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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发迹
袁世凯不是民族英雄，但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即使是那些视袁世凯为窃国大盗的人，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袁世凯是把中国带进民主体制的第一人。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位毁誉不一的著名历史人物，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袁世凯，其中袁世凯引起的争议更大。有人痛骂他是“窃国大盗”，有人称赞他是“共和先锋”；有人指斥他“丧权辱国”；有人认定他“曲线救国”。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袁世凯，字慰亭，咸丰九年（1859年）生人，祖籍河南省项城县袁寨。袁寨居民多为袁氏族人，以耕读传家，延续数百年，经济条件只能算殷实。袁家真正转运发达，是从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开始的，“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
所谓“父子进士”，说的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他们分别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了进士；而所谓的“兄弟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分别中了举人。其中以袁甲三成就最大，袁甲三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部给事中等职。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军屡败，加之军饷告急，清政府被迫依赖地方上的地主武装，以抵御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和淮河流域崛起的捻军。这时，袁甲三主动请缨，以兵部给事中的身份回乡办团练，被清廷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驻军安徽临淮关以镇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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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甲三
袁甲三（1806—1863），字午桥，谥号“端敏”，是项城袁氏家族中第一位以科举功名（进士）入仕的人，也是第一位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最高官职是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提督八省军门。因为他的功劳，曾祖父袁志恭、祖父袁九芝、父亲袁耀东，都被朝廷追封为一品。母亲郭氏、原配妻陈氏、续妻陈氏也都被追封为一品诰命夫人。
袁家高官辈出，一时间成为“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在那穷乡僻壤的老百姓眼里，袁家俨然一个小王朝。
袁世凯出生那天，袁甲三恰好寄回家书，提到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于是给新生婴儿取名时定了一个“凯”字，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辈分排行，给婴儿取名“世凯”。
袁世凯出生的时候，叔父袁保庆时任济南候补知府，曾生一子，但不幸夭折。当时袁保庆已年过四十，考虑到生子无望，兄长袁保中又生有五子，便讨来袁世凯作为过继儿子。袁世凯7岁以后，袁保庆把他接到身边，带着他辗转于济南、扬州、南京等任所。因此，袁世凯自幼就受到了官场的熏陶，大城市的繁华热闹也让幼年的袁世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袁世凯像大多数官宦人家的子弟一样，从小便被灌输了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少年的袁世凯颇有才气，满怀雄心壮志，野心勃勃。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之楚霸王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和汉高祖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豪气无二，而文采尤过之，从中不难看出袁世凯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
但是，袁世凯读书并不用心，也不喜欢做文章，为应付科举勉强学习了一点儿八股的技法。袁世凯喜爱古文，后来他仕途失意，隐居时常读《古文观止》，但从不研究文章技巧，只是摘取其中激烈豪放之句朗朗称颂；他也喜爱读史，却只醉心于古今英雄纵横捭阖之道，从不引经据典，更不求甚解。
袁世凯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写得非常有趣。在他十三四岁时，塾师要他做八股文章，恰巧当时他的老师在与客人下围棋，袁世凯忽然来了灵感，挥笔疾书：“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为著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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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可取而代之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年轻时与叔父项梁遇见秦始皇的巡游车驾，路人纷纷低头避让，唯项羽抬头，直视圣驾，叔父怕他闹事，拉他低头，项羽却说：“彼可取而代之也。”
大丈夫当如此也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出行，允许百姓道旁观瞻，刘邦有幸挤进观瞻的行列当中，目睹了盛大的车马仪仗、精锐的步骑警卫。他远远地仰望到了始皇帝的身影，感慨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塾师看后，大惊失色。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看后也不无担忧地说：“这个孩子志向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
袁世凯的一位老师王雁臣曾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出的文章从整体上看，糟糕得一塌糊涂，不过其中一段却让人惊叹：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这段文字后来曾广为传诵。少年时期的袁世凯将僵化枯燥的八股文写得如此慷慨激烈，虽不合体制，却难能可贵。
尽管袁世凯不喜欢读书考试，对科场时文更是毫无兴致，但袁保庆还是极力让他走科举正途，毕竟读书当官是中国士绅人家对子弟的首要期望。袁保庆在济南府任职时，不惜重金聘请当地的名师宿儒为袁世凯进行启蒙教育；到南京为官后，更是延聘文武兼备的老师对袁世凯进行严格的科举教育。
不幸的是，袁保庆48岁那年在南京任上突染疾病，当年便抛下妻儿，撒手人寰。无奈之下，袁保庆的妻子牛氏带着只有14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更加不幸的是，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
袁家是官宦之家，衣食无忧，但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日子并不好过。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在做翰林院编修，回乡省亲的时候看到袁世凯年纪虽小，但天资聪明，是个可造之才，便把袁世凯这个侄子带到了京城，打算让他继续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15岁那年，袁世凯跟着袁保恒去了北京。
在袁保恒的严格要求之下，袁世凯参加了两次乡试，但一次都没有考中。
袁世凯有位饱学诗文的翰林堂叔袁保龄在京为官，他看过袁世凯的文章后说：“慰亭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愤怒之下，袁世凯将之前所做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恨恨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这一年，袁世凯只有20岁。
袁世凯不愿走科场旧途，他要学汉代名将班超投笔从戎。袁世凯的这个念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头脑发热，他早在幼年时就已有从军的志愿。袁家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叔祖袁甲三又有因战功得高官的荣耀，这些使幼年袁世凯将参军建功当成了自己的梦想。他决心以叔祖袁甲三为榜样，做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成年后的两次科场失败，尤其是第二次科场失败，让袁世凯彻底下定了参军的决心。
1878年，袁保恒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依靠，再次返回项城老家。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嗣子的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分家后，家里人还是希望袁世凯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但袁世凯头脑清醒得很，自知不是科举的材料，坚决放弃走考取功名的老路，开始另寻出路。
1881年5月，22岁的袁世凯面前摆着两条出路：一是去天津投奔李鸿章，二是去山东登封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
当时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任上，声望如日中天。袁世凯对李鸿章的显赫地位非常钦羡。在洋务派提出的“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袁世凯“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志在练兵以“安内攘外”。袁世凯的堂叔、时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对他的见解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
袁保龄找人为袁世凯写了封推荐信，让他去投李鸿章门下，但拿到推荐信的袁世凯经过三思后，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袁世凯很清楚，李鸿章的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人才济济，而自己仅是一个比秀才略高的拔贡。基于这个现实，袁世凯认为，自己到李鸿章幕府难有出头之日。因此，经过深思熟虑，袁世凯决定：放弃投奔权势极大的李鸿章，转而去投奔李鸿章的部下、当时驻守山东登州的淮军将领吴长庆。以后的事实证明，袁世凯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吴长庆后来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并帮袁世凯挖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
光绪七年（1881年），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吴长庆作为李鸿章的一大嫡系，当时正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吴两家有着特殊的关系，吴长庆是袁保庆的结义兄弟、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
吴长庆是当时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颇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这也是袁世凯不选势大声隆的李鸿章，而选择当时名声不算显著的吴长庆的主要原因。
由于袁吴两家的特殊关系，吴长庆对袁世凯极为照顾，处处关心、爱护和培养。而袁世凯自入吴长庆军营，并未因自己与吴长庆的特殊关系而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也没有世家公子惯有的放纵习气，待人处事大方得体、谦卑有礼。
更难得的是，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刚来军中不久，就展现出了干练的办事才能。他自幼熟读兵书，又长于思考，懂得大将治军应“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道理，协助吴长庆处理了很多棘手的治军问题。袁世凯强调军纪，严于执法，他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军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必赏必罚，绝不会有一点迁就。”
袁世凯虽然治军极严，但对士卒属下的生活却十分关心。对于士兵的伙食日用，袁世凯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不得有丝毫克扣；士兵中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命令给予特殊照顾；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袁世凯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军中上下的一致称赞。吴长庆对袁世凯的才干也十分认可，视他为左膀右臂，不断提拔重用。
在局势变幻不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年轻的袁世凯正一步步走向他人生的辉煌，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期待着更大的作为，他在等待机遇，而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不久，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位毁誉不一的著名历史人物，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袁世凯，其中袁世凯引起的争议更大。有人痛骂他是“窃国大盗”，有人称赞他是“共和先锋”；有人指斥他“丧权辱国”；有人认定他“曲线救国”。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袁世凯，字慰亭，咸丰九年（1859年）生人，祖籍河南省项城县袁寨。袁寨居民多为袁氏族人，以耕读传家，延续数百年，经济条件只能算殷实。袁家真正转运发达，是从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开始的，“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
所谓“父子进士”，说的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他们分别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了进士；而所谓的“兄弟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分别中了举人。其中以袁甲三成就最大，袁甲三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部给事中等职。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军屡败，加之军饷告急，清政府被迫依赖地方上的地主武装，以抵御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和淮河流域崛起的捻军。这时，袁甲三主动请缨，以兵部给事中的身份回乡办团练，被清廷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驻军安徽临淮关以镇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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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甲三
袁甲三（1806—1863），字午桥，谥号“端敏”，是项城袁氏家族中第一位以科举功名（进士）入仕的人，也是第一位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最高官职是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提督八省军门。因为他的功劳，曾祖父袁志恭、祖父袁九芝、父亲袁耀东，都被朝廷追封为一品。母亲郭氏、原配妻陈氏、续妻陈氏也都被追封为一品诰命夫人。
袁家高官辈出，一时间成为“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在那穷乡僻壤的老百姓眼里，袁家俨然一个小王朝。
袁世凯出生那天，袁甲三恰好寄回家书，提到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于是给新生婴儿取名时定了一个“凯”字，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辈分排行，给婴儿取名“世凯”。
袁世凯出生的时候，叔父袁保庆时任济南候补知府，曾生一子，但不幸夭折。当时袁保庆已年过四十，考虑到生子无望，兄长袁保中又生有五子，便讨来袁世凯作为过继儿子。袁世凯7岁以后，袁保庆把他接到身边，带着他辗转于济南、扬州、南京等任所。因此，袁世凯自幼就受到了官场的熏陶，大城市的繁华热闹也让幼年的袁世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袁世凯像大多数官宦人家的子弟一样，从小便被灌输了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少年的袁世凯颇有才气，满怀雄心壮志，野心勃勃。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之楚霸王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和汉高祖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豪气无二，而文采尤过之，从中不难看出袁世凯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
但是，袁世凯读书并不用心，也不喜欢做文章，为应付科举勉强学习了一点儿八股的技法。袁世凯喜爱古文，后来他仕途失意，隐居时常读《古文观止》，但从不研究文章技巧，只是摘取其中激烈豪放之句朗朗称颂；他也喜爱读史，却只醉心于古今英雄纵横捭阖之道，从不引经据典，更不求甚解。
袁世凯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写得非常有趣。在他十三四岁时，塾师要他做八股文章，恰巧当时他的老师在与客人下围棋，袁世凯忽然来了灵感，挥笔疾书：“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为著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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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可取而代之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年轻时与叔父项梁遇见秦始皇的巡游车驾，路人纷纷低头避让，唯项羽抬头，直视圣驾，叔父怕他闹事，拉他低头，项羽却说：“彼可取而代之也。”
大丈夫当如此也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出行，允许百姓道旁观瞻，刘邦有幸挤进观瞻的行列当中，目睹了盛大的车马仪仗、精锐的步骑警卫。他远远地仰望到了始皇帝的身影，感慨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塾师看后，大惊失色。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看后也不无担忧地说：“这个孩子志向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
袁世凯的一位老师王雁臣曾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出的文章从整体上看，糟糕得一塌糊涂，不过其中一段却让人惊叹：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这段文字后来曾广为传诵。少年时期的袁世凯将僵化枯燥的八股文写得如此慷慨激烈，虽不合体制，却难能可贵。
尽管袁世凯不喜欢读书考试，对科场时文更是毫无兴致，但袁保庆还是极力让他走科举正途，毕竟读书当官是中国士绅人家对子弟的首要期望。袁保庆在济南府任职时，不惜重金聘请当地的名师宿儒为袁世凯进行启蒙教育；到南京为官后，更是延聘文武兼备的老师对袁世凯进行严格的科举教育。
不幸的是，袁保庆48岁那年在南京任上突染疾病，当年便抛下妻儿，撒手人寰。无奈之下，袁保庆的妻子牛氏带着只有14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更加不幸的是，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
袁家是官宦之家，衣食无忧，但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日子并不好过。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在做翰林院编修，回乡省亲的时候看到袁世凯年纪虽小，但天资聪明，是个可造之才，便把袁世凯这个侄子带到了京城，打算让他继续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15岁那年，袁世凯跟着袁保恒去了北京。
在袁保恒的严格要求之下，袁世凯参加了两次乡试，但一次都没有考中。
袁世凯有位饱学诗文的翰林堂叔袁保龄在京为官，他看过袁世凯的文章后说：“慰亭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愤怒之下，袁世凯将之前所做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恨恨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这一年，袁世凯只有20岁。
袁世凯不愿走科场旧途，他要学汉代名将班超投笔从戎。袁世凯的这个念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头脑发热，他早在幼年时就已有从军的志愿。袁家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叔祖袁甲三又有因战功得高官的荣耀，这些使幼年袁世凯将参军建功当成了自己的梦想。他决心以叔祖袁甲三为榜样，做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成年后的两次科场失败，尤其是第二次科场失败，让袁世凯彻底下定了参军的决心。
1878年，袁保恒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依靠，再次返回项城老家。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嗣子的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分家后，家里人还是希望袁世凯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但袁世凯头脑清醒得很，自知不是科举的材料，坚决放弃走考取功名的老路，开始另寻出路。
1881年5月，22岁的袁世凯面前摆着两条出路：一是去天津投奔李鸿章，二是去山东登封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
当时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任上，声望如日中天。袁世凯对李鸿章的显赫地位非常钦羡。在洋务派提出的“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袁世凯“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志在练兵以“安内攘外”。袁世凯的堂叔、时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对他的见解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
袁保龄找人为袁世凯写了封推荐信，让他去投李鸿章门下，但拿到推荐信的袁世凯经过三思后，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袁世凯很清楚，李鸿章的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人才济济，而自己仅是一个比秀才略高的拔贡。基于这个现实，袁世凯认为，自己到李鸿章幕府难有出头之日。因此，经过深思熟虑，袁世凯决定：放弃投奔权势极大的李鸿章，转而去投奔李鸿章的部下、当时驻守山东登州的淮军将领吴长庆。以后的事实证明，袁世凯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吴长庆后来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并帮袁世凯挖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
光绪七年（1881年），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吴长庆作为李鸿章的一大嫡系，当时正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吴两家有着特殊的关系，吴长庆是袁保庆的结义兄弟、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
吴长庆是当时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颇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这也是袁世凯不选势大声隆的李鸿章，而选择当时名声不算显著的吴长庆的主要原因。
由于袁吴两家的特殊关系，吴长庆对袁世凯极为照顾，处处关心、爱护和培养。而袁世凯自入吴长庆军营，并未因自己与吴长庆的特殊关系而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也没有世家公子惯有的放纵习气，待人处事大方得体、谦卑有礼。
更难得的是，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刚来军中不久，就展现出了干练的办事才能。他自幼熟读兵书，又长于思考，懂得大将治军应“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道理，协助吴长庆处理了很多棘手的治军问题。袁世凯强调军纪，严于执法，他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军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必赏必罚，绝不会有一点迁就。”
袁世凯虽然治军极严，但对士卒属下的生活却十分关心。对于士兵的伙食日用，袁世凯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不得有丝毫克扣；士兵中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命令给予特殊照顾；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袁世凯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军中上下的一致称赞。吴长庆对袁世凯的才干也十分认可，视他为左膀右臂，不断提拔重用。
在局势变幻不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年轻的袁世凯正一步步走向他人生的辉煌，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期待着更大的作为，他在等待机遇，而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不久，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
