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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资源”不走
在张治中来到溪口以前，1949年的2月下旬，蒋介石曾打电报召见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同乡到奉化溪口。这个同乡就是鄞县石塘翁家人翁文灏。翁是中国最早留学比利时的学生之一，是学地质的。1948年11月前，当过南京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后来还当过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也许这就是“学者治国”吧，很快就下了台。蒋介石这次召见他是放心不下资源委员会迁台之事。
翁文灏和他的儿子——上海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工程室主任翁心源，接到电报后，一起到溪口慈庵坟庄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刚起床，长袍马褂，面色阴沉，摆摆手，算是让翁氏父子坐下。
翁文灏来溪口前，他的老朋友、翁的后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曾一再请他向蒋介石说一下：“资源委员会的南京五大厂，实无迁台的必要。”
这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经办全国的煤、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电工、机械、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所谓“国营企业”，是一个管理国家资源的政府部门。当时，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厂矿的职员约30000人，其中外国留学归来和本国大学毕业的各项技术管理人员约占60%。此外还有各种技工和工人六七十万人。
1948年12月，蒋介石在下野之前特别召见了孙越崎，问他：“你们南京有几个工厂？”
“有五个大厂：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
蒋介石沉吟半晌，说：“把这五个工厂迁到台湾去！”
孙越崎的脑子“嗡”的一声，这不是要把“资源”迁走了吗？“资源”是不能走的呀！他自己呢，也希望留在大陆。于是他推辞说：“总统，现在外边谣言很多，说江阴要封锁，轮船不好雇，运输有困难。”
蒋介石没有驳斥他，只是盯了他一眼，慢声慢气地说：“京沪铁路不是畅通无阻吗？可以把机器设备由铁路运到上海，再用轮船运去台湾。”
“总统，铁路运输谈何容易，五厂现在经济已经很困难，拆、运、建，需要很长时间，又需要大笔经费。”
“嗯，这不要紧，你做预算来，我交财政部照拨。你们一面拆，一面派人去台湾勘察厂址，免得将来还要再搬，费钱误事。”
“总统，设备可以运去，可是原料呢？原料都在大陆呀，这怎么能运走……”
“可以进口嘛！”蒋介石语气坚定。孙越崎只得点点头。
蒋介石对此事抓得很紧，他拨给资源委员会南京五厂拆迁费132亿元，每天派人去督促拆运。孙越崎只得租了一艘载重8000吨的新华轮船，泊在下关江心，通知各厂把机器拆运至下关码头。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了，孙越崎以为蒋介石要到外国去避难了，立即通知各厂把码头上的设备全部搬回原厂，重新安装。
蒋介石在溪口得知此讯，火冒三丈。这次召见翁氏父子，就是为了此事。他没等翁文灏开口就说道：“我要孙越崎拆迁五厂去台湾，他没有迁。我看他是糊涂了，说不定被资委会中的共党分子包围了。”说到这里，蒋介石看了翁氏父子一眼，然后慢吞吞地说，“不过，这人是少有的矿业专家啰，我们该对他客气一点。嗯，你回去劝劝他，叫他不要上别人的当。”刚说到这里，俞济时来请蒋介石和客人们用早餐。蒋介石一摆手，大家就向隔壁餐厅走去。
餐桌旁，何应钦、张道藩、谷正纲三人正站着等候他们。感到有些委屈和纳闷的翁文灏，面向着何、张等人忽然冒出一句话：“我想现在南京各机关是没有共党分子的，恐怕还没有。你们看是吗？”
翁文灏这话真说得有点出格，何应钦等三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感到莫名其妙，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附和：“是呀！是呀！”
“嘿嘿！”蒋介石听了，不以为然。两个月前的一天夜里，他亲自为几十个空军飞行员晋级授勋，谁知刚回到府邸，从燕子矶方向突然传来轰的一声，震得门窗摇动。他连忙叫人去查，原来就是他亲自授勋的一位名叫俞勃的飞行员等五人，驾了一架B—24飞到北方去了，临走时，还把三颗炸弹掷下来。教训够大的！眼前翁文灏又说这种话，他不禁皱起了眉头，摇了摇头。
翁文灏回到南京，向孙越崎说起蒋介石的谈话，孙越崎起初很吃惊，继而想，蒋介石只是说他“糊涂了”，“上当了”，这不过是把他当作“元旦文告”中所说的“失去信心”一类的国民党人而已。现在蒋介石最注意的是军队，对于像自己这类“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人，也许不会那么重视，心里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不几天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给孙越崎拍来一份电报：“奉层峰电令，南京五厂速迁台湾，盼电复。”
这“层峰”是什么意思？孙越崎想，这大概是指蒋介石了吧，因为蒋介石已经下台，当然不能再称“总统”了，故以“层峰”代之。
孙越崎只好召集各厂负责人开会，向他们讲明情况。各厂的负责人都默不作声，期待地看着孙越崎，气氛严肃。孙越崎鼓起勇气说：“工厂不搬，电报不复！”他仍想采用拖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
孙越崎的话一出口，电照厂厂长沈良骅立即站起来发言：“现在看来情况非常严重，也不知道将会产生什么风险。工厂不迁台，是我们员工的共同愿望，孙委员长说出了我们大家心里想说的话。但是，将来追究起责任来怎么办呢？难道由孙委员长一人来承担？”沈良骅沉思了一下接着说：“不！不能由他一个人承担，我们这几个人愿共同承担！”
各厂的负责人都点头赞同。
沈良骅笑道：“第一件要追究责任的事是，为什么搬到码头上的机器又搬了回来？”他放低声调对孙越崎说：“唯一的办法，就是由我们各厂厂长给你上个报告，说轮船开跑了，机器暴露在码头上，风吹雨打太阳晒，容易损坏，故请求搬回原厂。你批准我们的报告，指令各厂搬回机器，这样，就可以减轻你的责任。这个办法可好？”
沈良骅说完，其他几位厂长一致同意。孙越崎听罢掉下了老泪，他哽咽地说：“我们大家共患难同生死，南京五厂的资源不能走呀！”
蒋介石知道南京五厂仍无动静，孙越崎连回电也没有，又给汤恩伯去电催促。汤恩伯又发了第二封电报，并且派南京卫戍司令部的一个副司令亲自送去。孙越崎这时才真正着慌了：“怎么，老蒋还没有忘记这件事？”
孙越崎无法可想，就拿了电报去见李宗仁。
孙越崎说：“李代总统，你正想派和谈代表去北平，如果将南京五厂拆往台湾，对方就会说我们对和谈没有诚意，这对和谈不利。此事虽是蒋总裁的意思，但外人不明真相，你和我都有责任呀！”
李宗仁说：“对！不要拆迁了。”
一直到南京解放，蒋介石知道这五个厂肯定是留在大陆了。他愤恨地骂了一句：“孙越崎误国，撒我的烂污！”
翁文灏和他的儿子——上海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工程室主任翁心源，接到电报后，一起到溪口慈庵坟庄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刚起床，长袍马褂，面色阴沉，摆摆手，算是让翁氏父子坐下。
翁文灏来溪口前，他的老朋友、翁的后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曾一再请他向蒋介石说一下：“资源委员会的南京五大厂，实无迁台的必要。”
这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经办全国的煤、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电工、机械、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所谓“国营企业”，是一个管理国家资源的政府部门。当时，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厂矿的职员约30000人，其中外国留学归来和本国大学毕业的各项技术管理人员约占60%。此外还有各种技工和工人六七十万人。
1948年12月，蒋介石在下野之前特别召见了孙越崎，问他：“你们南京有几个工厂？”
“有五个大厂：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
蒋介石沉吟半晌，说：“把这五个工厂迁到台湾去！”
孙越崎的脑子“嗡”的一声，这不是要把“资源”迁走了吗？“资源”是不能走的呀！他自己呢，也希望留在大陆。于是他推辞说：“总统，现在外边谣言很多，说江阴要封锁，轮船不好雇，运输有困难。”
蒋介石没有驳斥他，只是盯了他一眼，慢声慢气地说：“京沪铁路不是畅通无阻吗？可以把机器设备由铁路运到上海，再用轮船运去台湾。”
“总统，铁路运输谈何容易，五厂现在经济已经很困难，拆、运、建，需要很长时间，又需要大笔经费。”
“嗯，这不要紧，你做预算来，我交财政部照拨。你们一面拆，一面派人去台湾勘察厂址，免得将来还要再搬，费钱误事。”
“总统，设备可以运去，可是原料呢？原料都在大陆呀，这怎么能运走……”
“可以进口嘛！”蒋介石语气坚定。孙越崎只得点点头。
蒋介石对此事抓得很紧，他拨给资源委员会南京五厂拆迁费132亿元，每天派人去督促拆运。孙越崎只得租了一艘载重8000吨的新华轮船，泊在下关江心，通知各厂把机器拆运至下关码头。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了，孙越崎以为蒋介石要到外国去避难了，立即通知各厂把码头上的设备全部搬回原厂，重新安装。
蒋介石在溪口得知此讯，火冒三丈。这次召见翁氏父子，就是为了此事。他没等翁文灏开口就说道：“我要孙越崎拆迁五厂去台湾，他没有迁。我看他是糊涂了，说不定被资委会中的共党分子包围了。”说到这里，蒋介石看了翁氏父子一眼，然后慢吞吞地说，“不过，这人是少有的矿业专家啰，我们该对他客气一点。嗯，你回去劝劝他，叫他不要上别人的当。”刚说到这里，俞济时来请蒋介石和客人们用早餐。蒋介石一摆手，大家就向隔壁餐厅走去。
餐桌旁，何应钦、张道藩、谷正纲三人正站着等候他们。感到有些委屈和纳闷的翁文灏，面向着何、张等人忽然冒出一句话：“我想现在南京各机关是没有共党分子的，恐怕还没有。你们看是吗？”
翁文灏这话真说得有点出格，何应钦等三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感到莫名其妙，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附和：“是呀！是呀！”
“嘿嘿！”蒋介石听了，不以为然。两个月前的一天夜里，他亲自为几十个空军飞行员晋级授勋，谁知刚回到府邸，从燕子矶方向突然传来轰的一声，震得门窗摇动。他连忙叫人去查，原来就是他亲自授勋的一位名叫俞勃的飞行员等五人，驾了一架B—24飞到北方去了，临走时，还把三颗炸弹掷下来。教训够大的！眼前翁文灏又说这种话，他不禁皱起了眉头，摇了摇头。
翁文灏回到南京，向孙越崎说起蒋介石的谈话，孙越崎起初很吃惊，继而想，蒋介石只是说他“糊涂了”，“上当了”，这不过是把他当作“元旦文告”中所说的“失去信心”一类的国民党人而已。现在蒋介石最注意的是军队，对于像自己这类“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人，也许不会那么重视，心里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不几天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给孙越崎拍来一份电报：“奉层峰电令，南京五厂速迁台湾，盼电复。”
这“层峰”是什么意思？孙越崎想，这大概是指蒋介石了吧，因为蒋介石已经下台，当然不能再称“总统”了，故以“层峰”代之。
孙越崎只好召集各厂负责人开会，向他们讲明情况。各厂的负责人都默不作声，期待地看着孙越崎，气氛严肃。孙越崎鼓起勇气说：“工厂不搬，电报不复！”他仍想采用拖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
孙越崎的话一出口，电照厂厂长沈良骅立即站起来发言：“现在看来情况非常严重，也不知道将会产生什么风险。工厂不迁台，是我们员工的共同愿望，孙委员长说出了我们大家心里想说的话。但是，将来追究起责任来怎么办呢？难道由孙委员长一人来承担？”沈良骅沉思了一下接着说：“不！不能由他一个人承担，我们这几个人愿共同承担！”
各厂的负责人都点头赞同。
沈良骅笑道：“第一件要追究责任的事是，为什么搬到码头上的机器又搬了回来？”他放低声调对孙越崎说：“唯一的办法，就是由我们各厂厂长给你上个报告，说轮船开跑了，机器暴露在码头上，风吹雨打太阳晒，容易损坏，故请求搬回原厂。你批准我们的报告，指令各厂搬回机器，这样，就可以减轻你的责任。这个办法可好？”
沈良骅说完，其他几位厂长一致同意。孙越崎听罢掉下了老泪，他哽咽地说：“我们大家共患难同生死，南京五厂的资源不能走呀！”
蒋介石知道南京五厂仍无动静，孙越崎连回电也没有，又给汤恩伯去电催促。汤恩伯又发了第二封电报，并且派南京卫戍司令部的一个副司令亲自送去。孙越崎这时才真正着慌了：“怎么，老蒋还没有忘记这件事？”
孙越崎无法可想，就拿了电报去见李宗仁。
孙越崎说：“李代总统，你正想派和谈代表去北平，如果将南京五厂拆往台湾，对方就会说我们对和谈没有诚意，这对和谈不利。此事虽是蒋总裁的意思，但外人不明真相，你和我都有责任呀！”
李宗仁说：“对！不要拆迁了。”
一直到南京解放，蒋介石知道这五个厂肯定是留在大陆了。他愤恨地骂了一句：“孙越崎误国，撒我的烂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