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会来花会开

第二十五节 写日记的那些日子

　　我小时候非常腼腆，不善言辞，上天给了我一张笨拙的嘴巴，同时也给了我一双敏锐的眼睛。人们不会警觉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会总是那么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包括村庄里的那些人和事。

　　稍大一点，大概二年级吧，我就开始记日记了，到初中毕业，记了不下二三十本，厚厚薄薄的。

　　记得刚学写第一篇看图作文，题目是“白头翁的故事”，当时教我们的李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写了一行让我气愤无比的话：是否是照范文抄的？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双眼噙满泪水，恨恨地写上：不是抄的！当时我的同桌是胡秋良同学，他亦义愤填膺地向李老师保证：我是看着她写的。自此，每一篇作文，我都憋着劲，非写出让老师误以为是照抄的效果来不可。后来换了程恕生老师教语文，他常常在批阅我们的日记时，用红笔在他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做上一些记号，这也是鼓舞我们写下去的动力，红色的波浪线越多，越能激发我写下去的热情。直至有一天，他在班上郑重宣布：吴秀琴同学的每一篇日记都可以拿出去发表了。他当真让我去投稿了，还得到过两块钱的稿费。两块钱也是天大的鼓舞。程老师热衷于让我们记日记，寒假里也布置了二十则日记的作业，但我过年玩到忘乎所以，只得赶在开学前一晚，一个人点着煤油灯在堂屋里熬了十则，那是数量上破纪录的一次。感谢程老师培养的这个习惯，它奠定了我写作的基本功。在小学毕业的最后一天，他满怀留恋之情地在黑板上写下了李白的《送友人》这首诗：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他用略带颤抖的声音教我们一遍遍地念：“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我都不能忘怀当年集体诵诗的情景。

　　小学时干得最多的事儿就是烧日记本。我和我哥打过好几回架，都是因为他偷翻我的书包，偷看我的日记，看完还不要紧，还要拿出来念给一家人听，笑话我。我一气之下，就会抢过日记本，撕得粉碎，丢进茅坑里，或者扔进正在做饭的灶膛里。妈妈觉得那很可惜，会帮着我责骂哥哥，会在日记成为灰烬之前，从灶膛里抢几页出来。

　　有一回哥哥颠颠地跑过来，说再也不偷看我的日记了，求我帮他写封信。他那时十七八岁，跟着叔叔当学徒，看上了干活那户人家的小保姆，他终于也有求我的时候。

　　周末去二姐家，有一晚把书包忘在他们的房间了。二姐夫居然也翻我书包偷看我的日记，这很恼人，但姐夫毕竟隔了一层，我不能像对待哥哥那样跟他打架。我在二姐面前表示了抗议，二姐却说，一米八几的姐夫看着看着就流眼泪了，她之前还从没见他流过泪呢，然后第二天就把我妈接到他家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我妈腿被蒸气烫伤得很厉害，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不能动。

　　家人看我的日记是出于好奇，学校则当成“教学成果”，这让我很尴尬。我们那所小学很破败，硬件条件比较差，乒乓球台是用几块断砖码成一条当拦网的，几根圆木架起来当高低杠。教育督导组一有人来视察，校长或者教导主任就让我回家一趟，把我那一大摞的日记本抱到校长室，一字儿摆开展览。说实在的，那会儿我难受极了，有种调皮生被当众罚站的感觉。还有一个原因，校长在看过那些日记后，有一天郑重其事地对我的家人说：这个孩子过于早熟，对人生考虑得超过了她的年龄，有些灰暗和悲观。他为此焦虑。

　　我并不习惯对所有人敞开心扉。记得初一时，暑假语数外三科联赛补习，五个班抽出三十几位同学临时凑成一个班，由隔壁班教语文的陈老师点评作文。突然，他对全班同学说要念一篇用血泪写成的范文，我噌地站起来打断了他，不让他念，把他弄得很没面子。后来他找到我们班聂老师告状，说你们班那个某某某同学太有个性了！

　　我一个远房表叔，常来我们家做客。他一来就堂而皇之地到我的书柜里找我的日记本出来看，坐在太阳地里看得津津有味，碍于面子，我不敢夺回来，但心里有扑上去的冲动。后来等到我毕业了，他让我来宁波投靠他的儿子。结果他的儿子，我的表哥去日本时，一定要带走我一本带锁的日记，说他看着看着就整夜地睡不着觉，想流泪，他每两三天就打越洋电话来，我死活不肯去接。以至现在同居一城八年，我们都再没见过一面。

　　参加工作以后陆续写了一些日记，或者专门为某个人而写，也有某人为我写的。比如章郎，许是他那些伤感的话，和字里行间绝望的气息打动了我，但是后来再也不愿意多看一眼，感觉那些都是哄小姑娘的伎俩。这话对他打击很大，他把他写的那些东西珍宝似的藏进保险柜，几次被我翻出来要丢掉，又被他夺回去藏得更隐秘。他说，你怎么就不能尊重尊重我的感情呢？

　　是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情就像一场逃避不掉的劫数。我的劫数都载入那些日记了吧。在毕业离开武汉的那一年，我全都付之一炬。很有些黛玉焚稿的决绝。

　　这个午后又浪费在这些关于日记的陈年记忆中了。可惜了，现在那些日记丢的丢，烧的烧，一本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