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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螂捕蝉迷局的幕后
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天津之后，段祺瑞立刻召集他的学生傅良佐及其亲信段芝贵等人开会，决定立刻起兵讨逆。经过一番谋划之后，段祺瑞决定联络驻马场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湖南督军谭延闿、湖北督军王占元、直隶总督曹锟等人讨逆张勋。
段祺瑞本是支持张勋复辟的，待张勋复辟几天后又出尔反尔，起兵讨伐，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其实，这就是一场利用和被利用的智谋博弈。
张勋本想利用黎元洪赶走段祺瑞，然后再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使溥仪顺利地登位复辟。可是，张勋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来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段祺瑞以退为进，先是利用张勋解散国会，逼走黎元洪，然后再起兵讨伐张勋。这样，他既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掌政府大权，还可以赢得“再造共和”的美誉，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名利双收。在复辟一事中，张勋实实在在地被老奸巨猾的段祺瑞玩了一把。
在得知各省督军反对复辟后，张勋非常生气，大骂他们不仁义。随后，各路讨逆的军队开到了北京，准备讨伐张勋。
张勋有50营的“辫子军”，每营大约有500人，但这次上京只带了10营，其余的都在徐州，由张文生管理。张勋上京前，叮嘱张文生：“我如果发电报，上面写速运花40盆，就立刻调40营兵力开往北京。”等段祺瑞宣布讨逆的时候，张勋慌忙给张文生发电报，暗示张文生速带40营“辫子军”北上支援。可张文生呢，却让人从徐州带了40盆花给张勋。
张勋走投无路，只好自请开缺，愤愤不平地发了一个通电：“民国以来，战争迭起，国困人穷，这都是办共和给闹的，我只是顺应天命人意，还政大清，欲行君主立宪政体，乃是诚心诚意，不为个人谋利益，所行吾道不孤，凡我同各省督军，多与其谋，东海徐世昌，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还，都有证据证明。”
看到电报后，代理总统冯国璋下令将张勋的职位一概撸掉，打成罪人。段祺瑞的讨逆军更是不依不饶，非要张勋解除武装，就地投降。
得知消息后，张勋火冒三丈。很多遗老劝张勋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但张勋对于这类劝说没有任何反应。众遗老束手无策，只好纷纷逃离了京城。无奈之下，张勋又发出一纸电报，痛斥北洋系的同僚背信弃义，出卖朋友。但段祺瑞等人并没有因为张勋的电报停止讨逆，而是下令总攻张勋。
战斗开始后，大部分的“辫子军”被击溃并自愿放下武器，割去了辫子，接受改编或者遣散。唯独张勋私宅一带的“辫子军”顽强抵抗，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讨逆军向段祺瑞请示用炮轰张勋的住宅，段祺瑞表示同意，但要求只能用一颗实弹攻击，其他的只能用虚炮恐吓。当天晚上，讨逆军一炮击中张勋的住宅，宅院内顿时火光冲天，哭号四起，“辫子军”纷纷从宅中逃离或缴械，只有张勋依然不肯屈服。直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联系了荷兰使馆派出汽车去接他，张勋才逃离了住宅。讨逆随即宣告结束。
张勋复辟到失败仅仅12天，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称其行为是倒行逆施。这时，一位复辟遗老站出来为张勋说了句公道话，这个人就是洪宪帝制的拥护者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轰轰烈烈之忠直好汉。
张勋的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实心眼，有些憨厚，也很暴躁，这些特点集中在一个武人身上，那几乎就是顽固不化了。因为传统，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对家乡父老多有照顾。张勋老家江西奉新赤田村的人都沾了他不少光，每家都在张勋的资助下造了大瓦房，生活物资也是缺什么给什么。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需要建会馆的时候，但凡找到张勋，他都会慷慨解囊。
事实上，张勋复辟也算得上是一种忠义的表现，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在反复革命而使得道德沦丧的民国社会中，虽被嘲弄，却也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对于张勋复辟，只可笑其愚，却不可笑其忠。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后，下令赦免张勋，并发还了财产。晚年的张勋远离政治，转道经商，投资金融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此时的张勋已是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当有人问起他当年的复辟伟业时，他已不再有当年的夸夸其谈，或是淡淡数句，或是沉默不言。毕竟，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越去越远，再也不会回来了。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70岁，获前清废帝溥仪赐谥号“忠武”。次年8月，张勋棺木启运回乡，并于当年11月底葬于奉新县赤田乡陶仙岭下。
阁中帝子今何在，栏外长江空际流。袁世凯复辟失败，张勋复辟也失败，这说明在民国之后，假皇帝当不得，真皇帝也当不得。这正应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帝位如同墙上泥塑木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由此看来，张勋之败，是历史的必然。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的第一功臣
徐树铮是个颇具大将之风的人。在他最后兵败时，敌军蜂拥攻入北京城，到处抓捕他。如此危急关头，他仍然镇静自若地走进一家珠宝店，把欠店主的钱还清后，才从容坐车离京。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的《赤壁怀古》写出了周瑜的儒将之风。
北洋时期也有这样一位“儒将”，他13岁便考中了前清的秀才，25岁就被送往日本就读于有“日本陆军军官摇篮”之称的日本士官学校，27岁时他已经是一军的总参谋长，34岁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已经是北洋政府的陆军次长了，36岁他又就任国务院秘书长，成为段祺瑞执政时期的一员干将。
论起来，周瑜不过是江东一隅的统军大将，而他年纪轻轻却已经成了至少是名义上的全国陆军统帅。因为他的有勇有谋、文武双全，当时北洋政府的同僚们送给他一个“小扇子将军”的称号。他就是徐树铮，一个被历史有意无意湮没的将军。
徐树铮，字又铮，号铁珊，自号则林，江苏省萧县（现安徽省萧县）醴泉村人，生于1880年11月11日，死于1925年12月30日，年仅45岁。
各方对他的评价也是不一而足，有人说他：“乃是周公瑾一流，才堪顾曲，气度狭隘”，也有人说他嗜杀成性，常常对与段祺瑞持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排挤、流放甚至不经审判就予以枪毙，陆建章就是里面最著名的例子，也是这个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最后要了他的性命。还有人把他和班固、傅介子相比，说他“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说这句话的人是孙中山先生。先生口中的“奇功”，是指徐树铮出兵外蒙一事，他使外蒙古重回了中华民国的治下。
“十月革命”爆发后，原来支持外蒙古独立的沙俄政府自顾不暇。而当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在面对国家大义时，不同派系之间还是很团结的，徐树铮和孙中山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徐树铮将军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扎在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古只要掌握好时机就应该不是问题。因此，名义上他出兵是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是随时准备出兵收复库仑（今乌兰巴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国内一片混乱，原本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徐树铮趁机出兵库仑。在这期间，他往返于北京和库仑之间，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库仑当局同意撤销独立，复归中国。
徐树铮回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在复电中，中山先生欢喜与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从而有了班固、傅介子之比。从收回外蒙这件事情上来说，徐树铮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徐树铮是个颇具大将之风的人。在他最后兵败时，敌军蜂拥攻入北京城，到处抓捕他。如此危急关头，他仍然镇静自若地走进一家珠宝店，把欠店主的钱还清后，才从容坐车离京。
徐树铮曾有过“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的豪言壮语。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了他头颅的并非敌国大将，而是他曾经的下属冯玉祥。
1925年，曾被通缉流亡国外的徐树铮，因手握执政大权的段祺瑞的邀请又重新回到了国内。在他拜谒完段祺瑞南归的路上，他的专列要经停廊坊车站。就在这时，在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的带领下，几个士兵闯上了火车，抓捕了徐树铮并将他就地枪决。
“小扇子将军”就此陨落。据说段祺瑞曾派人提前预警，却被徐树铮一笑置之。段祺瑞为此事懊悔终生，自责应亲自去车站追回徐树铮。徐树铮死后，段祺瑞吩咐后人，在日后每年祭祖时一定要摆上徐树铮的牌位，段氏后人坚持至今。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作为北洋时期的一代名将，徐树铮的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是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他能出兵制止分裂，应也无愧“一代风流人物”的称谓。
§§孙传芳：一生尚武终死佛堂
纵观孙传芳的一生，他曾经好战成性，机警投机，一度呼风唤雨。但他身上有太多北洋军阀的时代烙印，造成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折戟沉沙，为大浪淘尽。
段祺瑞本是支持张勋复辟的，待张勋复辟几天后又出尔反尔，起兵讨伐，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其实，这就是一场利用和被利用的智谋博弈。
张勋本想利用黎元洪赶走段祺瑞，然后再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使溥仪顺利地登位复辟。可是，张勋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来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段祺瑞以退为进，先是利用张勋解散国会，逼走黎元洪，然后再起兵讨伐张勋。这样，他既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掌政府大权，还可以赢得“再造共和”的美誉，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名利双收。在复辟一事中，张勋实实在在地被老奸巨猾的段祺瑞玩了一把。
在得知各省督军反对复辟后，张勋非常生气，大骂他们不仁义。随后，各路讨逆的军队开到了北京，准备讨伐张勋。
张勋有50营的“辫子军”，每营大约有500人，但这次上京只带了10营，其余的都在徐州，由张文生管理。张勋上京前，叮嘱张文生：“我如果发电报，上面写速运花40盆，就立刻调40营兵力开往北京。”等段祺瑞宣布讨逆的时候，张勋慌忙给张文生发电报，暗示张文生速带40营“辫子军”北上支援。可张文生呢，却让人从徐州带了40盆花给张勋。
张勋走投无路，只好自请开缺，愤愤不平地发了一个通电：“民国以来，战争迭起，国困人穷，这都是办共和给闹的，我只是顺应天命人意，还政大清，欲行君主立宪政体，乃是诚心诚意，不为个人谋利益，所行吾道不孤，凡我同各省督军，多与其谋，东海徐世昌，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还，都有证据证明。”
看到电报后，代理总统冯国璋下令将张勋的职位一概撸掉，打成罪人。段祺瑞的讨逆军更是不依不饶，非要张勋解除武装，就地投降。
得知消息后，张勋火冒三丈。很多遗老劝张勋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但张勋对于这类劝说没有任何反应。众遗老束手无策，只好纷纷逃离了京城。无奈之下，张勋又发出一纸电报，痛斥北洋系的同僚背信弃义，出卖朋友。但段祺瑞等人并没有因为张勋的电报停止讨逆，而是下令总攻张勋。
战斗开始后，大部分的“辫子军”被击溃并自愿放下武器，割去了辫子，接受改编或者遣散。唯独张勋私宅一带的“辫子军”顽强抵抗，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讨逆军向段祺瑞请示用炮轰张勋的住宅，段祺瑞表示同意，但要求只能用一颗实弹攻击，其他的只能用虚炮恐吓。当天晚上，讨逆军一炮击中张勋的住宅，宅院内顿时火光冲天，哭号四起，“辫子军”纷纷从宅中逃离或缴械，只有张勋依然不肯屈服。直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联系了荷兰使馆派出汽车去接他，张勋才逃离了住宅。讨逆随即宣告结束。
张勋复辟到失败仅仅12天，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称其行为是倒行逆施。这时，一位复辟遗老站出来为张勋说了句公道话，这个人就是洪宪帝制的拥护者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轰轰烈烈之忠直好汉。
张勋的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实心眼，有些憨厚，也很暴躁，这些特点集中在一个武人身上，那几乎就是顽固不化了。因为传统，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对家乡父老多有照顾。张勋老家江西奉新赤田村的人都沾了他不少光，每家都在张勋的资助下造了大瓦房，生活物资也是缺什么给什么。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需要建会馆的时候，但凡找到张勋，他都会慷慨解囊。
事实上，张勋复辟也算得上是一种忠义的表现，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在反复革命而使得道德沦丧的民国社会中，虽被嘲弄，却也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对于张勋复辟，只可笑其愚，却不可笑其忠。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后，下令赦免张勋，并发还了财产。晚年的张勋远离政治，转道经商，投资金融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此时的张勋已是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当有人问起他当年的复辟伟业时，他已不再有当年的夸夸其谈，或是淡淡数句，或是沉默不言。毕竟，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越去越远，再也不会回来了。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70岁，获前清废帝溥仪赐谥号“忠武”。次年8月，张勋棺木启运回乡，并于当年11月底葬于奉新县赤田乡陶仙岭下。
阁中帝子今何在，栏外长江空际流。袁世凯复辟失败，张勋复辟也失败，这说明在民国之后，假皇帝当不得，真皇帝也当不得。这正应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帝位如同墙上泥塑木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由此看来，张勋之败，是历史的必然。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的第一功臣
徐树铮是个颇具大将之风的人。在他最后兵败时，敌军蜂拥攻入北京城，到处抓捕他。如此危急关头，他仍然镇静自若地走进一家珠宝店，把欠店主的钱还清后，才从容坐车离京。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的《赤壁怀古》写出了周瑜的儒将之风。
北洋时期也有这样一位“儒将”，他13岁便考中了前清的秀才，25岁就被送往日本就读于有“日本陆军军官摇篮”之称的日本士官学校，27岁时他已经是一军的总参谋长，34岁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已经是北洋政府的陆军次长了，36岁他又就任国务院秘书长，成为段祺瑞执政时期的一员干将。
论起来，周瑜不过是江东一隅的统军大将，而他年纪轻轻却已经成了至少是名义上的全国陆军统帅。因为他的有勇有谋、文武双全，当时北洋政府的同僚们送给他一个“小扇子将军”的称号。他就是徐树铮，一个被历史有意无意湮没的将军。
徐树铮，字又铮，号铁珊，自号则林，江苏省萧县（现安徽省萧县）醴泉村人，生于1880年11月11日，死于1925年12月30日，年仅45岁。
各方对他的评价也是不一而足，有人说他：“乃是周公瑾一流，才堪顾曲，气度狭隘”，也有人说他嗜杀成性，常常对与段祺瑞持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排挤、流放甚至不经审判就予以枪毙，陆建章就是里面最著名的例子，也是这个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最后要了他的性命。还有人把他和班固、傅介子相比，说他“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说这句话的人是孙中山先生。先生口中的“奇功”，是指徐树铮出兵外蒙一事，他使外蒙古重回了中华民国的治下。
“十月革命”爆发后，原来支持外蒙古独立的沙俄政府自顾不暇。而当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在面对国家大义时，不同派系之间还是很团结的，徐树铮和孙中山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徐树铮将军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扎在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古只要掌握好时机就应该不是问题。因此，名义上他出兵是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是随时准备出兵收复库仑（今乌兰巴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国内一片混乱，原本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徐树铮趁机出兵库仑。在这期间，他往返于北京和库仑之间，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库仑当局同意撤销独立，复归中国。
徐树铮回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在复电中，中山先生欢喜与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从而有了班固、傅介子之比。从收回外蒙这件事情上来说，徐树铮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徐树铮是个颇具大将之风的人。在他最后兵败时，敌军蜂拥攻入北京城，到处抓捕他。如此危急关头，他仍然镇静自若地走进一家珠宝店，把欠店主的钱还清后，才从容坐车离京。
徐树铮曾有过“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的豪言壮语。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了他头颅的并非敌国大将，而是他曾经的下属冯玉祥。
1925年，曾被通缉流亡国外的徐树铮，因手握执政大权的段祺瑞的邀请又重新回到了国内。在他拜谒完段祺瑞南归的路上，他的专列要经停廊坊车站。就在这时，在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的带领下，几个士兵闯上了火车，抓捕了徐树铮并将他就地枪决。
“小扇子将军”就此陨落。据说段祺瑞曾派人提前预警，却被徐树铮一笑置之。段祺瑞为此事懊悔终生，自责应亲自去车站追回徐树铮。徐树铮死后，段祺瑞吩咐后人，在日后每年祭祖时一定要摆上徐树铮的牌位，段氏后人坚持至今。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作为北洋时期的一代名将，徐树铮的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是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他能出兵制止分裂，应也无愧“一代风流人物”的称谓。
§§孙传芳：一生尚武终死佛堂
纵观孙传芳的一生，他曾经好战成性，机警投机，一度呼风唤雨。但他身上有太多北洋军阀的时代烙印，造成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折戟沉沙，为大浪淘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