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强人 : 割据军阀的人生沉浮

袁大头何以成为“冤”大头

　　历史学家袁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民国三年版的银元，正面是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头像，因此民间又俗称其为“袁大头”。

　　当看到这个“袁大头”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袁世凯往往是一个形象不佳的窃国大盗、卖国贼。但近年来亦有不在少数的学界观点认为：如果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的真实的袁世凯却是一位维护国家利益、祖国统一的爱国领袖，一位高瞻远瞩、厉行新政的改革家，一位治世的能臣、乱世的人杰。

　　在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么告的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

　　我们不难看出，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早有政变的打算，并已提前做好了部署。袁世凯见大事不妙，为求自保，只好和盘托出维新派“围园劫后”的计划。

　　维新派缺乏政治经验，由他们主导的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实上，他们所提出的新政思想，基本都在袁世凯这位实干家的手中得以实现。

　　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临死之前，向朝廷举荐袁世凯接替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很多德高望重的重臣如刘坤一等也都举荐袁世凯，西方列强也要求袁世凯出任此职。在众望所归下，朝廷在李鸿章逝世当天，任命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见当时袁世凯的能力、功绩以及德行得到了清廷上下的一致认可。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说袁世凯是举国上下最受欢迎的人毫不为过。第一，他带过一支最好的军队，在军队中威望颇高；第二，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使中国第一次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改朝换代，于革命有功；第三，他是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派，受到了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欢迎；第四，和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朝的遗老遗少指望着他掌权从而得到退位优厚待遇；第五，能维护中国的稳定，保护各国的在华利益，是西方列强的不二人选；第六，是厉行新政的实干家；第七，曾因是汉人被清政府罢免，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第八，人缘好，人脉广，军政班底雄厚；第九，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

　　基于以上原因，甚至黄兴等革命党人也属意于让袁世凯当民国总统。孙中山虽然看不惯这个旧官僚，但苦于手中无钱无兵，迫于无奈，只好迁就让位。

　　袁世凯年轻时曾参与入朝平叛，维护了清王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并自那时起与日本展开了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袁世凯放弃了以日为师的旧主张，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在他当上民国总统之后，还挫败过俄国策动外蒙独立的阴谋。

　　可以说，袁世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努力，并不逊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后世之所以说袁世凯卖国，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当时的中国从帝制迈入共和，在亚洲众多国家中第一个建立共和体制。但清王朝晚期的腐败、没落，已使国力尽衰。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体，但国力仍然贫弱。“二十一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不是条约，而是日本为窃取在华利益而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

　　纵观“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过程，袁世凯作为一国元首在“弱国无外交”的环境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他曾对时任政治顾问的英国人莫理循说：“绝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袁世凯指示下属在谈判中采用“拖”字诀与日本周旋，同时把消息透露给英、美等国，以引起国际干涉。当时中国积弱动荡，面对强横的日本，谈判是很困难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袁世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及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共十一条，不包含出卖主权的条款，勉强达到了中国利益最大化。

　　在签约后，袁世凯先于国人将签约日（5月9日）定为“国耻日”，并誓言“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足见其卧薪尝胆的决心。

　　事实上，由于国人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政府事后声明这些条约是被迫签订的，当时及以后历届中国政府始终没有予以承认。所以这些条约实际上从未生效过，也不具备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因此，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

　　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执政期间骂日本人最多，曾经多次当众痛斥日本使者，他的自挽联这样写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由此看来，说袁世凯亲日卖国应该是被过分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