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有雷阵雨

第七章 六个者

　　墓碑上的照片是热的。

　　——赫塔·米勒

　　永诀者

　　北京现代住院的消息我是在五六天以后才得知的。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了，因为在这之前，在那些年里，我们几个是很铁的兄弟，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吆五喝六的喝酒聚会，几个电话来回，说定时间地点，就有了。

　　住院五六天以后，一些初步的诊断都出来了，情形似乎很不好，非常的不好。我和约上的两个老同学一起到医院时，他老婆在走廊上一边给我们讲述着这些天的一些情况，一边已经开始掉泪。回到病房，乍一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北京现代，虽然我们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不由得心头一阵惊怵，十天半月之前还是硬朗的一个壮汉，住院五六天之后居然可以这样病态。他还没来得及戒烟戒酒，没来得及苍老，没来得及头发花白，走路蹒跚，牙齿脱落呢。

　　肉体居然也可以这样的脆弱。

　　这是2005年的秋天，桂花的香气已经收敛，银杏的叶子才开始转色。我们三个在二院的大门口碰头，一边打趣地说着幽默的话，一边朝医院里面走去。到了大厅，看到别人有手上提着鲜花水果的，谁说，要不，我们也去买点东西？于是我们又折回身，朝大门外面的那排小店走去。午间的阳光从小河对岸的树梢上斜斜地照射过来，路上急驰的车和边上的零落行人，都让人感到有条不紊和宁静，勾勒出一种生活的常态。

　　当我们仨再一次站在医院的大门口时，阳光已剩下最后的余晖。驰过的车子有的已经打起了车灯，有的还没有；行人们的脚步也似乎都急促起来；路另一边的小河水面黝黯，波纹杂乱，泛着柔弱的灯火。在这个碰头的地方，刚刚心灵被受到一阵冲击的我们好像都没有分手的意思。

　　谁说，怎么样，去喝点？

　　谁说，怕什么怕，不就这么活呗。

　　谁说，那……好吧。

　　谁又对谁说，那你，好请假了。

　　谁回答说，请什么假呀。老婆知道我们来看北京现代的。

　　谁呵呵笑了起来。但笑声明显有些底气不足。

　　稍顿之后，谁厉声大喝一声，走！喝！

　　喝！

　　喝！

　　喝！

　　于是我们走进一条黑黢黢的小弄。我们要穿过去，找一家曾经是四个人围坐四条边的那张小桌，那家酒馆。

　　北京现代是我们三个的老同学。从小学到中学都在同一个班。后来我们都去插队，虽然不在一个生产队，但隔得还是不远。再后来我们都前前后后地回城，前前后后地成家和养儿育女。说来也是巧，我们几个的下一代居然都是清一色的千金。这些年来，我们都有些紧紧疏疏的走动和联络，情分说浅不浅说深不深，说淡不淡说浓不浓，但各自的生活情景还是十分了解和理解的。这些年来，说暴富没暴富说落魄没落魄，说进步没进步说落伍没落伍，日子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来了，自己该老的也就老了。唯一的收获大约是女儿们倒是在成长，翅膀一天一天地硬起来，——高中一毕业都上大学，离家了。

　　我们这帮男人已经知道什么该拿起什么该放下，事实上，我们已经放下许多了，比如情人、二奶什么的；比如只要自己的股票连续涨停；比如眼睛一点都不老花。我们只要平安、顺遂、稳妥，日子就像曾经度过的一样，我们不想要快节奏，不想要奋斗打拼。小日子里有些小聚，小聚的时候有小酒可以喝喝，喝酒时开心地调侃调侃，过过嘴巴上的瘾，这就是节日了，仅此而已。我们不会碍着谁，谁碍着我们了我们也只会退让。但现在，我们中的一员居然这样……这不是天灾也不是人祸，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定数，就跟彩票中了一亿三千万一样。

　　那家路边的小酒馆还在，还是曾经的老面孔。那张小桌也空着，就像另一个老友，它缄默着，似乎还露着一丝苦笑。现在它只有三条边了。

　　喝着酒，我们不自觉地总是围绕着北京现代而谈起了一件一件往事。谈到一件趣事时，是一阵开怀的大笑，但这种大笑随即就马上被刹住了；我们谈到了他尚在杭州读中医的女儿，谈到了他年迈但还健在的双亲，我们每人的心底不免一阵接一阵地悲凉。啤酒一杯一杯地灌下，脸红耳热，但我们的情绪却没有明显的被酒精刺激的迹象，每个人还是一如的平稳，相反，倒有些平日不曾有的持重。我们在散漫地回顾着他的一生，在总结他的一生，就像一个悼词的起草小组。其实，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在近五十个年岁里，我们的情谊持续有四十几个春秋，这是多么悠远而漫长的情谊史哦。这在北京现代的人生经历中恐怕也是唯一的。我们熟悉彼此甚至胜于另一个人身边的亲人。

　　谁说起了小学时的一个午后，我们几个在学校的后操场爬树，北京现代爬得最高，他已经是骑在树枝上了，那条树枝像跷跷板，跷呀跷的，一上一下。就在他最为得意的时候，忽然树枝嘎吱一下跷断，北京现代重重地摔到地上。一下子，只见他身子直挺挺地躺着，两眼直愣愣的。我们都慌了，不知所措，赶紧跑开去叫老师。老师来了，他也醒过来。他拍拍P股，一看老师，转身就一溜烟地飞跑着逃遁了。

　　谁说，也是的，市场里北京现代的一伙老板朋友都赌扑克牌，他倒是从来不摸的。

　　谁接着说，那是，每次喝了酒，重头节目就是发牌，他就是看着，再劝他，他也不下水。

　　谁说，他也从来不搓麻将。

　　我们无语地沉思起来。

　　谁轻轻地举起杯子，说，喝。没等别人举杯，他自己就一饮而尽。

　　谁也轻轻举杯，说，喝。

　　谁只举了举杯，嘴巴动了动，没有说出喝，就一口干尽。

　　时间差不多了。小酒馆的客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街面上平静起来，偶尔驰过的车子速度都明显加快。风吹来，带着凉。

　　谁站起来，找一个墙脚去方便。回来时他站在桌边问，怎样，还喝吗？

　　谁也站起来说，喝！声音不重但很有力。说完，他转身也去那个墙脚。

　　于是前面的谁就向服务员招手，示意再来啤酒。

　　各自的酒杯都满满地倒上新上的啤酒。没有谁提议，我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不约而同地举起杯子，缓缓地举向桌子上空的一个圆心。三只粗糙的玻璃杯子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郑重地碰在一起了。我忽然发现谁的眼角边上闪着亮，先以为是醉眼迷蒙的眼屎，随即才看清那是一个男人的泪花。

　　我们站直了，一杯酒就顺着被拉伸的喉管咕咕咕地流淌而下。

　　刚刚从墙脚回来的谁，一转身，脖子一扭，那杯酒就哗地一下从原路返回，就像水管爆裂，更多的酒从谁的体内喷涌而出，洒了一地。

　　那夜之后，虽然我们也有几次相约了去二院探视，也送去鲜花水果，但是大家出了医院也就彼此告辞，各自走散，都已经没有了再找个地方去灌灌酒的兴致。那夜，对于我们似乎是一个结尾，——有些结尾就是这样的，看上去突兀却也颇合常理。

　　永诀了……

　　我说的永诀并不仅仅是谁跟谁的永远的诀别，也不仅仅是谁跟消失的东西的一种诀别，即使还没有消失，也有可能存在一种再也不能复原的消逝；同样，对于我们来说，永诀的还不仅仅在于过去，还在于现在，以及未来。因此，我们还要向未来告别，事实上有些情形已经让我们向未来告别了。

　　整个冬天过去了，春天也来了。五一长假之后我上班的第一天，噩耗来了。

　　两年之后的又一个长假里，北京现代的女儿要举行婚礼了。电话打来，我欣然赴宴。但缺了父亲的女儿出嫁的盛典一直让我惊恐不安。仪式中，望着台前光彩华美的新娘，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北京现代，他的俊朗明亮的笑脸好几次让我涌上热泪。

　　罹病者

　　一个初春的黄昏，阳光有些暖意。我独自按响了他的家门。我们在电话里已经约好了的，所以他开门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倒是我，目光快速地扫描了一遍他的脸庞，我想在他不经意间完成这个过程，并且企图发现一些他的新变化。但是，没有。我觉得他的整个神情和神态并没有什么新特征，一切皆如以往，包括我们之间在这种时候所有的表现。

　　我换鞋，落座；他去沏茶，顺手将茶几上的一包香烟推到我的前面。

　　获知他罹病的消息稍稍有些晚了，就是说那是在他最为惊险的一幕已经平安落下之后了。这之前，我们也经常在QQ上问候或者拉杂或者幽默几下的，更早些的时候是电话或者短消息，有打没打，有发没发的，算是互相致个意。最后问一句，老样子？答一句，老样子。友谊久长了，也就没想要创意了。但是一个人经历了生与死的惊涛骇浪之后，会产生一些突变，诸如顿悟、猛然惊醒一类的，有时候这简直就是一定的。同时，当那些波浪波及周围，对于周围的人也有同样的作用。

　　我们的话题就像田野上觅食或者游走的一个小动物，它一碰到障碍便快速转向，然后继续前行；然后又碰到一个障碍，再转向。我们不知道所有谈论的途径和最终的抵达，我们也不在障碍面前停留。那些障碍要在过去，可能会被我们揪住不放，我们会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有些不快，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坐到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我打开一小半窗子，让吐出来的烟可以从窗子里顺势飘出去。

　　他坐在我的对面，沙发上，从窗口照射进来的一束阳光的后面。

　　他开始谈到那个下午；那一阵紧过一阵的绞痛，剧痛；束手无策的专家会诊；奇迹出现：天使用一根细针将他破裂的血管焊住……他说着这一切的时候沉着且略带庆幸。

　　他说他把自己养得不错，每天早晚下楼走走，小区的花园里，小河边，绕一圈。

　　他说他三个月以后就可以去上班了。

　　因为隔着黄昏的阳光，所以他的身影和声音似乎都在渐渐地越退越远。我听到了他在另一些时间段里说的话，当我们，还有别的朋友在一起时的高谈阔论，谈一些跟我们毫无相干的人或事。直到他站起来去厨房倒茶，我才回过神。

　　一个秋末的黄昏，阳光有些倦意。我独自按响了他的家门。我们在电话里已经约好了的，所以他开门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倒是我，目光快速地扫描了一遍他的脸庞，我想在他不经意间完成这个过程，并且企图发现一些他的新变化。果然，他的脸膛看上去亮了不少，而且泛着红润，那淡淡的红润在边缘处有些丝丝的印迹，就像毛笔画出的飞白；他的头发显然做过整理，比以前油亮而且拘谨得多了。整个的神情看起来比以前更有力量。

　　我换鞋，落座；他去沏茶，顺手将茶几上的一包香烟推到我的前面。

　　这一次他的上海之行我都知道的，我们一直隔三岔五地通着电话。去之前他明白自己的胸腔里有什么多出来了，多出来的东西在肉体里面的位置，多大多小，多少数量。去之前他也明白自己去是为了挨刀子，也明白挨刀子的整个过程，先有各种各样没完没了的检查，后有巨大的疼痛要忍受，不能翻身，到处插着管子……他清楚这一切，就如人们常说的那句“久病成良医”。他关于自己身体这一空间的知识来源太多太多了，有医生，各个医生；病友，各个病友；杂志、书；网上。对自己这一部分的肉体，他再清楚不过它曾经的坏以及接下来的走向。虽然现在，沪上之行又都过去，他又回到了他具有坚实硬壳的温暖健康的家中。

　　我们的话题就像河道上撑着风帆的小船，被风引领着只是向前向前，没有回头。我们说的都是目前、眼下、现在，以及接下来。没有过去。

　　我坐到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我打开一小半窗子，让吐出来的烟可以从窗子里顺势飘出去。

　　他坐在我的对面，沙发上，从窗口照射进来的一束阳光的后面。

　　他说起了关于他身体的好多种数据。看到我有些不解的表情，他就解释那些数据。他像老师，他让数字浅显起来，生动可感起来。我发现，每当他提到一个数字时，他的眉头就会随之一锁，就如随之被刺痛了一下。而当他接着解释它们时，他的眉宇才渐渐疏开，忽而来一个比喻时，嘴角还会露出得意的一笑。

　　下一年一个初夏的黄昏，阳光有些炽烈。我独自按响了他的家门。虽然是已经在电话里约好了的，但他开门时还是露出了一个生疏的似乎是冷不丁撞见的表情。他直愣愣地看着我，目光里有些焦灼和不安。我有些紧张，只朝他嘿嘿地笑了两声。他的脸色不仅红润，而且是比以前更加红润的红润；相衬之下饱满的天庭就有些明显的赭褐；头发略微有些稀疏。少顿，他才转身，动作有些迟缓。

　　我换鞋，落座。他去沏茶，顺手将茶几上的一包香烟推到我的前面。

　　近几日他就要北上了，去国内最好的治这个病的专科医院。这次不用刀子，是被推上一种刚刚从美国进口的机器，用射线，穿透骨肉。他说着话，脸却不时地转动，好像他的话在找聆听的对象却总是找不着。他的话音有些沙哑，而且总是在不该停顿的地方停顿。他说这一次会比较轻松，就是不会像前一次那样吃皮肉的苦，时间也短，一个星期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唉——。我发现他开始对自己叹气了。他说他现在在吃从美国进口的一种药，每粒四百元，一天四粒，一个半月一个疗程。那个美国药的供应商有规定，吃到15万元以后可以全部免费了。

　　然后他起身朝厨房走去，双脚趿着拖鞋，在地板上发出一声一声沉闷的声响。他又空着手从厨房走回来。我想他是想去拿茶壶的吧，到了那儿就不知道自己想做啥了。

　　我们的话题就像中了陷阱被夹住的腿，它可以动弹，但始终不能挣脱。我们被困在一个泥潭里，周围明亮和煦却是另一个天地，我们等待的只能是那个猎人的出现。

　　我坐到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我打开一小半窗子，让吐出来的烟可以从窗子里顺势飘出去。

　　他坐在我的对面，沙发上，从窗口照射进来的一束阳光的后面。

　　然后他又起身朝厨房走去，双脚趿着拖鞋，在地板上发出一声一声沉闷的声响。他又空着手从厨房走回来。

　　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先是想生命这玩意儿就这么狗屎，只能交给冥冥，后来就开始想他的命运多舛，结论是，当那些东西都成为过去时，得意失意，高潮低潮，风光不风光，抗争顺应等等都将黯然失色，尤其是在生命，或者说，是在躯体直接面临考验，需要直接对待它的时候，那些东西就更是轻如鸿毛。只要能挣脱魔鬼的这一只爪子，一切皆是幸福。

　　一冬雨凄厉的黄昏，到处是迷迷蒙蒙的，昏暗的。我独自按响了他的家门。我们在电话里已经约好了的，所以他知道按门铃的是我。我听到门锁轻轻地“嘎”了一下，随之厚厚的防盗门弹开了一条缝。我慢慢地推开门进去，却看不到他的身影。我站在门垫上跺了跺脚，并倾着上身朝里探望。他从书房里出来了，手上拿着一双新的棉拖鞋。他没有抬头看我。他的目光一直朝下，直视我踩着的那块门垫。他走近，把新拖鞋准确地扔在我的前面，那块门垫上。我换下鞋，把脚一一伸入新拖鞋，呵，里面还有些绒毛呢。他就在我的边上，没有说话，也没有把目光从拖鞋上移开。垫子的旁边还有几双拖鞋搁在那儿，他为什么要拿一双新的呢？

　　我跟在他身后默默地走向客厅。我落座，他去沏茶。茶几上的一包香烟已经拆开，并且有两支的一半已经拉出烟盒。

　　他先问起我的女儿，然后我们就开始谈他的女儿了。他有一个足够令他骄傲的女儿，无论容貌、学业和事业、生活观等等等等，无一可以挑剔，这是我们曾经许多次说起过的。在清华大学读完本科后又读完研究生，在许多人都在感叹大学毕业找工作难的时下，她却在我国最发达的大城市里成了高级白领，求职就像菜场里挑萝卜般轻松。然后说到他自己了。他说，没有什么了，就是每天吞几把药，早上吞一把，中午吞一把，晚上吞一把；一个礼拜去医院查一次，例行检查，抽抽血取取单子；平时也不下楼，不上网，懒得上，电视也懒得看。他抬着头望着那盏水晶吊灯，忽然重重地叹出一口长气，又转而轻声地，像是自言自语地吐出一句：等呢——。我的心也猛然抽搐了一下。默然一阵，我们又说到各自的女儿。我说起一件旧事。十年前那会儿我们在一个楼里编报纸，一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问我们前一天副刊头条文章的作者是不是中学生，他说他才看到的，我说是；他问是不是鄞县中学的，我说是，又说写得漂亮吧？他哈哈大笑着说，那是我女儿！这会儿，他的笑容也忽而明亮爽朗地展露了出来。他第一次将目光正面朝着我。我们目光的焦距就对准在一个点上了。

　　我坐到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我打开一小半窗子，让吐出来的烟可以从窗子里顺势飘出去。

　　他坐在我的对面，沙发上，从窗口照射进来的阳光一束都没有，他的身影显得黯淡而模糊。

　　雨下得有些急了。入夜前的黑似乎等不住，已经提前到来了，外面的路灯也亮了起来。我起身告辞。

　　他的目光又跟着我的新拖鞋回到门口。我换鞋，边站着边不由得和他一起盯视了一下那双新拖鞋。我想就新拖鞋说句什么，我想他也可能想就新拖鞋说句什么吧。但是我找不到话说。

　　我站到门外，说，我走了，过些天再来看你。他的目光落在我的皮鞋上，身子一侧被门挡着。喃喃一般地，他说，你女儿真漂亮。我无言以对，只浮出一个虚笑，随即转身下楼梯。我一步一步地朝下走，也没有回头，我想听到门在我身后“嘎”地一声合上。我在楼道里折了一个弯，没有；又折了一个弯，还是没有听到这声“嘎”。

　　探视者

　　我和文华在小区大门口碰头时，四处望了一下，没有徐的身影，于是我们继续等。都约好了的，看来她要迟到了。

　　我们边等边说话，看到旁边有一家规模不小的水果店，一角还摆放着鲜花在销售的，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讨论起来：

　　买点水果还是鲜花？

　　水果吧，水果实在。

　　他家又不缺水果。

　　那他家也不会少鲜花吧？

　　最后我们两样都买上。

　　站在店门口，我们又用目光四处搜寻，徐还是没有出现。

　　打个电话问问吧，文华说。

　　我把右手伸进左边的上衣里袋，想掏手机，但一摸，没有。又把手伸进右边的裤袋，一摸，又没有。换个手，又是上下摸了一遍，还是没有。塞在上衣里袋，贴在胸口前面的硬邦邦的一块是照相机，这我知道的，下车时才刚刚塞进的。我一想，对了，肯定是下车时将手机落在车子换挡手柄后面的那个方盒里了，开车时，我经常放那儿的。

　　跟文华一说，文华说，那你去拿一下嘛。

　　我想去，转念又不想去了，我说算了，反正也没啥要紧的事。

　　这时，我们忽而看到徐出现了。

　　徐是我们这次探访的总策划和总指挥。至少在这个时间前往就是她的主意。探访与我们这种关系或友情的患有他这样难治之症的朋友，应该在上午，而且要早，这是徐教导我们的。昨天电话里我们仨约定时，文华还不知道有这个讲究。我就知道因为近海的原因，宁波城里的人比较强调潮水的涨落，甬上习俗就有不少是与潮汐相关的。潮涨，意味着多、满、顺，是一个吉利的时间，潮落则相反。因此有许多事情都宜选在涨潮的时机。现在，海水的起落与人们生活的关联已明显淡去，所以习俗上的讲究也都渐渐脱离它了。晚饭后医院里进进出出探病的人还不总是很多嘛。

　　我们进屋，就要落座。乘着我们几个都在彼此寒暄，让来让去的时候，我把手伸进西装的里袋，捏住了相机。我想大声地对几位说，来，我们先来一张！我想这是我发出提议的最佳时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但是不知怎么的，话到嘴边又被自己吞了下去。我像一个藏有秘密的孩子面对着老师，只是心跳急速而不敢行动。

　　我缓缓地坐下，手缓缓地滑出衣袋。

　　有同行的一起坐、谈，我觉得安心多了。那天之前，我其实已经独自来看过他好几次了。他的身体状况不错，我们聊得也很好，有许多时间甚至都是他在问候我，我的生活状态、我上幼儿园的女儿，等等。但是这阵子就不行了，我从间间断断的网上聊天中似乎感觉到了他已经萌生的一种无望和悲凉。因此我已经有些害怕与他的两两相对，倒不是因为怕他跟我说起什么，比如旧事，深埋多年的，或者别的，具体的，只是因为我怕自己找不到可以说点什么的话题。有许多空泛的安慰的话总是说不出口，而实在的可行的美丽的话又没有。我是害怕两两面对时的无语，害怕那种时候的沉默。而现在有两个同行者在一起就不一样了，我们三个可以此起彼伏地将话题从时间上推过。

　　谈着什么了，显然又不是一个令大家感到沉重的话题时，我把手伸入胸口前的那个衣袋，摸到了相机。我想边掏出相机边说，嘿，今天我刚好带着相机……或者故作惊讶地，呀——，我带的是相机，不是手机？然后，眼睛先看着文华，或者徐，或者他，说，来一张？还是先看着文华吧，估计他不会拒绝的。但是不知怎么我的手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我的嘴巴倒是接过正在谈的话题。当话题接力棒一般地被别人接去时，我感到了自己的手指有些汗，有些黏糊糊的了。

　　昨天我们三个约定以后，我一直在想象着今天的这次探望，甚至昨天夜里都睡得不好。其实都是一些胡思乱想，都是不着边际，以前后来呀，交往友情呀，人生命运呀，什么什么的。想到最后给自己的一个提醒是：带着相机，别忘了。

　　这样想好，算是有个结论了。但是为什么要有照片呢，还是让人有些不明不白的。为他留像？为我们留像？或者为我自己留像？让这样的相片成为一个纪念？成为一次见证？都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当生命遭遇最后一击，当一具肉体正在吱吱吱地散架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什么才是有用的？当面对的一个生命活得简易而微弱，当他周边几个还将继续着的生命同样活得简易而微弱，什么才是有用的？……

　　又一个话题说到高潮，他转身进卧室，好像是去找什么。我又一次将手伸入衣袋，相机硬邦邦的，就在里面。我们仨都沉默着。三双眼睛三个方向。显然这也根本不合适提议拍照。

　　时间差不多了，该离开了。我们起身。他倚着门框送我们，我们在楼梯口呈三角形向他话别。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知道。可我的心里一下子就决定将它放弃了。拍什么拍！做什么用！谁稀罕！我为自己暗笑，倒是释然了。

　　下着楼梯，我忽然想起了童年的一件事。那次上了公交车，人很拥挤。我手上攥着一毛钱，一直没有递给售票员。我很紧张，希望在人多杂乱之际能逃过这一毛钱的票；又很害怕，怕被发现以后的难堪。车到终点，人们陆续下车，我拖到所有乘客最后，但是那个售票员跟在我后面。就在下车前，那个售票员突然问我，小朋友，你车票买了没有？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没，立即将手上已经捏得粘汗的那张纸币递给她。

　　哎，这会儿怎么没人问我，你带相机了吗？

　　你带相机了吗？

　　你带相机了吗？

　　你带相机了吗？

　　我们三个姗姗来到小区门口，然后穿过马路进了一家酒店，这也是昨天约定的。

　　点菜。上菜。正好留方桌的一边给服务员端菜。不过我们的兴致都不高，进食的欲望也不强烈。

　　我说，我今天带了相机，本来想拍几张的。

　　文华说，那你不说，这有什么关系！

　　徐抢过说，不好的，不能拍的！

　　我和文华都傻着眼看徐。

　　徐徐徐地说，……他会难受的。

　　我们都静止了一阵。

　　忽而，徐厉声起来：好了，不用说了，就是不妥的。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给他拍照片呢！

　　我们果然没有再说。

　　一顿饭，没多久就结束了，显得略有些草率。桌上的话题也就从他开始说到人生无常，再从他开始说到丧钟为谁而敲，然后喟叹几下，仅此而已。

　　酒店门口，我们散去，朝各自的方向。

　　我回到车上，掏出相机放到换挡手柄后面的那个方盒里。又顺手抓起手机，一看，屏幕显示居然有8个未接来电。最后还有一个短消息，是一个写诗的小老弟发来的。

　　他写道：不接电话。又在干什么坏事了？

　　拯救者

　　3点准时到医院，在ICU门口遇到几个也要进去的人。于是按了门旁的指示按键0101.很快就有一个穿着清洁服装的胖妇女来开门。问我，你找谁？我说，张谁谁。她又问，你是他什么人？我说，老同学。她说，那不行的。旁边一个穿黑衣的中年妇人立即跟我说，你找张谁谁呀，又转身对胖女人说，那让他进去吧，我就是来给张谁谁送饭的。胖女人嘟哝着说，里面医生也不会让你看的！算是她许可了。我便立即学着周围的人，穿上外套，换下鞋子，然后低着头跟着别人朝前走。

　　走廊有些过于长，而且空旷，又有几个折弯。就像是每一个进入者都必须要经历的，昏暗的走廊含有一些隐约的提示，上下左右漆着同一种颜色的油漆，外面的世界完全被隔绝被密封了。前后相随的人们没有谁说话，只有套着鞋套的脚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的“沙沙”声。

　　一拐进大门，迎面就是张的病床。张似乎醒来有一阵子了，正微微抬起头朝周围张望。看我们走近，他便盯住我们看。黑衣妇女轻轻走近他，说，这是你的同学，来看你呢。张的目光在我的脸上一溜，就转了过去，嘴里好像还在嘟哝。

　　我打量着张的脸，与几年前跟他碰到时相比，觉得他现在一脸瘦削；双目乌亮，而且大了许多，也许是脸部瘦削的缘故吧；唇下长起了一撮小胡子。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就有医生从一侧过来，大声问我们，你们看谁？你们是谁？

　　那个黑衣妇女赶紧朝她解释，说，我是给他送饭的，他是他同学，来看他的。

　　医生立即语气专断手势很大地边说边挥手，不行，出去！

　　黑衣妇女还要解释。那个医生显然声音加大了，说，上面有规定的，只允许两个人来，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姐姐，其他人一律不行，快走，出去！

　　我一声未吭，一边朝门口倒退着。

　　门在我眼前砰地关上。我只好从来时的走廊返回。走廊似乎更冗长、更昏暗了，就像一条通往地狱或者可以期待能豁然明亮起来的隧道，不禁令人恍惚。不知怎的，那个胖妇女又跟在我的后面了。在我脱下衣服、换鞋的时候，胖女人在一边说，我说的吧，进去也是没用的。

　　我朝她嘴角一瞥，露出一个轻笑。不过之后我又朝她欠欠身子，表示一下歉意，退出了最后一道门。

　　我在电梯口的一排长椅上找了个座位，我想等一下那个黑衣妇女。探视的时间不就是30分钟嘛，我想一会儿黑衣妇女出来再跟她聊点什么。

　　对面是手术室。长椅上坐着好几拨人。有一拨显然也是来探视ICU里的人的，我看到他们有许多人，估计有十几二十个的样子，他们每一次都进去两个人，进去的时候两人都神色凝重，出来的时候，眼里都闪着泪花，每两个进出的人都这样。另一拨是四个中老年男女，他们显得轻松多了，还不时地说笑。先是争论手术时间的长短，一个说，快了吧，另一个说，早着呢，还要两个小时，看着吧，没两个小时绝对出不来，打赌！另一个又说，那你还可以去睡一觉呢，四楼，几几几病房，几几几床，你去睡好了。一个有些生气地说，我才不去呢，叫我睡病床！这时候手术室的门开了，两个年轻护士推着一个小小的四轮推车出来了，一个声音脆脆地叫着某某某的名字。周围的人们都集中目光看着她俩，没人上前。另一个护士也是声音脆脆的，又叫。忽然从走廊的另一端跑过来一个衣着粗陋的壮汉，像是打工的，刚从工地上过来。他手上捏着一罐饮料，跑到护士跟前嘿嘿地朝着她们笑。一个护士说，这是你小孩，儿子！大人一会儿就出来。那个壮汉也不看新生儿，又转身跑着朝走廊远处的那端大声地召唤。护士在他后面叫住他，哎哎哎，你，推去呀！那汉子赶紧转回身，又嘿嘿笑着，将小车子接过，和护士一起向电梯口推去。接着，出现了少顷的肃静。一对年轻的男女依偎着，两人目光各有方向，似乎都陷入了沉思，看不出他们是在等待着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情景。那四个中老年组合中的一个又开始大声地说起话来，这一次是一个故事，他说，某某某真好笑，医生说他是得了那种恶病，把他吓得丧魂失魄，回到家，家里人都哭，晚上亲戚朋友都来看望，提着水果花篮。第二天，换一家医院去看，那里的医生说，是一个囊肿，割掉就好了。他立即割掉，也没有住院，嘿，到现在一直没有事呢。周围几个一起开心地呵笑着。

　　大约过了三刻钟。探视的规定时间是半个小时，这不都已经超过探视时间了嘛。我都开始想那个黑衣妇女是不是已经从另外的通道走了呢。这时候，她出来了。我赶紧起身迎过去。

　　我哎哎叫着。

　　她一下看到了我，就停了下来，说，哎，你还在？

　　我说，还在呢。

　　我们彼此对视了一下。

　　她说，我姓陈。

　　我“哦”了一下，看到她穿着黑色圆领衣，颈脖上挂着一条白色的项链，项链的底端是一个十字架，似乎都是白银的。

　　我也赶紧介绍自己，说我姓王。

　　于是我们一起朝电梯走去。

　　我问，怎样？我不知道我该向这个陌生的女人问点什么才是她最容易回答的。

　　她似乎是想了想，说，还好，吃了一点。

　　忽然，她语速加快了，说，他脾气很大，好像性格很躁。刚刚他拉大便了，护士的手脚可能有些重，他就唔唔唔地叫，好像在骂的样子。

　　我点点头，轻声地说，可能……的吧。

　　进了电梯，有好些人，我们一时没有话说。

　　出了电梯，她立即叙说起来，我不是阿姨。我是住在他家附近的。我是看他可怜，自己要来帮忙的，没来几次，今天是第二次。我是一个教徒，不管他怎样，我要救他的灵魂！

　　我一时听傻了。脑袋有些嗡嗡——

　　我要救他的灵魂！

　　我要救他的灵魂！

　　我要救他的灵魂！

　　她又接着说，是的，不要不相信，上帝是有的，是在的。天国也是有的，是在的。我们每一个人只有相信了，灵魂才能升到那里，才能被天国接纳……

　　我有些恍惚地随她一起走过昏暗的大堂，来到医院大门外面硕大的庭院里。盛夏午后的太阳依旧火烈，周围一片静止，也没有人影。

　　想到我是来看望老同学的，怎么就来聆听教诲了呢？我倒并非对她讲到的内容不感兴趣，而只是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讨论这个话题有些不妥而已，不过，同时又觉得她真能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呀。

　　她换了一口气，叹息似的说，你们知识分子读的书多，会说这是宗教，这是迷信，但这都是真的呀！

　　她看我只是应付般地浅笑一下，没有应答，也缄默起来。

　　我问，这儿这么远，你怎么回去？

　　她说，坐公交车，来也是坐公交车的。路远没什么，多坐会儿吧。

　　那好，我的车在那儿。我说着这话，就算是向她告别了。

　　她又赶紧说，我每天都在药行街的那个教堂里，你有事情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要相信主，主就在我们身边……

　　然后，她转过身，独自朝车站走去。

　　我看着她的后影，似乎也有了些感触。是呀，对于一个人，如果抢救什么都已经太迟了的话，也许只有灵魂的拯救永远都是不迟的。

　　受惊者

　　夜里大家是喝了很多酒。难得的一次出游机会嘛。在海边，一排海堤上搭建起来的木棚屋，前面是一个平台，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海风吹拂，月亮正好在大家坐下打开酒瓶的时候升上来，海面上满眼是波光粼粼。四个小时以后，大家唱了《难忘今宵》，喝酒结束，然后把T恤搭在赤膊的肩膀上，回到住地。

　　阿南大声喊着，谁跟我睡一间呀？不怕呼噜的过来好了！

　　谁就过去了。阿南对他说，这样，你先洗，洗了你就睡；我再洗，等我洗好你就睡着了。这样你就听不到我的呼噜了。于是安排妥。

　　但是还没等谁洗好澡出来，阿南看着电视已经把呼噜打得山响了。谁果然就没办法睡了。阿南的呼噜不仅响，而且毫无节奏，总是在不该停顿的地方停顿，不该延续的地方延续。此一时风平浪静，忽而就地动山摇；刚刚还微波轻漾，忽而就鬼哭狼嚎。很长时间了，谁还是没有睡意。故意发出一些声响，阿南的呼噜就歇了，但只稍停，转而又是故我。没办法，忍着睡吧。蒙眬之中，开始适应阿南呼噜的谁刚刚要入睡，忽然，阿南的呼噜停了。谁就又被整醒了。他坐起身好奇地看阿南，却看到阿南缩着身子在一阵阵抽搐。谁吓得浑身发汗，赶紧叫阿南的名字。阿南的抽搐停止了，但是好像呼吸也停止了。谁赶紧走到阿南的身旁去摇他，却见阿南直挺挺的，全无生气。谁立即惊呼着敲开旁边各间的门，把大家救火似的叫拢。大家稍一商议马上将阿南送到镇上的医院。在急救医生七手八脚一阵折腾下，阿南才慢慢地睁开眼睛，重回人间。

　　第二天回到甬城已是下午，疲惫不堪的阿南还是径直去了医院。

　　第一个医生给阿南开了几张单子，说是要等结果出来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但是什么呢？阿南赶紧问。医生说，按照你说的昨天的情形，可能情况不会很好。

　　阿南很不安，觉得走路的腿都有些发软。

　　阿南找了第二个医生。那医生慢吞吞地拿过他从海边小镇带回的病历卡，慢吞吞地看着上面的记录。然后说，是的，这种病很危险，发作起来人要窒息，一下就……如果施救不及时的话……

　　阿南一下子就觉得眼前黑了下来。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里的。

　　吃过晚饭，阿南没有跟往常那样急急地赶着下楼去抢麻将座位。他踱着步走到正在写作业的女儿身边，静静地看了一阵。看女儿写得认真，觉得无聊，就还是下楼去了。走到路灯下，几桌麻将牌战正酣，有人看到阿南下来就跟他招呼，说这么晚呀，早没你的座位了。阿南笑笑，也不说话。边上站了一阵，又看得没兴致了。阿南便踱着步朝月湖那边走去。拐过树丛间被人们踩出来的一条小径，顿时就幽静了。迎面的湖水波光闪闪，亭子和路边的石凳上是幽暗的人影。阿南沿湖走去。他看到有好几个人在甩鱼钩。他们用的是钓鱼一样的渔竿和渔线，但他们不是在钓，而是用力一甩，将鱼钩甩向很远的水里，然后用力一拉，原来是用钩子在水里扎鱼。因此那些人的身影总是不断地在动，不是在走就是在甩在拉，与静静地握着竿子垂钓的形象完全不是一码事。阿南想，这世事还真有些纷繁，同样是在水中搞鱼，可能手段、方法、追求的结果都有不同呢。绕湖一圈，看过阴暗处搂搂抱抱的，小桌前饮啤酒的，跳扇子舞的，跟自己一样缓缓散步的之后，阿南回到了家里。

　　妻子收拾停当，已经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阿南推门进来，妻子眼睛没有离开屏幕，嘴上问他，挤出了？阿南又是一个浅笑没说话。阿南走近沙发，紧挨着妻子坐下，眼睛也注视着屏幕。电视里播着一个韩剧，一对小夫妻正在吵架。不过阿南也没兴趣看。他一边把手按在妻子的大腿上，一边将肩膀朝妻子的肩膀贴去。妻子侧过脸看了他一眼，嗔道，你不怕热呀？阿南笑着继续将手沿着大腿朝上滑去，另一只手则穿过妻子的后颈欲将她揽过来。妻子一边推开他的手，一边笑盈盈地说，急什么，唔……示意他女儿的房门还开着呢。

　　阿南只得站起身，去冲凉了。

　　冲了凉，阿南就走进卧室。他拉上窗帘，开了空调，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睁着眼。没一会儿，他听到外面妻子正叫着女儿，作业还没写完？写完了？那好，快点睡了！

　　这一次，阿南和妻子做得意外地畅快。这卧室里的空调好像没开，他们两个翻来滚去，将一条凉席搞得到处是汗津津、黏糊糊的。

　　稍息了一会儿，阿南又走到外面的客厅。他在沙发上坐下，点起一支烟，看着黑漆漆的电视屏幕一吸一吐。三支烟下去，阿南才起身。他推开房门看看，妻已经睡熟了呢。阿南便轻手轻脚地找了一条毯子，盖到妻的身子的中央。然后，折回身，独自到了书房。

　　很长日子没有在书桌前面坐了，阿南好像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再说阿南也不知道自己坐下要干什么。他顺手拉开最下面的一个抽屉。抽屉里放着阿南的几本影集。一下子阿南便有了翻阅的心情，他索性将抽屉脱了出来放到桌上，一本一本地看起来。一本是女儿的，从出生那天，女儿人生的第一张影像开始，一直到……大概是三四岁吧，这些都是阿南自己拍的，怎么，后来就越来越少了。是呀，这些年几乎都没再给女儿拍过照了呢。再一本是他们的婚纱集。那时候妻子白白嫩嫩，一碰，就红润。阿南每天就想搂她抱她，一晚上经常要来三次，躺下时一次，睡觉前一次，早上醒来一次。就是那天下午出发去影楼之前，他们还亲热了一番。呵呵。看着，阿南忽然想起了还有一些东西。他连忙打开另一个抽屉，翻出几本单位开会时用的工作记录本。径直地，阿南找到了一叠没有信封的信笺，那是在没有老婆之前与一个女同学的通信。哈，阿南想想觉得有趣，那时候他们还通信呢，却一点都没有肌肤的接触。不过，阿南现在也不想读，他只是匆匆地瞟了一眼那些已经有点泛黄的信纸，便一把将它们一对折，一撕；再对折，再撕；然后塞进纸篓。就这么浏览着撕着塞着，阿南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个女人。那是两年前认识的一个业务单位的部门经理，他们的交往从开始到目前都一直在两个地方，饭桌上和床上。他们不是那种要死要活的，而只是例行一件事务那样。电话一约，好的，就OK；没空，就作罢，客气地说声下次。现在，阿南一想到她，心里就不由得内疚起来，不是对她的内疚，而是对老婆的。至少这事儿经不起回想，一回想就觉得很荒唐，至少很无聊。就这样想着，忽然眼前跳出了一个小本本。呵，阿南一看就眼熟，封面上蔚蓝的天空，一个小男孩正在草地上放着风筝。那里面是他读大学时躲在床上写下的一些诗歌，还从来没有第二个人看过呢！里面大都是近体诗，七言绝句什么的，也有一些现代自由体的。阿南有些犹豫，想，撕了吧，有些不忍心；留着吧，恐怕也没有什么意思。最后阿南还是决定弃了它。他也不撕，连本子一起丢进纸篓。接着，阿南想起了更重要的一件东西。他又换了一个抽屉，从抽屉底下铺着的报纸下面，摸出了一本存折。这是他这些年来积存的全部私房钱。小红存折放在桌前，阿南呆呆地看着它，心里许多想法都纠结起来，心情也十分沮丧。

　　夜，在阿南的发呆之中深了。

　　阿南听到妻子开门和摸索的声音，正要走出书房，却见妻子推门进来。妻睡眼蒙眬地说，你干啥呀，还不睡？阿南堆上一个很不自然的笑，轻声地对妻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妻一下被惊醒了，说，不要吓我哦，你。阿南转身关了灯，搂着妻子朝卧室走去。

　　第二天，阿南继续没有去上班，他要去医院。妻子执意要陪他，他一定不要她陪。最后妻子只好由他。

　　到了医院，阿南取了几张单子，还是去找昨天的那个医生。医生看单子的时候，阿南的心跳急速加剧。好长时间呵，那个医生推推眼镜，才轻轻地吐出几声，好的，没什么问题的。阿南一怔，大声地问，真的，医生？医生的眼睛离开单子看向阿南，又点了一下头。阿南又怯怯地问，那……昨天怎么，你给我说的……医生慢慢地问，我昨天怎么说的？阿南立即打开病历卡，指着里面夹的那张从海边带回的单子给医生看，医生又开始慢慢地瞄那张单子。少顷，医生指着单子上面的一排字，念，女，58岁。然后转脸看着他。阿南一时转不过脑子，说，什么？我是男，41岁！医生说，对呀。阿南顿时明白了，那是别人的单子嘛。

　　阿南一身轻松，简直是跑着回家的。他现在最想见到的人是妻子。

　　回到家妻子不在，估计是去买菜什么的了。阿南静静地走进书房。刚坐下，就发现书桌上昨晚放的存折本本没有了，昨晚放存折本本的地方端端正正地摆着另一个本子——蔚蓝的天空，一个小男孩正在草地上放着风筝。阿南的脸上不由得浮上一阵少年的羞赧。

　　幸存者

　　夜色迷漫并笼罩下来

　　我们班上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工人子弟，而且父母都是一个厂里的。那厂叫火柴厂。所以每天放学后大家一起在堆木场里玩也就顺理成章。堆木场里通铁路，那些两三个人合抱粗的木材都是从遥远的大兴安岭运来的。它们总体上都码放得很有规律，但总有些歪斜而不够整齐划一的地方。那些不够整齐划一构成的空间就是我们玩耍的乐土。我们从那里钻进爬出进行好多种自创的游戏项目。

　　我们班上几乎所有男同学都在那个荒凉静寂的场地上有属于自己个人的“房间”。飞鹏的那间最好，它正好处在三棵大木头相互交叉的底下，空间宽敞，虽然人在里面很难直起腰，但最多时挨个儿也能坐下五六个。他还找了一块凉席铺在地上，使得“房间”看上去整洁而舒适；他又用刀子在迎面处削去一块方方正正的树皮，刻下一串时髦的语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清华的那间其次，虽然空间也不小，但却终日漆黑不见日光，只有下雨的时候，我们才会像皮色红嫩的小老鼠一样窝藏在那里。国平那间的特点是隐蔽性极好，它的入口有三层，而且层层都十分窄小，人要贴着地面像蛇一样才能游进去。那些房间对我们很实用，有些你喜爱的玩具，比如弹弓什么的，放到家里大人要骂，放到学校里老师要批评，藏在那个小天地里就再合适不过。

　　我们有一个自创游戏是：找书包。每个人的书包都交给另外一个人，大家分头藏好，再开始一起找。一般来说这是天黑前的最后一个节目，谁先找到谁就可以颠着P股跑回家了。

　　那是个春末夏初的黄昏。天色渐暗时，像鸟一样的我们找到书包后都各自四散着上路了。忽然后面传来了国平哭丧的叫声：“我的书包找不到了——”

　　那叫声孤单而哀怜，把跑在最后的我们三个的腿拉住了。于是我们又急匆匆地回头帮国平一起找。

　　像小股侦察兵一般我们兵分四路对游戏有效的范围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但结果却一无所获。夜色迷漫并笼罩了下来，知道搜寻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的我们开始汇合在一起讨论。我们焦急万分又故作镇静。

　　飞鹏说：“还是先回家吧，就说书包在学校里，忘记了。”

　　清华打趣说：“一顿P股总是逃不过了，嘿嘿。”

　　国平更加紧张得无话。

　　我说：“一样的呀，明天读书怎么办？”

　　飞鹏说：“明天一早我们四个人再来找，天亮了，就好找了。”

　　大家都没话，想想这也许就是最佳办法了。就在我们打算离开时，我一抬头忽然看见围墙边一棵大树伸展着的树枝上，吊着一个黑乎乎的方块，在月光的映照下，那不分明就是书包吗？我不禁尖声叫了起来：“快看，在那儿！”

　　大家的目光一齐射向半空。顿时所有的紧张都松弛了，破涕为笑的国平抢先爬上树去。飞鹏在一旁自言自语般地说：“——脑筋倒蛮好的嘛。”

　　水色让我们都沉默起来

　　田野和河流把我们隔开时，我们就写信彼此联络。但写信是一件麻烦的事，对我来说常常是有去无回，虽然我总是坚持不懈。国平还可以，给我的回信率大致接近90%，文字量也在60%左右；清华就不行了，回信率低于三分之一，字数不成比例，而且没有时间观念；飞鹏好像失踪了，他在最边远的山区，信在路上的行程没办法计算。因此我们聚一次就要写好几封信。

　　春末夏初是繁忙农事的一个间隙，田野上的稻子一天天转黄，人们稍事歇养准备着收割时狠狠地卖力。

　　那个下午清华叼着烟跷着腿悠闲自得地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我一下车就看见了他。他乜斜着眼睛嘿嘿笑着迎接我，也不跳下车来。

　　我问：“哪来的自行车？”

　　他说：“借师傅家的。来客人了嘛。”

　　说着他纵身下地又随即跨上座垫，边骑了起来边朝我说：“上来！我先带你去。”

　　从公路边的小站到清华所在的村子大概有三四里路，其中大半是黄泥机耕路，还有一截是进村前的石板路。清华一个下午在那条路上来回骑了三趟。等到把我们三个都聚齐在他那间小屋时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

　　飞鹏进门时说：“清华，你隔壁住的好像是个小娘吧？长得很不错嘛。”

　　清华说：“是啊，你们不认识？我们一个学校的，比我们低一级。”

　　我们都摇头。

　　国平说：“好了好了，把她叫过来，一起喝酒。”

　　清华说：“她是会来的，人很爽快的。”转念一想又说：“算了算了，我们难得碰上，叫她做什么。”

　　酒是清华早就准备好了的，酒票还是从乡亲们那里四处“借”来的。他又从师傅家里抓了一只鸡，飞鹏三下两下就把它宰完入锅。我们开始喝酒谈天。每个人都说自己的事，每个人的事对别人都是新鲜事。

　　夜渐深，微风带着植物生长的气息一阵阵飘入小屋。国平方便回来说：“嘿，隔壁亮着灯，还没睡呢。”

　　清华说：“人家每天看书学习，要去考大学呢。”

　　我说：“很上进嘛。”

　　清华说：“那是，哪像我们。”

　　月亮升上来了，大地看上去洗过一般清澈。清华带我们到村后的江边去。我们的声音惊动了村子里所有的狗，它们从各个方位一起叫了起来，煞是热闹。余姚江这一段的水面十分开阔，泛着月色的江面没有一丝船影，显得很有诗意。水色让我们都沉默起来。

　　少顷，谁突然说：“清华，你隔壁小娘睡了，灯关了。”

　　清华扮着脸喝道：“小娘小娘，别讲了。你知道小娘咋弄弄吗？喏，现在给你，你会吗？”大家一时都语塞。

　　脸色红润，看上去反倒年轻了很多岁

　　飞鹏告诉我们他的肝脏有了大麻烦时，我们都非常的震惊，震惊之余又无能为力。这几年飞鹏干得非常不错。他在一家乡镇厂里把关技术，因为个人占有股份，所以收入相当可观。那天是要去阿联酋办手续时做体检，才知道事情已经不好。医生说发现得尚早，所以有开刀或不开刀两种选择，但开刀有两种结果：彻底好转或速坏。最后飞鹏选择了开刀。踏上去上海华山医院的漫漫行程，他的心情一定是极为复杂难言的，我想。我们都没有为他送行，因为不知道该怎样为他送行，抑或到底是否需要为他送行。我跟清华打电话跟国平打电话；清华跟我打电话跟国平打电话；国平跟我打电话跟清华打电话；能说什么呢？只能是长长地吸口气再感叹一番而已。

　　幸好，半年里不断传来的总是好消息。再以后就到了可以为他庆贺的时候了。大家都是第一次光临飞鹏的新居。我们买了一筐新鲜的荔枝，清华他们带了一箱饮料，国平他们提着一袋大红的人参含片。

　　飞鹏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见面就把我们吓了一下，他一脸红润，气色正好，比以前略胖；一腔无所忧虑的笑声也比以前底气更足。

　　我老婆说：“你看上去反倒年轻了很多岁。”

　　他说：“每天在家按时吃按时睡，还不养胖吗？”

　　飞鹏就不喝酒了，只有我们三个畅饮如前。热闹而日常的席间大家都很放松。话题从各自的儿女们开始一会儿就转到飞鹏的身体上来了。

　　国平老婆问：“那你现在还要去医院吗？”

　　飞鹏说：“……就是吃药，每半年去检查一次。”

　　我老婆问：“每天在家里做些什么？”

　　飞鹏说：“练功。早上四点开始是太极拳；六点练吼功……”

　　“吼功？什么是吼功？”

　　“一边走一边吼，走几步，吼一声。”

　　“哎哟，那人家都被你吵死了。”

　　“那有什么，到体育馆那边，人少，有人也是练功的。然后买菜回家做点家务，吃了中饭睡觉；下午起来到公园转转，跟退休老头们一起；吃好晚饭练香功，睡觉前在床上还有坐功呢。”

　　“这么多功呀……”大家都笑。

　　清华老婆忽然又问：“你当时怎么想的，有没有把私房钱都交出来呀？我们家清华有一次去住院，在家里翻箱倒柜准备了一天。把日记都烧掉，把私房钱都交给我。哈哈——”

　　飞鹏答：“那当然。家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统统跟我老婆交待好，那还用说。”大家笑得更欢。

　　余兴节目是时髦的卡拉OK，飞鹏家现成的。但是大家都意思一下就完了，因为飞鹏还要早睡。

　　各色行人来来往往，出现又消失

　　国平下岗后，每天在股票市场抬着头看红灯绿灯，所以凑成搭子最好，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我也一样，每天在家弄文字，作息时间全由着自己的性子；还在国营单位卖力地发挥余热的清华唯有法定休息日才自在；飞鹏又去厂里上班，工作上渐渐地越陷越深，毕竟厂里少不了他，而休息日，出于健康的原因家中的管理比厂里老板还严格。所以天各一方的我们难得有切磋牌艺的机会。今天，发起人飞鹏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但四人会合方桌前落座却已是下午三点。

　　牌过三巡，飞鹏的手机响了。一看，他说：“没关系，是用户。”于是在电话里哇哇地技术指导了一番，口气很权威。刚合上手机它却又叫了起来，这一次他瞄着号码连连示意我们：“单位的，别出声，别出声。”于是我们都鸦雀无声，只听飞鹏讲个即兴创作的故事。

　　不多时清华的手机也叫，他接听：“……晚饭不回来吃了……在打牌……老同学……好了好了。”说完就不耐烦地挂掉。

　　一旁的国平责怪他：“对老婆态度咋介差！”

　　清华说：“老婆嘛，算了。哪像你！”

　　国平说：“像我就好，老婆女儿哪一个不照顾得好好的？”

　　清华还要抬扛：“下岗工人嘛，就是这点活。”转念又说：“不过，这些天家里儿子要考试……嘿嘿。”

　　说得国平也拿出电话往家里打：“哎，还没回来，碰到一个老同事，晚一点回来。你们先吃吧。高压锅里的排骨都搞好了，点上火吹吹；虾用盐水煮；……”

　　飞鹏说：“看来我也要请假了嘛。”边说边走到隔壁去。

　　一会儿飞鹏进门就冲着清华嚷：“哈哈，这下好了，编好的故事全部戳穿。老婆早就知道我在打牌了。”

　　清华睁圆眼：“怎么，她神通广大？”

　　飞鹏说：“你老婆打电话说的。”

　　清华说：“喔，她是去调查的，你看你看！”

　　我说：“现在反而好了，不用提心吊胆了。真是，老婆比警察还吓人。”

　　我老婆回家正在厨房忙着时，忽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竟是清华老婆。她含着笑站在门口。

　　清华说：“怎么，不放心？我要是去发廊，你也找不到。”

　　他老婆故作愠怒说：“你去吧，我又不是来找你。”

　　我老婆立即把她迎进门。她们俩就进了厨房。旋即我老婆又出来说：“飞鹏，国平，把你们老婆也叫来，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一起来吃饭，大家聚聚。”

　　他俩呵呵笑着，飞鹏说：“好吧好吧，反正牌也打不成了。”

　　国平说：“我跟家里说的是老同事，怎么一会儿在这里了呢？”

　　我老婆说：“无所谓的，只要没在找小娘。”

　　国平也说：“好吧好吧。”

　　四人打牌变成八人；从下午到晚上雷声倒不小，但时断时续只有两圈，手瘾都没过足，输赢又不了了之；把大家送到路口时，我看到春末夏初这个城市夜晚的街道开阔深邃，到处是灯火。各色行人来来往往，出现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