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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
回顾历史我们不禁发问：在称帝前，袁世凯已是独掌大权的民国大总统了，为什么还要图皇帝这个虚名呢？当时，他的大总统是终身制的，甚至可能成为家族制，这种终身制的集权式的大总统和封建帝王相差无几。至今仍有很多历史学家提出疑问：袁世凯当初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难道仅仅是贪慕虚名吗？
1911年，世界强国中只有法、美两个民主共和国家，英、日、德那时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制。对于积弱的中国来说，法国那种激进的革命方式非但无法实现民主共和，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美国的民主道路比较顺利，但美国的情况极为特殊，它的文明史短暂，没有经历长时期的专制传统，建国时期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已然接受并习惯了从英国舶来的议会政治。而中国经历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统治，以至于当时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里，普通老百姓只知道皇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总统。
推翻帝制后，民主共和在中国的表现确实是令人失望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民国初建，共和国这个理想虽然在中国出现了，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施民主共和的主、客观条件。对于90%人口是农民、80%人口是文盲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坐在龙廷的那个人叫皇帝还是总统，在省城管事的叫巡抚还是都督，都没有给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当时的国民思想整体封建保守，对于从天而降的共和体制都有些无所适从。社会问题随之日趋严重，老百姓普遍认为：皇帝就是王法的象征，没有皇帝，也就无所谓王法了；没有了王法的约束，原本暗藏的种种罪恶便随之凸显出来。原来贩卖私盐大都是地下交易，现在在市场上公开买卖；以前的土匪都是夜黑风高作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行凶抢劫。这就是袁世凯称帝前的社会状况，实际上已经处于全面瘫痪的临界状态。
旧的权威打掉了，新的权威却没有及时树立起来，社会急需新权威的出现，以维系短时期内的稳定局面，杜绝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孙文借宋教仁被刺案之机发动二次革命，表面上刚刚稳定下来的国家再次陷入混乱。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彻底丧失与北洋集团抗衡的实力。没有不同派系的实力彼此制衡，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共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
削弱最大的政敌后，袁世凯摆脱了原来的种种制约，开始实施中央集权。
在打败了国民党后，袁世凯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他拥有了在中国实现威权制度的机会和权力，中国当时的国情似乎也急需建立新的权威。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北洋集团和国民党，当时还存在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此外，政府派将军到地方当督军，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后与中央貌合神离，拖欠税款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
袁世凯等社会政治精英发现：共和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愈加衰弱，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而“二十一条”最终证明，共和体制下的集权并没有增强中国的外交实力，本国的凝聚力也随之下降。
在内外交困中，袁世凯发现必须寻找一个东西，一个精神的东西、制度的东西，把中国重新扶起来。于是，他想到了有传统道德做支撑的皇帝权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专制皇帝肯定是不能当的，这一点袁世凯不会想不到。袁世凯称帝的年号为“洪宪”，从字面上不难看出，袁世凯称帝的本意是想实行君主立宪。
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选择君主立宪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性宗教信仰，因而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凝聚国人，最佳的选择莫过于延续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思想。在封建思想中，国家的代表者是君王，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作用下，袁世凯想到了称帝，他想以君主的权威来凝聚国人。
茅于轼先生这样评价袁世凯：“他手里头有很强的兵权，而且这个人很能干，他联络的社会各方面的人脉非常的广，所以孙中山斗不过他，临时大总统就只得让了位。在袁世凯最初当总统的几年，他摆平了中国的各种势力，他是想要把中国改变成有规则有制度的国家。但是他没有摆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他还是想当皇帝，认为利用皇帝的权威可以把中国当时的各种问题简单化，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也有野心。但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觉得独裁更有利于实现他的理想，他当时是必然有这么个考虑的。”
对于当时中国的体制，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很不看好民国的未来，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他还预言“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古德诺直接指出，中国必须实施君主立宪才有未来，否则将有混乱及亡国的危险。这些话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后来，袁世凯取消帝制，民国总统更换频繁，导致国家混乱，国力日益衰弱，直至日本侵华，几乎亡国。
称帝前的准备阶段，袁世凯忽略了一点：老百姓被几千年的皇权政治害苦了，对皇帝深恶痛绝，根本不管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有着什么区别，只要是与皇帝有关的东西，就全盘视为封建君主专制的余孽。
总结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原因，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他没有动用国家强大的宣传机器，向天下人普及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区别。位居极权的他，误以为自己称帝是众望所归，全国臣民每天都在心悦诚服劝进。以至于称帝后，他才恍然发现原来很多人是反对的。为此，他曾经怒斥周围那些劝进的人：“就是你们逼我做皇帝的！”
从帝制到民主是一种进化，是不容许倒退的过程，当全民认同民主共和要好于帝制的时候，老百姓不管也分不清楚你这个君主立不立宪，只要是当皇帝就是倒退，就是复辟，就要推翻。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各省反抗中央要背着反叛的罪名。袁世凯一旦称帝，各省就有了一个“反复辟、反倒退”的正当借口，而这个借口的力量空前的强大，蔡锷三千护国军一声呐喊，几个月之内全国的形势都随之改变了。
袁世凯不是民族英雄，但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即使是那些视袁世凯为窃国大盗的人，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袁世凯是把中国带进民主体制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历史只给了他几十天的时间，连拿出个宪政框架的时间都不够。如果袁世凯多活几年，也许中华民族会少些后来的不堪与苦难呢！
1911年，世界强国中只有法、美两个民主共和国家，英、日、德那时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制。对于积弱的中国来说，法国那种激进的革命方式非但无法实现民主共和，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美国的民主道路比较顺利，但美国的情况极为特殊，它的文明史短暂，没有经历长时期的专制传统，建国时期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已然接受并习惯了从英国舶来的议会政治。而中国经历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统治，以至于当时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里，普通老百姓只知道皇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总统。
推翻帝制后，民主共和在中国的表现确实是令人失望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民国初建，共和国这个理想虽然在中国出现了，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施民主共和的主、客观条件。对于90%人口是农民、80%人口是文盲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坐在龙廷的那个人叫皇帝还是总统，在省城管事的叫巡抚还是都督，都没有给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当时的国民思想整体封建保守，对于从天而降的共和体制都有些无所适从。社会问题随之日趋严重，老百姓普遍认为：皇帝就是王法的象征，没有皇帝，也就无所谓王法了；没有了王法的约束，原本暗藏的种种罪恶便随之凸显出来。原来贩卖私盐大都是地下交易，现在在市场上公开买卖；以前的土匪都是夜黑风高作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行凶抢劫。这就是袁世凯称帝前的社会状况，实际上已经处于全面瘫痪的临界状态。
旧的权威打掉了，新的权威却没有及时树立起来，社会急需新权威的出现，以维系短时期内的稳定局面，杜绝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孙文借宋教仁被刺案之机发动二次革命，表面上刚刚稳定下来的国家再次陷入混乱。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彻底丧失与北洋集团抗衡的实力。没有不同派系的实力彼此制衡，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共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
削弱最大的政敌后，袁世凯摆脱了原来的种种制约，开始实施中央集权。
在打败了国民党后，袁世凯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他拥有了在中国实现威权制度的机会和权力，中国当时的国情似乎也急需建立新的权威。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北洋集团和国民党，当时还存在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此外，政府派将军到地方当督军，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后与中央貌合神离，拖欠税款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
袁世凯等社会政治精英发现：共和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愈加衰弱，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而“二十一条”最终证明，共和体制下的集权并没有增强中国的外交实力，本国的凝聚力也随之下降。
在内外交困中，袁世凯发现必须寻找一个东西，一个精神的东西、制度的东西，把中国重新扶起来。于是，他想到了有传统道德做支撑的皇帝权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专制皇帝肯定是不能当的，这一点袁世凯不会想不到。袁世凯称帝的年号为“洪宪”，从字面上不难看出，袁世凯称帝的本意是想实行君主立宪。
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选择君主立宪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性宗教信仰，因而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凝聚国人，最佳的选择莫过于延续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思想。在封建思想中，国家的代表者是君王，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作用下，袁世凯想到了称帝，他想以君主的权威来凝聚国人。
茅于轼先生这样评价袁世凯：“他手里头有很强的兵权，而且这个人很能干，他联络的社会各方面的人脉非常的广，所以孙中山斗不过他，临时大总统就只得让了位。在袁世凯最初当总统的几年，他摆平了中国的各种势力，他是想要把中国改变成有规则有制度的国家。但是他没有摆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他还是想当皇帝，认为利用皇帝的权威可以把中国当时的各种问题简单化，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也有野心。但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觉得独裁更有利于实现他的理想，他当时是必然有这么个考虑的。”
对于当时中国的体制，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很不看好民国的未来，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他还预言“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古德诺直接指出，中国必须实施君主立宪才有未来，否则将有混乱及亡国的危险。这些话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后来，袁世凯取消帝制，民国总统更换频繁，导致国家混乱，国力日益衰弱，直至日本侵华，几乎亡国。
称帝前的准备阶段，袁世凯忽略了一点：老百姓被几千年的皇权政治害苦了，对皇帝深恶痛绝，根本不管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有着什么区别，只要是与皇帝有关的东西，就全盘视为封建君主专制的余孽。
总结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原因，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他没有动用国家强大的宣传机器，向天下人普及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区别。位居极权的他，误以为自己称帝是众望所归，全国臣民每天都在心悦诚服劝进。以至于称帝后，他才恍然发现原来很多人是反对的。为此，他曾经怒斥周围那些劝进的人：“就是你们逼我做皇帝的！”
从帝制到民主是一种进化，是不容许倒退的过程，当全民认同民主共和要好于帝制的时候，老百姓不管也分不清楚你这个君主立不立宪，只要是当皇帝就是倒退，就是复辟，就要推翻。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各省反抗中央要背着反叛的罪名。袁世凯一旦称帝，各省就有了一个“反复辟、反倒退”的正当借口，而这个借口的力量空前的强大，蔡锷三千护国军一声呐喊，几个月之内全国的形势都随之改变了。
袁世凯不是民族英雄，但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即使是那些视袁世凯为窃国大盗的人，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袁世凯是把中国带进民主体制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历史只给了他几十天的时间，连拿出个宪政框架的时间都不够。如果袁世凯多活几年，也许中华民族会少些后来的不堪与苦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