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22日,身在南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身着戎装到浦口车站恭候一位老者莅临,而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头恭候。当这位老者出现时,蒋介石趋前敬礼,并搀扶他下船。晚上盛宴招待这位老者时,南京冠盖云集,文武要员全部出席作陪。
这位垂垂老者,就是曾经在20世纪初叱咤风云的段祺瑞。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的大首领,又是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被鞭挞的对象,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便成了“祸国殃民”的大反派。那么,段祺瑞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震动。10月15日,清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冯国璋所属的北洋军,气势汹汹地直扑武汉。但是荫昌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北洋军队并不听从他的指挥。清政府束手无策,只好敦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几经讨价还价,清政府不得不一再让步。10月27日,摄政王载沣下令召回荫昌,而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主持前方军事。同时,改派冯国璋为第一军统领指挥前方作战,段祺瑞为第二军统领负责后方治安。
冯国璋南下时,袁世凯密令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但冯国璋为抢头功,得寸进尺,增加兵力,继续进攻。北洋军11月1日攻占汉口,27日攻占汉阳后,冯国璋复下令猛攻武昌,险些坏了袁世凯“一石二鸟”的好事。此时,袁世凯实际上在谋划:既用清政府镇压革命派,又用革命派逼迫清政府,迫使双方都向他交权。
北洋军攻下汉口、汉阳后,袁世凯下令按兵不动。早在16日,他还在湖北督军时,就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大将,虽力挺袁世凯出山,却又钟情于满清皇朝。袁世凯担心自己赴京后冯国璋擅自大举进攻武昌,破坏他“以武力镇压革命军,以革命军逼迫清廷”的大计。于是,急令段祺瑞为第一军统领兼湖广总督,接替冯国璋主持武汉的军事,准备实施用清政府压迫革命军妥协的既定方针。
段祺瑞到任后,将司令部从汉口退驻到孝感。1911年12月中旬,表面上,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英租界进行着“南北和谈”。实际上是段祺瑞派亲信廖宇春与黄兴的代表顾忠琛达成了秘密协议:第一,确定共和政体;第二,优待清皇室;第三,率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第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第五,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然而,议和因孙中山的回国而有了变化。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抵达上海。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湖北督军的段祺瑞大怒道:“革命党背信弃义,真是岂有此理!”立即下令前线北洋军炮火齐发,炮弹暴风骤雨般倾泻向武昌城。但他没有挥师进攻,反而以北洋军主力统帅名义,接连电告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声言:“共和思想已深入将士之心,将领颇有不可遏之势。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段祺瑞向清廷发出了要求共和的强烈信号。在北京的袁世凯、徐世昌、王士珍等人连忙复电,规劝段祺瑞“切勿轻举妄动”。
孙中山误判了形势,以为清廷军队将领发生了内讧,随即下令黄兴率军兵分六路北伐。无奈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都是些乌合之众,面对训练有素的北洋军,根本不堪一击,不久便败下阵来。孙中山只好通电表示:只要袁世凯推翻满清王朝,他随时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
1月26日,段祺瑞联名握有重兵的46名将领,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并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河北保定。
段祺瑞的通电,实质上是以武力为威慑的最后通牒。隆裕太后接电后,知道大势已去,无法再拖延时间,慌忙召集皇亲王公商量,于1912年2月12日带着6岁的溥仪,做了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然后发布谕旨,宣布清帝退位。袁世凯与段祺瑞有没有“力倡共和”的直接交流,不得而知,但两人确有推翻清廷统治的某种“默契”。袁世凯大功告成,段祺瑞“一造共和”功不可没。民国建立后,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出任新政府的陆军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