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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义务教育第一人
阎锡山这样一个军阀头子在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竟然能够让山西容下几十万张安静的课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中国奇迹！
近年来，尽管不少地方如火如荼地推行“课桌革命”——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提供崭新舒适的课桌椅，但是，人们还时常从新闻中看到心酸的一幕：在一些农村地区，孩子们却不得不自带桌椅上学。“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公益广告多年来深入人心，却仍然有很多因穷上不了学的孩子。
在80多年前的北洋时期，当时执政山西的阎锡山早已经在山西率先搞起了义务教育，至今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在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中国的义务教育始于民国；民国的义务教育则始于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因此，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肯定地说：“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的策源地。”
“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这一段通俗版的“劝学篇”，出自阎锡山当山西省主席时印的《人民须知》里。它不仅用朴素的语言向老百姓讲解了什么叫作“义务教育”，而且以行政强制力倒逼民众履行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法定义务。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里，阎锡山将“受教育”与“服兵役”“缴税金”并列，称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放在《告谕人民八条》的首条，要求山西民众自觉遵守。可见，阎锡山是个有着大视野、大智慧的地方大员。
阎锡山生于1883年，字百川、伯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同盟会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起义。他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一级上将。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出任山西督军。他最上心的事不是扩充军队、搜刮民财，而是民众的素质问题。他对本省民众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无力参政很不满意，忧心忡忡。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
阎锡山在教育理论上确实有一套。他在阐述义务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时警醒大家：“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他还强调指出，人民文化程度不高，政权必将由少数人掌控，也将为少数人牟利。
作为割据一方的军事强人，能从国家治理、人民素质以及公平公正的视角看待义务教育问题，不简单。光说不练不是好把式。他那本《人民须知》走的完全是群众路线，印刷量很大，几乎发到每个老百姓手中。通过阎锡山的宣传发动，“义务教育”这个新鲜事物逐渐被普通民众所接受。
在全面推行山西省义务教育方面，阎锡山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从草根抓起。1921年，阎锡山下基层视察后作诗《十年春出巡对民吟》：“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治三年便可得。”阎锡山抓义务教育先从最基层的农村抓起，实行“村政自治”。所谓“民有民治民享”，孩子入学读书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阎锡山很懂得教育学原理，深知教育不能脱离百姓生活。他提倡“家性教育”，认为学生义务教育期间的功课要“于他们家庭有帮助”。
这里所说的“家性”，就是今天的“人性化”。教育要以人为本，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动手动脑与社会实践能力。
第二步是从官员抓起。阎锡山走马上任山西省主席，高调向各级官员表明实施义务教育的决心和信心，提出了义务教育的目标，他重点强调：“强迫教育，既认为根本之要政，早办一年，即早收一年之效果。”随后，专门出台了《实行义务教育程序》，分工、责任都明确到了具体的部门和官员。
阎锡山将义务教育绑定各级官员的政绩：“为区长、村长、闾长的，多设几座学校，就是区长、村长、闾长的义务……世上万事都可省钱，只有出钱教子弟求学，是与自己后人积钱的法子……况且花钱办教育是世上第一样积德之事，你们须以此理告人民知之。”
当时，山西各县行政开支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最大。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兵荒马乱，何来高入学率？
阎锡山有“绝招”——他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连长都下了硬指标。
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80%以上。
阎锡山自己也做起了兴办学校的“火车头”。他在家乡创办的川至中学设附小，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鞋子。这些都是阎锡山掏自己的腰包置办的。
第三步从问责抓起。“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儿王”，说的是当时小学教师的工资很微薄。阎锡山先是大张旗鼓地倡导尊师重教。提出“小学教员事业很苦……务要实心尊崇，加意优待，使社会上养成尊敬师长的习惯”。而后多次发文为小学教师加薪，解决教员流失问题。
阎锡山对无故拒不让孩子读书的家庭处罚是很严厉的。凡学龄儿童及18岁以下之失学儿童，无故之不入学者，不仅家长要领受一定的经济惩罚，当地官员也要负连带责任。
“强迫教育”的力度是空前的。如1930年的猗氏县就向省府打报告，提出增加一个“学警”警种的建议，便于直接实行强迫教育。而这之前，确实有使用过警力“强制执行”应入学者入学的。在这点上，虽然军阀习气用在了推广义务教育上，但总体上来说，利大于弊。
阎锡山还非常重视学生的操守与教育质量。1919年6月开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多数学生出身贫寒。学校规定，即使家境宽裕的也应格外节约，以减轻家庭负担。阎锡山特别规定，如果在该校查到“在校处各酒食小铺私聚浪费者，轻则扣除操行成绩，重则勒令退学”。因为这是一所培养教师的学校，对将来为人师表者的要求就是要高一些、严一些。
从山西执行义务教育的情况看，阎锡山不是拿义务教育来作秀一把的空头政客，他是具有崇高事业心的政治家，是北洋时期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他对实施义务教育心急如焚，竭尽其能力与智慧。
1922年6月，胡适专门撰文评价道：“阎锡山确有不可及的地方”，他决心要办普及的义务教育，4年的师范不够养成教员，他就设立速成的国民师范；这还不够用，他就设更速成的传习所。义务教育在“那贫陋的山西居然先做到了！”
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考察山西的义务教育后，写出《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一文，断言“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阎锡山这样一个军阀头子在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竟然能够让山西容下几十万张安静的课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中国奇迹！
近年来，尽管不少地方如火如荼地推行“课桌革命”——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提供崭新舒适的课桌椅，但是，人们还时常从新闻中看到心酸的一幕：在一些农村地区，孩子们却不得不自带桌椅上学。“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公益广告多年来深入人心，却仍然有很多因穷上不了学的孩子。
在80多年前的北洋时期，当时执政山西的阎锡山早已经在山西率先搞起了义务教育，至今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在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中国的义务教育始于民国；民国的义务教育则始于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因此，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肯定地说：“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的策源地。”
“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这一段通俗版的“劝学篇”，出自阎锡山当山西省主席时印的《人民须知》里。它不仅用朴素的语言向老百姓讲解了什么叫作“义务教育”，而且以行政强制力倒逼民众履行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法定义务。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里，阎锡山将“受教育”与“服兵役”“缴税金”并列，称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放在《告谕人民八条》的首条，要求山西民众自觉遵守。可见，阎锡山是个有着大视野、大智慧的地方大员。
阎锡山生于1883年，字百川、伯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同盟会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起义。他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一级上将。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出任山西督军。他最上心的事不是扩充军队、搜刮民财，而是民众的素质问题。他对本省民众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无力参政很不满意，忧心忡忡。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
阎锡山在教育理论上确实有一套。他在阐述义务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时警醒大家：“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他还强调指出，人民文化程度不高，政权必将由少数人掌控，也将为少数人牟利。
作为割据一方的军事强人，能从国家治理、人民素质以及公平公正的视角看待义务教育问题，不简单。光说不练不是好把式。他那本《人民须知》走的完全是群众路线，印刷量很大，几乎发到每个老百姓手中。通过阎锡山的宣传发动，“义务教育”这个新鲜事物逐渐被普通民众所接受。
在全面推行山西省义务教育方面，阎锡山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从草根抓起。1921年，阎锡山下基层视察后作诗《十年春出巡对民吟》：“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治三年便可得。”阎锡山抓义务教育先从最基层的农村抓起，实行“村政自治”。所谓“民有民治民享”，孩子入学读书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阎锡山很懂得教育学原理，深知教育不能脱离百姓生活。他提倡“家性教育”，认为学生义务教育期间的功课要“于他们家庭有帮助”。
这里所说的“家性”，就是今天的“人性化”。教育要以人为本，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动手动脑与社会实践能力。
第二步是从官员抓起。阎锡山走马上任山西省主席，高调向各级官员表明实施义务教育的决心和信心，提出了义务教育的目标，他重点强调：“强迫教育，既认为根本之要政，早办一年，即早收一年之效果。”随后，专门出台了《实行义务教育程序》，分工、责任都明确到了具体的部门和官员。
阎锡山将义务教育绑定各级官员的政绩：“为区长、村长、闾长的，多设几座学校，就是区长、村长、闾长的义务……世上万事都可省钱，只有出钱教子弟求学，是与自己后人积钱的法子……况且花钱办教育是世上第一样积德之事，你们须以此理告人民知之。”
当时，山西各县行政开支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最大。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兵荒马乱，何来高入学率？
阎锡山有“绝招”——他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连长都下了硬指标。
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80%以上。
阎锡山自己也做起了兴办学校的“火车头”。他在家乡创办的川至中学设附小，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鞋子。这些都是阎锡山掏自己的腰包置办的。
第三步从问责抓起。“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儿王”，说的是当时小学教师的工资很微薄。阎锡山先是大张旗鼓地倡导尊师重教。提出“小学教员事业很苦……务要实心尊崇，加意优待，使社会上养成尊敬师长的习惯”。而后多次发文为小学教师加薪，解决教员流失问题。
阎锡山对无故拒不让孩子读书的家庭处罚是很严厉的。凡学龄儿童及18岁以下之失学儿童，无故之不入学者，不仅家长要领受一定的经济惩罚，当地官员也要负连带责任。
“强迫教育”的力度是空前的。如1930年的猗氏县就向省府打报告，提出增加一个“学警”警种的建议，便于直接实行强迫教育。而这之前，确实有使用过警力“强制执行”应入学者入学的。在这点上，虽然军阀习气用在了推广义务教育上，但总体上来说，利大于弊。
阎锡山还非常重视学生的操守与教育质量。1919年6月开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多数学生出身贫寒。学校规定，即使家境宽裕的也应格外节约，以减轻家庭负担。阎锡山特别规定，如果在该校查到“在校处各酒食小铺私聚浪费者，轻则扣除操行成绩，重则勒令退学”。因为这是一所培养教师的学校，对将来为人师表者的要求就是要高一些、严一些。
从山西执行义务教育的情况看，阎锡山不是拿义务教育来作秀一把的空头政客，他是具有崇高事业心的政治家，是北洋时期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他对实施义务教育心急如焚，竭尽其能力与智慧。
1922年6月，胡适专门撰文评价道：“阎锡山确有不可及的地方”，他决心要办普及的义务教育，4年的师范不够养成教员，他就设立速成的国民师范；这还不够用，他就设更速成的传习所。义务教育在“那贫陋的山西居然先做到了！”
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考察山西的义务教育后，写出《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一文，断言“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阎锡山这样一个军阀头子在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竟然能够让山西容下几十万张安静的课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中国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