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1——乱世枭雄

第四节 “脱脱更化”添薪导火地狱草根遍地点火

　　从军事强国、经济大国迅速沦为堕落之邦，元朝统治者只顾自己享乐腐化，不管百姓死活，巨额财富被挥霍一空，帝国政治被弄得乌烟瘴气，政府财库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就在这内外交困之际，远在广西静江的元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被迎立为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顺帝。

　　大元帝国末代皇帝、末代宰相和“脱脱更化”妥懽帖睦尔即后来的元顺帝北上走到河南开封时留宿了几天，因为他“心方不测朝廷权臣意”。这时河南行省左平章伯颜率领所有蒙古汉军，“主动”出来要求一路护送。由此，妥懽帖睦尔从心底里感激伯颜，登基即位后，立即升其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太史院、回回、汉人司天监事”。

　　当时有个大臣叫阿鲁辉帖木儿的是元顺帝父亲元明宗的亲信，他私下里“关照”新皇帝：“天下之事实在繁重，陛下年富春秋，应该深居宫中好好享乐，诸事就托付给宰相去处理，您只要下下命令，何乐而不为呢？倘若陛下亲自决断，我们大元帝国这个烂摊子，弄不好您会声名狼藉的！”那时只有14岁的元顺帝听到大臣的这般“忠心”劝慰，也就乐得在宫中享起福来了。

　　少年元顺帝一享福，国家大事就全由宰相伯颜来操控了。伯颜一上来就将自己的弟弟、子侄全部弄成大官，他们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嗜贪成瘾，“时天下贡赋多入于伯颜家，省台官多出其门下。每罢朝，皆拥之而退，朝廷为之空矣”。伯颜之贪说来大家可能不信，据说后来他家被抄时官府处理了好几个月还没来得及处理完，就“米糠数房，烧饼至一房”。一个堂堂朝廷宰相贪婪到了这种地步，其实施的国家政策就可想而知了。从理性角度来讲，虽然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但就文化发达程度而已，那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军事征服了先进的农耕民族；而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中，蒙古人的“汉化”相当不成功；更为糟糕的是，元末执政者伯颜一伙人还是极端偏执的种族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在各地设立行枢密院等军事机构，制定和颁行严刑峻法，残酷镇压各种反抗，规定：“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驴骡者黥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连偷盗猪、羊一类畜生的，都要处以墨刑、黥刑和劓刑等早已废止了近千年的酷刑，我们不能不说当时的统治者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了；另一方面他们进一步制造民族隔阂与民族仇恨，挑起是非，意图分化反抗力量。伯颜曾跟元顺帝说：“陛下您家太子以后长大了，就千万不要他读那些汉人们的什么书，汉人们读书好不欺负人！过去我手下有个遛马的，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他，我十分好奇，他到了哪里去了？后来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他了，就问：‘你到哪里啦？’他说：‘我去考科举了！’不曾想到，考科举的都是这等人！”元顺帝一听这事，当即下诏罢停当今二月的礼部科举。

　　伯颜家里养了一个西番师婆名叫畀畀，每遇到什么吃不准的事情，伯颜都要去问问她吉凶。有一次问自己身后之事会如何？这个诡异的西番师婆早就吃准了伯颜的心理——平时最恨的就是南人，于是她就信口开河地说道：“当死于南人手！”由此伯颜对南人恨之入骨。至元三年（1337）河南发生棒胡起义，福建漳州发生李智甫、罗天麟起义，广南惠州发生朱光卿起义，至元四年（1338）江西袁州发生彭莹玉、周子旺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被一一镇压了，但消息传到大都，伯颜等人更是对汉人、南人充满了仇恨：怎么造反的全是这些汉人与南人？为防患于未然，在他操纵下的元廷下令：“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并规定“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不过事后他觉得还不保险，又让元顺帝以诏书的形式，命令在元廷省、台、院等机构担任非主要领导的汉人官员研究“诛捕之法”，以此来表明他们的心迹；甚至他还提出要诛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和南人，可这回元顺帝没依他，因为这五姓人数最多，要是真开了杀戒，那天下人口又有几何？

　　宰相伯颜之所以这般猖狂，一来凭借自身在元顺帝迎立过程中的护送功劳，二来便是他在元廷宫中有个名义上比元顺帝权位还要高的女“贵人”在暗中一直护着。这个女贵人便是当时的太皇太后，说是太皇太后，其实是元顺帝的婶婶。因为年龄也不大，曾经的皇帝老公“走”了，她耐不住寂寞，与经常来宫中走动的权臣伯颜勾搭成奸，肆意淫乱，“伯颜数往太皇太后宫，或通宵不出”。历代为人们所尊敬的太皇太后如今却变成了淫妇荡妇，大元帝国第一号性丑闻成了当时的公开的秘密，大都城里的人讽刺伯颜：“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全凭自己与太皇太后在功夫！”这样的风言风语终有一天也传到了伯颜家族成员的耳朵里。

　　在伯颜家族中有个叫脱脱的，他可是个比较清直的蒙古贵族，看到自己的伯父毫无廉耻地胡作非为，觉得羞愧难当；更让他受不了的是，有人告诉他：伯颜与太皇太后正在密谋，要废掉在位的元顺帝，立燕帖古思为帝。这可怎么办？他偷偷地找父亲马扎儿台商议：“伯父任信邪佞，滥杀无辜，将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皆听其出纳，骄纵之至，万一皇上要是发怒的话，我们一大家族还不全完蛋？现在灾难尚未降临，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地谋划一番？”马扎儿台听后，觉得儿子讲得很有道理，但转而又想想，不能自家人动手！这样拖了一段时间，脱脱感到跟父亲没法做事，就去找自己的老师吴直方商议。吴直方一听这事，马上说：“古人云：大义灭亲！你所考虑的正是忠于我大元帝国，还有什么疑虑的！”

　　脱脱心里有谱后来到宫廷里，将自己所知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元顺帝，并让元顺帝做好准备，防止伯颜等人的突然袭击。

　　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伯颜上请元顺帝一起出外打猎。已经有了戒备之心的元顺帝委婉地拒绝了。而就在伯颜外出不一会儿，侄儿脱脱经由元顺帝批准同意发动政变，关闭大都城门，收回伯颜兵权，将其贬到外地安置。伯颜进退两难，最终只好自我了断。

　　伯颜倒台了，元顺帝任命脱脱父亲马扎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可谁曾想到这个马扎儿台与他的哥哥伯颜一般贪婪，还特别有经济头脑，当政仅半年，却在通州开遍了榻坊、酒馆、糟坊等，据说当时他家一天的收入就达万石粮食，可他还嫌不够，又让手下人到长芦、淮南等地去从事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食盐买卖。对此，满腔热血要拯救岌岌可危的大元帝国的有为青年脱脱实在坐不住了。他找了一个叫佛喜问的参政，跟他说：“我家父亲平日里最喜欢你，你说的话，他没有一句不听的。以眼下的情势看来，他老人家再这样搞下去的话，灾难降临我家的日子就不远了。你为什么不去劝劝我老爸，让他赶紧解职享享清福！否则的话，要是再有人说我家赶走伯父，原来图的是他的相位，那岂不更难堪了！”佛喜问接受了脱脱的委托，说通了马扎儿台，马扎儿台果然辞职回家。元顺帝觉得就这样让马扎儿台走了，心里过意不去，封他为太师，而后又升脱脱为宰相。

　　就这样，在大元帝国生死攸关之际，以脱脱为代表的改革派通过政变取得了朝廷的实权，并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这时看去，元帝国似乎出现了回光返照的一丝希望。但出人意料的是，脱脱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元朝的灭亡。这到底是为什么？

　　至正元年（1341），元顺帝“遂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诏天下。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史称“脱脱更化”。

　　脱脱出任中书省丞相后，积极开始推行他的改革方案：“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四时祭，雪郯王彻彻秃之冤，召还宣让、威顺二王，使居旧藩，以阿鲁图正亲王之位，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而脱脱实领经筵事。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脱脱上台后还有一大可圈可点的功绩，那就是他出任都总裁官，组织汉族史学家欧阳玄、揭悉斯，畏兀儿族史学家廉惠山海牙、沙剌班，党项族史学家余阙，蒙古史学家泰不花等共同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学家合作修史的先河；编撰了《辽史》《金史》和《宋史》以及《至正条格》，颁行天下，为我们后世保留了相当珍贵的辽、宋、金、元史料和法制文化资料。

　　饮鸩止渴的“变钞”“开河”——大元帝国火药桶上的导火索坦率而言，元末宰相中脱脱算得上是个清直明白人，他志向远大，胆识过人，如果生于太平之世，说不准他就能成为一代名相。可惜的是他生不逢时，套用中国传统社会一句老掉牙的台词：大元王朝气数已尽了。自从第三个皇帝元武宗海山起，元朝的皇帝们一个比一个昏庸，元廷里你争我夺，个个斗得都像乌眼鸡似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元武宗一口气直接授予了880多个官职。元朝的皇帝们虽然治国无能，但他们个个几乎都是花钱的祖宗，烧钱的高手。由于元帝信奉喇嘛教，广兴佛寺，大做佛事，国家财政总费用竟然有2/3都用在佛教上；还有专门要供养那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蒙古贵族与色目贵族而实行的赏赐制度。元帝对这些“生育机器”特别得大方，为此，元武宗海山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花去钞820万锭，而当时元帝国每年的国库收入也只有280万锭，也就是说仅仅一年元廷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的2倍。到了元仁宗时更为严重，仁宗一年就用掉2 000万锭，寅吃卯粮，就是说皇帝一年就用掉了帝国未来近10年的财政收入。如此情势，就是父亲和爷爷将儿孙的钱财都花了。元朝的财政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为了解决与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解决好国家经济危机，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再度出任丞相不久的脱脱决定改革币制，更换钞法。当时吏部尚书偰哲笃向脱脱建议，印制新的“至正交钞”来取代通行已久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具体做法是“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1 000文，楮币为母，铜钱为子”。“脱脱信之，诏集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院诸臣议之，皆唯唯而已，独祭酒吕思诚言其不可，脱脱不悦”。祭酒吕思诚反对是有道理的，元初发行中统交钞是以丝作母本的，中统元宝交钞是以银作母本，后来至元、至大钞也都是以银作母本。而偰哲笃的提议是以纸币作母本，以新旧纸币交换，因而使得至正交钞成为没有钞本和无法兑取现金的纸币，这就引发经济瘫痪。可“大改革家”脱脱不懂这些，也不管这些，他执意要变换币制，下令铸造至正通宝钱和印制至正交钞，以此来兑换旧钱，这就等于让老百姓用旧钞去换新钞，民间称之“钞买钞”。政府不断发行新纸币，纸币急剧贬值。据说当时在元大都，钞10锭都还买不到1斗米，新币等于一堆没有用的废纸，“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老百姓生活水深火热，大元帝国经济濒临崩溃。因此说，脱脱的“变钞”改制实际上称得上是出于好心办了件坏事。

　　脱脱出于好心办的第二件“坏事”就是对黄河的整治。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黄河白茅堤决口，河水不仅淹没了两岸大片农田，还侵入了附近的会通河与大运河，并“延袤济南、河间”。当时，这一带是大一统帝国漕运的中间地带，元大都的粮食大多来自于南方，通过大运河漕运到大都北京。现在黄河决口了，等于毁了山东段的大运河的漕运系统，换句话来说，黄河决口给大运河漕运来了个拦腰“切断”，进而使得京城官员与普通百姓的吃穿都成了大问题。这还不是最为关键的，中国有句古话：“屋漏偏逢连天雨。”大元帝国此时正值经济最为枯竭的时候，而山东及运河沿河地区拥有许许多多能够给大元帝国带来滚滚财源（盐税）的盐场，由于黄河决口从而导致其遭受巨大的损害，这就不仅影响了元帝国的漕运和沿河盐场的征税，而且还危及了元帝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经济命脉，“妨国计甚重”。更有一大头疼问题所必须面对的，那就是黄河决口，灾民增多，大一统帝国的稳定大受影响。这一切，怎让元廷不急呢！“朝廷患之，遣使体量，仍督大臣访求治河方略。”

　　说是访求治河方略，讲得直白一点就是要大臣们拿个治理黄河决口的方案来。可大元帝国从上到下已经彻底腐败了，这样救灾如救命的事情给拖了整整六年，直到脱脱复出丞相时，事情才算有了眉目。在这过程中，黄河又连年决口泛滥。至正十一年（1351），河南归德知府观音奴上奏朝廷，请求修治黄河，将河水导入故道。脱脱闻听此讯，“即言于帝，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就是说元顺帝十分赞赏脱脱为国为民主动请缨的举动，并委任他总负责治河之事。脱脱领旨后，随即派了工部尚书成遵到河南等地走了一圈。成遵回来对脱脱说：治河工程不能搞！理由是：一来要想整治好黄河，工程量实在太大了；二来现在南阳、安丰一带“盗贼成群”，一旦开工了，要是“盗贼”与修治黄河的河工挑夫结合在了一起，弄不好这就成为天下大乱的决口。脱脱听后很不高兴，因为“变钞”改制失败了，他正憋了一股子劲想做个大工程，来换回自己的声誉呐。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将成遵贬为长芦盐运使，另外去征求水利专家贾鲁的意见。

　　贾鲁以前当过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巡视过被黄河水淹的郡县，曾设计了治河之策。后来他又担任过行都水监，奉旨再次巡视黄河河道，研究当地地形，拟定了两套治河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简单地加固北堤，暂时遏制黄河泛滥，其优点是省工省事又省力，缺点是治标不治本；第二套方案是彻底“大修治”，使黄河河水畅通东流，复归故道，其优点是基本上根治黄河水患，但其缺点也不小——费时费工费钱。

　　脱脱是个“大手笔”的改革家，当然要采纳“大修治”方案了。于是元廷任命水利专家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于至正十一年四月在黄河决口附近区域征发了汴梁、大名十三路的民夫15万，外加从庐州等地征调了2万多名的服役戍卒，共计17万人聚集到了今天河南省兰考县有个叫黄陵冈的地方，开始动工治河——将那里280里长的河道挖深疏通，让河水改回旧道。“其费以亿万计，府库为空”。更有，将17万人聚集在一起，殊不知无形之中却犯下大忌。这就叫做在不恰当的时间里办了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如果说元顺帝时代的大元帝国是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的话，那么后面要讲到的白莲教领袖韩山童与刘福通就是这个火药桶的点火者，而那时力主大治黄河的脱脱则是这个爆炸火药桶的导火索安装者。

　　〇“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正当元顺帝和宰相脱脱陶醉于将“治黄工程”做大做强的美景之中，可能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治黄工地反起来了。这些该死的愚民，太不理解我们帝国政府的“苦衷”和一片“爱民如子”之心，整治黄河本是件利国利民和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你们不好好地干活，反而造起反来，国家大事岂是你们这些愚民匹夫所能关心的？真实愚蠢透顶，无可救药。

　　在大都皇宫里的皇帝老爷当然是不理解民众为什么不修治黄河反而造起反来了。天高皇帝远，他们哪儿知道：治黄工地上的近20万草民本来就饱受官府的欺压，很不情愿地被官府强制征发来修治黄河，所以史书描述当时的情景是“驱夫如驱囚”，即说将近20万民工赶到治黄工地上就如同驱赶囚徒一般。到了工地干的都是极其繁重的体力活，“手足血流肌肉裂”，可他们连肚子都吃不饱，因为元朝官场太黑，贪污成风，应该发放到工地上的民工粮饷被一层层地克扣了，好多民工或因饥饿而死，或病死，“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但督官监军可不管民工的死活，催着、赶着甚至用皮鞭和武器打着民工去“开河”，民怨沸腾。

　　当时有首民谣是这么唱：“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还有一首从京师到江南人人会唱的《醉太平小令》这般描述道：“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就在这一点就能炸的火药桶一般的治黄工地上，有人正在秘密地点起了导火索——那就是白莲教主及其信徒。

　　白莲教、明教和弥勒教三教合一：“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白莲教本于白莲社之说，出自佛教净土宗。其教义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里的白莲社供养着阿弥陀佛，谁要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便可免除几十亿劫生死重罪；如果平日里还能经常念佛持戒、好好修行、多做善事的话，那么死后就可被“净土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和势至菩萨迎往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白莲池去，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因而其也被人称为“往生净土”。

　　白莲教创于公元5世纪初，到12世纪时糅入了天台宗的格言，不饮酒，不杀生，忌葱乳，等等，渐渐发展成了后来人们所熟悉的白莲教。因其与明教教义十分接近，两者后来就混在一起。

　　明教又名摩尼教，也名末尼教、牟尼教、二尊教和明尊教等，公元3世纪由古代波斯人摩尼（Mani）糅合了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佛教等教义而创立。

　　摩尼教，看过金庸武侠名著《屠龙倚天记》的朋友可否记得其中的这样几句话：“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里边就浓缩了摩尼教教义的精华，崇尚光明神，其具体形在就是日、月，光明神的使者就是摩尼光佛或称具智法王。

　　摩尼教教义的核心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的是光明与黑暗，也就是善与恶、理与欲；“三际”为初际、中际和后际，用现代英语的表达即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初际时没有天地，只有明暗，明性知慧，暗性痴愚，明暗两宗处于对立状态；中际是指现在时，暗的力量不断地扩大，大大地压迫着明的力量，纵情肆意，形成大患。就在这个时候，明王出世了，将暗的势力、暗的力量赶走；后际是指将来时，经过斗争后，明暗二宗各复本位，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复归于积暗。由于摩尼教崇奉的神为明王，向往光明，故又被人称为明教。

　　从摩尼教的教义核心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充满反抗性和向往美好未来的宗教，因此它在传播过程中很受社会底层百姓的欢迎。

　　明教传入中国大致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当时的明教教规是，不设立偶像崇拜，也不拜鬼神，吃斋念佛，严禁杀生，教徒们穿戴白衣白帽，天黑了才吃饭。因为当时崇信明教的以回鹘人为多，而回鹘人又帮助唐朝打仗有功，故而明教在那时受到了保护。但到了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明教也随同被禁止，由此开始，它就成了秘密宗教。

　　明教否定现世，主张通过斗争，开创清明新世，其最为响亮和激动人心的口号为“明王出世”；故而宋元之际明教在秘密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批的底层穷苦百姓，他们不断地组织发动起义，但先后都一一遭到了镇压。

　　明教后来又与弥勒教和白莲教混合在一起。

　　弥勒教也是出于佛教净土宗，根据佛教的传说，弥勒曾经是个好国王，对老百姓十分慈仁。佛祖释迦牟尼在世说法时，弥勒经常在旁认真听法，是佛祖忠实的好学生。但自佛祖灭度（死）后，世界变坏了，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出现了。不过佛祖灭度前曾经说过，大约要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弥勒会下降人世而成佛；弥勒降生后，人世间又开始逐渐变好了。由此憧憬弥勒降世和好日子的来临成为弥勒教的最大亮点，历史上只要人们一听到哪个地方有弥勒佛出世，大家就抢着去参加起义。而信仰弥勒教的人也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烧着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也相信世界上有明暗、好坏两种力量在不断地斗争着，这样的宗教主张与明教或摩尼教的教义几乎混同了。

　　无论是弥勒教的“弥勒降生”，还是明教或摩尼教的“明王出世”，都是以现实为黑的和暗的为前提，而要想改变黑的和暗的现实，走向美好的明的未来，就必须要起来斗争，赶走黑暗。因此宋元之际明教或言白莲教一类的宗教起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而“明王出世”和“弥勒降生”成为当时吸引人们参加起义斗争的最为通俗和最为响亮的号召。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鹿庄密议、颍州起义与北方红巾军就在大元帝国因“变钞”与“开河”弄得民怨沸腾之际，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和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杜遵道、罗素文等抓住时机，组织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元武装起义。

　　韩山童，河北栾城人，祖上信奉、传播白莲教。在韩山童爷爷时，因为组织白莲教徒烧香敬神，韩家被官府谪徙广平永年县，由此白莲教就在河北永年一带秘密传播开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元末时，教主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北、河南以及江淮一带的平民百姓“皆翕然信之”。

　　元廷将要开挖黄河故道的消息传出后，韩山童与门徒编了一首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秘密派遣教徒上河南、河北一带去传唱；并在暗中凿了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石人，背上刻有这样几个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然后令人偷偷地埋在黄陵冈附近的黄河故道上。接着又派遣几百个教徒到修治黄河工地上，宣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元帝国统治。

　　再说河工们本来就一肚子的不满与怨气，开挖黄河故道工程开启没多久，果然挖到了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石人，且背面还刻了字，由此整个工地一下子沸腾起来，随之整个中原大地人心浮动。

　　这时，韩山童和刘福通、杜遵道等人正聚集在颍州境内等候消息。听到黄陵冈工地“炸开锅”了，他们迅速在白鹿庄召集教徒3 000人，头裹红巾，竖起红旗，斩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现在应该出来当皇帝了；刘福通自称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子孙，现在应该出来辅佐韩山童恢复宋朝江山，他们甚至还在旗帜上书写这样的对联：“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大家推奉韩山童为明王，准备择日正式起义，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

　　〇刘福通颍州起义——1351年

　　正当大家组织起义之际，不料走漏了消息，当地地方官府立即进行搜捕，韩山童脱身不及，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了儿子韩林儿乘乱逃出，躲入武安山中。刘福通率领众教徒苦战突围，于至正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攻占颍州，元末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因为当时刘福通的起义军将士全都头裹红巾，身穿红袄，打着红色旗帜，故被人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又因为起义军绝大多数将士信奉白莲教，烧香拜神，故又被人称为香军。

　　元廷听到刘福通攻占颍州的消息后，当即命令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6 000人马和各路汉军一起南下。阿速是绿眼睛回回人，来源于今天的高加索北部地区，当时人称其为阿速人，他们善于骑射，向来以精悍著称。所以当时元朝统治者以为，只要阿速军动动手，红巾军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不过为了防止万一，元廷还下令：阿速军南下时，河南行省徐左丞率领省内军队，配合阿速军一起去讨伐红巾军。可元朝统治者根本没想到的是，昔日不可一世的大元军队早已腐败不堪了，三个领兵讨逆的将军一路走着，一路喝着美酒，再弄些漂亮的妹妹一路玩着；将领在开心地忙着，士兵们可也没闲着，一路走，一路打家劫舍，乱哄哄地来到了淮北地区，还没有缓过神来，远远望见颍州城内外一个个如猛虎下山的红巾军战士。主将枢密院同知赫厮顿时吓破了胆，赶紧调转马头，扬鞭高喊：“阿卜！阿卜！”阿卜是少数民族语，意思是赶紧逃。主将一逃，其他的人还怎么肯作战，也跟着一起逃啊。这时刘福通率领颍州红巾军乘胜追击，相继攻占了亳州、项城、朱臯、罗山、上蔡、真阳、确山，叶县、舞阳、汝宁、光州、息州等地，一下子将起义军发展到了10多万人。

　　中国历史上成本最小的农民起义——徐州起义由于元末白莲教在黄淮地区、长江流域的广泛传播，所以当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最先在颍州发动红巾军大起义后不久，黄河流域、大江南北蛰伏着的白莲教组织领袖迅速响应，遥相声援。八月初十日，芝麻李、赵均用和彭大在徐州发动红巾军起义；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和邹普胜等在蕲州发动红巾军起义，等等。在这一系列红巾军起义当中，要说起义最早的就是刘福通那支红巾军，要说起义最为轻松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成本最小的就要数徐州起义军。

　　说到徐州起义，我们不能不说一下其首创者芝麻李。芝麻李是一个人的外号，他原名叫李二，江苏邳州人。有一年发生了饥荒，到处都有人饿死，当时李二家里有一仓的芝麻，看到奄奄一息的饥民，他就将家里的那仓芝麻全部赈济给了快要饿死的灾民，赢得了众人对他的尊敬，大家亲切地叫他“芝麻李”。

　　芝麻李不仅为人慷慨大方，而且对时势还有着深邃的洞察力。有一天，他跟邻居人称赵社长的赵均用这么说道：“当今朝廷大搞工程，上了工程就要做大做强，可老百姓遭罪了，又没有地方去诉苦。最近我听说颍州一带已经爆发了红巾军起义，元朝军队对付不了，拿他们没辙。依我看，当今的局势，正是我们男子汉大丈夫成就一番事业、谋求荣华富贵的大好时候！”赵均用听后，想了想，便说：“如果我们想做造反起义这样的大事，就你我两人那可不行。依我看，城南的彭大勇敢又有胆略，应该将他找来，或许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芝麻李听了，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让赵均用去找彭大商议。

　　赵均用来到城南彭大家时，彭大正在家里磨刀。赵均用觉得十分好奇，随口便问：“你磨刀干什么？”彭大说：“天下大荒，州县老爷说要体恤我们，关爱弱势群体。我们天天等着救济，可人都快要饿死了，他们连个鬼影子也见不着。家里实在也没什么东西可吃了，我想磨好刀，到山上去砍些柴火，然后入城去换些米吃，这样也就不被饿死了。哎，天下什么人的话都可以信，你可千万别信官府里人说的话啊！”赵均用听到这里，觉得有戏，随即继续“开导”：“彭大，我看你膂力过人，哪个地方不能吃饱饭？”看到彭大吃惊地看自己，赵均用更来精神了，继续说道：“你要是能跟我们一起谋事，岂止衣食无忧，荣华富贵你不想要都不行啊！”彭大听懂了，马上反问：“你说的我们当中有芝麻李吗？”赵均用说：“当然有啊！”彭大听后哈哈大笑，当即说道：“有芝麻李，我就参加一起干！”赵均用马上将彭大引见给了芝麻李。彭大又引荐了其他一些铁哥儿们，一共8个人，他们对天发誓，歃血为盟，共举义旗，并约定八月十日举行起义。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芝麻李、赵均用等8人扮作挑河夫，三三两两地向徐州城走去。走到城门口，城门守卫一看，8个人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就拼命吆喝他们赶紧滚开。芝麻李、赵均用等装作可怜相，哀求道：“我们是挑河夫，路过这里，借宿一夜也不行？”城门守卫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让他们一一入城。到了夜里，按约定8人中的4人乘着夜间黑灯瞎火的有利条件溜出了徐州城，另外4人则留在城内。半夜过后的四更天时分，留在徐州城里的那4人首先点起了四堆火，城外的4人见到城内的信号发出了，他们马上在城外也点起了四堆的火作回应。随后城内城外8人大声高喊，“着火了！着火了！”这下可好了，原本一片寂静的徐州城顿时乱作了一团，“什么？着火了，快跑，快……”人们乱了，驻守在徐州的元军也乱了。留在城内准备起义的4人乘着混乱之际夺取了守城元军的武器，乱杀乱砍，并打开了城门。早就等候在城门外的另外的4人迅速冲进城里，他们一起拼杀。因为徐州城里元军一点准备都没有，还没有弄清楚怎么一回事，却早已乱成了一锅粥，8个起义者越杀越勇，到天亮时他们已基本上控制住了徐州城。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成本最小的农民起义了。第二天起义者也树起“红巾”大旗，徐州城里城外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纷纷参加徐州红巾军，据说，当时一下子就云集了百来万人。随后徐州起义军搭起了浮桥，“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沛、灵璧，西并安丰、濠、泗”，声势十分浩大。

　　另外三支北系红军：北琐红军、南琐红军和濠州红军徐州位于刘福通首义地颍州的东边，处于黄淮流域的核心地带。芝麻李等发动徐州起义，等于给元帝国这个已经着了火的火药桶上浇上了一大盆油，北方红巾军起义烈火越烧越旺。至正十一年十二月，河南邓州布贩子王权又名王三联合张椿等在邓州、南阳一带发动起义，相继攻占唐州、邓州、南阳、嵩山、汝州等地以及河南府即洛阳，人称其为“北琐红军”。与“北琐红军”名字相对称的叫“南琐红军”。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有个叫孟海马的在湖北发动起义，攻占均、房、襄阳、荆门、归、峡等州，人称其为“南琐红军”。

　　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俞某、曹某、潘某5人在安徽定远起兵，随即攻克濠州城。

　　无论是徐州起义军，还是北琐红军、南琐红军和濠州起义军，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崇奉韩山童的那个白莲教派，头裹红巾，烧香拜佛，因此也被人们称为红巾军、红军或香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刘福通的节制，故这些起义军通常又被人称为北方红巾军或言东线红巾军。

　　袁州起义与南方红巾军与北方红巾军遥相呼应，那时活跃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则是崇奉彭莹玉的白莲教派，史称其为南方红巾军或言南系红巾军或言西线红巾军。

　　南方红巾军之所以能组织起来、发动起义，首先要归功于其精神领袖彭莹玉。彭莹玉，江西袁州（今宜春）人，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据说他出生时还特别异样，那一天深夜二更左右，天上正下着大雪，忽然间天空中闪现出红光，红透半边天，将南泉山山民与附近的慈化寺里的和尚都给惊呆了，大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天天亮后，慈化寺有个60多岁的彭姓老和尚因为善于观察天象，就将附近村民召来问问：“昨夜天象不一般，你们村子里有没有哪家失火啊？抑或有其他什么事？”其中有个村民回答道：“村上倒没什么事，昨夜我家媳妇给我生了个儿子。”彭姓和尚听后大喜，问道：“你是否舍得将令郎送入佛寺来，做我的徒弟？”那村民没加思索就答应了。

　　大约到了10岁时，那孩子被送入寺庙，跟着彭姓和尚学佛，改名为彭莹玉。据说彭莹玉从小就聪明，与小伙伴玩耍时，常常能预言未来之祸福，且一一都应验。15岁那年，南泉山下忽现一股清冽的泉水，那时刚好发生了疫病，彭莹玉就以泉水为人治病，好多病人都给治好了，因此袁州当地的百姓都将彭莹玉当做活神仙。但实际上彭莹玉却在暗中信奉起了白莲教，并将“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思想灌输给他的信众。据说在寅年寅月寅日寅时（一说至正四年），彭莹玉与他的徒弟周子旺组织了5 000名门徒在袁州发动了反元武装起义，起义者每人背上都写上一个大大的“佛”字，以为就此就有了佛神的保护，可以刀枪不入了。哪知起义刚发动，就被元朝官兵给镇压了下去。周子旺及其妻子、儿子等都一一遭到了杀戮，彭莹玉在百姓们的掩护下迅速地逃离袁州，潜往淮西，并在那里潜居下来。当地官府耳闻之，派人前去搜捕，但淮西人争相出来掩护他，终使官府一无所获。彭莹玉就利用这种有利的条件，不断地在淮西和鄂东、湘、赣等地的底层百姓中传播白莲教，积蓄力量，准备再发动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在颍州率先发动起义的消息传开后，一直潜伏在淮西等地区进行传教的彭莹玉于当年夏天也组织教徒发动武装起义，并将其势力很快地扩展到了巢湖附近的无为等地。八月也就是那年徐州起义的同一个月，彭莹玉徒弟、铁匠麻城人邹普胜、布贩子罗田人徐寿辉（又名徐贞一、徐真逸、徐真一）在蕲州（湖北蕲春）发动起义，相继攻占蕲州城、蕲水县（湖北浠水）和黄州（湖北黄冈）等地，并在蕲水建立政权，取佛教中西方净土莲台之意，设立莲台省，定国号为宋，后改名为天完，年号治平，徐寿辉称皇帝，邹普胜为太师。

　　当时南方红巾军祖师爷彭莹玉正在江淮进行反元斗争，闻听蕲水农民政权建立，他也来到蕲水。由此南方红巾军开始兵分两路，一路由太师邹普胜率领，进攻武昌、江陵等地；另一路则由彭莹玉、项奴儿带领，从长江中游出发，顺江东向，一路势如破竹，相继攻取了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和浙江等地，大约在至正十二年（1352）夏秋之际，占领江南重地杭州。他们“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而对于官“府库金帛，悉辇以去”，沉重地扫荡了元朝在江南地区统治的反动势力。

　　正因为南方红巾军有着相当好的纪律，所以当时成千上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争相积极参军，“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这就是说当时数万个穿了短衣粗布的平头百姓，用牙齿将木头咬一咬就当做作战用的杷子，将竹子削一削就制作成枪戟，扯一块红布往头上一裹就成了红巾军战士，因而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红巾军。由于这一支队伍最早是由彭莹玉在南方地区培育、发展起来的，他们也崇奉白莲教，烧香拜佛，相信“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因而也被人们称为红巾军、红军或香军。但他们又不受北方刘福通红巾军节制，为了区别起见，人们往往称他们为南方红巾军。

　　浙江温台地区的方国珍起义除了红巾军系统外，当时还有一些没有任何宗教外衣为掩护的元末起义军，其中以浙江温台地区的方国珍起义最为出名。

　　在元末大起义中要说后来稍成气候的最早起义者就数方国珍了。方国珍，浙江黄岩人，身材高大，体白脸黑，力大无比，疾走如飞，能追赶飞奔的野马。方家世代以海上贩盐为主业，但在父亲当家时方家似乎不如以前了，靠租佃别人的田地为补充生计。

　　由于元朝统治者不仅实行极端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而且还推行了反动的等级压迫政策。譬如规定佃户对田主有着十分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田主可以私设刑堂，任意凌辱捶打佃户。要是一不小心把人给打死了，怎么办？也没什么要紧的，元朝法律规定：田主打死佃户，只处于杖刑一百七，赔付烧埋银即丧葬费五十两银子即可，不需要偿命。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法律规定，江南一些地方出现了佃户生儿给田主当役使、生女充作奴婢或妻妾的不堪境况，甚至还有的佃户被田主当做财物一般，要么用以典当、要么用以买卖，与当时元朝通行的奴隶——“驱口”一般。更不用说平时的日常相互之间的礼数讲究了，佃户就得谦卑得不能再谦卑了，而浙江温台地区在这方面的讲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有一次小方国珍与他的父亲一起在大路上走着，忽然间迎面来了他们的田主。方父赶紧退避大路，连作揖也不敢，而是低着头，偷偷地看着田主走过了，他才回到大路上继续前行。这事在方国珍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长大后他问父亲：“田主是人，我们也是人，你何必要那么低三下四？”方父说：“我养活你们兄弟几个靠的是什么？不就是从田主那里租来的田地么，所以说我们佃农不能不对他恭恭敬敬！”方国珍听后很不高兴，但他没说出口。方父死后，方国珍兄弟四人齐心合力共同创业，原本贫寒的方家渐渐地摘掉了贫苦户的帽子了。但方国珍兄弟却始终记得田主当年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一直想着法子要出出那口恶气。

　　他们先在家里做了一些美酒，用来专门“招待”前来索债的田主。有一天，田主带了一个仆人来到方家，方氏兄弟笑脸相迎，美酒相待。先是集中目标，将仆人灌倒，然后再将他扔到酒缸里。接着，他们对田主也如法炮制。主仆两人就此在酒缸里躺着，再也没有起来。过了几天，田主家人发现不对劲，怎么老不见讨债的回家，于是就赶往方家来问问。方家人说：“早就走了，好像说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讨债了。”可方家的邻居却说：“他们见到主仆二人进去，可没见着他俩出来。”田主家人回家又等了几天，还是杳无音信，最后没办法只好报官。官府派出人马前来方家缉拿嫌疑犯，方氏兄弟三下五除二地将官差给杀了。官府老爷见官差有去无回，不知发生了什么，只好自己前来看看，没想到一到方家，也被杀了。方氏兄弟见到事情“做大做强”了，势态也变得越来越严峻，干脆来个两脚开溜，亡命海上。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有个叫蔡乱头的海盗横行于浙江、福建一带海域，当时官府发兵前去清剿。这时方国珍家过去的冤家出来告官，说：“方家私通海盗蔡乱头！”私通海盗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讲，是一项十分严重的犯罪。方国珍闻讯后怒火中烧，当即找到冤家并将其杀了个精光；而后又与哥哥方国璋、弟弟方国瑛、方国珉一起聚集了数千号人，正式公开打出反元旗号，发动武装起义，“劫运艘，梗海道”，数败前来征讨官军，立足于温州、台州、明州（即今天的宁波）一带，成为东南地区的一大海上枭雄。

　　“黄军”与徐州之役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元朝各地官员的紧急奏报如雪片般地飞进了中书省。宰相脱脱看到来自各地的“警报”，也急了，但他不敢说啊。为什么？因为就是他力主上马“治黄大工程”汇集了十几万人而最先惹的祸，他怎么能说得出口？所以当糊涂皇帝元顺帝听到什么红巾军造反的传言时，他就问宰相脱脱有没有这个事？脱脱说：“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国泰民安，陛下放心，不用劳这个神，您就留心您的圣学好了。”但还是不断有红巾军起义的传闻传到元廷里来，于是元顺帝再去问脱脱：“我大元天下是不是到处有人在造反？”脱脱还想隐瞒，但这次被他的政敌戳穿。大元天子终于发火了，责问脱脱：“你曾经对我说天下太平无事，现在天下一半地盘被起义的红巾军给占了。作为宰相，你对这样的局面有何高招？”脱脱听到这里，顿时汗流浃背。没过多久，他向元顺帝主动请缨，要统帅元军南下，围剿红巾军。

　　因为在起义的这些红巾军中，当时徐州起义军处于最北的一支，所以脱脱南下的第一战就是徐州了。据有关资料上讲，当时脱脱统帅的元军有几十万，有的书上说百万人。但即使这样规模的队伍能不能打胜仗呢？主帅脱脱心里没底。说来也巧，刚好有个叫逯善之的淮东元帅向脱脱献计说：“前番我大元官军吃了败仗，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将士从北方来到江淮一带，水土不服，丞相应该到沿海一带的盐场去招募盐丁，将他们组织起来，作为进攻的主力，或许就能打胜仗。”可淮东有个大款叫王宣的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盐丁本来就是一介野夫，丞相你不如到城乡各处去招募那些身强力壮者，将他们武装起来，肯定能打胜仗！”脱脱听后觉得两人讲得都有道理，于是下令各招募30 000人，为了在战场上能与红巾军相区别，脱脱规定：招募来的人头戴黄帽子，身穿黄衣服——人称“黄军”，随即对他们进行适当的训练。经过一段时间，觉得时机差不多了，脱脱下令由“黄军”领头，对已被百万元军包围了的徐州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当时战斗双方在徐州打得异常惨烈，但因为元朝军队实在太多了，15天后，徐州城失陷，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各自逃出。

　　元军入城后进行了屠城，好多无辜的百姓惨遭杀害，弄得整个徐州城一片萧瑟，以至于以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都还没恢复过来。明英宗正统年间有个文人经过徐州时，发现那里还是一片萧条，乱坟遍地，野草丛生。

　　徐州之战取胜后，元廷顿时来劲了，马上调阿吉剌太尉率领兵马进逼徐州西边的汝宁。汝宁红巾军力战不敌，被迫撤出汝宁城。这时元廷派出的由巩卜班平章率领的数万元军也迅速跟进，驻屯汝宁的沙河岸边。此时的元军经历了徐州之战、汝宁之战的两次胜利，正处于志得意满的兴奋期，“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哪知道距离不远的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早就侦查到了这一切，乘其不备，夜间突然发起了袭击。元军顿时大败，死伤无数，就连主将巩卜班也丢命于战乱中。由此元军撤退数百里，屯扎于项县。

　　元廷闻讯后，命宰相脱脱弟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代理总兵，率领30多万精兵，“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装备南下征讨，进驻到汝宁沙河，梦想夺回被刘福通占领的城池。但也先帖木儿是个毫无军事本领和政治才干的家伙，全凭自己“红彤彤”的家族和他那个做宰相的哥哥脱脱一手扶着才当上军政大官的，现在突然间皇上要他领兵来前线，与不要命的底层草根作战，他的心里七上八下。他好不容易来到沙河前线，军队驻扎了快两个月，但他就是不敢下令与红巾军开战。

　　有一天夜里，军中有人大喊了一声，也先帖木儿误以为红巾军来偷营了，立即慌乱了起来，带领亲兵10 000来号人仓皇逃窜，军资器械和粮运车辆以及那30万兵士全给扔下。一路狂奔，一直奔到还在元朝人手中的汴梁城下，也先帖木儿这才稍稍歇了口气。这时，守卫汴梁的文济王已经听到了也先帖木儿的消息，他来到城头，对着犹如丧家之犬的也先帖木儿说：“你身为朝廷大将，却见敌不杀，反而丢盔弃甲，自我溃退，这到底是哪门子的事？本王将上奏朝廷，弹劾你。至于汴梁城，也不是你们这些溃败之师想进就能进的！”

　　也先帖木儿吃了闭门羹，只好带了他的逃军来到了离汴梁40里路的朱仙镇，在那里暂时驻扎了下来。元廷接到也先帖木儿不战自溃的消息后，改派蛮子平章南下，接替总兵官之职，让也先帖木儿回朝。回到大都北京的第二天，也先帖木儿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继续到御史台去当他的御史大夫。

　　一个重量级的中央正部级领导干部丧师失地、糟蹋国家巨额财富后居然如没事似地继续当他的高官或挪个地方、换个坑，美哉美哉地依然享他的清福，这个国家或政府离灭亡也就一步之遥了。

　　起义烈火燃遍大江南北与朱元璋绝处求生而与此形成极为鲜明对比的是反元武装起义烈火却燃遍了中原大地和大江南北，择其主要列表如下：

　　〇精神王国里的国王，心理大战的常胜将军

　　就在中原地区和江淮流域秘密组织的白莲教徒纷纷发动武装起义的时候，在外漂泊多年的朱元璋已经回到了家乡的皇觉寺。与8年前刚入寺院时相比，此时25岁的朱元璋尽管从表面来看依然一无所有，但多年的叫花子生涯和无数的磨难与挫折却赋予了他更多的精神财富。

　　要饭是个什么样的活？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但谁都见过叫花子。他们要么边走边要，要么弄个破碗放在地上，见了路人不断地说好话、磕头，“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这叫能说会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本事，那就是要善于察言观色，这个人心善，我向他（她）多缠几下，说不定能多讨点；那个人心底不怎样，我知趣点，他（她）能给就给，不给我可千万不能纠缠，否则弄不好什么事都会发生。所以说叫花子最大的特长是“会说”又“会看”，洞察别人的心理，琢磨别人的心思。这种人很少有真实的心理表露。

　　南京前两年有个记者通过暗访，发现在新街口天桥底下有一群乞丐，每到夜市收摊时，他们就在天桥底下“盘点”一天的收获，口中念叨：“这是孙子给的，这是女儿给的，这是外孙给的……”施舍的人一旦听到了这些话，我想肯定会气晕过去。如果将之与他们在白天乞讨相联系起来，我们真的会很迷茫：这些人内心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精神王国里的国王，心理大战的常胜将军。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老乞丐被民政部门收容，可他们不愿意；被公安部门遣送回原籍，他们又会马上溜了出来。毋庸置疑，多年的乞讨给予叫花子们不仅仅是本能生存所需的基本技巧，而且更多的是社会的阅历经验和人性的洞悉本领。这个我们从朱元璋后来的人生事业与大明帝国建立前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中可以窥见一斑。

　　〇想做良民、顺民都不让做！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重回皇觉寺的朱元璋，史料没有留下那些年他到底干了什么事，有人说他是在读经念佛。但从事实来看，朱元璋似乎没有多少佛学修养。而在他的“回忆录”——如《高皇帝御制文集·纪梦》和《御制皇陵碑记》中对这段经历也是一笔带过。因此说，此时的朱元璋可能内心很迷茫，乞讨、流浪了那么多年，走过那么多的地方，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东山老虎要吃人，西山的老虎也要吃人，彼此彼此。就这么个天下，你朱元璋不就是一棵任何人都可践踏的野草、甚至可是说是草根，算了，还是在家乡这个破庙里头混口饭吃，这就不错了。但元朝实在是气数已尽了，就像朱元璋这种处于社会极度底层、濒临生死一线之间的人，连这点微乎其微的愿望和美梦都不能存久。

　　此时，距离朱元璋“修炼”较近的濠州城发生了郭子兴起义。“起义”是现代汉语中的褒义词，但在历代统治者看来，那可是“十恶”大罪之首啊！一旦起义爆发，帝国王朝定会雷厉风行和不遗余力地予以镇压，定会搞得起义地及其周围鸡犬不宁。可长期以来令人不解的是，离濠州城很近的皇觉寺里的朱元璋却没有对起义有着很强烈的反应，而是平平静静地继续当他的和尚。但大元帝国却偏偏不让他安宁，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烈火，官方调兵遣将，围攻红巾军，捕杀与红巾军“私通”的老百姓。

　　这时又一个中国式的“伟大神话”产生了作用——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上就很重视数字游戏，数字越大说明下级越有功，千万别忘了向上级多报些。由于元朝军政腐败，军队不堪一击，围攻、捕杀红巾军无功，只好弄几个老实巴交的老百姓充充数。可精明的军队官员这时又发现了一大秘密，拿来充数的老百姓抓得越多，上级领导就越开心。可黄河决堤、瘟疫肆虐、灾荒频仍，哪来那么多的老百姓可抓！不要急，和尚也可以充数。朱元璋早已耳闻了有些和尚莫名其妙地被抓去，当作造反的红巾军给杀掉了。从内心角度而言，这年头提心吊胆的，过得真不是滋味，但又能去哪里呐？兵荒马乱的，哪儿都差不多，怎么办？朱元璋这边的事还没想出个子丑寅卯来，那边又出事了，什么事呢？那时郭子兴的起义军队伍军纪很不好，时不时地出来烧杀抢掠一番。有一次，朱元璋外出回来，发现本来已经破旧不堪的皇觉寺一转眼间被大火烧了一大半，到处都是断垣残壁。他打听了一下，才知是郭子兴队伍来过，顿时就浑身直冒冷汗。

　　〇6次摇卦下定决心投奔起义军

　　巧不巧偏偏这个时候，朱元璋又接到了一封来自红巾军队伍里的信，信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写来的。汤和在信中告诉他，自己已经投靠了濠州郭子兴起义军，不仅不要为温饱问题发愁了，而且还在军中当了个军官——千户长，这是个管理着一千来号人的军中中层干部。汤和在信中还劝朱元璋也去投军，共图富贵。

　　可朱元璋看了信后，似乎反应不是太强烈和太积极，他不露声色地将汤和的信烧了。这也很正常，与造反者有书信联系，一旦被官府知道，就要被治以“叛逆”同谋之大罪，不仅自己要被杀头，而且还可能要被满门抄斩，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为防患于未然，朱元璋只得赶紧将书信给烧了。但人生中常有这样的事发生：你偏不想要见的人有时偏偏给碰上了；你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它却又偏偏发生了。朱元璋烧掉汤和的来信，就是不想让人知道有这件事。但就在当天晚上，他的师兄告诉他：“有人已经知道这件事，听说这个人还想去告官。”这下可把朱元璋吓坏了，这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他一连问了自己无数个“怎么办？”“太祖为讹言所逼，惧祸将及，出为元兵，恐红军至，欲入红军，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因为实在拿不出主意来，他就去找自己的朋友——后来明朝的开国大将周德兴商量。周德兴也没有什么好主意，但他有个提议，叫朱元璋去占一卜，算一卦，问问神看怎么办？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不得不说，占卜算卦在中国民间社会里长期流行着，它是主流文化之外的不可或缺的“亚文化”，如果站在价值中立的理性角度来看，它有时还真能帮助人们去解决一些大事，甚至鼓舞人们的精神，成就一番伟业。朱元璋占卜问事就是这么一个典型例子。

　　朱元璋怎样占卜的，过于详细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后来留下了一篇《纪梦》的文章，较为详实地描述了他占卜的经过。众所周知，占卜必备的工具——“卦具”，这种东西全国各地不一样，多数地方用的是铜钱，但有的地方用的是牛角，也有的地方用的是劈开的竹管片，朱元璋老家凤阳一带用牛角做的“珓杯”来占卜。占卜时往往占卜者双手对应合拢，将“卦具”放在合拢的双手里，一边摇晃几下，一边口中默默地念着所要问的事，然后将“卦具”扔在地上，一共三次。用来占卜的“卦具”就两个一对，摇卦时出现的组合只有三种情况：要么两个都是阳爻，要么两个都是阴爻，要么就是一个阳爻一个阴爻。然后根据《易经》来看卦阵，判断出未来事的吉凶。朱元璋似乎是对中国传统的《易经》之类并不熟悉，他是这么占卜的：首先发愿，要是能活着逃离此地的话，就显示出两个都是阳爻；要是留下来好的话，就显示出一个阳爻一个阴爻。他连投两次，卦象是皆为阴爻，这就等于说，逃跑不好，留下来也不好。于是他想到：会不会神叫我自己起事？要是这样的话，神您就明示给我两个都是阴爻。于是他第三次投珓杯，卦象显示两个都是阴爻。这下可把他吓得不轻，起事造反是要杀头和满门抄斩的，他不敢！他所希望得到的是两个皆为阳爻，即让自己太太平平地逃离出去。于是就有了第四次投下珓杯，结果卦象还是显示两个都是阴爻。这下朱元璋彻彻底底吓蒙了，这可怎么办？再试试，也许前面都搞错了，这次要好了。于是他第5次投下珓杯，结果这次不成为卦象，一个珓站立，一个珓跑出了“范围”。这时的朱元璋在想，看来神真的叫我起事造反咯？要是真叫我起事，神就显示给我两个阴爻。他默默地问着念着，手中第6次投下了珓杯，结果显示果真是两个阴爻。这下他终于下定决心——投奔起义军。

　　§§第二章 龙飞淮甸发威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