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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版前言
1983年，我写了《武岭梦残》一书，最先发表在《西湖》杂志上，连载了六期。主编薛家柱同志从杭州来宁波，很有歉意地说：“省里有人说话了，我只能收场……”谁知，《西湖》连载的《武岭梦残》被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报告文学》的编辑们看到了。1984年5月，《报告文学》的编辑打来一个电报，叫我携带尚未连载完的稿子，还有相关资料到北京去。我到了北京，在人民日报社宿舍住了一个多月，又为书稿充实了许多东西，大约有12万字。《报告文学》于1984年8月开始连载，每期2万多字，连载六期。《报告文学》还大做宣传，从《人民日报》到《解放日报》，把每期目录都登得很显眼。这样一来，全国各种报刊，有二三十家选载或连载。广州有一家报纸，在《报告文学》登了三期后就迫不及待地刊出了四大版，后来又全部一次性出了十六大版，据说印了几十万份。当时转载、连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格，全国有几十家报纸杂志一共印了几百万份。因为第一次对蒋介石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描写，而且涉及很多内幕，所以很轰动。不久，《广州日报》又约我写蒋介石到福州、广州、重庆、成都，最后从成都出走，1950年又到舟山，5月去了台湾这一段历史，这是他在大陆最后的日子。
我写的《武岭梦残》主要是1949年1月22日至4月25日蒋介石父子在溪口（武岭）这三个多月的时间，当然也涉及蒋介石父子的出身和主要历史。在这一段特殊时期，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江南半壁河山，想阻挡解放军渡江，但他也知道，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作了离开故乡的准备。游访宁波名山大刹，拜别祖祠先茔，无可奈何花落去，别梦依依辞故居。在这中间，我采用了已由奉化市政协收集的蒋介石民国十六年前之日记、家书（或许即蒋介石少年时的先生毛思诚所整理的由其孙毛丁以家破人亡之代价保存下来的）。蒋经国的日记倒是比较全的（从台湾引进来的），可印证蒋氏父子的心情。
日记、家书是为印证蒋氏父子当时的心境而引用的。日记是个人心理感受的真实记录，是重要的史料，但是在日记里不一定把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这就需要考证分析。例如1921年4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余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是以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又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关于这则日记，有人认为蒋、毛不和，是蒋介石粗鲁等等，其实事出有因。毛氏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建丰（就是蒋经国），对之非常溺爱，就让儿子留在溪口读书，而蒋介石却要求儿子受正规教育，把他送到奉化县城上正规小学，寄住在毛氏义妹陈志坚家中。等蒋介石去了上海，毛氏又把儿子带回溪口自己身边，蒋介石知道后，认为毛氏这样溺爱对儿子受教育不利，于是吵闹起来。蒋介石后来干脆把经国与纬国送到上海去受教育。蒋介石很关心儿子学习，从其许多家信中可见，在学习、做人、写字方面他都一一加以教育。1922年8月4日，蒋介石给在上海的蒋经国写信说：“你每星期有工夫的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增长知识，并为你弟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半年……”1923年9月14日，给蒋经国写信说：“要文章做得好，总需名词记很多，尤其双个字的名词，如人类、品行、生活、空气等等，平日留心记着，做文章的时候就随笔可以写出来，无论中文、英文，都是一样的。”甚至对蒋经国回信中哪一个字写错了，都一一订正，并写信叮嘱说：“写字，笔画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从家书中可以看出，作为父亲，蒋介石对儿子很细心、很负责。1949年，蒋经国在溪口重读家书，当然感慨多多。
1949年1月到4月这段时间，蒋氏父子几乎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四明山附近走访（告别），如1949年2月22日，蒋氏父子到葛竹外婆家一行，蒋经国日记：“今日天气阴雨，上午十时，由妙高台出发……”第二天日记：“晨起，阴霾四布，早餐后，即携儿女随父展谒外太祖母及贤甲舅公墓……途经斑竹园……乡人以烤番薯、煨芋艿设席，真‘菜根香’也……”日记里当然不会讲明当时蒋氏父子是最后去告别的。而据当地人回忆，当时蒋介石两个亲舅还在，蒋介石对其亲舅说：“我这家当得不好，我要到五台山去修行了。”而蒋经国则对其表兄弟说，叫他到溪口去，跟他们走等等。王贤甲是蒋介石堂舅，这个堂舅，在蒋介石1916年反袁失败遭到通缉时，曾陪他藏身四窗岩，这些事在日记里并没有写到。关于1949年4月13日，蒋氏父子到过四明山心的四窗岩（又名石窗）一事，我最早是听五支队政委陈布衣同志说起的，我要证实这件事，找到蒋经国4月13日的日记：“晨间，天气晴朗，父亲八时许由妙高台出游……直至北溪，约两小时，由北溪经大俞至石窗（即四窗岩），亦约两小时……先在石窗之左窗，移时去右窗……伏身而进……盘桓四十五分钟而返……下午二时回大俞，在其对岸岙背大路旁之竹林，席地午餐……回妙高台，天已黑矣。”至于为什么要在兵荒马乱时去四窗岩，日记中没有说，实际上蒋介石1916年反袁失败到那里去躲藏过。这次去是告别，是还愿，是祈梦都可说。
日记和家书只有与作者当时的心境联系起来才有看头，才能说明问题。对蒋介石父子和宁波等地人文历史不作了解，就引用或写什么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常常会闹笑话。近几年有一位作者，写到奉化溪口时，就杜撰了一个说法，如说：“奉化人有一种说法，溪口有两个头，一是奉化芋艿头，一是蒋光头。”这已很不文明。接下去又说，溪口人很硬气，说：“蒋光头宋美龄摸得，我们就摸不得？”这已是低俗了，且不符合事实，请问奉化、溪口人谁说过这种话？最近还有一个作家讲，蒋的侍卫中有一名夏功权者于1949年4月25日驾机送蒋逃出宁波到台湾。蒋经国日记中的确有夏功权名字，而且关系很密切，但蒋氏父子1949年4月25日下午是从宁海西店团堧乘竹排过小艇上太康号兵舰从象山港到上海。这些作家对宁波情况、蒋氏全部历史并不了解，其说法是杜撰的。
我为什么写蒋介石？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看到许多文史资料中涉及蒋介石离开大陆前的一些史料，有全国的，有省里的，有宁波的，特别是奉化的，多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材料，有百万字左右。还有革命史料，特别是关于沙文汉、陈修良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策划的十大起义事件，都是针对老蒋嫡系的，海陆空军都有，又大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从1949年夏到厦门以及至成都这半年间，蒋介石也一样是在众叛亲离，与李宗仁、白崇禧等明争暗斗中度过的，也有很多内幕和内心活动。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5月，老蒋还三次到舟山，仍旧流露出他对故乡的依恋之情。上述史料综合在一起，我又几次到溪口、葛竹、四窗岩、天童等地实地采访，1983年，我先写了一稿，请李政帮忙抄写，后来到北京人民日报社去修改、补充。我乘火车到北京，《报告文学》期刊社派两个人一辆车子来接我，他们不相信写蒋介石的人还只有五十出头。一个老太太（编辑）说：“我还以为作者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呢。”《报告文学》的编辑都是新闻界老前辈了，他们对我的帮助启发很大，他们说：“过去写蒋介石，都是把他写成开口‘娘希匹’，动手就打人，一个小流氓一样的人物，拼命去丑化他，这是不真实的。蒋介石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不是一个小流氓，更不要用‘拖油瓶’来进行人身攻击，这样格调不高……”在《报告文学》连载后，《武岭梦残》一炮打响。我的一位老战友给我说起，有一次他乘机返京，机舱中两位老人边看《报告文学》所载的《武岭梦残》，边闲谈说：“泰栋这个人肯定是在老蒋那里当幕僚的，否则怎么知道这许多内幕，又写得栩栩如生。”我的老战友说：“1947年，泰栋老弟与我一起在蒋介石老家打游击，他当时还是一个革命队伍中的小兵呢！”但是后来仍旧有个别人在报上不指名地说我是在美化蒋介石。于是有人害怕了，而薛家柱同志倒是很大胆的，不但冒着风险在《西湖》上首发了这组文章，后来还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剧本。他把本子送来我处，请了孙飞虎演蒋介石。我对薛说：“电视剧中蒋介石做配角是可以的，但是做主角现在恐怕很难公映。”电视剧是拍成了，但终究未公映。这次再版，我要把《武岭梦残》出版的情况交代清楚，特别要感谢薛家柱和《报告文学》的编辑们。这也是一段历史了。
总之，蒋介石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但他又是民国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是民国政治、军事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实，蒋介石最大的失败之处是，他所倡导和下面一班人物唱和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三个“一”，注定了他要走向独裁、反民主、反潮流的道路，注定了要被历史潮流所抛弃。写历史人物，既要真实，又要全面，正面、负面的都要讲。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从文学方面讲，就是恩格斯论文艺的几句名言：既要求细节的真实，又要求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真实。
有关蒋介石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传记啊报告文学啊，海内外撰写的人不知有多少，究竟谁是最早写这些东西的，下面就我所知和自己所写谈一些情况。
28年前，蒋介石父子部分日记和家书先在《武岭梦残》发表了！
24年前，宁波就有人研究蒋介石——宁波是应该好好研究蒋介石。现在有人掀起一股蒋介石热，这是因为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以后，大陆有条件的人，如有的专家可以去看，所以北京出了很多书，如《蒋介石日记揭秘》《蒋介石研究》《风雨危楼——蒋介石1949》等等。宁波是有条件搞好蒋介石研究的，最早，宁波师范学院曹屯裕先生就搞过这一研究。1988年秋，以曹屯裕先生为首，以“宁波师范学院政史系蒋介石研究室”名义，开了两次研讨会，出过几本专著。现在一些不是很了解情况的人去搞蒋介石研究，大都是一些文献资料收集，抄来抄去，对蒋氏父子，对近现代人文历史都不了解。我这本《武岭梦残》小书，现在被有些人整篇整篇照抄照印，由于不了解情况而弄得错误百出，但销路据说很好，所以我建议宁波出版社重版。因为我不可能找他们去打官司，我没有这个精力，不如再版一次，可能还有人看。当然我写的《武岭梦残》也难说完全准确，这次修改了一些，但错误总归还是有的，欢迎批评指正。
我所以重提这些旧事，主要是想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研究蒋介石有了条件，北京杨天石最早一部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是2002年，与宁波人研究要相差二十多年。最早写《蒋介石传》的是杭大教授杨树标，于1989年出版。其实最早研究的应是毛思诚先生，他不仅保存了蒋介石秘档，还写了《民国十六年前之蒋介石先生》出版过，应该说他是研究蒋介石的第一人，距现在七八十年了，该书曾被杨天石先生大量引用过。
泰栋
2015年12月
我写的《武岭梦残》主要是1949年1月22日至4月25日蒋介石父子在溪口（武岭）这三个多月的时间，当然也涉及蒋介石父子的出身和主要历史。在这一段特殊时期，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江南半壁河山，想阻挡解放军渡江，但他也知道，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作了离开故乡的准备。游访宁波名山大刹，拜别祖祠先茔，无可奈何花落去，别梦依依辞故居。在这中间，我采用了已由奉化市政协收集的蒋介石民国十六年前之日记、家书（或许即蒋介石少年时的先生毛思诚所整理的由其孙毛丁以家破人亡之代价保存下来的）。蒋经国的日记倒是比较全的（从台湾引进来的），可印证蒋氏父子的心情。
日记、家书是为印证蒋氏父子当时的心境而引用的。日记是个人心理感受的真实记录，是重要的史料，但是在日记里不一定把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这就需要考证分析。例如1921年4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余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是以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又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关于这则日记，有人认为蒋、毛不和，是蒋介石粗鲁等等，其实事出有因。毛氏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建丰（就是蒋经国），对之非常溺爱，就让儿子留在溪口读书，而蒋介石却要求儿子受正规教育，把他送到奉化县城上正规小学，寄住在毛氏义妹陈志坚家中。等蒋介石去了上海，毛氏又把儿子带回溪口自己身边，蒋介石知道后，认为毛氏这样溺爱对儿子受教育不利，于是吵闹起来。蒋介石后来干脆把经国与纬国送到上海去受教育。蒋介石很关心儿子学习，从其许多家信中可见，在学习、做人、写字方面他都一一加以教育。1922年8月4日，蒋介石给在上海的蒋经国写信说：“你每星期有工夫的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增长知识，并为你弟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半年……”1923年9月14日，给蒋经国写信说：“要文章做得好，总需名词记很多，尤其双个字的名词，如人类、品行、生活、空气等等，平日留心记着，做文章的时候就随笔可以写出来，无论中文、英文，都是一样的。”甚至对蒋经国回信中哪一个字写错了，都一一订正，并写信叮嘱说：“写字，笔画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从家书中可以看出，作为父亲，蒋介石对儿子很细心、很负责。1949年，蒋经国在溪口重读家书，当然感慨多多。
1949年1月到4月这段时间，蒋氏父子几乎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四明山附近走访（告别），如1949年2月22日，蒋氏父子到葛竹外婆家一行，蒋经国日记：“今日天气阴雨，上午十时，由妙高台出发……”第二天日记：“晨起，阴霾四布，早餐后，即携儿女随父展谒外太祖母及贤甲舅公墓……途经斑竹园……乡人以烤番薯、煨芋艿设席，真‘菜根香’也……”日记里当然不会讲明当时蒋氏父子是最后去告别的。而据当地人回忆，当时蒋介石两个亲舅还在，蒋介石对其亲舅说：“我这家当得不好，我要到五台山去修行了。”而蒋经国则对其表兄弟说，叫他到溪口去，跟他们走等等。王贤甲是蒋介石堂舅，这个堂舅，在蒋介石1916年反袁失败遭到通缉时，曾陪他藏身四窗岩，这些事在日记里并没有写到。关于1949年4月13日，蒋氏父子到过四明山心的四窗岩（又名石窗）一事，我最早是听五支队政委陈布衣同志说起的，我要证实这件事，找到蒋经国4月13日的日记：“晨间，天气晴朗，父亲八时许由妙高台出游……直至北溪，约两小时，由北溪经大俞至石窗（即四窗岩），亦约两小时……先在石窗之左窗，移时去右窗……伏身而进……盘桓四十五分钟而返……下午二时回大俞，在其对岸岙背大路旁之竹林，席地午餐……回妙高台，天已黑矣。”至于为什么要在兵荒马乱时去四窗岩，日记中没有说，实际上蒋介石1916年反袁失败到那里去躲藏过。这次去是告别，是还愿，是祈梦都可说。
日记和家书只有与作者当时的心境联系起来才有看头，才能说明问题。对蒋介石父子和宁波等地人文历史不作了解，就引用或写什么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常常会闹笑话。近几年有一位作者，写到奉化溪口时，就杜撰了一个说法，如说：“奉化人有一种说法，溪口有两个头，一是奉化芋艿头，一是蒋光头。”这已很不文明。接下去又说，溪口人很硬气，说：“蒋光头宋美龄摸得，我们就摸不得？”这已是低俗了，且不符合事实，请问奉化、溪口人谁说过这种话？最近还有一个作家讲，蒋的侍卫中有一名夏功权者于1949年4月25日驾机送蒋逃出宁波到台湾。蒋经国日记中的确有夏功权名字，而且关系很密切，但蒋氏父子1949年4月25日下午是从宁海西店团堧乘竹排过小艇上太康号兵舰从象山港到上海。这些作家对宁波情况、蒋氏全部历史并不了解，其说法是杜撰的。
我为什么写蒋介石？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看到许多文史资料中涉及蒋介石离开大陆前的一些史料，有全国的，有省里的，有宁波的，特别是奉化的，多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材料，有百万字左右。还有革命史料，特别是关于沙文汉、陈修良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策划的十大起义事件，都是针对老蒋嫡系的，海陆空军都有，又大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从1949年夏到厦门以及至成都这半年间，蒋介石也一样是在众叛亲离，与李宗仁、白崇禧等明争暗斗中度过的，也有很多内幕和内心活动。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5月，老蒋还三次到舟山，仍旧流露出他对故乡的依恋之情。上述史料综合在一起，我又几次到溪口、葛竹、四窗岩、天童等地实地采访，1983年，我先写了一稿，请李政帮忙抄写，后来到北京人民日报社去修改、补充。我乘火车到北京，《报告文学》期刊社派两个人一辆车子来接我，他们不相信写蒋介石的人还只有五十出头。一个老太太（编辑）说：“我还以为作者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呢。”《报告文学》的编辑都是新闻界老前辈了，他们对我的帮助启发很大，他们说：“过去写蒋介石，都是把他写成开口‘娘希匹’，动手就打人，一个小流氓一样的人物，拼命去丑化他，这是不真实的。蒋介石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不是一个小流氓，更不要用‘拖油瓶’来进行人身攻击，这样格调不高……”在《报告文学》连载后，《武岭梦残》一炮打响。我的一位老战友给我说起，有一次他乘机返京，机舱中两位老人边看《报告文学》所载的《武岭梦残》，边闲谈说：“泰栋这个人肯定是在老蒋那里当幕僚的，否则怎么知道这许多内幕，又写得栩栩如生。”我的老战友说：“1947年，泰栋老弟与我一起在蒋介石老家打游击，他当时还是一个革命队伍中的小兵呢！”但是后来仍旧有个别人在报上不指名地说我是在美化蒋介石。于是有人害怕了，而薛家柱同志倒是很大胆的，不但冒着风险在《西湖》上首发了这组文章，后来还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剧本。他把本子送来我处，请了孙飞虎演蒋介石。我对薛说：“电视剧中蒋介石做配角是可以的，但是做主角现在恐怕很难公映。”电视剧是拍成了，但终究未公映。这次再版，我要把《武岭梦残》出版的情况交代清楚，特别要感谢薛家柱和《报告文学》的编辑们。这也是一段历史了。
总之，蒋介石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但他又是民国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是民国政治、军事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实，蒋介石最大的失败之处是，他所倡导和下面一班人物唱和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三个“一”，注定了他要走向独裁、反民主、反潮流的道路，注定了要被历史潮流所抛弃。写历史人物，既要真实，又要全面，正面、负面的都要讲。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从文学方面讲，就是恩格斯论文艺的几句名言：既要求细节的真实，又要求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真实。
有关蒋介石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传记啊报告文学啊，海内外撰写的人不知有多少，究竟谁是最早写这些东西的，下面就我所知和自己所写谈一些情况。
28年前，蒋介石父子部分日记和家书先在《武岭梦残》发表了！
24年前，宁波就有人研究蒋介石——宁波是应该好好研究蒋介石。现在有人掀起一股蒋介石热，这是因为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以后，大陆有条件的人，如有的专家可以去看，所以北京出了很多书，如《蒋介石日记揭秘》《蒋介石研究》《风雨危楼——蒋介石1949》等等。宁波是有条件搞好蒋介石研究的，最早，宁波师范学院曹屯裕先生就搞过这一研究。1988年秋，以曹屯裕先生为首，以“宁波师范学院政史系蒋介石研究室”名义，开了两次研讨会，出过几本专著。现在一些不是很了解情况的人去搞蒋介石研究，大都是一些文献资料收集，抄来抄去，对蒋氏父子，对近现代人文历史都不了解。我这本《武岭梦残》小书，现在被有些人整篇整篇照抄照印，由于不了解情况而弄得错误百出，但销路据说很好，所以我建议宁波出版社重版。因为我不可能找他们去打官司，我没有这个精力，不如再版一次，可能还有人看。当然我写的《武岭梦残》也难说完全准确，这次修改了一些，但错误总归还是有的，欢迎批评指正。
我所以重提这些旧事，主要是想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研究蒋介石有了条件，北京杨天石最早一部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是2002年，与宁波人研究要相差二十多年。最早写《蒋介石传》的是杭大教授杨树标，于1989年出版。其实最早研究的应是毛思诚先生，他不仅保存了蒋介石秘档，还写了《民国十六年前之蒋介石先生》出版过，应该说他是研究蒋介石的第一人，距现在七八十年了，该书曾被杨天石先生大量引用过。
泰栋
201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