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1——乱世枭雄

第二节 蚕食鲸吞统一浙东朱刘问对恰似“隆中”（1358～1359）

　　自打下宁国、徽州后，朱元璋就将很大一部分兵力布置在皖南，并稍稍作了休整，至于接下来向着何处发展，就考虑得很谨慎。自起兵以来，自己经历的大小战斗数也数不清了，虽说现在拥有这番天地，但毕竟来之不易啊。不过在这么久的战争生涯中，他也逐渐看出来了，要说最容易打败的敌人就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帝国官军。龙凤三年（1357）亲临宁国督战，朱元璋对皖南及其临边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皖南西边池州以西，多为西线红巾军占据的地盘，就暂时维持现状吧；东边如果延伸过去就是浙东地区，那里还存在一些分散、孤立的元军据点，而这些元军又与大都元朝本部处于隔绝状态，几乎音信不通，力量也相对比较弱小，这正是攻打他们、统一南方两浙地区的绝好时机！所以从那时起，朱元璋就留心将兵力重点逐渐转移到东南方向去，并开始形成了他统一过程中第一阶段的作战策略：巩固东西两边，重点出击元军相对薄弱的东南地区，步步推进，占领浙东。

　　浙东战场开辟的“前兆之战”——昆山石牌偷袭战其实在这样的作战策略中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东边邻居张士诚不知什么时候会发起攻击或骚扰。对此，朱元璋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命令手下将领时不时地对张士诚发起进攻，给对方制造紧张气氛，确保东南战事的顺利进行。

　　至正十八年（1358）正月初一日，一纸军令从应天传出，枢密院同佥廖永安（当时还没被俘）、判官俞通海、桑世杰率领水师对石牌的张士诚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石牌今尚有其名，是昆山阳澄湖边上的一个小镇，当年隶属于江阴。问题是这么一个小镇怎么突然会引起从淮西过来两年左右的农民政权领袖朱元璋的注意？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石牌有个叫朱定的地方上混混，因为生活无着，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贩卖食盐。在贩盐过程中他诡计多多，巧取豪夺，最终脱贫致富，挤入了当地的“富人圈”。可这样的人及其所做的事情在普通人眼里都是令人不齿的，石牌当地就有个赵姓的大款，从来不曾正眼看过他。为此，朱定十分恼怒，纠集了社会上的一些闲杂人员，袭击了赵大款家。赵大款奋起反击，朱定眼看自己要吃亏了，就投降了官府。

　　由于精于钻营，他被元朝授予了江阴判官，端起了大元帝国地方公务员的饭碗。可干了没多久，又嫌官小，捞不到什么好处，拍拍P股走人，重新混迹于江湖。元朝地方官府听说后十分恼怒，派了江浙参政纳麟哈剌率领兵士前来征讨。朱定一看，这下可完了，娄子捅得太大了，怎么办？不想想办法只能坐以待毙，想啊想，突然想到了：不是最近人们老在议论：高邮那里有个叫张士诚（当时还没有渡江到江南来）的最了不得，堂堂大元百万大军也没能把他怎么的。想到这些，朱定立即派人渡江到苏北去，邀请张士诚上苏南来。由此张士诚军由通州渡江到常熟，再下平江。

　　等隆平政权在苏州落定后，张士诚想起了当初的引路人朱定，通知他到隆平府即苏州来当个叫参政的朝官。至于位于阳澄湖边上的那个石牌小镇，张王也没忽视，派了元帅栾瑞戍守在那里。

　　从当时的形势来说，石牌还看不出来有多重要。但当常熟被朱元璋军攻占后，其通往昆山路上的石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下子凸显出来了。朱元璋命令廖永安、俞通海和桑世杰3人率兵在大年初一对石牌发起了突然袭击。没想到石牌守将栾瑞早已有所准备，立即组织反击。双方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原巢湖水师头领桑世杰在作战中阵亡，最终朱元璋军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拿下石牌，栾瑞投降。

　　消息传到隆平府即苏州，张士诚听后简直就要气疯了，不错，石牌是个小镇，但它是我隆平政权京师附近要地昆山的北部门户，你们将它给占了，岂不是卡住我的脖子！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住在应天城里的那个叫花子连大年初一也不让人休息，做他的邻居真是倒了十八辈子的霉！张士诚恨得牙根咬得咯咯响，发誓一定要出出这口气，随即下令，让人领兵前去攻打常州，想给朱元璋来个声东击西。可没想到遇上的常州守将汤和是个拥有“革命工龄”比朱元璋还要长的“老革命”，张士诚军不仅偷袭没成，反而损兵折将。后来他又发兵去攻常州和江阴，但始终都没能将它俩夺回。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张士诚的男儿血性也在这过程中逐渐地被消磨掉了。

　　从徽州打开通往浙东的门户——攻取建德路叫花子朱元璋逐渐摸透了盐贩子张士诚的脾气了，石牌之战后的第二月即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他擢升领军舍人朱文忠为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左副都指挥，兼领元帅府事，令其与邓愈、胡大海等人筹划进取浙东事宜。朱文忠就是后来的李文忠，即朱元璋的外甥，当时大约20岁。舅舅朱元璋的这番任命有着特别的用意：一来让外甥在战争中得到锻炼，迅速成为自己事业的好帮手（另一个亲人好帮手就是朱文正，当时大概与徐达在一起或者说是监视徐达等，后来因为朱文正出事了，明代国史对此多加避讳）；二来，就如朱文正监视徐达一般，让李文忠来监视邓愈和胡大海等将领。不过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无论是李文忠还是朱文正，好像都没有朱元璋那般心底阴暗，而且他们的军事天赋也很快地显现出来。

　　至正十八年（1358）三月，亲军左副都指挥朱文忠即李文忠、行枢密院判邓愈和元帅胡大海率领将士由徽州昱岭东进，向着建德路进军，取道遂安。可当走到离县治还有30多里路时，突然间冒出了一支长枪义兵武装，领头的叫什么余子贞的，挡住了去路。邓愈、李文忠和胡大海三人都是以快速反应而威震军界，如今进军碰到此等街头混混一般的义兵，哪会将他们放在眼里，操起兵器，舞了几下，就把余子贞的喽啰们全给吓跑了。邓愈等一路追赶过去，追到了淳安县城。元军闻风崩溃，淳安城一下子就给占领了，还有3 000多号元军兵士当场被俘获。消息传开，遂安守将洪某率领5 000名兵士赶来救援，却遭到了胡大海的痛击，又有400多人、30匹战马当场被俘获。而后邓愈、李文忠和胡大海三人率领队伍继续浩浩荡荡地向建德路进发。再说淳安大捷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建德路守将元朝参政不花、院判庆寿、长枪元帅谢国玺、达鲁花赤喜伯都剌和总管杨瑀等现在又听说，邓愈等三将正领兵前来攻打建德，想想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保命要紧，跑吧！就这样，建德城不费吹灰之力让邓愈、李文忠军给占领了。

　　随后朱元璋将建德路改为建安府，立德兴翼元帅府。元朝江浙行省左丞杨完者听说建德被占，不甘心失败，带了数万名溪洞兵前来讨战，想要夺回城池，没想到被邓愈等打得一败涂地，有30 000多人当了俘虏。朱元璋闻讯后，喜上眉梢，立即下令擢升邓愈为同佥行枢密院事，胡大海为行枢密院判官，李文忠留下镇守建德，并命改建安府为建德府；四年后的至正二十二年（1362）建德府又改名为严州府。

　　杭州事变：赶走恶狼迎来一只饿虎——张士诚乘机控制杭嘉湖建德路位于朱元璋军占领地徽州东部，是通往浙东的门户。建德路被拿下，浙东门户洞开，其前方所在即为四通八达的浙东重镇婺州（即金华）。当时受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之邀率军入驻浙省府治杭州的苗军元帅杨完者看到情势不妙，婺州危机，就连位于婺州北边的杭州安全也受到了威胁，他赶紧指挥将士前往徽州，想通过釜底抽薪的手法，端掉朱元璋军进攻浙东的前线大本营。可没想到他的苗军一到徽州，就遭到了驻守在那里的胡大海军的沉重打击。但苗帅杨完者还不甘心，随后又屡次率领将士去偷袭建德，梦想夺回，可每一回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样的战事延续了好几个月，到了那年的六月，左副都指挥李文忠率兵攻下婺州北部的浦江县，形成了从侧面包抄婺州的架势，眼看婺州就要唾手可得了，突然间杭州城内发生的一场内讧顿时改变了局面。

　　读者朋友可能要问了：杭州内讧跟婺州前线有什么关联？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朱元璋攻占集庆那年的春天，张士诚军迅速渡江进取苏州。而苏州与杭州距离不远，加上张士诚来到苏南后发展速度极快。当时江浙行省左丞相（大致相当于江浙联省的省长）达识帖睦迩对此十分恐惧，听说从广西杀出了一支“义兵”队伍，人称其为“苗军”，十分善战，曾在湖广诸地屡屡进攻西线红巾军，后转战于江西、安徽之间。达识帖睦迩也不打听打听对方底细，就来了个病笃乱投医，邀请杨完者统帅的苗军来杭州，维护地方安全。可苗军到了杭州后，达识帖睦迩就叫苦不迭。杨完者手下的军纪很差，山里人到了天堂杭州，大开眼界，大街上店铺里有好东西就拿，有漂亮的杭州姑娘就抢，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杭州城里民怨鼎沸。当时有民谣：“死不怨泰州张（指张士诚），生不谢宝庆杨（指杨完者）。”

　　这时省长大人达识帖睦迩也后悔不已，因“苦其逼己”，就与张士诚暗中相约，设套给杨完者。张士诚因为过去自己的军队在嘉兴与杭州等地几次被杨完者打败过，还没来得及报仇，听到达识帖睦迩有这样的想法，真是求之不得，于是两人就一拍即合，开始行动。七月，达识帖睦迩以收复被朱元璋军占领的建德为名，让杨完者出兵。杨完者是个武夫，没什么脑子，接到命令后想都没想，就把主力军派了出去。苗军主力前脚一走，张士诚派出部将史炳文部队后脚便到杭州城北，乘着杨完者不注意，突然包围了他的军营。双方激战了10天左右，最后杨完者兵败自缢而亡。主帅杨完者死讯传出，部将员成、李福、刘震、蒋英等带了30 000多名苗军，驻扎在桐庐，他们派人向李文忠请降。李文忠不敢做主，请示舅舅朱元璋。朱元璋自从定远发迹起，这一路过来，老当“掮客”或“大忽悠”，捞足了便宜，一听说有这么多的苗军将士投降，当然要了。他立即传令给李文忠，做好抚慰工作。九月李文忠赶往桐庐，接受苗军的请降。

　　杭州事变后，令人万般诅咒的苗军之患确实被除掉了，但事变的主角浙省省长大人达识帖睦迩却也从此徒有虚名，因为事变的另一主角张士诚军控制和左右着杭州与嘉兴，并欲将其势力往外发展，这就影响了朱元璋军队在浙东地区的发展。

　　讨债的都一起来了：赵普胜攻占池州、郭天爵“谋反”、张士诚俘获廖永安意想不到的事情还不至于此，就连西线、东线甚至朱元璋“家”里都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

　　〇余阙安庆殉国与赵普胜从朱元璋军手中夺回池州

　　自夺取池州后，朱元璋在西线整体上采取了守势的策略。但没想到就在发动对浙东地区攻取战争时，西线红巾军高层领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丞相倪文俊被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挟持了天完皇帝徐寿辉不断南下、东进，1358年初攻取了池州上游的沿江城池安庆。安庆上扼汉阳，下规池州，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长江上的一大要塞，元朝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派了淮南行省左丞余阙驻守在那里。

　　余阙，蒙古唐兀氏，世代居住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并定居在那里，于是他就成了庐州人。余阙少年丧父，就以教书来侍奉母亲。元顺帝元统元年他考中进士，被授予同知泗州事，后被召入朝廷，曾任中书省刑部主事，参加过《辽史》《金史》和《宋史》的编撰，当过翰林修撰、监察御史，后又改为中书礼部员外郎，外放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

　　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元廷设立淮东都元帅府，余阙被委任为佥都元帅，率兵驻守安庆。5年后的至正十七年升任淮南行省左丞，可能相当于省长秘书，上任没几天，就接到警报：陈友谅率领的西线红巾军正朝着安庆方向一路杀了过来，直捣安庆上游的小孤山。当地守军与陈友谅军血战了4天4夜，最终还是失守了，由此安庆告急！至正十八年正月，江西饶州天完守将祝宗，西线红巾军统帅陈友谅、赵普胜全面包围安庆，“金鼓声震地”，余阙率领部下拼死作战，虽身负十余处刀枪之伤但依然坚持着，直到城破，在万般无奈的情势下，引刀自刭，他的妻子与一双儿女皆投井，安庆城里共有1 000来号兵民自焚而亡，演绎了元末为元王朝殉葬最为壮烈的一幕。

　　安庆虽然被攻下了，但西线红巾军也受到一定的损伤，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至正十八年（1358）四月初一，陈友谅派遣赵普胜自安庆路的郴县出发，一路顺流东下，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冲下游的池州。当时池州朱元璋军守将为枢密院院判赵忠，听到陈友谅军来攻，他赶紧组织人马抵抗，可无论论武艺还是本领，赵忠哪是眼前这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刀赵”的对手，双方一交手，赵忠这边就兵败如山倒，瞬时间，池州给赵普胜占了。不是冤家不碰头，朱元璋真没想到，西线战事竟然会如此，真是一筹莫展！

　　〇好一个义女婿吸干了岳丈的所有养分，还让他断嗣——郭天爵谋反？

　　窝心事还不止于此，有人向朱元璋密报说：“你的小舅子要造反！”什么？他要造反？多大的胆子啊！朱元璋的舅子有3个，老大叫郭大舍，早年战死于战场；老二叫郭天叙，就是当年不服朱元璋窃取父王军权，郭子兴死后被小明王授予都元帅的那一个，他与舅舅张天祐在领兵攻打集庆的战斗中让人给暗算了；老三叫郭天爵，父亲郭子兴、二哥郭天叙死时可能他的岁数还不大，没形成气候，尽管他对借了父亲平台发展起来的义姐夫朱元璋深为不满，但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一直屈居下位。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北方红巾军龙凤皇帝韩林儿听说以后，晋升郭天爵为中书右丞，以此来安慰郭子兴的旧属，但事后又可能考虑到实际掌握大权的朱元璋心里会有想法，就晋升他为平章政事。平章政事相当于副丞相或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丞相，而中书右丞最多也就是丞相府的秘书长一类的官职，这下郭天爵的心里可不平衡了。原本入赘我们老郭家的义姐夫现在可不得了了，还真不把自己当作外人，且大有吞噬我们老郭家一切之势，就连父王万般疼爱的少不更事的小妹妹也让他给强占了，郭天爵当然有怨言了！有怨言还不能乱说，现在到处都有“猪腰子脸”或“鞋拔子脸”提拔起来的人，于是他就经常找父亲的老部下“诉诉苦”。

　　郭子兴的老部下也有“苦”要诉，如今都是“猪腰子脸”的人，我们这些“老革命”都靠边站了，能不怨吗？！但正视严峻的现实，这些人时不时地偷偷在一起发发牢骚，可他们忽视了现在当权的“猪腰子脸”的心计和手段。那时朱元璋实际上已经使用上了特务，曾让特务夏煜到宁波去“看望”方国珍，在与“明敌”争斗中用上了特务，那么在与“暗敌”角逐中又何妨不用？所以“失职怨望”的郭天爵最终被人告发为谋反。

　　小舅子要“谋反”，义姐夫该怎么办？无毒不丈夫，当朱元璋听到西线池州失守的信息后，就十分悔恨当初只对巢湖水师头领李普胜下手了，而对另一个头领赵普胜略微“仁慈”了一下、稍稍迟缓了一步，这才酿成了今天的苦果。想到这些，他立即下令，处死小舅子郭天爵，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清查和追究。至此，从正统角度来讲，当年朱元璋的大恩人郭子兴断嗣。

　　不过有人认为，郭家并没有断嗣，郭子兴除了大奶、二奶生了几个儿女外，还曾纳过一个姓李的姨太太，姨太太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郭老舍。可能是外室所生的缘故吧，郭老舍从小就比较自卑，对政坛之事不怎么感兴趣。大明开国之际，朱元璋亲属们竞相分享胜利果实，郭老舍却主动要求回老家。皇帝姐夫朱元璋这番说道：“说与郭老舍，再三留你不在，实要回乡守祖。你旧有二所庄田，我就赐与你耕种，教户部官开除粮草。”朱皇帝的这番指示换成现在话是这么说的：我再三留你，你却还是不愿留在朝，回乡做个富翁也好，我朱元璋不仅同意你这么做，还叫相关衙门照顾你一点。后来这个郭老舍在老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守护祖上的坟茔，至于郭子兴的王位与爵号就没人来继承了。从中国传统继嗣法角度来讲，郭子兴确实断嗣了。当然还有人说，郭子兴不是有个小女儿嫁给了朱元璋，生了蜀王、谷王和代王三条龙仔，有后代呀？那是我们现在人的理解，按照古人的说法，这已经不属于郭家了。郭子兴，这个曾经的恩人在被义女婿朱元璋吸干了所有的养分和利用完了所有能利用的价值后落到这步田地，想来也让人为之悲叹不已。

　　〇小小宜兴城打了一年多终于打下了，廖永安一激动却当了张士诚的俘虏

　　不过在政治场上角斗的人们可千万不能有什么怜悯与同情之心，相反得出手快、出招猛，否则的话，你就有可能成为被怜悯与同情者。从地狱边缘一路混来的朱元璋熟稔此道，在刚刚结束对小舅子“叛乱”事件的平息过程中，不就很好地展示了自己，且他还清楚：在对敌斗争中，只有一直拥有这样的心理素质，才会使自己永远立有不败之地。这不，最近手下人不断来报告，说东邻张士诚派兵偷袭了常州、江阴和常熟等地，虽说在常熟福山港和江阴城下两次都被打败了，但看来不给那个盐贩子一点颜色看看，还真不能确保东邻边境的安宁。

　　至正十八年（1358）九月，朱元璋派遣使者，前往西太湖宜兴前线，告诉在那儿领兵作战的主将徐达和邵荣说：“宜兴是个小县城，城小防御起来方便，不太可能有什么空隙和漏洞，加上它的后方补给又源源不断，这就是我军自去年七月开始进攻一直到现在，已经一年零三个月都未能拿下的主要原因。听说宜兴城西通太湖口，张士诚军的粮饷通道就在此，我们应该集中兵力先将他的这条饷道给截了，让城内的粮饷发生紧张，然后再发起攻城，宜兴城必破！”徐达、邵荣依计行事，分拨一部分兵士封绝太湖口。果然，没到一个月，即那年的十月初九日，宜兴城内的张士诚军投降。

　　打了一年多终于攻下这座城池，将士们可高兴啦，同知枢密院事廖永安更是得意忘形，下令水师将士们迅速出发，去攻打太湖里的张士诚军。但人家张士诚毕竟还是一方豪杰，哪那么容易说打就能被打烂的。廖永安进入太湖没多久，就让张士诚手下大将吕珍给活捉了。在押往苏州后，张士诚因为爱惜这位巢湖水师将领的才能与勇猛，想让他投降，可廖永安誓死不从，在苏州坐了8年监狱后，最终死在了牢里。朱元璋为了表彰他的忠勇，遥授他为光禄大夫柱国、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楚国公，赐号“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与朱元璋亲征浙东轻松拿下婺州在上述三个方面突发事件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朱元璋终于缓过神来，想起应该加快南线战事的进度呀，否则不知道又会生出什么变数来。至正十八年（1358）十月，他下令给刚刚攻下兰溪县的枢密院判胡大海，让他整顿当地秩序，设立闽越翼元帅府，分兵扼守其要害，然后抓紧时间，迅速从兰溪出发，向婺州城即金华挺进。

　　〇朱元璋亲征婺州与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

　　兰溪就在婺州的边上，它的东北方浦江又给李文忠攻下了，按照常规来看，攻取婺州不说是囊中取物，但也应该是指日可待，但没想到的是，胡大海军队在婺州城下打了整整两个月，就是没能拿下它。朱元璋闻讯后决定亲征，他要集中优势兵力，尽快将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浙东地区给占了，构成对张士诚政权的南、西、北的三面包围，同时又能堵住西线红巾军陈友谅的东进之路，打破他的步步紧逼策略，为自己的统一大业走好关键性的第一步。

　　为了走好这一步，十一月三十日，朱元璋从宜兴前线调回徐达，让他与李善长一起留守应天，并任命毛骐代理中书省事，自己则带上亲军副都指挥使杨璟等，率领100 000大军向南进发，途经宣州和徽州时曾作短暂停留，“召故老耆儒访以民事”。

　　当时徽州地区有名的儒士如唐仲实、姚琏等闻讯后纷纷前来拜见。朱元璋说：“自元朝失政以来，老百姓流离失所，早已厌倦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十分渴望安定下来，这样的情形可能比干渴的人们渴望喝水还要厉害，我朱某人不是不知啊！”唐仲实说：“自主公您的大军到来后，我们老百姓踏实多了。”朱元璋问：“邓愈元帅征发民众修筑城池，老百姓有没有怨言？”唐仲实说：“怎么没有？很多啊！”朱元璋大惑不解：“筑城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老百姓怎么还会有怨言？”随后他又这样说道：“一定是邓愈做事太急躁，催促太急迫，这才导致了怨言四起，那可不好，失人心的啊！”说完，他叫人去通知邓愈：马上停止筑城。朱元璋又问：“据说唐先生博通今古，想必清楚古往今来的成败之道，‘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应该是唐高祖，可能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的缘故吧——本书作者注）、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就是问这几个大一统王朝的开国君主靠什么来平定天下，统一华夏？唐仲实说：“您所说的这几位君主都是因为不滥杀人，所以他们能统一天下！主公英明神武，剪除祸乱，未尝滥杀，征收军用也差不多在合理的范围，开创之初，超于前代。但从现在的徽州的情况来看，老百姓生活虽然有了安定，可还不能休养生息。”朱元璋说：“老先生所言极是，我积蓄少花费多，向老百姓收取一点，也是迫不得已啊！而且都花费在军事上，从没将一分一厘用于个人享受。老百姓的疾苦，我时时刻刻都想着，总考虑如何让他们能真正地休养生息，哪敢忘记啊！”唐仲实说：“如果真像主公所讲的那样，那么百姓们的安定生活就有希望了。”朱元璋说：“你们说说看，还有什么治政举措不到位或有弊端的？”唐仲实等一一列举，朱元璋不停地点头称是。

　　据说在徽州逗留期间，元帅邓愈曾向朱元璋推荐了一位在当地十分有影响的名儒朱升。朱升，徽州休宁人，元顺帝至正四年登乡贡进士第二名，曾任池州学正。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他弃官隐居石门山，读书不止。朱元璋老早就听说过朱升的名声，现在到了徽州，又有邓愈推荐，无论如何也得向这位老先生请教一番。于是他就模仿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的做法，造访朱升，向他请教夺取天下、统一全国的计策。朱升回答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说搞好自身根据地建设，增加自身实力；发展生产，多多储蓄军粮；不过早地称王称帝，这样可以避免招惹别人打击。朱升的这九字谋略其实在朱元璋那里早就使用或言部分使用了，只不过草根、泥腿子不会总结，如今让老先生说得茅塞顿开，当即“命（其）预帷幄密议”，而这九字方针从此以后也就成为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根本性的理论指导。

　　〇朱元璋设计巧取浙东重地婺州（即金华）

　　从徽州出来，朱元璋就领着100 000大军取道兰溪，大约在十二月中下旬之间到达了婺州。婺州位于建德府（后改名为严州府）东边，介于建德府与台州府之间；台州府是浙东方国珍割据势力的范围，其南临处州府，北接绍兴府，而绍兴府正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因此说，朱元璋要想夺取浙东，婺州之战事关大局。想当初胡大海进攻婺州之所以久攻不下，关键性的原因就在于：第一，进攻婺州的军事力量薄弱，虽说当时婺州北部的浦江已被李文忠占领，但浦江之北的诸暨却是张士诚的军事据点，因此说浦江守军不能轻易出动，剩下的就只有胡大海部队了，力量显得很单薄；第二，驻守婺州的元军主将叫石抹厚孙，他的哥哥石抹宜孙是元朝的参知政事，在元末那个时代里他算得上是个不错的军事人才了，当时正驻守在婺州南面的处州。石抹兄弟南北呼应，老母亲又居住在婺州城里，所以弟弟石抹厚孙这边有点什么事，做哥哥的石抹宜孙会格外关注。朱元璋来到婺州城下先摸了一下底细，然后下令将士们围城。在处州的石抹宜孙听到这个消息后很为母亲与弟弟着急，急忙召来手下谋士胡深与章溢商议对策，几个人商量后决定：叫婺州的石抹厚孙按兵不动，处州这边连夜制造数百辆狮子车，用以装载兵士，然后由胡深等率领，偷偷地急速赶往婺州，援救石抹厚孙；以此同时，石抹宜孙自己则率领10 000精兵从处州北部临近婺州的缙云出发，北向应援。

　　朱元璋派人侦查了敌方的军事意图后分析：石抹宜孙还属于比较会打仗的，碰他这一路，似乎不太明智，应该寻找薄弱环节。后来听说胡深率领的这路援军打松溪山路过来，朱元璋一下子就来劲了，情不自禁地跟将领们说道：“就在这里做文章！”众将听了一头雾水，朱元璋解释说：“松溪这路过来的援军走的多是山路，山多路窄，车行肯定不便。如果我们派一支精兵在这路上设下埋伏，就一定能将这路援兵给打败。援兵一败，婺州城里的人还有什么心事坚持下去？”众人一听齐声叫好。朱元璋当即命令胡大海养子胡德济率领一支兵马，在松溪那一路援军到达的前方设下了埋伏，随即便将其打败了，领头的胡深逃回了处州。

　　援军在来的路上就被消灭了，孤立无援的婺州城内元军听到消息后顿时就恐慌起来。原本城内的台宪官与将领们划界分守，号令不一，这本身就是兵家之大忌，现在大家见到形势愈发不妙，援军都被干掉了，守下去何日是个尽头，算了，投降吧！枢密院同佥宁安庆与都事李相等就这么想着，且他们还付诸行动，令人打开婺州城门，婺州当即被朱元璋军占领，南台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孙等地方高官相继归降。

　　“圣人”创立模范“特区”，稳固浙东统一前哨根据地婺州攻占后，朱元璋的心里爽透了，不过他并没有为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为了拓展更多的领土和谋求更大的利益，除了军事征讨之外，还必须要收揽人心。为此，自进入婺州城那天起，他就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做文章，试图将婺州打造成“王师”模范“特区”：

　　第一，设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分省，构建和完善地方军政机构。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在婺州设立的地方性行政机构级别很高，是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的分支行省，亦称浙东行省，以此作为未来“收复”浙江全省的行政管理基础，调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李梦庚、郭景祥为分省左、右司郎中，中书省都事王恺为分省都事，中书省博士夏煜为分省博士，中书省管勾栾凤为分省管勾，以汪广洋为照磨，儒士王祎、韩留、杨遴、赵明可、萧竞章、史炳、宋冕为掾史；并立金华翼元帅府，以袁贵为元帅，吴德真为副元帅。除了建立分支行省机构外，朱元璋还十分重视婺州府县级管理机构的构建，改婺州路为宁越府，任命当地有着一定名望的儒士王宗显为知州；宁越府下分列诸县，由帐前总管（可能相当于警卫军总负责人）陈从贵兼知东阳县事，领兵300戍守东阳；义兵元帅吕兼明兼永康知县；帐前总管王道同为义乌知县，杨葛为武义知县，等等。

　　这样的机构构建不仅使婺州地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有效地管理与控制，而且从朱元璋任命的这些地方官吏来看，不是从应天大本营调去的“老革命”，就是跟随他南征北讨的警卫军心腹。以军官来代理行政官僚，在那个非常年代里，还是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或者说，虽然浙东远离应天南京，但它与朱元璋心理的距离还是相当近的。换个说法，自此以后，朱元璋牢牢地掌控着浙东地区。

　　第二，继续尊奉小明王的龙凤政权为正统，打出红巾军反元旗号，赢得人们的心理认同。

　　浙东地区在至正十一年至十二年间曾经是红巾军起义的活跃地区，“弥勒降世”“明王出生”“反元复宋”这一类思想在当地民众中有着相当的市场。朱元璋十分聪明，在运用资源方面，用今天时髦话来说，就是用足、用好。据说当时在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分省衙门前，朱元璋叫人竖了两面大黄旗，上书：“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大旗旁边各立一牌，上书：“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这样的政治宣传恐怕不仅仅给人感觉：这支军队与以前元军有所不同，而且还是反元的，以“中华”和“重开大宋天”等字样更多地突出这支新来军队和它主子的心愿：恢复中华传统，恢复大宋天下，也就是正统的中原王朝、中华帝国，这在讲究中华与正统的浙东地区很能引发共鸣，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一下子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从历史实际来看，当时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后来跟了朱元璋。

　　第三，注意军纪整肃，给当地民众营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自渡江以后，朱元璋特别注意自身军队建设，尤其重视军纪问题。可战争时代，既要打硬仗、打胜仗，又要使军纪维系好，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战场上本领好、敢于玩命的，一般遵守军纪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还有一些权贵因为自身身份特殊也会“无意识”地触犯军纪。譬如朱元璋身边有个姓黄的知印官，自以为是第一人的心腹秘书吧，居然擅自闯入婺州城内百姓家里去抢夺钱财，影响极其恶劣。朱元璋知道后很恼火，下令将心腹黄秘书斩首。当时婺州城内的老百姓还不怎么相信，第一人的心腹秘书就要被开刀问斩了，大家都出来看啊，顿时行刑场上里三层、外三层都是看客。随着黄秘书的人头落地，婺州人终于信了：姓朱的部队确实与众不同，当地秩序很快也就安定下来了。事后朱元璋还告诫将领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兵士，绝不能让他们嗜杀。这还不仅仅是为我们军队获得好名声，给老百姓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且也是为你们自己的子孙后代积德啊。由人及己，由己及人，说理透彻，对整顿军纪和创造和宁的浙东社会环境起到前瞻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第四，打开官仓，发粮赈济贫民，下令禁酒。

　　元末各地灾荒不断，即使是富庶的江南地区也未能幸免。朱元璋进入婺州城后，发现贫困百姓正嗷嗷待哺，他当即下令，打开元朝官府的仓库，取出粮食，赈济贫民。同时，针对江南地区长期存在的民间酿酒习惯，他发出了禁酒令，以减少粮食的消耗。禁酒令下达后，枢密同佥胡大海的儿子却偏偏犯了禁令，朱元璋为之十分恼怒，打算依法行事。可都事王恺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胡大海是军中大将，眼下又率兵正在绍兴前线作战，你把他的儿子抓起来给杀了，万一胡大海听到消息后有什么想法或叛逃了，那可麻烦大了。但朱元璋却斩钉截铁地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说完，他亲自动手把犯事者给杀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执法必自贵近始，中国传统社会“法治”理想在那时的朱元璋政权那里得以部分实现。由此下来，婺州等浙东根据地渐趋稳固，朱元璋也愈发得民心。

　　第五，延聘与任用地方名士与世族，争取更多知识分子和社会有产阶层的支持。

　　朱元璋自身没文化，吃足了没文化的苦头。但自从遇上冯国用兄弟起，他就开始尝到了拥有知识分子相助与支持的甜头。婺州是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人称小邹鲁，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这些人不仅在浙东地区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能赢得他们的支持，那么无疑对于自己的统一大业和走向帝王宝座都有莫大的帮助。朱元璋老早就不是朱重八了，他的眼光与视野越来越宽、越来越广。进入婺州城后，他召见了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等地方名流，“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即让这些儒士每天在浙东行省会餐，由两人轮流为他讲解经书与中国历史。

　　当时有两个儒士很另类，一个叫范祖干，一个叫叶仪，他们都是捧着朱熹注释的《四书》前来面见朱元璋，且指着其中的《大学》篇说道：“治理天下之道说到底都逃不出这本书！”朱元璋听到这话，觉得十分好奇，就让范祖干讲讲这里边的道理。范说：“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出发，乃至治国平天下，说来说去，就是要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只有这样了，天下才有可能达到‘治’的地步啊！”朱元璋听后似乎很有体悟：“圣人之道，可用作万世之法啊。我自起兵以来，军纪号令、奖赏刑罚都力争整齐划一，否则，你想，怎么能让大家心诚悦服呢？！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治乱之理大概也是如此吧！”从范老先生所说的来看朱元璋所对答的，两人其实并不完全吻合，或者说范老学究所要的是天下大乱之后的社会秩序，而朱元璋可能考虑到的是对方的社会名声，即使自己懵懵懂懂，但也想留下对方为自己服务，当即命范祖干和叶仪留下，任军中谘议。可叶仪说自己身体不好，范祖干以家中老母要侍奉为名，一一推辞不干。朱元璋也没怪罪他们，任由他们回家，后还曾旌表范祖干的孝行，命其所居之所为“纯孝坊”。

　　朱元璋在婺州还曾礼聘了3大名士，一个叫许瑗，江西乐平人，元末流寓到婺州，在元朝科举考试中名列地方贡举头名，相当于现在的地方高考状元。他曾跟朱元璋说：“非广揽英雄，难以成功！”朱元璋听后很有启发，让他做了谘议参军，后许瑗出任太平知府，与朱元璋侄儿朱文正一同主持太平保卫战，最后殉难于任上。

　　第二个名士叫王冕，浙江诸暨人。出身于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里，小时候父亲叫他去放牛，就在放牛时，他听到附近官学里的学生在读书，很好奇，于是就偷偷地溜进了学校，跟着那些学生一起读起书来。读着读着，竟然忘了自己出来干什么的，直到太阳下山时，他才突然想起自家的牛还在外头，赶紧出去找。牛不见了，回到家里被父亲好好揍了一顿，本该长个记性了，可王冕对读书的痴迷依然不改。母亲看到儿子这样，就跟丈夫说：“我家这个儿子既然这么喜欢读书，我们何不任其自然吧！”王父依了，从那以后就不再过问儿子的事。白天干活，夜晚因为家里穷得点不起灯，王冕就跑到庙里去，坐在佛腿上，借着寺院里的长明灯夜夜苦读。附近有个儒学大师叫韩性的，听说了王冕好学之事后十分感动，就收了他为弟子，王冕一下子成了当地闻名的通儒。韩性死后，弟子们一致推举王冕为他们的学术领袖。但就这样的学术领袖在元朝的科举考试中却屡屡不中，后来他干脆放弃不考了，在北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游。有个蒙古官宦听说了王冕的故事后，曾想推荐他到元廷中去出任翰林之职，却遭到了他的拒绝。通过自身的科考磨难，王冕看到了当时常人所看不到的“历史前景”：腐败的元王朝寡头统治长不了！回到家乡后，他带了妻儿隐居到九里山，建起住宅，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在自家的屋子周围种植了数千株梅树，加上他又喜欢画梅花，人称其为梅花屋主。据说王冕曾模仿《周官》体例，写了一部书，并跟人说：“我这本书一定得献给明主，伊尹（商朝开国勋臣）、吕尚（即姜太公，周朝开国勋臣）事业就不难实现了！”朱元璋攻占婺州后，听人说起了奇人王冕，不免动了心，将他召来，留在幕府中做参谋，即授予谘议参军。可惜王冕没福气，当了个幕僚官没多久就病死了。

　　朱元璋在婺州礼聘到的第三大名士就是明初朝廷上下无人不晓的大文人宋濂。当婺州城被攻下时，宋濂正在龙门山隐居着。朱元璋早就听说了文化大名人宋濂，更想请他出来做事。刚好那时婺州新开了郡学，宁越知府王宗显延聘儒士叶仪、宋濂来郡学任教师，专授《五经》，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各个名士各有具体的教学与教务工作，底下会聚了一批的学员。就这样，在众多儒士们的努力下，当然更多的是由于朱元璋的重视与支持，浙东地区的地方官学在那一派杀伐声中正式开启，琅琅读书声传向四方，朱元璋重视文化人的美名也开始为世人所熟知了，“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

　　除此之外，在婺州时朱元璋还十分重视地方有产阶层力量，争取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他曾选用婺州七县的“富二代”充当自己的警卫兵，名曰：御中军，以示对他们及其家族的重视与肯定，这对笼络地方经济实力派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浙江浦江有个姓郑的大家族，自宋代以来世代聚族而居，且家族中很多子弟出入官场，据说当年政府曾旌表郑家为“义门”。可在元末大起义爆发后，“郑义门”阖族“携家避入诸暨”。朱元璋知道后“遣帐前先锋率民二千，护其家归浦江”。

　　第六，布置浙东地区新战略，稳固新开创的模范“特区”。

　　婺州（1360年改名为金华）占领后，尽管朱元璋对各个层面都予以了重视，但在战争年代里军事胜利才是根本。为了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正确的策略就显得格外重要。早在应天时就已拟定了浙东地区的攻守方略，但亲临婺州等地后，朱元璋获悉了许多新的信息，根据实际对于原本的攻守方略有必要作些修正，确立婺州三面不同的斗争策略：对于实力并不强大的南面元军控制下的处州和西南衢州，采取引而不发的战略；对于北部的张士诚，仍继续使用猛烈打击的手段；对于控制着东部和东南部的方国珍割据势力则运用招抚和拉拢的手法。

　　凤阳“大忽悠”朱元璋居然被浙江“混混”方国珍给“忽悠”了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1358）年底，朱元璋乘着自己军队占领婺州、声势压顶的大好势头，派出主簿蔡元刚、儒士陈显道和中书分省典签刘辰出使庆元（后来改名为宁波），招降方国珍。

　　方国珍在元末几支有名的反元割据势力中可能是力量最为薄弱的一支，但他起义时间最早，且十分狡猾，反复无常，就连元朝朝廷也被他耍得团团转。至正八年（1348）发动反元起义后，方国珍和他的哥哥方国璋、弟弟方国瑛、方国珉等聚集了数千人劫夺元朝海运漕粮，拘押元朝官吏。元政府命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率兵前来征讨，没想到“贼寇”没讨成，朵儿只班反倒当了俘虏。

　　这下可好了，方国珍有了跟元朝政府讨价还加的资本，要求元方封他为官。元朝政府担心：如果不答应的话，自己的海上漕运线就得被掐断；但如果就按照方氏的要求给封了官，这岂不是鼓励大元帝国臣民都起来造反吗？就在这两难之际，元方最终作出了这么个抉择，封方国珍为庆元定海尉。中国人向来官为本，有了一张狗官皮就变得十分了不得了。方国珍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尽管忙乎了半天只捞了个类似乎县人武部部长的职务，但他还是充分发挥自己“盐商”的聪明才智，以元朝授予的官职头衔回到家乡黄岩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北方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发动颍州起义后，元政府命令江浙行省招募水师，驻防长江。方国珍看到形势不妙，赶紧带了弟兄们逃亡海上。台州当地官府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率领小股水军航海前去招降，方国珍把泰不华给杀了，将死尸扔入大海里喂鱼。这下惹得元朝官方一片震怒，江浙行省派出大股水师征讨方国珍。方国珍一看：情况不对劲，不要说还手打了，就官方水师人数的绝对优势也足够将方氏势力吞噬，好汉不吃眼前亏，有奶就是娘，奸商的奸智在方国珍身上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派人到元大都北京去活动，贿赂了元廷中央领导，并表示自己愿意招安。

　　元廷又信了，任命方国珍为徽州路治中（职位比以前提升了不少），但有个条件：必须要他交出所有的船只，并遣散部众。这样的苛刻条件岂不是要了方国珍的命么，听到消息后，他立即又开始了反元，率领1 300多条海船，迅速封绝了海上通道，并连连攻陷台州、温州和庆元诸路，也就是控制住了整个浙东沿海区域。

　　至正十六年年初，张士诚南下，攻占江南地区。元廷无奈之下再次低下高贵的头颅，体面的说法：招降方国珍，授予他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他的哥哥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条件是方氏为元朝解决海上漕运问题。第二年，元廷晋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条件是叫他去攻打曾经击退元朝百万大军的张士诚。当时张士诚在西线遭受“猪腰子脸”的屡屡打击，几乎没有过多考虑东线原本无冤无仇的方国珍来个突然袭击，据说在昆山与太仓交界的奣子，方国珍军七战七捷，弄得走投无路的张士诚最终也归降了元朝，方氏这才撤军昆山。

　　就这么一个毫无道德操守的人渣、恶棍、无赖在那时候却特别吃香，官也越做越大，方氏一家的兄弟子侄在元朝那里都当上了大官，掌控着浙东沿海的渔业和盐业大利，成为割据浙东沿海地区的一大恶霸。曾经有个叫张子善的同乡人劝方国珍以浙东为根据地，进窥江东，然后伺机北上中原，争取成就一代霸业。方国珍听后还算有自知之明地这般说道：“吾志始不及此！”

　　对于这样的无赖、泼皮，昔日长期混迹于此类人中的朱元璋何尝不知，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些部分还是相通的。所以在攻下浙东婺州后，他就马上派人致信方国珍，劝他主动归降。方国珍接到信后，一边用好酒好菜还有妖艳美女来招待刘辰等使者，想以此来拉人入水，但没想到遭到刘辰等人的叱责；另一边他召集兄弟与部将，讨论如何回应朱元璋的劝降信，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觉得：“江左（指应天朱元璋）号令严明，恐不能与抗。况为我敌者，西有吴（指苏州张士诚），南有闽（指福建割据势力陈友定）。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变。”随后回信并派出使臣去见朱元璋，并奉上黄金50斤、白金100斤、金织文绮100匹，表示愿意与朱元璋合兵共灭张士诚。

　　朱元璋看了方国珍的回信后，又派了浙东行省都镇抚孙养浩上庆元去，告诉方国珍：我们知道了！其他什么话也没说。方国珍琢磨着：这什么意思？看看婺州及其周围的形势，从濠州来的这个叫花子的架势还真不能小瞧，怎么办？再忽悠他一回？想到这里，方国珍狡黠地笑了。

　　龙凤五年、至正十九年（1359）三月，他再次派遣郎中张本仁来到婺州，面见朱元璋，主动提出愿意献出温州、台州和庆元即宁波三郡，并以次子方关作为人质。方国珍割据势力的范围也就是上述三郡，现在他说要献出三郡，岂不成了光杆司令，要是真这样他还不如前来婺州归降呐，可问题是他没来。这说明了什么？方国珍在耍人，或者说忽悠人，“大忽悠”朱元璋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但也不好点得太明，虽然自己在婺州是取胜了，但前有处州元军，后有张士诚军，一旦方国珍那一头逼得太急了，弄毛了，兵戎相见，难料有谁乘机从中渔利呐，所以聪明的办法就是稳住方国珍，他来忽悠我，我何不再来忽悠他呢！于是当着方氏使臣的面故意这样说道：“古代的时候，由于担心别人不按约定的去做，搞了什么盟誓。盟誓要是变了，就交换质子，这都是衰败之世的事情，我们又何必要模仿呐！凡是盟誓和交换质子的，都是由于相约者之间不能相互信任而导致的。现在方君既然能诚心归降，我朱某人当以推诚相待，就如青天白日一般清澈明亮，何必要相互怀疑、互为质子呢？！”说完，下令厚赏方国珍次子方关，并让他随同使者一同回去。

　　方国珍见到使臣与儿子一同回来，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自己的一个小伎俩居然能将江湖上广传的“大忽悠”给忽悠过去，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于是就继续游走于元朝与朱元璋两边，哪一边对自己有利就站哪一边，“阴持两端”。

　　这样的日子方国珍过了半年，到了龙凤五年、至正十九年（1359）八月左右，常遇春军攻克衢州，朱元璋在浙东地区的统治更加稳定、势力范围更加扩大的情势下又开始“惦记”起方氏“老伙计”，派了博士夏煜上浙江去，任命方国珍为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璋为福建行中书省右丞，方国瑛为福建行中书省参政，方国珉为枢密分院佥院，“各给符印，仍以本部兵马城守，俟命征讨”，并令其尊奉龙凤为正朔。

　　自鸣得意了几个月的方国珍没想到朱元璋还有这一手，见到特使夏煜，一下子就慌了神，想不接受吧，前番自己已经说得那么满了，赖也赖不掉了；接受吧，这不等于自己做媳妇找个婆婆来管管自己，没事吃饱了撑着！怎么办呢？最后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借口，就说自己有病，做什么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之官职，方某人无法接受就任，至于那枚平章政事的官印还是会好好保管的。方氏兄弟除了老小方国珉任枢密分院署事外，其他几个谁也没有将朱元璋的任命当回事，更不奉龙凤正朔。

　　为防止朱元璋采取过激措施，方国珍还给出了这样的答复：“当初我要奉献出温州、台州和庆元给明公，就是为了这三郡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利益考虑，私下里以为你会发兵前来接管。现在看来你不但不发兵来，反而要我尊奉龙凤政权为正朔，这可不是弄着玩的。我的左邻右舍张士诚和陈友定都是元朝的走狗，他们仇视反元起义政权龙凤小明王，一旦我奉行龙凤为正朔，他们还不得发兵来打我！一旦来攻打了，援兵又没有，那么情况就相当危险了。所以我想啊，还是以继续尊奉元朝为正朔，免得让人揍。再说想当年我方国珍第一个出来反元，元朝人实际上恨死了我，之所以能招抚我们四兄弟，授予大官职，那也是他们迫不得已啊，要是我们实力不行的话，那他们非得把我们吃了！总而言之，明公，您要是用上我方某占有的这三郡，没得说，您多发起些兵马来戍守，我见到大军，当即交出三郡，然后国珍我领着哥哥弟弟一同上应天去，听候明公的命令与指派。只是任职一事，明公也知我方某已经领受了元朝的任命，既然早就做个人家的官职，如果我再来接受明公您的任命，这岂不首鼠两端？”方国珍的这封信写得还蛮有水平的，核心精神就是巧妙地对朱元璋说：“不！”朱元璋何等人，当然清楚方氏的奸诈，由于考虑浙东形势整体格局的复杂，最终决定先忍一忍，等灭了老与自己作对的张士诚，回头过来再收拾方国珍，他说：“且置之，候我克苏州，虽欲奉正朔则亦迟矣。”

　　朱元璋军攻占衢州与处州，统一浙东大部分地区朱元璋将婺州东边的方国珍这一头放一放，可对北边的张士诚与南边的处州元军那两头却不仅没放，反而抓得更紧。

　　〇从张士诚嘴里叼走诸暨和张士诚报复的失败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底，朱元璋任命耿再成为行枢密院判官，令其率兵屯驻缙云县黄龙山，为攻取处州做好前期军事准备。与此同时，命令行枢密院同佥胡大海率兵攻打近邻婺州的绍兴府西南重镇诸暨。张士诚守将华元帅战败宵遁，诸暨随即被占领。朱元璋下令将诸暨改为诸全州，以帐前元帅张彪为统军元帅兼知州事，王玉为副元帅兼本州岛同知，浙东行省照磨汪广洋为军储总负责人，并命大将胡大海率兵继续北上，攻打张士诚控制下的绍兴。数日后在诸全州设立枢密分院，置明海翼元帅府，擢升谢再兴为院判，王玉等为元帅，驻守诸暨。

　　好端端的诸暨一眨眼的工夫由盐贩子手中转到了叫花子那里，张士诚听到浙东前线的军事急报后气不打一处来，自从遇上淮西来的这个叫花子后，我诚王只有挨打、受罪的份。张士诚越想越气，咬牙切齿一定要报这个仇。新年二月初一，他下令给将士们去攻打被叫花子先前夺去的江阴，出其不意地给他后院放一把火。据说当时张士诚发足了狠劲，派出了大量的水师，那水师战舰的帆布几乎将江阴的江面都给盖住了。江阴守将吴良看到这等架势，命令将士们守城勿出，然后叫上弟弟吴祯率领一支偏师从北门出城去迎战。张士诚军看到吴祯人数少，猛打猛攻，正得意间，冷不丁地后面遭遇到了吴良派出的元帅王子明率领的几十号壮士的袭击，一下子军阵大乱，连主将陶元帅和禆将宋贯都给俘虏了，“溺死者甚众”。

　　张士诚不甘心啊，而后几次调兵遣将对于李文忠镇守的建德府也发起了进攻；差不多同时又令降将陈保二进攻宜兴，李伯升进攻婺源，还有一路进攻常州，但这一系列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最臭的是领兵进攻宜兴的将领陈保二还给俘虏了，常州之战中1 000多人、40多条战船给汤和俘获。如此连续性的失败和打击使得张士诚后来越来越颓废。

　　张士诚越来越颓废，朱元璋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东抚北打双拳出击下，浙东战事局面逐渐进入了诸方角逐相对平衡状态。鉴于如等局势，朱元璋决定再对浙东战事做个布置后，迅速赶回应天去，自己出来毕竟已有半年多了。临走前他将进攻绍兴受挫的大将胡大海召回，当面告诉他：“宁越为浙东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将归建康，以尔为才，故特命尔守其衢、处，绍兴进取之宜，悉以付尔。宋伯颜不花在衢州，其人多智术；石抹宜孙守处州，善用士；绍兴为张士诚将吕珍所据。数郡与宁越密迩，尔宜与同佥常遇春同心协力，俟间取之。此三人皆劲敌，不可忽也！”接着又任命左右司员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恺、管勾栾凤综理钱粮军务事，协助浙东军事进攻。

　　〇朱元璋返回应天

　　朱元璋之所以要急忙赶回应天，是因为他一向采取守势的西线战场那时出现了新变化。胡大海进攻绍兴受挫的那些日子里，徐达与俞通海组织军队，乘着陈友谅东进轻敌的良机，冷不丁地杀了回马枪，夺回了被西线红巾军悍将赵普胜占领的池州。消息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当即下令擢升徐达为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俞通海为佥枢密院事，又立枢密分院于宁越府，以常遇春为镇国上将军、同佥枢密分院事守之。可喜事过后没多久，不好的消息又传来，俞通海在攻打赵普胜军时再次受阻。“旧愁”加“新恨”，对赵普胜恨得牙根都要发痒的朱元璋顿时来了灵感，设局害死了赵普胜。本以为赵普胜死后，西线军事形势会有所缓和，没想到陈友谅大军竟然绕过池州，直赴太平，太平距离南京很近，冥冥之中朱元璋感觉到：自己与陈友谅之间的一场恶战不久就要开始了，而一旦开始，军事上最为忌讳的就是两线甚至多线作战。想到这些，朱元璋立即派人上浙东去，敦促前线将领尽早发起新一轮进攻，一来确保浙东根据地的拓展与稳固，二来壮壮自身军队的声势。

　　〇常遇春“上天入地”拿下浙南衢州

　　再说此时的浙东战场，经过一两个月的努力与发展，形势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将进攻衢州遭受失败的陆仲亨给换下来，由枢密院同佥常遇春率兵攻打。衢州元朝守臣廉访使宋伯颜不花等悉力备御。常遇春看到今天棋逢对手了，一时难以攻下，赶紧令人在衢州城的6个城门外建起奉天旗，竖立栅围，围住城门，同时建造吕公车、仙人桥、长木梯、懒龙爪等登城工具，将它们造得与衢州城一样的高度，以方便将士们登城。除此之外，还在大西门、大南门城下挖掘地道，准备用于地下攻入，真可谓“上天入地”，无所不用。宋伯颜不花也厉害，你来吕公车，我叫将士们用成捆的干燥芦苇浇上油，投到你的吕公车上，烧死你们；你来什么懒龙爪，我叫人造千斤称来钩拉你们；你们用登城木梯，我叫将士们用大斧头去砍断你们木梯的腿……双方相持不下好久，最终还是反应灵敏的常遇春发现：衢州南门防御有疏，立即派出奇兵突入南门瓮城，毁掉敌人的石炮，命令将士们加紧进攻，大约打了两个月，一直到了九月中旬时，衢州城内的元枢密院判张斌等终于受不了，密约常遇春，打算投降，并打开了城门。常遇春军顿时蜂拥而入，迅速占领了衢州，并俘虏了宋伯颜不花及院判朵粘等，缴获粮食8 000石。衢州随即改名为龙游府，以武义知县杨苟知府事，并立金斗翼元帅府，以唐君用为元帅，夏义为副元帅，朱亮祖为枢密分院判官，宁越分省都事王恺兼理军储，常遇春还宁越。

　　〇胡大海等攻占处州，浙东地区基本统一

　　衢州被攻下后，浙东南部就剩下一个处州了（方国珍势力范围除外）。对于处州的军事进攻准备早在朱元璋亲临婺州时就已经开始进行，当时派了耿再成进驻处州北部的缙云黄龙山，谋取处州。元朝处州守将石抹宜孙看到这样的军事架势，也开始了以防御为主旨的军事布防，派遣元帅叶琛屯兵桃花岭，参谋林彬祖屯兵葛渡，镇抚陈仲真、照磨陈安屯兵樊岭。另外还派了元帅胡深驻守处州西部的龙泉，防止朱元璋军抄他们的后路。

　　从双方这样的布兵对垒来看，这无疑是一场旷日持久之战了。问题在于当时浙东地区元军势力日渐减损，元朝地盘越来越小，石抹宜孙手下将士心里都清楚：现在元朝在浙南能否继续保持统治地位的所有希望就在他们这些人身上，那么多的部队，那么多的武器，到现在都到哪里去？大家都心照不宣，识时务者为俊杰，原先积极对抗朱元璋军的元帅胡深此时首先起了变化，他带了手下人抄小路前来归降，且告诉说“处州兵弱易取”。胡大海听说后高兴得不得了，立即下令，部队迅速出发，到达樊岭与耿再成部会合，然后再对石抹宜孙军发起进攻，连拔桃花岭、葛渡二寨，一下子将军队开到了处州城下。石抹宜孙一看大势已去，与浙东名士叶琛、章溢一起逃往建宁，处州和属下七县随即被胡大海、耿再成等占领。

　　朱元璋听到喜讯后，下令改处州路为安南府，以义乌知县王道同知府事，并立安南翼元帅府，以朱文刚为元帅，李佑之为副元帅，耿再成为枢密分院判官，驻守处州，分省都事孙炎总理军储。

　　刘基为首的浙东“四先生”出山与明代版的“隆中对”

　　〇朱元璋升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

　　处州的攻占，标志着朱元璋浙东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也是他发动地区性统一战争的胜利。人们常说：好事成双。这不，就在浙东战场攻占处州的捷报到达之前的龙凤五年（1359）五月，“老领导”宋小明王颁发诏谕，擢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也就是说尽管当时朱元璋雄踞一方，且不断地发威动武，甚至还蚕食鲸吞浙东地区，但他的公开名分却是小明王龙凤政权下江南行省的最高行政领导、一把手。宁愿做人“小”，与一开始就公开称王的浅薄政敌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相比，这位从淮西一路杀过来的红巾军分支领袖倒不是自身具有多么高尚的优秀品质和深厚学养，而是他在韬光养晦，不断努力，争取更大的利益和实现更加宏远的目标，那就是重建中华传统大一统帝国，做天下第一人。这样的情结早在淮西起兵不久的朱元璋心里就已经朦胧拥有。随着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它变得愈发强烈，冯国用、李善长、陶安、叶兑、唐仲实直至朱升，他们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为朱氏江山统一事业做了指引，也让原本半文盲的朱重八充分领悟到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重要了。当大将胡大海带了婺州名士儒士许瑗来见时，朱元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

　　〇朱元璋：“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浙东“四先生”出山

　　不过在投奔朱元璋集团的知识分子中，真正对朱氏统一事业有着重大影响的除了同来自淮右地区的李善长等人外，还有就是浙东文人圈或言浙东“四先生”，尤其是浙东四先生中刘基的出山则赋予更多的传奇色彩。

　　刘基，字伯温，处州青田人，从小聪明绝伦，读书过目不忘，且有勤学的好习惯，因此小小年纪就成为当地有名的“神童”。14岁那年刘基中了元朝的秀才，16岁中了举人，17岁到石门书院去苦读经史诸书，据说他的兵法之术也是在这个时候得益于神人的指点和石屋神授兵书，当然今人看来这样的说法纯属于无稽之谈。不过刘基好学这倒是真的，也正因为他特别好学，天资又聪颖，年纪轻轻就考上了元顺帝至顺四年的进士。

　　先天条件的优越，学业与功名进取的顺遂，这一切对于一个自小就树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奋斗最高境界的传统儒士刘基来说，无疑使得他对现实充满了美好的遐想，也使得他在早年人生中孜孜不倦地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现儒家的理想目标。中举以后，按照历代的惯例，新科进士要授予七品知县级以上的领导职位，但武夫当国的元朝政府却极端歧视汉人，蔑视儒士。刘基中举后在家吃了3年闲饭，才被授予低于七品的县级小官高安县丞。

　　元朝当权者不仅看不起读书人，而且还在官场上排挤、打压文人学士，他们所重用的是除了蒙古贵族、色目人外，还有就是那些粗通文墨的衙门胥吏，这些人常常来源于元朝领导干部身边的车夫、秘书和奴才，等，毫无道德操守，因此刘基的入仕等于金子掉入了沙坑里，不给埋没了才怪。再说刘基在高安任上，无法施展才能，空余时间经常干干自己喜欢的“本专业”，尤其热衷于堪舆、天文和术数之学。当时有个进贤人邓祥甫的，精通天文术数之学。刘基听说后就上门求教，拜邓为师，学得了很多的天文术数本领。可不久，因为得罪了地方上的豪强权贵，刘基无法立足，只得辞官回家。

　　刘基辞官没多久，江西行省省衙里有人听说了这事，觉得这样的人才应该用起来啊，于是聘请刘基到行省去当掾员。县衙黑，省衙其实更黑，刘基去了看不惯，没待多长时间，又辞官回家了。

　　刘基的两度辞官都是因为看不惯官场之黑，当然官场中也不是一个清廉一点的官员都没有。有人听说刘基的故事后很受感动，向有关部门推荐，让他出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可能相当于行省教育厅副厅长兼考试院副院长。但又没多久，还是因为刘基看不惯官场黑暗而辞职回家。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在海上发动反元起义，元朝江浙行省左丞朵儿只班前去招降，反被方国珍俘虏了。正当江浙行省官员束手无策时，有人推荐了刘基，让他出任浙东元帅府都事，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