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荣过又枯了,落叶铺满大地,山变得光秃秃的。田里庄稼都收了,岸柴也割了,粮食进了仓,大地呈现出一片荒凉。然而,村庄却是掩不住的热闹。日子一进入腊月,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年”味儿。
忙年,跟春耕秋收、双抢冬播一样踩着节令赶。于庄稼人而言,“年”意味着承前启后,去旧迎新,为了给来年讨个吉祥,再懒散、再穷苦的人家也要把年过得像个样子。过个好年,是过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头等大事。
房前屋后都打扫过了,猪圈、鸡笼的粪也出了,都窖到了粪垱里,以备春耕的底肥,屋子角角落落的积尘蛛网也清扫干净了,家家户户门口都新铺了一层黄色的细麻姑土。但真正的清理是从洗洗涮涮开始的。勤快的妇人把家里所有的家什都搬到了池塘边,锅碗瓢盆、酒壶茶盅、桌椅板凳、床单被褥……或用草木灰擦,或用板刷刷,或用棒槌打,村头村尾大大小小的池塘,一时水花四溅,棒槌声迭起。
她们必须赶在干塘之前,把该洗的都洗了。
干塘是男人们的事情。水泵和渔网轮流从上湾塘抬到下湾塘,水抽得差不多了,男人们穿上水衣下塘了。网是从两边拉开去的,当中兜住养了一年的胖头鱼。一网打到底,两网打百斤,三网打干净,活蹦乱跳的鱼现称现卖,塘岸上挤满了称鱼的村民,看热闹的孩童时不时能捡些漏在网里的尺把长的“黄辣丁”“翘嘴白”。卖不了的鱼留着过年吃,吃不了的刮鱼丸子、炸酥鱼块、腌上晒腊鱼。除了腊鱼,腊肉、腊肠、腊鸡也是必备的年货。猪也是自家养的,过年要杀“年猪”,除了预备拜年走亲戚的“礼肉”外,剩下的也是过年吃。庄稼人虽节俭,但一年辛苦到头,逢年过节犒劳一下自家并不吝啬。天气好的时候,家家院子的竹篙上都晾满了鸡鸭鱼肉,在太阳底下冒着油,在风里头浸着腥。
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村头的蒸粑房了。这里白雾腾腾,香气缭绕,灶膛里干柴烈火烧得毕毕剥剥,映着人们一脸的喜气。不断地有人头顶着刚舂好的米粉进来,人们一边和粉揉碗口大的生庆粑,一边谈论着今年的收成。糍粑、生庆粑、年糕、豆糕是要备足的,浸满两三大水缸,一直要吃到来年布谷催春之时,有些人家甚至能吃到三伏天“双抢”时节。这是一项储粮大工程。村头巷尾舂米声此起彼伏,一天到晚不绝于耳。舂米的工具是最原始的。捣米的石嘴安在一个“十”字形状的木架上,两三个人站在石嘴另一端的木踏板上,拽住梁上悬下的一根麻绳,脚用力蹬下踏板,随着石嘴的频频起落,石臼里的米逐渐成了齑粉。石嘴边上席地坐着一个筛粉的妇人,或跪着一个拨糍粑的男人。拨糍粑是个危险的技术活儿。蒸熟的糯米黏性十足,极易黏住石臼与石嘴,拨糍粑的手要不断地伸进石臼翻动糍粑团,蘸着开水去湿润石臼与石嘴,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在石嘴起落的瞬间完成的,看得人心惊肉跳。也有直接在大的石臼里捣糍粑的,三五个壮汉子,大冬天里光了膀子,抡起粑杠捣向石臼里的糯米团,“杭育杭育”,糯米饭就变了糍粑团,捧到竹匾筐里摊平,按匀,便成了一大块圆圆的糍粑。女人拣了染得红红绿绿的糯米粒,在雪白的糍粑上摆出“囍”或“福”字,十分体面。
红和绿都是鸡毛换来的。换鸡毛的和修伞补锅、磨剪子戗菜刀的匠人都是赶在腊月农闲里出来,他们大多操着外地口音。换鸡毛的挑着货郎担游街串巷,总能受到乡人的热情相待。我至今仍搞不明白,他们换那么多的鸡毛去做什么用。逢有换鸡毛的来,必定远远就能听到他们手中的拨浪鼓声,主人家拿一畚箕鸡毛换来红、绿或是针头线脑,末了还不忘扯一坨热腾腾的糍粑,蘸了砂糖送到那异乡人的手里。大过年的,谁在外面讨生活容易呢!有个住在大山坳子里的远房表叔,村子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户,一年到头鲜有生人进山,偶有一个换鸡毛的误闯了进去,山路夜行不便,便借宿在表叔家,表叔表婶当了上客招待,杀鸡炖汤包饺子。换鸡毛的一住就是五六天,帮着他家把糍粑蒸了,豆腐磨了,年猪杀了,方才离开。以后每年的那个时日,那个换鸡毛的都要担着货郎担特地绕到山坳子里,在这老主顾家住几日,帮着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