儿宿敌孛罗帖木儿如何之不好，称其为“古今大恶”，你扩廓帖木儿继承父志，要想战胜宿敌孛罗帖木儿的话，如果需要我，只要派一个使者到我这里说一声便是了。孛罗帖木儿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又何必分彼此？当今天下为豪杰相遇之际，理当开心见诚，共济时艰！

　　扩廓帖木儿本是汉族人，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怀柔”之术岂会不懂，更何况早就听说朱元璋是何等样的人了。要真是豪杰相遇之际坦诚相见，那你干吗西进征讨已经毫无威胁且奄奄一息的“大汉国”呢？干吗去欺负东邻张士诚呢？据说此人还算说得过去，投降我大元王朝后也算尽过职，可不像你朱元璋光说别人，自己一点表示都没有。扩廓帖木儿不傻，看懂了忽悠高手的心思，不仅不予回信，而且还将朱元璋的“和平”使者汪河等人给扣了起来。

　　第二年七月，鉴于几次派出的“示爱”信使都被扣的情势，朱元璋再次给扩廓帖木儿写了封情真意切的“求和”信，信中大致这样说：我以往派出的几位和平信使北上后都没能回来，阁下在与孛罗帖木儿进行军事交火而又胜负未决的情形下，派出了知院郭云、同佥任亮等率兵来攻略我湖广的景陵和沔阳，这些地方虽为大元故地，但落入他人之手（指西线红巾军）已经很久了，我是从他人之手而不是从元朝那里获得这些地方的。其潜台词是，你在挑事，我可忍了！接着又从扩廓帖木儿的心事入手说事：“阁下如果真想挟天子令诸侯、创业于中原，那就跟我朱元璋说一声，和睦我们之间的江淮边境！最近阁下派竹昌、忻都等攻略我江淮之地，这可不好。听说张思道、李思齐等都想联合起来对付阁下，又有传闻贵军军中尚有人图谋不轨，阁下正值多虑之秋啊！今特地派人再来告诉阁下您一声，希望您早做准备，也盼我方以往信使早日能回，这样也不失双方之和气！”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朱元璋的几封“示爱”信写得相当有水平，从当时的史实来看，大致他7次致书扩廓帖木儿求和。尽管扩廓帖木儿都没有回信，但至少说，他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南进征讨，这就为朱元璋统一南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北邻的“忽悠”实际上还是起到了作用。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想到了西邻，西邻原来是陈友谅，现在陈友谅灭亡了，西部新邻变成了四川的明玉珍。明玉珍在元末各地割据头领中属于比较迟重的，他之所以走上独立的道路，跟他的忠君观念大相关联。徐寿辉被杀后，弑君凶手、乱臣贼子陈友谅当了“大汉国”皇帝，明玉珍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就乘势独立。朱元璋对此十分清楚，在主动交好明玉珍时，竭力跟明玉珍套近乎，昔日讨好元朝和元朝军阀的应天吴王顿时变脸成反元大英雄、反元同盟军中的一员主将。我们不妨来看看朱元璋的这信是怎么写的：“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朱元璋竭力掩饰真实意图，将自己打扮成“江湖同道”中人。在元末割据势力当中，明玉珍算得上是个老实人，所以稍稍被忽悠一下，就起作用了。他在回信中说：“夏主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迩者，夷狄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胡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恨。足下应运而兴，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也。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尽残虏，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复通好，不敢后约，惟高明亮之。”

　　从这样的回信中不难看出，在元末群雄中明玉珍的政治权术档次要低一点，人家一忽悠，他就上钩。所以从信使手中接过大夏主的回信后，朱元璋就开怀大笑，进攻张士诚可以放心干！

　　就在朱元璋发动无声战争的同时，老对手、老冤家张士诚在干些什么？

　　〇不自信的张士诚向元朝要官和改称吴王

　　张士诚这些年表面上看上去似乎还算风光，但其实内心很苦、也很累。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在遭受朱元璋和方国珍的双重打击下，通过前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向元朝书面请降，江浙左丞相达识帖睦迩承制令参知政事周伯琦等至平江即苏州招抚。当时张士诚提出的投降条件是要元朝封他个王，可至正十九年（1359）元朝“批复”下来时，只封他为太尉。太尉属于“三公”行列，一般情况下属于虚衔，距离王还有一大截，张士诚当然很不满意了。但从本质上来讲，他这个人还算老实，至正十九年（1359）接受元廷送来御酒、龙衣以后，就开始尽一个臣子的本分：向元朝输送粮食。由于“开河变钞”引发出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使得大元帝国“南粮北运”漕运工程骤然停止，进而造成了大都北京严重的粮荒，就此元朝出面：张士诚负责出粮，方国珍负责运粮。可张、方两人互相猜忌，张士诚害怕将粮食交出后，方国珍私吞了不说，反倒钉一耙说张士诚根本没出粮，而方国珍害怕张士诚扣了他的船只，并乘虚而入进攻他的领地。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什么事也就别想做成了。这时元朝江浙行省左丞达识帖睦迩出面调停、斡旋，最终张士诚交出粮食：至正二十年为11万石；至正二十一年依然为11万石；至正二十二年为13万石；至正二十三年还是13万石，就在这一年二月张士诚还帮助元朝攻占大宋农民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七月协助元朝江浙行省左丞达识帖睦迩除掉危害一方的苗军元帅杨完者。

　　按理说当时的张士诚对元朝的贡献还是挺大的，元朝官方理应在他原来的太尉职位基础上再往上给他升升，达识帖睦迩将这个情况上报上去，可元廷硬是不答应。这下可惹怒了张士诚，“张）士诚假元名爵，实不用其命”，“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非但如此，那年北方红巾军三路北伐时，他还派人乘机扩展地盘，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山东济宁和淮西的濠州等地，“亦遣其将李济据之”。

　　拥有这么大的“功劳”，张士诚心中底气似乎更足了，“乃令其部属自颂功德，求王爵”。江浙左丞相达识帖睦迩再次替张士诚上请，可元廷还是根本不予理睬。在向元朝反复请封王爵无果的形势下，至正二十三年（1363）九月，张士诚在隆平府自立为吴王。为了与后来朱元璋称的吴王相区别，人们往往将以应天为中心的朱元璋政权称为“西吴”，将隆平府的张士诚政权称为“东吴”。可这东吴王实在背运，自己求封王爵老不成，就来个自娱自乐的自称王。可还没开心多久，那个老让他看得比天还高的元廷突然派来了特使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要求张士诚做好臣子（元太尉）的本分——漕运粮食上大都。不提便罢，一提到大元朝廷，东吴王张士诚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以违其封王之请，遂不与，海运始绝”，他又开始反元了。

　　〇张士诚降元——左右都不是人

　　从至正十四年自称诚王，到后来接受元朝的太尉官职，再到至正二十三年又改称吴王，张士诚这一路走来，可谓是反元、降元、再反元。实际上张士诚还是过去的张士诚，地盘差不多还是原来的地盘，但因此惹下了好多麻烦：

　　第一，降元行为实际上等于公开地跟整个红巾军叫上了板！元朝灭亡已成定局，张士诚没有审时度势，却主动投怀送抱，这就将全国的反元斗争势力置身于自己的对立面。

　　第二，张士诚先前反元，接着降元，降元了又感觉不满意，再反元，给人感觉：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从而失去了江湖人士的期望与信赖，就连他的老乡大文学家施耐庵也对他失望。张士诚几次邀请施耐庵，人家施老先生就是不愿意，怕玷污了名声而躲得远远的。

　　第三，政治上的公开反复最不利的是给了敌对力量攻击的口实，朱元璋经常骂张士诚为小人，世人也认同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张士诚自降元以后，跟元朝之间的“合作”很不尽如人意，本想讨个王做做的也没讨成，叫元朝江浙地方官吏帮着去讨，人家“黄金家族”的子孙们压根儿就没正眼看过他，弄得他左右都不是人，郁闷啊！

　　张士诚集团的腐化与英雄气短更糟糕的是张士诚作为东吴集团的首脑，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里，理应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胸怀远志，不断进取，励精图治；可此位老兄却是得过且过，甚至还带头腐败。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张士诚的腐败堕落可能跟他弟弟张士德的被俘与遭难大相关联。

　　〇张士诚集团的腐败：美女、享受、权力一个都不能少

　　如果我们要对张士诚的人生轨迹做个数学上描述的话，那么从高邮大战结束到龙凤二年（1356）攻占苏松地区，这几年可以说是张士诚的人生处于抛物线的顶点了。自1356年遇到了克星、凶悍的邻居朱元璋后，他开始像变了个人似的。尤其在常州争夺战中三弟张士德的被俘对他影响很大，“张）士德，枭鸷有谋，士诚陷诸郡，士德力为多，既被禽（通‘擒’），士诚气沮”。似乎从这一年开始，他就失去了往日的凌云壮志，其事业也逐渐地走上衰微之路。

　　在张士诚集团中可以堪用的谋士和大将不多，能文又善武的张士德可算得上是个顶尖人物了。可那么强势的英雄好汉三弟尚且落得这么个结局，想当初我们十八个兄弟起来造反图个什么？不就是荣华富贵么，现在都有了。但要大富大贵、做个元朝“王爷”什么的，人家元顺帝“不批准”，人家朱元璋不同意。嗨，算了，得过且过，不要去招惹是非了，尤其是西边那个凶悍讨厌的饿不死的叫花子，那可碰不得啊。所以，应天之战他没作反应，鄱阳湖大战跟他也没关系，这些都是陈友谅那个渔民不知天高地厚自己招惹的，我诚王，不，现在改称为吴王，还是守好我的一亩三分地——苏松杭嘉湖，小富即安么，也懒得去动什么刀枪，就在宫廷里闭门不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不是挺好的么。张家小弟张士信对于大哥的心思还是挺懂的，跟手下几个宫廷谋士与将领们酝酿了一番，找了几个绝色美女供哥哥享用。人生就一回，能享受干吗不享受？！

　　元末浙西地区奢靡成风，通过枪杆子做到了人上人的张士诚兄弟“骄侈淫泆，懈于政事”。在元末群雄中，张士诚并不是个霸道的人，他沉默寡言，言行迟重，“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用今天话来说，表面看上去他很稳重，不急躁、也不武断，是个下人们很喜欢的“好领导”。这样的“好领导”要是在和平年代里还说不定能步步高升，但在那个群魔狂舞的岁月里，他却为人欺了，尤其是手下的那些奸吏们。

　　前面说过元朝以吏治国，吏可能是轿夫、可能是车把手，也可能是粗通文墨的秘书，用朱元璋的话来说：这等人心术不正，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坏事做不出来，自己怎么能上去？上级领导怎么会喜欢呢？可张士诚偏偏良莠不分，“权为文吏所窃”。除此之外，张氏兄弟都有“好士”的名声，开设弘文馆，搜罗故元文人与旧吏充斥机构，“士之至者，不间贤与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就是说凡是读书人、文化人来投奔，不问好坏，不分贤愚，东吴王都要赠金送银，或赐以豪宅、车马，弄得天底下贪图物质利益的那些读书人都纷纷涌向了苏州，但真正的贤能之士却又得不到重用，好的建议更是得不到接受和采纳。

　　有个昆山文人叫郭翼的，看到张士诚不思进取，很为着急，他上书进言：“明公风驰电掣地来到我们江南，一夜之间数十个城池望风请降，这是为何？不就是江南人民苦于元朝暴政已久了。过去那些官吏贪暴残酷，不顾百姓死活，也不会考虑国家的安危，所以民心离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说这样的城池还能守得久吗？如今明公如能反其道而行之，不断进取，帝王霸业还是有望能实现的；倘若贪图安逸，自戏逸乐，在这个四方豪杰并起、群雄纷争的年代里，即使你想闭门自守，恐怕也难免国势日蹙。更何况我们江南地区向来为诸雄必争之地，不是你想保就能保得住的！”张士诚不仅听不进郭翼的金玉良言，反而恼羞成怒地要杀他。

　　江南名士杨维桢，张士诚久闻其大名，一直想请他出山来装点一下自己的门面。可杨维桢早就耳闻张氏兄弟的腐败与堕落，才不愿意趟这浑水呐。但张士诚一次次地派人上门厚币礼请，弄得杨维桢不得不出来应付一下。他来到姑苏时，刚好元朝招降张士诚，遣人赐送御酒。张士诚将其赏与杨维桢共饮，杨当即赋诗一首：“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张士诚听完后默然无语许久，最终还是没有强留杨维桢。杨维桢之所以执意要离开，据说他曾给张士诚“把过脉”，说他犯了“六冲”：“动民力以摇邦本，用吏术以括田租，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复贰。”并指出：“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丧邦，阁下不可以不省也……身犯六畏，衅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此东南豪杰又何望乎！”

　　杨维桢诟病张士诚统治集团可谓十分到位。既然有这样集团领导核心，底下就好不到哪里去了，甚至还会更糟糕。

　　潘元绍是张士诚的女婿，此人十分好色，又酗酒嗜杀。自娶了张士诚的宝贝女儿后尚嫌满足不了，干脆一口气又娶了数十个美女，日日淫乐。其中有个姓苏的才情美女醉酒后不小心得罪了潘元绍，没想到这位潘驸马不仅将她给杀了，而且还将其人头装入金盘里，作为菜肴上桌招待客人。此等恶棍最终让朱元璋诛杀在南京台城，人头被扔入厕所内。杨维桢有诗：“昨夜金床喜，喜荐美人体。今日金盘愁，愁荐美人头。明朝使君在何处？溷中人溺血骷髅。君不见，东山宴上琵琶骨，夜夜鬼语啼箜篌。”

　　比起潘元绍，张士诚的四弟张士信拥有的美姬美妾更是多达数百号人，人人珠光宝气。平时一空下来张丞相就与她们寻欢作乐，间隙又去后花园游园一番，而游园又是极其奢侈。采莲舟谁都知道应该由普通木材就可打造了，但苦孩子出身的张士信却下令，要用名贵的沉香檀木制造。再说说吃的，这位张丞相宴会一次就得花费上千石米。而“诸公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蓄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

　　糟糕的是，这样腐败无能之人居然出任一国的主要领导。自三弟张士德“走”后，张士诚就将国家的大小事情全部托给了四弟，封他为丞相。这个丞相老弟可比不上他的两个兄长了，尽管也是苦孩子出身，但压根儿就是“公子哥儿”，谁要是顺着他，他就提拔谁，立马使你荣华富贵；谁要出来规谏，小心脑袋搬家。他“疏间旧将，夺其兵柄，由是上下乖疑，不肯用命”；一旦任命将领，将领们居然可以躺在家里不去赴命，张士信不得不要用官爵和美宅良田作为要挟的条件。而真正上了前线打仗的将领即使丧师失地，张丞相也不会怪罪，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常败将军。

　　张士信是个离不开女人的人，轮到出外领兵打仗时，他要将美女们带在身边，开战前要欣赏美人们的美体——叫美女们跳类似于今天的脱衣舞，以壮壮自己的勇气和雄气，平时最喜欢的如蹴鞠（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一类游戏活动在军中照常进行。因此史书说：“张）士信愚妄，不识大体，人颇嗤之。”有这样的一个“千夫指”出任一国的总理，这个国家不完蛋才怪呐。

　　最为要命的是诚王府与丞相府每天穿梭在眼皮底下的，还有三个不学无术只会拍马屁的小人：“黄（敬夫）、菜（蔡彦夫）、叶（德新）。”这三个人一天到晚嘴巴像涂了蜜一样，给张士诚兄弟灌足了迷魂汤。说什么天下太平，说什么诚王功德无量，哪有人敢来冒犯；而对下呢，他们则胡作非为。当时老百姓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菜（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〇反元英雄的颓废与东吴政权衰亡之兆

　　不过，如果将张士诚及其东吴集团全说成是酒囊饭袋和奸佞群小之徒，似乎也失之偏颇，好歹人家张九四可不是什么天生的“贵二代”和“官二代”，而是由“苦二代”通过自我奋斗上来的，没有一点铁血精神也就成就不了一方诸侯。自打朱元璋来到应天、东进镇江起，本来两个都是苦大仇深的“穷二代”就此交上了手，尽管张士诚屡屡受到欺负和打击，但他并没有彻底屈服。至正十八年（1358）开始，朱元璋在攻占长兴、常州、江阴等江南军事要地的基础上，发动了对宜兴、诸暨、杭州、绍兴的进攻，而就在这些关键性军事争夺中，张士诚也不全是一败涂地，尤其是杭州和绍兴的保卫战还多少彰显出一方豪杰的英雄本色。不过话得说回来，东吴集团败亡的不祥之兆也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

　　第一，政治集团的全方位腐败。正如前些年人称“平民宰相”的朱镕基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虽说东吴集团的人都不怎么坏，远没有朱元璋那么凶残、阴险、恶毒，但识大体、懂大局的正人君子却实在少之又少，大多陶醉在歌舞升平的梦幻之中，几乎再现了南宋奢靡衰败的亡国之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第二，苦孩子出身的张士诚在苏州称王时，也曾想干好一些“政治工程”“亲民工程”和“惠民工程”，譬如为了有效抵御朱元璋的军事进攻，他曾下令修筑杭州城，但又疏于管理自己属下的“公务员”，结果造成“督事长吏复藉之酷敛，鞭朴棰楚，无有停时，死者相望”。最终工程是完成了，可费用也大得吓人，“凡费数十百万”。

　　在浙西地区张士诚还不合时宜地疏浚白茆港，白茆港今又名白茆塘，总长为90里，宽为36丈，在今天苏州市辖的常熟境内，当时征发了军士和民夫10万人进行修浚。这是一项应该在和平年代进行的“惠民工程”却被提前开启了，张士诚征调了“吴中一十二郡良家儿”前去劳作。为了赶进度，官方督民甚急，民夫苦不堪言，“层冰凿凿堕血指，北风猎猎吹单衣。父母不得见，儿寒妻啼饥。巡烽入夜急，羽檄流星驰。纵劳里正裹粮食，长年苦役家亦隳”。可令人啼笑不得的是，这么赶急的一项基本建设到张士诚政权垮台时，还没有修浚完成，当时有民谣：“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还开得全，好与西师歇战船（指朱元璋灭东吴）。”本旨“亲民”“惠民”工程最终成了害民工程，这就叫好人办坏事，在当时激化了官民矛盾。而从历史长远来看，白茆塘至今还为苏州境内的百姓所使用，由此说来苏州人民没忘张士诚还是有几分缘由的。

　　第三，张士诚集团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胆识也是很有问题的。陈友谅两次发动对朱元璋的大规模进攻，正是联手剿灭或单独军事偷袭老冤家的好时机，张士诚却因不愿意进行军事冒险而一次次地错过；剩下的就是发挥他自小就培养起来的底层商人的小聪明，做些“小买卖”，占点小便宜，乘人之危或不备，攻占对他自身并无多大意义的安丰和山东济宁。在江南地区他发动对长兴和诸暨的争夺战，尤其是后两者耗费了他近10年的功夫与精力，而这10年恰恰是老冤家朱元璋消灭一个又一个的臆想与现实的敌人、逐渐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等到收拾完了西线陈友谅后，留给东线张士诚的只能是凶残又野心勃勃的老冤家上门来索命了。

　　三部曲东灭张士诚大体统一中国南方老冤家要来索命，再强横，他毕竟不同于陈友谅那个笨蛋。想当年自己想当皇帝，陈友谅毫无理由、也不做任何声明就把自己的主子徐寿辉给干掉了。朱元璋可会做人了，也很会说话，他想打你，首先让人感觉你是一个十分可恶的人渣；他想杀你，首先会让人知道你是一个该受千刀万剐之人；即使他全无理，也会说得头头是道，否则怎么会空手套白狼，智取驴牌寨，否则怎么会“帮助”巢湖水师最终却把人家忽悠到自己的手里……攻灭了陈友谅，该是收拾张士诚了，理由很“充分”，就长兴和诸暨等地争夺战中“以（张）士诚兵屡犯其境，卒欲取之”。

　　而当时张士诚的势力地盘也不算小：南至绍兴，与方国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邮、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济宁，与山东相邻。

　　对此，龙凤十一年（1365）十月，朱元璋制定的灭吴策略方针为“先取通、泰诸郡县，翦士诚羽翼，然后专取浙西”。具体步骤为：第一，翦其羽翼，攻取淮东即相当于现在的苏北；第二，断其两臂，攻取湖州和杭州；第三，攻其腹心，围取平江即苏州城。

　　〇第一步：翦其羽翼，攻取淮东（即今日苏北等地）

　　十月十四即大军出发前三天，朱元璋下达讨伐张士诚令：“王者征伐，应天顺人，所以平祸乱而安生民也！张士诚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将假手于我，是用行师以致天讨。况士诚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今命大军致讨，止于罪首！在彼军民，无恐无畏，毋妄逃窜，毋废农业！已敕（告诫）大将军约束官军，毋致掳掠，违者以军律论罪！布告中外，体予至怀。”

　　这一段令旨主要讲了两个方面内容：首先，朱元璋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上天的代言人；将自己的军队说成是王者之师，正义之师，征讨的是叛服无常的小人，这是讨伐张士诚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张士诚屡兴边衅，袭击我方安丰，骚扰我诸全（即诸暨），至于自己去打了别人，抢了别人的城池，甚至强占了别人的老婆（史载：武昌攻破后陈友谅的美妾訚氏被强制送入应天的吴王宫），这些在农民运动“英明的伟大领袖”看来都是英雄豪壮之举，即使有点瑕疵也可权作小数点后面之数字，忽略不计。其次是强调军纪。

　　在做好舆论宣传与发动的基础上，加紧进行战前军事准备。十月十七日，朱元璋命令中书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枢密院冯国胜、左丞华高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规取淮东泰州等处，正式打响统一运动中又一大关键性的战争——东灭张士诚。

　　◎攻克张士诚事业起始地泰州

　　徐达率领大军出发后的第五天来到了泰州，为方便后续的水师，徐大将军当即下令浚通河道。苏北当地的张士诚军见到西吴军的这等架势，完全明白其目的，想乘其立足未稳之际予以迎头痛击，可没想到自己的水平太臭，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3 000匹军马、200多艘船只全让西吴军给掠去了，并眼睁睁地看着徐达驻军海安坝上，但就是不敢上前交手。

　　徐达领兵进攻泰州的消息传到隆平府，张士诚顿感头疼，就靠自己淮东即苏北的军队恐怕很难吃得住，于是下令急调淮北军队前来援救泰州。可又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本来指望着来救援的淮北军走到泰州新城时让徐达军给打垮了，这下张士诚可气恼了。怎样来解除泰州危机呢？他想到了先前经常使用的“围魏救赵”之计，随即命令手下人率领舟师400艘开进长江，驻扎在江阴东面的范蔡港（今张家港市境内），另外出动小舟游弋于孤山（即现在江阴顾山）水域，做出一副要进攻江阴的架势。

　　当时江阴西吴水寨守将康茂才见到后很不理解，张士诚到底要干什么？看样子是要进攻江阴，江阴要是被偷袭或攻下了的话，镇江与应天就会告急。这事还挺不好处理的，于是他赶紧派人上应天去向朱元璋作汇报。朱元璋听后立即派人上泰州去告诉徐达：张士诚已派出部分水师出没于江阴附近水域，做出想进攻、逆流而上的态势。我估计他是虚晃一枪，造成江阴这边形势吃紧，让你分出兵力前来救援，这样他在泰州及其附近的军事势力便可乘虚反攻，击败你们在那里的军队，最终不就解了泰州之围？

　　为了谨慎起见，朱元璋还亲自跑到江阴康茂才水寨去，通过观察，证实了自己的判断。随即他命令徐达不要做过多的行动，除了叫廖永忠率领小部分水师增援江阴外，其余大部队继续留在泰州前线作战。

　　经过这样一布置，本来就不想冒险进攻江阴的张士诚见到无机可乘，也就将计划束之高阁了。可怜泰州守军就像没了爹娘的孩子，任人捶打和凌辱。闰十月，在徐达、常遇春军的猛烈进攻下，泰州被攻克，东吴军将领严再兴、夏思忠、张士俊等94人，兵士5 000人，战马160余匹，船只40余艘全被俘获。徐达派了一个姓屠的千户押送5 000多号战俘上了应天。朱元璋听说张士诚对待手下将士比较宽厚，怕这5 000多号人（实际上远不止，妇女、儿童未计入内）在应天城不安分，会惹出什么祸端来，当即下令将他们集体发往湖广行省的潭州、辰州等地去。

　　◎攻克张士诚事业腾升之地高邮

　　再说苏北战场，泰州被攻克后，徐达派了黄旗千户刘杰带领部分兵马去进攻兴化。张士诚守将李清出城迎战，交了几次手，看看打不过，就退回城里去，坚守不出。再说此时徐达也亲率兵马去攻打张士诚事业的腾升之地高邮。由于高邮在张士诚政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因此攻克它是件不容易的事。徐达领军在高邮城下转悠了几天，也没找到下手的机会。有人将此密报给了应天城里的朱元璋，朱元璋派人告诉徐达：现在深入敌境，你作为大将，应该懂得持重，进师攻取，宜加审察；如果一旦不能策应诸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建议你马上退回去，驻守泰州，让同知冯国胜率所部节制高邮诸军，说白了就是由冯国胜来负责攻打高邮，你就全方位负责统筹，顺便图取淮安、濠州和泗州等。

　　朱元璋的慎重是很有道理的，徐达马上接受。没多久，江南陆续传来警报：张士诚派兵攻打宜兴、安吉和江阴等地。徐达接到朱元璋的调兵令，立即率兵渡江救援，留下冯国胜围取高邮，常遇春驻守海安，遣别将守卫泰州。可能是命运真的开张士诚的玩笑吧，宜兴、安吉和江阴三地的进攻没有一个打赢，听说冯国胜在进攻自己的“龙兴之地”高邮，他心里特别急，派了左丞徐义由海路入淮援救高邮。没想到平时看上去十分忠诚的徐义走到太仓时就不走了，在那里溜达了三个月，埋怨张士诚让他上高邮去送死。就这样，高邮成为苏北第二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了。

　　当时高邮守将俞同佥看看救援无望，想想也只有靠自己了。冯国胜攻城甚急，俞同佥派人跟他说：“你不用那么着急，我们泰州地区都被你们占了，高邮迟早还不就是你们的了。这样吧，我将城内做些准备，某月某日你们来接管吧！”冯国胜听了很高兴，觉得不用打了，看来张士诚的将士都被我们吓破了胆，于是决定派当年发动洪都之乱后被免罪的胡廷瑞外甥康泰等数百人先入城接管。约定接管的那一天，俞同佥早早地来到了高邮城的城楼上，看到冯国胜军中走出一大拨子人马，走向城门口，眼见最后一个人进了城门，他立即下令收起吊桥，关闭城门。这下可好了，数百号西吴军将士一下子全成了俞同佥的刀下之鬼。朱元璋听到高邮前线受骗的信息后甚为愤怒，急召冯国胜回应天，打了他几十大板，然后又命令他步行回前线。龙凤十二年（1366）三月又羞又怒的冯国胜一瘸一拐地回到了高邮，这下他可发了疯似地猛冲猛攻。刚好徐达在宜兴救援战取胜后也赶来助战，两军合成一股劲，“四门齐上，一鼓而破之”，俞同佥被俘。

　　高邮之战后，徐达军乘胜对淮安等地发起了攻击。淮安守将右丞梅思祖，副枢密唐英、萧成开城投降，朱元璋一下子得了粮食40 000石，将士10 000多人，战马1 500匹，民众4 000余户，官员500余人。到该月底为止，兴化、宿州、邳州、安丰和濠州等都被一一攻克，整个淮东地区纳入了西吴集团的统治范围，标志着朱元璋东灭张士诚第一阶段已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〇第二步：断其两臂，攻取杭嘉湖

　　攻取淮东或言苏北，从整个东灭张士诚战略上来讲还是属于外围阶段，用朱元璋的原话就是翦其羽翼，而随后步骤就是要攻克东吴政权的主干浙西地区。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朱元璋在龙凤十二年（1366）五月发布了著名的《平周榜》或名《谕周榜文》，其文如下：

　　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总兵官准中书省咨，敬奉令旨，予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殷汤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圣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雠，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虑，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元以天下兵马钱粮大势而讨之，畧无功效，愈见猖獗。然事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乡军为号，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爰兴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父子兄弟面缚舆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撝，其罪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乃诈降于元，其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江浙丞相达失帖木儿（即《明史》上的‘达识帖睦迩’）、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拯）天下，以济斯民。爰命中书左相国徐达总率马步舟师，（水陆）分道并进，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至，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备有条章。

　　凡有逋逃臣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寮，果能明识天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以供军储，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师者，即当移师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

　　在《平周榜》里的开头，朱元璋痛斥了元末帝国统治的黑暗，阐述了官逼民反的质朴理论，但随后话锋一转，竭力诋毁弥勒教和红巾军大起义，好像他自己是凭空出世的大救星、大圣人。这就是过去人们争论不休的朱元璋有没有蜕化变质的“关节点”，也是一些所谓“正统史学研究者”一向奉为圭臬的朱元璋背叛农民革命的有利证据。坦率而言，权威高势能者打出的旗号漂亮不漂亮并不太重要，关键要看他干了什么，是不是对老百姓有利，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一个没有多少意义的口号去争得不可开交。不过这篇榜文倒是折射出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起自于红巾军或称香军的叫花子现在变成了一方强势统治者，随着日后统一进程的加快和大一统帝国的重建，昔日用于反抗现世统治的理论都将要成为不可触及的禁区。

　　在《平周榜》第二段中朱元璋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前天、昨天和今天，提出了元朝天运大限之说，告诉人们：改朝换代的时刻到了，弥勒教徒、白莲教徒都难以成事，唯独他是全国人民未来的“大救星”，老百姓要是支持他上台，那么日后便能翻身过上好日子。之所以这么肯定地说，是因为他朱重八得到了“天地祖宗之灵”和“将相之力”，尤其前者将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之说给偷偷地用上了。谁能不信？否则西吴政权为什么会越来越强大？！

　　以如此天地之间神灵感应引发出一个潜在的话题：那就是朱重八是天神的代表，讨伐谁也是代天而行。否则金陵怎么会改名为应天的？否则怎么会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革命胜利？转入第三段（榜文正题）讨伐张士诚也就成了“正义”之举了。他列举了张士诚的八大罪状：什么杀害元朝官员，什么侵犯我西吴的领土疆域，反正现在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最让人纳闷的有三者：其一，张士诚聚众反元被列为首宗大罪，他朱元璋反元成为天神的化身，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权威高势能者惯用的强盗逻辑。你不服，我有枪杆子叫你服。否则怎么会有枪杆子里出“真理”之说呢？

　　其二，将张士诚在苏州称王时“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也作为一大罪状，想来让人不得不晕。以朱元璋的逻辑：只有达到了他定的标准才可以称王。但要知道他那个西吴王也是自封的，小明王只不过事后“补认”了一下，而在元朝官方那里压根儿就不承认这个“山寨王”，不知道是叫花子出身的文化水平有限呢，还是真的觉得游方僧要比盐贩子天生就高几个档次？

　　其三，连张士诚年轻时当过私盐贩子也成为一大罪状（上述《平周榜》中的“罪一”），想来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出身在某种特殊的或低贱的家庭或自身年轻时从事过某种特别的职业，居然都被说成是一种罪过。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就有这么一种奇怪的逻辑：当一股政治力量及其领袖要去讨伐或进攻他们的敌对政治势力时，往往将对方的十八代祖宗都给骂上。三国时的陈琳曾经为袁绍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好多人都说它好，我可能水平有限，除了觉得它文学水平高以外，看不到它的政治文化价值到底几何？将曹操的“不端”行为和“滔天”罪行揭露一下也就够了，干吗要说人家是“阉竖”之家出身，一个人出身低贱并不是什么罪孽。现在朱元璋在《平周榜》里居然如法炮制，数落张士诚私盐贩子出身，反元成了一大罪行。以此逻辑，那么试想你朱元璋要饭岂不有碍于观瞻、影响市容整治和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正因为《平周榜》满纸谎言，所以明朝建立后官方的文书中就不再予以收录（留下了岂不羞煞人），大不了权当当年朱重八在政治野兽场角斗时亟须的应急之作。政治家的话向来不能信！不过这个朱重八，不，大名朱元璋还不仅仅是个政治家，而且是个实干家，他当然不会停留在嘴巴上过过瘾，发布一个什么《平周榜》，喊几句口号，还要细致入微地问及徐达、常遇春等大将讨伐张士诚的具体战斗方案。快速将军常遇春回答说：“驱逐枭鹰，必定先将它们的巢穴给翻倒；驱赶老鼠，必定先用烟或火去熏老鼠的窝。此次出征应该先直捣隆平府，隆平府被攻下了，张士诚的其他地方军事势力也会自动归降。”朱元璋听后大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如果先攻隆平府，万一张士诚用什么绝招，那就很难取胜了。进而他分析道：张士诚与手下的张天骐、潘原明等原本是一起贩运私盐起家的，且都是些强悍之徒，一旦张士诚有难，他们必定奋力相救。四周援兵汇合，打下隆平府可就难了。尤其这样，倒不如先攻湖州的张天骐和杭州的潘原明等，即使他们之间相互救援，也疲于奔命，我们加紧进攻，不日就可将他们一一歼灭。这样一来，隆平府不就成了一座孤城了，打下它可就容易多了。应该说朱元璋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可常遇春听不进，执意要先攻隆平府。朱元璋的脸马上晴转多云，跟他论起了战前谋略责任追究，说：“若先攻打湖州而最终使整体战局失利，我负责任；若先攻打隆平府而失利，那我绝不饶恕你！”话说到这个分上，常遇春终于不敢多说什么了。

　　而朱元璋呢，似乎将话说得太满了吧？不，朱元璋不愧为朱元璋，他将徐达、常遇春等核心人物偷偷地叫在一起，讲出了自己打算实施的一出反间计：“最近我观察了从陈友谅军中投降过来的一个部将叫熊天瑞的，他似乎心神不宁，估计我军一旦出发去攻打张士诚，他就会叛逃投敌，你们就如此这般……”面授计策后，龙凤十二年（1366）八月初四，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统帅20万西吴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应天出发，东灭张士诚、统一江南的战争开始了。走前，朱元璋反复告诫将士们：“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士诚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毁。”

　　再说西吴大军由龙江开拔后，一路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要去攻打隆平府的张士诚。这时候，那个叫熊天瑞的陈友谅降将乘着大家“不注意”，偷偷地从西吴军中溜了出去，然后马不停蹄地跑到了隆平府，将朱元璋军要进攻隆平府的消息提前告诉了张士诚。而此时徐达、常遇春派出的部分先锋部队已经进入了太湖，与张士诚部队交上火，隆平府东边的昆山等地首先被朱元璋军攻占。张士诚一看形势不好，真以为西吴军要来进攻大本营了，立即调集兵力保卫隆平府。

　　谁知张士诚军在东太湖边严阵以待了很久，就是见不到大股的西吴军。而恰恰这个时候徐达、常遇春率领的西吴大军已神不觉鬼不知地抵达了南太湖边上的湖州城外三里桥。八月二十五日，眼见敌军到了家门口的湖州张士诚守将张天骐，分兵三路，出城迎敌。徐达马上将队伍也分三路予以出击，快速将军常遇春在南路首先发起了攻击且取得了大捷，其他几路张士诚军听说后不敢再战，迅速退回城中。徐达乘势指挥军队立即包围了湖州城，湖州危矣！

　　张士诚赶紧派遣司徒李伯升率领部分军队前来支持张天骐。援军到了湖州近郊时发现形势十分严峻，整个湖州城都被徐达军围住了，怎么进城救援？有人告诉李伯升：湖州城东有一条荻塘又名荻港的小河直抵城中，但一般外人都不知道。李伯升立即下令乘坐船只由荻塘进入湖州城。这样一来，城是进了，可外面徐达军围得依然是死死的，照这样下去的话，迟早是要完蛋的，该怎么办？城内的张天骐、李伯升在着急，数十里外隆平府内的张士诚可谓更急。湖州、杭州是他的左臂右膀，一旦失去了，自己就等于一个废人，赶紧派了平章朱暹、王晟、同佥戴茂、吕珍、院判李茂及第五子人称“五太子”张虹等率兵6万兵马，号为“30万”，火速赶往湖州救援。

　　朱暹、吕珍等率领的援军到达湖州城东的旧馆，构筑5个营寨，等候徐达军“光临”。徐达、常遇春和从常州赶来支援的汤和等分兵在东阡镇南姑嫂桥连扎10个营垒，将湖州城外的旧馆援军给挡在了外头，随后又派兵上乌镇去，乘着黑夜偷袭了旧馆吕珍的外围援军。乌镇守将张士诚女婿潘元绍玩女人是个高手，可打起仗来实在差劲，半夜三更听到有人来攻营，吓得弃甲远遁。在外围基本搞定后，徐达下令将湖州城外的小河小渠全给填满，这样一来，进入湖州城的水上暗通粮道给堵上了，城内由此开始慌乱起来。这时隆平府的张士诚更是坐不住了，亲自率领兵马赶赴湖州，在城郊的皂林之野遭遇了徐达军队，这位张姓东吴王哪是徐达的对手，一交手便败，当场就有3 000多号将士被俘。

　　忙乎了这么一大阵子，损兵折将不说，救援也泡汤了，留下的是湖州、旧馆两个孤立无援的据点。更糟糕的是，这时候的老冤家朱元璋另派李文忠带领一支水师进取浙北东部，迅速攻占了富阳、余杭等，最后兵围杭州。而与此同时，湖州与旧馆之间升山的张士诚军也开始遭受徐达、常遇春的猛烈打击。张士诚的“五太子”张虹实在受不了这口气，从旧馆出兵迎战徐达，结果也被打得惨败。吕珍、张虹等眼看无望了，只好率领60 000旧馆援军投降了徐达。徐达将吕珍等人带到了湖州城下，叫他们劝降李伯升。十一月初六，张天骐、李伯升出城投降，湖州为徐达军占领。大约10天后，李文忠进逼杭州，杭州张士诚守将潘原明投降，20 000多名将士和210 000石粮食被俘获。随后，南浔、吴江、绍兴、嘉兴、海宁等地相继归降。至此为止，隆平府外围的杭嘉湖地区全归给了朱元璋，东灭张士诚的第二步军事行动宣告完成。

　　〇第三步：攻其腹心，围取隆平（即苏州）

　　龙凤十二年（1366）十一月底开始，朱元璋军队陆陆续续到达隆平府。明初几乎所有的名将此时都出现在隆平府的几个大门口，围剿张士诚。徐达守葑门，常遇春守虎丘，郭兴守娄门，华云龙守胥门，汤和守阊门，康茂才守北门，王弼守盘门，张温守西门，耿炳文守城东北，仇成守城西南，何文辉守城西北，等等。这种攻城法据说还是龙凤八年时宁海儒士叶兑教给朱元璋的，叫锁城法。具体做法是：围绕城池，在其外面筑起一圈长长的围城，命令将士们在各个城门外扎营驻守，断绝城池内外的一切联系，甚至不妨设官分治所属州县，垦荒种田，收粮征税，供养军队。时间一长，该城池就不战而降。现在隆平府被围得铁桶似的就是运用了这种锁城法。方法是不错，但什么时候能攻下呢？徐达他们想尽了办法，甚至想到了架“木塔”，木塔搭了三层，足与隆平府里的佛塔一样高。站在这个木塔上可以鸟瞰隆平府，故其又名“敌楼”。徐达他们再在木塔或称敌楼的每一层安放弓弩、火铳，架上襄阳炮，向城里发炮轰击，但就是军队没法攻入城去。

　　与此同时，朱元璋手下另一位名将俞通海率领水师一路东进，攻取太仓，张士诚守将陈仁献城投降。随后，昆山、崇明、嘉定、松江等地“闻风即降”。

　　◎张士诚的两次突围与火烧齐云楼

　　与其相比，隆平府却依然纹丝不动。从龙凤十二年（1366）八月朱元璋军队开始进攻隆平府东边外围起，一直到第二年即吴元年（1367）九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士诚始终坚守不降。不过这种旷日持久的对垒，对于被困城内的人来说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粮草供给。在被围困的后期，隆平府（苏州）这个一直被人们美誉为“天下粮仓”的地方居然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困窘到什么地步呢？真是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城内的官兵、百姓只能靠吃草、吃老鼠来活命。后来老鼠也被捉得越来越少了，据说一只老鼠当时在城内都值一百钱。再到后来就连老鼠都捉不到了，将士们只好将脚下的靴子脱下来，把上面的革皮与草和着煮了吃。

　　就在城内叫苦一片，大周或称东吴政权被围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张士诚却突然醍醐灌顶一般地觉醒了，恢复到了最初的那种勇闯天下的精神状态，于是这最后的决战仿佛又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走出宫门，带领了苏州全城百姓和官兵奋起抗击朱元璋军。吴元年（1367）六月，张士诚集中优势兵力在胥门发起进攻，企图以此作为突围的突破口。不巧的是碰到了朱元璋军中最为凶猛的快速将军常遇春，可即使这样，张士诚将士还是打得相当不错，眼看常遇春就要吃不住、缺口即将打开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士信那颗“扫帚星”正在巡城，看到胥门激战，他立即大呼：“将士们辛苦啦，辛苦啦，大家休息一下！”“哐，哐，哐！”鸣金收兵，本来可以的突围一下子全泡汤了，张士诚不败也败。

　　再说这个猪心猪肺猪脑子的张士信不仅没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反而照常在隆平府的城墙头与参政谢节等坐在银椅里，品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美味，优哉游哉。忽然间从朱元璋军中飞过来了一个炮弹，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张士信的头上。哥哥下不了手，“老天爷”可能实在看不下去了，送他去见阎王。

　　据说张士诚后来还组织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突围，那是在万寿寺东街一带，他率领两三万官兵发起了从城内往外的猛烈冲锋，但同样也遭到了朱元璋军队的疯狂阻击。

　　弹尽粮绝，曲终人散，到了作出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张士诚从从容容地回到了自己与妹妹们曾经日日耳鬓厮磨的后宫里头，为了避免遭受朱元璋军将士的蹂躏（朱元璋军攻下高邮时就曾大肆蹂躏高邮城内的妇女），跟妻妾们这样说道：“你们假如愿意随他们去，我任由你们；要是想干干净净地做人，那么就现在做个了断？！”妻子刘氏当即表示：“夫君不必担忧，臣妾一定不会对不起您的！”一时间，宫廷里哭声一片，美女们念叨这些年诚王对她们好的情分上，纷纷说，愿意一起殉难！张士诚叫来养子张辰保，在齐云楼堆了一堆的木薪，然后让美姬们上楼与他一起自尽——命养子在楼下放火焚烧。但好多书上说，他当时打算一个人上吊自尽的。

　　目前有关张士诚与他的宫女们的最后结局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个版本说得很绝对，说他们统统烧死了。另一个版本是说他们并未全部被烧死，而是只烧死了一半，之后张士诚去上吊，却又没有死成，被奉命前来劝降的现在可是朱元璋部下的李伯升给解救了下来，进而当了朱元璋的俘虏。

　　◎“另类英雄”的宁死不屈与南京朝天宫的大香炉

　　张士诚自从被俘虏那一刻起就闭目不说话，在被带往应天的路上仍然不言不语。到了应天后不仅不吃不喝，还天天躺着不起来——用现在话来讲就是绝食抗议。后来被抬到了中书省，由李善长负责审问。然而，在审问的过程中，张士诚却表现得相当有气概。李善长刚想开口问他：“你坚守了这么多年……”话还没有说完，张士诚突然打断他：“你不要狗仗人势，一副得意的样子，说不准你……”李善长忍不住也破口大骂，审问顿时变成了双方的谩骂。后来朱元璋亲自出来审问：“如今兵败被俘，你有何感想？”张士诚答曰：“有什么可说的，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恼恨不已，下令将其处死。据说张士诚是被乱棒打死的，死时体无完肤，惨不忍睹。他死后，被葬在了南京竺桥附近一个叫大香炉的地方。至今这个地名依然在使用。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张士诚死后，朱元璋觉得尚不解恨，恨他至死仍桀骜不驯，于是便在他的葬身之地压了很多的大石板、大香炉等沉重的东西，这么做的寓意就在于，不让张士诚的邪气有机会冒出来。这就是南京大香炉地名的由来。但也有书上说：张士诚后来是自缢而死的；还有的书上说他是被赐弓弦自尽的。

　　张士诚死后，东吴政权的属地通州与无锡也相继归降，至此张氏政权彻底覆灭。

　　朱元璋在灭了张士诚以后，把张士诚改名的隆平府再改名为苏州府（原来元朝时称为平江路），将张士诚及其部将家眷和杭嘉湖苏松等地的官吏家眷等共计20余万人押往应天监控起来。至此，长江中下游地区或言南中国大体统一在朱元璋政权底下。

　　600年前谜案：苏州人为何不忘张士诚？

　　朱元璋为何重赋江南？

　　张士诚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曾经是个不畏强暴的反元英雄。这颗元末政治舞台上的闪耀的明星，虽然最后成为一颗流星，但历史却永远记住了他。尽管朱元璋在攻克苏州以后，肆意毁灭诚王宫，想把他从苏州人民的记忆中永远地抹去，只当这个苏北盐贩子从来也没来过苏州，甚至到此一游也没有。但是苏州的老百姓却不买朱元璋的账，反而更加怀念起这位有情有义的诚王。每逢七月三十这一天，苏州老百姓就要烧一种“九四香”，托名烧地藏香，点地灯祭奠，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张士诚。张士诚的小名叫做张九四，而七月三十正是他的生日。这样看来，苏州老百姓对张士诚还真是念念不忘啊！

　　〇苏州人为什么会对张士诚念念不忘？

　　第一个原因，张士诚在苏州称王期间，轻徭薄赋，不过分盘剥与欺压老百姓。这与后来朱元璋开创的大明帝国重赋于江南、重赋于苏松形成鲜明的反差，洪武之后五六百年的历史中，苏松地区人民胸口上一直压着大一统帝国的1/2甚至有时会高达2/3的沉重的经济重石。就从这一点来讲，怎么不让老百姓怀念张士诚呢？

　　第二个原因，张士诚在苏州城被攻破之前，想自我了断，曾下令放火烧毁自己的府邸，但特别嘱咐底下人，千万不要烧毁其他的房屋和建筑，要保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苏州百姓知道后自然万分感激，尊称他为“张王”“诚王”。这样一个诚王，在自己的性命危在旦夕之际，还能时刻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放在心上，能不让人惦记吗？

　　第三个原因，张士诚在临被俘之前，曾下令把征收赋税和佥派徭役的土地册与户口簿全部烧毁，使得朱元璋进入苏州后成了聋子和瞎子。由于没有留下征收赋税和佥派徭役的簿册，朱元璋只好从头再来，这样苏州的百姓们可少纳了不少时间的赋税。大家当然会感激有情有义的诚王张士诚了。

　　虽然只是一本本土地册和户口簿被毁，可就是这一本本土地册和户口簿造成了历史上持续争论了600多年的一个疑案：明清两代苏（州）松（江）地区沉重的赋税到底缘何？这与朱元璋、张士诚的恩怨究竟有何关系呢？

　　〇600年的疑案：苏松重赋是朱元璋政治报复江南人民？

　　我们不妨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看看苏松地区重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先来说说政治原因。历史上很多学者认为，苏松地区之所以重赋，就是因为朱元璋实在太恨苏州地区老百姓对张士诚的念念不忘，恨他们不识时务，由此就加重该地区的赋税，实施报复。

　　其中还有一段传闻，说苏州被攻陷以后，苏州居民被迁到南京来。有一位苏州老太太用苏州话对他们家的老伴说：“老头子，你看看现在南京的这个老头儿对老百姓凶得不得了，哪像我们的诚王那么好啊！”（注：苏州老太太说的南京城里的这个老头子指的是朱元璋）据说，恰巧朱元璋微服私访，听到了这段话，恨得牙根都痒痒的，越想越恼火，甚至产生一种冲动，要将苏松地区的百姓全部杀光。李善长和刘基出来劝阻：“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否则的话，您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据说朱元璋最终并没有当真杀光苏松百姓，但是为了一解心中之怨恨，就加重了苏松地区的赋税。至于这个重赋重到了怎样的地步？有的书上说，明初开始江南苏松地区的赋税要比大一统帝国的其他地区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重赋这是不争的事实，江浙人民的重赋之苦只有江浙人自己知道。不过将朱元璋开始的重赋归结于他一次微服私访，这似乎不大说得过去。就拿前面那个传闻故事来说，纵然是朱元璋私访民间“偷听”到苏州老太太的牢骚，但这里有个严重的文化常识性的缺陷问题。大家都知道，南京、镇江往南或往东南方向过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苏锡常杭嘉湖地区，这一带人通常所讲的是“吴方言”。一般来说，“吴方言”只有苏锡常杭嘉湖地区的人才能听懂和沟通，它与长江以北的语系完全不一回事。要知道朱元璋是淮河流域一带出身的，打下南京时他已经30来岁，灭掉东吴张士诚时已经40岁，40岁的人一般是处于语言接受的封闭状态，更何况南京人讲的不属于“吴方言”，所以我认为朱元璋是听不懂苏州话的，上述传闻只能当作饭后的谈资而已。更有一个现实的依据，即使600年后南北方几度大交融了，有多少个北方人能听懂南方的“吴方言”，我本人就是苏州人，来宁交往中经常“开国语”，否则我周边的朋友们会听不懂，有人戏称我们苏州人说的是鸟语。碰巧的是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来自朱元璋家乡一带的，我们已经交往多年，但他根本听不懂“吴方言”。因此我进一步地确信上述有关朱元璋“偷听”苏州老太太家中说话纯属无稽之谈。

　　但我个人认为导致重赋江南的原因中政治因素一点没有似乎也不可能，理由是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国前后几次将苏州的所谓“豪民”迁徙到南京或濠州一带，如：吴元年（1367）九月，打败张士诚后，朱元璋下令“凡获其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左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内史陈基、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校，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史、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并元室神保大王黑汉等，皆送建康”；吴元年冬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七年（1374），“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以（李）善长总理之”。这就足以说明他对这一带的人至少说是没好感或者说带有敌视的眼光。故《明史》中的相关论断还是颇有道理的：“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

　　除了政治因素以外，经济因素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苏松地区之所以后来成为大一统帝国经济重赋的主要承担者，这跟宋元时期完成的大一统帝国的经济重心转移有关。秦汉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关中和中原地区，而从唐末开始，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宋时的版图连唐朝的一半都不到，但是，南宋的财政收入却是唐朝的2～3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主要是因为南宋时南方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与提高，其实际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南宋时期海外贸易十分发达。

　　总之，宋元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和中心毫无争议地转移到南方了。这其中跟环境的变化也是密切相关的。秦汉以后，我国的西北地区逐渐地走向沙漠化。一般我们的观念中，河西走廊向来是环境恶劣，沙漠一片，戈壁乱石。但是假若你花点工夫去深入探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历史上的原貌并非如此。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河西走廊一带曾经繁盛的城市古迹。比如汉武帝时期的“朔方”三郡，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记载，朔方郡是汉代北方一个相当发达的城市，不单如此，还是一个“生态城市”。但随着汉武帝中晚年汉匈战火的蔓延，随着汉族跟少数民族之间冲突的加剧，这个地方逐渐开始了沙漠化，再也见不到往日的繁荣，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历史的遗憾。往后中原大地经常性地成为战争的灾难区，随之而来这一地区的经济逐渐走向萧条。由此大一统帝国的经济重心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南移，而南移后的经济重心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的苏松和杭嘉湖，这就是史书中所说：“天下财赋出于东南。”

　　如此看来，重赋于江南既有历史的必然也有经济重心的转移两方面的因素，并非仅仅是朱元璋政治报复的结果。

　　苏松重赋是朱元璋政治报复张士诚治下的江南人民也罢，是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无奈选择也罢，不论何种，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朱元璋在统一江南后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撑，更有东灭张士诚后，朱元璋政权的军民上下斗志高扬，统一全国的事宜自然而然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之师回到应天，朱元璋在戟门召集右相国李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