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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戈将军”的三大“逆天之举”
1924年9月，直系主将冯玉祥以南苑建成“昭忠祠”举行落成典礼之名，把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请到北京，经过一番交谈，双方达成寻找时机发动兵变的意向。密议结束，冯玉祥令人以草堂为背景与孙岳合影，作为纪念，史称“草堂密议”。
那么，这一共同举事的密谋计划是如何实施的？冯玉祥做出哪些惊人之举？北京政变又是如何改变近代中国政治军事格局的呢？
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字焕章，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军阀首领、爱国民主人士。曹锟大搞贿选活动时，冯玉祥提前退出，这就与曹大总统结下了梁子，落得个“扬威上将军”的虚名，甚至到总统府办公事还要向曹锟打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次，冯玉祥派人去陆军部领用军械，跑了好几趟都没领到一支枪。冯问何故，办事的人说不送钱怕是什么也领不到。无奈之下，冯好不容易凑足10万元送上去。结果，下午钱送到，傍晚就接到领枪炮的电话。第二天大总统召集会议，见了冯玉祥和颜悦色道：“焕章，你这么苦，还给我送钱，我实在太过意不去！”
就在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的那天，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北伐宣言”，讨伐曹吴，又派孔祥熙给冯玉祥送来他亲笔书写的《建国大纲》，冯玉祥为之一振，举事时机渐趋成熟，决定伺机呼应南方行动。难道冯玉祥想反水，吴佩孚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吗？
其实，吴佩孚从来就没有将冯玉祥视为心腹之将，而是用而防之。直奉开战前，他左叮右嘱孙岳、胡景翼盯住冯，以防不测，万不得已，将其解决之。吴还专拨几十挺机关枪给胡，这不光是打奉张，关键时候可能派上用场。吴哪里知道此时胡景翼已与冯孙“桃园三结义”，就等吴佩孚大军开拔山海关了。
直奉战争已经打响，冯玉祥向曹锟建议：大军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调孙岳到北京拱卫首都。孙岳曾担任过曹的卫队旅旅长，曹锟欣然接受，立即委任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分守各个城门。
冯玉祥历来用兵神速，这次一反常态，就任第三路军总司令后总是有理由慢腾腾地前行。他还特地将最贴心的爱将鹿钟麟部作为殿后之军，到时好立即掉头冲在最前面。冯的总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以筹措军粮为名，按兵不动。所安排的军事训练就是朝着北京方向急行军。
此前冯就与张作霖父子有过接触，战争打响后，张作霖派出代表赶到古北口见冯玉祥，提出双方联合一致对付曹吴。最后达成两点协议：第一，事成之后，国事由孙中山主持；第二，奉军不得入关。
吴佩孚在前线督战，命参谋长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参谋长给冯玉祥电报最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本来是怕冯玉祥行动迟缓，强调战局紧张。结果，反而使冯玉祥更加坚定了举事的信心，立即部署掉头回京。
10月21日全军行动，各部以最快的速度向北京进发。先头部队的炊具放在路上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整时间。仅一昼夜，先头部队鹿钟麟部就到达北苑，各部行军速度都在昼夜100公里左右，创造了当时步兵行军的最快纪录。
北京内应已接冯玉祥班师之电，断绝城内交通，预备大车、麻袋等物堵塞总统府前。又派兵破坏京奉、京汉铁路交通。而后鹿钟麟一部伪装入城，迅即占领电报局、电话局、车站等重要机关，分头实施预定计划。由孙岳派兵守卫总统府，曹锟被监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不准与外间接触。发动北京事变，软禁总统，这堪称冯玉祥第一大惊人之举。
那么，举事得手后，冯玉祥还做了哪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呢？
管理曹锟财产与直军装备的兵站总监李彦青，平时常为难冯玉祥，冯将其逮捕枪决。曹锟之弟历来不是省油的灯，搜刮巨资，为虎作伥，冯玉祥并不想杀他，只是想逼他将贪腐的巨款吐出来，没想到他要钱不要命，吓得吞了鸦片自我了断。
冯玉祥将兵变部队改称国民军，为配合奉军打击直军残部，派兵占领天津。吴佩孚将司令部移至军粮城，此时国民军若穷追猛打，势必对其形成夹攻之态，逼得吴佩孚无处可逃。冯玉祥接受他人劝告，放吴佩孚一条生路，不再追击。
冯玉祥痛恨封建帝制，大局初定后，立刻派鹿钟麟把溥仪逐出宫去。对优待清室条件作出修正，永远废除皇帝专号，故宫一律开放，准备作为国立图书馆和博物馆之用。同时被遣散出宫的还有太监470余人、宫女百余人。溥仪逃往日本公使馆，再逃往天津日租界。这是冯玉祥所做的第二件惊人之事。这件事情使得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大大降低了，毕竟民国是通过与大清建立契约而建成的，冯玉祥公然践踏契约精神赶走溥仪，民国的共和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从此千疮百孔。
冯玉祥等通电全国公布《建国大纲》。电请段祺瑞出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时还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家大事。就在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当天，冯玉祥突然宣布解除兵柄，决心下野，军队如何处置，完全听命国家。这是冯玉祥带给人们的第三个“没想到”。
段祺瑞执政后，张作霖撕毁原有协议，大批奉军开入关内。段张分享冯玉祥的政变果实，这让冯后悔莫及。有人给他出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张作霖父子给解决了。冯玉祥当即否决说，如果张作霖出事，日本会趁机进占东三省，于国家大不利。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都不能意气用事，不计后果。有人曾概括《孙子兵法》为十六字：料事要准、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大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问，冯玉祥为什么要搞北京政变？据说，张学良曾说冯玉祥搞北京政变不是因为他觉悟高，而是收了他50万元。
历史上，冯玉祥有“倒戈将军”之称。客观地说，冯玉祥虽非科班出身，但少时贫寒经历与多年寄人篱下的从军生涯，使他确立了个人价值判断与坚定的民本思想。从滦州起义到推翻直系、从考察苏俄到五原誓师，从中原反蒋到坚决抗日，再到与蒋介石的独裁政府分道扬镳，都可看到冯玉祥是个很有头脑、善于接受新思想、常有新作为的军事强人。换一个角度看，频繁“跳槽”的冯玉祥并不全是为了烧“热锅灶”，而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值得他为之舍命的好老板。然而，因为他的搅局，多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在北洋枭雄中，冯玉祥的民本思想尤为难得，1922年他编了一首《爱百姓歌》。歌中唱道：“军人须知爱惜百姓，我之粮饷民所供。食民之膏衣民之脂，遇有祸患我们保。平内乱，御敌扰，不使百姓受苦恼。纪律严，名誉好，军民一体国之宝。”1917年起冯玉祥开始信奉基督教，故有“基督将军”之称。冯玉祥严格按圣经的要求做人，无论治军，还是生活，都活出了基督徒应有的品格，也尽上了基督徒应尽的本分。也许这是他人生迷茫时的最好精神归宿。
因为冯玉祥倒戈一击，吴佩孚败军只好退往河南、四川一带，受到当地土豪的款待。面对满桌酒肉，吴佩孚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我们哪还能开荤！”他令人只留下几个小菜，其余全撤下。
吴佩孚给乡绅们留下诗句：“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忧民之情跃然纸上。听说吴大帅到此，引来不少百姓前来围观，都知道他是名儒将，书法很有功力，就向他求字索诗。吴佩孚不分贵贱无欺，有求必应，部队都开拔了好长一会儿，他还在那里不慌不忙地为村民挥毫泼墨。
没想到，这倒救了吴佩孚一命。原来，他的先头部队出村子不久就遭遇土匪伏击，秘书长被乱枪打死。据说，这并非偶然，当地乡绅事先知情，要保护吴佩孚，又不愿得罪土匪，就不断派人缠住吴吟诗写字，使他免于劫难。
如果没有北京政变，吴佩孚有可能与南方和解而统一中国，这样就为积蓄力量迎战日寇赢得10年时间。而且，东三省若在疾恶如仇、一直将列强视为敌人的吴佩孚掌控之下，即便九一八事变不可避免，也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唉，没有办法，历史上总会有搅局者，这就是历史……
那么，这一共同举事的密谋计划是如何实施的？冯玉祥做出哪些惊人之举？北京政变又是如何改变近代中国政治军事格局的呢？
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字焕章，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军阀首领、爱国民主人士。曹锟大搞贿选活动时，冯玉祥提前退出，这就与曹大总统结下了梁子，落得个“扬威上将军”的虚名，甚至到总统府办公事还要向曹锟打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次，冯玉祥派人去陆军部领用军械，跑了好几趟都没领到一支枪。冯问何故，办事的人说不送钱怕是什么也领不到。无奈之下，冯好不容易凑足10万元送上去。结果，下午钱送到，傍晚就接到领枪炮的电话。第二天大总统召集会议，见了冯玉祥和颜悦色道：“焕章，你这么苦，还给我送钱，我实在太过意不去！”
就在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的那天，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北伐宣言”，讨伐曹吴，又派孔祥熙给冯玉祥送来他亲笔书写的《建国大纲》，冯玉祥为之一振，举事时机渐趋成熟，决定伺机呼应南方行动。难道冯玉祥想反水，吴佩孚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吗？
其实，吴佩孚从来就没有将冯玉祥视为心腹之将，而是用而防之。直奉开战前，他左叮右嘱孙岳、胡景翼盯住冯，以防不测，万不得已，将其解决之。吴还专拨几十挺机关枪给胡，这不光是打奉张，关键时候可能派上用场。吴哪里知道此时胡景翼已与冯孙“桃园三结义”，就等吴佩孚大军开拔山海关了。
直奉战争已经打响，冯玉祥向曹锟建议：大军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调孙岳到北京拱卫首都。孙岳曾担任过曹的卫队旅旅长，曹锟欣然接受，立即委任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分守各个城门。
冯玉祥历来用兵神速，这次一反常态，就任第三路军总司令后总是有理由慢腾腾地前行。他还特地将最贴心的爱将鹿钟麟部作为殿后之军，到时好立即掉头冲在最前面。冯的总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以筹措军粮为名，按兵不动。所安排的军事训练就是朝着北京方向急行军。
此前冯就与张作霖父子有过接触，战争打响后，张作霖派出代表赶到古北口见冯玉祥，提出双方联合一致对付曹吴。最后达成两点协议：第一，事成之后，国事由孙中山主持；第二，奉军不得入关。
吴佩孚在前线督战，命参谋长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参谋长给冯玉祥电报最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本来是怕冯玉祥行动迟缓，强调战局紧张。结果，反而使冯玉祥更加坚定了举事的信心，立即部署掉头回京。
10月21日全军行动，各部以最快的速度向北京进发。先头部队的炊具放在路上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整时间。仅一昼夜，先头部队鹿钟麟部就到达北苑，各部行军速度都在昼夜100公里左右，创造了当时步兵行军的最快纪录。
北京内应已接冯玉祥班师之电，断绝城内交通，预备大车、麻袋等物堵塞总统府前。又派兵破坏京奉、京汉铁路交通。而后鹿钟麟一部伪装入城，迅即占领电报局、电话局、车站等重要机关，分头实施预定计划。由孙岳派兵守卫总统府，曹锟被监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不准与外间接触。发动北京事变，软禁总统，这堪称冯玉祥第一大惊人之举。
那么，举事得手后，冯玉祥还做了哪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呢？
管理曹锟财产与直军装备的兵站总监李彦青，平时常为难冯玉祥，冯将其逮捕枪决。曹锟之弟历来不是省油的灯，搜刮巨资，为虎作伥，冯玉祥并不想杀他，只是想逼他将贪腐的巨款吐出来，没想到他要钱不要命，吓得吞了鸦片自我了断。
冯玉祥将兵变部队改称国民军，为配合奉军打击直军残部，派兵占领天津。吴佩孚将司令部移至军粮城，此时国民军若穷追猛打，势必对其形成夹攻之态，逼得吴佩孚无处可逃。冯玉祥接受他人劝告，放吴佩孚一条生路，不再追击。
冯玉祥痛恨封建帝制，大局初定后，立刻派鹿钟麟把溥仪逐出宫去。对优待清室条件作出修正，永远废除皇帝专号，故宫一律开放，准备作为国立图书馆和博物馆之用。同时被遣散出宫的还有太监470余人、宫女百余人。溥仪逃往日本公使馆，再逃往天津日租界。这是冯玉祥所做的第二件惊人之事。这件事情使得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大大降低了，毕竟民国是通过与大清建立契约而建成的，冯玉祥公然践踏契约精神赶走溥仪，民国的共和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从此千疮百孔。
冯玉祥等通电全国公布《建国大纲》。电请段祺瑞出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时还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家大事。就在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当天，冯玉祥突然宣布解除兵柄，决心下野，军队如何处置，完全听命国家。这是冯玉祥带给人们的第三个“没想到”。
段祺瑞执政后，张作霖撕毁原有协议，大批奉军开入关内。段张分享冯玉祥的政变果实，这让冯后悔莫及。有人给他出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张作霖父子给解决了。冯玉祥当即否决说，如果张作霖出事，日本会趁机进占东三省，于国家大不利。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都不能意气用事，不计后果。有人曾概括《孙子兵法》为十六字：料事要准、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大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问，冯玉祥为什么要搞北京政变？据说，张学良曾说冯玉祥搞北京政变不是因为他觉悟高，而是收了他50万元。
历史上，冯玉祥有“倒戈将军”之称。客观地说，冯玉祥虽非科班出身，但少时贫寒经历与多年寄人篱下的从军生涯，使他确立了个人价值判断与坚定的民本思想。从滦州起义到推翻直系、从考察苏俄到五原誓师，从中原反蒋到坚决抗日，再到与蒋介石的独裁政府分道扬镳，都可看到冯玉祥是个很有头脑、善于接受新思想、常有新作为的军事强人。换一个角度看，频繁“跳槽”的冯玉祥并不全是为了烧“热锅灶”，而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值得他为之舍命的好老板。然而，因为他的搅局，多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在北洋枭雄中，冯玉祥的民本思想尤为难得，1922年他编了一首《爱百姓歌》。歌中唱道：“军人须知爱惜百姓，我之粮饷民所供。食民之膏衣民之脂，遇有祸患我们保。平内乱，御敌扰，不使百姓受苦恼。纪律严，名誉好，军民一体国之宝。”1917年起冯玉祥开始信奉基督教，故有“基督将军”之称。冯玉祥严格按圣经的要求做人，无论治军，还是生活，都活出了基督徒应有的品格，也尽上了基督徒应尽的本分。也许这是他人生迷茫时的最好精神归宿。
因为冯玉祥倒戈一击，吴佩孚败军只好退往河南、四川一带，受到当地土豪的款待。面对满桌酒肉，吴佩孚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我们哪还能开荤！”他令人只留下几个小菜，其余全撤下。
吴佩孚给乡绅们留下诗句：“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忧民之情跃然纸上。听说吴大帅到此，引来不少百姓前来围观，都知道他是名儒将，书法很有功力，就向他求字索诗。吴佩孚不分贵贱无欺，有求必应，部队都开拔了好长一会儿，他还在那里不慌不忙地为村民挥毫泼墨。
没想到，这倒救了吴佩孚一命。原来，他的先头部队出村子不久就遭遇土匪伏击，秘书长被乱枪打死。据说，这并非偶然，当地乡绅事先知情，要保护吴佩孚，又不愿得罪土匪，就不断派人缠住吴吟诗写字，使他免于劫难。
如果没有北京政变，吴佩孚有可能与南方和解而统一中国，这样就为积蓄力量迎战日寇赢得10年时间。而且，东三省若在疾恶如仇、一直将列强视为敌人的吴佩孚掌控之下，即便九一八事变不可避免，也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唉，没有办法，历史上总会有搅局者，这就是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