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到月亮

第四节 重读徐永昌

　　重读徐永昌，在历史的深处他被贴上“仗节受降”的标签。周公摄政而不有天下，儒家的理念是为天下培养良相，而非怂恿人去称王称霸。作为丛林割据时代的将领，徐永昌自解兵权，一直“义”字当头地辅佐他人、为国家利益奔波。他帮孙岳带兵，一直在军中坚持唯孙岳马首是瞻；孙岳死后，他归附阎锡山，在阎锡山危难之际，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旋即为阎锡山的复出而奔波；后转投蒋介石麾下，更是为抗战而竭尽心力……披览典籍，像他这样，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儒家情怀，以一己之圆融正气，置身当时的蒋、阎、冯、张等剑拔弩张势力间，仍然得到各方礼遇，是不多见的。回忆起这段时期的人事纠葛，安享晚年于东南一岛的徐永昌很感喟：“当时若非私交尚好，真不知要走到什么地步。”

　　明知无望的事，仍然要去做，这是徐永昌生命里最浓的底色。在那个价值观剧变的年代，革命之声此起彼伏，各地豪强引兵自重，时有龃龉，他反对口号革命，贬其仅为“火之烟”，坚持在夹缝中忍辱图强；1945年在举国欢腾的受降日逆言正告同胞应反思忏悔，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明知此事必不成，仍抱病孤身前往争取挽留傅作义……他一辈子践行着“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孔训。他曾说：“中国若剩一个兵，此必予也。”

　　读史明志。从徐永昌身上，能依稀感觉到“旧中国”的价值观，看到“新中国”的蓬勃。但“新”和“旧”并非冰炭不相容的两样东西。在今天这个更加“新”的世界里，一样需要“旧”的人，而“旧”的人也一样需要与“新”的世界相融。他身上所折射出的儒家之立身精神、行事方法，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重读徐永昌，不由沉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