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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诺兰见老蒋
11月中旬的山城重庆，时间虽属初冬，但正是有名的“雾季”，天天浓雾笼罩，阴霾弥漫，再加上阴雨连绵，寒风萧索，给人一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之感。
蒋介石住在歌乐山下的林园住所，这里四周树木环抱，北风萧萧，黄叶满地，雨打林木，满耳是风声雨声落叶声。这些声音犹如阵地上的隆隆炮声，使蒋介石心烦意乱，彻夜难眠，真可谓一夜风雨到天明了。
11月20日早晨，他起身后，问俞济时：
“诺兰到了吗？”
这位诺兰是美国共和党议员，是特地飞到重庆来见他的。蒋介石也颇想在这风雨飘摇声中，听听他的美国老板的声音。
“诺兰先生已到重庆了。”俞济时回答。
“唔。”蒋介石沉吟了一下，“今天会见的准备工作安排好了吗？谁当翻译？”
“报告委座，准备由夏武官当翻译。”
俞济时所说的夏武官是蒋介石侍从室的空军武官夏功权，美国留学生，也是他的宁波老乡。
夏武官陪着诺兰来了。这个红光满面的美国人，与形容枯瘦、萎靡不振的蒋介石一对比，真是差别太明显了。
诺兰一见面，就向蒋介石坦率地表示：
“希望蒋先生的军队能在大陆上支撑六个月，当由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出兵支援。”
把希望寄托于美国出兵，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早就成为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唯一救命稻草，也早就成为他鼓舞下属的一剂强心针。但这一口头禅讲多了，部属也听厌了，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今天听诺兰一说，蒋介石虽有点似信非信，但情绪上还是受到了一点鼓舞，顿时精神为之一振，连声说：“多谢！多谢！”
“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共，进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大仗的。”诺兰像在国会发表演说那样，显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谢谢！”蒋介石又一次礼节性地点头。他心中在想：现在的问题是西南能否坚持六个月，能否等到美国出兵支援。因为诺兰在以后几天的一次演说中透露：“美国的战争准备要在明年六月才能完成，现在不能对中国作出军事援助。”
待诺兰告辞后，蒋介石立刻叫侍从秘书曹圣芬电告宋希濂：
“现在希望前线能顶得住，我立刻调胡宗南的部队来重庆，如果能守住重庆几个月，就会有办法了。”
可是宋希濂已经落荒而逃，连他本人在哪里都联系不上，还谈什么守住守不住的问题。
蒋介石焦急地把顾祝同找来，对这位总参谋长说：
“你立刻急令胡宗南，调第一军来重庆，并立即征集400辆汽车去广元接运部队。”
不一会儿，顾祝同来报告说：“胡宗南请求不要调走第一军，因为目前广元也很吃紧。”
“混蛋！”蒋介石大怒，“你立刻挂通电话，我亲自给他说。”
电话接通了。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对着电话筒喊：
“怎么，你不执行我的命令吗？啊？”
“总裁！”电话里传来胡宗南哭丧的声音，“不是我不肯调，实在是这里也一样吃紧，我抽不出部队来。”
“抽得出要抽，抽不出也要抽。”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话筒大声呵斥，“你还是我的学生吗？你竟敢不服从我的命令！”
“我和宋希濂早向校长建议过，在共军采取大规模行动之前，把我们西南的主力撤向滇西。”胡宗南也不示弱，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响，连站在附近的俞济时也听得出来。“现在共军已占领贵州，出兵毕节，把我们的退路都截断了。重庆不保，成都也难保，我和宋希濂两大主力都要完蛋。校长，随你的便，我抽不出这第一军。”
“我命令你守成都。”蒋介石声嘶力竭地喊着，“第一军马上出发来重庆，不服从命令，军法从事。”
胡宗南没有办法了，声音微弱地说：
“我尽量抽两团人来……”
蒋介石气得把电话听筒随便一摔。顾祝同走过去把电话筒放好，轻声劝说：
“总裁保重身体。汽车……”
“马上出发！”蒋介石神经质地说，“把第一军快快运来……”
“胡宗南说两团……”俞济时提醒了一下，意思是说，不必派400辆汽车了。
“就派100辆好了。”蒋介石烦躁地说，“第一军运来，要到重庆市区各主要街道游行，以安定人心。”
“是！”顾祝同和俞济时同时退下，让蒋介石好好休息一下，消消气。当时重庆的守卫工作，主要是以杨森的“反共保民军”这些地方武装来担任的。重庆解放前夕，四川军阀杨森被任命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刘雨卿、杨汉域为副总司令。划重庆市及附近的巴县、江北、涪陵、长寿、丰都、璧山、铜梁、江津、广安、綦江、大足、北碚等十八县为卫戍区。每县成立一个常备师，统归杨森指挥。
当时，卫戍区的基本部队有内政部的第二警察总队队长彭斌所率领的九个步兵团，以及宪兵第二十四团，罗君彤的三六一师，第二十军的一二三师、一三四师和七十九师。
蒋介石知道，靠这些七拼八凑的地方武装和从战场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是守不住重庆城的，所以非要调正规的主力部队第一军来保卫山城不可。但是杨森却踌躇满志，非常得意。因为自国民政府逃迁入川，他就极尽殷勤巴结之能事，大喊“反共戡乱到底”的口号。现在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以卫戍总司令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成立“反共保民军”。
“反共保民军”共分五个军，陈亮、廖泽、周翰熙、刘集涵、黄庆云分别任军长。又在军以上分设三路总指挥：以喻孟群为第一路总指挥，辖第一、二两军；以夏炯为第二路总指挥，辖第三、四两军；以许尧卿为第三路总指挥，辖第五军。各县常备师编归“反共保民军”建制。
这个“反共保民军”乍听起来声势很大，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螳臂挡车，无法阻挡滚滚的解放洪流。
11月16日，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重庆东南屏障彭水县城。当时，重庆大为震动，市面动乱不堪，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已成丧家之犬，纷纷由重庆出逃。
死心塌地效忠蒋介石的杨森，使出浑身解数，凶神恶煞地发布“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十六条杀令：
一、阻挠政令与匪勾结者，杀！
二、窝藏匪谍，隐蔽不报者，杀！
三、供给匪之枪弹、电讯器材及秘密文件者，杀！
四、造谣惑众，扰乱秩序者，杀！
五、扰乱金融，破坏币信者，杀！
六、操纵物价，影响民生者，杀！
七、抢劫财物者，杀！
八、纵火焚毁物资及军用品、房舍者，杀！
九、聚众煽动者，杀！
十、以文字、图书、演说为匪宣传者，杀！
十一、报道不准确军情，影响治安者，杀！
十二、煽动工潮学潮者，杀！
十三、煽动军人叛逃者，杀！
十四、泄漏军机，刺探军情者，杀！
十五、私运枪弹或造军火者，杀！
十六、阴谋破坏军事交通桥梁、机场、码头、军械弹药粮秣军需仓库，以及车辆、飞机、船只、通信设备者，杀！
杀，杀，杀！一片喊杀之声。但人民革命的力量是杀得绝、扑得灭、挡得住的吗？
1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由川东南及黔北进逼重庆。杨森令罗君彤的三六一师及彭斌的内政部警察第二总队在大江南岸一带布防。将第二十军一三三师、一三四师由南岸调回江北，防守江北以下长江南岸。第二十军七十九师驻扎涪陵。
蒋介石知道：抗日战争时，他把重庆作为“陪都”，一直未被日本人攻克，所以，当解放军进军西南，他无论如何也要死守重庆，希望它第二次成为“陪都”，作为“反共复国”的基地。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胡宗南的第一军调来死守山城的原因——他有他的想法。
但他也明明知道：解放军已逼近城下，重庆再死守也是守不住的，旦夕即可丢掉。他能甘心把个锦绣山城好端端地交给共产党吗？把这个经历抗战八年苦心经营的“陪都”，乖乖地送入共军之手吗？他叫来了毛人凤，咬牙切齿地对他说：
“广州撤退时，李及兰对广州的破坏不彻底，以致空军三千多吨物资都完整无损地被共军拿去了。这次重庆撤退前，你要将各兵工厂、水电厂、广播大厦及飞机场等都予以破坏，由你负责主持此项工作。你马上召集徐远举、廖宗泽、周养浩、马志超、李济中等人订出方案，从速报来。”
蒋介石在上海、宁波撤退时，对城市没作过大的破坏。因为宁波是老家，怕激怒乡亲，不敢破坏。对上海，是来不及破坏了。他当时怕乘坐“太康号”兵舰目标太大，就把招商局的“江静轮”征来，作临时指挥所。他还派了一连人把船上的人都控制住，可没想到竟有张权这样的中将被策反甚至打算进攻复兴岛活捉他。后来他听到消息，只好乘“江静轮”进上海。但是时间太迟。他的船已经无法驶进吴淞口——解放军的炮弹把吴淞口封锁了。结果上海没有来得及破坏就完整地落到共军之手。广州呢，破坏也太迟，太不彻底……他每想到这里都感到痛心疾首，引为终身憾事。
蒋介石住在歌乐山下的林园住所，这里四周树木环抱，北风萧萧，黄叶满地，雨打林木，满耳是风声雨声落叶声。这些声音犹如阵地上的隆隆炮声，使蒋介石心烦意乱，彻夜难眠，真可谓一夜风雨到天明了。
11月20日早晨，他起身后，问俞济时：
“诺兰到了吗？”
这位诺兰是美国共和党议员，是特地飞到重庆来见他的。蒋介石也颇想在这风雨飘摇声中，听听他的美国老板的声音。
“诺兰先生已到重庆了。”俞济时回答。
“唔。”蒋介石沉吟了一下，“今天会见的准备工作安排好了吗？谁当翻译？”
“报告委座，准备由夏武官当翻译。”
俞济时所说的夏武官是蒋介石侍从室的空军武官夏功权，美国留学生，也是他的宁波老乡。
夏武官陪着诺兰来了。这个红光满面的美国人，与形容枯瘦、萎靡不振的蒋介石一对比，真是差别太明显了。
诺兰一见面，就向蒋介石坦率地表示：
“希望蒋先生的军队能在大陆上支撑六个月，当由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出兵支援。”
把希望寄托于美国出兵，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早就成为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唯一救命稻草，也早就成为他鼓舞下属的一剂强心针。但这一口头禅讲多了，部属也听厌了，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今天听诺兰一说，蒋介石虽有点似信非信，但情绪上还是受到了一点鼓舞，顿时精神为之一振，连声说：“多谢！多谢！”
“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共，进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大仗的。”诺兰像在国会发表演说那样，显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谢谢！”蒋介石又一次礼节性地点头。他心中在想：现在的问题是西南能否坚持六个月，能否等到美国出兵支援。因为诺兰在以后几天的一次演说中透露：“美国的战争准备要在明年六月才能完成，现在不能对中国作出军事援助。”
待诺兰告辞后，蒋介石立刻叫侍从秘书曹圣芬电告宋希濂：
“现在希望前线能顶得住，我立刻调胡宗南的部队来重庆，如果能守住重庆几个月，就会有办法了。”
可是宋希濂已经落荒而逃，连他本人在哪里都联系不上，还谈什么守住守不住的问题。
蒋介石焦急地把顾祝同找来，对这位总参谋长说：
“你立刻急令胡宗南，调第一军来重庆，并立即征集400辆汽车去广元接运部队。”
不一会儿，顾祝同来报告说：“胡宗南请求不要调走第一军，因为目前广元也很吃紧。”
“混蛋！”蒋介石大怒，“你立刻挂通电话，我亲自给他说。”
电话接通了。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对着电话筒喊：
“怎么，你不执行我的命令吗？啊？”
“总裁！”电话里传来胡宗南哭丧的声音，“不是我不肯调，实在是这里也一样吃紧，我抽不出部队来。”
“抽得出要抽，抽不出也要抽。”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话筒大声呵斥，“你还是我的学生吗？你竟敢不服从我的命令！”
“我和宋希濂早向校长建议过，在共军采取大规模行动之前，把我们西南的主力撤向滇西。”胡宗南也不示弱，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响，连站在附近的俞济时也听得出来。“现在共军已占领贵州，出兵毕节，把我们的退路都截断了。重庆不保，成都也难保，我和宋希濂两大主力都要完蛋。校长，随你的便，我抽不出这第一军。”
“我命令你守成都。”蒋介石声嘶力竭地喊着，“第一军马上出发来重庆，不服从命令，军法从事。”
胡宗南没有办法了，声音微弱地说：
“我尽量抽两团人来……”
蒋介石气得把电话听筒随便一摔。顾祝同走过去把电话筒放好，轻声劝说：
“总裁保重身体。汽车……”
“马上出发！”蒋介石神经质地说，“把第一军快快运来……”
“胡宗南说两团……”俞济时提醒了一下，意思是说，不必派400辆汽车了。
“就派100辆好了。”蒋介石烦躁地说，“第一军运来，要到重庆市区各主要街道游行，以安定人心。”
“是！”顾祝同和俞济时同时退下，让蒋介石好好休息一下，消消气。当时重庆的守卫工作，主要是以杨森的“反共保民军”这些地方武装来担任的。重庆解放前夕，四川军阀杨森被任命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刘雨卿、杨汉域为副总司令。划重庆市及附近的巴县、江北、涪陵、长寿、丰都、璧山、铜梁、江津、广安、綦江、大足、北碚等十八县为卫戍区。每县成立一个常备师，统归杨森指挥。
当时，卫戍区的基本部队有内政部的第二警察总队队长彭斌所率领的九个步兵团，以及宪兵第二十四团，罗君彤的三六一师，第二十军的一二三师、一三四师和七十九师。
蒋介石知道，靠这些七拼八凑的地方武装和从战场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是守不住重庆城的，所以非要调正规的主力部队第一军来保卫山城不可。但是杨森却踌躇满志，非常得意。因为自国民政府逃迁入川，他就极尽殷勤巴结之能事，大喊“反共戡乱到底”的口号。现在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以卫戍总司令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成立“反共保民军”。
“反共保民军”共分五个军，陈亮、廖泽、周翰熙、刘集涵、黄庆云分别任军长。又在军以上分设三路总指挥：以喻孟群为第一路总指挥，辖第一、二两军；以夏炯为第二路总指挥，辖第三、四两军；以许尧卿为第三路总指挥，辖第五军。各县常备师编归“反共保民军”建制。
这个“反共保民军”乍听起来声势很大，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螳臂挡车，无法阻挡滚滚的解放洪流。
11月16日，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重庆东南屏障彭水县城。当时，重庆大为震动，市面动乱不堪，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已成丧家之犬，纷纷由重庆出逃。
死心塌地效忠蒋介石的杨森，使出浑身解数，凶神恶煞地发布“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十六条杀令：
一、阻挠政令与匪勾结者，杀！
二、窝藏匪谍，隐蔽不报者，杀！
三、供给匪之枪弹、电讯器材及秘密文件者，杀！
四、造谣惑众，扰乱秩序者，杀！
五、扰乱金融，破坏币信者，杀！
六、操纵物价，影响民生者，杀！
七、抢劫财物者，杀！
八、纵火焚毁物资及军用品、房舍者，杀！
九、聚众煽动者，杀！
十、以文字、图书、演说为匪宣传者，杀！
十一、报道不准确军情，影响治安者，杀！
十二、煽动工潮学潮者，杀！
十三、煽动军人叛逃者，杀！
十四、泄漏军机，刺探军情者，杀！
十五、私运枪弹或造军火者，杀！
十六、阴谋破坏军事交通桥梁、机场、码头、军械弹药粮秣军需仓库，以及车辆、飞机、船只、通信设备者，杀！
杀，杀，杀！一片喊杀之声。但人民革命的力量是杀得绝、扑得灭、挡得住的吗？
1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由川东南及黔北进逼重庆。杨森令罗君彤的三六一师及彭斌的内政部警察第二总队在大江南岸一带布防。将第二十军一三三师、一三四师由南岸调回江北，防守江北以下长江南岸。第二十军七十九师驻扎涪陵。
蒋介石知道：抗日战争时，他把重庆作为“陪都”，一直未被日本人攻克，所以，当解放军进军西南，他无论如何也要死守重庆，希望它第二次成为“陪都”，作为“反共复国”的基地。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胡宗南的第一军调来死守山城的原因——他有他的想法。
但他也明明知道：解放军已逼近城下，重庆再死守也是守不住的，旦夕即可丢掉。他能甘心把个锦绣山城好端端地交给共产党吗？把这个经历抗战八年苦心经营的“陪都”，乖乖地送入共军之手吗？他叫来了毛人凤，咬牙切齿地对他说：
“广州撤退时，李及兰对广州的破坏不彻底，以致空军三千多吨物资都完整无损地被共军拿去了。这次重庆撤退前，你要将各兵工厂、水电厂、广播大厦及飞机场等都予以破坏，由你负责主持此项工作。你马上召集徐远举、廖宗泽、周养浩、马志超、李济中等人订出方案，从速报来。”
蒋介石在上海、宁波撤退时，对城市没作过大的破坏。因为宁波是老家，怕激怒乡亲，不敢破坏。对上海，是来不及破坏了。他当时怕乘坐“太康号”兵舰目标太大，就把招商局的“江静轮”征来，作临时指挥所。他还派了一连人把船上的人都控制住，可没想到竟有张权这样的中将被策反甚至打算进攻复兴岛活捉他。后来他听到消息，只好乘“江静轮”进上海。但是时间太迟。他的船已经无法驶进吴淞口——解放军的炮弹把吴淞口封锁了。结果上海没有来得及破坏就完整地落到共军之手。广州呢，破坏也太迟，太不彻底……他每想到这里都感到痛心疾首，引为终身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