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黄时雨

第十七章 沧桑演武街

　　演武街位于江东区灵桥南侧，是一条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老街。据史料记载，此街旧名“大校场”，早在明嘉靖年间，这里就是驻扎和训练军队的场所，还是历代御史来宁波时检阅“三军”的地方。清代诗人李邺嗣曾在《东竹枝词》里写道：“往年御史出巡方，定坐江东大校场。一样三军排阵伍，饶歌齐奏献倭王。”短短几句诗，就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

　　大校场设立在江东，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宁波是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自元朝起就饱受倭患之苦。为了巩固海疆，使百姓安居乐业，历代政府在沿海各地区都建立了不少卫所。而当时江东属于城外，地广人稀，很适宜建大部队驻训的校场，一旦有外敌从东部入侵，军队还可以利用滔滔江水为甬城铸起一道坚固的屏障。直到民国时，大校场还有“周围二百七十九丈五尺”，在当时宁波地区的所有校场中，面积是最大的。校场除了在平日里供官兵们出操练武和举办大型群体性活动（如1906年11月，宁波府在大校场举行了首届学生运动会），必要时，还常作为统治者施展权威、处决犯人的刑场。不过，在漫长的岁月里，除了一些咎由自取、罪该当死的犯人，大校场里也游荡着许多不屈的冤魂，其中就有清咸丰年间农民起义军领袖史致芬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卓崇德等。

　　史致芬是东钱湖渔民，1858年夏天，为反对鱼货及农产品交易过程中高额的附加费“过账钱”，率众入城请愿，苦诉无果之下，怒打知府张玉藻。为防官兵报复，史致芬等人遂在东钱湖边树旗结寨。在短短几月里，起义军火烧演武厅、激战陶公山、攻克大嵩所，一系列辉煌的战绩，使官府为之震惊。后因奸人告密，史致芬被官兵捕获，同年年底死于大校场。这次起义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的嚣张气焰。卓崇德，奉化松岙人，大革命时期在老家湖头渡一带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并带领农协会员攻打当地的盐局和税关。1928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4月受省委指派回家乡恢复党组织。后去联系工作时在鄞县梅岭乡被捕，次年6月，年仅31岁的他不幸在大校场遇害。

　　演武街一带现在已看不到大校场的痕迹，但仔细找寻的话，还是会发现一些岁月的遗存。在演武街口，至今还屹立着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合院，黑色的铁皮门上方，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上书“宁波工人运动纪念馆”几个大字，这里就是大革命时期的宁波总工会旧址。旧址总建筑面积1435平方米，正中主体建筑为三层，一楼是大礼堂，三楼是办公室，左右两侧各有七开间两层楼房，以前分别是和丰纱厂、顺记铁工厂、美球袜厂和米业、邮电、铁路、海员等基层工会的办公用房。在三合院当中的天井里，安放着一尊宁波早期工人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王鲲烈士的铜像，那张年轻刚毅的脸庞，让人一看就肃然起敬。

　　王鲲，1905年出生于江东忠介街。20岁时经人介绍入党，为中共江东联合党支部三成员之一，随后又担任宁波总工会会长。当年，王鲲就是在演武街口的这座三合院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全市工人总罢工，并号召群众在大校场聚会，声讨反动军阀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一看威胁利诱不成，便强制查封了总工会办公楼，还将前来交涉的总工会领导人王鲲、杨眉山拘捕起来。两人在狱中受尽酷刑，于1927年6月22日惨遭杀害。宁波总工会旧址是宁波工人运动的历史见证者，在宁波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旧址现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面设置了各个时期宁波工人运动的史料陈列室，供游客参观和瞻仰。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使演武街一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幢幢高档的住宅楼替代了原先低矮的民房，美丽的江滨公园让居民又多了一个休闲锻炼的好场所，宽阔整洁的江东南路使人们出行更为顺畅；尤其是那座横跨奉化江的琴桥，远远望去，就像一把特大号的竖琴，横卧于江面之上。一到晚上，桥上五彩的灯光与旁边高楼上闪烁的霓虹相互辉映着，使古老的演武街，成为甬城闹市区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