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1——乱世枭雄

第三节 醍醐灌顶调整方向生死血战汉陈友谅（1360～1364）（2）

　　〇祝宗、康泰发动的洪都之乱——1362.3

　　朱元璋虽然拿下了江西、湖广，但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就说这个龙兴府是个未熟透的果子，由于胡廷瑞“硬摘”，送给了朱元璋吃，可是吃下没多久，朱元璋的麻烦就来了。胡廷瑞跟了朱元璋到了应天，他的部下与同僚们大都留在洪都，尤其是平章祝宗和枢密同佥、胡廷瑞的外甥康泰本来就不同意投靠朱元璋，可能他们听说了或者看出了朱元璋品行中的某些使他们难以接受之处，但迫于胡廷瑞的情面，在“献”出龙兴府时他们并没有发作。而胡廷瑞呢，人跟着朱元璋走了，可他的心里却一直没底，洪都会不会出事，越想越觉得害怕，忍不住就跟朱元璋说了这个事。朱元璋什么人？他是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铁腕人物，也顾不得先前白纸黑字写给胡廷瑞他们的“保证书”，马上派人到洪都去，命令原来江西“投诚”过来的平章祝宗和枢密同佥、胡廷瑞的外甥康泰等所属之部立即离开洪都，发往湖北前线，听从徐达调遣。

　　祝宗和康泰一行人被迫远行，一路上怨言不断，行军到了女儿港时碰到了一只贩布的商船，当即抢了这个船，将船上的布扯起当作旗子，公开反叛，并杀回洪都。洪都城里一时被搞晕了，还没有安定几天，就又有人要杀来了，知府叶琛战死，将军邓愈因仓促应战，寡不敌众，最后外逃。叛军很快占领了洪都城。

　　徐达在湖北前线听到祝宗、康泰之乱的消息后，立即带领军队开赴洪都，迅速平定叛乱，杀了平章祝宗，枢密同佥康泰因为是胡廷瑞的外甥，被押往应天，听候朱元璋处置。朱元璋顾及了胡廷瑞的面子，放了康泰。

　　洪都之乱后，朱元璋感到“洪都重镇，屏翰西南，非骨肉重臣莫能守”，于是任命自己的侄儿大都督朱文正统领元帅赵德胜、参政邓愈等一起镇守洪都，又以阮弘道为郎中、李胜为员外郎、汪广洋为都事前往佐政，程国儒知洪都府事。朱文正到达洪都后，“增浚城池，严为守备”。

　　平定内外五次叛乱与活用“功狗”“母狗”理论应天大捷、安庆争夺、江州大捷和龙兴府自动归降，从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底，这一年半的时间对于朱元璋来说既是惊心动魄，又是旗开得胜，好运连连，收获多多。但随着至正二十二年（1362）新年的到来，这样连续性的好运好像走到了头。前文已述，新年开春没多久，江西行省枢密同佥康泰（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外甥）和平章祝宗发动叛乱；而在这之前，浙东地区也发生了两起性质相似又互相勾结的叛乱事件。

　　〇蒋英、刘震发动的处州苗军之乱——1362.2

　　叛乱事件的主谋是当时金华苗军元帅蒋英、刘震、李福等人。说起这几个人，读者朋友可能觉得很熟悉，好像前面讲过。对，他们就是当年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邀请到杭州去担当军事防卫工作的苗军统帅杨完者的部下。因为杨完者被达识帖睦迩、张士诚合谋搞掉了，这些苗军丧家之狗一时恐慌，就投靠了朱元璋，在大将胡大海帐下听命，但骨子里他们还是原来的那个样。苗军军纪之差在元末是臭名昭著的，这些苗军将领平时吃也吃惯了、玩也玩惯了，没想到投入朱元璋军中后处处受限制，尤其胡大海治军，可能比其他将领还要严格些。想当初他的亲生儿子就是因为贪酒不守纪律、破坏了朱元璋的禁酒令而被杀的，所以蒋英、刘震和李福等苗军将领到了胡大海那里后就感觉浑身不舒服，好在胡大海待他们不错，看到他们骁勇善战，甚为器重，留置麾下，用之不疑。但时间一长，他们还是觉得这样的日子不好受，于是就密谋起叛乱的事情来了，开始仅仅是几个人嘴上说说而已，碍于胡大海待他们不薄的情面上，迟迟没有付之于行动。但有一天，那个叫李福的苗将跟其他几个说：“胡参政胡大海待我们确实不错，但我们的兵权全在他那里啊，不杀他这个主将，我们的事密谋一百年也成不了。再说举大事者，哪能顾得了个人私恩啊！”众人一听，觉得李福讲得很有道理，当场就叫人写了一封书信，送往衢州、处州一带的苗军统帅贺仁德、李佑之那里，约定他们二月初七日一起举兵反叛。

　　可能是语言不通的缘故吧，对于苗军将领的这些蝇营狗苟事情，主将胡大海似乎一无察觉。转眼就到了二月初七，那天，蒋英很早就来到浙东行省署衙外，说是邀请胡大海一起上八咏楼去观看苗军将士的射箭比赛。这样的军事活动在战争年代是必须要提倡和积极鼓励的，胡大海想都没想就走出了行省署衙，来到了自己的坐骑前，正想跨上马背，突然有个叫钟矮子的苗军兵士跪倒在马前，十分恐惧地向胡大海求救：“蒋英要杀我，胡参政救救我啊！”胡大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了一下，然后转头过去，想问问身后的蒋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没开口，蒋英已将大铁锤砸在了他的脑门上，当场脑浆四溢，胡大海惨死。蒋英随即将他的首级给割下来，挂在马上，然后对着浙东行省署衙大喊：“胡参政已经死了，你们赶快投降吧！”目的是想叫同佥宁安庆、院判张斌等乖乖地“归顺”过来，但浙东行省的官员个个都是好样的，根本没人去理睬。气急败坏的蒋英等暴徒逮住了胡大海儿子胡关住、郎中王恺、掾史章诚等，并将他们一一杀害。

　　就在叛乱发生期间，有个叫李斌的典史乘人不备，带上浙东行省省印（相当于省政府公章）偷偷地爬上了城头，放下了绳子吊出城去，然后立即逃离严州城（此时建德府刚刚被改名为严州府），向李文忠军营狂奔。李文忠听完了李斌的描述后，立即遣元帅何世明、掾史郭彦仁等率兵火速赶往严州。大约走到兰溪时，蒋英等已经得到了消息，李文忠大军来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溜吧，去投靠张士诚！不，走前还得好好在严州城里多抢些美女，人们都说金华产美女，我们多搞些，一路上带着，弟兄们也好多乐乐，这些日子被胡大海管着，大家都要快憋死了。

　　蒋英之乱很快被平定了，李文忠带领的后续部队随即也赶到严州，安抚军民。应天城内的朱元璋获悉后，派遣左司郎中杨元杲前往金华来代领胡大海之职，总理军储诸事。

　　〇李佑之、贺仁德发动的处州苗军之乱——1362.2～7

　　就在蒋英等作乱严州的同时，衢、处苗军将领贺仁德、李佑之在处州也发动了叛乱，杀了浙东行枢密院院判耿再成、元帅朱文刚、知府王道同，并占据了处州城。不知怎么的，这个消息传到应天时已是三月初一。朱元璋闻讯后感觉头疼，按照自己原先的设想，浙东不会有什么大事的，即使有的话，也有自己的亲外甥李文忠在那里总看管着。可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严州而且连同其南部的处州也发生了叛乱，怎么办？叫李文忠去平定处州之乱？他刚刚安定严州金华，又马上要离开，显然很不合适，但浙东的事态已经十分严重，非得要派一员高级别猛将才能镇住，派谁？朱元璋想到了邵荣。

　　邵荣，朱元璋的同乡，《明实录》说他俩同起兵于濠梁。依我看，很有可能邵荣参加革命要比朱元璋早，加上骁勇善战，在红巾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明史》说：“先是，太祖（指朱元璋）所任将帅最著者，平章邵荣、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而（邵）荣尤宿将善战。”史书将邵荣列于“徐、常”之前，不仅说明当时邵荣的地位确实很高，而且也意味着他的才能是超一流的。所以当朱元璋面临浙东危局时，首先想到的是邵荣，让他“领参军胡深等军马”前往处州去，迅速平乱。

　　但从调军、会聚再开往浙南处州，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完成得了的。而处州叛乱的消息却像长了翅膀似地迅速飞到了隆平府苏州，张士诚听说后一下子来了精神，立即调吕同佥去攻打被朱元璋部将谢再兴占领的诸暨。

　　诸暨虽属于绍兴府，但其位置十分偏南，恰恰在严州北境边上。一直将严州作为浙东大本营的李文忠听说后左右为难：严州本来就兵力不多，现在又刚刚平定了叛乱，加上紧邻张士诚地盘，这里的军队万万不可动；那么调派临近的衢州、信州军队呢？江西就会失去应援保障了，到底该怎么办？李文忠与都事史炳反复讨论，最后觉得：军事上假假真真，虚张声势有时还真不可少，不是兵法有言：先声而后实。现在诸暨的谢再兴告急，我们又救不了他，倒不如将第一猛将邵荣即将到来的阵势宣传出去，弄不好还能震住敌人一阵！

　　李文忠和史炳两人议定好后，就派人混入古朴岭，那是诸暨张士诚军队重兵驻营地，挂帅的是张士诚弟弟张士信，这可是个王八蛋将军，军队弄得乱哄哄。忽然间古朴岭的人们发现，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告示，告示中说：平章政事（相当于副宰相）邵荣领兵50 000，目前已出江西，右丞（比平章政事地位要低一点点）徐达也领兵50 000，现已进军徽州，他们相约在金华碰头，然后杀向诸暨城外敌军。张士信手下将士看了告示后议论纷纷：邵荣、徐达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将，我们待下去等他俩来了，还不是送死！大家说着说着，心里就慌了起来。

　　再说诸暨城内守将胡德济和谢再兴得到这个情报后，在当天夜里就令人打开城门，大声喊杀，并将军鼓擂得震天响。睡梦中的张士信将士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误以为邵荣、徐达率领的军队杀上门来了，顿时慌不择路，抱头鼠窜。自相蹂躏者，不计其数。天亮时，诸暨城外，横尸满野，可哪有什么朱元璋军队的鬼影子啊。这样等到邵荣军队赶到浙东时，那一路进军顺遂得没得说，加上邵荣又特别能打仗，一到处州，就将城池给拿下了。苗军叛乱首领李佑之缢死，贺仁德逃跑到了缙云，被当地的农民抓获，送给了邵荣。七月，邵荣回应天复命时将其带上，交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当即下令，处死贺仁德，至此，处州之乱完全平定。

　　〇朱元璋在忙什么？经济建设、增添“二奶”、监视军队领导、学察天文占卜

　　从祝宗、康泰之乱到蒋英、刘震之乱再到李佑之、贺仁德之乱，至正二十二年（1362）新年开启后的两个月内连续发生了3起影响较大的叛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能算作是偶发事件吧。那么为什么会连连发生叛乱？对于这样的问题当时似乎没人去追究责任，人家“第一领导”正在忙着呐！那么这段时间内朱元璋在忙什么？笔者汇总各种史料，发现那时的朱元璋正热衷于做四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进行经济建设，精确一点来说，就是想办法把老百姓管起来，不让他们乱跑，这样就有了稳固的赋役征发对象。据《明实录》的记载，朱元璋西征远行回来后就一直待在应天，没有外出，叛乱发生前后他似乎一直在忙于抓经济建设：在南京周围搞屯田，组织流亡百姓返回家园，开垦荒地，恢复生产；派人勘查田地、户口，建立赋税制度；令李善长等制定盐法、茶法和钱法等，目的就是为他强烈意念中的帝国“一统”大业提供可持续性的物质支撑。

　　第二，满足个人感官的愉悦。对于朱元璋的私生活层面，尽管明代官书予以极度的粉饰，但是私人笔记或书籍中还是有所披露：从渡江到平定江西、浙东三地之乱，朱元璋在这6年中至少“娶”了3个美女为妾，一个就是攻占太平后与陈埜先交战时新娶的孙夫人，另一个也姓孙，永乐时期出任北京刑部侍郎刘辰记载说：听人讲常州孙姓府判的女儿长得特别漂亮，朱元璋花了很多心思，托了好多人，最终将她弄到了手。

　　差不多同时，朱元璋还听说老家有个胡姓寡妇非同一般。胡寡妇原本是濠州人，因为丈夫短命，使得她年纪轻轻就开始守寡。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这不，当时濠州有好多人就听说了胡寡妇的美艳，动足了脑筋想抱得美人归，可胡寡妇的母亲不同意啊。也不知怎么搞的，这事被已经远走他乡在南京城里做着日益膨胀的皇帝梦的朱元璋知道了，他可是人世间顶级“采花人”，现在又是一方枭雄，要个把女人那是小菜一碟。于是朱元璋就托人去说媒，没想到胡寡妇母亲一口拒绝。不久胡寡妇及其母亲因避战乱逃离了老家濠州，随军到了淮安，成了寄寓在那里的“流民”。朱元璋听说以后二度派出媒妁说客上了淮安，这淮安地盘上的“父母官”平章赵君用可听朱元璋的话了，当媒妁说客来到淮安向赵君用说明来意时，赵大人二话没说，也不管胡寡妇母亲同意不同意，就动用官差将流寓在淮安的美艳胡寡妇及其母亲一同“送”到了应天朱元璋处，随即胡寡妇就被朱元璋占有，据说后来被立为妃。

　　朱元璋渡江前已经拥有了正妻马氏和“新娶”的两个郭美眉，也就是说当时为朱某人提供性服务的已有3人，现在又增加了3人，这下他可忙了。

　　第三，调整和加强对各地军事要地的监视。美眉多了，自然要忙，不过再忙，对于自己的“主业”朱元璋还是极度上心的。从要饭的叫花子到今天称雄一方的霸主，朱元璋最清楚不过的道理是：有了枪杆子就能拥有一切！为了将枪杆子牢牢地掌控在老朱家，他沿用过去传统的养子制度，至少收了二三十个养子，如今这些养子逐渐长大了，也该叫他们做事了。战争年代最忙碌的事情莫过于军事攻守，养父为军事头领，养子们自然而然也就在军旅生涯中学到了许多，不过最佳的学习途径莫过于让他们到自己的军事据点上去历练历练。除此之外，收养养子还有个常人不大意识到的好处，那就是叫他们为养父去监督那些驻守一方的军事领导。当时朱元璋在各军事据点上几乎都安排了养子，“与将官同守”，应天附近的镇江用周舍即沐英，宣州用道舍即何文辉，徽州用王驸马（原名不可考，但既然是朱元璋的女婿，那就不用担心了），严州用保儿即李文忠，婺州用徐司马，处州用柴舍即朱文刚、真童，衢州用金刚奴、也先，太平用朱文逊，等等。有这么多的养子在为自己看着各地军事重镇，这下朱元璋可放心多了，“我太祖举义濠梁，得徐达、常遇春及廖、康、汤、耿等，举称名将已，足以辅翊圣君，攻克城池，勘定祸乱，而况兼用心腹之义子，与将同事，一时云集，分疆固守，反顾无虞，而一统规模可以预卜矣”。将这段话说得简洁直白点，那就是说，按照当时的朱元璋政权架构的态势，君主专制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再建只是个时间问题。可即便如此，朱元璋还是急不可待地要这个最终的结果。

　　第四，观象占卜，算计着未来可能要发生的事件。有句古话叫欲速则不达。或许由于造物弄人的缘故，朱元璋越是急着想要结果，结果越是迟迟不出现，且还一波三折：江州大捷后，进攻湖广受挫，祝宗、康泰叛乱，蒋英、刘震叛乱，李佑之、贺仁德叛乱……虽说后三者都被迅速地摆平了，但此时的朱元璋却特别想念一个人来，他就是军师刘基。刘基出山后，曾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朱元璋算了几卦，应天之战能不能打赢？刘基一算，行！后来果然将陈友谅打得落花流水；至正二十二年远征湖广好不好？刘基说：“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到正月尽间二月内可得。”果然在湖广进兵时遇到了陈友谅手下将领的诈降，后他们坚壁不出；刘基回老家处理母亲下葬事宜之前曾反复嘱咐：“陈友谅、张士诚目前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举动，倒是浙东的苗兵和江西洪都新附降将要多留心！”四个月后果然这几个地方都一一出事了……前后几次占卜看相预言皆应验，刘基“神人”之美名越来越响。尽管当时还有秦从龙、陈遇和王冕等占卜大师，但在朱元璋的内心似乎更倾向于刘军师，甚至几乎将刘军师的预测作为自己重大行动的指南。

　　其实从星象占卜研究角度来讲，朱元璋也不完全是个门外汉，曾经学过。那是当年亲征婺州经过兰溪时，大将胡大海推荐了一个精通此术的老和尚叫孟月庭，他就拜了这个月庭和尚为师，在婺州浙东行省署衙东建造了一个观星楼，夜夜登楼观察天象。最关键的还在于，他深得月庭大师的指授，这本身就是件很不一般的事情。因为天文占卜在古代被人们视为观察天机、天象的最佳通途，是掌握“天人合一”秘密的不二法宝，因此此类活动一般都由帝国皇家所专控，民间人士不得私习。而朱元璋想要夺取帝位、统一天下，这在当时人们看来就必须要“看懂”天象，但在民间草野懂天象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当月庭大师教授他天文占卜之学时，着实将他激动了一番，甚至还想叫月庭和尚还俗娶妻，可月庭和尚不干。朱元璋没法强求，但没忘了在回应天时，将月庭和尚给带上，“待之甚厚”。

　　这可能是朱元璋学习天文占卜拜的第一个老师，后来他身边的天文大师越来越多了。老师越多，学生应该学得更好。可问题是这个“学生”本身就没什么文化，没文化的人要读懂“天书”，那就比登天还难，唯一可行的捷径就是让老师们给这个特殊学生多“看看”、多“算算”。而在这个看看、算算过程中，天文占卜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决定了各人的判词各不相同。据说当时刘基、铁冠道人张中与月庭和尚的“卜辞”有很多都不合，最为要命的是，天文占卜学不仅对于在位的统治者而且对于像朱元璋这类潜在的帝国统治者来说，都十分忌讳下人们学习和随意流播的，可就在这样大是大非问题上，月庭和尚却犯了大忌，被朱元璋发配到了和州去劳改，后来听说他在劳改地又口出狂言，诽谤“朱圣人”，最终被“朱圣人”派遣的校尉给杖杀了。

　　〇老哥儿们、“老革命”邵荣发动的三山门未遂政变——1362.7

　　月庭和尚一死，剩下的就是“懂大局”、合口味的“老师”了，他们的一言一语常常引起那位特殊学生朱元璋的重视，尤其刘基的预言在至正二十二年新年过后没多久都一一应验，这就使得朱元璋对于天文观象和堪舆算卦越发痴迷，动辄让人上青田去向刘基请教，而刘基尽心尽力，有问必答。在那年的六七月大事预测中，刘基曾这样答复道：“六月、七月间举兵用事，不利先动。当候土木顺行、金星出现则可。”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出兵、打仗诸事都不宜率先发动，要静观事变，这样做事情才会吉利。尽管半文盲的朱元璋不一定全懂这些话中话，但大致还能明白意思，随后他算计起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想了好多次，想了很多种可能，但总觉得各方面都已做得很妥帖了。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既然刘军师明明白白地讲了六月、七月间有潜在的危险，那我还是小心为好吧！

　　七月初一，按照事先的安排，该是检阅军队的日子，检阅地就在应天城西的三山门外。

　　看到那虎虎生威的将士和气吞山河的军阵，朱元璋心中微启久违了的愉悦涟漪。突然间一阵大风吹来，用来装点“伟大领袖”检阅军队大场面的那面大旗“唰唰唰”地拍打起来，直打旗下的朱元璋耳光和身上。莫名其妙地挨了耳光，怎么说心里总是不舒服，原本就生性多疑的朱元璋这时又突然想起了军师刘基的预言与警告，随即就站了起来，以换衣为名提前离开，在亲军护卫下没进三山门，而从另一条道回了自己的吴国公府。

　　“第一领导”还没等军队检阅结束就走了，这意味着什么？当时有个领兵元帅叫宋国兴的顿时就吓坏了，随即向朱元璋自首并告发了惊天大案——邵荣、赵继祖谋反。

　　邵荣，对，就是那个刚刚平定了浙东处州之乱的大将，位居朱元璋一人之下，徐达、常遇春之上的平章政事邵荣。宋国兴首告：自己与邵荣、赵继祖等人密谋并作了布置，在三山门内埋下了伏兵，等今天朱元璋阅兵结束回府经过时进行行刺，没想到……听到这里，脸已经铁青的朱元璋不等宋国兴说完，就恶狠狠地下令：“立即逮捕邵、赵等谋逆之徒！”

　　愤怒归愤怒，但一旦稍稍静心下来，朱元璋纳闷：像邵荣这样的高官——平章政事居然也要造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百思不得其解。

　　再说邵荣与赵继祖被逮后，两人给锁在一根链条上。朱元璋让人送去了酒菜，并与老哥儿们边喝边聊，曾问邵荣：“我们都是一起在濠州起兵的，指望大业有成，共享富贵，你我也不失为一代君臣，你为什么背叛我要谋反呢？”邵荣说：“我等成年累月在外拼死拼活，攻城略地，多受劳苦，你倒好，为了你的一己私欲，将我们的妻儿老小质押在你的眼皮底下，弄得大家夫妻分离，骨肉不能团聚。迫不得已啊，我们才起来造反！”说到这里，伤心地哭了起来。朱元璋听了，也动情地掉了几滴“鳄鱼泪”，不过“忽悠”大王的这一招在老战友、老兄弟们面前却并不很灵验，赵继祖当即对邵荣说道：“你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猎狗死于床下了。事到如今，死就死了，还有什么说头的！”说完，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自己确实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事后的朱元璋只想永久囚禁邵荣和赵继祖。为此，他还召集诸将讨论，跟大家这样说道：“我没做什么对不起邵荣的事情，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各位将军，你们看看，该怎么处理？”

　　诸将沉默不语，此时的朱元璋多希望有人出来说几句顺心话！嗨，你还真别说，时称朱元璋政权“三杰”（即邵荣、徐达、常遇春）的末尾将领常遇春突然发言了：“邵荣等人的谋反要是得逞了，哪能留下我等性命，我们的妻子儿女都要被没为奴婢。上位（指称朱元璋）吉人天相，上苍保佑，也幸亏他们的阴谋没得逞，实际上这是老天在惩罚他们啊！现在您要是留下他们，这是违背天意的啊，也会给某些居心叵测者留下了日后仿效的对象！再退一步来说，纵使上位不忍心杀他们，我常遇春也誓死不与这样的人共生于天地之间！”朱元璋企盼的就是常遇春这般说辞，看来常将军不仅打仗快速，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快速地与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从此以后，人们不难看到，常遇春在朱元璋那里炙手可热。

　　而朱元璋呢，即使到了这一步，也要做得“有情有义”，因全国臣民的一致强烈要求，我朱元璋不得已才要杀邵荣与赵继祖啊！他边抹眼泪边与要谋害他的“恶逆”话别，然后下令行刑处决，并籍没了邵、赵两家的家产和妻小。

　　有关邵荣、赵继祖谋反事件及其处理的经过大致如此，但实际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邵荣到底为什么要造反呢？民间有个说法：朱元璋利用邵荣在外领兵打仗的机会，调戏并奸污了他家刚刚成年的女儿，一个含苞待放、花蕾一般的少女。邵荣知道后震怒，于是就发动了叛乱。有人认为这个故事流传于民间和私人笔记中，不足为信，那么试问历代官方记载的又有多少真正可信的？就如现代革命烈士张志新临刑前被惨无人道地割断了喉咙，当时的官方说法是，因为怕张志新“反革命分子”临刑前呼喊反革命口号。我们小时候都信了，但事实是，现在档案解密出来了，张志新是在临行前遭到了办她案子的“领导”的强奸，那人怕她说出真相，居然丧心病狂地干起这种法西斯才干得出的罪孽。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新鲜的，600年前的朱元璋就是他们的祖师爷，难怪在出事后他跟诸将说了这样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吾不负邵荣，而荣所为如此，将何以处之？”

　　既然自己不负邵荣，邵荣却反自己，依照“朱圣人”在大恩人郭子兴身后的做法：将郭家舅子一一除个干净，岂会不忍心去杀一个谋害自己的“叛逆者”，如正像明代官史所说的那样，要么是当时朱元璋的脑袋被驴踢了，要么是我们后人弱智得读不懂明代官史背后的内容了。

　　〇心腹做生意被当做间谍、女儿被作为慰问品送人，谢再兴被逼降敌

　　其实对于邵荣谋反的真实缘由，事后朱元璋还是略知一二的，军人么，大老粗，一般不会想得那么多，邵荣等长期在外作战，军纪要维系好，当然不能随便碰女人咯。以邵荣事件为鉴，朱元璋想起了“三杰”中的另外两人，徐达和常遇春，忽然间有一件事勾起了他沉睡已久的回忆：记不得具体时间了，徐达曾跟自己说过，部将谢再兴家的二闺女长得没得说的。对啊，右丞徐达将军不是看中了人家的闺女么，我怎么老没意识到呐。想到这些，朱元璋再也不敢“马虎”了，来个特事特办，下令下去，将谢再兴的女儿直接许配给徐达。至于谢姑娘的父亲即那位还在诸暨前线作战的谢再兴，凭我这个“第一人”的身份与地位，还不就是一句话就能把他给搞定了。于是，谢再兴夫妇俩含辛茹苦一手扯大的黄花闺女顿时成为了朱元璋犒劳手下大将的慰问品。差不多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连名字也没留下的平头百姓家的女孩也被“第一人”当做高级奖赏品，送给了常遇春，以慰问和奖励这位紧密与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的快速反应将军。女人么如衣服，这是朱元璋崇拜的偶像、平民皇帝刘邦子孙刘备的名言，想送人就随意送，管她是谁家的，只要不是我朱某人的骨肉就行，朱元璋就是这么心安理得地做事的。

　　可能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样的无本生意做多了，居然会引发一场叛乱。那是江西重镇洪都发生重大危机后的第三天，即至正二十三年四月初四，几乎与女婿徐达差不多岁数的“老丈人”诸暨守将谢再兴叛降张士诚。谢再兴是淮右旧将，早年跟随朱元璋闹革命，渡江后任中翼右副元帅，曾同元帅赵德胜、总管刘贞等一起率兵在宣州石埭县与西线红巾军打过仗，取得了一些军事战果。至正十九年（1359）与胡大海等人领兵攻占诸暨，任枢密院诸暨（后改名诸全）州分院院判，也就是说，他差不多是当时诸暨州地方上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

　　从现存极为有限的史料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虽然谢再兴军事才能与战果比不上邵荣、徐达和常遇春等人，但他也算得上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重要干将，且为人很宽厚。也正因为如此，一不小心，他的部下就犯事了，“谢）再兴用部将左总管、縻万户为腹心，二人常使人贩鬻于杭州。上（指朱元璋）知其阴泄机务，擒二人诛之”。

　　这是明代留下的官方定论性的记载，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谢再兴心腹左总管和縻万户时常派人到张士诚地盘范围内的杭州等地去做生意。朱元璋派出的锦衣卫老前辈们偷偷地侦查到这些情况后，上报了上去，左、縻二人随即被逮且遭杀戮，罪名是暗中向张士诚泄露机密。换个角度来讲，左、縻被杀的罪名很勉强，同时代的刘辰在笔记中干脆就说：左、縻“尝以违禁物私往扬州（与《明实录》中记载略微有异）易卖，太祖恐泄国事”，即说朱元璋疑心病发作，害怕谢再兴部下到了敌占区去后会泄露秘密，以极端的小人之心来推测和杀害左、縻二人，谢再兴知道后当然会不开心了。可事情发展到此，还仅仅是开了个头，骨子里恶透了的朱元璋尚不满足，事后还叫人将左、縻两个死人人头挂到谢再兴的办公室去。当时正值江南初夏闷热季节，谢再兴的办公室及其周围地区到处都是死人人头的恶臭。

　　即使到了这一步，朱元璋还不肯罢休，又下令叫谢再兴迅速回应天听命，实际上就是让谢再兴接受两个残酷的事实：第一，女儿已作为“朱圣人”的慰问品送给了徐达；第二，“遣参军李梦庚往节制军马，令（谢）再兴还听调遣。”谢再兴终于愤怒了：你朱重八太恶了吧，无端要搞死我！我的女儿嫁人连我这个做父亲的也不通知一声，这等同于你将她当做俘获的女奴，任意配给人；现在倒好，又派李梦庚来总管诸暨全方位军事事务，还有我的那两个心腹没犯什么事，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部下？！谢再兴越想越气，终于在返回诸暨后，与知府栾凤等人一起发动政变，逮捕李梦庚、元帅王五、陈刚，然后带了诸暨全城军马北上绍兴，投降了张士诚。

　　谢再兴被逼叛逃，当时在浙东前线执掌全局大权的李文忠尽管年轻，但十分稳重，没有像舅舅朱元璋那样极端偏激，只是派遣胡大海养子胡德济屯兵五指山，做一些军事防御，对于镇守余杭等地的谢再兴弟弟谢三、谢五等人也采取了十分冷静的策略。用今天官话来说，将这一切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可谁知朱元璋穷追不舍，不停地咆哮：“赶紧出兵，拿下叛贼！”后来李文忠兵围余杭，并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只等谢三、谢五出来投降。谢五在余杭城头上说：“只要保准不杀我们兄弟俩，我们就投降！”李文忠心想：这个要求很低啊，有什么不好答应的，于是当着数万将士的面指天发誓：“我是总兵官，在此发誓，保准不杀你们！”古时候人不像现代人那样唯物，指天发誓是十分严肃的誓言和保证。本来并没有什么反意的谢三、谢五看到李文忠这般真诚，就爽快地打开城门，投降了。

　　朱元璋听到谢三、谢五投降了，立即下令给李文忠，将谢家兄弟俩解送到应天。李文忠怕自己的誓言得不到实现，赶紧给舅舅朱元璋上奏，说：“我答应了人家不杀他们，人家才投降的。要是我们失信了，以后恐怕没人愿意投降我们了！”朱元璋看了外甥的上呈书信后依然怒不可遏地说道：“谢再兴是我亲家，他的长女嫁给了我大哥家的朱文正，二女嫁给了徐达，恩意甚厚，谁知他竟然反叛我，降了张士诚，情不可恕！”随即下令处死谢五等人。常言道：杀人也不过头点地，可残忍无比的恶魔朱元璋居然下令，将降将谢五等人给凌迟处死！

　　〇活用“功狗”与小母狗理论的“行家”

　　从至正二十二年（1362）二月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朱元璋政权内发生了5次叛乱或言政变，平均每两个多月就发生一次。这到底是为什么？在笔者看来：

　　第一，朱元璋处置不公。尽管叫花子出身的“伟大领袖”常常巧舌如簧，谎话连篇，忽悠，再忽悠，直至目的达到，但靠忽悠手法做事，只能糊弄人们一时，绝不可能做到永远。譬如，朱元璋常将自己打扮成公平、正义的化身，其实根本不可能、也没法做到。没法做到也就罢了，关键还在于朱元璋十分容不得带点“刺儿”的人，一有机会就要将那“刺儿”给除掉。搞人、整人，朱重八绝对是个好手。至正二十二年三月，江西洪都发生祝宗和康泰之乱，守将邓愈战败逃亡。按照当时朱元璋定的规矩：一旦发生军事争夺战，将士们就必须与城池共存亡，否则就依法严处。可由于他个人的偏爱，邓愈逃亡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与此情形相反，半年前的至正二十一年（1361）七月，陈友谅悍将张定边发动了对安庆的猛烈攻击，守将赵仲中抵挡不住，败逃回了应天，立即被朱元璋赐死。虽然他的军中官职由弟弟赵庸来接替，但有着自己独特思维的人或言“带刺儿”的人们就恐怕不一定会咽下这口气吧。

　　第二，朱元璋从小家境贫寒，当过小和尚、要过饭，后来又“倒插门”……整个他的人生早期基本上都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受尽了社会的歧视，个人的生存需求、生理需求和尊重需求（马斯洛的人类七种基本需求）等几乎无从谈起，因而造成了他内心的极度自卑。极度自卑的人一旦成功了常常会表现出极度的自尊、绝对的自我。这种绝对的自我体现在对待自己部将或女人不忠行为的处置上尤为明显。说白了，残忍成性的朱元璋压根儿就没把别人真正放在眼里：部下的，都是我的，谁要是不同意，挑战我的权威，哪怕是有一点点的不满，就有你好果子吃了。谢再兴就是这么一个例子，而邵荣更是一个典型。在朱元璋的内心深处，邵荣是我的部下将领，这是官场上好听一点的称呼，实际上还不就是我朱某人的一条走狗，用朱元璋时时比照的老同乡、流氓皇帝刘邦的直白话来说，就是一条“功狗”么。我朱元璋占有你邵荣的女儿，不就是弄条小母狗来乐乐，这是我看得起你，有什么稀奇的。同理，将谢再兴家大女儿娶到朱家，配给朱文正做媳妇，将二女儿做慰问品，送给徐达，这是“天生圣人”“恩意甚厚”啊，你谢再兴不要不领情！

　　不过对于早年一起战斗过的老哥儿们、老兄弟邵荣、谢再兴等人来说，他们却不买这个账，什么天生龙种，还不是一个臭要饭的和尚出身，所以邵荣、谢再兴都敢反，他俩是挑战权威的悲剧英雄，而挑战权威是要有资本的，邵荣资本不够，只好英雄地“走”了；谢再兴资本也不够，只好投敌了，“朱圣人”随即杀了他的全家，谁叫你们来挑战我“朱圣人”的权威？！当然你邵荣拎得清，不再揭短，我朱元璋就留你全家活口，包括那只已经被我朱某人强行“性福”过的“小母狗”。对于这一点，与邵荣一起谋反的赵继祖看得更清楚、说得更透彻：“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而醉。”

　　第三，朱元璋个性偏激使得很多平常化问题迅速激化。在五次叛乱中，谢再兴的反叛实属无奈。朱元璋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谢再兴，简直没把人家部将当做人看待，谢家闺女在“朱圣人”的眼里也不过是与邵家少女同为小母狗吧了，配给徐达将军快乐快乐，这是他谢家十八辈子修来的“福分”！也是小母狗的造化！最为极端的做法是，魔鬼兽性的朱元璋还将左、縻两个死人人头挂到了谢再兴的办公室，这是激怒人家造反啊！十分可惜的是，我们后人看到的明代国史将这些“朱圣人”的“杰作”都给讳忌掉了。由此，笔者想到，历代所谓的正史又有多少是可靠的？回归正题，事实上从明初整个历史来看，朱元璋的这种偏激个性带来的祸害与灾难至此还仅仅是开了个头，随后发生的安丰救主、大都督亲侄儿朱文正“反叛”以及开国后大明历次政治运动都能很好地证明了“朱圣人”偏激个性里所隐含的致命缺陷。十分可惜的是，同时代他的政敌们恰恰没有抓住时机，发起击中命门的打击。

　　“防火墙”倒塌了朱元璋“暗送秋波”与元顺帝“怀春”“怀孕”就实而言，当时的朱元璋日子并不好过，用内忧外患来形容的话一点也不过分，内忧就是前面讲过的五次叛乱，那外患呢？自龙湾之战后陈友谅像是一只被猎鹰追赶的兔子一样，一路狂奔，循着来时的老路，回到了家。这次一回去，他就在武昌的“老家”待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出来过，给人的感觉是，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一路的“诸侯豪杰”似的；而东线那个经常被朱元璋欺负的张士诚也被打怕了，窝在苏州城不出来。那朱元璋的外患到底在哪里呐？

　　〇北方红巾军败亡——朱元璋的“防火墙”倒塌了

　　北方，确切地说是北方那堵“防火墙”没了——大宋红巾军政权土崩瓦解。这怎么可能，不是前面讲过刘福通主力军挺进汴梁，随即将大宋小明王政权的都城迁到了那里，并派出了毛贵、李武、崔德等将领率领大批人马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北伐，威震元廷。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北方红巾军犯了一些致命性错误。

　　首先，发展过快，占领的地盘过大，尽管也建立了地方政权，但都没有一套严密、完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制度与措施相配套，因而占领的地盘很不稳定。除了东路北伐军占领的山东搞得比较好外，其他地方都是“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

　　其次，北方红巾军虽然组织了规模浩大的三路北伐，但事先刘福通并没有制定全盘、缜密的行动计划，北伐开始后又未能很好地进行各路协调作战，东、中、西三路人马各打各的，这就容易给敌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尤其是中路军与西路军流动作战，进展过快，缺乏应有的后援，所以后来都一一失败了。

　　再次，北方红巾军组织性、纪律性很差，“兵虽盛，威令不行”，诸将在外作战，不听约束和指挥的比比皆是，弄到后来即使是总指挥刘福通也不能节制他们。更为恶劣的是，诸将之间一旦有什么不和的，常常兵戎相见，相互厮杀，这就从根本上毁损了自身的有生力量。

　　元帝国统治者正是利用了北方红巾军的这些致命弱点和严重失误，对他们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至正十八年、龙凤四年（1358）刘福通派出的东路军挺进河北，攻占清州、沧州，进据长芦镇。元顺帝大惊，急调察罕帖木儿北上，屯兵河北涿州。与此同时，中路军攻占晋宁、冀宁、大同，大同向东几十里路程便是元大都北京。察罕帖木儿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就急坏了，赶紧调集兵力，设卡太行山，成功地阻挡了北伐红巾军的中路军与东路军的会合。见此，这年五月，元顺帝任命勤王有功的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令其驻镇冀宁，“守御关陕、晋、冀，抚镇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概言之，元廷让察罕帖木儿负责中原及其相关数省的军事保卫，这样一来便挡住了北方大宋政权北伐军对大都北京地区的围攻。

　　而就在这短暂的势均力敌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又开始活跃了。龙凤五年（1359）初，被朱元璋打怕了的张士诚乘着北方红巾军主力北上的空隙，派兵进攻淮南红巾军赵均用。赵均用抵挡不了，只好北走山东，投靠从河南受挫南撤的北伐东路军。因为东路军统帅毛贵原是他的老部下，所以赵均用去了后很自以为是，没多久就与毛贵吵翻了。吵就吵了，气度狭小的赵均用实在放不下，竟然袭杀了毛贵。毛贵部将续继祖听说后，从辽阳领兵返回益都，又杀了赵均用，“遂与其所部自相仇杀”。经过这番内讧，北方红巾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北方红巾军窝里斗斗得正欢，凶恶的敌人察罕帖木儿一直在旁冷冷地看着。龙凤五年（1359）五月，他调集各路人马，对防守薄弱的北方红巾军政权都城汴梁发起了凶猛的围城攻击战。刘福通率领将士们拼死抵抗，但始终未能突破包围。八月，汴梁保卫战进行到了第四个月，察罕帖木儿派人侦查得知，城内弹尽粮绝，于是他就来了更猛的一招，命令各路将领“各分门而攻。至夜，将士鼓勇登城，斩关而入，遂拔之”。刘福通率领数百骑保护着小明王由东门冲出，逃往安丰，但小明王的妻子、母后等数万人以及5 000多名龙凤政权官员全给俘虏了，随后河南行省全境为察罕帖木儿控制。

　　河南行省内的北方红巾军失败后，山东境内的北伐东路军孤掌难鸣。至正二十一年、龙凤七年（1361）六月，察罕帖木儿又调集了各路人马，大举进攻山东。山东好多郡县被攻陷，东路军将领如花马王田丰、扫地王王士诚等相继降元，到八月时只剩下了陈猱头坚守的益都。面对十分恶劣的形势，陈猱头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并策划已经投降元朝的田丰、王士诚等反水，刺杀了当时元廷镇压红巾军起义最为得力的将领察罕帖木儿。元顺帝获悉后下诏封察罕帖木儿养子（实际上是外甥）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为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并令其“袭总其父兵”，即继承养父军中之职，节制各路义军，加紧围攻益都红巾军。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一月，北方红巾军在山东境内的最后据点益都被攻破，陈猱头等200多人被俘，且被押往大都，扩廓帖木儿“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党皆就诛”。

　　北方红巾军政权和主力军土崩瓦解了，这么多年来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在南方地区发展得如此迅猛，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北方红巾军成了他的“防火墙”，阻挡住了元朝主力军的“火力进攻”，使他从容地发展势力。“天命有德，真人龙兴，定鼎建业，处汉、吴二强寇之间，东西扫荡，从容指挥。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可现在北方红巾军这道“防火墙”没了，那可怎么办呢？

　　〇朱元璋“暗送秋波”，元顺帝“怀春”“怀孕”，这下可怎么办？

　　说到朱元璋与他的北方“防火墙”之间的关系，前文已述，他们之间可不是一般的伙伴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犹如现在的分公司与总公司的关系。当北方红巾军“总公司”发生危机时，朱元璋的“分公司”理应主动前去救援，可事实上压根儿就没这事。作为一个绝对合格的政治家，过去他吸干了岳丈家所有的“有益养分”，就连岳丈的“掌上明珠”也不放过，小姑娘年纪小，没关系，只要能做男女之事就行；至于岳丈留下的那些不仅“没什么用”而且还会时不时地出来捣乱的郭家血脉，则想着法子、巧妙地送他们一一上西天去。用一句现在时髦话来说，将资源用足、用好，做大做强。同理，对于北方红巾军政权，“天生圣人”（朱元璋自诩）也一直在利用，至于那种分公司与总公司的关系则随时都可以解除，北方“总公司”快支撑不下去了，自己分公司应该尽早做好打算、找好出路，这才是明智的选择。政治家就应该绝对灵活，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朱元璋心里就这么想的。

　　早在至正十九年、龙凤五年（1359），察罕帖木儿攻占宋小明王政权都城汴梁时，朱元璋就预感到北方红巾军失败后，自己的“防火墙”没了，很可能就要与察罕帖木儿相互为邻了。想想自己东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个个都成了敌人，一旦再与北边的察罕帖木儿不“处好”，那就得三面临敌，这可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想到这些，朱元璋就派了文臣杨宪等前往汴梁，主动向察罕帖木儿“示好”，至于自己原本是反元的，现在突然变得“友善”了，元朝人会不会嫌弃？只要看看当今元廷的处境就知道了。这时的元帝国政府自顾不暇，哪有挑肥拣瘦的机会啊，再说民间不是有化敌为友的说法么。至正二十一年、龙凤七年（1361），鉴于察罕帖木儿的声势越来越大，不仅控制住了河南，而且也差不多摆平了山东，朱元璋赶紧再次派遣手下人汪河等，前往北方求和“结援”。

　　可过了些日子，见到北方还没有回音，朱元璋就琢磨起事情来，或许自己这样的求和方式“不妥”，应该找个跟元廷说得上话的人，这时一个人进入了他的脑海——方国珍。朱元璋打定主意，派上千户官王时，以买马为名，带了3 000两银子上浙江去找方国珍。方国珍早已几次投降了元朝，且每一次投降后元朝给他的官位都会升一升，看来昔日曾被自己吓得不轻的方国珍在元廷那里还是个“红人”，托他办事还说不准真能办成了。

　　而方国珍这个人也很贱，欺软怕硬，对于受人欺负的张士诚他敢打，对于元朝他大耍流氓和无赖手段，而对于“老江湖”朱元璋交办的事还真不敢马虎，因为这个“猪腰子脸”太凶了。想当年高邮大战中堂堂的反元英雄张士诚被他打得像只缩头乌龟，还有前些年他打到浙东来，那架势够吓人的，方国珍想起这些，心里就有种莫名的恐惧。忽然念叨，我帮这个“猪腰子脸”办了这事，反正自己也不会吃什么亏。他这么想着，随即派了一条海船，由姓吴的都事官陪同王时，一起北上元大都，“体探元朝及李察罕、李思齐等军马事情”。

　　频频示好、暗送秋波，对于朱元璋的真实用意，作为北邻的察罕帖木儿也是个“老江湖”了，他何尝不知！至正二十二年、龙凤八年（1362）六月，也就是在与平定浙东处州之乱差不多同时，朱元璋先前遣使北上主动献媚的事儿忽然有了回音，察罕帖木儿派了使臣来到应天南京，对朱元璋说：“我已经把你的请求向朝廷作了上奏，朝廷决定授予您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朱元璋渡江之初小明王授予的官衔）。”但比“老江湖”察罕帖木儿还要老辣的朱元璋看到自己先前派出的特使并没有随同这些北方使者一起回到应天，就开始怀疑起察罕帖木儿是在“打太极”，随即跟身边的臣僚说“予观察罕书，辞婉而媚，是欲啖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返我使者，其情伪可见”。

　　就在这时宁海儒士叶兑上书给朱元璋，说：“愚闻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韩信初见高祖，画楚、汉成败；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三分形势者是也。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南并张九四。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备，莫急上流。今义师已克江州，足蔽全吴。况自滁、和至广陵，皆吾所有。非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张氏倾覆可坐而待，淮东诸郡亦将来归。北略中原，李氏可并也。今闻察罕妄自尊大，致书明公，如曹操之招孙权。窃以元运将终，人心不属，而察罕欲效操所为，事势不侔。宜如鲁肃计，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此其大纲也。”

　　叶兑的上书说得简单些，就是告诉朱元璋：北方察罕帖木儿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的形势犹如当年的三国初期，如果你朱元璋投降了察罕帖木儿，就等于投降给了当代的曹操；你要学的是鲁肃的做法，以江东为重心，图谋进一步的发展，重建大一统帝国。据说朱元璋接到上书后，极为赞赏叶兑的主张，“奇其言”，想留下他，但叶兑却说什么也不干，朱元璋只好“赐银币袭衣”。恰恰这时，北方又传来消息：察罕帖木儿遇刺，养子扩廓帖木儿接替爵位后遭遇到了困顿与挫折。朱元璋立马改变了原先热衷降元的态度，对于前番来到应天的察罕帖木儿特使的劝降“未暇与较，姑置不答”。

　　你不答，但你以前向人家频频暗送秋波，人家可怀春了，不，还不仅仅是怀春，而且是“怀了孕”了。大元朝廷似乎还特别认真地讨论了给当年的叫花子、如今的南方一霸封个什么官呢？最后决定授予朱元璋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这样的名称很拗口，我们给它通俗一点，元廷封朱元璋为江西行省副省长。既然是副省长，封官现场肯定要很风光的，携带元朝皇帝诏书的官员级别和主持授官仪式的档次都不能低，这几个条件要满足的话，元廷最终决定，派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和奏差张琏等，带上皇帝御赐的御酒、八宝顶帽和宣命诏书等，通过海路，来到庆元方国珍处。方国珍原本就是朱元璋与元顺帝之间的“红娘”，见到元廷使者的到来，他相当开心，心想终于做成一件双赢的“大好事”，于是就赶紧派了检校燕敬到应天去通报给朱元璋。

　　〇无法启齿的政治家成功秘诀之一——“二皮脸”

　　再说这个叫燕敬的检校到了应天后，一直在等朱元璋的回话，这样才好回去复命。可左等没消息，右等没回音，最后实在等不及就回去了。当他将自己在应天长时间空等的事情说给主子听时，方国珍立马感觉到：坏了，办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这就好比是做红娘，让一对男女相亲，相得女方肚子里的孩子都有了，突然男方翻脸说：“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这个时候最为尴尬的莫过于“红娘”方国珍了，怎么办？元廷特使就在我这儿，退回去吧，元朝人要找我的麻烦；直接送张昶等上应天去吧？“猪腰子脸”突然翻脸，吃不了兜着走。这下如何是好？天晓得！一晃张昶等人在庆元住了一年多，最后方国珍想到了，将他们送到元朝福建平章燕只不花那里，燕只不花又把他们送到了江西铅山。当时左丞王溥听说了这事，派人向朱元璋做了汇报，朱元璋命令王溥把张昶等元廷特使招待好，同时派遣符玺郎刘绍先到广信去迎候。接到后，带到南京。张昶因为精通元朝典章制度，为朱元璋所看中，后被移花接木地保留了下来，另外两个元廷特使郎中马合谋和奏差张琏可倒了霉，让朱元璋押往南京雨花台给处决了。

　　前后二皮脸，过去几乎哭着吵着要跟人家好，现在又翻脸不认人，那么如此判如两人的朱元璋真的对北方有把握了？没有，因为就在这时，察罕帖木儿被刺，北方元朝义军总兵官由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继承，而这个新上台的扩廓帖木儿面临的形势很严峻，最为头疼的还不是南方的这些红巾军，而是中原地区为争夺地盘经常与自家养父大打出手的宿敌孛罗帖木儿。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对养父时期的某些做法作些改进，譬如，一上台就派了尹焕章由海路到应天来通好，送还了被其养父察罕帖木儿扣押的朱元璋求和特使，并赠送马匹。朱元璋更是积极示好，表示“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

　　虽然最后拒绝了元朝的招降，但朱元璋的这种首鼠两端的行为实在令人不齿。这或许也是政治家与平常人相异的“伟大之处”，为了个人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一切。等到自己成功了，历史就成了胜利者的历史，“光荣”的历史，“伟大”的历史。

　　陈友谅与朱元璋第二轮大交锋：洪都争夺战、鄱阳湖大战、武昌围城之战（1363～1364）不过话得说回来，朱元璋的这种处理手段对于其事业的成功还是大有裨益的，稳定北邻，至少可以免除腹背受敌的隐患，腾出精力对付南方劲敌。事实证明，“朱圣人”的这番心机没白费。就在外患内忧一系列事情刚刚处理完毕之际，有个想不到的告急文书送到了应天——安丰危急，北方红巾军领袖刘福通请求朱元璋迅速率兵北上救主！

　　〇朱元璋又接连犯下两大错误：安丰救主、庐州“恋战”——错！错！错！

　　安丰在哪里？就在今天的安徽寿县一带，是当时东线或称北方红巾军剩下的仅有几个地盘中的一个。至正十九年、龙凤五年（1359）八月，从汴梁突围出去的刘福通保护着小明王退守安丰，自此安丰又成为奄奄一息的北方红巾军政权的临时首都。至正二十三年、龙凤九年（1363）年初，元朝两大义军主力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为争夺地盘开始了相互间的厮杀。见此，自被朱元璋打得缩得像乌龟似的张士诚一下子又来劲了，不愧为盐贩子出身的，商品意识特别浓，最好花最小的成本能取得丰厚的回报。看到北方红巾军的衰败和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两只大狼狗相互撕咬，无暇南顾之机，张士诚反复地琢磨着，怎样从衰败的北方红巾军那里讨个便宜。只是他没有想到却因此做了件蠢事，因为北方红巾军是最先起义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名义上它是红巾军系统的“主”，如果与北方红巾军为敌，很容易招惹别的红巾军的仇恨，这样就将自己的敌人队伍给扩大了。再说如果你张士诚想开疆拓土的话，即使你正儿八经地打，可能不一定能打得过强悍的西边邻居朱元璋，但你可以智取啊，譬如偷袭。但不知张士诚怎么考虑的，他居然不去偷袭距离很近、战略地位又十分重要的应天南京，却在这时偏偏选择攻打安丰。为了拿下安丰，他铆足了劲儿，派了大将吕珍带领10万人马，绕道而行，又令弟弟张士信领兵继后。

　　安丰告急！刘福通赶紧派人到应天向朱元璋报急求援。朱元璋听到北方红巾军危在旦夕，几乎不加考虑地表态：救！之所以这么爽快，或许是这时的朱元璋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北方小明王政权尽管日薄西山，但它的存在多少能挡挡北方过来的敌人，再说真让张士诚攻占了安丰，自己就会东、北两边都与张士诚为邻，到那时情势更不妙；第二，自己尊小明王为主，官职还是小明王授予的，布告行移文书也以龙凤为年号，且军队还一直打着北方红巾军的旗号，这是当时地球人都知道的，如果不救，则有愧于忠义大节，日后还怎么去教育和要求手下将士与臣民？第三，打张士诚几乎每次都能赢，所以朱元璋一听说安丰求救，立即表现出极度的热忱；第四，朱元璋早期要过饭，正可谓出身江湖，江湖义气伴随了他的一生。

　　但此时已经回到应天的刘基却并不赞成，他说：“主公，你这样贸然派兵去救，真的是自找苦吃。假若救下了，他小明王是你的主子，打个比方说，你是媳妇，找个婆婆来管着你，这不是吃饱了没事撑着！再说，就算救下了，你能把小明王放在哪里呐？”刘基的话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朱元璋却不听，说：“安丰一旦真的给攻破，张士诚的势力岂不强大了，我们不能不救！”于是他带了徐达、常遇春等得力将领，率领大军渡江北上，火速赶往安丰。

　　再说安丰，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初被围告急；三月初，朱元璋大军抵达那里，可惜晚了一步，张士诚部将吕珍已经拿下了城池。刘福通没等到这一天就战死了。朱元璋命令手下人铆足劲，与吕珍军展开了大战，三战三捷。可就在胜利在望之际，庐州义军头领左君弼突然间出来横插一杠子，想帮助吕珍打垮朱元璋军，顺便捞点便宜，没想到反被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朱元璋随即领兵进入安丰城，救下了小明王。而后他命令徐达、常遇春追赶左君弼，自己则带了部分队伍打算回应天去了。可走在半道上时，他突然想起刘基老先生说的话实在有道理啊，论岁数，小明王比自己还小；论地位，他可是我的主子，我现在将他带回应天，每天向他小“老人家”早请示、晚汇报，真是没事撑着找事做，弄个婆婆来管管；扔吧，救下来了还扔，还不如不救，想来想去，眼不见为净，干脆就将小明王放在滁州吧，让他“小老人家”就像俺义岳丈郭子兴当年那样享享清福。想到这里，他下令在滁州为小明王建造宫殿，将他养在那里，当然不会忘记：将他周围的宦官全给换上自己的心腹，实行严密的监视。说到底，小明王从此以后就成了朱元璋手中的傀儡。

　　安丰危机化解了，龙凤皇帝得救了，龙凤九年（1363）三月十四日小明王韩林儿为了表彰朱元璋救驾功勋，特颁制书，追封朱家祖孙三代，封赠朱元璋“曾祖考九四公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祖考初一公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妣王氏吴国夫人；考五四公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妣陈氏吴国夫人”。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这些头衔都是皇帝之下人臣的最高职位了，由此可见当时的朱元璋在大宋小明王政权中的地位了。

　　朱元璋安顿好小明王后回了应天，留下徐达、常遇春等率领的主力军去攻打安丰之战中出来捣乱的左君弼。左君弼原本也属于红巾军系统，但后来投靠了元朝。问题焦点还不在此，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哪个人都不会有长久的道德操守与政治立场，就连朱元璋也多次派出特使向元朝主动“献媚示爱”，只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实录》中的相关内容被粉饰得很漂亮了。因此说朱元璋派徐达等人去攻打庐州左君弼，绝不是什么政治立场问题，而是报安丰之战中他出来捣乱的新仇。庐州，即今天安徽合肥。庐州城三面环水，进攻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徐达和常遇春到那里尽管使足了劲，但就是没能将庐州给拿下。

　　有一天，像乌龟一样一直缩在庐州城里不敢露脸的左君弼突然出现在城头上，好像是在叫人搭建吊桥。城外的徐达远远望见，就跟手下人说：“左君弼被我们追赶得像老鼠钻洞似地‘消失’了好多天，今天怎么突然出现了。会不会今夜有什么行动？传令下去，各部门做好准备，防止今夜敌人劫营。”嗨，果然不出徐达所料，当天夜里，左君弼派人乘着人们熟睡时开始劫营，刚刚接近营地，没料到徐达军早已有所准备，将士们万弩俱发；劫营者什么好处也没捞到，反而死了不少人，但徐达与常遇春军也无法攻入庐州城内，双方就这么耗着，长达3个多月。

　　以上便是明史上有名的“安丰救主”和“庐州恋战”。从农民运动来讲，朱元璋的这一应急义举实在是值得人们大书特书；但从个人军事与事业的发展角度来看，他却因此犯了个大忌或者说是严重的军事失误。为什么呢？

　　〇85天龙兴府（洪都）生死大争夺

　　虽说安丰之围是解了，朱元璋至少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但为捞取这个政治资本而所冒的风险太大——应天城却因此空虚了一个半月，如果加上徐达、常遇春率领的主力军困顿在庐州城下3个多月的话，那朱元璋政权统治中心的军事空虚时间就要长达4～5月。这正是刘基最担心的事情。假如这个时候西线的陈友谅，伙同东线的张士诚乘虚而入；或者说不用双方部队的合攻，只派一支偏师包抄过来，那应天城就危矣！也许整个中国历史却因此而改写。谁知，与朱元璋走的这两着险棋相比较，此时的陈友谅却走了一步愚蠢得无以复加的臭棋：我们不妨把历史的镜头拉到陈友谅的老巢，看看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汉皇帝”在这段时间都在忙些什么？

　　陈友谅这段时间也没闲着，且忙得不可开交，正在武昌、九江一带拼命地打造战船，似乎是铆足了劲儿要报应天大战之仇。

　　◎陈友谅率领中世纪世界上最大水师舰队围攻龙兴府，错失进攻应天之良机

　　经过近一年的休整、造船，养兵蓄锐，陈友谅终于做好了反攻的准备。据说他造的战舰实在庞大，有人干脆就称其舰船是中国古代最大战船。当时特制数百艘大型战舰，每舰高有数丈，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之间说话都听不见，有人认为可能是防止军事上的失利所带来的军心混乱。更有每层上都设走马棚，最下面的一层建有板房，里面放了几十支大橹，每支橹都用铁皮包裹着，大概是生怕橹被箭射坏，而整个船只外涂红漆，十分扎眼。陈友谅的这支船队可以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师舰队。其船到底大到什么地步？据史料记载：每艘大型舰船可容载3 000人，中型舰船可容载2 500人，小型舰船也可容载2 000人。不仅如此，陈友谅还采取“蓬合法”，即“三丁抽一为军”，也就是讲，凡是有三个成丁（男人）的家庭抽一丁来当兵，就此在湖广地区强征了大批的民夫百姓，组建大军，号称60万，然后率领他们浩浩荡荡地从长江中游，杀奔东边来。

　　这个时候陈友谅如果乘风破浪、日夜兼程地往应天赶的话，徐达和常遇春率领的主力军还没法立即从庐州围城战中解脱出来，说不准就能将朱元璋打得措手不及。不知造化弄人还是人自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群雄争霸节骨眼上，这位“大汉国”皇帝居然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