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个好地方,到处干干净净,连厕所都是用白瓷砖铺的,比咱家灶台还白。我哥写信回来说。信中还夹了两张他的照片,一张骑高头大马的,一张穿龙袍的,端坐在一把龙椅上。
我哥三年木工学徒期满,年一过,就兴冲冲地跟师父到了首都。这封信在村子里辗转一圈,成了新闻。母亲逢人就说,北京好哇。我把照片带到学校,神气地指给同学看,这是我哥,我哥在北京。
我给我哥写了很多信,叫他要争气,等赚了大钱回来,叫村里人对咱刮目相看。那时,我们家很穷,因为些塘岸沟埂的小事,村长常常欺负人。我哥的回信也很长,信末总有一串数字——上个月领多少工钱,这个月买多少饭票,买短裤、牙膏多少钱,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剩下的钱也加成了数字,还很大呢。他说,妹妹,你要好好读书,咱家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自从我哥去了北京,我就觉得,天安门不再是课本中的彩页那么遥远,它只是一张邮票的距离。北京成了我们全家的希望。
这个无比巨大的希望破灭在五月的一个黄昏。天色将将暗下来,空气里满是收割后的麦秆香。村长手里扬着一张纸头,老远就冲在稻场扬麦的父亲喊话,老吴,你儿子完了,你儿子被抓起来啦。遣送证上的戳是十二天前盖的,刚好走了一封信的天数。我哥和湖北同籍的一群农民工被从北京遣送到武汉,在武汉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星期,看守所方面让家属带上伙食费去取人。
我哥没有犯罪,他是被收容了。和全国各地的农民工的命运一样,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摆地摊,斧头、锯儿、刨子摆成排,他们蹲在那些工具后面,等着活儿把他们领走。五月,有国际友人要来北京开大会,天安门要清场。我哥和广场上所有等活儿的人就都被收容了,然后各上各的车皮,各回各的原籍。他们戴着手铐,抱着头蹲在车厢里。到了武汉,他们和看守所其他犯人一样,都被剃了光头,行李被没收了,裤带被抽掉了,口袋也被掏空了。一日两餐,每餐一碗白开水,就两个玉米麸窝窝头。哥哥说他没挨打,但是脸上的伤不会说谎。
我哥一身精光地被父亲领回了家。母亲望着我哥一头乌黑的头发没了,忽地哭了出来,咱别再出去了,穷就穷点,咱还是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吧。哥哥很执拗,北京的钱好挣。等风头过了,北京还是需要人干活儿的。
我哥说的没错。偌大个北京,不可能都是坐办公室的,筑桥铺路,建房造楼,哪样不得要人干?哥哥让父亲卖了麦子,很快又凑足了路费,买了一张到北京的站票。哥哥这一去,我们的心也一直跟着悬到了北京。
北京不愧是首都,是座包容的大城市。仅那一次,以后,我哥再也没被收容过。
年关近了,我哥真的带回了一大笔钱,足可以翻新我们家的三间旧瓦房。不仅如此,我哥还带回了个北京大姐。北京大姐操一口京腔,真好听。一村的人都来看热闹,我哥就挨个儿发烟,发的都是我们那里最贵的烟。乡亲们问我哥,这是拐来的北京媳妇啊?我哥憨憨地笑,哪能啊,这是北京的房东。她和丈夫把家里的四合院腾出来几间,便宜租给我哥和他的工友们住。北京大姐是通县人,在北京待腻了,就想到乡下瞧个稀奇,体验下鄂东的年味风俗。
我真心为我哥感到骄傲,他半年赚的钱顶得上我们家种几年的麦子、油菜和水稻。我听得出,父亲和母亲也是骄傲的,他们和人说说笑笑的声音也大了。母亲也几乎淡忘了哥哥被剃光头发的忧伤——哥哥再次去北京之后,有好长一段时日,她常常半夜醒来,隐忍地啜泣。
我们将北京大姐当上宾招待。母亲变着花样弄吃的。母亲会做一种顶好吃的珍珠糯米丸,用蒸熟的糯米包了冻住的猪油,外面裹一层白砂糖,装盘再蒸,猪油化进糯米,糯米渗入白砂糖,又香又甜又糯,光亮滑口,吃得人满嘴油光。母亲很舍得放猪油。那猪油是哥哥从北京带回来的,北京的菜市场卖得贱,一块钱一斤的板油没人要——北京人好像不缺油水。哥哥和他的工友们就整副地买来,用洗干净的化工涂料桶装回来,母亲洗净切块大火熬了,装了两大猪油坛。这么好的猪油,在老家要卖五六块一斤的。
哥哥说北京的猪油和肥肉特便宜,还有照相也便宜。随便哪个公园,都有摆摊照相的,兼出租照相的衣服,照个“皇帝”两块钱,照个“大帅”一块钱,马白骑。
北京人也好,爽快。北京大姐一口气吃了五六个珍珠糯米丸,连夸好吃。她大概从来没吃过吧,这可是我们湖北有名的地方小吃。糯米不好消化,猪油却很润肠。我们家住在山梁上,地势高,招风,窗户没钱装玻璃,就用尼龙纸糊住,老北风一刮,窗户纸猎猎作响。半夜里,北京大姐忽地爬起来,急急地说要上卫生间,要拉肚子。乡下土屋,哪来什么卫生间?茅厕在地头菜园外,两块木板架在个破缸上,黑灯瞎火地容易踩翻。母亲连忙从院子里找来一只抬桶,是平时担粪用的,撕几页我的旧书垫桶沿上,让大姐在屋子里方便。这一夜,大姐起来折腾了四五趟。
天亮后,父亲和哥哥抬着抬桶去浇小麦。北京大姐有点难为情,建议我们修个好点的厕所。我们觉得好笑,农村哪儿不是厕所,田间地沟,竹园菜地,哪里不能方便?大姐说,北京很重视环境卫生的,建忠他们去年就是承包修建北京西单到西客站的公共厕所,有一百多处吧?哥哥说一共建了一百五十六处,还没完工呢,明年还得继续干。北京大姐一边引以为豪地描述北京厕所的干净,一边叹口气,说,厕所再干净它还是厕所,怎么能在里面烧菜做饭、打地铺睡觉呢?我实在看不过去,才让他们住到我家里来。年轻人在外面赚点钱不容易呵。父亲一听这话,怔住了,建忠,你们起先一直在厕所吃住?我哥支吾半天,解释道,那是在建的新厕,还没对外开放呢,我们建好一处搬一个地方,除了没通电,跟睡觉的房间没啥两样。
上午,哥哥的工友们从各个村庄汇聚过来,争着要接北京大姐去吃年饭,母亲不肯,一定要留大家先吃了晌午饭,晚上再放人。这帮年轻人拉拉扯扯地喝了许多酒,下午陪大姐打扑克。游戏的规则是输了的人要讲笑话,笑话要好笑,逗得众人捧腹才算数。一把两把,输了讲个笑话是没什么难的,谁的生活里遇不着点乐子?葛小胖输多了,憋了半天没憋出个啥来,眼看就要罚钻桌子底了,急了,说,讲别人的笑话算不算?众人说,只要好笑,也算。葛小胖先是兀自一通笑,指着我哥,笑到直不起腰,把众人笑毛了,催他快说,不然加罚“打油抹桌子”——众人抓起一个人的四肢,架空了来回荡,最后撂到桌面上转圈。葛小胖脸憋得通红,笑到上气不接下气的,建忠你们……上次……厕所里蒸饭……是不是漆黑的……你接错了水管……你们摸黑吃了……粪水蒸的饭?北京的天黑得早,他们收工迟,习惯了摸黑吃晚饭。葛小胖那次收工最迟,其他人吃到一半,说怎么饭有股怪味,葛小胖拿打火机对着煤油炉一照,锅里的白米饭有好多的黑渣点,还有泡过的卫生纸,再看地上的接水管,并没接错,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水管道通了。
除了葛小胖,没有一个人笑。众人不由分说把他抬起来“打油”,打完油抹桌子。活该他挨罚。
正月初八是个大吉日,又到了农民工大迁徙的时候。母亲这次说什么也不许哥哥出门了,北京的钱再好挣,咱也不去挣了。
初七晚上,哥哥照旧埋头收拾他的行李,他把几件换洗衣裳塞进一个大红格子的编织袋。他知道母亲说归说,拦归拦,拦也是拦不住的。票都定了,怎么能不去?再说,北京的那些没完工的厕所还在等着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