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为人一向严峻,脸上几无笑容,连他的家人都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不过,段祺瑞在饮食上有个习惯,那就是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外,他一般都是一个人单吃,不和家人同桌吃饭。
事实上,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饭的主要原因是要避开荤腥,发展到后来,干脆吃斋念佛了。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段祺瑞与曹锟、吴佩孚恶战一场,最终以惨败而告终。战后老段闲居,有时间去参访大德高僧,佛学修为大为精进。搬到天津后,他开始正式吃斋,并在家里辟出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念经成为他每天的功课,从未间断。
段祺瑞信佛,一则与他在袁世凯时期曾在西山休养、接触佛学有关;二则是他希望借此走出直皖战争惨败的阴影。当然最主要的是他身为军人,杀戮过多,畏惧果报,因而要每日诵经以超度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亡魂。
1918年,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战役中,讨逆军抓了一些“辫子军”,段祺瑞部下靳云鹏请求杀几个战俘以振军威。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地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段祺瑞被人称为“北洋之虎”,但很多人说他有虎相而无虎威,宅心仁厚,过于正道。
段祺瑞信佛与当时天津的风气也有关系。在清末民初,各种社会思潮纷起,其中佛教最兴盛,天津的寺庙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无人不信神、无处不建庙”来形容。一些出名的寺庙,如海光寺、大悲院等,僧人、居士的数量都很庞大。当时的一些政客、军人,还有前清的一些遗老遗少,来到天津做寓公,其中有很多人热衷于宗教活动,尤以历史久远的佛教最多。
在皈依佛教后,段祺瑞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
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段祺瑞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当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不可”之时,段祺瑞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儿欣慰的笑容。
时隔4年后的1924年,段祺瑞再次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段祺瑞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与之前不同的是,他每天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立即赶到血案现场,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被世人误解的段祺瑞主动再次下野。从此,他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旋涡,只在家中吃斋念佛、下棋写字,不再过问世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把侵略的魔爪从东北延伸向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充当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随后,段祺瑞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71岁。在病危期间,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儿荤食以增强抵抗力,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但荤绝不可开!”
信佛之后,段祺瑞的食谱中,除了自己养的几只母鸡下的蛋算得上荤食,其他荤食一概不碰。有趣的是,段祺瑞只养母鸡,不养公鸡,因为他认为这样下的蛋才是“素鸡蛋”,是可以吃的。他年老后身体虚弱,仍旧不肯开荤,也足见其性格之倔强,又可见其信仰之坚定。
段祺瑞死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不禁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竟然没有一块埋骨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段祺瑞的遗骨才被起出,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