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北洋强人 : 割据军阀的人生沉浮
> “山西王”阎锡山的民本理念
“山西王”阎锡山的民本理念
2013年6月以来，常有媒体报道，在房地产的疯狂投资和扭曲发展下，中国已有了12座鬼城。多地出现鬼城是泡沫经济危机的表象警示：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盲目投机房市，民间借贷大行其道，则自毁经济民生。
然而，这样的警告，80多年前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就提出来了。他说：“一宅一工厂，工厂比宅强，今后要提倡，少宅多工厂。”那么，阎锡山何以有如此远见卓识呢？赳赳武夫如何成为“管理行家”？
阎锡山的商业头脑与他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有关。阎锡山在父亲的钱铺倒闭后给别人当店员。当时他还叫万喜子，但那段时间他过得很悲催，落魄地做走街串巷的小生意，遇到熟人低头叫卖：“买块饼子吧？”后来，当地有人编了个歇后语：“万喜子卖饼——不敢吆喝。”
1920年之前，阎锡山在山西的治理方略被称为“六政三事”。所谓“六政”，是指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三项为“兴三利”，后三项为“除三弊”；所谓“三事”，指的是种棉、造林、畜牧。这些政策深受百姓欢迎，很快得到落实，使千疮百孔的山西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经济复苏期。
“六政三事”与“保境安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事事关乎民生。阎锡山发布的这个治理红利不仅使政府很富足，还给老百姓带来了不少的实惠。由于弹药充足，阎锡山下令他的部队打靶演习，一律装上实弹射击。在当时，全国军队绝无仅有。这说明，经过几年的埋头发展和经济积累，阎锡山兜里不差钱了。
1922年，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时，对山西农村建设的成绩大加赞赏：“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阎锡山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使山西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日子好过的地方，引来一片好评。
“六政三事”还只是阎锡山改革起步阶段的方略。阎锡山一系列经济、金融、教育、文化、民生等方面新的治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一次当时闻名全国的改革理论会议上提出的。
1921年6月21日，阎锡山在督军府进山上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24人开会，史称“进山会议”。“进山会议”的原有议题是一批旅居苏俄的山西商人被驱逐回国，阎锡山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开着开着，会议主题就变成了“改革论坛”，不仅有“人生家庭的研究”“经济制度的研究”“教育的研究”“政治的研究”等与山西省密切相关的主题，还有“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宏大主题。“进山会议”连头带尾断断续续开了2年零4个月，是阎氏治理理论的一次全面升级。
会议最终的讨论成果是提出“公道主义”这一普世价值。阎锡山认为，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他还重点提出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使“劳享合一”，劳动多少，享受多少。如此，劳动者享受越大，生产就越发达，经济资本就越提高，国家就越富强。
阎锡山对民生的阐述涵盖多个方面。他提出要“使农人劳动的结果，除国课外，全部归农民所得”，要“使工者有器，工人劳动的结果，除折旧外，全归工人所得”。
而工人农民理想的生活状态是生活改善，家庭富裕，人人有机会接受教育，知礼义廉耻，行孝悌忠信。这样，社会始得和谐稳定，国家便可富强文明。阎锡山践行民生理念，从“村本政治”开始做起，提出将土地收归村有。
阎锡山在家乡搞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合理，还专门设置村监察委员会进行权力制衡。有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后惊叹：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就已经很高了。可见实施什么制度与文化水平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阎锡山很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他把实业技术骨干送去汉阳兵工厂学习，送去日本、德国学习，回来后都得到重用，成为他主政山西时年富力强的得力干将。有资料显示，当年阎手下的33个处级领导平均年龄只有36.7岁。
当年曾有一位年轻官员要到外地当县长，来向阎锡山请教如何处理好赋税与救济民众的关系。阎锡山对他说：“需要减，需要赈，减之赈之，是亲。不需要减，不需要赈时，减之赈之，不只不是亲，反足以纵民欲而害政事……”这里的“需要”二字大有学问，足见其为政之精明。
阎锡山深知“赋税是喂养政府的母乳”，纳税人是政府的衣食父母。他提出政治“当求病患、求民隐、解民冤”，使人民“在一个平等线上，都享快乐幸福的生活”。这与今天所说的“起点公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阎锡山在山西省主席任期内，编制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方案》。方案的实施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别说走在全国其他省的前面，就连中央政府直到1935年也才有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阎锡山治理山西，不仅重视水利、蚕桑等民生工程，还建起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并从1925年开始从法国引进技术，组装飞机。到1930年年底，山西已有20多架飞机。一位美国记者将山西工人每天的工资作为新闻热点报道出去，说山西的工人一天可以拿到六角至一元二角钱，令外省工人羡慕嫉妒恨。
蒋介石多次褒奖山西为“模范省”，号召官员要向阎锡山学习。上海的一家小报上有这样一幅漫画：蒋介石一手握枪，一手托着现大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着窝窝头；阎锡山一手提着秤，一手拿着算盘。对此，阎锡山觉得画得很像。精于计算，擅长经济，没什么不好。
阎锡山在金融理论与操作层面上，都很有一套。他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证券。他坚信“钱愈花愈多，须办实业”，靠搞买空卖空和泡沫经济只会陷入恶性循环。在山西省银行之后，他又设了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这些银行、银号所发货币，就是阎锡山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阎锡山将同蒲铁路修成窄轨，有人说他搞独立王国。他算了一笔账：20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还可盈利670万元，50年内可赚30.63亿元。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1930年5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阎锡山的身影，文章称他是一位“和平军阀”：“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业、军队、警察、牛、马、耕具、家禽、肥料等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奉行中庸哲学。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所经之地，为什么全然不见一点儿中庸文化的痕迹？”阎锡山叹息道：“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去乡间还可找到一点。”可见，眼见西方思潮的大肆涌入，中华文化的精髓被丢弃，阎锡山作为当时的执政者也是无能为力的。
1960年，阎锡山在台湾走完了77年的人生路。在他的墓碑上，有一副挽联是他生前所写：“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干大事的胸襟与把握大势的智慧，干成大事的欣慰与错失良机的遗憾，贯穿于阎锡山的一生。
直到今天，山西的老百姓还想念阎锡山治下的民本时代：“看那火车把山西都掏空了，走时满的，回来空的！阎老西修个窄轨好歹还知道给子孙后代留点东西。”
然而，这样的警告，80多年前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就提出来了。他说：“一宅一工厂，工厂比宅强，今后要提倡，少宅多工厂。”那么，阎锡山何以有如此远见卓识呢？赳赳武夫如何成为“管理行家”？
阎锡山的商业头脑与他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有关。阎锡山在父亲的钱铺倒闭后给别人当店员。当时他还叫万喜子，但那段时间他过得很悲催，落魄地做走街串巷的小生意，遇到熟人低头叫卖：“买块饼子吧？”后来，当地有人编了个歇后语：“万喜子卖饼——不敢吆喝。”
1920年之前，阎锡山在山西的治理方略被称为“六政三事”。所谓“六政”，是指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三项为“兴三利”，后三项为“除三弊”；所谓“三事”，指的是种棉、造林、畜牧。这些政策深受百姓欢迎，很快得到落实，使千疮百孔的山西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经济复苏期。
“六政三事”与“保境安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事事关乎民生。阎锡山发布的这个治理红利不仅使政府很富足，还给老百姓带来了不少的实惠。由于弹药充足，阎锡山下令他的部队打靶演习，一律装上实弹射击。在当时，全国军队绝无仅有。这说明，经过几年的埋头发展和经济积累，阎锡山兜里不差钱了。
1922年，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时，对山西农村建设的成绩大加赞赏：“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阎锡山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使山西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日子好过的地方，引来一片好评。
“六政三事”还只是阎锡山改革起步阶段的方略。阎锡山一系列经济、金融、教育、文化、民生等方面新的治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一次当时闻名全国的改革理论会议上提出的。
1921年6月21日，阎锡山在督军府进山上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24人开会，史称“进山会议”。“进山会议”的原有议题是一批旅居苏俄的山西商人被驱逐回国，阎锡山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开着开着，会议主题就变成了“改革论坛”，不仅有“人生家庭的研究”“经济制度的研究”“教育的研究”“政治的研究”等与山西省密切相关的主题，还有“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宏大主题。“进山会议”连头带尾断断续续开了2年零4个月，是阎氏治理理论的一次全面升级。
会议最终的讨论成果是提出“公道主义”这一普世价值。阎锡山认为，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他还重点提出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使“劳享合一”，劳动多少，享受多少。如此，劳动者享受越大，生产就越发达，经济资本就越提高，国家就越富强。
阎锡山对民生的阐述涵盖多个方面。他提出要“使农人劳动的结果，除国课外，全部归农民所得”，要“使工者有器，工人劳动的结果，除折旧外，全归工人所得”。
而工人农民理想的生活状态是生活改善，家庭富裕，人人有机会接受教育，知礼义廉耻，行孝悌忠信。这样，社会始得和谐稳定，国家便可富强文明。阎锡山践行民生理念，从“村本政治”开始做起，提出将土地收归村有。
阎锡山在家乡搞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合理，还专门设置村监察委员会进行权力制衡。有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后惊叹：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就已经很高了。可见实施什么制度与文化水平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阎锡山很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他把实业技术骨干送去汉阳兵工厂学习，送去日本、德国学习，回来后都得到重用，成为他主政山西时年富力强的得力干将。有资料显示，当年阎手下的33个处级领导平均年龄只有36.7岁。
当年曾有一位年轻官员要到外地当县长，来向阎锡山请教如何处理好赋税与救济民众的关系。阎锡山对他说：“需要减，需要赈，减之赈之，是亲。不需要减，不需要赈时，减之赈之，不只不是亲，反足以纵民欲而害政事……”这里的“需要”二字大有学问，足见其为政之精明。
阎锡山深知“赋税是喂养政府的母乳”，纳税人是政府的衣食父母。他提出政治“当求病患、求民隐、解民冤”，使人民“在一个平等线上，都享快乐幸福的生活”。这与今天所说的“起点公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阎锡山在山西省主席任期内，编制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方案》。方案的实施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别说走在全国其他省的前面，就连中央政府直到1935年也才有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阎锡山治理山西，不仅重视水利、蚕桑等民生工程，还建起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并从1925年开始从法国引进技术，组装飞机。到1930年年底，山西已有20多架飞机。一位美国记者将山西工人每天的工资作为新闻热点报道出去，说山西的工人一天可以拿到六角至一元二角钱，令外省工人羡慕嫉妒恨。
蒋介石多次褒奖山西为“模范省”，号召官员要向阎锡山学习。上海的一家小报上有这样一幅漫画：蒋介石一手握枪，一手托着现大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着窝窝头；阎锡山一手提着秤，一手拿着算盘。对此，阎锡山觉得画得很像。精于计算，擅长经济，没什么不好。
阎锡山在金融理论与操作层面上，都很有一套。他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证券。他坚信“钱愈花愈多，须办实业”，靠搞买空卖空和泡沫经济只会陷入恶性循环。在山西省银行之后，他又设了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这些银行、银号所发货币，就是阎锡山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阎锡山将同蒲铁路修成窄轨，有人说他搞独立王国。他算了一笔账：20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还可盈利670万元，50年内可赚30.63亿元。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1930年5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阎锡山的身影，文章称他是一位“和平军阀”：“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业、军队、警察、牛、马、耕具、家禽、肥料等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奉行中庸哲学。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所经之地，为什么全然不见一点儿中庸文化的痕迹？”阎锡山叹息道：“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去乡间还可找到一点。”可见，眼见西方思潮的大肆涌入，中华文化的精髓被丢弃，阎锡山作为当时的执政者也是无能为力的。
1960年，阎锡山在台湾走完了77年的人生路。在他的墓碑上，有一副挽联是他生前所写：“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干大事的胸襟与把握大势的智慧，干成大事的欣慰与错失良机的遗憾，贯穿于阎锡山的一生。
直到今天，山西的老百姓还想念阎锡山治下的民本时代：“看那火车把山西都掏空了，走时满的，回来空的！阎老西修个窄轨好歹还知道给子孙后代留点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