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八年(1882年),清廷的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朝鲜政局陷入动荡之中。王室危急之际,朝鲜国王李熙向清廷求助,清廷命令吴长庆部开赴朝鲜平乱,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秣马厉兵,东渡朝鲜。
进入朝鲜后,清军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授权后,对于犯令者严惩不贷,迅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一次,当地百姓控诉清军士兵强奸一名朝鲜妇女,袁世凯得到报告后即刻展开调查,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捕获元凶并且手刃之。
对于军中士兵吸食鸦片,袁世凯也是深恶痛绝,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随从,也因吸食鸦片而被袁世凯所杀。
在袁世凯的协助下,吴长庆很快平定了军乱,安定了局势。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吴长庆对袁世凯大加赞扬,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5000人的德式新军,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令朝鲜上下大为折服。
光绪十年(1884年),属于朝鲜维新派的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扎在朝鲜的日军欲趁此机会,挟制朝鲜王室。国王李熙跑到清营求助,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清军一举击溃日军。
袁世凯平定甲申政变,打退了日本在朝鲜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受到多方面的高度赞誉。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变”后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未曾一日相离”,他目睹袁世凯的作风,十分折服推崇。他在赠诗中称赞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郞”。诗中,宗悫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他的“乘长风破万里浪”之言被后世广为传诵;周郎即三国时期的名将周瑜。可见,这个来自异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吴长庆的重要助手、清末状元张謇,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指挥作风也极为赞赏,说袁世凯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谢幼度就是因“淝水之战”而闻名于世的东晋名将谢玄,字幼度。而作为师长辈的吴长庆更是引以为豪,他说袁世凯“英达夙成,志气轩豁”“慰亭是中州有数男儿”。
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受到倚重。但凡清廷内外有点儿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他美言几句。
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务。吴长庆去世之后,庆军将领吴兆有被任命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由于吴兆有能力远不及袁世凯,朝鲜事务的实际处决权很快落到袁世凯手里。为此,袁世凯遭到很多人的忌恨,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
然而,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而且在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事后,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收集袁世凯在朝鲜的一些劣迹,告知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謇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敬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的信件后,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语气极为严厉。
在信中,张謇故意不称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其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汉朝的司马,张謇称呼“袁司马”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张謇在信中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此信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要凌驾于总办吴兆有之上。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的攻讦所误,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是张謇万万没有想到的。由此,张謇和袁世凯结下了梁子,彼此互不往来近20年之久。不过,日后袁世凯当上总统,并没有为难张謇,显现出难得的容人之量。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能力与才华,从而获得更好的机会。
对于袁世凯来说,朝鲜正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为他日后在军政领域叱咤风云奠定了基础。从此,袁世凯正式登上了中国近代史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